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韦尔奇先生，鉴于我知道这件事，我只是认为我有责任回答你急迫的请求……我曾犹豫该不该透露此事。但我对于你向科恩先生提出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在日落之前把政府内的每个共产党人赶出去，十分反感。因此，我们将告诉你关于你的事务所的那个年轻人的消息……
他确实这样做了。韦尔奇显得十分凄凉，坐在那里，双手托着头，盯着前面的桌子。到这个时候，显然有些事不太对劲。科恩仍在话筒旁，看着麦卡锡，摇头以示无声的请求。他似乎比韦尔奇更忧伤。但麦卡锡一直说到底，把一个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弄得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员，这一点我不清楚。韦尔奇先生，但我假设你不知道，因为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演员，为博得大家的笑声而演戏，我认为你对于共产党的危险性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不会有意帮助共产党。但我认为你在我们尽力找出事实时，以滑稽的表演嘲弄听证会，是不自觉地帮了他们。
麦卡锡窃笑起来，在一片静默中显得有点可怕。房间里的人都等待着韦尔奇的回答，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说话时，这位波士顿人似乎动了动嘴唇，准备说“闭嘴”，但现在似乎在考虑怎么说。他身体前倾，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拥有一种接近个人化的权利。”蒙特迅速回答：“先生，这是当然，你可以在说话的时间里享有这个权利。”蒙特也有点儿心烦意乱。桌旁的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影响，只有麦卡锡还在大声地对自己的一个助手讲话。韦尔奇开口了三次才引起麦卡锡的注意。麦卡锡对他说：“我一只耳朵就能听见。”韦尔奇说：“这一次，我希望你两只耳朵都在听。”麦卡锡吩咐助手拿来一张剪报，上面是关于弗雷德里克·费舍尔曾是被查禁的组织律师协会成员的消息。麦卡锡说：“我认为这应该放到会议记录里。”
韦尔奇：当我讲完下面这番话，你就不需要将任何东西放到记录里了。参议员阁下，直到此刻，我认为我低估了你的残酷无情和胆大妄为。费舍尔是个年轻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然后加入我的事务所，与我们一起进行一项大有前途的事业。
接着，韦尔奇告诉电视观众听证会内情人早已了解的情况。韦尔奇来华盛顿前，一直担忧的一个问题是，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某些律师可能会因为他而遭到中伤。他计划带两名助手到首都，在与他们交谈时，他得知其中一人（即费舍尔）在离开法学院后，曾短暂加入过律师协会。sup/sup费舍尔后来了解该协会的更多情况后就辞职了。韦尔奇把费舍尔留在了波士顿，知道他情况的麦卡锡和科恩也同意不提他。在1954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指认为颠覆分子。麦卡锡为了报复，便如此残忍地对待费舍尔。如今韦尔奇说出了全部事实。最后，他转身对麦卡锡说：
韦尔奇：……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你会对这个年轻人做出这么残忍无情的事。他仍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真的。他还将继续留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也是真的。我很遗憾地说，他将要承受你强加给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这同样也是真的。如果我有能力宽恕你的残酷无情，我会这样做的。我很想像个绅士那样宽恕你，但说到宽恕，你只能得到其他人的，而不是我的。
后来麦卡锡告诉一位朋友，韦尔奇讲话时，他如鲠在喉。这并不是悔过，他大概不具备这种情感。他知道这次他跌得很惨，而韦尔奇又赢了。他努力想重新站稳脚跟，咆哮着对韦尔奇说，他没有权利提到残忍无情，因为“他已经在此处折磨科恩先生好几个小时了”。
韦尔奇：参议员阁下，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了吗？我们都知道他过去加入过律师协会，科恩先生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很痛苦，也确实向韦尔奇点头了。他咬着嘴唇，明显在发抖。sup/sup他曾击败过许多证人，因此知道现在韦尔奇对付麦卡锡的后果。韦尔奇对科恩说：“科恩先生，我认为我个人没对你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没打算对你个人做过分的事，如果我做了，请你谅解。
科恩再次点头，麦卡锡又想插嘴，但韦尔奇拒绝了他。
韦尔奇：……我们不要再中伤那位年轻人了，参议员阁下，你已经做得很过分了。难道你没有道德观吗，真的没有吗？
麦卡锡看着自己的大腿，抬起头，又一次问韦尔奇，费舍尔是不是他的助手。这次，这位波士顿律师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让他闭嘴。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会再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你与我相距不过6英尺，竟敢问我费舍尔的问题。你将问题公开了。如果真有上帝，那么对你或你的事业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会再与你讨论此事，也不再问科恩先生任何问题。主席先生，如果你愿意，可以传唤下一位证人了。
但那天没有人做证了。听众们费力地站起来，为韦尔奇鼓掌欢呼，甚至蒙特也为他鼓掌，他放下了小木槌。而会前被告知阻止任何人鼓掌的6名警察此时只是平静地站着。麦卡锡的脸色阴冷可怕，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儿的一个女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便哭了起来。他走到外面走廊后，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突然，每个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像有人喊“着火了”一样。他们迫不及待地出去，而此时麦卡锡仍坐在证人席上，警卫和电视技术人员留在那里。他环顾四周，伸伸脖子，试图吸引人们的目光。起初没人看他，后来有一个人看过来。麦卡锡便摊开手掌，问道：“我做错了什么？”
