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领导权的大旗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移交给欣欣向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或许能够确定。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快到中午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普尔勋爵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与刚接替伯恩斯出任国务卿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进行紧急会晤。大使解释说，他接到白厅的命令，要递交一份“蓝皮书”（外交术语，指非常重要的正式文件）给美国政府。迪安·艾奇逊回复说，马歇尔去普林斯顿大学200年校庆上发表演讲了，此事能不能等到星期一。
英弗查普尔勋爵回答，确实不能。他将派一等秘书h·m·西奇尔现在就把文件送过去。这里就有一个对等接待的问题。艾奇逊是副国务卿，如果他接见了一等秘书，那就违反了外交礼仪。他需要一个职位更低的人作为代表，因此指定了远东和非洲事务司司长莱·亨德森负责此事。于是在当天傍晚，这两个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在行政办公大楼一个昏暗的办公室里会面了，迈出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事实上，西奇尔带来了两份文件，艾奇逊后来回忆道，两份文件都“相当惊人”。艾奇逊知道希腊已陷入混乱局面。据报，共产党已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有谣言称英国要撤军，亨德森提交了一份题为“危机当前和大厦将倾”的备忘录，急切希望获得外界的大力支援，帮助希腊的联合政府，这是希腊唯一的出路。直到此时，希腊的穷途末路才暴露出来。艾奇逊在文件中读到，如果希腊不能在近期内获得第一笔2亿多美元的救助金，就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新一轮野蛮侵略。土耳其也深陷困境——这是第二份“蓝皮书”。土耳其人顽强一些，但若缺乏援助也将投降屈服。英国已无力帮助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与纳粹德国的6年战争已使英国弹尽粮绝、国库空虚，它也亟需美援。不久，英弗查普尔勋爵将再次向美国求援，这次就是为英国自己了。
杜鲁门获悉后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情况已坏到这个地步。诚然，丘吉尔早就发出警告，说欧洲已变成“废墟、停尸房、瘟疫和仇恨的温床”，但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丘吉尔在耸人听闻。对于欧洲的痛苦挣扎，报业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一直善于发现一语中的的旁观者，它引用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队员遗孀的话：“我们要的不多，但很急迫。”在华盛顿看来，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欧洲与美国一样，在短暂的混乱和调整阶段之后，就会恢复和平时期的经济状况。战胜日本后的一星期里，总统审查了盟国关于延长租借法案的申请，但没有同意。他说，租借法案提供的400亿美元已经足够，该项目应该尽快清算。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后继续为全球扮演圣诞老人，给各国提供无偿帮助。
戴高乐和蒋介石对此表示抗议，丘吉尔则疾呼：“我不相信这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相信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会如此简单粗暴行事。”美国的确没有这么做。它放弃一种借款方式，只是用其他方式代替，主要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虽然以借款、赊账和直接赠予的方式获得了110亿美元援款，但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仍然摆脱不了物资缺乏的状况。在战后的两年里，每年秋天，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市民都要在土地冻上前挖好数以千计的墓坑，准备埋葬他们自知再也看不到第二年春天的邻居。希腊的供水系统是从雅典时代一直沿用的，已残破不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赠予希腊的物资只勉强够更换锈蚀的管道和水泵。从爱琴海到北海，纳粹暴政被推翻了，但胜利之后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经历了德国人的践踏、炮弹的轰炸以及抵抗部队的劫掠，无数工厂变得漆黑阴冷、门可罗雀。想开工却搞不到原材料，即使原材料奇迹般地出现，遭受破坏的铁路网也无法将其运到工厂。看起来政治领导权注定要转移到苏联手中了，因为已没有其他指望。
美国国务院得知必须马上开展大规模救援行动时，本指望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能够提供援助。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项法案，授权向英国政府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期限为50年。他认为，这样就能彻底履行美国对欧洲的所有义务了。然而现在，贷款用尽，却一点儿成果都没有看到。伦敦1/4的房屋（1.7万间）仍是残垣断瓦，虽然建起了1万间尼生式活动营房作为紧急避难所，也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住房需要。在美国女性对“新样式”议论纷纷时，她们的英国姐妹们每年却只有配给的一条裙子、4盎司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件套装和1/5件睡袍。胜利除了使这个美国的最大盟国维持生存外，并没有带来更多东西。
更糟的是，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威胁，使得生存都成为问题。从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底，温度始终在零度以下，暴风雪肆虐，雪量之大前所未有，积雪层层覆盖住房屋，使整个英国陷入瘫痪状态。农业产量不及19世纪，工厂关闭，电只在每天早晨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加到600多万，物资配给比战时还严格。在那个寒风刺骨的星期五，西奇尔带着两张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蓝皮书”乘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厅曾预言“来年情况将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该预言称作“英国政府发布的最让人揪心的声明”。赫伯特·胡佛应总统要求走访欧洲24国之后报告，欧洲的人民，尤其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正处在饿死的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解囊，才能获救。自此，所有对欧洲艰难程度的质疑都烟消云散。
然而，胡佛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同僚却并不相信这种想法。他们议论纷纷，认为山姆大叔被耍了，上当受骗了，把钱扔进了老鼠洞或给了一个“全球公共事业振兴署”，而美国梦却会以破产告终。欧洲人被这种冷漠麻木的言论刺痛了。
反美国主义迅速扩散。一位随军牧师提到，在欧洲人眼里，美国大兵是一群可怜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也不知道胜利意味着什么，他们只对三件事感兴趣：睡女人、偷白兰地酒和坐下一班船回家。在伦威克·c·肯尼迪牧师笔下，美国职业军人的典型形象是：“穿着鼓鼓的制服、肥胖、饮食过量、孤独、怅惆、观察力差、肤浅。他们是征服者——一边口袋里装着一根巧克力棒，另一边装着一包香烟……而这也是征服者能够给予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后，议员们怒不可遏。20世纪30年代以来，议员们第一次抱怨欧洲忘恩负义。但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更加复杂。共产党确实已成为当地的一大威胁，英国不再能发射葡萄弹驱散他们了，美国因此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个插上镰刀斧头旗帜的欧洲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苏联的炼钢生产能力、造船设施、技术工人、电力和化工品产量、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工业设备都将翻一番。如此，也只有如此，苏联能与美国的实力相当。海军上将福雷斯特·谢尔曼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做证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西欧……我们将难以维护美国的完整。但即使我们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存活下来，逐渐积聚力量，再把它夺回来。”
