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致力于搜集美国民俗资料的乔治·盖洛普博士民意测验研究所指出：1954年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平均体重是158磅；女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4英寸，平均体重是132磅。丈夫认为妻子懂得持家之道比什么都重要，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约55%）都认为美国的女人被宠坏了。
该研究所在宣布有关美国生活的各种详细调查研究结果时指出：“在历史长河中，国家和民族有时会因其性格上细微的特点被人们记住，而非某些壮举和战役。上述这些情况可能就是千载之后美国人闻名于世的特点。”事实上，仅仅过了20年，人们便已经开始对此产生兴趣。尽管其中有些许无聊之处，但在了解他们生活细节的过程中也有有趣甚至有意义的地方：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他们的忧虑，以及他们如何生活。然而，这些调查得出的一些结论，现在看来似乎比较离奇。
对传统的两性间区别的公然抗议在当时还没有。妻子认为男人喝酒太多了，丈夫的主要错误之一只是“因为他们对什么事都不关心”，与所谓的大男子主义无关。女人一般会选择婚姻而放弃工作，她们也的确想将“服从”这个词从结婚仪式中除去，而令人吃惊的是，它仍然存在。但在其他方面，这些女人则接受双重标准。例如，61%的女性认为妻子不应该拆看丈夫的信件，即使信封上弥散着香水味，娇柔的字迹也明显是出自女人之手。当被问到“妻子通奸是否比丈夫通奸更应受到谴责时”，绝大多数的女人（80%）都会回答：“是的，当然是。”
大多数人认为钱是他们最担心的，只有21%的人认为最担心的应该是“爆发世界大战和维护世界和平”。他们对美国信心十足、自豪感泛滥。美国人认为慷慨是他们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其次是友好、理解、虔诚、崇尚自由和不断进取；缺点则是：浅薄、利己主义、奢侈、拜金和自私。
那时，仍然有相当多农民被视为另一类人。他们每天起得最早：69%的农民6点以前起床。而在工作日，典型的美国人6点半才起床，周末8点起床。（令人惊讶的是，女性普遍比男性起床晚一点儿）。在工作日，人们睡觉的平均时间是晚上10点，周末是11点。通常早上7点吃早餐，12点吃午餐，晚上6点吃晚餐。战后，上班时有15分钟喝咖啡休息的时间这一习惯仍然延续下来，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当被问到“你工作的地方，是否给员工时间喝咖啡、吃茶点或者休息”时，51%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农民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容易感冒。患感冒的高峰在2月，15%的成年人，即1500万人会患上感冒。患感冒最少的月份是7月，但即使在那时也有5%的人，即500万人会咳嗽、打喷嚏，感觉不舒服。
即使没有战争，没有分裂国家的丑闻，人们的生活也不如意。50%的成年人抱怨入睡困难。对女性而言，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中未婚妇女比已婚妇女更严重，离婚和丧偶的妇女则是最严重的。失眠主要原因是“神经紧张”。使用镇静剂还没有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大多数失眠的人只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其他疾病问题还包括，1/3的美国人会脚疼、1/5有听力问题、2/7担心体重超重、2/3戴眼镜，并且其中有一半是常年戴着。
以美食家的标准而言，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单一。如果让他们随意点菜吃饭的话，他们说自己会点水果丁、蔬菜汤、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黄油卷、苹果派和咖啡。有300万的美国人是素食主义者。大约有60%的美国人会喝葡萄酒、啤酒或白酒，但喝得并不多，只有不到20%的人会每天喝。他们最喜欢的运动是打保龄球，并且令人吃惊的是，至少有800万人每星期会打一次保龄球。稍微次之的运动是高尔夫球或乒乓球，偶尔打保龄球的人比这后两者的人数多两倍。只有52%的成年人会游泳，这反映出当时游泳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因为假期时间短、机会少。超过1500万人，即15%的成年人从没有到过离家250英里以外的地方，相当于当时汽车一天的行程。星期日午餐后，一半的家庭会利用下午的时间开车出去兜风，但他们不会走远。1/4的美国人从没有到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90%的成年人坐过火车，其中至少有40%的人在单间卧铺中住过一晚。虽然人们坐飞机的频率在上升，但飞机仍然只受到少数人的青睐。他们会开车进行短途旅行，当时的交通远比后来畅通。一个原因是那时生活在乡村的人比现在要少大约5000万。除了农民，一般工人的工作地点离家不到两英里，18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1/3的人会回家吃午饭。全美国不到1/3的家庭会在用餐前祷告，但95%的人说他们相信祷告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他们。94%的人相信上帝，68%的人相信死后还有生命。1954年6月14日进行忠诚宣誓时，69%的人赞成在誓言之前加一句“向上帝保证”。《圣经》的读者在南方城市的比例最高，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最少。美国最受欢迎的两句格言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就如何对待别人”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在冬季，一般家庭取暖温度保持在白天70华氏度（约21.1摄氏度），晚上60华氏度（约15.6摄氏度）。美国社会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生活费平均每星期为60美元（1937年，每星期需30美元）。电影和电视给人们的印象是：夫妻分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实际上只有1/8的夫妇这样做，其余的还是睡双人床。男性喜欢淋浴，而3/4的女性更青睐盆浴。平均每个家庭都会养一只宠物，狗和猫的比例大约是2∶1。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喜欢并信任他们的邻居。在“大萧条”时期养成的节俭已成习惯。如果突然得到了1万美元，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会购置一处房产。第二多的人会选择还清债务，把钱存入银行或投资证券。只有少数人说他们会选择轻松的生活——去旅行或者挥霍掉。一个23岁的芝加哥速记员说，如果她有了钱，会立刻结婚。另一个工作的女孩说，她会去“男性众多的”加利福尼亚州。
总体上，当时的美国仍然是一个乐观向上的国家。尽管美国民众会抱怨税收重和物价高——实际他们认为已经相当高了，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比父辈过得好一些。一般的美国人都想活到100岁，男性比女性更希望这样，但女性实际更长寿，更有机会活到100岁。当被问到想回到多少岁时，成年人普遍会选择21岁。近一半受访者都有些迷信，最普遍的是敲木头、避开路上遇到的黑猫，以及把盐撒在肩后以求得好运。女性通常比男性更迷信。
大多数人认为理想的家庭要有三个孩子。做妈妈的认为，婚后第二年应有第一个孩子。父辈们对1954年的年轻人评价很高，通常认为他们比其父母在那个年纪时更明智、更冷静。但这群孩子更具有批判意识：只有1/5的孩子没有抱怨过父母。几乎所有的美国成年人都认为孩子应该有零花钱，虽然他们之中只有不到3/10的人小时候有过零花钱。“二战”以后，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人们焦虑的问题。多数成年人为此苦恼，认为责任主要在于父母，而不是年轻人。当时父母普遍认为女孩子应该在16岁以后才开始交男朋友。
