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一周，天气奇冷无比。在1月19日星期四过后，便是肯尼迪的就职典礼，新年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黄昏时分，政府部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铺满了大街小巷。雪花轻柔地滑过冬天微蓝的黄昏，飘洒到各处。晚上8点，当选总统肯尼迪和妻子到宪法大厅参加音乐会时，厚厚的积雪已将市区覆盖，连坚挺的“新边疆派”们也耷拉下了脑袋。雪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们冻得通红的脸上，他们正忙着用喷火器将国会大厦东面总统就职演讲台周围的雪块融化。但大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国会大厦广场和周边的雪越积越厚，为行政大楼和联邦三角建筑群的屋檐密密地镶上了银边。为了疏通道路，商场沿途点起了火堆，但火焰太微弱，对于融雪只能是杯水车薪。此时，风雪交加，寒风从波多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啸而来，这凛冽的风卷来细密的雪粒。凌晨3点45分，当肯尼迪回到他在乔治敦的寓所不久后，雪渐渐停了，但市内依旧寒气逼人。雪堆积在华盛顿东北黑人街区的巷道里，克利夫兰公园区内的燃油锅炉也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星期五中午，气温约20华氏度（约零下六七摄氏度），寒风刺骨。冻得发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钟才盼来了新一任总统，他们欢呼雀跃，想听听他即将发表的演讲。不过，还得多等一会儿。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的祝祷似乎没完没了，大家还要挨一阵子冻。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演讲也在一片混乱中拉开序幕。枢机主教祝祷刚结束，讲台下面的电线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烟腾起。特工处长顿时满脸惊恐，以为整个演讲台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让大家躲开，但都忍住了。最后不再冒烟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朗诵一首诗，感觉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脱稿，凭着记忆开始背诵。终于到了12点51分，首席大法官沃伦开始主持宣誓仪式。仪式开始后，现场的状况大为改观。宣誓时，总统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天气很冷，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能立刻听出是波士顿口音。这位朝气蓬勃的总统为新政府定下了基调：
让誓言从此时此地起航，最终影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火炬已传递给美国的新一代……历经战争、为了和平而受尽磨难的美国人，为我们的古老遗产而备感骄傲。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演说比林肯的更精彩。”但这多半只是夸张的场面话。若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期是美国的休养生息阶段，那么现在就将进入一个继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之后的第二个革新时代了。同样的，年轻人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溃时出生，她有着惊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时，她就陪在他身旁，温柔地拍着他的脸轻声说：“啊，多美好的一天啊，杰克！”
随后的几个星期同样是闪亮的。随后，琼·斯沃洛·赖特在描写摇滚世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写道：“他是‘我们的’总统，是出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将是最好的一个。”对于“新边疆派”而言，这种信念坚不可摧：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被寄予厚望地当选和就任。
投票支持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有34221463人，占总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后，美国民意测验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5％的人回忆说当初选的是他。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的看法与其在选举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选民们就开始改变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9％的人认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一现象并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决心要让更多人支持自己。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肯尼迪阅读了一部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作者在书中写道，行政首脑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这不同于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肯尼迪决意一开始就给人民留下忠于职守，雷厉风行的良好印象。
在就职游行中，肯尼迪发现海岸警卫队中没有黑人士兵，当即下令展开官方调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还空荡荡的办公室，见证自己的内阁宣誓就职。肯尼迪紧紧握住哈里·杜鲁门（这是杜鲁门自白宫离任后首次回来）的手，并下达了第一号行政命令，为400万贫困美国人供给了双倍的粮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任总统干劲儿不减。人们总能见到他一边在走廊快步通过，一边飞快地下达命令，一会儿站着阅读文件，一会儿又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随后又急忙飞奔回来，还不忘把指节弄出响声。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肯尼迪执政早期的典型状态：“除了没爬上华盛顿纪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没落下。”
华盛顿的其他人只得拼命跟上他的步调。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肯尼迪在任期间，“截止日期永远都在前天”。查尔斯·e·波伦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事必躬亲的总统。”政府有些成员被这位新领导逼得太紧，以致都难以进行日常工作了。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抱怨道：“这位新领导人一天有26个小时，可是我却只有24个小时。”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和艾森豪威尔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超过10分钟，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间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就已有4次了，而谈话内容也绝非琐碎之事。一个参议员曾说：“与总统会面后，必须一溜烟跑上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回国会，你得抢先一步，要在他对你的汇报做出评论之前到达国会。”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竟达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会议中下达了17项指示。