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夫斯将军第一个回过神来，告诉身边的副官：“战争结束了，只需一两颗这种炸弹，日本就玩儿完了。”身旁的科学家并没有说什么，有一个人把手指十字交叉（祈祷幸运之意），因为“一两颗”是他们的所有。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码是“三合一”，意指现有的三个“新玩意儿”。如果东京方面揣测出真相（一位天皇的军官后来确实怀疑过），美国的境况就危险了，因为再造一枚原子弹需要多耗费大半年的时间。但现在两次爆炸，或许就能带来瞬间的和平。

只有一个人能决定下一步如何走。当杜鲁门乘船前往波茨坦时，试验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当时“很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因为没人能确定原子弹完全爆炸的结果”。7月16日早上，两个临时代码组成的文件由信使飞机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的汇报：“手术上午完成，后续诊断仍在继续，但结果非常理想，甚至超过了预期。”第二封是战争部长用私人信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件。史汀生写道：“婴儿圆满诞生了。”丘吉尔首相喃喃自语：“基督在愤怒中复临了。”据杜鲁门回忆，他只是向斯大林元帅“顺便提到”，美国研制出一种具有超凡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这位苏联人补充了些什么，但没表现出太大兴趣，只简单回答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美国能“好好利用这一武器打击日本”。

杜鲁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小标牌，上面写着：“重任止于此。”现在，他就担着这样的重任，并且不能分担给其他任何人。他的临时委员会顾问刚刚发来电报：“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结束这场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无其他办法可行。”在杜鲁门看来，也别无选择。军事顾问一直在催促他执行他所谓“现有的进攻日本本土”的决议。

8天后的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了实施原子弹打击计划：“只要天气情况允许，就立即执行。1945年8月3日前后，第20空军第509混合大队将携带第一颗原子弹前往下列目标地之一：广岛、东京、小仓、新潟、长崎……实施轰炸。”杜鲁门认为这样的白纸黑字非常残忍，史汀生也有同感。早在6月19日，战争部长就在日记中提到，一定要给东京一次“最后的警告”。后来，在总统的建议下，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通过广播向日本发出了后人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公告前7条具体保证人道主义，不打击报复，允许日本建立“新的和平、安定和公正的新秩序”，建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建立新工业，“加入世界贸易”，对日本国内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一旦局势稳定，将迅速结束占领。第8条即最后一条要求日本所有军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对其实施“迅速且彻底的打击”。

这段广播在东京引起了各种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日本许诺，美国军队撤离后，可由日本人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府，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正是杜鲁门想要传达的。但日本的武士道影响太深，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想用拖延战术，他表示内阁中的军人们一定会拒绝执行这样的要求，所以不如不表态，但首相铃木贯太郎大将犯了一大错误。在7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铃木贯太郎指责《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日本不屑理会。伯恩斯告诉记者，这个消息“令人沮丧”。但杜鲁门仍希望敌人能三思而后行，因此迟迟未对提尼安岛开绿灯，直到8月2日，他乘坐“奥古斯塔”号回国时，才发布命令。命令被编码后，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往地球的另一端，一切已成定局，再也不能挽回。

“小男孩”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运往提尼安岛，8月5日星期日下午，经过部分组装，原子弹悬挂于“艾诺拉·盖”号b–29轰炸机的炸弹舱里。“艾诺拉·盖”号是第509混合大队指挥官保罗·w·蒂贝茨上校的专机，他很早以前便以他母亲的名字为其命名。曾有人告诉他，一天时间内，他和他的战机都将载入历史。现在，手下的士兵也猜测到闲散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运送高级军官的吉普车来来回回，格罗夫斯的副将t·f·法雷尔准将刚从洛斯阿拉莫斯抵达此处，正在向威廉·s·帕森思上校解释装置。这位海军军械专家明天将登上“艾诺拉·盖”号轰炸机飞往“帝国”，指导此次袭击任务。帕森思听得越多，眉头皱得越紧。他到达这个岛后，曾见过几次b–29轰炸机执行任务，但如果要用超级空中堡垒运载组装好的原子弹，恐怕会造成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称，现在只能祈祷战机不会出事。帕森思坚持认为：“如果要让我离开岛后，再来组装原子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法雷尔问道：“你之前组装过类似的炸弹吗？”帕森思回答没有，但自己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决定同时也意味着，他是“艾诺拉·盖”号上唯一全面了解这种武器的人。假如命运不济，他可能会落到敌人手里。为保险起见，他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官借了一支手枪。

这天晚上，第509混合大队在会议厅集合，陆军上校蒂贝茨首次向士兵们说明了任务：“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投掷一颗炸弹，这种炸弹你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炸弹的杀伤力是两万吨tnt当量。”

