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比较幸运的是，幻想破灭的步伐是缓缓而来的。总统乘飞机回国时，日内瓦会议被誉为惊人的成功。盖洛普民意测验称，84%的美国人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7月24日星期日凌晨，总统乘坐“科伦拜恩”号回到家。天色仍然漆黑，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浸透了。然而，当他走下舷梯时，等在那里的人们都欢呼起来，从机场一直到白宫的道路两旁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那是他总统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也是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离开的时候，他决心要缓解世界紧张局势，此刻他带着触手可及的胜利回国，现在他期待着可以在丹佛休个假，打打高尔夫球。
1955年9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丹佛拜尔斯皮克农场早早地醒来。他正在科罗拉多州的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做客。他自己做早餐，包括牛肉培根、猪肉香肠、炸玉米饼和煎饼。他先在劳里空军基地那栋水泥墙面的行政大楼前停下来，在助手的帮助下紧张地工作了两小时，再开车去樱桃山乡村俱乐部打18洞高尔夫。他打出了84杆，这成绩实际不算差，因为他被两次紧急电话打断，其中一次是杜勒斯告诉他苏联对“开放天空”的反应。
总统在午餐时吃了汉堡配生葱，接着又去打9洞高尔夫。打到第8洞时，他停下来，皱了皱眉头，揉了揉胸口。他对俱乐部的人员说：“我再也不吃那些生葱了，好像全都堵在胸口了，心口也有点烧得慌。”下午的其余时间，他都在位于拉斐特街的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摹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一个阿根廷女人的照片。乔治和玛丽·艾伦过来吃了晚饭，有烤羊肉、土豆和蔬菜。艾克提到他午餐时吃生葱带来的不适，但他似乎说完就忘了。晚上10点，他到二楼的卧室休息。玛米的卧室刚好在走廊对面。
凌晨2点30分，玛米醒过来，听到艾克辗转反侧。她穿过走廊去看他，却发现他已睡着，但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你做了噩梦吗？”他迷迷糊糊地说没有，他很好，于是她离开了。但他并不好。他的胸口突然剧痛起来，于是他起床，穿过走廊去找她。他说不出话，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里很难受。玛米想起可能是因为生葱，便给他喝含有氧化镁的牛奶。她很不解，因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那里疼痛。她赶紧打电话给总统的私人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少将，他在4英里外的劳里单身军官宿舍。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你最好马上过来一趟。”
斯奈德不用她说也一定会跑这一趟。这些症状足以让任何医生感到病人有危险。他在睡衣外面套了件衣服就出发了，他告诉司机：“拉斐特街75号，赶快。”他们一路上都闯了红灯。凌晨3点12分，斯奈德来到总统床边。艾克脸通红，不停流汗，极度不适。他的脉搏很快，血压很高。斯奈德用听诊器听了他的胸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诊断：总统得了冠状动脉血栓。他的心脏已经受损，但斯奈德不能断言其严重程度。他使用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碱来扩张血管，又用吗啡来刺激，以防休克。然后他给艾克打了一针肝素以抗血凝。3点45分，他第二次注射吗啡。艾克终于陷入深深的睡眠，他度过了危险期。但斯奈德决定暂时不告诉任何人，甚至是艾森豪威尔夫人。他们做不了什么，惊慌骚动的一家子只会减少总统康复的机会。
斯奈德医生独自守在艾森豪威尔的床前将近4个小时。快到早上7点时，灰色砖房子里的人也醒来了，他派人请来了安·惠特曼。他告诉这位秘书，总统因为消化不良，感觉不舒服。10点35分，总统消化不良的新闻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到那时，斯奈德知道他不能再隐瞒事实真相了。他悄悄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郊区的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医师，请他带一个心电图描绘仪过来。11点45分，艾克醒来，意识清醒，但很虚弱。心电图扫描结果放在餐厅桌子上，证实了斯奈德医生的判断。斯奈德告诉艾克昨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们想带你去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然后又说，不必用救护车。总统点头表示同意，并叫他通知特工人员。总统被搀扶下楼梯，坐进在车道上等待的轿车，驱车9英里，来到了那家医院。他坐上轮椅，被推到了一个有氧气供应的特殊套房。
下午2点30分，在劳里的新闻助理告诉白宫的记者：“总统刚才患了轻度的前期——我们还是去掉‘前期’吧——总统刚刚患上轻度冠状动脉血栓，已被送往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他坐的是自己的汽车，并且自己从房间走到了车前。”
而最后的这句话，被淹没在一片喧嚣的混乱中。
此时华盛顿时间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那天早上度假回来。在丹佛向新闻界发布总统心脏病消息前一会儿，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给副总统尼克松打电话——他住在位于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的一座白色砖屋里。那时尼克松夫妇刚参加完一个婚礼回来，尼克松正在阅读《华盛顿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消化不良的新闻。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休息了吗？”尼克松回答说没有，接着总统新闻秘书便用很平缓的口气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新闻将在半小时后向外宣布。”尼克松大叫一声：“我的天啊！”
放下电话，副总统走进他的房间，坐下来，大脑一片空白。据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沉默了至少5分钟。震惊的感觉慢慢消失之后，他打电话叫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马上过来。罗杰斯坐出租车来到时，总统生病的消息已传遍了整个丹佛。尼克松的电话响个不停，家门外也聚集了很多人，包括邻居、记者和摄影师。尼克松决心不向新闻记者吐露任何消息，尽量待在家里。当他吃完晚饭后，家外面的吵嚷更严重了，他决定前往罗杰斯位于贝塞斯大街的家中暂避一下。就像电影里的潜逃场面一样，罗杰斯打电话让他的妻子驱车前来，将车停在街区口，并不熄火。然后，他们让9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趁此机会，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出，奔跑着穿过小巷，跳进车子走了。
苏格兰的晋雷斯蒂克的天气很冷，下着毛毛细雨，总统助理舍曼·亚当斯同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上校住进了美国基地总部。亚当斯刚刚完成对美国驻欧洲军事设施为期4个星期的访问。那晚，他正要与格伦瑟将军见面商量联系当晚回华盛顿的飞机。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谈论，基地指挥官突然出现，告诉他们，刚得知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治疗，具体细节尚不知晓。亚当斯突然想到，海拔5000英尺的丹佛是否有助于心脏病的治疗呢？然后他又想到，如果艾森豪威尔要生病，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国会正在休会期间，作为总统的艾克没有太多政务，此时正是总统事情最少的时候。至于国会正在制订的明年计划，目前正在早期阶段，也不需要总统操心。