陆军对麦卡锡的听证会进行了36天，于6月17日结束。小组委员会研究了那份7400页的证词，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双方都有责任。起初，麦卡锡遭受损失的程度还不明确。以前他每次被揭发，都会很快恢复。他的体力也未受到影响，8~10位重要的参议员仍对他忠心耿耿，他对国会里的共和党领袖也仍有很大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宣布将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展开新的调查。
但他的所有计划都夭折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关于麦卡锡问题的新声音，而原来的声音也变了腔调。共和党领袖吉姆·施拉姆从内布拉斯加州写信给舍曼·亚当斯，表示共和党本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因麦卡锡在听证会“出洋相”而深受其害。在科罗拉多州，帕尔默·霍伊特说：“共和党是拒绝麦卡锡的时候了，不然他会拖垮共和党的。”在俄亥俄州，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席位时表示：“麦卡锡主义已是政治迫害、独断专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们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区别于他国的正是拥有这种民权。”大家一致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除麦卡锡外，小组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抵制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职。（麦卡锡苦涩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麦卡锡和陆军第一次公开撕破脸后，这一年年初，民意测验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了极大改变。8月下旬，约22%的成年人对麦卡锡的看法变坏了，超过2400万美国人讨厌他。
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不及证据齐全就行动了。麦卡锡对费舍尔进行灾难性攻击之后的第三天，这位佛蒙特州的共和党人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能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全部主席职位。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把他装在一张网里，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当时，通过该动议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天，诺兰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该动议，南方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开创这样的先例，威胁到国会的资历规则。6月30日星期五，参议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改变策略，提出另一个简单的谴责：“参议院认为，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参议员的行为与参议院的传统相违背，并且可能会使参议院名声扫地，特此谴责。”诺兰将此提交给由三位共和党人和三位民主党人组成的委员会。这看起来很保险，委员会成员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挑选，都是保守派，主席还是犹他州的共和党人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派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了。
但他们错估了沃特金斯。这位主席下决心避免一场闹剧，禁止电视转播新的听证会，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场规则，甚至禁止吸烟。麦卡锡和他的律师只有一人能质问证人。由于麦卡锡是个蹩脚的出庭律师，这意味着他只能将舞台中心让给他人。第一次会议时，他大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以试探沃特金斯，但主席的小木槌像刽子手的大刀一样落下。沃特金斯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阁下不符合程序……我们不会被不相关的事打断，我们将按原定程序进行。”麦卡锡冲出走廊，那里有电视工作人员在等待，他就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嚷嚷：“我认为，这是我闻所未闻之事。”但特别委员会无动于衷，他们就弗兰德斯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进行裁定，参议院全体以67∶22票通过，而在1月，还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投麦卡锡的反对票。
副总统尼克松行使他参议院议长的特权，删去标题中的“谴责”，将其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行为的决议”。他尽力帮助麦卡锡，而麦卡锡的崇拜者也在这样的语言中找到了安慰。但麦卡锡本人没有上当，他告诉记者：“这不是完全的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结束了，这样我就能回到挖掘共产主义、犯罪以及腐败的真正工作中去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内阁成员时，略微一笑地说：“听到最新消息了吗？麦卡锡主义已成过去了。”
