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零点42分，杜鲁门终于正式被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以947.5票击败了获得362票的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获得0.5票的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已是午夜时分，人们疲惫不堪，高温还没有退下去，但庆祝杜鲁门当选的“人群一下子涌上街头”。“不管是欢呼声还是反对声，似乎都是真心实意。那些一直无精打采、一脸木然望着其他人在过道中来来往往也无动于衷的代表们，现在也拿起旗帜和各种能够发出响声的东西，参加到那漫无目的地蜿蜒前行的队伍中了。站在媒体采访区长凳上的记者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说‘好像不是在做梦’”。
巴克利的提名是鼓掌欢呼表示通过的，更突显出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的荣誉给予那位总统候选人。1点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向统帅致敬》的音乐声中登上高台。在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大会上，这样的时刻都是庄严肃穆的，两位领导人高高举起彼此的手臂，灯光闪耀，风琴奏出旋律，男人们在折叠椅上站起，妇女们激动得掩面哭泣。当然，这些现在这里也具备，却不只这些，现场流动着一种带着滑稽意味的音符，但好像也不显得突兀。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装扮过于考究的矮胖女人就打断了他。主席台前，一个由鲜花摆成的自由钟静静等待了整个晚上，要在总统亮相时敲响。这时，她把钟献给他，或者说，想要把钟献给他。突然，钟下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迫不及待地从这座花钟下面飞出，在代表们头上盘旋，献上它们准备的“礼物”。任何一个对鸽子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但是安排这场表演的人显然对此一无所知。人群里的农场工人大声提醒：“小心衣服！”但是太迟了。在整个漫长的会议期间，人们咕哝着脏话，现在鸽粪真的从天而降，污损了他们的衬衣和裙子。幸运的是，1948年的媒体认为这样的事太过低俗，不应刊载出来让读者阅读，所以无损于民主党的公众肖像，或说公众形象。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救了场。他抓住了一只从身旁飞过的鸽子，把它往高处一掷，代表们欢声雷动。令他们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充满喧闹的时刻，他们的紧张和担心都烟消云散了。他们放松下来，将手帕放回口袋，嬉笑着议论，无论哈里·杜鲁门日后为他们带来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更恶心了。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巴克利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筋疲力尽的群众勉强打起精神，想要欣赏一下总统即兴演讲的魅力。”哪知杜鲁门拿出一份讲话提纲照着念，这份提纲就是他在那对着小巷的阴冷窗边等待时，听着火车近在咫尺的轰鸣声草草记下的。他再次采用了临场发挥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言辞尖刻、振聋发聩、痛击对手的演说。用罗斯的话来说，“他尖锐刺耳的语调使全场听众激动万分”。他的手快速而笨拙地在空中挥舞，大声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赢得这次选举，我们会使共和党人只能喜欢这个结果——你们记着吧！”“要是选民们不履行他们对民主党应尽的责任，他们就是世界上最不知道感恩的人！”
接着他将矛头对准共和党，细数那些他提出来而被国会否决的项目，包括医疗保险、住房建设、价格控制以及教育援助。他说，他们枪毙了这些项目，之后却将它们写入总统竞选纲领，这种无耻、伪善的态度简直闻所未闻。好吧，他会测试一下他们的诚意。
杜鲁门打出强力一击：“在密苏里州，7月26日是芜菁节。届时，我将召回国会议员开会，并要求他们同意通过他们竞选纲领里的那些法案。看着吧，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一点儿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纲领，会议开不了多久，第80届国会就应该有所作为了。如果他们有这个意愿的话，15天内就可以做完，而他们还有额外的时间到各地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段话“让在场的代表们情绪激昂”。这一刻，天气、时间、尖锐的党内矛盾和11月注定的失败都被抛到脑后。杜鲁门等了一会儿，直到他们稍微平静一些，才接着把话讲完。“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史上最糟糕的’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上的表现将证明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全都站起来，向他鼓掌欢呼。他自始至终都依照计划，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而大会堂外的反应证实这种做法是对的。社论作者们几乎目瞪口呆，利用联邦政府的补贴为竞选四方游说已经够不像话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为自己的政党争取优势，几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弹劾他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即将下台的政府在最后一刻的歇斯底里。”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小休·d·斯科特对此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同归于尽的行为，这个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绚丽夺目的比喻，他大喊道：“南方不但受制于人，而且戴着枷锁！我们还戴着手铐脚镣！”
可是，对杜鲁门的赞美声虽然吝啬，但各处都有所耳闻。《时代周刊》写道：“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摆脱了消沉的意志。而他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勇气为自己赢得了崇敬。”
7月，主要的大事就是这两个相互拆台的政党之间的口水战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迪克西党士气高昂。南方的策略是让竞选分不出高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相信他们会获得与杜鲁门一样多的票数。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召开会议。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代表大会的全部议程。他们提名斯特罗姆·瑟蒙德为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不时出现一些征兆，预示着这条脆弱的迪克西白人联盟战线也许会崩溃瓦解。弗吉尼亚州的拉塞尔和哈里·伯德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怀抱着对平等权利的热爱，而是因为怕自己在国会里的地位岌岌可危。但不管怎样，失去南方各州依然是对民主党人的沉重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来说，他在竞选计划里曾假设民主党的南方诸州会保持团结。