但华尔街并不知道这点。星期一上午，那像哈哈镜一样夸大着美国人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氛围中开盘了。此时，亚当斯正坐在接近美国海岸线的飞机上。顷刻间，股票直线下跌，道琼斯指数暴跌到444.56点，估计损失高达120亿美元。这是自从股市大崩盘以来，华尔街最糟糕的一天。
当亚当斯及时赶来与尼克松、罗杰斯和杰里·帕森斯共进午餐时，总统的病情程度成为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谈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时，接到丹佛的来电，说波士顿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完成了对总统身体的初次检查，检查结果出人意料的乐观。他说，艾克的身体状况令人满意，精神也很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两个星期内总统就能着手处理一些公务，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重新完全投入工作。事实上，怀特医生说，除非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能够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的。在这个预断的鼓励下，股票市场于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领导人再次一起共进午餐，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大家一起讨论总统不在的这段时间如何继续开展工作。
整整一个星期里，华盛顿充斥着政府最高层彼此不信任和相互误解的各种谣言，而这些并不属实。当艾森豪威尔躺在1551英里以外医院的床上时，他那备受诟病的工作班子仍然在顺利开展工作。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的晨报，告知总统从氧气房里出来的第一晚休息得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完外交事宜后，布劳内尔提出讨论代理职权的问题。随着之后几天公务的进行，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一些文件，亚当斯则全面负责总统办公室事宜。从此，在艾森豪威尔疗养期间，亚当斯每星期都乘飞机来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只有遇到十分紧急的问题才会直接来问总统，而这些问题也不多。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国情咨文，但这也要等到1月了。
在亚当斯看来，在这个秋天“政府真正的关键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末，怀特医生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医生。他直接而明确的诊断书让国家和记者放下心来，在他的鼓励下——有时是出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助手们才消除顾虑，让总统在医院处理公务。“你看，”怀特对哈格蒂说，“作为美国总统，虽然躺在这里，他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他想工作啊。”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感觉很好。“真有趣，”他说，“如果医生没有告诉我患了病，我会觉得这次得心脏病的是别人。”
那天是他65岁生日，装着贺信的邮件在医院大厅里堆得很高。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来访者，他非常感动。他对玛米说：“知道全世界都在为我祈祷时，真的让我觉得了不起。”收到白宫记者团的礼物时，是他那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他们的礼物是一套大红色睡衣，两边领子上镶有5颗金色的小星星，胸前口袋上绣着“愿越来越好，谢谢”。为了搭配这套华丽的服饰，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一起送了一条价值39美分的带有银色亮片的黑色牛仔领带。艾克很高兴，他告诉怀特医生他从未有过这么棒的睡衣。医生鼓励他尽可能多穿。怀特医生私下告诉伺候在旁的人说，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胜于它们本身，心脏病最怕的就是恢复期间的心情抑郁。
按照当时的情况，艾克可能就会这样慢慢好起来。在菲兹西蒙斯医院做了透视检查后，他就出院了。11月11日，他返回华盛顿，在白宫度过了周末。11月14日，他开车同他的夫人一起前往他位于葛底斯堡的农庄。7000多名宾夕法尼亚州人在那里迎接他，举着“艾克和玛米，欢迎你们回家”的标语牌。11月22日，他主持了自他病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地点是戴维营。在场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他消瘦了不少，但精神还是很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说对于没有他的内阁工作仍然进展顺利表示惊讶。事实上，他笑着说，这是在暗示内阁工作比没有他时做得更好。亚当斯说：“他反应快速、果断、热情。我能看出内阁看到他很是高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总统能如此快速地康复表示很惊讶，但是所有人都很高兴。”
但回到葛底斯堡后，总统开始忧郁起来。12月的天气黑暗、寒冷、潮湿，农场的绿草变得枯黄而潮湿。他只有整天待在室内，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不在其位的烦闷、无聊”。足足5个星期，他拿着高尔夫球杆当拐杖，独自在农舍周围走来走去，承受着严重抑郁症患者才有的极度痛苦。在他心脏病发作后的两个月里，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认真地想过他是否能够竞选连任总统。现在，他又得再次思考这个问题。怀特医生认为他没有理由不参加竞选。总统将怀特医生的话告诉了周围其他人，说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已经乘飞机抵达此地数日，想边工作边锻炼几天。艾克散步30分钟后，记者开始询问他的政治设想。他回答说：“所有需要考虑的事情都很复杂。当然，我会与我最信任的顾问协商这个问题。”他指出，美国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累的职业，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它也有激励人的地方”。随后，记者彼此研究着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最后，他们中差不多有4/5的人都认为艾克将会在这一届任期满后，选择退休。
少数人却不那么确定。他们打听到流传很久的谣言，说总统将安排会议来商讨这个问题。这的确是真的，就在同一星期，总统举行了此次会议。艾克故意开了个玩笑，将会议定在1月13日星期五晚上，并正好安排了13个座位。sup/sup在国会大楼的饭厅，艾森豪威尔夫人同他们共进晚餐，随后他们聚集到二楼客厅，艾森豪威尔夫人才离开。艾克背对壁炉坐着，说他想要听每个人坦率地谈谈他是否应该争取连任并说明原因。显然风往哪边吹，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冷冰冰地表示：“我认为总统并不是想看到赞成方和反对方吵得火热的场面……如果艾森豪威尔想要为不连任找个好理由，他才不会从自己任命的人员中来找。”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汤姆·斯蒂芬斯，他们一个一个告诉总统，他有多么的不可或缺。接着不赞成哥哥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总结了双方的观点。当时，总统并没有表态。直到2月13日，他似乎还在犹豫不决。那天早上，他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原想在就职演说中就表明他不会连任，当时有人劝阻了他，但是现在有些后悔了。而亚当斯则已经在按照他们还会在白宫再待4年的设想去办事了。虽然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的这位首席助理已安排白宫的木匠缩小总统秘书的办公室，从而隔出一个相邻的小房间来放一张行军床和一把躺椅，作为艾克午饭后休息的地方，这是怀特医生特别建议的。亚当斯指望这位医生也能大力支持总统连任，结果他没有失望。2月14日，在怀特对艾克的最后那份诊断报告中，连总统精力不足的疑虑也得到了排除。总统这次的心脏透视片同其病前几乎相同，这说明自从总统1月恢复正常的工作以来，心脏病并没有恶化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竞选，他肯定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飞往汉弗莱部长在佐治亚州的农场，打打高尔夫球，打打猎，试试自己的力量。他感觉很不错，便决定参加竞选，争取连任。星期二下午4点，总统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艾克在印第安人条约室向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是否会再次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一定会参加。”