这话很有道理，尽管在1947年不够引人注目。在人们的记忆中，苏联仍是那个勇猛的盟军。虽然失望已开始深化，但其影响也不过是降低士气。“二战”固然野蛮凶残，但战争双方界限分明，正义与邪恶一目了然，但若之后在新的问题上爆发冲突，未免让人沮丧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在写给伯纳德·巴鲁克的演讲稿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巴鲁克认为这个词太过严重而划掉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后，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演讲时终于使用了这个词，但当时也仅限于所谓的“意识形态战争”。直到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保罗·霍夫曼还相信“冷战是一种好的战争方式，是唯一不会造成实际破坏的战争方式”。
然而，人们在1947年就已经明白，只依靠意识形态是不能够将马科斯将军和他手下的2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队员从希腊的山区中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所谓的“大规模非意识形态援助”——简而言之，枪炮。比起黄油，枪炮更能争取到反共产主义的共和党人手中的赞同票。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决定双管齐下，然而他们的经验显示零碎地承担义务毫无效果。欧洲需要重建，而不是救济。美国需要制定一份真正的外交政策。为了师出有名，美国政府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中找到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只署名为“x”。
其实，“x”就是乔治·f·凯南，他当时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研究苏联人思维模式的学生，但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参赞期间，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述遏制苏联。
在20世纪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哈里·杜鲁门非常信奉这种观点，他公开声明，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自由国家，美国要履行对“自由世界”的义务。他是凯南这一观点的坚定倡导者，因此凯南的观点被普遍称为“杜鲁门主义”。在杜鲁门的命令下，这些观点被写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该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之前，艾奇逊已在一次与国会两党领袖的会议中，当着总统的面概述过这些原则。这关系到土耳其和希腊的未来，他之后写道：“我从未像这次讲话时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一人。”他讲完后，现场陷入长时间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向国会议员和全国民众发表这样的讲话，我会支持你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议员都会支持你的。”
他发表了讲话，他们也的确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的联席会议批准他拨出4亿美元的援款——2.5亿给希腊，1.2亿给土耳其。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向每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宣传遏制政策。直到5月22日，杜鲁门总统在堪萨斯城米勒巴赫饭店的临时办公室里签署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该法案正式具有法律效力。
当时，杜鲁门主义堪称奇思妙招。庞大的右翼团体却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他们希望把共产党“赶回”战前的边界内。也有其他异见分子，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比较温和，因此直到1/4个世纪后也未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指出，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即将获得美国送出的武器，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将发起战争的力量授权给任何政府首脑时，国会都应特别小心谨慎。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政策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苏联人可以在其卫星国的边界挑衅骚扰美国人，到时会演变为“他们的三等部队与我们的一等部队进行对抗”的局面，使美国损失惨重。最令人不安的是，沃尔特·李普曼采用了魏德迈的观点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巧妙地反驳了凯南的论证。
1947年，李普曼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在书里，他态度客气——从头到尾都称呼凯南为“x先生”，却措辞有力。他引用了《外交》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指出凯南的主要观点是“哪里显现出共产党渗透的痕迹”，就应该对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如果苏联是日本那样的岛国，美国就能通过空中和海上力量对其进行封锁。不幸的是，苏联是个实力强大的大陆国家，只能通过阵地战或会导致大量伤亡的无休止的游击战才能遏制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亚大陆幅员辽阔，而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在希腊，游击队已经把战场转移到山区。在那里，精密的武器毫无用处，步兵战术技巧决定了一切。李普曼接着说，在实施遏制政策的情况下，战争结局取决于本国招募的军队或卫星国自己的部队，而二者都指望不上。美国必将“与自己手下的傀儡政权脱离关系，而这无异于向苏联妥协投降，丢了面子”，或必将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不得不在“一个我们并不愿意、无法预见、也许还讨厌的问题”上给予他们支持。李普曼三番五次对支持遏制政策的外交官谈到亚洲的局势和他们在那里会遭遇的陷阱。在亚洲接受挑战，就意味着把选择战场、武器甚至出战国家的权力都交给了共产党。他得出结论：“我难以理解x先生怎么会提出这样荒谬的战略方针。”
但18个月后，希腊内战结束了，土耳其不复软弱，乔治·凯南成了英雄。华盛顿人互相提醒，李普曼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毕竟，他曾错判罗斯福。然而这次，他的直觉是对的。诚然，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不会赢得胜利。但试想一下，若铁托没有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闹矛盾而导致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边界关闭，使得马科斯将军无处藏身，结局还未可知。后来从表面上看，朝鲜半岛的局势与希腊极其相似，因此遏制政策和“有限战争”更加大行其道，而避难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是导致越南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诸如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尽管在其他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却一致认为李普曼预计的那种战争将是一场战略噩梦。