10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来到费城，组建了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进步党领袖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方式开始建党运动，该党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勇士，铸造了一支军队。”进步党人并不指望赢得1948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相信1952年竞选的胜利属于他们。该党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两大党代表们年轻20多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派出了代表，常春藤盟校的代表比十大联盟的代表多。工会也派出了不少代表，大部分来自那些领导人极度“左”倾的工会。男青年留着平头（当时学生的风格之一），穿着敞领运动衫。女青年身着短袜和宽裙。黑人代表也不少。很多人背着吉他，大唱民歌，模仿皮特·西格和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似乎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表面上看来，进步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实际上，该党深受内部矛盾之苦。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是华莱士唯一网罗到的支持新政的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长期不和，矛盾不断。普雷斯曼是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总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驱逐。那时，人们不会轻易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的10年里，人们更不会这样轻易对待公众人物。当时的选民听说进步党里还有共产党，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们本以为进步党内都是自由派，所以不同于杜鲁门。这种困惑是共产党有意造成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好运到“俘获”了美国的前任副总统。进步党是模仿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组建的，而后者成立于1947年1月，目的是打击共产党。1948年选举三年后，已经脱离共产党的迈克尔·奎尔在产联的一个委员会上做证时，描述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人工会的主席，绝不是给他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并加以迫害的人。他说，1947年秋他还对共产党满怀同情，那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组建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在几星期内就会公开亮相并宣布竞选总统”。
华莱士意气风发地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的征途，却好像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竞选活动后期，他告诉朋友们他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周围人几乎都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得知真相的人。《新共和国家》和《下午报》都曾经委婉地提醒过他。《纽约邮报》恳求他加入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却是白白浪费口舌。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他参加竞选，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建议他断绝共产党的支持，就像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但他拒绝了。
结果，华莱士的支持率急剧下滑。3200名进步党代表出席了在费城召开的大会，比两个大党参加大会的代表都要多，他们神采奕奕、活力四射、魅力非凡。而华莱士的共产党支持者则处处帮倒忙。华莱士将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这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门票不贵，价格在65美分~2.6美元——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买票入场的人数超过了3万，人群不时发出欢呼声表达对华莱士的喜爱，说明他的声望并未受损。假如媒体能表现得理性和公平一些，那年7月，他原本能轻易获得媒体支持，不用多费口舌他就能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些人争取过来。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李·普雷斯曼那伙人撇清关系，但他拒绝这样做，他不会“舍弃任何为了和平而对我表示支持的人”。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治纲领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几乎如出一辙，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华莱士却评价共产党：“我看他们的纲领很不错嘛！”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了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的那些殉道者。”
之后，华莱士竞选运动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人们情绪激动地质问他，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者有什么相似之处。面对责难，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南方人认为他入侵了他们的地盘，所以向他投掷了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媒体遗憾地表示，这“违反了美国公平竞争的传统”。除此以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他认为人们对华莱士的新鲜劲儿一过，进步党构成的威胁自然会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活动继续推进，进步党的势头日益减弱。特格韦尔不声不响地撤回了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也表示不再支持华莱士，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曾经在春季时认为，华莱士至少能获得350万张选票，接近第三党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的最好成绩——罗伯特·拉福莱特在1924年获得的480万张选票。盖洛普民意测验也曾预计他可获得选票总数的7%。但到了10月的第三个星期，数字已调整到4%。最终在11月2日，华莱士获得的实际票数还不及此，仅为1157172张票。分裂出来的民主党人转投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了纽约州的支持。但仔细分析一下选票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每在其他地方输给华莱士一票，就在中部的独立派那里获得两三张同情票。
在普选中，瑟蒙德得到1169021张选票。他的竞选活动重心在南方联邦各州，获得的回报是39张选举人票（主要来自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有一张来自田纳西州）。但事实证明，这比零票还要糟糕。民主党发现，他们即使没有南方各州的坚定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因此感到如释重负，觉得没有必要向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挫败他们为黑人争取民权的计划，却反过来加快了他们奔向胜利的步伐。