10点52分，全美各广播网第一次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开始听取战后通信改革的宏伟计划，一位证人复述了一长列的统计数据。国会议员们听得打瞌睡，记者们则在纸上涂鸦。只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爱德华·赫伯特睁着大眼，精力充沛。他突然敲了一下木槌，喊道：“先生们，总统刚刚宣布再次参加竞选了！”激动过后，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怎么会知道，因为没有电话响，没有传进文件，也没有人进入房间。感到羞愧的赫伯特不得不承认，他在听新式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把它放在他的外套口袋里，还戴了耳机，装作在用助听器。
当晚，艾克在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告诉6500万美国人：“今晚，我想到你们的家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和你们当面谈论自己经过多个星期慎重和虔诚的思索后，下定的决心……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名我为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祖国的人民推举我，我将继续担任我现在的职务，为人民效力。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在这件事情上做决定。”
随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聊天时，一个广播工作人员问他是否要保留他书桌上那个约一英寸高的铜牌，上面写着拉丁格言：“suaviterinmodo,fortiterinre”，意思是：“待人温和，行动果敢。”总统笑着说：“也许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得好，否则会显得我像个书呆子。”
美国鼎鼎大名的书呆子这时也很诙谐幽默。被问及对总统的决定有何看法时，史蒂文森说：“真正让艾森豪威尔再次参加选举的原因是，他无法忍受自己他隐居葛底斯堡而本森出任农业部长。”
1956年盛夏，从拉什莫尔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的玉米都长高了。美国似乎——至少暂时是，回到了轻浮的20世纪20年代，大家沉醉于精彩的琐事、热门的音乐、平静的政治、迷人的运动员和对汽车的狂热。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哈洛·柯蒂斯是当年《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者牌汽车是当时底特律的一大成功。共和党人不禁开始猜想，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姆尼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总统。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地貌的贡献——州际公路系统开始动工，最终它会成为4.1万英里的新公路网——速度快、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将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成本预计在330亿~410亿美元（但实际成本是760亿美元）。中西部内陆城市将向着新的商业张开怀抱。单说芝加哥和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之间的车程就从6小时缩短到3小时。公路沿线服务将成为创造亿万美元的产业，客运和货运在这精心设计的混凝土道路上既安全又快速地行驶，穿梭于美国各地。
恰好在1956年，俄勒冈州的吉姆·贝利在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3分58秒6的纪录，不到4分钟就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首次。美国人不仅仅是走向新天地，而是迫不及待地要到达那里。那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商品和劳务折合，达到4000亿美元，通货膨胀则完全可以忽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24年未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件的邮资从3美分涨到4美分，航空信从6美分涨到7美分。
商人们对生产率的增长感到无比自豪，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则对美国生活的狂乱步伐警惕起来。然而，美国的自杀人数在世界上并不算高，并不像人们普遍误解的那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10.8人（男性16.1人，女性4.3人），这低于丹麦（24.1人）、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德国、芬兰、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当然，现在美国人更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1956年开始，那些常常紧张不安的高级官员们都可以通过吃氨基甲酸酯类镇静药来让自己得到片刻的安宁，这是一类非常有效的镇静剂，它的商标名“眠而通”更为人所熟知。《时代周刊》将它称为“事事顺利药”。它们的第一大市场是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在好莱坞，日落大道和高尔区的药店在窗口上贴着巨大的红色广告：“注意，本店销售眠而通！”米尔顿·伯利说：“我想改名叫眠而通·伯利。”总之，这一年没什么意思。
20世纪40年代那些曾经非常受欢迎的运动员开始进入他们残酷的黄昏时期：乔·迪马乔已经40岁了；弗洛伊德·帕特森成为当时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斯变得臃肿了，动作也慢了，只好勉强在职业摔角界混饭吃；杰克逊·波洛克去世了，接替他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都是在他那寸步不离的母亲的陪伴下。格雷斯·麦泰留斯和弗朗索瓦丝·萨冈也出现在了观众眼前，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还有另一位新出名的年轻歌手，他的歌声似乎无处不在，哼唱着“嗨！咯咯咯！耶霍”，要不就是：
阿呜波啪鲁波普！阿罗巴布姆！
图提富鲁提！噢鲁提！
图提富鲁提！噢鲁提！
那年秋天，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在他的电影处女作《温柔地爱我》中露面。他作为配角在其中唱了4首歌曲，他的音乐融合了摇滚、蓝草和黑人音乐，竟在该影片中最为醒目。之后他整年都在南部和西部巡演，躲避那些骑着赛车歇斯底里追逐他的少女，宣传他的第一张唱片专辑。根据《告示牌》杂志上的排名，这张专辑的销售量一下子跃居第一。像《不要如此残酷》和《伤心旅馆》等单曲唱片，每张的销量都超过百万张。
普雷斯利震惊了那时年轻女孩的父母们。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身的裤子，易怒的眼睛朦朦胧胧，撅着的嘴唇微微张着，他会抓住麦克风，猫着腰，扭动的臀部撞着吉他晃来晃去。电视制片人不会给他的腰部以下任何镜头。他们说他下流，的确是这样，那也是他魅力的秘诀所在。十几岁的女孩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她们的手臂上，年长一点儿的女性就猛送礼物，以此来勾引他。有一次在阿马里洛，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打算结婚。他回答说：“既然你可以隔着栅栏取到牛奶，为什么还要买奶牛呢?”