这是遏制政策的消极一面。积极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由杜鲁门主义发展而来，成为其伟大续篇。如果人们认为因凯南的远见使希腊和土耳其摆脱水深火热而感恩戴德并不值得，那么西欧对美国的感激之情确实是无法估量的。最终，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变得与社会保险一样，得到一致赞同。
说到马歇尔计划的发起人，当属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在欧洲进行了6个星期的考察后，克莱顿回到美国，并在书面报告中写道：此计划是避免未来10年内爆发战争的唯一选择。在他到访的每一个国家里，颠覆运动都正在破坏国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他写道：“由于饥饿、经济失调和挫折感，破坏运动已经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获得胜利。”他还建议总统和国务院唤醒美国人民，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乘坐飞机从苏黎世抵达华盛顿后，克莱顿把自己的备忘录通过艾奇逊转交给了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他曾要求艾奇逊于5月8日在南方的一个小型聚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唤醒是一剂良药的话，也许他应该在那里小试牛刀。
杜鲁门同意了，所以马歇尔计划这个概念首次问世就是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三角洲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里。艾奇逊对听众说，在国外，生存如此不易，刚过去的严冬就差点使北欧人民灭绝。他说：“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美国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增加存活的机会。这是维护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必然举措，是保证美国安全的应然之举，也是美国作为人类的责任和光荣。”
总之，这就是马歇尔计划，但当时并未用马歇尔的名字命名。密西西比州人喜欢该计划；提前打好招呼的《纽约时报》将之登载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然而各家通讯社却漠不关心，因为在普罗大众看来，经济类文章就像官员们冗长的讲话一样枯燥。但如果是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还是会注目倾听，所以第二轮试探由他完成。马歇尔的演讲本定于6月16日在艾姆赫斯特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到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也在卖力鼓动以争取记者的支持。这些都证明欧洲经济正急剧恶化。艾奇逊对英国记者尤其积极。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勒内·麦科尔说：“别浪费时间写报道了，一拿到这份计划就给伦敦总部打电话将全文报告吧。你们中还要有人立即请总编去确保欧内斯特·贝文（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已得到一份此计划的全文。不管时间多晚，也要叫醒他，并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讲话持续了15分钟。他首先描绘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崩溃状况”，然后指出解决之道在于“打破恶性循环，重塑欧洲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经济和整个欧洲经济复苏的信心”。美国必须继续向其提供援助，而他正在考虑拨出170亿美元。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随意支出应该由一个系统的计划取而代之，“在针对当前局势应该采取的措施和我国采取任何行动后本国应配合使其发挥适当作用方面，欧洲国家须达成共识”。美国已完成了自己的步骤，现在轮到欧洲了。
多亏马格里奇，欧洲几乎马上行动了起来。英国当时已近第二天午夜时分，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报童还是带着马格里奇的报告，骑着自行车奔向欧内斯特·贝文的家。当时，他还在沉睡中。这篇报告确如艾奇逊建议的那样，是通过越洋电话全文发给伦敦的。贝文和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当即在巴黎召开了全欧会议。会后，欧洲国家请求经济援助的申请如雪片般纷纷飞向华盛顿，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以及之后的联邦德国。经过6个星期的辩论，否决了塔夫脱要求削减10亿美元的修正案后，国会正式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并再拨款5.97亿美元，以帮助这些国家度过长期援助生效之前的几个月，也就是所谓的“马歇尔缺口”。
1948年4月14日是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马歇尔计划后的第11天，名副其实的“约翰·h·迅捷”号货船装载着9000吨小麦，离开加尔维斯敦湾驶向法国波尔多市。这是向法国运送应急食品的6艘船中最先出发的一艘。马歇尔计划总计向欧洲提供了125亿美元，比马歇尔预计的需求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派生计划，如使33.9万流离失所的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战时错置人员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当然，苏联人暴跳如雷。他们随即宣布了莫洛托夫计划，但之后不了了之。急剧“左”倾的亨利·华莱士把马歇尔计划称之为“战争计划”（英文谐音）。众议院里75位议员投了反对票，参议院里新当选的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获得价值相当的战略物资或海外军事基地。
尽管麦卡锡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欧洲领导人还是既深受感动又欢欣鼓舞，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盛赞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仗义疏财的行动”。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称它为“一国为他国所能做到的最正直、最慷慨的事”。30个月后，英国东山再起，《曼彻斯特卫报》说：“普通的言辞已无法表达我们的谢意。这是国际关系有史以来取得的最非凡的成就之一。”时任财政大臣休·盖茨克补充道：“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流露情感……也不善言辞，但这些特点不应掩盖我们对美国人民真实而深刻的感激之情。”
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营养不良不复存在，人们在冬天可以穿得暖和了，柴油机车拉着装满原材料的车厢在新建的铁路上快速移动，萨尔和鲁尔焕发生机，工厂甚至比战前还要忙碌。1951年，马歇尔计划直接促使让·莫内构想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现实，6年后，欧洲煤钢共同体催生了《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实力逐步增强，后来一直发展到可与美国和苏联抗衡。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仍然一家独大，甚至没有任何国家能望其项背。美国可以一直保持其领先地位，除非它经历极端的厄运，如一位或几位总统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和青年力量，卷入奥威尔式遥不可及的战争。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连想都没有人想过。正如英国人说的那样，无忧无虑是美国的国民特质。美国是富裕、豪爽、和平的全球第一大国，并将继续保持这一殊荣。