确实如此。麦卡锡没了科恩的激励，变得无精打采、软弱无力、容易沮丧。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一位退休的海军少将担任“参谋长”，抗议对麦卡锡的谴责。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将1000816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首都。在纽约，1.3万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运动。这个运动的赞助人包括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格雷丝·布罗索夫人、一位新泽西州前州长和一位前驻苏联大使。一个高中乐队演奏着《前进，威斯康星》，一个摇滚歌手表示，他会为他们的领袖“摇摆、颤抖、打滚”。科恩告诉群众：“我和麦卡锡更愿意拥有像你们这样的美国人，而不是世界上的所有政客。”但麦卡锡本人不在场。他与一位支持者握手时弄伤了胳膊。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有象征的动作：那个人无意中将他的手肘猛推到玻璃桌上。麦卡锡住进了贝蒂斯海军医院，出院时吊着手臂。
接替麦卡锡的共和党主要竞选人是理查德·尼克松。民主党人表示，他们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多大区别。尼克松指责民主党“向红色风暴屈服”。当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美国经济似乎停滞不前时，尼克松谴责他“散播支持共产党的言论”。如果某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支持并当选，尼克松就会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除的危险分子会再次被雇用。”他力劝爱国的民主党人“忘记自己的党派，为艾森豪威尔的国会投票”，因为“我们知晓共产党的威胁，而这个政府决意粉碎这个威胁”。他警告，共产党“公开地、孤注一掷地”与共和党斗争，因为“争夺民主党候选人席位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党‘左’翼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而不见，并且容忍它在美国得逞”。
艾森豪威尔说：“天啊，有时你一定会厌倦这些吵吵闹闹。”尼克松对此也有同感。他告诉一个朋友：“我厌倦了，厌倦到了骨子里，我的心思压根儿不在上面。”他那段时间在美国国内进行巡回演说，似乎特别疲惫，但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使尼克松成为共和党内地位最高的政治家，他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危急关头。他在哥伦布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州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举行的第84届国会选举上占优势，便意味着共和党开始没落。就这么简单。”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他发表了204次演说，举行上百场新闻发布会，飞行2.6万英里，到访31个州的95个城市。最后，他成为美国最具争议的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尼克松的策略时，说是“白领子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说得更严重，他将副总统形容为“残酷无情的党见极深之人”，“他的良心里没有美国人民期望的总统该有的原则和做派”。
20世纪50年代的特征就是，甚至连艾森豪威尔的对手也希望他是完美的，他不必为尼克松的演说负任何责任。至于他为何不知道演讲内容，却无人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可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些话。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写的，不管怎样，大家都觉得总统从未暗示过民主党对叛国罪视而不见，“但以他的名义做的事，他却不知道”。可以肯定，尼克松的方式绝对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方式。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想被视为“人民的总统”，而谩骂并非他的长项。尽管如此，他也希望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他认为尼克松在帮助他们，因此便鼓励他放手去做。
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都希望共和党不必靠花言巧语而是凭借政府的业绩竞选。1953年4月，尼克松告诉内阁：“时机，在1954年竞选获胜的适当时机就是现在。”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立法上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大肆夸耀的。除了中心会议室那段插曲，国会的会议还是不错的。他签署的法案扩展了联邦建筑房屋计划、互惠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启动了新的农业计划，拨款20亿美元修建联邦公路，并减轻了10多亿美元的赋税负担。他估计按棒球的击球率算，他的成功率为0.83，他对此十分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则不同，认为其成功率为0.646。即使如此，他也干得相当不错了。民主党曾预测共和党政府会再次带来“大萧条”，这种看法像尼克松提出的共产党议题一样不负责任，现在被证明是荒谬的。