私下的普雷斯利很直率。不像利伯雷斯，普雷斯利没有伪装自己很有音乐才华。他回忆说，他12岁的时候得到了一把吉他，“我胡乱弹了一两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研究它”。在厌倦了开卡车后，他带着吉他来到了一个录音工作室。“我弹吉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敲打桶盖，”他说，“但这个工作室的一位技术师开了一家叫太阳的唱片公司，他说我的声音很不寻常，他稍后可能会跟我联系。”普雷斯利的唱片开始出售，他聘请了一位经理人，他评价说：“普雷斯利的音乐可能听起来不像真正的山地音乐，但他却得到了同样的回应。”
普雷斯利的粗俗使得人们把埃尔维斯读作“佩尔维斯（意思是扭动骨盆）”，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喜欢花几个小时在游乐园玩碰碰车，穿1万美元的镶有金色金属片的外套，还买了一系列色彩斑斓的凯迪拉克车。他格外喜欢自己的头发（已有些少白头），身边有一群肌肉发达的年轻人，既是保镖也是他的玩伴。他住在一个华丽俗艳的被岗亭围绕的地方。如果他晚上想去俱乐部玩，会事先打电话，这样那里就会提前做准备。他像贵族一样，从不带现金在身上。他后来和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他在德国服役期间，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大量关注，被当作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
普雷斯利本人并没有和他在大银幕上饰演的喜剧角色相差太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当红人物。在1956年的那种氛围中，悲剧完全没有应有的地位。许多严肃的事件往往被忽略或草草带过。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在1956年7月20日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报道都以艾森豪威尔终于平衡了预算为标题，却没有谁注意到，按1954年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这一天要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不能成功进行，那么就会带来越共、内战以及美国的干预，但那时的评论人士才没有空去关注它的影响。
那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大灾难是那样明显又直接，无非就是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这真是充满奇闻的一年：纽约劳工问题的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泼硫酸而导致失明。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站附近突然失踪，很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的手下绑架并谋杀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帕里斯岛，一个海军陆战队教官带领74名新兵练习潜水时遇到潜流，造成其中6人溺水而亡。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成功破获了一宗277.5万美元的抢劫案，而匈牙利大叛乱则是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引起的。
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小姐在威斯康星州的银行家年会上以有趣的方式调侃了女人天生的脆弱。她说，千万不要告诉女人她不合逻辑，“一般来讲，女人通常一开始就会觉得，自己的直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布朗小姐还建议男士们多称赞女士，而不是男士，并记住女人看待问题永远是从自身出发的。
《时代周刊》转载了这位汤姆大婶的论述，口吻完全是男人式的幽默。《时代周刊》的编辑为了奚落一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女人，在另一期杂志里写道：“像被她痛心地划入‘第二性’的姐妹一样，法国的波伏娃宁愿说话也不愿吃饭。”由男性编辑的妇女杂志对待他们的读者也是做出男人高女人一等的姿态。《妇女家庭杂志》的编辑向一位作者解释：“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讲述某位女性热衷冒险的文章，你也知道，我们会认为她过于强势，甚至是神经质。”作为女性成就的最好代表，这份杂志介绍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家庭主妇，她每天早餐后一小时就梳妆打扮好，然后说：“到早上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整个屋子都打扫完毕，我也打扮漂亮，有时间就去打打桥牌，参加俱乐部活动，或者待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简单自在地打发时间。”
对于那些读到这些的人会发现，有迹象表明，并非这位女士所有的姐妹都满足于桥牌或俱乐部活动。1956年，《麦考尔》杂志发表了一篇天真的名为“出逃的母亲”的文章，结果出乎人们意料，这篇文章受到的关注比该杂志以前任何文章都多。后来《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年轻母亲感到被困住”的文章。有这种感觉的年轻母亲们被鼓励参与征文，最终有超过24000位母亲写下了文章。但认为女人除了做家庭主妇还要立志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的说法，还是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不被大众接受。婚姻仍然是单身女孩们唯一能得到公众认可的归宿，那些有幸步入完美婚姻的女士，也能够成为名人。1956年，那些有名的新娘包括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原名玛格丽特·杜鲁门），以及奥黛尔·罗丁——她成了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5任妻子（之前的4任妻子分别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芭芭拉·霍顿和拉斐尔·特鲁希略的女儿）。然而，当年的大奖却颁给了一位来自费城的漂亮女演员，她曾经被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和演员让–保罗·奥蒙热烈追求过，后来成功钓到欧洲首屈一指的钻石王老五——摩纳哥亲王雷尼尔三世。格蕾丝·凯利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成了美国家庭主妇将衣物装入全自动洗衣机或给丈夫清洗电动剃须刀刀片时思索的问题。凯利的父亲会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见亲王的。她去那儿拍了一部名叫‘捉贼记’的片子——结果看她捉回了什么。”