在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内，肯尼迪便发布了32项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的头两个月中仅发布了5项），还发表了12次演讲，签署了22项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开了7次记者招待会。记者被他吸引：参加肯尼迪记者会的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总统。华盛顿有位幽默的评论员发现，新总统看起来不光决意自己身兼国务卿一职，而且还要做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细节。在早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问题涉及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浆的计划，他做了很专业的回答，而这个计划在4天前相关部门给出的报告中不过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不再使用绿色贝雷帽，便下令恢复。他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不忘亲自测试将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任职后的第一个春天将要来临，他居然注意到白宫日渐变绿的草坪上冒出了杂草，于是让园丁马上除掉这些杂草。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执政基础。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他也想确保人民能够对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会显得充满活力，这种形象为他加分不少，美国人赞赏主动的人。记者在报道中称新总统很有掌控力，这也会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还有，比如总统限定迪安·艾奇逊用4天时间做一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当然，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头几次会见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节目面向2150万电视用户播出，约6500万人观看，而此类节目均为现场直播。肯尼迪不仅得是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得充当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他确实如此。麦克卢汉称其为表演能手。诺伊施塔特对总统的评价很到位，这也在民意测验调查员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场就改变了许多选民的倾向。这些选民曾支持尼克松，如今却改变主意，反而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肯尼迪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奇迹：这位新任总统牢固的民众基础能和艾克sup/sup比肩了。
道格拉斯·卡特认为：“总统就如法国各有千秋的高级餐馆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艳，有英国画家凯特·格里纳韦画布上3岁女孩卡罗琳的可爱，有总统演讲时的口若悬河，此外还有些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象征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说辞一去不复返——“花小钱而获大利”“起伏式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轮充满活力的施政行动，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劳工部长就职才24小时便平息了一场罢工运动。像那个备受煎熬的参议员一样，新内阁的成员都像患上了轻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马不停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毋庸置疑，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只是幻觉，时间久了注定会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忙碌给人印象极深。据说有位部长边标示邮件，边接听电话，还同时用简略的专用语给助手传达上级的指令。另一位部长一直训练自己每天只睡6小时。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内阁成员每天坚持7点半来上班，这让五角大楼的警卫们惊愕不已。
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重返营地，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执念。后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时说，他的下属“具有让人兴奋的美国精英主义的感觉”。“精英主义”在那时并非一个带贬损意味的词，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优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共同实现一种理想的感觉。这种理想就是建构新的美国民族主义，并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带来一种崭新有力且主动进取的精神”。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学者，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时的流行语对“失败”的定义是：耶鲁大学毕业，开着一辆贴有“尼克松”标签的福特埃德塞尔汽车。有人问奥维尔·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选为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搞不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吧。”弗雷曼并非哈佛大学毕业生，但本届政府看中的是他以优异成绩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还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背景。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在莫尔丁的漫画中被描绘成开启首都之门的新钥匙。8年前华盛顿盛行的风气是轻视知识分子，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如今这种风气已荡然无存。为增强这种氛围，“新边疆派”尽量避免谈论一些不和谐的事儿，比如他们的总统喜欢打高尔夫以及他最钟情的那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之心》）也并非古典歌曲。然而，将其描绘为出身名门却是相当合适的。杜鲁门扶植将军，艾森豪威尔偏爱企业大亨，肯尼迪却对学者们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顾问里面，由国务卿领衔，有15位罗德奖学金得主、4位历史专家。国防部长、国税局局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执教。总统在黄金储备方面的顾问也是一名教授，就连其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也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更史无前例的是，白宫第一次聘请了文化顾问。
“出类拔萃之辈”是后来哈伯斯塔姆对这些学者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的苦涩嘲讽。他是11年后才做出这一评价的，主要谴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们下的最烂的一盘棋，但他们的灾难不止于此。这也是回顾肯尼迪执政时期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实。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误了，而他们第一次关乎大局的失败却不能只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仅是上届政府所订计划的执行者。然而，他们原本应该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这些计划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会犯错。他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想象与实际。在回顾新政府刚掌权的日子时，罗伯特·肯尼迪颇有洞察力地说：“那些日子里，我们总听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们还以为自己正朝着胜利前进。”对自身错误的察觉，不得不归功于美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险，即以古巴猪湾命名的猪湾事件。
