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是新一代喜欢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并非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钱。这对于他而言只是份工作，而且是份很好的工作，他一年的收入是三万美元，这可比在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他和妻子共同收入8400美元强多了。4年前他27岁，是一名空军中尉。他肌肉发达、身材健壮，再加上留了一个平头，看上去就像一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或许还是个防守型边卫，肯吃苦、靠得住，但缺乏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询问一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中一人驾驶的飞机坠落到苏联境内怎么办？那可是一个大国，要想走到边境可得花上好些时间。我们能在那儿和谁取得联络吗？你能给我们几个接头人的名字和地址吗？”据鲍尔斯描述，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及这个问题，尽管所谓的“越空飞行”在那时已要进入第5个年头。那位官员回答道：“不，我们无法给你提供这些资料。”鲍尔斯坚持询问：“好吧，就说说最坏的情况吧。如果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那么他该怎么说？确切地说，他该告诉他们什么？”据鲍尔斯回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不妨全盘托出，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从你嘴中得出实情。”直到现在，也没人更正他说的话。

这次事件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一点，绝不在于没有事先安排好托词。1956年，“越空飞行”实施初期，舍曼·亚当斯还在白宫任职，他知道每一架飞机“越空飞行”都是经过总统批准执行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亚当斯拜访艾森豪威尔并向他询问这一事情。艾克说道：“你说的对，这是我做的决定，每一次‘越空飞行’我都知道，而且也予以批准。当他们向我提出在苏联上空实施这一特别的飞行计划时，我认为这是已被采纳的情报政策中的一个，因而给予批准。我当时并未想过这会对此次峰会或接下来在莫斯科的访问产生任何影响。除了一些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件事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相信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情况是可以预料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应该在仔细斟酌的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一次飞行并非例行飞行。这是长时间停止“越空飞行”后的两次飞行中的一次，也是首次尝试飞跃整个苏联。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需飞行3800英里才能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着陆，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之所以有人认为这值得一试，是由于u–2型飞机比过去那些飞机更能深入苏联境内，因此该飞机应该能够飞到从被未拍摄过的重要目标地。

对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动机，驾驶u–2型飞机的飞行员有颇多揣测。其中一种猜测是苏联人当时即将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在此之前将尽可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还有人猜测，艾森豪威尔想赶在和赫鲁晓夫会谈之前掌握最新资料。当然也有人猜测即将与苏联达成的缓和协议或将不利于日后的任何隐秘行动。飞行员充分意识到，他们参与的是一项非正当行动。有一种猜测在他们之中的呼声越来越高，那就是苏联雷达已经发展到能在任何地方对他们进行追踪的水平。他们还讨论机器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鲍尔斯曾说过：“飞机的任何地方出现螺丝松动，都可能导致飞机坠落。”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一架u–2型飞机于上一年秋天在日本东京附近坠毁。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后总结说，这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活动，并报道说他将在下一期刊物上对此事进行详尽报道。

飞机设计人员已经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非同寻常，因此在上面安装了定时自毁机械装置。后来，为进一步保险，他们还在飞机上安装了一种名为“庄稼汉”的装置，用以摆脱雷达监测。尽管那位情报官员对于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所给出的答案颇为草率，但他也考虑过一些飞机迫降的问题。指挥“越空飞行”的空军军官威廉·m·谢尔顿上校告诉鲍尔斯，如果他发现自己在飞往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坎达拉克沙城时飞机燃料不足，他可以在芬兰或瑞典的备用机场降落。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飞行员是否自杀为好。很显然，中央情报局当时还没拿定主意。这个决定就留给了飞行员自己。氰化剂药物有现成的，谁想要都可以拿去，后来还有人给他们展示了一个类似吉祥饰物的小玩意儿。那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圆，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拧下金属环，里面是一根针，其实也是一个外鞘，拿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根细针。靠近针尖处有许多小槽，小槽内有黏稠的褐色物质——箭毒，人只要被针刺上一下就会立刻身亡。包括鲍尔斯在内的大多数飞行员既不想带氢化剂药物，也不想要箭毒。然而，就在鲍尔斯为最后一次飞行做准备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想要那种银圆吗？”就在那时，他改变了想法。他认为那根致命的针或许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于是，他答道：“是的。”之后便顺手把银圆放进了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了剃须盒、便装、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苏联卢布、若干金币、手表、戒指（在急需帮助时用于行贿或交换）、100美元现金、美国邮票、国防部身份证、国家航空航天局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驾照、兵役卡、社保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面还用14种语言（包括俄语）写着“我是一名美国人”。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当他被俘后，被问及是否是一名美国人时，他表示：“当时想要否认似乎已毫无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备出奇的简陋：飞行员睡在折叠床上，热军用罐头吃。还好他们不经常在这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位于土耳其阿达纳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到处闲逛。（在闲谈时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峰会以及该会议如何能够消除世界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开始有点儿迫不及待了。近两年来，他们飞行的次数大幅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飞行员在下次飞行时就会越担忧。在很长时间停飞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将于4月进行。鲍尔斯将作为4月9日飞行的后备飞行员。第一次飞行进展顺利。第二次飞行则由鲍尔斯负责。