但20年来一直投票给民主党的趋势曾是在野的共和党的优势，现在在野的民主党也有了这一优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有投民主党的趋势。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也在与历史斗争。执政党几乎总在中期选举时失去优势。而且战后繁荣也停下来喘气了。1954年已经没有人领取救济粮了，但农产品的价格却开始下降。经济衰退让一些雇主神经紧绷。
鉴于前方障碍重重，共和党委员会认为党内还需要一个打手。选择副总统是因为他善于当打手，而这会使他与党内人员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指出的，这也会提升尼克松的名望。尼克松是勇敢的（他说过“每次竞选总要有人走上前来，斗争一番”），但他的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做毕业典礼演讲，发现接待者分为两列，其中一列是不愿与他握手的学生。这令人十分不快。尼克松的妻子更不喜政治斗争。2月中旬，在一次长谈之后，他们讨论了1956年其任期结束时是否能退出政坛的问题。据默里·乔蒂纳所说，尼克松在选举前夜回到华盛顿之时，权衡了开创自己的事业与加入成熟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优劣势。飞机进入跑道时，他递给乔蒂纳7页纸的笔记。他说：“这是我最后的竞选演说。你也许会想将它留作纪念品，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竞选结果扑朔迷离。民主党确实重新控制了国会，因此尼克松不得不说，选举结果无法决定共和党的存亡。麦卡锡称之为“一次惨败”，“在我们这些想要揭发和根除共产党的人中间掀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政府应为此负责。但这并非惨败。共和党在第83届国会的优势十分微弱，以至于现实派提前承认失败。尘埃落定后，民主党再次获得众议院20个席位（他们期望的是50个席位），在参议院多了两个席位。两天后《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总结道：“此次选举中，政府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向内阁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实际上双方“不分胜负”。他认为自己有办法改善今后的表现。他说，未来竞选的关键在于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民必须被“兜售得当”。拥有最佳形象的那个党才能赢得选举。占据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关键不在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在麦迪逊大道。各党应想出朗朗上口的口号，而非创作矫揉造作的竞选歌曲。候选人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与他的言谈同等重要。尼克松告诉他们，要把它们打包成一个整体，而他可以把要点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鼓手，上好发条，把它放在光滑的桌上，这个鼓手便咔嗒咔嗒地走过惊愕的总统和部长们面前。这位副总统说：“总之，只要继续敲打那该死的鼓就行了。”
那年最令人难忘的广告主题曲，就像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那洪亮的“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歌词是这样的：
价值不断涨涨涨，
价格一直跌跌跌，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会为你说明理由，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制造公司像大型体育馆一样，是在各大城市郊区和乡村购物中心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间折扣店的名字为e·j·科维特，于1948年开业，旋即顾客盈门。过去，打折商品大部分在破旧的小工厂附近出售，顾客很难找到这些地方，而且少有干净整洁的物品。商品上的标签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愿让零售商知道，批发商在与它们竞争。如今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出现了。商人们逐渐了解了美国“汽车经济”的含义。20世纪30~40年代，大部分顾客搭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前来购物，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在商业区很有必要。但如今到了20世纪50年代，公共交通的作用大不如前。20世纪50年代，城市中典型的购物者开始开车购物，却找不到停车位。在商业区停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路边安装了好几百万个停车计时器，但还是不够用。商业大街的商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让员工将车停在店门口，每小时为其缴纳停车费，而顾客们却到处穿梭，找不到车位。
显然，购物中心就是解决之道。设计师设计了充裕的停车设备、宽阔的沥青道路。全国性的公司开始建立起折扣仙境，例如“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在那里，制造商直接将商品销售给顾客，就减少了支付给零售商的一笔成本费。商业大街的零售商有能力在郊区修建商店的都开了分店，其他的只能慢慢衰落，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心城区的衰退”。
与此同时，购物中心也遇到了自己的问题。由于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结账计算器取代了收银员，因此偷窃频发。晚上关门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就被无所事事的少年霸占了。他们也像其父母一样驱车而来，需要一个聚集的地方。不幸的是，警察发现这些开阔区域变成了帮派斗殴和街头飙车的主要场所。