哈伯斯塔姆后来这样描述那次惨败：“看似与时代如此相合的总统竟通过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在对当时情况一无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计划，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后来，肯尼迪亲自问特德·索伦森：“我那时怎么会如此草率呢？我一生从不盲从专家。我简直愚蠢到家了，怎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懊悔万分的总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率反复提起猪湾事件，很难理解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什么会卷入这次注定要失败的大冒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开始时，那个计划看来并不轻率。当选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听艾伦·杜勒斯说起这个计划。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做了汇报，即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及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总统召开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谨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这位新总统无须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会万无一失，该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
肯尼迪当时上任才一个星期。他需要更多时间仔细理清此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紧迫，对古巴旅来说，更是机不可失。卡斯特罗即将收到几箱从苏联发来的米格战斗机。6月1日，他们就能装配足够数量的战机编入现役战队，驾驶员都是古巴飞行员，他们都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训练，将在海滩上歼灭古巴旅。并且，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说过，受训的人到4月后便不许留在当地了。因为那时将进入雨季，马德雷山脉会即刻变为一片沼泽，继续在那儿训练是不可能的。中央情报局报告称，古巴旅已一切就绪，力求一战。古巴的解放只等总统的一声令下了。
肯尼迪仍在犹豫，他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艾伦·杜勒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要么批准此计划，要么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便难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这也就相当于鼓励古巴在拉丁美洲范围内破坏民主政府的根基，并会使其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陷入被动。因为被解散的、幻想破灭的古巴旅将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在全美游行，揭发肯尼迪是怎样背叛他们并放弃反共运动的。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好了要告诉那些“只想获得在自己的国家重建自由政府的机会”的“优秀年轻人”：你们“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肯尼迪问他，计划的成功概率有多大。杜勒斯提醒他，1954年6月，中央情报局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他说：“我当时就站在艾克的办公桌旁，对他说我确信危地马拉行动必定会成功。而此刻，总统阁下，眼前这一计划的前景比那个更加美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亦无异议。2月底，肯尼迪再一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征求大家的看法。他们向危地马拉基地派出了一个调查队。兰尼兹尔将军阅读了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再次夸下海口说此战必胜。海军作战处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对此也很赞同。肯尼迪又将一名军功卓著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往危地马拉，去做调查，广泛征询意见。以下便是这位上校的评估：
实地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这支部队不但能完成初期作战任务，还能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旅长和营长们对计划的各个细节均已了然于胸，他们斗志昂扬。这些年轻军官朝气蓬勃、睿智英勇，急切盼望有机会浴血奋战……
他们说自己了解民意，坚信只要重击对方部队，他们便会溃败并且马上背弃卡斯特罗。他们原本就没想过要支持卡斯特罗，他们表示古巴的传统是谁强便跟谁走。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无论卡斯特罗用什么策略，他们都能一一化解。
我亦有同样的信心。
就这样，肯尼迪应允了，他认为政府既然都准备让美国军队去世界另一端的老挝攻打共产党，怎么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sup/sup进击的共产党政权置若罔闻呢？但是，即便如此，他仍心存疑虑。后来施莱辛格认为，要是当时有某位高级参谋提出异议，这一计划可能就被否定了。而那时仅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反对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你如何看待此次糟透了的入侵计划？”肯尼迪无奈地回答道：“这个计划，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1961年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被卡车运送到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这儿是上船地点。星期四，所有人员登船就绪。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传达了此次行动的目标：在猪湾占领3个滩头阵地，古巴旅伞兵部队要夺取古巴本岛与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主要据点。星期日中午，远征队便只能背水一战了。这支队伍已投入战斗，他们的无敌舰队以及规模微乎其微的空军也参与其中。
实际上，本次战斗的真实性质与总统认为的自己批准的那项计划相差甚远。根据军方的保证，总统以为古巴旅是精锐部队，是由1400名受过游击战训练的精英组成的。他与古巴旅的士兵都被告知这支部队在猪湾的目标是偏远的戈壁荒滩，在那里，唯一有人居住迹象的便是废弃的用以避暑的房子。汇报者解释说，如果部队在夜里登陆，卡斯特罗将无从知晓。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无力反击。即便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这位独裁者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因为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登陆位于300多英里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以牵制他。