就在飞机到达巴基斯坦上空时，事情进展开始不顺起来。鲍尔斯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型飞机无法使用，目前因维修正处于停飞状态。因此，他这次飞行只能用u–2·360号飞机代替。这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360号飞机是个次品，他们把它称为“癞狗”。这架飞机经常出状况。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它根本无法向发动机供油。当谢尔顿上校授权给鲍尔斯，让他于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如果油箱运作正常，其他也进展顺利，那么鲍尔斯此次飞行路线就会像一个巨大的“z”字。他从白沙瓦起飞，将飞跃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境内。接着，他会途径咸海、丘拉坦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以及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飞离苏联后，他将越过巴伦支海和挪威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整个飞行将耗时9个小时，3/4的路程——约2900英里都会在苏联境内。起飞后，他将切断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接下来的整个航程将一片寂静。鲍尔斯表示，那是一种“孤寂感”。

过了恼人的三天，这次飞行似乎将永远不会开始了。华盛顿方面在下达命令的最后时刻一直支支吾吾。最后，出发日期定在4月28日星期四。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以及其他18名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往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入睡，星期四凌晨2点，有人将他叫醒并告知他飞行时间将推迟一天。第二天夜里也是如此。这次，他起床后便在享受免费服务——“呼吸新鲜空气”，但还是接到同样的通知。到星期六，他已被第三次通知飞行要推迟24小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30分，鲍尔斯终于进入飞机，进行飞行前的检查。然而接下来，飞行计划又开始拖延。原计划的起飞时间是早上6点，可是时间一到，却没有任何出发信号。驾驶舱里酷热难耐，当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衬衣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们都在等待白宫的最后指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过去，飞行员在进入机舱并准备出发之前，总统就已发出批准的命令。而此时这一等待已持续了20分钟，令人十分难熬。接下来，鲍尔斯终于等到了绿灯信号。伴随着轰鸣声，他驾驶飞机升入空中，然后他便开始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早上6点26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点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点26分，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很厚。但这并无大碍，因为中央情报局对这片区域毫无兴趣。咸海上空万里无云，鲍尔斯向下望去，瞥见由另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尾烟与他飞行的航线平行，但方向相反。没过多久，他又看见一道尾烟朝相反方向移动。或许这来自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测位仪已经通过雷达监测到他的存在，并派出了侦察机。他对此并不担心，因为目前为止，那两道尾烟离他很远，苏联飞行员不可能发现他。

向东飞行大约30英里后，他到达了卡拉维拉尔角的丘拉坦发射场上空，向下望，便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轻轻打开各种开关，同时打开照相机。但此时云层再次变厚，他便关掉了设备。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50英里处，天空再次放晴，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度被人们视为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山顶上覆盖着积雪。就在那时，飞机开始出现问题：自动驾驶仪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将自动驾驶仪关掉，手动驾驶飞机一段时间后，再次打开了自动驾驶仪。但飞机却再次倾斜起来。他考虑要调头飞回巴基斯坦，因为在飞机出现异常不得不中止飞行的情况下，决定权掌握在飞行员手中。但他已经进入苏联境内1300英里，而且前方能见度极好。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行，通过手动方式驾驶飞机。在越过一个大型油库区和一个综合工业区后，他转弯朝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去。在6.5万英尺高空，他又转弯90度朝北飞去。当他正在填写飞行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度以及引擎仪表读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飞机猛然向前一冲，一股耀眼的橘色火光涌进机舱。

当时白宫的时间大约是午夜过后半小时。克里姆林宫的时间是早上7点30分。鲍尔斯想：“上帝啊，我这回是碰上了！”

飞机失去控制，开始向下坠落。鲍尔斯准备伸手开启自毁按钮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首先进入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金属座舱罩的横杠正别着他的大腿，令他无法动弹。如果这样弹射出去，他将失去双腿，每条腿都会在膝盖上方3英寸处被截断。飞机已经下落3.4万英尺了，并且仍在向下坠落。就在一瞬间，他再次想到自毁按钮，但首先他想解开安全带。就在他解开安全带时，重力将他半个身体拖出了机舱。输氧管又将他拉了回来。他之前忘记将输氧管取下了。在惊慌失措中，他又踢又拽地从中挣脱出来。他飘浮在空中，正想要拉开降落伞索时，感到一震猛烈的抖动。在1.5万英尺的高空，降落伞自动打开了。突然，他驾驶的飞机从他面前掠过，依然完好无损，却在急速下落。他想到了银圆。他将银圆上的环扭开，拿出那根针，考虑是否要自我了结，但之后又把银圆放入口袋。因为他想活下去。