第二名的日子却每况愈下。苏联惨遭纳粹德国的破坏洗劫，不能够或不愿意明白为什么西方盟国直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虽然德国已被打败，但苏联对其表现出的任何复苏迹象都非常敏感。这种全民性的恐惧被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进一步放大，成为西方国家军人和政治家不得不肩负的沉重十字架。随着欧洲复兴的迹象重现，德国也再次生机勃勃，这种负担也日益沉重，在1948年达到顶峰。那个春天，美国国会还在就马歇尔计划争论不休，苏联的行为却越来越表现出侵略性。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他封锁了柏林。
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货币。占领德国伊始，苏联就在德国西部大量印发纸币，企图阻碍德国复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西方各国发行了新的货币，同时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并同意为联邦德国复苏草拟一部宪法。苏联人一步步抵制这些改革措施，他们在会议中途退场，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运营两天，以“维修”的名义封了一座公路桥。然后，下令全面封锁，就此与西方完全决裂。
西方盟国决定不反击，杜鲁门想尽办法避免正面对抗。唯一微小的希望就在空中，西柏林仅靠美国占领区的坦佩尔霍夫机场和英国占领区的加图机场进行空中运输。空中封锁不可能实现。苏联的飞机有可能挑战西方的飞机，一旦出了事故，也容易推卸责任，双方都不失面子。
这样大规模的空中运输给自己的毁灭埋下了祸根。西柏林有250万人，比洛杉矶、费城、底特律和克利夫兰都多。从未有人以空运的方式给这么多人输送过物资。仅仅为了使柏林市民存活，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意味着全天24小时内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运输机起降。此外，每架飞机必须装载10吨货物，虽然超过了核定载重量，但这还只是基本必需品。由此看来，飞行员已冒生命危险，而柏林市民依然生活艰难。发电用的煤远远不够，发出来的电只够照明使用，再没有多余可以取暖。要使城市正常运转，每天需8000吨物资，意味着每1分48秒就要有飞机起降。然而，这在当时是无法做到的。
德国承诺约束民众遵守秩序予以配合。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制订了一个争分夺秒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的飞行员，在蒙大拿州仿造了一个柏林空中走廊的进航道和导航设施。他们学会在地面控制进场雷达的帮助下，蒙着眼睛驾驶4引擎运输机。机组人员全天候工作，睡眠不足。维修人员用水管冲洗被煤尘染黑的机身，因此患上了可怕的皮肤病。时间表也并不总是顺利运作。1948~1949年，共有28位美国人在这场柏林空运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飞行员称之为“补给行动”。开始时，送入柏林的食物并不够。1948年6~7月，每天只输送了1147吨物资，苏联的封锁似乎就要奏效了。第一次突破是在6月30日，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出发，驾驶着c–54运输机的空军中队抵达了。这些运输机体积更大，能装载更多物资，可以延长频繁起降的时间间隔。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回华盛顿要求派出更多这样的飞机，获批160架。随着冬日临近，空运行动开始以每天4000吨的数量持续开展。在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可能有点儿起色了。
他们希望柏林能提供更大降落空间，这个要求现在也已经得到满足。坦佩尔霍夫机场新建了两条跑道，加图机场也新增一条。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新建一个机场。9月，法国提议在其占领区泰格尔修建，但他们怀疑这是否可行，因为需要太多劳工，并且，他们缺少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然而，西方盟国将看到美国人的创意加上德国人不屈不挠的个性会碰撞出多么绚丽的火花，他们会受益终生。2万多柏林男女老少自愿参加劳动，工作三班倒。同时，c–54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设备。“补给行动”指挥官克莱在其回忆录中平实地写道，第一次规划会议上，他的工程师提出新机场能在3月建成，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新机场要在12月建成”。在敢作敢为的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被参与该工程人员的精神所感染，在拆毁一座挡在新跑道上的无线电发射塔时，由于塔位于苏联占领区而苏联人拒绝将其拆除，他索性带领爆破队进入该区域，炸毁了发射塔。
法国占领区的新机场一建成，“补给行动”就一飞冲天。12月，空运量达到平均每天4500吨，1~2月达到了5500吨。显而易见，柏林人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还能拿出少量的煤供家庭和某些产业使用。克莱的空运舰队已发展到拥有224架c–54运输机。到第二年早春，空运量已达到每天8050吨，还曾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物资。围困中的柏林迅速变为欧洲物资最充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了物品，以防苏联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
苏联人知道了。5月12日，封锁已经解除，空运行动成为历史。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从1948年年初开始局部“小封锁”的那几个星期算起，封锁持续了15个月，在此期间，美国及其盟友的飞行班次多达277264次，运送了2343315吨食物、燃料、药品和衣物，平均每个柏林人获得了一吨的物资。这一壮举成为佳话，美国飞行员创造的奇迹弥补了幼稚的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的粗鲁行为。丘吉尔郑重地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全世界，但它确实拯救了中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空运行动也许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但它确实是美国最好的一面，担得起海军工程营和空军的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马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花点儿时间也能完成。”并且做得漂亮，做得仗义。
美国政府慷慨大方，飞行员也如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荣耀，一半归功于“补给行动”，另一半归于卡尔·s·霍尔沃森中尉发起的“小补给行动”。在出入坦佩尔霍夫机场途中，他将一袋袋绑在降落伞上的糖果投给在底下围观的柏林儿童。这种做法很快流传开来，所有的飞行员开始效仿。1948年12月，他们开展了“圣诞老人行动”。成千上万个挂着礼物的迷你降落伞日日夜夜从空中飘下，它们来自那些从头顶呼啸而过的隐身“朋友”，送给年龄太小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封锁的柏林孩子。每件玩具、每个娃娃以及每块糖果都是机组人员自掏腰包买的。
从这件事及其他事情中，欧洲人开始对美国的国民性格产生好奇。美国人拥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丰富的技术知识，他们务实，轻理论重实践。稍不幸的是，他们市侩。麦克阿瑟将军曾代表他的同胞发表讲话，他充满优越感地对一位来访者说：“回去读一读柏拉图对乌托邦的展望，再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让人惊叹啊……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中，这些老家伙居然拥有这么高尚的理想，这么熠熠生辉的智慧！”对于和麦克阿瑟看法相同的大部分美国人而言，直接探究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精巧复杂的苏格拉底式论证更加重要。