杜勒斯、理查德·比斯尔（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以及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的顾问们，都非常确信对卡斯特罗不抱希望的古巴人比比皆是，这就确保了此次登陆的万无一失。他们宣称有2500名古巴人参与各种反抗组织，还有2万人对反抗活动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总人口里至少有25％的人准备积极支持登陆的起义军。有一个原则至关重要，也是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再三强调过的：美国军队坚决不可对卡斯特罗发起进攻，这一点是他不可动摇的原则。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强调：“无论如何，美国部队都坚决不可插足古巴事务。政府将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政府能尽职尽责地确保一件事：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干预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主要问题不是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内部的问题。”
有人告诉他，一旦这些流亡者无法在猪湾夺取并坚守滩头阵地，他们的行动将即刻结束，而后会“遁入山林”。这样一来，总统就认为没有任何顾虑了。他坚信通过这样一个分散敌方注意力的做法，就能让原本宏大的两栖作战计划变成低调的渗透活动了。所以他觉得任何危及美国信誉和威望的可能性已经统统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中央情报局的做法完全相反。自1960年11月4日后，由不到300人组成的古巴旅再没接受过游击战训练。绝大多数新兵根本不适应艰苦的丛林作战方式。全旅能称之为士兵的仅有135人，其余的则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内科医生、地质学家、教师、牧场主人、新闻记者、音乐家、绘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技工等，外加三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师。实际上，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部队才能称为精锐部队，而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有的已经年过六旬，最新加入的人连步枪都不会用。
这仅仅是肯尼迪错误的开始。实际上，叛军如何在山上行进的问题从未测试过，因为毫无疑问，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雷山区，而那里离海岸线约80英里，和猪湾中间隔着一片茫茫无际的沼泽。作为古巴人，这些流亡者可能之前就已指出过这一状况。问题是，部队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从未有人告诉过他们。中央情报局未征求总统同意，也未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便擅自隐瞒叛军的这一备选计划。其理由是，如果流亡者知道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可能会被削弱，在仍有取胜机会时就想要放弃沙滩阵地。
为了鼓舞叛军的士气，中央情报局的人绞尽脑汁，还许下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会很强大，将有更多的人与你们并肩作战,所以你们甚至不需要我们。你们将势如破竹，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入哈瓦那。”中央情报局还向流亡者保证，如果他们败退，美国人一定会赶去救援。事后很久，流亡者头目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获悉原来有一个备选计划，就是可以逃进山里，他不禁疾呼上当：“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个计划，我们只听到‘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赶过去’这样的话。”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以为，美国部队将紧随古巴旅登陆。他后来说：“我们事前被告知，此次登陆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欺骗我们，一支1万~1.5万人的部队已准备就绪。”
古巴旅的首次挫败来自空军，这是致命的一击。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空军表示轻蔑，估计其战斗力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臆想其飞机“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没用的”，而其总指挥部则是“一团糟”。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战斗机和4架t–33型快速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歼灭它们，中央情报局计划在4月15日（星期六），即登陆前两天，空袭古巴的各大机场。8名流亡者先驾驶“二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随后派8人中的两人在迈阿密宣称自己是古巴空军的叛军。但这一着棋没走好，毕竟卡斯特罗深知究竟是否有人叛逃。很不凑巧的是，一名真正的逃兵在杰克逊维尔登陆，这令美国人更慌乱了。笨拙的b–26轰炸机又慢又难操作，并深受引擎故障所累。星期六晚，弗兰克·本德给佩雷斯·圣罗曼送去消息，说轰炸任务取得成功，几乎卡斯特罗的所有飞机都被摧毁了，有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有6~8架在自由城，有8~10架是在圣安东尼奥。若此言为真，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这不是真的。古巴空军还有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压轴的要数那2架t–33喷气式飞机。不可思议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轻视了t–33，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教练机。但它毕竟是喷气式飞机，能绕着叛军的b–26机飞行。再者，t–33还备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可以对b–26尾部进行扫射，而b–26轰炸机的软肋就在尾部。“二战”期间，b–26原本还配备了尾炮，但中央情报局却以备用油箱替换了尾炮，确保飞行员在古巴飞行的时间能够久一些。这为流亡者飞行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制空权因此便属于卡斯特罗了，而制空权在两栖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情报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更加深了失败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没人做出解释，中央情报局为何竟下令将弹药、汽油、食物、医疗设备等这头10天战斗的供给统统装在同一艘船上。
这条笨重的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二战”时期的运兵船之一，这次共动用了5艘。和它们一起的还有两艘护航舰，为迷惑敌人，它们都被称为加西亚轮船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条船算得上是整个行动的象征：没有喷漆、锈迹斑斑、发动机总出故障，而底舱更是臭气冲天，与又破又旧的“非洲皇后”号不相上下。流亡者们对此感到十分惊恐。其中有位对航海常识知晓一二的迫击炮手，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更是被吓得不轻。据他回忆，当时真是“腿如灌铅”。而埃尔内多·奥利瓦“一到船上就觉得我们上当受骗了。太出乎意料了，这根本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荒唐透顶的是这样的船竟然被选中去执行偷袭任务。船上的起重机和绞盘一动便吱吱作响，噪音更大的是那些通体生锈的装卸机。“里奥”号的故障并非一天两天的事。在顺着密西西比河直下，抵达墨西哥湾时，有一片螺旋桨撞到了木头。潜水员检查了之后才发现这片螺旋桨整个被打弯了，所以它的运转受到影响，此后只好拖着摇摇晃晃的船身与敌方空军决一死战了。