通婚，这一名词意味着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可以结合，这又是引起广泛争议的一大主题。略超过一半的人，即54%，对此表示支持，但只有1/4的人认为这种婚姻可能会成功。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尤其少。中产阶级中，白人和黑鬼（那时还这样称呼黑人）结合的婚姻更是从未出现，甚至其可能性也没人提起。
在美国主流社会，黑人依然没有被算在其中。大众娱乐中，他们更像是宠物。斯蒂宾·费希特、海蒂·麦克丹尼尔、巴特弗莱·麦奎因和艾迪·安德森，这些人都只是用来逗逗乐子，而并没被视为人。如果好莱坞要表现黑人的感情，他们不会让黑人来演，而是把烧焦的软木涂在像阿尔·乔森这样的演员脸上来扮演黑人。美国白人根本不会把黑人放在眼里。在拉尔夫·埃里森1953年的一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哭喊道：“我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人……我是不被看见的，懂吗？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拒绝看到我。我能听到你说：‘真是一个可怕、不负责任的混蛋！’你是对的……但你们都不看我，我应该向谁负责呢？”
在黑人遭受了300年的屈辱和奴役后，如埃里森所言，“这些长期形成的欺骗和逃避的习惯”即将结束。美国最高法院对其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黑人也是人，因此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应该被看到，并且与他们的白人同胞一样被一视同仁，公立学校应首先起带头作用。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钟显示的是下午12点52分，一只看不见的手拉开了法院宏伟大厅前面的红色天鹅绒窗帘，9名男子身着黑袍，穿过金碧辉煌的古希腊式石柱，坐到了桃花心木工作台后的皮椅上。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在等待这个已经被称为自1857年得雷德·史考特判决案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因心脏病住院的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那天早上也离开病床来到这里。这样全部法官都到场了，包括三位南方人。与惯例不同的是，记者没有提前得到决议的副本，他们无从知晓案子进展。新任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刚上任6个月。他上任时，律师们都为他司法经验的缺乏感到惊讶，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愿意预测他在布朗投诉托皮卡市教育局一案中，将如何判决。厄尔·沃伦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以坚决维护各州的权利而名声在外。
负责报道法院情况的通讯社记者坐在法官席下方的记者席上，速记下新闻简报，并将它们通过气动管道送出去。12点57分，美联社a线报道：
今日，首席大法官沃伦将宣布最高法院关于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一案的判决。法院的最终判决，目前尚不确定。
由首席大法官宣读判决书，意味着他与大多数法官意见一致。这是沃伦第一次重要的宣判，旁观者听了一会儿才确定，他花过长的时间宣布决议。他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主题，而是一直讲空话、套话，引用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肯尼斯·克拉克和冈纳·米达尔关于黑人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观点。1点12分，不耐烦的美联社记者发出了第二份电讯说，沃伦显然从原则上反对种族隔离，但是“首席大法官还没有宣读法院的判决书，因此新闻记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说种族隔离制会因违宪而被取缔”。
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宪法》第14修正案：“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依法享有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此前，这一项还未被援引并在司法上付诸实践过。最高法院从没有干涉学校种族隔离的问题。1896年，它以“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来处理火车乘客的种族隔离案例。自那时起，法院还反对在住房和铁路交通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裁定黑人学生可以进入南部边境地区的6所州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现在是下午1点20分，沃伦讲到了判决书的重点：
只因为种族不同，就将他们（黑人孩子）从年龄相仿、条件相当的孩子中隔离出来，会让他们产生自卑心理，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我们的结论是，在公共教育领域不允许“座位隔离、地位平等”之说存在。隔离教育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因而学校的种族隔离是违宪和违法的。这次决定得到法官们的一致通过，这对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其学术顾问瑟古德·马歇尔来说，是一场有着特别意义的胜利，马歇尔自己就毕业于“吉姆·克罗”sup/sup学校。最高法院考虑到改制需要一定时间，便宣布等到秋季开学时再做进一步说明。同时，各方都要准备讨论何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以及应当由谁——特别主管或联邦地方法院，来制订措施并加以贯彻。
南部的白人显得有些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还有任何打击比这更能摧毁现有社会结构。此前，在1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种族隔离是合法的，其他4个州也对此表示同意。现在1200万学生都会受到影响。教育当局负责人的第一反应也因地而异。地处美国南北交界地区的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官员们表现得很平静，他们预测这并不会引起大的骚动。在奥斯汀市，艾伦·希弗斯州长说得克萨斯州将会服从决议，但他强调，完全实现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研究了各方意见后，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斯坦利告诉记者：“我要召集……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制订出一个既能与法院的裁决相符，又可以令本州所有公民都接受的方案。”
深南部城市的反对情绪极为浓重。75岁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伯恩斯说他完全“震惊了”，然而却不能声称对此感到惊讶。原来此前为了威胁法院，南卡罗来纳州已经修改了宪法，允许废弃公立学校制度。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将此威胁付诸行动。佐治亚州也采取同样的步调，其领导人情绪更为激烈，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认为种族问题属于立法部门的权限范围，不属于司法部门，他指责沃伦主持下的法院“明目张胆地滥用司法权力”，之前有些人也这样说过。赫尔曼·塔尔梅奇州长公开抨击：“美国最高法院……公然无视法律和先例……把自己降级到庸俗政治的水平……佐治亚州人民深信并坚持不懈地愿意为美国宪法和佐治亚州宪法赋予他们的自治权斗争到底。”他说，他们会“努力制订出一套方案，以确保持续而永久的种族隔离制度”。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进行选举，当地候选人捍卫白人至上的论调多不胜数，都在为谁才是白人至上更得力的维护者而争吵。法院为了提防内乱，没有规定执行的严格时间。与此同时，法官明确指出，法律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联邦法院和地方学区被命令评估其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并研究其行政问题。接下来，它们将“迅速合理地开始”实施，一旦“可行”，便“从容”地贯彻法院的决定。