即使美国人穿着便服，欧洲人也能在他们开口前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餐桌礼仪、服装剪裁、不拘礼节以及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部相机。同样还有他们的言谈举止。“征服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到美国士兵时说，“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征服这个概念。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了地球上的这块区域。”战前住在慕尼黑时，塞瓦赖德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目。他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人如美国人一般闲庭信步。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矮小、扭捏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自如转动。”有些人把这叫作傲慢无礼，有的人则称之为自信满满。当然，这难以确切描述，却真实存在。另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一副主人的样子；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昂首阔步，根本不管谁是主人。”
过去，好莱坞让欧洲人看到的美国人的形象，仿佛都被嘉年华里的哈哈镜扭曲了。现在，他们关于美国人的印象则来自想家的美国士兵，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国游客。印象并没有改善多少。外国游客通常代表的是特权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通常会讲多国语言。但由于美国生活水平极高，各阶层的公民都可以远渡重洋观光，他们拖家带口，妻子吵吵嚷嚷，孩子的叫声更如魔音穿墙。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其后代回到祖辈的故乡，给美国增添光彩，但也损坏了美国的名声。
美国流行文化水平（略低于奥威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底层”），使得欧洲人担心整个世界美国化。美国人从大西洋的另一边蜂拥而至，游客、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管理员、红十字会的女职员、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台口餐厅的女服务生和商业人士（仅在巴黎就有5000人）在海关处分别抢滩登陆，之后散入内陆地区，人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富布赖特项目和史密斯–蒙特计划每年会将4万名学生送到美国学习。欧洲人开始互相议论这些人将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蕾琴这些普通的法德青年男女又会在大洋彼岸学到什么。
1945年，一把闪亮的新式美国电椅取代了法国传统派挚爱的断头台，法国人大为光火。这种变化多少具有象征意义。（美国人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有不同的理由。）圣诞节原是穿着五彩缤纷的本地舞者在公共场合大放异彩的时候，现在，欧洲人成了美国圣诞歌曲的“俘虏”，他们听着人类有史以来传唱范围最广的声音——平·克劳斯贝低声吟唱《白色圣诞》（截至战胜日本当日，共卖出了170万张）、《平安夜》（卖出了150万张）和《不要困住我》（卖出了125万张）。农民们世世代代都自豪于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意识到，自己的同胞正靠“美国中西部”（号称‘世界的粮仓’）喂养，那些被精选的葡萄酿制出的上等美酒养刁了胃口的人，居然改喝起一种廉价的棕色液体“可口可乐”——尽人皆知的“可乐”。20世纪40年代末，每天要售出5000万瓶，将这些液体倒在一起足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法国人发起了反击。虽然法国还没有从空运行动中恢复过来，但巴黎的国民议会还是以366票对202票通过了一条限令：“禁止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殖民地进口、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
与英国漫长统治时期“约翰牛”的不受欢迎一样，人们对所谓“美国化”的憎恶也迅速蔓延，这是在所难免的。在欧洲人看来，大西洋对岸的这个庞然大物，是依靠一种新的经济帝国主义崛起的，这比老牌的帝国主义更让他们感到有损尊严。有同感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英国市场营销协会每年派出50名行政管理人员到哈佛商学院学习，并且由英国王室承担费用，他们作何感想？当罗马人得知，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技术调整”，里拉又贬值了，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当在比利时经营独立加油站的商人发现，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卖出的多，会作何感想？当任何一个欧洲人得知，在美国商务部眼里，洛桑只是联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海外总部，苏黎世是美国谷物产品提炼公司的海外大本营，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分别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欧洲总部所在地，他们又会怎么想？
然而，除了这些商业巨头重拳出击取得的可喜成果之外，似乎美国把它最优秀的人才和最费心的行动都白白浪费了。美国付出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国援款，大使馆却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考虑安装防弹玻璃，这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接受赠款时动作倒是迅速，但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那些人就公开表示对美元的鄙视。正是在杜鲁门时代，一位在欧洲颇有威望但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嫩伯格也恼怒地写道：
美国人作为先驱者的传统由来已久，先征服了北美洲大陆，又控制并驾驭了无线电波，他们完全有权感到骄傲自豪。美国人有权以自己的民族理想和独特的处事手段为傲，开始时不惧艰险、披荆斩棘，最终十分安逸舒适。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我们豪爽大方又热情好客，我们生机勃勃又警惕小心。贫苦无助的人走投无路，却能在美国前途无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一些人对欧洲的批评展开回击。《时代周刊》在某一期中将法国称为妓女，令人难忘。（在法国国民大会中又一次引起骚乱。）毫无疑问，如果总统在预算中砍掉所有外国援助，他的国内威望将有所提升，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做法。甚至连参议员塔夫脱也明白，想要回到孤立主义已不可能，国内压力再也不是美国总统关注的唯一因素。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相比战前已缩小不少，理解别国的希望和抱负成为保证本国安全的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方面，哈里·杜鲁门将他担任总统早期几星期制定的所有条条框框置之脑后。虽然缺乏高明的治国才能，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和美国人特有的机敏弥补不足。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后，它的政策明显经过了集中讨论和指导，在本国历史上新颖别致，显示出一种理念和魄力的深度和广度。”当时，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的话说，美国在国际危机最严重的黑暗时期里取得的胜利，使盟国安心，使敌国挫败。美国总统成长为一位强大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在柏林空运行动之前的整个春天，共和党人数着日子，心中的喜悦与日俱增。距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首次让他们坐上冷板凳，已过去了16年。他们继续轻视“那个家伙”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有成千上万共和党人反对他。但他们相信，他的妖法已与之俱灭，他们不用再惧怕他那邪恶的笑容、疯子似的笑声、斜叼着香烟的样子和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