他停下来，等着下面发问，但没有人提问，飞行员都惊呆了。

他继续讲非凡的武器需要配合非凡的战术，这也是他们的演练如此特别的原因。几小时后，凌晨1点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起飞前往日本，转播目标地和替代目标地的天气情况。2点45分，第二批三架b–29轰炸机起飞，黎明前15分钟，帕森思将驾驶“艾诺拉·盖”号轰炸机在硫磺岛与两架护航机会合，一起执行投弹任务。午夜12点，收到最终作战指示，洛斯阿拉莫斯将发来报告，解释为何会让一位海军军械上校登上主轰炸机。这一晚，无人入眠，大家都在猜想帕森思上校能否在空中将原子弹组装好。而帕森思自己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黎明前，他们在星空下飞翔，绕过小笠原群岛南部厚厚的积云，在硫磺岛成功会合，然后一个大左转转向西北，朝日本方向飞去。蔚蓝的天上，除了高空中一片薄薄的云朵之外，几乎空无一物，也没有发现敌人的战机。机组成员有些坐立不安，没有任何对话或玩笑。

从蒂贝茨的副驾驶员罗伯特·a·刘易斯上校此时写给父母的书信里，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情。他在战机上写着：“4点30分，我们看见东方的天空依旧高挂着月亮。我想，向小日本扔下炸弹返航时，每个人都会如释重负。当然，回家路上的感觉会更好。”5点，刚刚破晓，近一个小时后，刘易斯写道：“此刻（5点51分）看来，我们还要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飞行一段，投弹手汤姆·费比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的思绪一定回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家乡吧。”一分钟后：“5点52分，我们离硫磺岛仅有几英里。现在我们要上升到新的高度，并且要保持在这个高度，直到距离‘帝国’一小时的路程。”

在本州岛上空，帕森思开始默默地组装设备。副驾驶刘易斯的手稿也开始凌乱潦草：“……帕森思上校将完成组装的最后部分。战机的承载重量已达到极限，炸弹装好了，它就在你的身后，感觉很不自在。愿上帝保佑……启动了自动装置，我们已飞达适当的高度……不远啦，亲人们……”

他们绕着目标又飞行了4英里。费比目不转睛地盯着瞄准镜上的十字线。9点15分，他按动了触发器，原子弹被释放，不到60秒的时间，原子弹落了下来（地面上的各种计时器，甚至一些是断肢上的手表，都证明了投弹时间）。坠落过程中，原子弹自动调试齿轮和进程，准确无误地顺利引爆。刘易斯上校刚刚给父母写道：“轰炸目标过程中，有短暂的间歇。”然后，他潦草地涂写着：“天啊！”

透过护目镜，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一团紫红色的火点，千分之一秒内迅速沸腾、翻滚、膨胀成一个半英里宽的大火球。紫色的大火球继续上升，周围形成了巨大的灰色烟圈，升入1万英尺的高空，形成了翻腾的第一朵蘑菇云。火柱下方约有三英里宽，目标“零”地带剩余的一切均被吞没，一切可燃物体瞬间化为灰烬。5万英尺的高空中形成了第二朵蘑菇云。“艾诺拉·盖”号和两架护航机快速拍下几张照片后，就迅速撤离了。距离广岛270英里远时，他们仍能望见蘑菇云继续上升至平流层，发出五彩斑斓的射线。

9点20分，蒂贝茨向提尼安岛发电：“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似乎并非合适的词语，但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忽然，蒂贝茨意识到第509混合大队的飞行员突然成了提尼安岛的英雄，后方的人再也不会嘲笑他们了，美国的百万民众也会相信他们已经取得胜利，或离胜利不远了。但似乎也失去了什么。上午9点14分，广岛这座富饶的城市里还居住着34.4万民众，9点16分，就有60175人死亡或失踪，4平方英里的居民区顷刻间化为乌有。远在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不久后宣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本广岛投下一枚炸弹……我们开始驾驭宇宙的基本能量——太阳也从中获得能量，是为了反击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听起来是对的，但当他继续说，“美国花费了20亿美元下了科学史上最大的赌注——终于成功了”，这简直大错特错。将这样的大屠杀看作赌博赌赢了，极不得体。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野蛮地讽刺道：“我无法承受这样的‘伟大胜利’。”