由于生活富足，青少年亚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发展，带着自己独立的风俗、特征、身份象征、仪式和时尚：男孩剪个鸭屁股发型，将袖子高高卷起；女孩则是卷毛狗式发型，佩戴松紧项链（紧可紧到脖子，松可松到腰部）。长发和古怪的穿衣风格还要10年才会出现，但与他们相伴的新的语言已经开始发展。像他们敬佩的波普爵士乐音乐家一样，青少年经常使用“cool”（酷）这个词，尽管他们的重点有所不同，它的含义很多，与20年前的“敏捷的”、“整洁的”、“了不起的”、“时髦的”或“流畅的”有类似意思。“like”（喜欢）则成了通用的节奏词和修饰词。
“滚开”（scram）已被“blast-off”取代，“笨蛋”也不再是“drip”而是“drag”。最笨的人有多种不同的叫法，如spastics（无能之辈）、turkeys（蠢货）、nerds（呆子）、yo-yos（迟钝），或是最流行的贬义词“square”（方脑壳）。一个青少年会说，“她是一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画一个正方形。如果她本人在场，他就隐晦地用“l7”（因为这个字母加数字可以构成一个正方形）指代。正方形最终发展为正方体。爱开玩笑的人会说某人的脑袋四四方方，帽子都戴不进去。这也许会引发被嘲笑之人的一阵勉强的笑声，但一般来说，与那个时期的青少年开玩笑十分危险，他们通常会用令人难堪的辱骂予以还击。
每个熟悉当时所谓的生活真相的青少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当然能到此处幽会的只限于有汽车的（或有轮子的）人，但几乎每个中产阶级的男孩要么有轮子，要么知道可以从谁那借到轮子。好事达保险公司发现全美75%的高中生持有驾照，将近60%因“社交目的”可使用家里的车。汽车已是青少年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青少年的行话与改装车赛车手的黑话（或隐语）几乎没有区别，但还是可以观察到微小差别。例如，对于一个纯粹的改装车赛车手，“drag”与社会所指的含义不同，它指的是大马力引擎推动的汽车从定点出发的比赛。高速车本身也叫hack、stormer、bomb、screamer或draggin’wagon。在同龄人中获得威望的好办法就是对汽车进行大改造，例如砍掉（把车顶降下来）或耙掉（降低汽车前面的一部分）。轮胎叫作skins（皮），车轮的白圈叫作snowballs（雪球）。为了兜风玩乐叫作bombing（轰炸）或spooking（游荡）。
这是为闪电恋爱准备的，当时还不意味着安非他命（一种中枢兴奋剂）。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性交技巧感兴趣。除非他被禁止使用家里的车，否则一个少年会将他的约会对象带到充满激情的地方，在黑暗的遮掩下与她做爱（等同于过去的求爱方式）。玩弄女性之人的灾难和所有女性普遍抱怨的就是月经，尽管新英格兰女子寄宿学校制定了更为合适和吸引人的条款，说“月经期间可不参与体育运动”。像公狗或野兽一般在耀眼的灯光下幽会，对于刚刚尝到了甜头的放荡少年来说很是挫败，除非他的约会对象是瞎子或他已经得到了她。当然，女孩也有鉴别和歧视的权利。如果她觉得她的伴侣是个累赘，她一定会用ddt（分两次手）甩了他。这是最大的侮辱。男孩的地位会因此十分尴尬，或用他的话说——“长毛了”。
青少年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全美广告商的主要目标人群。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时尚观念，而且对父母购买的商品提出越来越多意见。戴维·里斯曼说：“应该听听小孩子们讨论电视机式样、汽车款式或各种流线型汽车的优点，这样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有天分的消费者了……他们对父母购物的影响不容小视。”尤金·吉尔伯特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商人提供建议，制定针对年轻消费者的市场策略，他对自己的客户说：
一个在年轻人群中获得较好反响的广告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会屈服，为他们购买该商品……不可否认，年轻人如果认为他迫切需要在电视中看到的某物，父母会发现满足这些兴奋过度的孩子的要求比理智地同他们辩论要容易得多。
一项调查发现，94%的受访母亲表示，她们的孩子让她们购买电视广告里的商品。有人对小孩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甚至在不会读“洗涤剂”这个词的时候就认识了它。他们还在婴儿护栏椅上时就已接触电视，父母将他们放在电视机前以便让他们保持安静，因此他们对这个多姿多彩的商品世界颇为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女孩》表示，他们的读者“第一次使用口红、第一次穿尼龙袜、第一次戴文胸，都比10年前的女孩要早一点儿”。12岁女孩用的文胸被称为“留有余地”、“新手”、“小天使”和“小小天使”，这种文胸“随着女孩的发育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销售顾问伯尼斯·菲茨–吉本告诉参加“时尚诊疗所”的广告商：“你的时尚部门是他们求爱的场所。让青少年一窝蜂地涌入你的商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销售网。直到女孩们结婚，你也没有失去一个顾客。你得到了一座金矿。”伯尼斯·菲茨–吉本夫人建议她的听众“吸引年轻的富豪，不要说‘以后的’甜蜜，而要说更为甜蜜的‘现在和当下’”。她将年轻女孩称作“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通常都是有财力的女人。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的孩子每星期花30美分到8.5美元不等，而高中学生花1.65~19.5美元，有时花得还更多。《生活》杂志上一篇配有插图的文章，描述一个17岁郊区女孩每年有4000美元零花钱。她的开支包括1300美元的卧室装饰品、1500美元的衣服（包括7套泳装）、500美元的娱乐费，这不包括“高中毕业后到夏威夷进行毕业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认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进入像这位苏西一样的行列”。