替代罗斯福的是一位谦逊的政客，看起来只会虚张声势。杜鲁门与罗斯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杜鲁门中等身材，戴一副普通的眼镜，语调平平，嗓门高，没有他的贵族前任所具有的预科学校毕业那种文化人的口音特征。他们认为，是罗斯福个人向其所有政纲中注入了生机活力，显而易见，它们必然能在下个4年一次的公民投票中废止，就像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一样。那一天将是11月2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将轻而易举。顶着一头秀丽金发的康涅狄格州女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称“杜鲁门已经完蛋了”。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以横扫千军之势赢得了所有席位以来，每次民意测验和每个政治专家的访问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杜鲁门竞选总统，他注定会失败。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急剧下降到36%。如果他参加竞选，他竞选不过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或范登堡中的任何一位。
约瑟夫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对其读者说：“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将被迫展开近代历史上最孤立无缘的竞选活动。”甚至总统本人也忧心忡忡。1947年秋，他再次向在波茨坦的艾森豪威尔试探。杜鲁门请陆军部长肯尼斯·c·罗亚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他很乐意担任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则请罗亚尔代他向总统表示衷心感谢，而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认为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会使自己竞选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连任竞选方案。其中，克利福德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他善待农民，他降服了约翰·l·刘易斯，犹太人欣喜于他是一位热心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黑人欣喜于他下令任命了一批黑人军官。他使三军团结起来，否决危害劳工利益的法案，提议开展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以及将老年人医疗保险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国会山上的塔夫脱、威利、米利金、布里格斯、裘·马丁和查理·哈勒克等共和党保守派所拒绝讨论的。克利福德认为针对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总统应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参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并没有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从未考虑过要退出竞选。但实际上，似乎直到1948年3月1日，他都还在犹豫。当时他在基韦斯特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忙于外交事务及其他状况，还没有时间考虑任何总统竞选活动”。在之后的一星期里，产联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候选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点使杜鲁门相信他有获胜的机会。3月9日，他致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j·霍华德·麦格拉思：“嗯，霍华德，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干吧。”麦格拉思很困惑（他并没有要求杜鲁门再次参选，只是要求他做出决定），但走到外面的大厅，他鼓起勇气对白宫记者团宣布：“总统已授权我发表以下声明，如果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将接受并参与竞选。”杜鲁门终于开始竞选了。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立即要求他退出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布朗克斯区领袖爱德·弗林拒绝与总统在纽约同台演讲，一个体格魁梧的总统助手硬将他从车里拖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出总统应该辞职，好让共和党人马上接任以恢复国民信心。斯特罗姆·瑟蒙德带领的一个6人代表团，团员都是南方各州的州长，因杜鲁门政府的种族融合举措而心生嫌隙，准备退出民主党转而支持一位南方的候选人。如此一来，这次竞选就有4个党参加，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麦格拉思不得不取消一次在曼哈顿举行的民主党赞助大会——只有三个人肯出席。他在洛杉矶的一次集会上提到杜鲁门时被嘘声打断。情绪激动的质问者由詹姆斯·罗斯福和其他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带头，他们的附和者众多。在这些发誓要推翻杜鲁门的人群里，有詹姆斯的兄弟艾略特、里奥·汉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领袖杰克·阿维宣称他不再支持杜鲁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想出一个被《时代周刊》称作“别出心裁的主意”。这个主意让人惊叹，怎么之前都没有想到呢，他们可以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候选人呀！
1948年民主党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完全是一场高雅喜剧。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两次拒绝了总统的这一提议，也没有意识到他是自视保守的共和党人——甚至杜鲁门也不知道。艾克可能出任民主党领袖的光明前景使上段列出的反对杜鲁门的人全部臣服，再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黑皮·钱德勒、乔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市长爱德华·j·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李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
最后那滑稽又令人难以原谅的行为是，华盛顿州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居然给白宫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出任民主党候选人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艾克或者死”运动非常受欢迎，只要艾森豪威尔还会改变主意，哪怕希望再渺茫，杜鲁门都不可能得到党内提名。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和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由此，该党的广大成员才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民主党代表们情绪消沉，他们坚信会在11月遭受失败，为了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减少损失，他们请求先在费城大会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共和党将用过的装饰物留在原地。显贵的行为理应高尚，共和党大方应允。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感激，简直称得上卑躬屈膝。他们已经在节省开支，好为1952年的竞选抢占先机。也许，那时艾森豪威尔会愿意领导他们。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团队正忙于重塑克利福德所谓总统的“肖像”（“形象”一词还没有普及）。总统看不起那些拉拢群众的手段，他将之称作“耍花招”。但是一想到要攻击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就激起了他的战斗本能。这个宏伟的战略方案的第一招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一份受到民众欢迎但塔夫脱及其同僚肯定会搁置的议案。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杜鲁门接二连三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由联邦政府兴建住房、向中国sup/sup提供援助、延长战时管制条例、修建高速公路和延长互惠贸易法案的期限，这一切都注定成为11月的争论焦点。