这一切都困扰着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欧洲在非洲和亚洲殖民主义的瓦解，必定会激起美国日益增长的反种族歧视的声音；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美国在世界各国的领导地位正受到国内种族主义的拖累。尽管如此，他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使其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他私下里承认对沃伦的任命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虽然他相信黑人与白人最终会融合，但他认为：“如果走得太远太快……就必定会犯错误。”尼克松不同意，他说自己强烈感到“公民权利主要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但艾克对这个微妙的问题保持沉默。他对一个顾问强调说：“我确信最高法院的决议会让南方城市的发展推迟15年……讨论学校中黑人白人融合的问题的确很好——如果你还记得你谈论的也是社会解体的问题。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感情用事，尤其涉及孩子时……在这些道德问题在，我们无法做到完美。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工作，不断进步。那些试图告诉我可以强制推行这些事的人，不过是一群疯子。”
然而，作为老兵，艾克知道命令必须服从。法院对宪法进行了阐释说明，主要的行政人员必须执行命令。在艾克的指挥下，所有哥伦比亚特区学校都立刻开始黑人白人合校。他下令结束了所有海军基地的种族隔离（杜鲁门早在陆军中废除了这个制度），一夜之间，种族隔离消失了，用来区分白人和黑人各自的饮水机和厕所的标志消失了。波士顿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为白宫秘书处的第一个黑人工作人员；几个月后，又有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默罗的黑人被任命为总统行政助理。哈格蒂认为这些事实都应见报，这样就没有人会说艾森豪威尔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却没有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报道称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和特拉华州等地共有350个学区实现了部分合校，其他地方的情况则不太乐观。在弗吉尼亚州和深南部各州的立法机关，借着烦琐的办事流程延长了法律斗争并使其更加曲折，以规避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些州长们顽固地说起“州主权”、“宣布无效权”和“干预权”，以反对联邦法律的实施，这些是自从约翰·卡尔霍恩死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的。南方社会底层的人们受到其领袖好战姿态的鼓励，开始复兴三k党，并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以抗议合校。在南部白人区，抗议氛围颇为浓厚。
但现在已不能再反悔了。黑人也有怨气。一个世纪前，托克维尔曾预言，一旦黑人“加入自由人的行列，便会因自己长期被剥夺几乎所有的公民权利，以及和白人不平等而愤怒，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白人看成敌人”。这也是实质的融合中会出现的一种局面。法院已经唤起了黑人心中的希望，正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社会行动的驱动力。埃德加·胡佛向白宫报告，南方小型武器的销量已经开始增长，在一些社区增长了4倍。最激烈的言辞出自南方白人之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54冬，黑色穆斯林宣扬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以暴制暴的思想在迅速扩张。
使美国人恐慌的是，他们发现自己正迅速进入一个种族纷争的时代。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对立信念，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激进的白人发誓要捍卫种族关系的现状，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黑人组织定会坚决反对，而处于中立的官员也常常不起作用。一名26岁的黑人女子奥瑟琳·露西，在以瑟古德·马歇尔做顾问的情况下，宣布她打算进入亚拉巴马大学读书，使该大学董事会惊慌失措。在塔斯卡卢萨市，她的车被一群暴徒用石头乱砸，在与他们周旋了三天之后，露西到达注册办公室，却只得到了董事会的一封电报：为了学生、教职工和你本人的安全，决定让你暂缓入学，请等待进一步通知。马歇尔将她带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否定了延期入学的决定。董事会当晚开会，指责露西对该校进行“虚假的、诽谤性的、无礼的和可耻的指控”，下令将她永远开除。
在这种情形下，双方的处境都很艰难。露西背后有联邦法院的支持，她注定最终会赢，大学董事会也明白这一点。只有子弹能阻止她入学——这个想法一直阴魂不散。不只是枪支和持枪者随处可见，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杀手很可能会逍遥法外。宪法方面规定政策取消种族隔离，也同样允许被告享有由与其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庭审的权利。在南方大片地区，这样的陪审团可能会判他无罪。这样的事很快发生了。1955年8月，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县发生了第一桩此类事件：来自芝加哥的14岁黑人青年埃米特·蒂尔来拜访当地的亲戚，有人说他侮辱了一名白人女性，三名白人男性将他从他亲戚家拖走，并把他按在水里活活淹死了。目击者帮助联邦调查局认出了其中两名凶手，但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们无罪。这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参与绑架，但大陪审团却拒绝起诉他们，联邦调查局本已竭尽全力地搜集了确凿的证据，也不得不结束调查。
最高法院宣判一周年后，种族主义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像瘟疫似的大肆传播。煽动者鼓动暴徒恐吓，有时还袭击坚持宪法权利的黑人。最残忍的事件发生在小学里，那里的孩子太小，都无法理解为他们发动的野蛮斗争，但也受到了恐吓威胁。每年9月开学是美国人一直以来的惯例。开学这天，妈妈为孩子穿上新衣服，梳好头发，装好文具，把他们送到新教室。而正是这个时候，教育委员会介绍了法规的变化，例如实行黑人白人学童合校。从最高法院宣判时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报纸每年秋季的头条都是惶恐不安的学生面对着可怕的示威游行，有时还会有暴力行为。