这一天，人类进入了原子弹时代。时代伊始，因缺乏了解，闹出了很多粗俗的笑话。原子概念实在太大，人们无法立即消化。据说，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式，1克该物质（大约是一枚美国硬币重量的4/10），可以将100万吨的重物举到6英里高的山顶，或者说其一气所能提供的燃料，足够一架大型飞机日夜飞行一年。当然，说是一回事，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女王在广告里将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德威错误地以为：“原子弹，实际上就是炸药！”正如阿肯色州纽波特的一位农民不知道核裂变为何物，以为橡树岭真有一家“原子弹公司”，于是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想把地里的树桩清除，你们有合适的原子弹可用吗？如果有，请回封邮件给我，我想知道价格。相比炸药，我想原子弹会更好用些。”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都嘲笑阿肯色州这个无知的农民，竟然连链式反应都不知道，但也有许多人并不相信或是不肯相信这样的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l·劳伦斯准备随“胖子”到长崎，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它。他认为原子弹“如此精巧的设计，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塑造出这样的杰作，肯定会为之骄傲”，他虽然曾亲眼见证了在阿拉莫戈多沙漠的试验，但依然怀疑：“这物体看似无害，设计精美又操作安全，它真的会在眨眼间就摧毁整座城市和居民吗？”答案是肯定的。8月9日，原子弹在第二个目标城市爆炸，夺走了3.5万条生命。甚至到现在，仍有人对其持怀疑态度。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在提尼安岛查看从新墨西哥州带来准备飞往长崎的铀235箱子的大小，对康奈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这里面东西的原子是导火线，引爆长崎空气中的原子。”贝克却说：“将军，事实并非如此。爆炸完全是从箱子里的物质发出的。”斯帕茨将军惊奇地盯着他说：“年轻人，或许你信，但我不信。”

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后，从长崎归来的机组成员听闻苏联正在进攻中国东北。此时，b–29轰炸机盘旋于日本本土上空，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立即注意这张宣传单上的内容。我们现在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传单警告日本人，“我们已经开始动用这种武器攻打你们的国家”，又劝告人民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摧毁，督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但是，这些西方人看起来合理的思想却使东方人困惑。日本裕仁天皇是他们的神，并非统治者，神是不会被凡间的诉求和民意影响的。而且这种宣传在当时根本没有必要，世界主要国家都已向日本宣战，日本政府已经失去理智。人民的各种情绪将事情引向不同方向。想活下来的人和想死的人之间产生了最剧烈的斗争。很久后，美国的学者才发现，当时有人让整个日本民族殉国的诉求近乎成为现实。

裕仁天皇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下筑有防空洞，8月的第二个星期，在群情激昂和恶语相向中，大多数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一开始，日本政府并不清楚广岛已被夷为平地。8月6日一整天，东京都无法与广岛取得联系，没人知道原因。第二天黎明时分，日本陆军副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收到一份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报告，仅有一句话：“一枚炸弹在顷刻间将广岛整座城市夷为平地。”随后的细节报道对河边正三来说，简直是胡扯。原来，与之后的很多说法正相反，广岛并非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就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点15分，整个部队正在大型操练场上做徒手操。突然间，“小男孩”在头顶爆炸，让一切化为乌有。这是诸多送到河边正三手里的报告中的一份，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犹如五角大楼收到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习翻筋斗时，一秒钟之内全军覆没。

日本虽然自己未造出核武器，但也有一位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上午9点，日本总参谋部传唤仁科，并交给他一份广岛的情况概述。自从珍珠港事件后，仁科就与海外同行失去了联络，但他一直担心人类终有一天会造出核武器，还粗略地估计过这种武器所带来的破坏效果，并做了记录。他所预料中的一切，如今都真实发生了。仁科的报告并未让参谋部的人安心，便被打发回去了。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前往仁科的实验室采访：“美国人宣称自己拥有原子弹，这不可能吧，可能吗？”仁科转过身去，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现在他几乎可以确定，那肯定是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派他随同飞机前往广岛上空勘测。仁科后来告诉质询他的美国官员：“当我从空中看到下面的一片废墟，一下就确定了，只有原子弹才能有如此大的威力。”

8月9日星期四，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斯大林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第二天上午11点1分，一个更可怕的噩耗又传到了正在进行的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与会人员立即前往宫城（“二战”时改称“皇居”）商议，裕仁天皇给铃木首相发出密令，要求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首相以及民事顾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世界上除日本外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立即决定投降，但日本不会，即使整个国家已成废墟。但按照传统，日本人非常注重颜面，特别是裕仁的颜面。如果全国上下一致，这也不是不可能。天皇可以若无其事地躲在自己的宫殿里，似乎战争与他并无任何关联。

然而，还有一个阻碍——军队不支持这样的决定。宫城里，军人们手持镶有宝石的武士刀，一个个笔直地站在那里，向政府提出条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上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求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才肯投降，即由日本政府自行解散军队、战犯在日本法庭接受审判、军事占领必须提前做好限定。若战争不是如此野蛮，这些条款有可能接受，但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残酷无情，美国人根本无心讨价还价。正如东乡外相所说，日本已战败，必须立即恢复和平。此时，阿南、梅津和丰田面色铁青，抱着胳膊一句话也不说。会议陷入了僵局。