7月26日，杜鲁门现身国会山，出席这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他提出了一连串要求通过的法案，即他所谓的“购物清单”。在30分钟的发言里，只响起了6次掌声，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议员们把手掌死死地压在身下。对于记者们关于“芜菁节会议”的提问，一贯谨慎的杜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不愿意“同杜鲁门一起有失身份”。他指派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此事，自己则躲回奥尔巴尼的书房中。布劳内尔惶恐不安，建议塔夫脱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给几份无可争议的法案大开绿灯，以使杜鲁门的指控沦为无中生有的诬告。为什么不修改一下《战时错置人员法案》，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的歧视性条款去掉呢？他说，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将削弱民主党在东部大城市地区的绝对优势。塔夫脱摇摇头，没有同意，他说这是原则性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因此必须将那份“购物清单”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塔夫脱的共和党同僚就试图和他讲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用尽一切方法向外界表明，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好这两星期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在公众面前更好地说话。”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根据他的说法，“鲍勃·塔夫脱完全听不进去。‘不，’他说，‘我们一点儿甜头都不给那个家伙。’凡是熟悉塔夫脱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此事到此为止，这次谈话结束了”。
杜鲁门高兴极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法案大多都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含糊表示支持的，包括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和支持住房建筑计划。在费城时，这些含糊其辞的表达得到了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赞成，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选前就要负责把自己提出的竞选纲领落到实处。塔夫脱遵守党派原则是应该的，但对美国民众言而有信也很重要。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坐实了总统对它的评价。
8月12日，白宫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对比了总统提出的建议和国会的不作为。在当天的媒体发布会上，杜鲁门对这个“尸位素餐”的国会以及这次“尸位素餐”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他以往对国会的各种评价都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国会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确实是史上“最糟的”一届。
散会前，一名华盛顿的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大约两个星期前，一位年龄35岁上下、相貌平平、体格健壮的妇女伊丽莎白·宾利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的财政委员会做证。《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人，他和宾利一起指控某些政府雇员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间谍活动。被告人有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以及劳克林·柯里。这位记者问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些意见。
杜鲁门厉声说：“这些只是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手段而已。”他仍想着第80届国会，对记者说：“他们要利用这件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此为借口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是的，你可以直接引用我的话。”
9月5日星期日下午3点40分，“杜鲁门专列”由司机在驾驶室里拉响两次汽笛后驶离联合车站，总统要去和600万选民会面。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终于在党内资金的支持下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包括两次各为期10天横穿美国的大型巡回见面会、一次美国东北部的巡回演讲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走访。在这次全力出击的活动中，总统要乘车行程3.2万英里，发表250次讲话，创下当时竞选活动的纪录。每天从农村的黎明开始，直到18个小时后停靠在当天的最后一个铁路小站，都有小镇居民围拢在“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后面，睁大眼睛，高举电筒，为一睹站在火车平台上的这个精力过人的小个子。而杜鲁门也整日斗志昂扬，说的话都有发表成文的价值。
按照6月彩排的剧本，他在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称赞一番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结束非正式闲谈时，他总是请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为民主党投一票吧，那样我能在白宫多待4年”。或者说：“做正确的事，让我不会在1949年1月20日没房子住。”每次火车要离开时，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表示这个兜售竞选纲领的草台班子又上路了。
在城市里，围观的人数越来越多。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5万人，丹佛市5万人，波士顿25万人，底特律25万人。理查德·h·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那期《纽约客》中写道：“杜鲁门讲话时，没有人跺脚、大叫或吹口哨，大家都为他鼓掌。我可以说，其掌声的分贝数能媲美某个传教士刚发表了一篇以北罗德西亚战胜异教徒为内容的振奋人心的报告。这并不是说来听他演讲的人都不打算投票给他，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其中大多数人是不会投票支持他的。”
杜鲁门所讲的多数内容是荒谬、不负责的，有些还带有恶意。他仓促应对，孤军奋战，只获得美国15%报纸的支持，各党派人士都说他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但他依然能发表煽动性言论。他说：“共和党人贪婪成性，要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贪念特权”，把杜威比作希特勒，称他是“法西斯分子”。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的全国耕作比赛上，他在对8万多名听众讲话时指责“这届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在背后捅了农民们一刀”。