1956年，两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同一星期内几乎同时爆发。从华盛顿来的种族主义者约翰·卡斯珀，激发起了田纳西州克林顿镇暴民们歇斯底里的反抗情绪。（他荒谬地指控种族隔离是“外部煽动者”的行为。）在卡斯珀来到克林顿镇之前，这里是一个仅有4000人的小镇，12名黑人学生已准备到当地的高中报到。但因为受到他的煽动，1000名克林顿镇居民冲进了学校，封锁了交通，袭击了所有路过的黑人的车辆，跑到只有8名警察的克林顿镇警察局，对他们高喊：“让我们抓住那些保护黑鬼的家伙！抢了他们的枪，杀了他们！”一夜恐慌后，100名州警察、633名国民警卫队和7辆m–41坦克才镇压了这个类似革命初期的暴行。对于一个小镇就需要如此多的武装力量，而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知道，学校正在遭受何等的暴徒袭击。得克萨斯州曼斯菲尔德市的人口只有1450人，比克林顿镇还要少。当地联邦法院命令当地三名黑人同300名白人共同上高中。注册当天，400人闯进学校，挥舞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死黑鬼才是好黑鬼，黑鬼耳朵两美元一打”。三名黑人学生们很快就退学了。一名14岁的白人女孩对记者说：“如果上帝想让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就不会创造出白人和黑人了。”
在美国南部以外的人很容易反感这些地方，但这不一定公平。事实上，种族主义破坏分子虽然可能会扰乱和平，但也没有占到多数。克林顿镇在混乱后成了顽固势力的要塞。被指控煽动暴乱而被逮捕的卡斯珀被释放。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白人公民委员会推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候选人，竞选海报似乎无处不在。在学校，学生穿着缝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联盟旗帜的毛衣，向黑人男孩扔石头，向黑人女孩高喊“黑鬼婊子”和“肮脏的黑鬼妓女”，并把墨水泼在黑人学生的书上。选举当天早上，一名白人牧师因试图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而被暴徒暴打，前来支援的两人也挨了揍。一名校长开除了一个性侵黑人女孩的13岁白人男孩，因此受到威胁，最终对外宣称该学校“混乱不堪”而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镇似乎快要失去控制时，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下，联邦调查局逮捕了16名暴民头目。在一名17岁足球队长的带领下，50名白人高中生呼吁人们遵守“联邦法院的决定，为安德森县所有想要受到教育的公民提供教育”。紧接着意外产生了，甚至那些自认为了解这座小镇的人都没有预料到。选举结束，清点完选票后，发现所有提倡种族隔离的地方公职候选人都以接近3∶1的票数比落选了。
那一年，公众演讲者嘴里都会冒出一个新词：“改革之风”。这个词来自摩洛哥，法国部队从越南战争中转移到那里，又在打一场即将失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这似乎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尤其是沃伦掌权的法院成了改革之风的核心。没过多久，它对宪法重新解释的范围扩大到废除教室里的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在米兰达与亚利桑那州的案件中可以看出来），使电影制作者也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废除了对色情作品的审查制度，规定州立法机构人员的任命准则。
顽固的保守派又不屈不挠地反抗起来。在整个南方，“弹劾沃伦”的标语四处可见。这位首席大法官是罗斯福以来，政府官员中最有争议的人物，所有混乱和种族间的紧张都算到了他的头上。然而，最高法院只是改变旧体系的诸多联邦机构之一：国会正在制定最终发展为“民权五法案”中的第一个；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员工；一些联邦机构突然对关于种族歧视的控告产生了兴趣。其中，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要废除在州际的火车、公共汽车和候车室的种族隔离时，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个黑人女裁缝却抢先走在了前面。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42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很累，便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找了个空位坐下，但是当车上乘客满员时，司机却让她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一名白人男子。在美国南部，黑人给白人让座是一个传统。另外，违反司机的指令也违反法律。帕克斯夫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她不会让座。埃尔德里奇·克里夫后来写道：“在那一刻，在宇宙中的某一处，某架机器的齿轮转动了一下。”
帕克斯夫人在下一站被捕，因品行不端而被指控有罪，并罚款10美元。这让帕克斯夫人的朋友们十分气愤，她可是个人缘很好的人。48小时内，已经有油印小册子开始在黑人社区里传播，呼吁大家全天抵制城市的所有交通工具。这次抵制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以至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社区领导者开始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个城市有25000名黑人，占公共汽车公司载客量的75%。假设他们持续抵制，并提出结束抵制的条件会如何？最终，公司要么屈服，要么破产。
抵制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他们告知公司，只有保证谁先来谁先坐的规矩，黑人才会上车。另外，黑人领导者要求司机礼貌地对待黑人，并在黑人居住区雇用黑人担任公共汽车司机。但公司只承诺愿意接受白人司机礼貌待客这一条，因此黑人继续抵制，该活动的有效率达到了95%。几个星期之后，双方依然没有妥协，这更加大了黑人的决心。亚拉巴马州的其他地区开始关注蒙哥马利市，接着是美国的其他地区，再接着是全世界。蒙哥马利市市长w·a·盖尔坚持种族隔离主义，并和市政委员会成员高调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紧接着，他宣称当局绝不会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我们谨慎行事的时间太久了，是时候把话说明白了。黑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将白人挤到墙角，除非白人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便不会让步。”
盖尔的主要对手是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26岁牧师。他一年前来到蒙哥马利市，成为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向来不尊重黑人牧师，但金是黑人中的新人物，南部白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牧师。他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布道中谈论更多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利略、汤因比的智慧之言，而不是约旦河故事。他住在蒙哥马利市的白色平房里，在动听的古典音乐中，他将基督教教义、黑格尔哲学和甘地主义融汇成一种新的哲学，用以从斗争中获取力量和在伤痛处找到和谐。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思想（以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来反对暴政）已经成为金的“灵魂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印度圣雄的电影，并谈到此次抵制运动：