格蕾丝的父亲是费城的一名承包商，也是政治家，曾在国家赛艇比赛中获得过冠军，因此他自己以前也很抢手。他回忆亲王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情形时说：“我原以为他只是待几小时，但他却一直待着不走。”格蕾丝的父亲便开始有了戒备心。（“我通常都不认可她的那些狐朋狗友。”）然后，雷尼尔三世向格蕾丝求婚。这对格蕾丝而言是终身大事，非常重要，这位父亲便让她出去，就他们两个男人谈起来。凯利父亲的这番话，应该被每个有女长成、受到贵族青睐的美国大亨记住。老凯利告诫雷尼尔三世，要注意王族身份的弱点：“我告诉亲王，我们并不在乎王族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当然希望他不要有某些亲王那样的恶习；我告诉他，如果他那样做了，他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凯利夫人将她替女儿写下的回忆录（《我的女儿格蕾丝·凯利的生活和爱情》）卖给了赫斯特报系出版。《芝加哥论坛报》为凯利叫屈：“她是很有教养的女孩，却嫁给了一个赌场的幕后老板。”这完全是在暗示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大赌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却是蒙特卡罗大赌场的实际拥有者，只要格蕾丝能为她的丈夫添加一位继承人，他就可以继续不向法国政府缴税，因此欢呼着说:“我要高兴坏了！”之后，他向摩纳哥红十字会捐献了100万法郎。
格蕾丝和雷尼尔的婚礼是米高梅电影公司新闻人的梦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宣传部门曾经参与其中。4月12日，美国出口公司的“宪法”号船开到法国海岸，把格蕾丝送上了亲王的“青年二号”白色游艇的甲板上，陪她参加婚礼是80位客人、24位专栏作家、4只大箱子、20个帽盒，36件其他行李和新娘的黑色法国卷毛狗奥利弗。头顶上的奥纳西斯的私人飞机队向游艇洒下红色和白色的康乃馨。海岸边传来一片喧嚣热闹的声音：电喇叭声、警报器声、火炮声、21响礼炮声。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名新闻记者，比上一年去日内瓦首脑会议的记者还多。上岸时，格蕾丝优雅地走在雷尼尔的身旁，并肩坐上绿色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这时雷尼尔发现50名摄影师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似乎所有人都来到了摩纳哥，除了这一对夫妇最想见到的人——欧洲皇室的长辈们。伊丽莎白二世拒绝出席，欧洲其他皇室成员也都不出席。英国派来了一位低级外交官，温斯顿·丘吉尔恰巧在摩纳哥，气愤地喊道：“我不是来见像凯利这般俗人的。”
如果说伊丽莎白二世担心被世界各类报纸炒作，其他名人则一点儿都不在意。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酒店大亨康拉德·希尔顿作为代表参加了婚礼；阿加汗和夫人一起出席了婚礼；萨默塞特·毛姆带着蒙特卡罗的文学界队伍出席；已经肥胖而痴傻的埃及前国王法鲁克，摇摇晃晃地爬着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中央的楼梯。这可急坏了婚礼主办人，这是专门为新郎新娘准备的。于是法鲁克被请到了旁边，主角们走了上来。格蕾丝应了一声：“jeveux”（我愿意），便拥有了数个封号：2个公主封号、4个公爵夫人封号、9个男爵夫人封号、8个伯爵夫人封号、4个侯爵夫人封号和1个子爵夫人封号。她的结婚礼物中，仅钻石就价值25万美元。在婚礼上被偷走的东西价值15万美元，但对于婚礼主办人奥纳西斯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8月，雷尼尔透露妻子怀孕了。摩纳哥为庆祝这一喜事，燃放烟花，张贴公告，点起篝火，人们在街上载歌载舞。《纽约每日镜报》终于用上了准备将近一年的新闻标题：摩纳哥天气预报，2月将有小雨（暗示小雷尼尔出生）。
谈到法鲁克，他带着他收集的色情文学逃离开罗已经4年了，埃及已经成为军事集团的据点。1956年6月，中校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以军政府领袖的身份出现。杜勒斯自以为他能掌控纳赛尔，便决定给他一个教训。结果引起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讽刺的是，这有力地推动了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总统。
纳赛尔在冷战中保持中立，自然让杜勒斯讨厌。美国一直试图让埃及加入它的西方阵营。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华盛顿已经在前一年的冬天告诉开罗，它将贷款5600万美元给埃及，用以建立埃及尼罗河上跨度3英里的阿斯旺水坝。但纳赛尔不领情，他认同中国，试图打破巴格达条约，宣布计划访问莫斯科，以价值两亿美元的棉花兑换捷克斯洛伐克sup/sup军火。于是，7月19日，杜勒斯公开取消了美国的这项贷款。国务院中东处的外交人员警告说，纳赛尔可能会通过夺取苏伊士运河作为报复。他果然这样做了。他对外宣称：“我要看着美国人说，让你们气死！”还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愿修大坝。苏伊士运河的年收入将达1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赚呢？”接着又说：“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劳动、我们自己的资金。必须由埃及人来掌管！埃及人！埃及人！”
这次受挫带来的影响并没有伤害美国，而是伤害了英法两国。在华盛顿的反殖民主义者的强烈要求下，英国于6月撤回了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最后一批部队。而此时，纳赛尔切断了英法两国工业的主要石油来源。每天有150万桶原油通过运河，其中120万桶是运去西欧的。欧洲大陆供暖和生产所需燃料的2/3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其他1/3则通过陆路的管道运输，而这很容易遭到阿拉伯人的破坏。因此，伦敦和巴黎将遇到真正的危机。这对迪斯雷利这般能人来讲也是很大的考验，况且唐宁街10号主人也不是迪斯雷利。他是丘吉尔手下得意的外交官安东尼·艾登爵士，而他现在正处于困境当中。对他来说，做首相有点儿不堪重负。他每晚辗转反侧，睡眠不足5小时，只能依赖安非他命药片。多年后，医学家发现安非他命可以让人失去良好的判断力，而在1956年，这在他身上得以验证。
艾登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指责杜勒斯使他们陷入困境，因此对华盛顿不予理睬。他们决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按戴维·本–古里安主张的方式行动。对这位以色列总理而言，这似乎是跟讨厌的埃及人算账的完美时机：苏联正忙于处理与匈牙利日益严峻的危机；美国正处于大选的白热化阶段；英法两国正处于对纳赛尔的行为的愤怒当中，都想打一仗。本–古里安提醒他们，某些情况下，英法联军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征战中东。按1950年的三方宣言规定：如果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战争，英法两国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本–古里安说，他将很乐意提供相关借口，于是艾登和摩勒完全赞同，大计遂定。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央情报局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军事动员，超过10万名以色列士兵已经在埃及边界就位，坦克也准备好西进。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却陷入沉默。华盛顿仍然对英法此次行为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一贯都有喜欢找借口推脱的作风。尽管如此，华盛顿也很难相信它们会私下同耶路撒冷密谋。10月28日星期日，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准备体检的艾森豪威尔拒绝这个想法。他一边在医院的走廊上来回踱步等待检查，一边起草给本–古里安的信件，他苦笑着说：“以色列和钡餐结合得相当巧妙啊。”