那天是星期日。之后那个星期的星期四，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提到了u–2型飞机，这引起了一次长达两个星期的骚动。苏联美国及其盟国5月5日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向你们报告这个侵略行动……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发起的。”声明中表示，苏联炮手在苏联领空将一架美国飞机击落，但并未说明该飞机所在地点。苏联指控此次行动的任务旨在破坏这次峰会，是“一次侵略性的挑衅”。而这一指控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报道，由于供氧设备发生故障，一架气象观测机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该局还表示，这架飞机可能在苏联与土耳其交界处迷失方向，从而偏离正轨。5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表示：“美国绝非蓄意侵入苏联领空，而且从未有过这种意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确认那架气象观测机是由弗朗西斯·g·鲍尔斯所驾驶的。这正是赫鲁晓夫一直等待的结果。5月7日赫鲁晓夫在最高峰会上表示，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跳”，一枚苏联火箭将美国u–2型飞机从6.5万英尺的高空击落，与此同时，那架飞机离苏联–阿富汗边境仅1300英里。他还表示，鲍尔斯已经完全招供。美国国务院承认他们昨天撒了谎，并表示自1955年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美国总统提出的“开放天空”的提议后，美方就开始派出这种“监察”飞机。5月8日就美方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方撒谎的事实以及总统对如此重要之事丝毫未察觉的事实，令盟国感到十分惊愕。5月9日赫鲁晓夫发出警告，如有哪国允许美方侦察机进入该国领空，苏联将发射火箭攻击该国。美国国务卿赫脱表示，总统确实同意了此次飞行计划，但具体飞行无须得到总统批准。u–2型飞机的飞行任务还将继续。5月10日苏联正式表明抗议u–2型飞机的行动，并声明鲍尔斯将受到审判。5月11日赫鲁晓夫在u–2型飞机残骸展览上说道：“如果我欢迎派遣侦察机到我国领空的人，苏联人民会说我疯了。”艾森豪威尔个人就u–2型飞机的飞行任务承担了责任。5月12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议员表明，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计划前往莫斯科。5月14日赫鲁晓夫一抵达巴黎就保证将努力促成峰会的成功举行，这使得峰会能够如期举行的希望增大了。5月15日赫鲁晓夫表示，在美国停止所有u–2型飞机飞行任务并为之前的“侵略”行径道歉且惩罚与此相关的人员之前，他将不会出席峰会。艾森豪威尔则表示，飞行任务已经终止，并且不会再次启动。5月16日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总统以及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了峰会开幕式,整个会议气氛冰冷。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态度粗野。他建议峰会延期6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与“土匪”行为，同时取消了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

赫鲁晓夫昂首阔步地走出宫殿，将艾森豪威尔对争取关系缓和以及世界调解的愿望抛之脑后。

艾克阴郁地说道：“越空飞行”已成过去，但美国不会接受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艾森豪威尔回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气得直发抖。5月17日赫鲁晓夫抵制会议召开。他的一位助手则致电爱丽舍宫，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准备就u–2型飞机事件道歉并惩罚相关人员。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为会议能顺利召开做着最后努力。下午3点，艾森豪威尔、戴高乐以及麦克米伦就首次工作会议进行会面。艾森豪威尔说道：美方不会道歉，也不会惩罚任何人。下午5点，此次峰会落下帷幕。5月18日在由3000人出席的混乱的记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美国像“小偷”、“海盗”，是个“懦夫”。并宣称苏联将通过与共产党民主德国单独签署一份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5月25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表示，u–2型飞机的冒险一举毫无必要，如果当时他知道这件事，会在峰会召开前建议终止“越空飞行”任务。在回美国的途中，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飞机在里斯本着陆。他选择这一特殊时间，是为了向葡萄牙年过古稀的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致敬。就在克洛斯宫美丽的花园散步时，艾森豪威尔恰巧碰到一位美国记者，他正将法国硬币随意地抛掷到一个喷泉中。总统疲惫地问道：“这就是你闲来无事后找来做的事情？”“不是的，总统先生，”记者说道，“这只是求求好运罢了。”

艾森豪威尔转过身说道：“接下来你最好再扔一些，为我们大家求点儿好运。”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未能摆脱u–2型飞机飞行事件招致的麻烦。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大的盟国，按原计划是总统外交之行的最后一站。倘若之前举行的峰会顺利进行，那么此次行程将无上光彩。如今，此次日本之行却成了修补总统威望的救命稻草。然而，连这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众所周知，日本是u–2型飞机“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臭名昭著的侦察机中的三架就停在那里。由于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日本“左”翼分子便借机发起示威。为安排此次访问，吉姆·哈格蒂于6月11日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就像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之行一样，哈格蒂侥幸逃脱了一场灾难。两万名示威民众将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车里近一个小时，后来他们不得不由海军陆战队直升机营救才得以脱困。