这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仅仅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我们不仅仅在努力提高蒙哥马利市黑人的地位，而是正在努力改善整个蒙哥马利市。就算我们每天都被逮捕，就算我们每一天都被剥削，就算我们每一天都被打败，我们也不要堕落到对那些人心怀憎恨的地步。
他在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讲授“以爱来战胜敌人”的含义，他用鼓舞人的浸信会旧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的曲调来启迪他们，有时也用上新词汇：
在内心深处，我十分确信，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胜利。
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有人形容马丁·路德·金只是“共产党‘有色人种协会’派来的另一个煽动我们体面的黑人朋友的煽动者”。但并非所有的白人都如此认为。市长盖尔发现，那些常常雇用黑人的白人家庭现在会让他们的厨师和杂工搭车，或替他们付出租车费。他生气地说：“这些家庭用人同那些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正在摧毁我们的社会。黑人在白人背后嘲笑他们。他们认为白人一方面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另一方面又在充当那些参与抵制的黑人的司机，这实在是很可笑。”
在僵局形成三个月后，市检察官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州内反劳工法。在这条法规下，大陪审团对金和其他114名黑人领袖提起控告。起诉书写道：“在美国，习俗和法律都要求我们应该实行种族隔离，我们会一直坚持这样。”被告都按了手印，每人交了300美元保证金后被释放。3月末，金第一个受审，罪名是在“没有正当理由和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妨碍了汽车公司的运营。黑人的证人们都做证说他们有正当理由。一个证人控诉，公共汽车司机是如何关上车门夹到她失明丈夫的腿，然后又突然踩下油门。第二个证人描述了一位黑人因没有零钱而被迫从公共汽车下车的事情。第三个人说，他那怀孕的妻子被迫为白人女士让座。第四个人说司机叫她“丑陋的黑猴子”。
已放弃要求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的金指出，抵制运动是自发的，他是在抵制运动全面开展后才成为该运动的发言人的。然而法官还是判他有罪，并勒令他支付罚款1000美元且交付所有诉讼费，批准其保释，等候上诉。如果这样判决的目的是恐吓蒙哥马利市的黑人，那么其效果刚好相反。黑人们立即在法庭外的草坪聚集，一名黑人喊道：“从此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去坐公共汽车。”一个中年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告诉金：“我的心永远跟随你，我的钱包也属于你。”当晚群众聚集在一起开了个祈祷大会。一个男人向其他人大声问道：“你们会去那里吗？”他们大声回答：“是的！”他再问：“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吗？”他们呼喊：“决不！”
他们也真的没坐。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黑人们依然斗志昂扬。市长向朋友吐露，他从没想到黑人会如此坚定。公共汽车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公共汽车司机要么换了职业，要么离开了这座城市。所有迹象都显示，黑人没有公共汽车依然活得下去。一些黑人已习惯步行上班，一些有了自行车，金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200辆汽车来帮助其他黑人。然而市长宣称这是非法的，于是在抵制运动的第12个月，金和其他12名黑人领袖因未经许可经营公司而被拘捕。他们正在州巡回法院受审时，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最高法院本已经在娱乐场所和学校推翻了“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在公共交通中也开始实行。现在，在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视属于违反联邦法律了。金得以释放，也因此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已经给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美国各地的黑人都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这位年轻的黑人牧师已经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没有因此扬扬得意。他要求信徒们要自重，而不是骄傲。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上公共汽车就一直走到车尾，以至于现在存在一个危险，即我们还会本能地走到车尾，这样就无法将种族歧视根除。”同时，他继续说：“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坐到公共汽车上就吹牛嚷着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赢得了胜利’，我会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们在整个南方的斗争都将失败。再去乘坐公共汽车时，千万要谦卑一些。”
在罗莎·帕克斯引发的抵制运动开始381天后，这场运动结束了。这时，如果金自己还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实在说不过去。金便开始乘坐公共汽车。司机对他说：“你是那位牧师吗？”这位牧师说：“是的，多少钱？”现在是15美分（去年只要10美分），他把硬币放入收币箱，坐在了前排一个座位上。他后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旅程。”大多数蒙哥马利市的白人都为抵制结束而终于轻松下来，有的人还幽默起来。一个银行出纳员讽刺地告诉记者：“他们一年的祈祷和抵制，换来的只是我每天都坐的、讨厌的公共汽车。”一个白人在公共汽车上自言自语道：“我想今年的圣诞节不再是白人的圣诞节了。”坐在旁边的黑人微笑着说：“是的，先生，你说对了。”
一件事发生很久以后，该事件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作用才会变得清楚，但在当时却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毫无疑问，当时那个司机叫帕克斯夫人让座时，他认为他对待的只是一个傲气的黑人。如果他知道有一天自己的孙子会在学校课本上接触到这件事时，他当时可能会更谨慎一些。总统比公共汽车司机有更强烈的历史意识，但他们也可能看不清自己决策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毕竟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再加上他对国会特权的尊重，都使他阻止政府其他成员对中南半岛做出不明智的承诺。然而，在帕克斯夫人扭转历史的同一年，艾克却带着美国走上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任何对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所做的评估，都应当注意到，在1941~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开创了这种先例。在此之前，国会的权力还是和以往一样，之后它便开始弱化。罗斯福利用他高超的政治手段创造了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轴心国几乎都陷入被迫攻击美国的状态。接着便是朝鲜战争。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他那干预朝鲜的决定……近似于抢占宣战的权力……之后的所有总统都仿效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时，便随时随地进行必要的、迅速主动的出击。”