以色列果真在第二天发起了攻击。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电传打字机嘟嘟嘟地打出第一则公告：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艾登和摩勒现在有了借口。他们故作姿态，向耶路撒冷和开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英法联合军队暂时占据关键据点。”如果他们拒绝这个建议，他说，英法联军“将以必要的军事力量”干预苏伊士运河。
此时，艾森豪威尔已经离开了医院，赶去南部参加总统竞选。现在又赶回了华盛顿。星期一晚上7点，华盛顿沉浸在黄昏中，他的豪华轿车从白宫的西南大门开进。在同亚当斯、雷德福和杜勒斯兄弟商议后，他授权哈格蒂声明：“在会议中，总统回顾了美国本届和上届政府都曾承诺要援助遭到侵略的中东国家。我们将履行我们的承诺。”
星期三，驻塞浦路斯的英国轰炸机袭击了埃及机场。艾克说：“我完全猜不透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这是我见过所谓有头脑的人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我们的盟友实行另一种法律”。在星期三的广播中，他也告诉了美国人民这些。英法两国都将这一切归罪于杜勒斯，简直气疯了。艾登公开表示他将拒绝联合国的任何停火协议。星期六，疲惫的杜勒斯心烦意乱，彻底崩溃了。他的胃溃疡已经恶化成胃穿孔，被送进了沃尔特·里德医院，并立刻做了两个半小时的手术。那个周末，战争对整个世界来说，似乎都近在咫尺。星期日，白宫获悉英法部队在塞浦路斯登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星期一早上，英国伞兵开始在运河北端着陆。那天晚上，布尔加宁警告艾登、摩勒和本–古里安，他们的部队必须立即撤出，否则就会成为装载原子弹头的红色导弹的攻击目标。同时，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应由苏联与美国结盟以阻止这场侵略。艾克非常愤怒。他向一位助手说道：“那些英国人，他们还是我的右臂吗！”他告诉布尔加宁，苏联和美国联合干预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并指责这位苏联总理说，红军“这时正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
这可不仅仅是冷战的论调。艾克是正确的：那个星期，苏联也的确犯有暴行。之后，共产党人依然记得苏伊士问题，西方人也对匈牙利事件念念不忘，事实上两件事情同样恶劣。星期三，英国皇家空军首次突袭运河区的那一天，布达佩斯的反苏暴乱分子选举出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星期六，整个国家都开始暴动，纳吉宣布不承认使匈牙利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华沙条约》。苏联军队撤离布达佩斯，然后重新集结，粉碎了暴动。布达佩斯的街上都是遇害者的遗体，红衣主教约瑟夫·明雷蒂躲在被围困的美国大使馆中避难。匈牙利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请求干预。洛奇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该问题的办法，苏联予以否决。艾森豪威尔从互助安全基金中拨款，为匈牙利提供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又下令允许21500名匈牙利难民进入美国避难，命令他的手下由政府安置这些难民，为他们提供工作。与此同时，他向布尔加宁发出抗议。苏联总理冷冷地回答说：“苏联和匈牙利不需要外人的帮助，可以解决自己的分歧。”
1956年11月6日星期二上午，法国步兵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的东边，苏联军队抓住了纳吉，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入侵。当天，61616938名美国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每个人的心中都惦记着战争，而全美最出色的将军也在候选人名单上。不可避免地，选民们会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他们这样做恐怕是对的。当然，艾克在这可怕的一星期里仍然处变不惊。当亚当斯正和总统待在椭圆形办公室时，艾登的电话来了。艾森豪威尔亲切地说：“哦，安东尼，你好吗？”
亚当斯事后严肃地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长、很复杂的答案。”
这种事件之后，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上一边倒的情况，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纳赛尔不动苏伊士运河，匈牙利也一直屈从于苏联，艾森豪威尔肯定也会连任成功。没有哪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可以将他赶出办公室，对那些喜欢放马后炮的人而言，像史蒂文森那样聪明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倒很是奇怪。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据显示，10个美国人里有7个是信任总统的。在他第一个任期内，他已经完成了很多4年前看来还遥不可及的事。朝鲜战争得以结束，没有带来经济萧条；麦卡锡被击败；布里克修正案已经被搁置，这本是一个完全解决不了的问题；诺兰在参议院已被孤立；共和党现在都认可联合国事务；除了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没有哪个稳在其位的共和党人主张入侵中国或者对苏联来一场预防性战争。此外，艾克在美国国内许多问题的管理，都显示出他是一位比看上去更有智慧的政治家。他的联邦公路修建项目超出了工程兴办署的预算；通货膨胀已经停止；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社会保险事业得以扩展；政府已建立健全的反托拉斯程序；而其土地银行由于为农业做了好事，民主党已不能再用这个大做文章了。
总统还有其他优势之处，虽不那么具体，却很真实，可以在竞选中助他一臂之力。他的性格就是殷实的政治资本。约瑟夫·艾尔索普写道：“艾森豪威尔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带我们回到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风格——他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以身作则，为我们设立了这种榜样。”理查德·罗维尔也总结说：“当艾森豪威尔代表美国发言时，总的来说……他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值得人尊重的少数几任美国前辈总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全面。如果只是以上几点，民主党人就不会那么拼命地去争取提名了。对他们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是非常脆弱的。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成为大企业家的党派。共和党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片混乱。杜勒斯在国外的表演已经不那么成功，中东的混乱局面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这些，还有三个压倒一切的主要问题：现任总统的健康状况、副总统尼克松，以及民主党候选人的口才与魅力。