若民意测验的数据可信，杜鲁门的前景在4月显得最为灰暗。但正是那时，杜鲁门的竞选团队突然灵光闪现，克利福德、乔治·m·埃尔西和查尔斯·s·墨菲三人都不记得究竟是谁想出的妙计，可见当时的混乱程度。他们皆知总统从未学会一板一眼地念讲稿，他总是低着头看稿子，语气呆板，也不知道哪里应该强调，往往错过该停下来等待掌声的时刻。然而，在即兴演讲中，他却讲得绘声绘色，收效良好。因此，有人提出何不说服他在大型集会上即兴发言呢。杜鲁门喜欢这个想法，4月17日，他先面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念了一篇准备好的文稿，然后临场发挥讲了半小时的美苏关系。这场演讲使人震惊，也振奋人心。结束时，编辑们为他欢呼喝彩，互相交流意见，都认为他讲得很好。之后，他又发表了4场即兴演讲，推向最高潮的是他于5月14日在五月花酒店当着1000名年轻的民主党人进行的政治演讲。演讲最后，他说：“我想对你们说，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宫的主人将是一位民主党人，而你们正看着这个人。”所有人起立鼓掌。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称其为“新杜鲁门式”的“战斗”宣言。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竞选方式，杜鲁门对此表示满意，他和团队决定开展一场横贯美国的竞选宣传。
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困难，而且看起来难以解决。民主党为此次竞选筹措的专用资金几乎用完了。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民主党人注定捉襟见肘，认为杜鲁门能赢得大选的资本家寥寥无几。4月，他们甚至就开始考虑削减开支，而在五月花酒店的晚宴后，竞选团队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让杜鲁门将他每年3万美元的旅行津贴拿出来，乘火车周游美国，宣传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成就，并就他与国会的问题说几句话呢？
居然沦落到要这样做，说明情况确实对杜鲁门相当不利。当然，寻求连任的历届总统通常不得不乘车到美国各地为纪念碑揭幕或为桥梁通车剪彩，以此自我宣传。这种短途旅行通常被视为合法使用纳税人的钱，因为其目的在表面上看来往往是无党派利益的。但这次公费旅行却是另一回事。杜鲁门从一开始就严正声明，他打算将每一分钟都用在与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国会口诛笔伐上。而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所言，说这种做法是“非政治性的”就如同说“彭德格斯特集团sup/sup”是“非政治性的”。毫无疑问，若不是杜鲁门的竞选毫无希望，若不是这次巡回演讲从远处看起来会彻底失败，里斯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话题的。
6月3日晚上11点5分，在国会因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的两星期，由16节车厢组成的总统专列悄悄开出华盛顿联合车站，向西驶去。虽然杜鲁门总是坐飞机在城市之间穿梭，但人们还是希望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们能够乘火车出行。火车的最后一节便是奢华的“斐迪南·麦哲伦”号装甲车厢，是美国铁路协会专为罗斯福制造的。该车厢的墙壁用胡桃木制成，车厢里能够与华盛顿时刻保持无线电联系，最醒目的特征是后部有一个超大型平台，顶部有条纹顶棚，并配有公共广播系统。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后来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它却成了竞选表演最出彩的舞台。
然而，人们记住的通常是发生在这个舞台上那些小小的不幸。有些民主党人以为杜鲁门同意了说服艾森豪威尔参选，所以带着自制的标语牌出来欢迎他，上面写着：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试图登上“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却被赶下去了。他气愤地对记者说：“我坚信他不会当选，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可取之处。他似乎更喜欢那些所谓的朋友，而不是为民主党干实事和捐款的人。”在另一个地方，杜鲁门所谓的朋友是一位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一次演讲会，但他却以为这是第35师的聚会，因此将其他人挡在门外。结果，总统发表演讲时，本来可以容纳1万人的礼堂里只有稀稀拉拉约1000名听众。摄影师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站在后排高处不停拍摄，照片全是总统对着大片空位演讲的情景。这些照片暗示，真的没有一个人对总统的演讲内容感兴趣，《时代周刊》则评价他的演讲“越来越有娱乐价值”。
至少有两次，他都是穿着睡衣和浴袍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知道他们通知说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但很抱歉我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不过我认为你们也许想见见我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我没穿好衣服的情况下。”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市，一个女孩盯着他的蓝色睡袍问他是否感冒了。他摇摇头，而她坚称：“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感冒了。”他眨眨眼睛，回答：“那是因为我乘火车四处演讲，嘴里进了风。”事实确实如此。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像往常一样先向听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老板”）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是我老板的老板”），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约瑟夫·斯大林），他是个好人。但他受政治局操控，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美国东部的卢斯夫人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她欣喜于民主党终于含蓄承认喜欢老约，恶毒地说：“好老约啊！他们当然喜欢他呀！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中国东北、千岛群岛、中国华北都给了他吗？不是让他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建立了联合政府吗?”
在华盛顿，哈勒克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糟的总统名垂青史。而俄亥俄州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杰则说，他是头“密苏里州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漏了嘴。本来倒不是什么大事。在对费城联盟俱乐部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美国各个铁路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的行为表示遗憾。他发明了“铁路小站”这个新词，而在共和党人看来，这个词颇为不妙。民主党总部发电报给杜鲁门的火车所经过的所有乡镇和城市的最高领导，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对这种诋毁非常愤慨，杜鲁门便愉快地把他们的回复发给媒体。在洛杉矶，看到等待自己到来的长龙后，总统咧嘴笑道：“这是规模最大的铁路小站吧!”