从9月进入10月，白日变短，黑夜更长。超市里开始出售苹果汁，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万圣节灯笼。初霜刚现，大雁南飞，鹌鹑和家燕紧随其后，松鼠开始储备过冬的白橡子。杜鲁门的专列还在田野上纵横排放的棕色干草堆间穿梭，森林里的枫树冠已变成金黄色，鹿角漆树一片绯红，火车姿态优美地穿行其中，发出一声悠长孤独的汽笛声，仿佛在招呼那些可以听见它的人，快来听这活泼的人介绍他的妻女，陈述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离去。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旬时，竞选专列驶入低谷。当时，他们停靠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封面上的黑体大标题写着“50名政治专家一致预言杜威将获胜”。有人有口无心地重复了一句，随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把它拿给杜鲁门看。杜鲁门眨了眨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哦，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说对过。伙计们，别管他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在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但是，他相信自己，而且后来证明他是对的。10月13日下午，在从德卢斯去圣保罗的途中，他在一张德卢斯讲话稿的油印纸背面写下对各州得票数的分析预测，然后交给乔治·埃尔西封存起来，选举后才拆开来看。那时杜鲁门预计他会得到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张，瑟蒙德42张，还有37张选票标为“待定”。他的预测谈不上完全准确，还少算了4张选举人票。但对那些以预测选举结果为职业的人来说，若能有办法预测选举结果准确到这个程度，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与此同时，那个跟在哈里后面进行全国巡回宣传的人却一路高唱胜利凯歌。托马斯·e·杜威的“胜利专列”一路驶来，活动安排得周密准时，各站都有联络人员接待，有各种设备能够保证把讲话稿提前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一套高保真度的公共广播系统，能把这位候选人低沉的男中音从车厢后的平台传送到媒体所在的酒吧车厢。专列上配置有最新的媒体装备，无论他想说什么，都可以输送、散布和传播到每个角落。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利奥·伊根在9月末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杜威就好像已经当选，只是在等待时间，准备就任。他在演讲和其他场合，透露出一种态度——选举将证明已确定之事……杜威故意避开了任何与民主党现任总统的争论。”
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两部列车偶尔会一前一后地抵达同一个车站，相隔不过一两天的时间。杜鲁门总是能留意到这一点，然后噼里啪啦地一口气向对手抛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脉“不可思议的美景”，谈他乘车看到的“柔和的、绵延起伏的林木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热闹的城市”和“肥沃富饶的平原”——总之，谈的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雄伟壮丽”。
杜鲁门谈论的问题却是住房、最低工资、老年人医疗保险以及农作物。杜威充当起水资源的代言人，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只要水土有效保持，我们就能采取很多办法来保障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善用现有的水资源，要将河里的水用于农业，还要用来发电……我们应该开发西部的各条大河，并最大限度将其用于水土保持、发电、航运、防洪、垦荒和灌溉”。
杜鲁门“在背后捅了一刀”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美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的回应。在得梅因市，杜威却只说：“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打算在华盛顿组建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深切了解人民的需求，并有能力使其实现。我们将使人民重新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将再次发扬那种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精神力量。我们又将并肩奋战、携手前行，创造一个更伟大的美国，让每个美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有效推进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演讲内容枯燥乏味，聪明一些的新闻记者就开始寻找一些奇闻趣事和轻松的话题来点缀一下那些索然无味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倒退，向后面的人群撞去。倒退几英尺后刹住，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却坐立不安，大发雷霆。对于他当时说了什么，就看你听的是哪种传言了。不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也许该在黎明时将他处以枪决，但既然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就放过他吧。”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发自肺腑的真话就不胫而走，最后居然成为美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机车库内悬挂的反杜威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场上。刚走马上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休·斯科特抓住宾利－钱伯斯的证词大做文章，认为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广，不能轻易定性为“转移注意力的事件”而不予调查。杜威只是提了一下此事，又马上跳回他那些辞藻华丽的空话：“我们有时做不到信仰对我们的要求，而且通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神，每个人都价值连城。”说句公道话，在竞选活动快结束前的那几个星期，杜威也开始对自己的策略产生怀疑。他的听众越来越少，而他从报纸上了解到，杜鲁门的听众人数与日俱增。他的策略委员会（包括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雷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进行最后冲刺。至于中西部的农民们，他们是天生的共和党人，不必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刺伤了他，他要回击，于是他在4个居民区痛快地信口开河。例如，他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咨文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不正确、最不称职、最不符合事实的文件”。群众喜欢这样的话，他也乐在其中，但他的顾问们却心生警惕。哈格蒂询问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后向杜威报告说，记者都认为相互攻击是错误的做法，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确保杜威得到最好的建议，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他分别与共和党各州委会96名男女委员中的90名商讨对策。他们全都劝州长继续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在低下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被遗忘。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已变得越来越不服管教。如同卡桑德拉一样，他的预言没人相信。于是杜威又继续为团结、廉洁、善用水资源和信仰而奋斗了。