按肯尼迪的想法，这群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公关公司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对白宫和包括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在内的任何人都只字未提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便通过莱姆·琼斯联合公司发布了新闻，并打着“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中央情报局打电话到琼斯公司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传达了新闻的内容，随后该公司又将新闻内容透漏给报社。一份“立等见报”的公报称：“古巴叛乱者反对卡斯特罗的战斗在几小时内将打响。今天采取的行动旨在提供援助和供给。”最后还呼吁：“共同打击，发起反抗。”
华盛顿政府的内部人员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乱，因为有关他们的事简直被弄得一团糟。他们分批用于袭击的登陆船只都是小船，长约14英尺sup/sup，而且没有护甲。船上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没安装好，枪口的朝向也不对。这批船的动力来自外舷的发动机，在后来交战的高峰，有位入侵者从自己的船上往外跳，碰巧撞到了舵手，把他碰翻到水里，没了舵手的船便开始失去方向并摇晃起来。这样的小事故远不止这些：有三个人正在使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在“大西洋”号船上练习打靶，不料枪身忽然从座架上滑落，开始向四面扫射，导致一名同伴中弹身亡，还有两人被射伤。一个更不祥的兆头是：有支突击队原计划佯攻东方省，声东击西地转移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这支队伍却一直未能在海岸边露面。他们两次爬上登陆船，却两次都退回了“拉普拉亚”号。与他们一起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回报，佯攻计划“由于指挥不力，故以失败告终”。但那些指挥官却是中央情报局挑选出来的。
登陆东方省，让卡斯特罗顾此失彼，这本是他们计谋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发动的人民起义。肯尼迪总统获悉，地下组织的运动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这样认为。然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让人啼笑皆非。地下运动属于总战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科尔索是地下运动中带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以“弗朗西斯科”这个代称享誉古巴。他和他的同伴们已准备妥当，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执行命令制造混乱；之后，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就会开始进行广播。天鹅电台通过广播告知大众怎样支援古巴旅、参加他们的队伍、炸毁发电站等。纸上谈兵容易做到，但实际操作上却涉及该计划各部分轻重缓急的基本问题。引发暴乱与打击卡斯特罗空军的空袭在时间上产生了冲突，无论先进行哪个，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在另一件事上的戒备。当时，制空权被认为更重要，所以他们先发动了空袭，但以失败告终。次日晚，天鹅电台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抒情散文作为命令，让地下组织发动起义：
警戒！警戒！好好看看彩虹，第一道彩虹马上显现。奇科在家里，去拜访他。天空湛蓝。把通知放在那树上。树是绿色与褐色相间的。信件已安全抵达，信的颜色是白色。鱼即将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匪夷所思的是，这条命令广播的频率好像没调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个电台都接收到了，但没人明白它的意思。虽然广播一遍遍地重复，但是古巴旅、突击队、前方阵线、渗透小组以及古巴国内的破坏者等这些电台的真正目标听众都没听到。事实上没听到也并无大碍。卡斯特罗早已因为前一天的空袭而警醒，已下令在古巴全国搜捕所有对他不忠的可疑者。19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正在等待起义，但是突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道路被封锁，房子被包围，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的眼泪直往下掉。”仅在哈瓦那一地就逮捕了20多万人，有男有女。他们被关进了垒球场中、公共建筑内、剧院和礼堂里。所以，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没来得及找到电台，就被用枪口顶着逮捕了。次日，即原定登陆日，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前一天晚上7点45分，流亡者的特遣部队——5艘锈迹斑斑的货船和两个流亡者的护航队——抵达猪湾并安顿下来。佯攻东方省、发起破坏活动、天鹅电台下达命令、发动地下组织暴乱等辅助任务接二连三地失败了，而这些原本都是为了支援岸上的叛军的。而如今，此次两栖作战行动无异于当年的安齐奥登陆sup/sup那样收效甚微，但叛军一无所知。像在所有战争中一样，进攻部队总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们全副武装，在底舱等待，偶尔才能打个盹儿。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sup/sup·圣罗曼到甲板上透气，却看到了让他万分震惊的景象。之前听说海岸上没人，但眼前却灯火通明。原来，那个消息中说的是3年前卡斯特罗还未取得政权时的猪湾。在卡斯特罗当政后，政府决定把这片海滩改造成公园。如今，在中央情报局原以为无法跨越的沼泽地上，其实早已有了现代化的公路；3个旅游中心即将竣工，有一个就坐落在古巴旅的首个目标地吉隆滩；近200座建筑，包括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澡堂等都进入收尾阶段。这里可一次性容纳1000人，初定在5月20日举行盛大的开幕式，离现在只有不到5周时间。自1月举办了三王节后，每到周末，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哈瓦那赶来这里观礼。这一天正是星期日，古巴旅的运兵船快登陆时，最后一批游客才刚离开没几个小时。海滩上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负责收尾工作的建筑工人与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吉隆滩。这真像是苏联阴谋家策划的一次敌前登陆，登陆地点就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或琼斯海滩。得知这一状况后，肯尼迪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记得，策划这一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惊呼：“天啊！我们留下来的这群顾问都是一帮什么人？这种人居然还能留在总统身边，太难以置信了！”
情况虽然已糟透了，但仍然没到最糟。如果说在过去20年里美国军队在战术上有什么绝招，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部队都能有条不紊地将士兵送至岸上。潮汐涨落、水下障碍、暗流、激浪、裂流交汇——所有艰难险阻，只要借助高明的航海术、特制的登陆艇及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都能迎刃而解。现任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那时历经两栖登陆作战的退伍军人。如果他们对那场战争还有记忆，他们一定会记得，之前所有战斗中的美国指挥官都不会轻率地在夜间登陆，因为这样只会增加失败的概率。然而，这次他们的确让古巴流亡者在夜间登陆了。同时，他们还忽视了猪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湾区的每个登陆点都被锋利的珊瑚礁包围着。