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够长寿并不太现实。如果再次当选，他任满前就将年满70岁了。仅仅一年前，他突发了心脏病，而他自己也曾表示，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累的职业。此外，比起他的心脏，他还有更大的问题。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两个多月，他又发了新的病，从白宫被救护车接走，在手术台上忍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
起初，这次发病就像是丹佛市那次的重演。6月9日凌晨，住在康涅狄格大道的斯奈德医生接到心急火燎的艾森豪威尔夫人的电话。原来总统正在床上辗转反侧，说是胃疼。她应该怎么处理？服氧化镁乳液已经无效了。斯奈德立刻赶到白宫。早餐后，哈格蒂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总统胃痛兼头痛。从今天早上起，斯奈德医生就和他在一起。这一次，总统的心脏没有问题。”但这远不能让人安心。上次在丹佛时，一开始也报道说是“消化不良”。后来发出的第二个声明更具体了：“总统患上肠炎（小肠部分有轻微炎症）。”作为“预防措施”，总统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医院。
对哈格蒂而言，这是糟糕的一天。他一直告诉记者，肠炎看起来来势汹汹，但实际并没有那样严重。救护车离开了白宫，一队拉着警报的摩托车在前面开路。保罗·达德利·怀特也出现了。（他说：“他们让我随时待命，以防有情况发生。”）另一位专家被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半路截住，匆忙上了一架喷气式教练飞机赶往医院，在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外科医生在检查总统的消化系统。手术是必要的了，否则可能会导致肠坏疽，但哈格蒂是正确的，这并没有什么好怕的。后来有人询问主治的外科医生伦纳德·希顿，是否认为艾克应当放弃竞选连任时，他说：“我当然不这么认为。”当被问到总统的寿命时，斯奈德说：“我们认为这次手术对他的长寿有百利而无一害。”医生都估计4~6个星期后，总统就可以回去办公了。因此，全美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写道：医生认为艾克可以参选连任。
史蒂文森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戴维斯后来认为，艾森豪威尔虚弱的身体“绝不会妨碍他在竞选中争取连任，甚至可能成为他的政治资本。他穿过死亡的幽谷，成为人民心目中更伟大的英雄，比以往更受人们爱戴”。戴维斯认为，这应当归因于艾克的个人品格，“归功于对国家主导情绪的完美表达，以及他个人博得的爱戴”。民主党人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因此对他格外小心。
尼克松则是另一回事。在野党的领导层看到他重新考虑并决定再次参选总统，在一旁幸灾乐祸。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所有人民都不看好这位副总统，所以便开始针对他。史蒂文森认为这位副总统“狡猾”、“鲁莽”、“欠缺经验”、“戴着面具做人”等。11月5日，史蒂文森在明尼阿波利斯告诉他的听众，尼克松“已经收起了他的弹簧匕首，扮成一副高级童子军的模样”。他提醒大家说，这位副总统最近宣布中东不会发生战争。史蒂文森像许多其他民主党人一样，认为尼克松继任总统将是一场灾难。
尼克松可以不顾反对党的意见，他也的确做到了。然而，他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对他的批评更为激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尼克松运动”的共和党领袖竟是被尼克松奉为政治偶像的哈罗德·史塔生。
史塔生相信如果这场运动成功，总统也不会难过，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艾克曾对一位顾问表示，他对尼克松的为人持怀疑态度，然后说：“嗯，事实是，我已经关注迪克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完全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还真的不能相信他是总统的可造之才。”
此时，共和党党内基层开始插手此事。共和党的选民一直都支持尼克松，现在终于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勒冈州的初选中，52202人将尼克松的名字写在了艾克的名字下面。这让尼克松印象深刻，对史塔生则不然。4月26日，副总统请求总统接见，并说他很荣幸能再次参选。艾森豪威尔打电话叫来了哈格蒂，后者进来时正看到这两个1952年的竞选搭档相视而笑。根据哈格蒂的回忆，总统说：“吉姆，迪克刚告诉我，他已经下定决心再次和我一起竞选了。”亚当斯和帕森斯也进来了，听到了总统的话。然后艾克对哈格蒂说：“对于这个消息，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位新闻秘书建议尼克松现在就去向白宫记者团宣布。艾森豪威尔点点头，说：“吉姆，你跟他去，等他宣布完毕，你就说我很高兴听到副总统告诉我这个消息。”
这是1956年严肃的反尼克松运动的结束，也是哈罗德·史塔生政治职业生涯的结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论证只说服了一位代表——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特里·卡朋特，他性格古怪，被认为和20世纪30年代的库格林、汤森是一类人。在各州提名时，卡朋特为了表示对尼克松的不满，竟在副总统栏下胡写了一个“乔·史密斯”的名字并投票给他，从而成了旧金山选举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4年前，史蒂文森曾以自己在失败中表现出的尊严和优雅赢得了评论者的赞赏。这是他第二次失败，人们对他的表现已经有了过高的期待。果然，他最终没有做到再次打动人，也让第一次的辉煌黯然失色。因为念念不忘1952年胜利时用的战术，这位民主党派的旗手终于输在了媒体操控者的致命诱惑上。他让自己卷入了比较“新”史蒂文森和“旧”史蒂文森优劣的讨论中，似乎真有两个他似的。此外，在他的周围也传出很多无聊的闲言碎语，损害了他的形象。
后来，一名资深民主党人告诉埃米特·约翰·休斯：“1956年的竞选古怪又特别。这几乎别具一格，因为几乎没人记得你们做错了什么，也几乎想不起我们做对了什么。”最糟糕的是，杜鲁门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再次出现。他试图为埃夫里尔·哈里曼保住纽约州州长的提名，竟把史蒂文森拉向一场为政治生存进行的无聊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不能操控代表大会时，便一心要毁了史蒂文森的希望。在极度愤怒之下，这位前总统给予共和党意想不到的弹药。他将史蒂文森称为“保守分子”，说他做事“犹豫不决”，缺乏“现阶段我们胜利所需的那种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还遇到了其他障碍。他本应该是与艾森豪威尔较量，而不是杜鲁门和尼克松，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在竞争中采取了超然的姿态。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他不会让他的对手与他短兵相接。除了专注于不断深化的外部危机，他沉着地打着共和党平和的竞选口号——“和平、发展、繁荣”。同时，尼克松找到了成为他后来最常用的政治谋略：面对选择，他会选择一个大家普遍赞同的办法，同时坚持认为这是较为艰难的那个选择。他说，要像史蒂文森那样赞同结束氢弹试验很“容易”。接下来，这位副总统声音颤抖着说，他的良心迫使他无视公众意见而呼吁继续试验。事实上，此时是史蒂文森在走那条更艰难的路。在那个时候，要求制造更大、更强的炸弹的人，根本不会丢几张选票。尼克松一箭双雕，既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心，又赢得了作风大胆的美誉。