到了最后时刻，杜鲁门的专列收到来自服务行业经理们不计其数的账单，他们生怕将来收不到钱。但是，自从《新闻周刊》发表了令人灰心丧气的消息后，专列上的人开始稍微振作起来了。在列车上的夜谈会中，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有人提醒他们，国内每次民意测验的结果都和他们的期望相反。在最后几天里，克利福德隐隐意识到有些迹象，似乎杜鲁门的影响力还在增长。依照传统，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杜鲁门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一些赞助人在召开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是“倒杜鲁门”运动的领头人。讲话结束后，全体听众起立为杜鲁门鼓掌欢呼长达12分钟。因此克利福德想，竞选活动只要再持续两个星期，他们也许会有一丝获胜的希望。
在芝加哥，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排站在敞篷车内，前往体育场参加杜鲁门的集会。人行道上沉默的人群大概有四五层。15年前，这些曾被人们遗忘的男女还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是贫困的教师或衣衫褴褛的工人。英萨尔背叛了他们，而罗斯福拯救了他们。史蒂文森惊叹于出席人数之多，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欢呼声，甚至可以说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道格拉斯说：“他们今天是来看看他们的美梦是怎样破灭的。”
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太阳报》总编汉密尔顿·欧文斯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旁。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了。也已经排好版准备付印了。”他停了一下，挤挤眼睛说：“要是杜鲁门获胜，我就得另写一篇了，不是吗?”这句俏皮话把他自己逗乐了，笑呵呵地大步走开了。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生活》杂志的订户提前收到11月号的杂志。这本杂志第37页是一幅杜威州长及其夫人的整版照片，标题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开阔的海面上游览”，同时刊载了一篇长达8页的竞选综合报道。在报道中，编辑们得出结论，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有“感情方面的，也有理性方面的”。威拉德·吉林杰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那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一个标题，醒目地透露本期内容包括“杜威将做些什么”。《纽约时报》利用其庞大的分社数量和遍布美国的员工对各州的选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目的是研究他们对选举的看法。10月31日星期日，该报报道了研究结果：杜威会在29个州获胜，将得到345张选举人票（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到105张选举人票；瑟蒙德在4个州获胜，得到38张选举人票；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定。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参众两院。为了弄清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纽约时报》咨询了正在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他们一致认为这位州长的胜利唾手可得。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11月3日（选举后一天）早上准备发表社论，要求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家报纸的编辑们认为：“这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恢复信心。”（当时，杜鲁门主义正在使希腊平定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而柏林的空运行动也进入了第5个月。)《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承认：“这显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这正是为了美国人团结一致，充满爱国精神，而要对千百万国民提出更多更高要求的时刻之一。”这些编辑们倒是大方称赞这位“任期将满”的总统为“勇敢的小个子，从没想过自己会当总统，就任后茫然无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还向读者们打包票，说杜鲁门卸任后仍能谋生：“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美元的退休金。然后，广播电台有望和他签约，杂志会向他约稿，他自己还可以出书，这些加起来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可能达到100万美元。他还不至于从白宫直接沦落到贫民收容所。”
但关于这位下台总统的报道，媒体并不都是这样手下留情的。一位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说他想知道“杜威究竟还会对杜鲁门在国家管理中碍手碍脚的行为容忍多久”。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一样，其他杂志的作者也必须在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发表的专栏文章，留出星期二进行排版。而在星期二，选民才做出选择。
因此，在计票的第二天刊登出来的德鲁·皮尔森的文章才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他在文章首段透露：“汤姆·杜威将在86天后接手白宫，我对围绕在他身旁的核心群体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得意扬扬地列出了新总统内阁全部成员的名字。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向斯图尔特·阿尔索普透露：“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怎样度过未来的10个星期……事情总不能耐心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时再解决。特别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问题，华盛顿有些部门有些人必须能够做出决定，且能在1月20日后继续沿用。”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总统新内阁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选马上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加入这两个部门，领导那些即将下台的政府官员，直到杜威正式就任总统。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会在一条黑道上越错越离谱呢？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条黑道，更不认为会走到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纷纷讨论杜鲁门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读到的都是彼此分析为什么杜威会轻易击败杜鲁门的文章。他们一致认为，选举结果已经注定，不可能有什么变数。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人人皆反对我。”这话有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不像权威人士把选举看作一种加冕，而认为这是一次竞赛。在那些致力于研究竞选趋向的专职人员看来，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该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大选。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两年后罗斯福就当上了总统。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这么认为，罗斯福连任4届总统只能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而杜鲁门缺少的就是个人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钱，又获得了绝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民意测验的祝福。