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劝告艾森豪威尔为其安全着想，最好不要前来日本，但他已抵达马尼拉了。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总统由第七舰队的6艘战舰和100架飞机护送到中国台湾地区。船只在海上的航行速度已超过每小时30海里sup/sup，这倒不是担心让蒋介石久等，而是以防遇上非友好的潜艇从中作梗。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广播电台正谴责美国总统是“瘟神”。为了让总统知道他们的感受，中国人民用近几年最坚实的炮弹向近海岛屿金门发起连续猛击。这样一来，总统在第七舰队的船只上也能听见那隆隆的炮声。那些爱挖苦人的记者报道称，他是唯一一位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的国家元首。

6月27日，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他的此次行程宣告结束。在过去的18个月，他历经6万英里只为寻求和平，最终却空手而归。在检查完飞机残骸并寻找原因之后，他无力地表示：“归根结底，共产党人会以他们的一贯风格行事。”埃米特·约翰·休斯悲伤地写道：

在他幻想的美好的全球之行中，所有政治愿景的光环如今都一去不复返。他慷慨地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威望，同时也换来了大家的欢迎——上百万群众热烈欢呼，还举着各种欢迎横幅。他曾将积攒的所有政治资本投入两个地方——巴黎和日本。现在，资本已花得精光。

冷战从各条战线再次聚拢，到苏联旅行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位于柏林的查理检查哨发生了几起事故。自上次峰会的残局一扫而尽后，整个春季一直都进展顺利的东西方10国裁军会议再次在日内瓦召开。然而，在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对西方进行长达90分钟的谴责并随即离席后，此次会议再次搁浅。7月，苏联在公海上空将一架美国rb–47型侦察机击落，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对此进行公平调查，却遭到苏联反对。

接下来，在8月，虽然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带来了稍许安宁，但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时，美国人又再次想起了u–2型飞机所带来的耻辱。鲍尔斯当时在一家大型国有农场降落。那里的农民缴获了他的手枪，并在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前来拘留他之前一直监视他。他在苏联法庭上表示，他知道最高峰会和艾森豪威尔原计划访问苏联的行程都因为他此次的飞行任务而遭到取消。他说道：“我对于自己造成的影响深表抱歉。”最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sup/sup

总统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常陷入沉思。政府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整个政府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达到1700亿美元，几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艾森豪威尔的党派未能将以往支持他的年轻无党派选民拉拢来支持共和党，也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当他的前任助理舍曼·亚当斯来宾夕法尼亚大道拜访他时，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如今都怎么了？”

次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的前三天对选民做了最后的发言。20世纪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建立了一批由退伍将军和海军上将管理的公司。艾森豪威尔警告过其中的危险性。他在对全美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表示：“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实施裁军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由于这一需要迫切而明确，因此我承认，我是带着沉重的失望卸下自己的重担的。”他继续说道：“我本希望今晚自己可以说，持久的和平已近在眼前。但我依然能高兴地说，战争已经避免了。”随后，他谈到了正在迅猛发展的军火制造公司：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大型军火工业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实属创新之举……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发展的迫切需求。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其中的严肃含义……在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恰当的势力。其引起危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并且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讲，但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事竞赛的力量太过强大了。尽管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实质上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经费的依赖程度都令人瞠目结舌。当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公司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出售的产品则为100%。6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告诫读者：如果一家公司研发出新式战斗机，这家公司便“在影响飞机设计与装备上占据有利位置。在飞机适合执行哪种任务、所需数量、如何部署乃至被用来对付哪种敌人等事情上，公司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人决斗局势。双方候选人都属于“摇摆世代”，在“二战”时期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各自进入政坛，当下都处在40多岁的精力旺盛期。在1960年1月，尼克松便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候选人实力最不相上下的一次，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只是唯一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再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发表演说时的美国了，更不像在那之前两年参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大批人向新郊区移居的浪潮正处于高峰期，整个国家也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当时已成为美国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城市，1950年黑人所占的比例为35%，到当时已达到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美国88%的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考虑到有亿万名电视观众，两名候选人都绞尽脑汁地想要吸引他们的眼球。后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电视机给肯尼迪助力不少。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表示，肯尼迪在电视上塑造了一个“害羞的年轻警长”的形象，而尼克松则表现得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对小城镇不太有利的占地契约”。然而，麦克卢汉忽略掉了一点，那就是美国人在更加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加保守，大多数美国人正在向铁路投资，因此是站在律师这边，而非警长那边。

两位候选人都按照各自的战略计划行事。肯尼迪吸引的是年轻群体、蓝领阶层以及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拉拢到的民主党的自由选民。肯尼迪占优势的两大基地都在民主党居多的南方，把握住这一点是他竞选伙伴的任务。另外，还有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此次的竞选活动主要在9个大州：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如果他能在这几个大州取得胜利，就将获得竞选所需的269票中的237票。他所采取的策略包括对700万名未登记的选民进行登记，每10个新选民中就有7名是民主党人。这些想法来自于常春藤盟校智囊团的施莱辛格和加尔布雷思，以劳伦斯·f·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人也为他献计献策。