6月18日，杜鲁门返回华盛顿。他离开了两星期，行程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演讲。多数情况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建议，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旅行快结束时，他感到群众和自己的情绪无形中已经相互交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一届国会选出来后，“也许这个新国会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富人的利益”。抬头看着他的人们含糊不清地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市，一个伐木工突然大声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马上喊回去：“我会的，我会的！”在斯波坎市，有人问：“向塔夫脱扔点儿鸡蛋怎么样?”杜鲁门回答说：“我不会向塔夫脱扔新鲜鸡蛋的!”他大声疾呼：“你们已经选出了史上最糟糕的国会。如果选举时再让共和党在国会里占优势，那你们就是最大的笨蛋，比我想象的还要笨!”听众大声喊叫起来，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哈里，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他赶忙狂放地回答：“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毋庸置疑，塔夫脱说得很对，这种做法有失身份，非常卑鄙。这种先例给未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而且对范登堡等共和党人也不公平。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巴尔干半岛上的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行动。但他单枪匹马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的精彩表演确实震撼人心。白宫的记者们就这样认为，他们不时对身处首都的妻子说，总统的表现太抢眼了，他们甚至忘记了他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
费城的政府高级官员花费了65万美元整治市容，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新闻报》一名编辑命名的“迪克西党”（美国南部民主党），将在昔日的邦联圣地上召开大会。他们对这座东部城市相当满意，因为那里的大西洋海滨是同轴电缆实况转播能够覆盖到的最远的地方。演讲者都明白这一点，虽然爱德华·r·默罗和其他知名评论员都还坚持用无线电广播，但在美国东部，已有大批观众可以通过约40万台小型电视机收看在费城大会堂里的演讲了。在当时，这已算是了不起了。
1948年，新闻记者们只需花12美元就能租到带浴室的房间，却还埋怨通货膨胀。那时，他们认为旅馆里的杂务可以低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试图改善有色人种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纲领委员会在仔细研究了民权内容之后，心安理得地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该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仍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sup/sup中的恳求半信半疑。南方各州的议员们继续禁止旨在废除人头税的法案，而南方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对绞刑架的恐惧中。1947年有人曾动用过一次私刑，而各党召开代表大会的这年，私刑又出现了两次。
当时共和党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e·杜威、哈罗德·史塔生（“划着双桨，乘风破浪，哈罗德·史塔生是最棒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要干活，叫鲍勃sup/sup”和“领航掌舵，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w·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也出席了大会，但他们当时都还是小角色。史塔生参加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会时，麦卡锡只是支持史塔生的代表，而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但他地位低微，根本不够资格入选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只能旁听。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斯坦森鼓吹采取措施放逐共产党人，参加俄勒冈州初选会的选民认为这荒唐至极。但大会主要发言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左”倾）清查出来并驱逐出去。”
1月15日，杜威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他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为宣布的这个决定。之后，他虽然摔了不少跟头，但依然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他总是把粗鄙琐事留给他人处理，解释是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重大问题。而事实上，他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衣着修饰上。他那整整齐齐的短胡须和一板一眼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启斯东电影公司电影里的笨警察或是结婚蛋糕上的小人。在初选会期间，摄影师们曾说服他戴上一顶容积足有10加仑的高大帽子，以及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片显得荒谬可笑，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于他那不温不火的态度，有人恶毒而不公正地说：“你了解透了汤姆·杜威，就会讨厌他。”
那年春天，史塔生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又偶然又不幸。杜威身高5英尺8英寸，史塔生则高达6英尺3英寸，他们在初选会的休息时间站在一起拍照时，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儿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杜威终于穿上了一双增高鞋。然而，以前那种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尤其让杜威恼怒的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初选会上大获成功。在威斯康星州，人们原以为麦克阿瑟会获胜，因为这位将军的拥护者资金充裕，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注定是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斗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版预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望。”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在大会中仅赢得8票。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件事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只需评论员们一致预言失败。”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们也会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赢得胜利，但他却未获得共和党普遍认可。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全国范围的共和党人还是更喜欢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巨人，史塔生和杜威的支持率分别是37%和24%。这些民意测验数据值得杜威的更多关注。前一年夏天，每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想选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支持率下滑得如此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罗斯福领导之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美国的多数党。被提名为候选人以后，杜威本应重拳出击。然而接受提名时，他的讲演让代表们昏昏欲睡：“我们所追求的团结，不只体现在物质方面具体的事情和措施上，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我们的问题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我们自身。”
杜威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一起让摄影师们拍照之后，就回家休息去了。直到9月19日，离选举只剩下6个星期时，他才离开奥尔巴尼。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所言，杜威的竞选活动是“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用时最少的”。他似乎把竞选活动看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居然也认可了这种想法。几个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认定他们自己将成为新政府的一员，所以在费城开完全国代表大会回家时特意取道华盛顿，抢在其他同僚之前买下了物美价廉的房屋。
7月12日，费城热浪滚滚，民主党的高层代表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会议室，挥汗如雨。美联社在报道中说：“民主党人表现得活像是来参加葬礼的。”三个星期前鲜艳夺目的各色旗帜，如今已陈迹斑斑、灰暗惨淡。一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杜鲁门使美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但是几乎没人抬头看。大会向人们发放了为帮助杜鲁门获得胜利的成套装备，包括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和一个哨子。有人嘲讽道：“是为了带领民主党走入墓穴的吧!”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顶棚上装有一只巨型机器驴（民主党标志），向每个路过它的人眨巴着通了电的蓝色眼睛，这是整个会场唯一看起来欢快点儿的东西。代表们全都是一副饱受打击的肃穆样子，只有反对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团还保持着一点儿活力。他们刚从支持艾森豪威尔运动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现在正疯狂地满世界寻找救命稻草，以避免第三次失望。选举前夕，19个州的主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接触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但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作罢。接着杜鲁门也致电道格拉斯，请他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他还是不愿意。从那时的情况来看，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这个忠诚可靠的老伙计，说他乐意与杜鲁门一起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颜面尽失。他知道大多数代表都不想选他，如果他退出竞选，他们一定会起立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获得几百万张选票，足以使杜鲁门失去整个纽约州。南方诸州曾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们也要分裂。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市长汉弗莱（37岁）、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保罗·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了强硬的民权政纲，激起论战。在这一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想充英雄，但此时民主党的南北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迪克西党在关乎成败的唱名投票中以651.5∶582.5落败。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拜拜”后，带头离开会场。
7月14日星期三晚上，南方联邦离开，几乎同时，总统抵达会场，好险没有相遇。那晚，执行主席在会议中要求大家注意秩序时，杜鲁门的专列刚刚驶离联合车站。在“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内，他坐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山姆·罗森曼之间，把讲话稿的要点通读了一遍。他以为一到会场就要直接上台讲话，但并不是那样，也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演讲，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4个小时。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悲惨的时刻。有人将他领到讲台下一间阴冷的小房间里，那个房间有个窄小的阳台，下面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房间靠近铁路，火车呼啸而过时，他可以听到轰鸣声，也可以感受到直背座椅的震动。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说说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聊聊天，斜着眼睛瞧瞧外面的污迹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一下演讲提纲，张望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