文章结尾，以欣喜的口吻写着：“父母的不断溺爱并没有宠坏苏西。她把一切奢侈品看作理所应当的事物，因为她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全美对于新兴的青少年有闲阶级的数据统计很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的那代婴儿进入青春期，新的市场也在扩大，全美新增1800万~2000万消费者。他们每年的花费增长到100亿美元，然后增长至250亿美元。吉尔伯特指出，14~17岁的女孩光是在“开学服装”这一项上就花费了7.73亿美元。《青少年时代》发现，20世纪50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美国青少年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花费为555美元，其中“不包括他们家庭提供的生活必需品”。
所有行业都调整策略迎合青少年。唱片业为他们提供了两个版本的唱片：“单曲”（每分钟45转）是为13岁左右的少年准备的，而“专辑”则是为13~19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他们总共购买了美国43%的唱片。青少年消费额占电影票房的53%、照相机销售额的44%、新收音机销量的39%、新汽车销量的9%。每年，15~19岁的人群将2000万美元花在口红上、2500万美元用于身体除臭剂、900万美元用于家庭烫发。每年男孩女孩花在化妆品上的钱超过3亿美元。
成长于推崇朴素之风的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对12岁的女儿每星期去烫头发或14岁的儿子专心致志地研究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的退休保险等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在某些地方，青少年有自己的赊账户，那些名字极为吸引人：“14~21岁俱乐部”、“校园账户”和“新星账户”。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通过公主牌电话订购商品，或与男朋友（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共12.95美元，不用现付，每星期支付50美分）。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间公司花费250万美元修建了青少年购物中心，共6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溜冰场和一间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华特·迪士尼在孩子中间引发了一阵狂热，让整个美国看到年轻的消费者也能成功带来商机。《迪士尼乐园》是每星期三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有4000万观众，大多数是小孩和他们的父母。本星期节目第一次播放了关于戴维·克罗克特的系列剧，由29岁的费斯·帕克（那时还寂寂无闻）扮演魅力四射的主人公戴维。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容易让小朋友陶醉，出售克罗克特纪念品的小商贩也就轻易使小朋友上钩。那年春天，每个游乐场和超市似乎都挤满了戴着浣熊皮帽的5岁小孩。每磅浣熊皮的价格陡升至8美元。直到第二年夏天，那次销售热潮才结束，当时浣熊皮的销售额已达1亿美元，而戴维·克罗克特的汗衫、雪橇、毛毯、风雪衣、牙刷、学校午餐盒、秋千、儿童游戏室、沙盒、高脚凳、玩具枪和自行车等，还未计算在内。一位企业家囤积了20万顶儿童帐篷，在上面印上“戴维·克罗克特”字样，在两天内便销售一空。有些成年人忍无可忍，一位百货商店的买手说：“谁再向我提到戴维·克罗克特，我将用克罗克特的枪给他的脑袋来一下。”很少有母亲听了上千遍帕克演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后不捂住自己的耳朵。占据电视荧幕6个月的时间内，这张唱片卖出了400万张：
生于田纳西州的山顶，
这个自由国度最青翠之州，
长于茂密森林，了解每一棵树，
三岁就杀死一只狗熊。
戴维，戴维·克罗克特，
他是荒野国度之王！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少年的精神造成伤害。若考虑这一点，1954年的两种娱乐方式确实令人担忧。比尔·哈利和其彗星乐队的新音乐被打造为“最盛行的流行摇滚乐”，让人担心在新繁荣下成长的孩子会像20世纪20年代的人们一样，陷入没有思想的享乐主义。斯坦利·克雷默的电影《飞车党》加入了野蛮暴力的未来征兆。马龙·白兰度扮演的主角约翰尼是一个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成员穿着紧身牛仔裤和背上画有骷髅旗的黑色皮夹克。电影中，白兰度一帮人在一个懒洋洋的星期六下午，骑车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镇，由于无事可做，他们就把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显然，这部电影在控诉，但是控诉的是什么？是青少年吗？是放纵的态度吗？是对法律法规的不尊重吗？许多批评家认为，克雷默展示了战后繁荣丑陋的一面，以及贪得无厌的肆意妄为。有人抵制电影中的野蛮暴力（在那个温和的时代，这确实有点儿野蛮），认为也许这样的控诉太过了。
一小群年轻的波希米亚派认为，对物质主义的控诉怎样都不过分。对他们来讲，富足的生活就是道德败坏。他们努力与它斗争，但失败了。他们现在承认被打败了，或更简单地说，就是败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垮掉的一代”第一次浮出水面，他们出现在洛杉矶底层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脱落的广告牌以及斑驳的墙后面。这场运动萌芽于那里昏暗的咖啡馆，然后往北350英里蔓延，在旧金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一处圣地，这就是很快在此运动中闻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是有意思的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是地道的巴黎人，满脸胡子，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周刊》做过收发员，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学位。1953年，他与彼得·马丁创办了这间美国第一个销售平装书的书店。费林盖蒂用卓别林电影名称命名该书店。后来规模扩大，他创办了城市之光丛书出版社。列在出版书目上的第一个诗人就是他本人，他的其中一首诗名为“发动弹劾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宴会初描”，让人了解他与20世纪50年代的典型商人有多么不同。