肯尼迪本身的优势包括：劳工组织的支持、其父留下的一大笔财产、他荣获的普利策奖、友好的报界人士以及他的个人魅力（记者已经开始把这称作肯尼迪“风格”了），当然还有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劣势则是：其父亲在20年前令人印象深刻地支持过绥靖政策、他43岁的年龄相对于尼克松的47岁略显经验不足，还有自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打算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坚持到底。尼克松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认为一场政治活动既有高潮也有低潮，忽略这些就会有令人厌烦的危险，从而与选民疏远。在他看来，其中心目标就是在选举当日让一个活动达到“顶峰”，也就是进入高潮。与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将目标集中于各个重要的州，对他而言主要是7个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以及伊利诺伊州。他还承诺会到剩下的43个州去竞选，后来这个承诺让他后悔不已。但他没有智囊团，如今，尼克松依然和往日一样是孤家寡人，沉思而内敛。肯尼迪竞选活动所宣传的主题是，美国的声望正在日趋下降，美国人民必须勇往直前。与此同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还鼓吹自由企业的优点、个体的责任、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以及艾森豪威尔所主张的和平与繁荣。

尼克松本身具备的优势有：企业家的支持，相较于肯尼迪经验丰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他妥善处理了钢铁罢工事件，以及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未离职。

他的劣势则是：胡佛在白宫任职时期的形象仍让老一代选民记忆犹新，而他在竞选中使用卑劣手段所招致的不良名声（“老家伙尼克松”）也将是整个竞选活动中一直缠绕他的厄运，另外还有他少数党的身份。

每年，美国共和党的人数都在减少。“老大党”候选人在1950年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选票的49%；1954年，选票数变为47%；1958年则为43%。1960年发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过去的8年里，各种职业团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在1950年，当被问及哪个党“最能满足”农民利益时，28%的农民的答案是共和党。到了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18%。在白领阶层中，这一比例下降得更为明显，从44%降至29%。人人都希望艾克留在白宫，但这种喜爱并没有转移到扮演配角的其他共和党人身上，而且该党次要人物减少的速度也令人担忧。

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其副总统的态度模棱两可，因此他对1960年选举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明显更欣赏肯尼迪，认为他是一个后起之秀（他称肯尼迪为“那个孩子”），但他之前向太多人表示过“迪克完全不是当总统的料”，此话已经传开。他在此表现出的冷漠态度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次次地对尼克松表现出轻视的态度。在讨论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时，他决定支持他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我愿意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上为他争取一番！”他在心中拟出了一份名单，便补充说“还有一些优秀的新人”，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他将舍曼·亚当斯也列入其中，但表示“到1960年选举之时他已61岁，这个岁数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职位”。在最后，他才说道：“……还有迪克，尼克松。”1960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选举中给了尼克松最沉重的打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副总统参与过的政府的重大决策有哪些？”总统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给我一星期时间，我可能还想得到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中写道，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对此事道歉，表示他只是想“幽默一番”。但这个理由十分奇怪，而且他也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解释过这件事。

1958年中期选举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更多选民支持肯尼迪而非尼克松，比例分别为59%和41%。在1959年副总统访问莫斯科之前，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为61∶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的差距还要悬殊。那次访问之后，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变为52∶48。1959年11月，尼克松首次领先于肯尼迪，票数比为53∶47。在1960年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票数仍然维持在这6%的差距上。

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和4个月后洛杉矶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这段时期，肯尼迪通过证明自己无可匹敌而取得了民主党提名。其他争取提名的民主党人还包括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进行最后一搏的史蒂文森。在预选中，汉弗莱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大胜汉弗莱，赢得56%的选票，接着在5月10日那天，他又在被普遍认为是反天主教的弗吉尼亚州击败汉弗莱，以3∶2的票数取胜。汉弗莱就在那时选择了放弃，因为他已经没有资金支持了。接下来，肯尼迪乘胜追击，先后在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以及俄勒冈州大获全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以获取支持时，已取得提名所需的761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以52∶48的支持率领先于尼克松。