潜水员是先锋，成为第一批登陆者，这些潜水员曾是古巴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应当是美国人做引导）。暗礁的出现让他们意识到需要标记出一条航道。午夜时分，潜水员安上了第一盏指示灯，这盏灯安在混凝土墩旁，用于指引即将上岸的部队登陆。但他们刚一打开指示灯，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前灯。吉普车上恰好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调过头停了下来，车灯一下就照亮了潜水员，潜水员在慌乱中朝车子开火。随后，一辆满载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吉普车，好在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及时解除了危机。其实这绝非幸事。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未下船，构成突袭的要素——夜间登陆的唯一理由——就已消失了。
潜水员竭尽所能地想在珊瑚礁中开辟航道，以方便车辆人员登陆艇以及宽一些的登陆艇（装载坦克）通行，而某些地方是不可能通过的。士兵离开海岸150码sup/sup后便无路可走了，于是不得不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蹚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被海水浸泡就报废了。暗礁还撞掉了部分船只的推进器。有些急躁的士兵往深水里径直一跳，但因为装备超重，人便如石块般直往下沉，同伴们还得将他们救上来。大家渴望着天明，甚至祈求天明，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天明只能让他们的处境更糟。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埃尔内多·奥利瓦指挥官。他后来做证称，他夜里两点半时上了岸。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筑是一间小木屋，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迅速占领了小屋，但正像他后面说的：“能看出他们刚在那里发出了电报。”清晨6点，在吉隆滩上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还是热的。整个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事前对此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巨大的疏漏之一。通过这些电台，卡斯特罗得知他们到了这里。现在他就要行动了。
凌晨3点15分，哈瓦那的那位大胡子被叫醒并告知敌军已在吉隆滩登陆，逼近附近的长滩。为了提防其中有诈，他询问了具体的细节。微波电台的接线员报告称，那些地方遭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关炮、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袭击。随后电讯信号中断，很明显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建立起来了。临时政府随时可能上台，美国会承认这个政府，造成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决意要让叛军葬身大海。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部署的防御工程从这一区域的军事部署就可以得到反映，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发兵阻挡比现在登陆部队兵力还多的队伍登陆。兵源包括他的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装备有3个迫击炮连的一个营、一个步兵营、3个用于守护通往沼泽带的道路的后备营，还有几支武装民兵力量。总共有2万人狙击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叛军。此外，卡斯特罗还拥有自己的空军。太阳刚刚升起，他便命令自己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战斗机护航，袭击停泊在猪湾的船只。
那天早晨，滩头阵地一片混乱，部分原因是地上的叛军搞错了方向，朝己方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抵达海滩时，叛军最不堪一击的部分当数古巴旅的重炮营了。潜水员在上午6点已绘制出通过珊瑚礁的路线，6点25分，士兵们带着这些重型武器开始登陆。搬运进程异常缓慢，当敌人从上空突袭时，他们不得不全部停下来。有一段短暂时间内的战斗几乎完全是在空中进行的，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喷气式教练机最终还是成功驱逐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瞄准了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休斯敦”号，它满载着弹药和汽油，26名船员在爆炸中丧生。接着被击沉的是“里奥”号，它装载着10天的补给。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霎时化为一团火焰。此时，特遣队的指挥官就很被动了。他的船员大多是古巴人，在政治上没多大忠诚度，很有可能叛变。于是他知会佩佩·圣罗曼，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只卸了不到10％，但他和幸存的船只得马上快速撤离。他承诺当晚再来。
起初，来自古巴的不同消息相互矛盾，在华盛顿的人似乎并没放在心上，然而，那天上午古巴仍旧占据着新闻头条。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控在星期六驾驶b–26战机的反叛飞行员发起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策划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惶惶不安，打电话质问哈伦·克利夫兰。哈伦·克利夫兰打电话询问了美洲事务局，美洲事务局又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后者郑重否认了此次控诉，由此蒙蔽了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据此，史蒂文森告知联合国，总统已明确宣誓“保证美国人绝不参加对抗古巴的军事活动”。随后，史蒂文森读到一份假声明，该声明是由迈阿密的一个冒牌逃兵发出的，而史蒂文森却信以为真：“这些飞行员和其他一些新成员很明显是逃离了卡斯特罗的暴力统治。”他又补充道：“没有美国人参与其中。美国飞机也没有参与，而这两架飞机，据我们所了解，应该都是卡斯特罗的空军飞机，如飞行员所言，这两架飞机是从卡斯特罗当地机场起飞的。”
他展示出一张b–26飞机的照片说道：“机尾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志，证据确凿，毋庸置疑。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缩写字母也清晰可见。”但罗亚回答说，任何人都能画出这样的标志，这当然也正是所发生的事实了。美国大使向他保证：“我们已采取措施，扣押了古巴的飞机，不允许他们飞回古巴。”
实际上，美国并未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辞也越来越漏洞百出，只留下一个羞愧难当的史蒂文森在尽自己所能地摆脱谎言造成的混乱局势，以自圆其说。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所说：“事情已开始真相大白。”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事情也被揭露了。连肯尼迪的国外崇拜者对此都感到非常沮丧。“有一天，”米兰的《晚邮报》表示，“与艾森豪威尔从政8年因胆怯懦弱、缺乏果断的领导力导致其在美国威望下降的情况相比，这一次肯尼迪更是跌落谷底了。”《法兰克福新闻》宣称：“大家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吃了败仗。”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们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责中立主义不道德，现在他们却难以抑制欣喜之情，一致认为中立主义终于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蒂文森难为情地说，他不能确定谁袭击了古巴，但他知道谁正在攻击美国。