12年前，《文学文摘》的选举预测也与实际结果相去甚远。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满脸尴尬的共和党人发誓再也不相信民意测验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名气不如《文学文摘》民意测验人的乔治·盖洛普和埃尔默·罗珀没有使用直邮的方式，而是通过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预测到罗斯福的大胜。在那之后的每次选举，他们都预测准确。大城市里的各家报纸都花钱请他们进行民意测验，任何一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时事评论员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个傻瓜。只有《纽约时报》花费甚多自己做调查，但人们反而觉得稀奇。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共和党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把这个结果当作真理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为了在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受访者中不显得突兀，那些准备投票给民主党的男男女女会给出违心的答案。一个谎言会导致另一个谎言，再加上民意调查人已变得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这样就错上加错了。
埃尔默·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9月9日距选举还有近8个星期，他就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宣称他已对全体选民做了最后一次测验。他写道：“托马斯·e·杜威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广播电台体育节目的解说员那样，必须装作在看一场不相伯仲的比赛，那就太乏味和浪费智商了。”和许多专业的选举观察家一样，罗珀也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算法”。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轰动美国后，法利说过，在他看来，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下定决心了。他暗示说，大会后的竞选宣传不过是看着热闹，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9月第一个星期，根据工作人员在8月所搜集的数据，罗珀用自己的名誉押宝。讽刺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杜威还是遥遥领先，然而，他还是决定把全部家当压在一人身上。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机构——罗珀、盖洛普和柯乐利都错在没有问调查对象是否真的打算投票，也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纳入他们的调查样本，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支持杜鲁门的。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杜鲁门在最后一刻还在拼命所产生的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的专列还没有从联合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柯乐利的最后一次报告（预计杜威将获得49.9%的选票，杜鲁门获得44.8%，其余的选票则被瑟蒙德和华莱士瓜分）是将8月中旬、9月中旬和10月中旬在各州采集的样本混在一起分析出来的。盖洛普是三家中最勤恳的，他应该意识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9月24的报道中预计杜威将得到46.5%的选票，杜鲁门则会得到38%的选票。选举前两天，他在星期日的报纸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说杜鲁门的支持率猛增到44%，而这数字还只是依据两星期前的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小时都在变。
对于现在那些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有4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大选和约翰·肯尼迪遇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女人们也许不记得她是怎样失去童贞的，但他们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这4件事的。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就像他们的父母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股市大崩盘前夕，我们刚搬了家”。而这“摇摆世代”则会把获悉达拉斯的枪声（肯尼迪遇刺）、夏威夷遭到日本袭击、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中风和杜鲁门奇迹般连任的日期与自己的个人生活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早上床休息。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舞厅里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我们就可能走出战壕，结束战斗。”杜威州长在东区第51街上的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名办事员从楼上的窗口里伸出脑袋对他喊道：“总统先生，祝你好运！”）预料自己和夫人在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位于东区第93街6号的家里用餐时，杜鲁门就会发来承认失败的电报。在华盛顿，按照惯例，民主党在五月花酒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在斯塔特勒酒店。现在，斯塔特勒酒店已把舞厅装饰一番，准备好了胸前饰花，只等女士们到来分发。与此相反，五月花酒店却死寂如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定他们必然失败，没有费心预订酒店的舞厅。委员们想把钱省下来用于1952年的竞选活动，他们干脆回到办公室套间，把电话听筒放到一边，开了几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度过一个无眠的夜晚。他们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中的某个人没准会在口袋里揣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但在1948年，便携式收音机还较为笨重，还得用墙上的电源插座通电。）这一夜，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这些委员们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报道完杜鲁门竞选的消息，就回到了曼哈顿。为了使自己高兴点，他买了一件价值47.5美元的上衣（那时算是一大笔钱）和一张戏票，打算去看林·芳丹和阿尔弗雷德·朗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第47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出戏，对外面那出精彩纷呈的大戏却一无所知。