就在肯尼迪下榻到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莫酒店8315号房间时，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取得了600张选举票数。如同历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十分喧闹，政治人才集聚一堂。芝加哥即将退休的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出席了此次会议，同时提名史蒂文森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做了极为精彩的一场演说。罗斯福夫人和玛丽安·施莱辛格同样支持史蒂文森。（鲍勃·肯尼迪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给她的丈夫：“难道你管不了你的妻子了？还是说你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员都组织有序。他们将整个旁听席挤满，楼下大厅到处都是举着标语牌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所举的标语令她的候选人也乐了，上面写着：“史蒂文森就是那个男人。”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令人精神振奋，有时甚至堪称华丽，但这并未能改变什么。在第一轮投票中，肯尼迪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获得胜利。他选择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在场没人能说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尼迪清楚他需要在11月获得南方的支持，而约翰逊则是最有可能给他这一支持的人。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肯尼迪提到了“新边疆，20世纪60年代的边疆，一个充满未知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充满希望、吉凶难卜的边疆”。他告诫道：“我所说的新边疆不是一系列好听的承诺，而是一系列挑战。总而言之，这并非是我为美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表示：“现在，另一段长途旅行开始了，它会将我带到美国的各个城市与家庭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起来），请伸出你们的手（大家再次欢呼），我需要你们的意见与投票。”大家起立鼓起掌来，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以55∶45的优势处于领先地位。

之后那个星期，尼克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了提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以51∶49的优势领先肯尼迪。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仍然处于领先位置，票数为53∶47。8月末，两名候选人势均力敌。9月，还未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将两名候选人的票数都拉到了50%以下，但尼克松仍然略占优势，与肯尼迪的票数比为49∶46。

这时，民主党的选举进入低潮期。由于林登·约翰逊确信自己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因此他事先安排了一场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此次会议中大放异彩。就在尼克松于8月26日满心欢喜地开启他的亚特兰大之旅时，肯尼迪却被困在那个会议中。特别会议于6天后结束，肯尼迪动身前往缅因州。此时盖洛普最新数据显示，尼克松与肯尼迪打成了平手，票数比为50∶50。

造化弄人。在尼克松此次南行的第三天，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了右膝关节。他的伤势并未被治愈。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伤口已经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的感染，除非在沃尔特·里德医院进行为期两星期的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关节软骨组织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从8月29日到9月9日，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一条腿被牵引着，为错失的时机懊恼不已。重新投入竞选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变得沙哑起来。祸不单行，就在他面临最坏的情形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反复交代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人提及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没能管住他的一位朋友——美国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一群牧师发表了一则声明，对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是否能够不受罗马教廷的影响提出质疑。尼克松不便对皮尔博士发起抨击，尽管他在星期日《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差点爆发。这时，肯尼迪已经抓住机会来应对这个最微妙的问题，他知道这一问题迟早要面对。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当时刚好邀请他于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饭店谈论他的信仰问题，他欣然接受。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独立，并表示如果他不能解决自我良心与政务之间的冲突，便会辞职。话毕，大家都鼓起掌来。

两个星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宣布双方候选人的选票差距再次缩小。尼克松与肯尼迪的票数分别占47%和46%，还有7%的选民未做出抉择。

竞选活动已临近关键阶段。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名候选人均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跑遍了美国做巡回演说。尼克松已经跑了25个州，共计1.5万英里，在超过200万的选民面前发表演说。但他明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无论你游说的选民数量有多么庞大，或是跑的城市有多少，这都只是沧海一粟。与9月26日晚上举行的首次全国电视网广播中面对面的辩论相比，9月25日以前产生的影响都太微不足道了。”

总共将举行4场辩论，其他三场分别在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首次辩论是最重要的一次，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约7000万美国人，比另外三场的人数多出2000万。此次辩论肯尼迪大胜。尼克松为此感到沮丧，并认为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尼克松本来是一个技艺精湛的辩论家。他在电视上观看肯尼迪的提名演说时，并未意识到肯尼迪那时已经筋疲力尽，只是觉得他的竞争对手语速太快、音调太高，并且对普通民众而言，他的想法太过复杂，难以理解。这也是尼克松之所以接受辩论挑战的原因。两人都尽全力为第一次辩论做着准备，好像是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一样。就说话技巧和内容而言，两人不分伯仲，但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在那晚之前，尼克松相对更受欢迎，而且职位也更高。然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面前，他们两人却实力相当，肯尼迪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肯尼迪看上去状态更佳。那些在收音机前收听辩论的人认为他俩都十分出色，但更多的电视观众看到肯尼迪皮肤黝黑，身体健康。而尼克松则在沃尔特·里德医院瘦了5磅。他面容憔悴，衬衣的领口还大了半号。他整个人无精打采，表情冷酷，脸色苍白，还不明智地在脸上涂了一层用来掩遮胡茬儿的化妆品，弄得油光锃亮。

盖洛普最新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为49∶46，5%未定。

在遵医嘱每天喝下4杯巧克力牛奶后，尼克松的体重回升了。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看上去和对手的健康状况相当了，并且在辩论中得分较多。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徒劳无功，因为上百万选民已经清楚了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主意已定。在最后一场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搏之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占51%的选票，尼克松为45%。这次有4%的人未做出决定。