史蒂文森阵营的专业人士提醒他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不满，尤其是在小种族区域和蓝领社区。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决定投身向前，坚持说他所说的都是该说的，这才是真正有政治勇气的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倒是可以看到这位1952年的候选人的勇敢形象。当年他信心十足，现在依然是这样。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够精明圆滑，虽然精明圆滑只是微不足道的品德，但也是政治领袖必需的。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改进原子弹才可以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从“弱势变为强势”；二是“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方法就是防止它发生”。在外行听来，这些论点很有说服力。时间会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不是靠这样的道德取胜的。1956年，冷战仍然是可怕的现实。史蒂文森错误地判断了它的影响力，而且不仅是对核试验问题的影响力。在一次演讲中，他宣称现在是时候对美国国防采取“新看法”，并且考虑“结束征兵”了。很多人提出抗议，他便又拿出防守的态度，这对于挑战者来说，当然是不应该的。
11月到来的时候，史蒂文森的竞选已经快要支持不住了。他已疲惫不堪、无心思考，在选举前夕的电视广播中，还因说话不当而被责骂。他说，无论这样说有多不中听，“我必须坦率地说，所有的科学证据、所有的历史和经验的教训，都表明明天共和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尼克松可能在未来的4年成为国家的总统”。这的确是真的，但在全国广播里说这样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这动摇了史蒂文森的追随者，也结束了这场向另一派勇敢挑战的不愉快的斗争。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的领先优势令人咋舌。他赢得了457张选举人票，而史蒂文森只有72票，这意味着艾克取得了近1000万票的领先优势。这是25年来，黑人第一次投了共和党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2/3选票，以及工会会员的45%的选票。他包揽了所有新郊区的选票。他胜出的票数总数超过对方达16%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胜时的票数少2%。
这一次，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里举行了庆功宴。晚上9点，所有悬念尘埃落定。舍曼·亚当斯坐在地板上，兴高采烈地盯着一个小电视：杰里·帕森斯用他亚拉巴马州人的口音喊道：“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南部联盟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刚刚投票给了共和党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啊！”艾克带头欢呼，对休斯说：“还要看看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情况。你还记得纳尔逊的故事吗？在临死之时，他环顾四周，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当我参战时，总想赢得一切……有六七个州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我任何一个州都不想失掉，跟纳尔逊一样，不想有任何一个‘留下’。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总之，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就是史蒂文森拒绝选择他的竞选伙伴，宣布让代表们做出选择。在随后的混乱中，美国的未来已经可以略知一二了。
参加竞选的是艾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f·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他是来到芝加哥前唯一公开宣称要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最终，凯弗维尔赢得了胜利，但是差一点儿就打败他的肯尼迪似乎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为肯尼迪激动地喊出“得克萨斯州自豪地将选票投给这位挂过彩的勇敢的水兵”的时候，肯尼迪得到提名似乎已胜券在握，但在那一刻，密苏里州本要投给戈尔的选票投向了凯弗维尔。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选举的报道开篇就是“著名的”肯尼迪“今天没有了好运”。实际上，在副总统提名中失败是肯尼迪一生中最为幸运的事情。他在演讲台上简洁而风度翩翩的讲话，以及他动人的举止让他获得了一大批支持者。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肯尼迪。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指出的：“肯尼迪在胜利近在咫尺之时突然遭遇失败，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年轻人的印象。他先尽力求胜，又微笑着接受失败，这一切都让全美国人为之折服。”
这只是其中一半原因。另一半是由于他最终并未成为候选人，随后民主党的失败便不能归咎于他，或者更具体地说，不能归咎于他的天主教信仰。自1928年胡佛打败阿尔·史密斯以来，天主教信仰就被视为决定性的政治障碍。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将会轻松获得副总统提名。“我不会再竞选副总统了，”他干脆地说，“我下次会竞选总统。”
吉姆·克罗：原文美国剧作家t·d·赖斯所创作剧目中的一个黑人角色名字，后被引用以表达贬抑黑人、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等。——编者注
草案：1954年9月8日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编者注
假设一群苏联摄影师本来在苏联的飞机里，当美国的摄影师乘着苏联的飞机飞过苏联上空时，这些苏联摄影师就会被转移到美国的飞机上。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件事，但也没人问他。也许即使是欢欣鼓舞的欧洲人也觉得“开放天空”实在是太像作秀了。
在西方，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编者注
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