国会权力受到侵蚀的最后那些阶段，以及伴随着的执行力的提高，是在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对付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注意。1955年，《“福摩萨”决议案》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冷战的特殊产物之一，但其对未来的影响广泛而严重。
迪安·艾奇逊已打算等到中国的问题“尘埃落定”时，再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到1955年，尘埃已基本落定，但版图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建立起新中国，国民党盘踞在中国台湾地区，但台湾海峡将他们分隔开来。这个115英里宽的海峡上遍布着贫瘠的小岛。它们存在的唯一的真正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在竞相争夺这块没肉的骨头。
这些岛屿大小不一，与双方的距离也或远或近。由64个小岛构成的澎湖列岛，距离中国台湾仅30英里，因此被认为是它的一部分。白宫公开表示，对澎湖列岛的任何攻击都预示着准备侵占中国台湾，从而受到第七舰队的阻击。保卫澎湖列岛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在“二战”中该岛就从日本人手中抢过来了。根据国际法，美国有权保护该岛。在海峡的另一边，情况则大为不同。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离中国台湾都有100多英里，而离中国大陆则只有5~10英里。正如史蒂文森指出的，“这些岛屿到大陆的距离，就像斯塔腾岛到纽约的距离，它应该永远属于中国大陆”，无论在什么法律下，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都无权拥有。沃尔特·李普曼强调了这句话暗含的意义：“……如果我们介入近海岛屿，就得准备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一场中国内战了。”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会给杜勒斯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了。他随时准备为近海岛屿战斗。他向舍曼·亚当斯抱怨英国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无法理解“从金门、马祖撤退会让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杜勒斯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幻想着在像苏门答腊和中国西藏这样的地方，群众举办大会的情景——数百万坚强的农民聚在一起举着横幅，上面写着：“东亚的自由人民团结起来支持集体安全”。中国共产党知道杜勒斯很难对付，于是专门与他斗智。1954年9月，他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草案sup/sup，之后他们便炮轰了金门。次年1月18日，他们登上了大陈群岛中的一江山岛。这个岛屿非常小，甚至没有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地图上，而大陈群岛离中国台湾北部有200英里，因此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威胁也不是很大。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认为是时候表明反共立场了，来一个彻底摊牌。
只有李奇微将军是唯一的反对者。他对总统建议说：“这样的行动一旦发生，就没有办法控制。它将让我们与中国正面冲突，甚至可能蔓延为全面战争，需要用上我们手上的所有恐怖武器。”李奇微继续说道，即使中国被征服，情况仍然不会令人满意。美国得到的只是“用军事手段得到的巨大真空，然后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去填补这个真空——最后会让我们在长达7000英里的边境上与苏联对垒”。
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是还是要采取行动，对抗中国。杜勒斯和参议员诺兰也表示同意。但艾森豪威尔认为李奇微是对的。他再一次拒绝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争。这次战争狂热终于消退。然而，杜勒斯却成功地说服艾克，还要顾及颜面。收回一江山岛后，北京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中国台湾而战的坚定意志”。杜勒斯告诫总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采取任何行动，亚洲人就会以为美国是纸老虎。因此，美国总统决定干些什么，他将要求国会做出决议。
1月24日，他发表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声明。艾克向国会要求批准宣战。他希望这能让他决定美国开战的时间和地点。他说：
情形已紧迫万分，使我无法再等待联合国的决定，请示国会立即通过明确的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在必要时将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总统接着暗示说，中国如对近海岛屿进攻，美国是否对其报复，要取决于攻击的性质。如果他们只想要金门和马祖那两个岛屿，那就让他们拿去，但如果他们想要向中国台湾迈进一步，他就不答应了。总统希望国会能让他揣摩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并采取任何他认为适当的行动。
这个措施本来是让人消除疑虑的，反而让很多人都迷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争辩道，艾克已经有权力采取他谋划已久的行动了。作为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必须维护总统的权威。他们认为宪法赋予总统总司令的权力，就允许他以他的意愿任意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颇为奇怪。越南战争后来注定成为美国众多政策的坟墓，这一条更是如此。在关于布里克修正案的争议上，保守派希望美国国会仍然有决定重大涉外政策的特权，而自由派则认为这种决定权应属于白宫。理查德·罗维尔明确表明了自由派人士的绝对立场。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台湾的权力并不是由国会1月仓促通过的决议赋予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选择任何他认为有利于保卫自己国家的决策，不管涉及台湾或者其他任何事情。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不确定他是在给予国会权力，抑或是在剥夺。在向国会大厦发送消息之前，他做了一处改动：原文是“我要求的某些权限，可能已经包含在总司令的职权范围以内”，他将这句话删除，换成“决定是否采取某些行动所需的权力，是在总司令的职权范围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也同样不确定。在这里最普遍的解释是，行政当局在寻找一种方式逃避近海岛屿的问题。