就在竞选活动即将进入尾声时，两个重要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10月12日，洛奇在未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便在哈莱姆区讲道：“……内阁中应该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尼克松十分愤怒地表示这并非他计划的一部分，这虽然不公平，但不可避免地触怒了黑人。一星期后，也就是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金由于拒绝离开亚特兰大的一家百货公司而遭到逮捕，并因此被判处4个月的苦役。当记者向尼克松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却表示没什么看法。他私下认为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便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求他调查此事。罗杰斯同意了，但艾森豪威尔不想牵涉其中，因此这件事就这样被搁浅了。肯尼迪对此事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致电金的妻子科雷塔·金表示同情，并表示他愿竭尽所能帮助金。他与弟弟鲍勃商讨后，鲍勃给审判此案件的佐治亚州法官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便被保释出狱。虽然那时新闻界还没注意到这件事，但金将此事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这无疑为肯尼迪在11月8日的竞选活动中获取大多数选票起了很大作用。临时改变主意的选民就包括金的父亲。他告诉记者，他从未想到自己会给一个天主教徒投上一票，但他儿媳的一个电话令他改变了主意。肯尼迪低声说道：“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会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说：“是啊，我们都有父亲，难道不是吗？”

10月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双方实力太过接近，难以预测。埃尔默·罗珀、卢·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赞同此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也向肯尼迪表示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然而此次竞选不会一直不分胜负。双方的政治写手和政要人士均认为两方势力会在10月此消彼长。竞选前两星期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而尼克松的支持率在最后一分钟又有所上升。尼克松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肯尼迪过早达到了“顶峰”。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即选民转变的势头是伴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涉足的。艾克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并未受到u–2事件或是日本羞辱的影响，但他和尼克松的关系却不甚理想，这也解释了这位副总统为何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向总统求助。总统当时突然涉足竞选活动，令整个局势顿时转变。可以想象，再过一个星期或者几天，结果都可能发生逆转。

竞选活动接近尾声之时，局势似乎变得模糊不清，成了画面和声音交织在一起的蒙太奇：肯尼迪用他那冷静、清晰的语调提醒观众道，卡斯特罗派来的共产党已到了距佛罗里达州只有“8分钟喷气式飞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道，美国禁不起将白宫作为“一个想要学习如何当总统的人的训练基地，并以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为代价”。肯尼迪则像念咒语似的一遍遍重复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但我认为它还可以更强大。我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出色，让这个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不敬之语，尼克松则回应，发誓绝不在白宫内使用亵渎神明的语言玷污总统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讲述共和党8年来的丰功伟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以及4.1万英里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我的朋友们，美国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成绩。”十几岁的女孩在汽车队经过处的人群里跳来跳去，只为一睹候选人的风采，副总统承诺尼克松政府永远不会允许社会主义中国进入联合国，因为这会给予“共产党政权以体面的光彩，极大地增强其在亚洲地区的力量和威望，同时也可能会无法挽回地削弱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势力”。肯尼迪在大学校园里满怀激情地谈到未来的日子，说那是“充满挑战、富于创新的20世纪60年代”。尼克松支持重启原子弹试验。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尼迪的一名崇拜者把他的手握得太紧，以至于最后把肯尼迪布满老茧的手弄出了血。尼克松指责说，肯尼迪宣称美国的威望正处于最低潮的言论是在“贬低美国，让我们满怀卑微之感”。肯尼迪每次提到他怀孕的妻子都会使女性面带微笑。尼克松催促观众：“请为你心目中认为的美国和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都需要的人投上一票吧。无论决定如何，我都认为这是对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我们将一直遵守并支持这个决定。”

突然，一切都结束了。明朗的天气和竞选活动中两名候选人不相上下的实力，使得此次选民人数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共计68832818票，比1956年增加了11%。竞选结束后，尼克松稍微放松了一下，载着三位朋友开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一整天都在位于海厄尼斯港的自家庭院里玩橄榄球。

鲍勃·肯尼迪在阳台装了一个精巧的电子设备。当晚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了竞选结果。

一台ibm–（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晚上7点15分的数据预测尼克松将会获胜，这令当天傍晚的气氛一度高涨。它判断双方比分将是100∶1，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尼克松与肯尼迪的选票数分别为459票和68票。接着，随着具体数字大量涌入，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向民主党倾斜。在票数统计一向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优势获胜。他凭借与竞选对手在选票上拉开的巨大差距在纽约市取胜，并以33.1万张选票，占全部票数68.1%的优势得到了费城。在迪克·戴利的监督下，库克县的大部分人给民主党投了票，似乎让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只能望其项背。到10点30分，肯尼迪的多数票达到150万张。接着大家预测他将以400万或500万票赢得胜利。ibm–（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预测他将获得311张选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rca–501电子计算机的预测结果则是401票。美国东部的观众此时正准备关掉电视，上床睡觉。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杰奎琳·肯尼迪轻声对丈夫说道：“亲爱的，你现在是美国总统了！”肯尼迪则平静地答道：“不……不……现在下结论还为之尚早。”