城市之光书店是某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信地址。他们不同寻常，即使在他们这一行业里也非同一般。1946年，格雷戈里·科尔索被捕，因为他试图与朋友进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抢劫案而占领纽约。被捕时，他还在使用对讲机指挥抢劫行动。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后，就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自学，写了不少像《婚姻》那样的诗歌，他在此诗里对一个即将与未婚妻共度夜晚的年轻人提出建议：
……不要带她去电影院而去墓地
告诉她狼人的浴缸和叉状的单簧
管然后对她下手，吻她，如此这般
我知道她为何没生气，她甚至会说：
你摸吧！摸起来真舒服……
“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属于“摇摆世代”，但他们现在要退出曾经的那一代了。作为社会预言者，他们提倡自发的表达、旅行、东方神秘主义，倡导唱民谣、玩吉他、玩蓝调，倡导各式各样的性行为以及他们的美国梦。其中有一些成了社会名人，最出名的是一位健硕的法裔加拿大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打过橄榄球，“二战”期间做过商船水手，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他出生时的名字叫作让–路易·凯鲁亚克，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镇与城》时，改名为杰克·路易·凯鲁亚克。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与其他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消极，他反驳了这样的说法。他坚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乐观积极。在电视节目中，本·赫克特问他，为何不多写一点儿“美国的问题”，凯鲁亚克后来写道：
……他想让我做的无非就是说出反对人民的看法，他轻蔑地提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这一类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事说话，为了耶稣的十字架，我要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要说话……为了亲切的穆罕默德，我要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要说话；为了d·t·铃木，我要说话……为何我要攻击我生活中热爱的事物呢？这就是“垮掉的一代”。是活到死去的那一刻吗？不，是爱生活到死去的那一刻。当他们前来向你扔石头时，至少你没有玻璃房，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肉体。
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这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评价：“这根本不是写作，而是打字。”但它告诉了人们一些他们想听的事，一下子售出50万本。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单调乏味，人物的眼界也十分浅。他们在全美国兜兜转转，却似乎没有到达任何地方，也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甚至连自我都没有找到。也许这就是重点。至少凯鲁亚克笔下的人物都在探索，而不是被所拥有的物质所包围。“垮掉的一代”是真诚的，他们因这10年毫无生气的生活而愤怒。艾伦·金斯伯格是一位比凯鲁亚克更有力的作家，他写的关于冷战的文章气势磅礴：
美国，你并不是真想陷入战争。
美国，都是那些坏蛋苏联人的错。
坏蛋苏联人、苏联人、中国人、苏联人
苏联想生吞我们。苏联是权力狂。
他们想把我们的车拖出车库。
他们想占领芝加哥，
他们想要《红色读者文摘》。
他们想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搬到西伯利亚，
由他们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加油站。
这不好。啊，他们让印度人读书认字，他们需要大个儿的黑鬼。
哈，她让我们一天工作16小时。救命啊。
美国，现在情况危急。
美国，这是我从电视中得到的印象。
美国，这是真的吗？
我最好赶紧工作。
的确，我不愿参军，也不愿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机床，我是近视，并且精神错乱。
美国，但我将担负起这一重担。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的精神错乱，但一年的心理治疗改变了他的生活。那是在1954~1955年年初。这使他结束了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治疗师的长椅后，他在无休止的狂怒中写出了《嚎叫》。旧金山警察认为其内容淫秽，将其没收，但一位法官认为这首长诗有“重要社会意义”。因此，金斯伯格便加入凯鲁亚克、科尔索、费林盖蒂和其他“垮掉的一代”宇宙的明星的行列。