休伯特·汉弗莱曾试图增加一条修正条款，以限制对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的管理权，但最终也是徒劳。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则担心，美国可能会因为一些与美国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偏远地区而陷入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进一步说道：“我们有来自最高层的信息：认为防止部队集结和装备囤积以进行对岛屿的袭击，从军事角度上讲是有道理的。简单地说，就是要将战争防患于未然。谨认真地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此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当参议员乔治也表示强烈支持这个议案时，反对势力就只有退缩了。乔治说：“我不希望所见民主党人说什么因为美国总统来到国会，就该批评他。”该议案在参议院以85∶3的票数得以通过，在众议院以410∶3的票数得以通过。1月29日，艾森豪威尔正式签署此议案。这天刚好是乔治77岁的生日，当他抵达仪式现场时，立即引起一阵骚动。然而，不到一个月，第七舰队从大陈群岛撤出14000名国民党军队，似乎向人们表明之前的所有争论都毫无意义。华盛顿等于说，《“福摩萨”决议案》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它就是一纸空文。但有一个人看法不同。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总统对国会要求和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事实也的确如此。某一天，不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另一位白宫之主，都可以在没有咨询美国国会的情况下，兑现这张支票。宪法之下的权力平衡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对行政首脑的又一个束缚被打破了。
6个月后，艾森豪威尔迎来了他外交政策上的最伟大的壮举，这是一次公共关系上的胜利。为了实现这次胜利，他把杜勒斯折磨得够呛。10年来，这位共和党保守派一直坚决反对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任何会议。此前，温斯顿·丘吉尔曾提出举行高层会谈——他称其为“首脑会议”，但对于美国的保守派来讲，仅仅是建议美国总统与苏联人端着鸡尾酒酒杯碰个杯，就像是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他们抗议再搞一个如雅尔塔、波茨坦那样出卖自己人的会谈。杜勒斯也表示同意，作为一个正统的反共人士，是决不能和充满罪恶的苏联人谈判的。
但杜勒斯不能直接这样说，因为总统曾多次声明，为了和平，他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进行会晤。因此，杜勒斯尽力为这种会晤设立各种不可能达到的先决条件。杜勒斯说，莫斯科必须用行动表明苏联也是尊重国际礼仪的，并愿意合作解决分歧，美国才可以认真考虑会晤。当被要求为这样的事情举例说明时，杜勒斯则常常回答得含糊不清。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所有苏联军队能全部撤离东欧，或苏联能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才会满意。有时他也会暗示，他希望苏联能为以前的罪过诚恳地道歉。
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激进分子，艾森豪威尔召集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向他们保证他不会参与类似雅尔塔会议的任何活动。他要他们放心，不经他们批准，他不会许下任何承诺。在场的杜勒斯表示，他不会忘记苏联过去是如何以世界和平的名义上演那些闹剧的。他冷冷地说，他将拭目以待。
当杜勒斯轻蔑地谈论这次戏剧化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内心肯定很烦扰。他自己也正在筹划着这件事，虽然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决定，但裁军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就放在他的桌上。3月，总统任命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专家小组的主席。他在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安排了办公室，并让他草拟出可能会在首脑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的新建议。杜勒斯听说过这个专家组，但不知道其具体任务是什么，所以对此一直充满疑虑。他跟舍曼·亚当斯谈起洛克菲勒时说道：“他似乎召集了大量人员，把他们安置在匡提科，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他们正在研究欧洲民意测验。据他们调查，北约国家的人民已经厌倦了联盟，对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基地毫无热情，他们支持禁止使用核武器，这令人非常不安。美国没有苏联那样庞大的常备军，它需要炸弹和在欧洲的基地作为震慑。所以，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保住这些，并让他们相信美国正在寻求和平。匡提科小组给出的答案是建议空中视察，对此用了一个巧妙的词——“开放天空”。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早在1946年，伯纳德·巴鲁克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计划中就出现了“空中视察”这个概念，后来还出现在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以及艾奇逊建议把一些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和容许国际核查”的所有计划中。尽管如此，但直到现在，这个词仍然被忽略。艾森豪威尔觉得它很有吸引力，也很实用。虽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在首脑会议中讨论它，但在去乘其专机“科伦拜恩”号的路上，他把该建议书塞入了公文包。
“科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达后，他入住有15个房间的简多谷堡，这是一个瑞士香水大亨的妻子安排好的。与此同时，伊留申航空公司的第001号飞机也着陆了，放下舷梯，走下来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前者看上去像一个工会主席，后者则酷似桑德斯上校，就是那位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炸鸡大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抵达会场，四巨头会谈（或用瑞士人的话说，“四方会议”）的客方全部到齐。新闻记者定义的日内瓦精神开始散发出魔力，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国际名人。牧师马丁·尼莫拉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另一位美国牧师葛培理则要在大潮公园举行福音布道会。
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杜勒斯看起来闷闷不乐。相比之下，艾克的状态却很不错。起初他试图配合杜勒斯冷漠的表情，因其与这位国务卿的观点一致，寄情于可能因会议失败而破灭的虚假的希望是不明智的。但艾森豪威尔太乐观，情绪太好了，所以不会很郁闷。他告诉记者：“新的曙光可能即将来临。”7月18日星期一的开幕式上，他竟用致词的最开始的15分钟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苏联人，似乎体会到了从战争结束后的前所未有的轻松。赫鲁晓夫向听众保证：“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也在告诉苏联人民同样的事情——这是党的路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之前，苏联一直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坚决反对他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坐着敞篷车在日内瓦闲逛，不让保镖跟随，自己漫步在街头。这让美国人十分尴尬，因为艾森豪威尔的一举一动都被特工监控，其头顶上还一直有直升机在监视。