肯尼迪说的没错。他的得票高峰期在午夜过后便迅速来临。这时他的票数比尼克松多出200万张，而且从洛杉矶返回的票数统计预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得票数可能会达到800万张。然而恰好在这个时候，他的选票开始出现问题。遥远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发生了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在肯塔基州的摇摆乐之乡莱克星顿，肯尼迪的票数不及1952年史蒂文森的票数，而且也远不及1948年杜鲁门的票数。之前堪萨斯州发回的选票结果表明，尼克松的票数已超过或者说和1956年艾森豪威尔的票数旗鼓相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整个局势都明朗起来，这使身在海厄尼斯港的观众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呈现势如破竹之势：堪萨斯州的选票占到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所有民意测验都认为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的选票已超过民主党6万多张，就在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出来时，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先地位也消失不见了。从全国范围来看，肯尼迪的票数优势从170万票缩减到160万票，再到最后的110万票。显然，其还可能会下降到100万票以下，甚至可能消失殆尽。

到凌晨3点，全国上下都知道尼克松的票数将超过肯尼迪的票数了。尽管如此，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带来太多安慰，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获胜所需的269张选票。因此，肯尼迪是否会获得这些选票就成了更关键的问题。美国有4个州还胜负未定：伊利诺伊州（27张选票）、密歇根州（20张选票）、加利福尼亚州（32张选票）和明尼苏达州（11张选票）。尼克松只有赢得这4个州的全部选票，才能当选总统，而在那时看，这种概率非常低。对肯尼迪而言，取得任何两个州的胜利都将使他成为总统。而如果他只拿下其中一个州，也无法达到目的。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的民主党人将会成为他胜利路上的绊脚石，而改由众议院选择获胜者。

黎明时分，海厄尼斯港的每个人都已进入梦乡，而鲍勃·肯尼迪则一直在电传打字机、电视机以及电话前等候。（肯尼迪那晚共花费了1万美元的电话费。）9点30分，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议员承认失败，并表示肯尼迪在密歇根州所取得的6.7万张选票的领先地位将无法被撼动。他同时还在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赢得胜利。这一消息对美国美国特勤局局长u·e·鲍海姆来说已经足够了。鲍海姆从白宫打电话给住在海厄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名特工，让他们进入肯尼迪的家中。此次竞选活动落下帷幕，肯尼迪当选总统。

官方于12月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肯尼迪的票数为34226925票，尼克松的票数为34108662，仅仅相差112881票，还未占到投票总数的0.66%，这无疑伤透了尼克松的心。哪怕在每个选区多得半张票都能扭转局势。他已经比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票数多出近5%，在全美国8个地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各州、美国南部、各农业州、位于落基山脉的各州、中西部工业区、太平洋5个州以及边境州，除了前三个地区，他均获得了胜利。他的一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在其他各州之中，伊利诺伊州和得克萨斯州均存在明显的作弊证据，因此很有可能会逆转结果。尼克松虽颇为动心，但还是决定不去挑战，因为前方困难重重，令人生畏。例如，在库克县重新统计选票会花费一年半时间，而在得克萨斯州则根本没有重新统计选票的程序。而在这期间，整个美国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在这位紧张无比的人面前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宪法第二条第二款中提到，总统选举人投票结束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面前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并计算选票数目”。参议院议长一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1861年，当时的副总统约翰·c·布雷肯里奇曾迫于无奈而向竞争对手亚伯拉罕·林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尼克松也郑重地宣布了结果：303票对219票，15名南部反民权法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哈里·伯德。他借机发表了一段简短、优雅的演讲，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盛赞美国政治进程中的稳定性。国会则对此报以热烈的欢呼。

尼克松从f街俱乐部举办的就职日午宴出来后，司机轻声提醒他，这是他作为副总统最后一次使用专车了。那晚，尼克松乘车到了国会山。黑夜中，整个城市仿佛在一瞬间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我从车里出来，再一次俯瞰了这个在我心目中堪称全世界最宏伟的景观：白雪完全覆盖住的林荫大道，远处耸立着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刻，他如同往常一样从格言中找到了慰藉。“失败比成功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品格”便是其中一句，另一句则源于罗伯特·雷诺兹，此人以前是斯坦福全美队和底特律雄狮队的明星，后来成为洛杉矶公羊队的老板之一。他在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写道：“有时一次战争的失败，是为了赢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他引用大学时期一位教授的话解释道：

……失败对于一些人来讲就好比是毒药。伟大的人常因无法接受并承受失败而变为平庸之人。也有许多人因为能够接受并承受失败而变得伟大。能否获得成功并磨炼出过人的品质，都取决于你对待失败的态度。而你将面临的失败，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段话，在收拾行囊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家并决定东山再起之时，仍将它铭记于心。

《纽约时报》在5月10日那一期的第75版报道了这一内容。

1海里≈1.852千米。——编者注

17个月后，苏联人用鲍尔斯和之前在美国法庭上被宣判有罪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进行交换。之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为飞机试飞员。1970年，他被公司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