星期一下午6点的《迈阿密新闻》的头条标题赫然写着：“古巴海军起义，入侵力量插足”。有消息透露，此次海军叛变使用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代号——“奖金”。叛军正以钳形攻势将卡斯特罗的军队分割瓦解。此外该报还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证明入侵者已“在古巴6省中的4个省的海滩登陆，目前尚未遭到攻击的仅剩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全是无稽之谈。压根就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只效忠于一人，而唯一的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在那里，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走投无路。
船只逃逸后，入侵者陷入绝境，但他们仍然英勇奋战。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逼退了民兵。虽然与敌方数量对比达到1∶13甚至差距更大，又面对着有重炮和空军支援的敌人，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第一天的损失只有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击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的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他们的伤亡不到百人，但政府军的阵亡人数达500人，受伤人数达1000多人。这些数字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们所有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者知情，而这些领导者们始终满怀希望，因为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在通过逃散的运兵船上发出的无线电广播鼓舞着他们。（“你好，佩佩！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一旦那里情势紧急，我们会带你们撤离的。”）后来，对于当时的对话内容一时间众说纷纭。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话激励海滩上的叛军延长了他们的抵抗时间，从而也增加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报局战略家们的统一思路：无论肯尼迪之前有怎样的立场，此次入侵却是只许胜不许败。一旦察觉美国的威望受损，他就会动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在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的想法一直未变。“何为威望？”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为真实的力量努力。无疑，在今后几星期里，会有人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但这是小问题。”
看来大多数美国人能理解并表示同情，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埋怨之声此时尚未到来，而美国也还没有分裂成各个相互仇视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13天》中提到的：“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发表的观点传达了大众的心声，他说：“每位总统都需要大约一整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班子变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险的官僚体制中摸索着前行……当（肯尼迪）正试着往屋里搬家具时，却发现屋顶掉了下来，门也被砸烂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2％的美国人赞同他的工作作风。肯尼迪苦闷地说：“我的作风很像艾森豪威尔，干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欢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意见没那么容易达成一致。理查德·尼克松是右翼的强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读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得体的借口，然后……直接介入”。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一帮蛮横激进的新左派却活跃起来了。施莱辛格称：“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许多人现在找到了之前质疑肯尼迪当选的理由。”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塞满了曼哈顿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与其中。白宫外的一位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标语牌，内容是斥责第一夫人：“文学艺术家不会再支持你了，杰奎琳。”而“公平对待古巴”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声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斯图尔特·休斯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带领70名大学教师联名给总统写了封公开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的趋势，不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社会学家小巴林顿·穆尔预测将出现“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用自由主义的修辞粉饰自己的重大政策”。《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在医院病床上还不忘发电报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平等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把我们拉回了原始社会。施莱辛格之流已让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都颜面扫地。我替美国感到耻辱。非常遗憾未能赴会，若身体硬朗，我现在就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未真的投入战斗，因为无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猪湾局势，他只需静观其变，看他们如何让叛军一寸寸地失去滩头阵地。古巴政府军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从未见过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4个炮兵连开始炮轰海滩，榴弹所到之处，叛军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军坦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与苏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还是显得不堪一击。坚持到晚上，叛军已弹尽粮绝。“夜幕降临，我们希望船快点来”，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每个人都面朝大海，等着船来。我们都知道，没船的话，我们就没救了。”但直到午夜，船还是不见踪影。绝望之极的佩佩与无线电发报员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满心希望能用无线电与中央情报局的船联系上。随后，他返回指挥部，派遣了一名军官去海上，试图找到一位船长，这位船长现在因船员叛变而身处困境。在好几个小时里，这只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这样的电讯：“多洛雷丝，我是海滩。多洛雷丝，我是海滩。我一直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刚破晓，古巴旅仅存的6架b–26飞机按预定计划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的古巴空军的飞机。卡斯特罗交了好运，机场上空乌云密布，飞机因此毫发无损。在吉隆滩，t–34坦克整齐地排成一列，同时朝海滩开炮。在日益狭小的海滩阵地上，所有的预兆看起来都不吉利。叛军失利是因空中掩护力量单薄，而现在连掩护都没了，连撤退都无法实现了。