他们一出现，那些古板的崇拜者就试图净化他们。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恋和凯鲁亚克的不道德视而不见。他们说，beat（垮掉）是beatitude（福音）的缩写，这些诗人都受到了上帝赐福。“垮掉的一代”被惹怒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也许价值很微小，他们都成功地达成了自己的社会目标，即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那连思想都与别人毫无二致的生活。否认他们，就等于让他们变成文化阉人。但在当时不可能，因为他们还会继续引发社会骚动。
20年后来看，这次运动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它没有任何革命性，这些诗人都是唯唯诺诺之人，而非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没有破坏一扇窗户、安装一枚炸弹、亵渎一条信仰，对体制（这个词义在那时美国的语言中还不存在）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当时已经50岁，是他们的前辈，他大声讽刺道：“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婚，有两个孩子，是多个文学奖项得主，他以前还是爆米花销售员，有点儿企业家的气质。事实上，凯鲁亚克也是如此。在《地底海》中，他巧妙地描写了一个作家知道另一位“垮掉的一代”的作家获得的图书预付版税比他的多时，所感到的失望和沮丧。凯鲁亚克在别处说：“我们热爱一切，比如葛培理sup/sup、十大名牌学校、摇滚、禅宗、苹果派、艾森豪威尔，我们都喜欢。”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认为会有人认真看待这番话，但“垮掉的一代”不善于战斗。如果认为他们在五角大楼前游行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头，那简直可笑至极。他们会被任何称警察为猪的人吓到。若是说到游行，他们之中最接近游行的也不过是金斯伯格在身上挂着广告牌，上面写着“抽大麻”而已。
但那已经足够伤风败俗了。抽大麻被认为是邪恶得超出想象的事。而且，“垮掉的一代”经常说脏话，有时甚至在公共场合也如此。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怪异的生活方式会被指指点点。这次运动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仅这一点就能显示出他们异于常人。“垮掉的尼克”已成为人们对其表示轻蔑的词。男性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和拖鞋，蓄胡子（但还是短发）；女性则以乱蓬蓬的头发和黑色紧身连衣裤而独树一帜。尽管她们瞧不上口红，却在眼睛周围涂满化妆品，因此有时被叫作“浣熊”。据说他们打地铺，周围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自己从不打扫卫生，也不整理床铺——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被子。据说，他们一丝不挂地睡在床垫上，甚至在没结婚时，就在黑暗中干下流之事。有些人还提倡未婚生子。
艾森豪威尔管理下的美国被他们吓了一跳。父亲告诫女儿，不要与“垮掉的尼克”约会；罗纳德·里根取笑他们是穿拖鞋的橄榄球运动员；通俗杂志的作家认为他们骄奢淫逸；坐车上下班的人相互谈论他们的放荡之事；好莱坞制作了以他们为反面角色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都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中部城镇，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骑自行车的大胡子男人撞倒，因为他们认为这人挑战传统，必定是“垮掉的一代”。而所有这些骚动的根源不过是一些浪漫的诗人躲避主流生活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危险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倒是真的。他们只是渴望远离大众，他们追求的只是永恒的波希米亚文化，正如《在路上》中的一段文字所写：
……他们疯疯癫癫沿着街道跳舞，我随后蹒跚而行，正如我一生都走在我感兴趣之人的后面，因为我只喜欢疯狂的人，他们疯狂地生活、说话、要人拯救，同时又渴望拥有一切，他们从不会打哈欠或谈论普通之事，而是像那些美妙的黄色烟花燃烧、燃烧、燃烧，爆炸出蜘蛛样的形状，与群星交织。在它的中间，你会看见蓝色火芯突然出现，每个人都高喊“哇哦”。
在当时，这就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人，但下一次，拉响警报的可就是真刀真枪了。
剪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
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纽约黑帮头目，杀手之王。——编者注
1英寸≈2.540厘米。——编者注
奇爱博士：库布里克所导演的同名讽刺电影，泰勒被认为是其主角的原型之一。——编者注
利奥波德和洛布为少年杀人犯，1924年绑架杀害14岁男孩。——编者注
伯戈因、康沃利斯均为英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落败。——编者注
从剑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意为怯懦投降。——编者注
麦克莱伦对沙因享受特权的细节感兴趣。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在“二战”中战死沙场。
屁精：韦尔奇借助原文“pixie”与“照片”（picture）谐音，又与“神仙”（fairy）同义大做文章，因神仙一词在英文中有“同性恋”之意。——编者注
另一人是詹姆斯·圣克莱尔，20年后在众议院举行弹劾听证会时，他担任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
1968年2月，科恩在《绅士》杂志上揭露，麦卡锡会前同意如果韦尔奇不提科恩不服兵役的问题，他就不会揭露费舍尔。韦尔奇遵守了诺言，因此科恩有理由担心麦卡锡反悔所带来的后果。
关于葛培理，详见《光荣与梦想2》第十六章。——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