那些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最新数据使杜威颇感惊讶。虽然他在该州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该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但结果却不符合任何一个共和党人的期望。他匆忙赶回酒店的套间，和家人及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同时看着通讯社送来的选举结果，在便签本上记着数字。
在密苏里州，杜鲁门总统在美国美国特勤局的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sup/sup的帮助下，几个小时前就躲开了媒体。下午4点半，他们已驱车到达了位于独立城东北方30英里的度假胜地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入住榆树酒店。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点半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听到播音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之后他就躺到床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晚上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让那些看完深夜戏剧回家的观众能够准点买到该报的晨版。这位编辑不得不写出一条吸引眼球的标题，因为他不能只说大选谢幕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重磅消息。杜鲁门现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的哪些地区以前，这些数字无意义。例如，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赢得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公布该州某些地方对民主党有利的结果，这些数字就显示出民主党将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了抢先播报新闻，他一收到字迹潦草的便条就在广播电台里读出来了。
因此，身处报社大楼的编辑在还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报纸标题。于是他只得保守一点，选择了此次大选中有把握的情况，大笔一挥，写下了一个通栏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这时的得票总数还没有意义。杜鲁门的初步领先，众人早有所料，毕竟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在城市里，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信设备精良，所以选举结果是最先出来的。但杜威夺下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似乎纠正了这一偏见（只是因为华莱士分走了这两个州的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杜威在整个东部的工业区都一路领先。这一切使他放下心来，因为这些地区历来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了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的领先优势仍然不太明显，匪夷所思。有些地区本是共和党的坚定堡垒，但该党仅以几票之差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比当年罗斯福得到的选票还要多。而在各大主要城市中，他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惊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边。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来都是共和党的地盘。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传回来时，似乎只有俄勒冈州选择了杜威。
10点30分的纽约，朗特新戏的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的一个酒吧休息一下。他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到收音机里正在列举各州的名字、各个选区和分选区的号码以及一大堆让人费解的数字。菲利普斯把钱付给酒保，一口威士忌还未下肚，就听见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现在看来杜鲁门的领先是毋庸置疑的了。若他能赢得俄亥俄州……”
菲利普斯呛住了，把威士忌咳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时代广场跑去。半途，他想起遗忘的新大衣，停了一下，还是决定不管它了，继续飞奔。
每隔15分钟或20分钟，广播电台联播的广播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竞选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虽然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优势就会被彻底抹杀。到了11点，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了，他们也选择了民主党。生活在这些平原地区的人们，都还记得是哪个党帮助他们稳住了粮价并解决了粮食储存问题。
晚上11点，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酒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共和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布劳内尔又急匆匆地上楼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性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午夜时分，杜鲁门一觉醒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弄清自己是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听到了h·v·卡尔滕博恩的声音。卡尔滕博恩说，虽然计票结果显示杜鲁门以120万票领先，但他“无疑仍被击败了”。总统把收音机关上，又躺下睡觉。
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华盛顿总部，一个来晚了的人经过一台收音机时偶然听见广播员说，总统还没有惨败，他甚至在一些州还处于领先地位，当然，“农民们还没有传来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去取一台收音机来。委员们耸耸肩膀，点头同意了。趁着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们还是及时行乐一番吧。
“与此同时，”理查德·h·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酒店结实的墙壁正在颤抖。共和党人的女士们紧紧咬着饰花，先生们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耷拉下来了。”