星期二晚上，总统正在白宫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突然有人将他请了出来。他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幅地图前面站定，当时他身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看起来很不协调。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向他报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动用美国空军，这样才能让他们免于卡斯特罗的非法审判。总统妥协了，批准离猪湾不远、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派遣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至7点半，美国飞机将确保阻止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这样，古巴旅剩下的b–26飞机就可以袭击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了。
猪湾悲喜剧终于开始上演最后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是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没有间歇的任务让这批飞行员精疲力竭，有能力执行飞行任务的只有两个人。4名美国顾问深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战斗机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便主动请缨，各自驾驶着其余几架b–26飞机展开行动。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犯下的无数愚蠢错误里面，这次的错误最严重。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位于不同的时区，而这批飞行员却忘了调整手表。他们相当于提前一小时飞抵吉隆滩上空，而保护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还静静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甲板上。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蜂拥而上，没几个回合便将他们统统歼灭，那4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最后的痛苦了。吉隆滩上呼吁援兵、坦克和弹药的声音越来越弱。电报都非常简短：“海滩战斗继续。速派飞机，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弹药告罄。敌军将至。救援一小时内速到。”最后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处都是卡斯特罗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围的叛军将领在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一切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近在咫尺。无武器与之决斗。我方将向丛林撤退。不能再候。”
但丛林也只能躲避一时。因为并未制订撤退计划，叛军最后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不到72小时便摧毁了入侵计划。用海恩斯·约翰逊在自己有关这场战争的著名研究报告中描述这次战斗的话来说，入侵成为“自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这次失败当数那么多漏洞百出、鲁莽行事的袭击中最被极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得受尽凌辱，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且被长期监禁。直到1962年圣诞节，因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赎救运动，他们才得以恢复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们有种倾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猪湾事件或许转变成了一件好事。经过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专家，18个月后，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他的应对更得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讨论美军在吉隆滩的丢盔弃甲及他对此事的反应时，又有了不同的结论。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肯尼迪总统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演讲时显得斗志昂扬，说他决定这次放过卡斯特罗，但是他提前放话，“我们的容忍不是无限度的”，美国已准备采取行动，“倘若必要，就得单独行动”，以“保卫美国的安宁”。他还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节骨眼上，对于那些已因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谓‘对外干涉’的言辞，我们都会充耳不闻。”
这是最赤裸裸的冷战语言。这无非暗示了美国的危险不在国内。美国唯一的敌人是坚若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他们的实力“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我们要更密切地关注，并更现实地对待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因为“比任何时候更清晰的一点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都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其激烈程度比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要强得多”。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自由主义的转向那时还没露出迹象。而这个转向一旦开始，美国的威胁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国内部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并未凸显。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20世纪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国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亲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转而变为利用和平与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士兵们。作为那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相信贫穷和愚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点获取一己私利。他确信，如果在执行“第四点计划”时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那么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将变得微不足道。世人欢迎争取进步联盟的原因也在于此。总的来说，在追求进步时，拉美地区若和美国联盟，那么共产国际就很难拉拢它们了。
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看法：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青年用那时的时髦话语来描述这一点就是充满了实用主义。拉尔夫·纳德是70年代自由主义派的典范人物，这时还未显山露水。自由主义派人士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都认为，根除社会弊端的途径是扩张政府机构、增强总统职权。随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将会动摇整个共和政体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