然而，主导此次会议的是艾克。他的微笑、他的直率和他对全人类前途的关注，征服了欧洲人。一向反美的巴黎《世界报》经观察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性格一直被误解了，今天看来，他一直都是人类需要的领导人类型。”在向苏联人讲话时，艾克诚恳地说：“美国人要与苏联人做朋友。我们两国以及两国的人民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我们没有领土争端问题，也不是商业竞争对手。从历史上看，我们两国一直和平相处。”之后他提出加大东西方自由交往的力度、裁减军备以及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建议。
尽管苏联人的态度有所改善，但在重要关头，苏联人仍然是苏联人。关于和平共处，苏联也表达了一些赞同的观点，但他们要求以解散北约作为前提。他们把在场人士都听过的那个计划掸掸浮土又提了出来：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军队都不得超过150万人，英国和法国的标准为65万人，所有核武器都将被禁止，等等。当他们把该计划摆在桌上，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在简多谷堡商量了两小时后，史塔生赶紧拟定了一份全面裁军的建议，总统则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开放天空”的草案。艾克仍然不确定是否要提交，他想听听第二天早上布尔加宁会说些什么，而布尔加宁却什么都没说。这时大家认为也不会听到艾克的意见了。这已经是会议的第4天了，其他人都认为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开场白大家都很熟悉：美国“准备签署一个健全可靠的协议以使裁减军备成为可能”。然后他暂停了一下，背朝俯瞰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缓缓地说：
现在我应该对苏联代表说几句。因为我们两个大国都拥有大量可怕的新型武器，这使世界其他地区以及我们两国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危险增大了。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可行的步骤，即开始迅速在我们之间做出一项安排，其内容包括：
分别向对方展示两国完整的军事设施蓝图，从头到尾，从东到西，把这些布局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相应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国家提供航空拍摄的设施——我们将在美国提供齐全且足够的航空侦查设施，你们可以拍摄任何想拍摄的地方，也可以将所拍摄的照片带到自己国家研究；你们也要向我们提供几乎相同的设施，并同意我们做同样的侦查。通过这一行动，我们便可以让世界相信，我们两国已经设法在防止发生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从而减少危险，缓解紧张。
同样地，我们也要使全面有效的侦察系统和裁军制度更易实现，因为我不得不坦白说，我现在所提的建议将只是一个开始……
美国已准备好对一个可靠的侦察和报告系统进行测试和研究，当这个系统被证明可行后，将结合这个系统产生效果的程度，裁减各国的军备。
如果能成功地做出这样的系统，不仅有利于我们双方发展互信，也为全人类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同声翻译他的发言时，一道炫目的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湖面上雷声隆隆，日内瓦万国宫的灯全部灭掉了。艾克笑了笑说道：“我本没有打算关灯啊。”电灯闪烁着又亮了起来，照出了苏联代表团目瞪口呆的模样。苏联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受到监视，外国记者的行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与外国人交谈过的任何苏联人都要被仔细审问。当得知需要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详细的地图，允许美国摄影师从头顶飞过并拍摄所有的照片，他们都惊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称这个建议是外交上的创举。法国总理富尔说：“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来这个会议室听听这位有伟大军事经历的人讲话。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会相信，在裁军的问题上，世界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我相信，本次会议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战胜了怀疑。”第二天早上，西欧地区所有报纸的内容都在回应富尔的讲话。“开放天空”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它既简单又直接，只有坚信国家没有任何不可告人之处的总统才敢提出这种建议。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要实践这个计划都不大可能。艾克的军事顾问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读到了完整的计划书中艾克即席演讲时省略的部分——“开放天空”是提示“裁军委员会代表执行来自美国的指令时，着重于对侦察和报告的研究”。他们认为，艾克只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许多其他的协议已经达成后才有可能实现。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怀疑成癖，但谁要想拿到这些分类材料，必须要闯过很多关卡。一个向奥本海默隐瞒数据的政府是不会把它交给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这仍然是麦卡锡时代的余风。这位参议员已遗臭万年，全国人民对支持佩雷斯的人也愿意原谅，但这跟允许米格尔飞机盘旋在洛斯阿拉莫斯上空，还是相差甚远。sup/sup
会议结束后，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旁说：“不要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确信苏联领导人已经被他的真诚打动，尤其是朱可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对“开放天空”的态度很小心翼翼，也许是看到了其他地区满怀热情的态度。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写信给布尔加宁，提出把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和“开放天空”的计划合并。但在那时，布尔加宁已被赫鲁晓夫冷落在一边，而赫鲁晓夫对和解姿态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喜欢做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演讲。日内瓦会议的精神已荡然无存，局势一直没有缓和。会议没有解决当时的任何问题，现在能回忆起的只是艾克温暖的笑容，以及那注定不能被这股温暖所融化的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