午夜刚过不久，罗斯福酒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变成坐立不安的情绪，之后转变成惊慌失措。直到现在，这么晚了，他们才确定杜威在他家乡的那个州获胜，但只多出6万票。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的话，杜鲁门也会在该州击败他。
现在，最终成败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要这三个州中有一个投向杜鲁门，他就胜利了。但是他们两人的票数在这三个州里你追我赶，一会儿杜鲁门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超过他。凌晨1点45分，布劳内尔回到舞厅，再一次声称杜威获胜。他为什么这样做，答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凌晨4点，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惊人的200万票领先了，但h·v·卡尔滕博恩还在坚持说看不到总统再次当选的希望。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总统穿好衣服，叫特工们开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米勒巴赫饭店，因为“看来我们要再干4年了”。他们于早上6点到达。等了一夜的记者们一脸倦容，他们纳闷总统去了哪里，怎么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睡过觉的样子。
凌晨4点30分，总统的车子从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的榆树酒店出发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酒店召集了一群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陆续公布，但看来在天亮以前我们不会知道确切的胜负。”35分钟后他又再次出现了，他说：“现在，我们不做任何预测，也不做任何声明。”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击败。在他睡梦正酣时，他那面容憔悴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丝获胜的希望也没有了。上午9点半，杜鲁门以领先7000票的优势拿下了俄亥俄州，这样他就拿到了270张选举人票，超过了其他所有候选人。一个小时后，杜威睡醒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点14分，他承认竞选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击败了杜威，而且在选举人票上取得一场巨大的胜利——304票sup/sup对189票，另外38票由迪克西党的候选人获得。不但如此，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也取得了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了众议院。现在民主党拿起了指挥棒，以54席对42席的优势控制了参议院（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基福弗都当选为参议员。g·门嫩·威廉姆斯当选为密歇根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暴跳如雷。“我不管这件事情能怎样解释，”他说，“反正把那个粗鄙的政客再次送进白宫简直有违常识。”但在其他地方，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后，连那些同他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这样写道：“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却不甘坐等挨打的人，你只能脱帽致敬。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美国仍然热爱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坚韧不拔的人。”这次胜利不只是个人的成功。选举结束两天后，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里夺得多数席位以及民主党赢得这么多个州的支持，都证明民主党在经历了1932~1944年罗斯福的领导和发展后具有了巨大的生命力……罗斯福死了，但他建设过的这个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选举结束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媒体和他们的消息来源成了全美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阿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测验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有权谈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怎样烧老乌鸦。sup/sup”当总统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着《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受到75万欢呼者的夹道欢迎，《华盛顿邮报》大楼的正面还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上来，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其他记者联系太少，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据又过分相信。”《时代周刊》说，媒体“把记者的工作委托给民意测验人了”。有几位报纸发行商一怒之下退订了民意测验报告。民意测验人一蹶不振，盖洛普简单地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学文摘》的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范克，请他发表意见。范克回答道：“我不是恶意的，但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
后来，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家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研究的结果惊人的相似。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投票给杜鲁门的2410.5万人中，有14%，即337.48万人是在竞选前的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他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发现，每7个选民中就有一人（692.7万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下定决心的。在这些人中，75%（519.5万人）选了杜鲁门，25%（173.2万人）选了杜威，相差346.3万人。既然在11月2日杜鲁门比杜威多了213.5万票，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是用密歇根大学还是盖洛普–罗珀的方法都发现，大约有330万人直到竞选快要结束了还拿不定主意，他们是最终结果的决定者。正是在最后几天的时间里，杜威的直觉告诉他必须采用杜鲁门那种粗暴而直击要害的方式，但所有专家顾问都告诉他不应那样做，他也就没有坚持。
剪影：20世纪40年代晚期
这里的中国指国民党政府。——编者注
彭德格斯特集团是密苏里州的民主党政治集团，杜鲁门最初在其支持下参政。该集团带有黑社会背景，扶植了众多官员。——编者注
该书描写了一宗谋杀案，借此揭示美国种族歧视的状况。——编者注
鲍勃是罗伯特·塔夫脱的昵称。——编者注
毫吉姆·罗利：自1963年11月22日起，担任美国美国特勤局局长。
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支持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了瑟蒙德。
“烧老乌鸦”是美国俚语，意指认错。——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