内阁会议在激烈争吵中持续了7个多小时，其间暂停了几次，只因广岛、长崎和中国东北前线送来了紧急文件。8月9日晚上9点半，铃木和东乡向天皇汇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意见不合，陷入僵局，他们建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前往宫城的防空地堡作为帝国会议召开，天皇出席。裕仁天皇同意了，会议在晚上11点半开始。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吵，会议仍在继续，日本人民的命运就捏在这两位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军手里。等到要拿出解决方案时，他们的回答揭示出麦克阿瑟对敌人的想法简直了如指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固执己见，认为战争还未到决定性时刻。目前的局势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引诱”美军上岸，将其一举歼灭，就像1281年神风特攻队初建时摧毁忽必烈大军一般。这听起来就像是，罗斯福逝世时，约瑟夫·戈培尔对希特勒的鼓励之词。当有人提醒这也是他们为保卫硫磺岛和冲绳所采取的战略时，他们愠怒地回答，无论发生什么，“国家的荣誉都要求我们在日本领土上决一死战”。铃木最后请求天皇做出“圣裁”，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请求，“天子”出席会议就是在为众人赐福了。但“天子”立即回复了，裕仁起身回答，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了。会议结束时，铃木宣布：“天皇的决定就是会议的决定。”

表面上看，军队被打败了。但要说起顽固不化，谁也比不上那些军阀头目。从外表看来，他们的确认真遵循了协议中的细则。会议结束后，内阁继续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凌晨3点），一致同意发送电报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宣布接受杜鲁门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条件是保留天皇的统治地位。电报于早上7点发出。基于对政变的担心，这一重大消息并没有向本以为自己在打胜仗的日本民众披露。事实上，这样的顾虑是正确的。同一天早上，日本帝国最高武将阿南将军将东京所有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如果仇恨的种子需要土壤，那他们就是这片土壤。种子生了根，当天晚上，陆军部和军舰上都传来骚动不安的消息。阴谋叛乱的人需要的只是时间，而美国人在不经意间给足了他们时间。杜鲁门、伯恩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和莱希都在揣测当美国人知道要保留日本天皇时，政界会做出什么反应。重责再一次落到了杜鲁门肩上。他决定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通知铃木这一决定，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更让人恼火的是，裕仁天皇似乎在拖延。之后的三天，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沉寂了，如此不祥的预兆让杜鲁门考虑恢复暂停的大规模轰炸。有一次，1000多架b–29轰炸机正全速飞往日本时，他改变主意取消了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天皇已经下定决心要说服阿南、梅津和丰田这些激进分子。在宫城的防空地堡里，双方持续争吵了三天三夜，仍不罢休。在场人士中至少阿南将军一人清楚，东京某处的官员已经蠢蠢欲动，想要夺取政权，虽然暂时还没有以他的名义行动。8月14日星期二午后（华盛顿时间仍是8月13日），裕仁天皇在东京行使了皇权，为日本人民录了一段广播（从前，日本普通平民根本不允许听到天皇的声音），要他们向即将到来的征服者低头，最后说：“我忠实的子民们，请顺从我的旨意。”一旦美国同意按照约定履行投降相关事宜，录音就会在第二天中午由东京广播电台播出。

杜鲁门听闻日本在星期二下午3点50分投降。下午7点，他向美国人民公布了此消息，并宣布举国上下放假欢庆两日。

但来自东京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8月14日夜——在天皇已决定投降但还未向民众宣布之前，煽动叛乱者依旧在计划推翻日本政府。他们想方设法接近天皇的近卫师指挥官，要他命令部下拒绝服从天皇下达的立即投降的命令。指挥官拒绝后，被迫害致死，之后他的两名手下加入了叛军，并伪造了天皇命令，以隔离天皇，并收缴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早上8点，假命令做好后，叛军又盖上了伪造精致的天皇印章，确保万无一失。正值此时，另一个近卫师将军赶来将他们逮捕。

星期三的整个上午，东京广播电台都在提醒国民中午将有“极重要的广播”。在此之前的这段时间动荡不安，鲁莽之人试图刺杀铃木及其他两名内阁成员。阿南将军不忍看着民族尊严被毁，绝望之下，切腹自尽，4位高官也随他而去。那位当天早上8点带兵压制住叛军的将军竟然也切腹自尽了。对于西方人而言，这根本无法理解。罪有应得的是，神风特攻队之父——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也切腹自尽了。

日本人驯从地接受战败的态度着实让美国人为之惊讶，或者说觉得奇怪。其实当时危机重重，只是美国人不知道罢了。日本高级军官纷纷选择自杀，而年轻官员的叛变与反叛变一直进行到8月28日。当日，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抵达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投降，全副武装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第四师抵达横须贺。走投无路的日本叛军誓死要消灭登陆的“侵略者”，神风特攻队的轰炸机也在厚木机场时刻准备起飞，机舱内乘坐的飞行员誓死要捍卫国家荣誉，准备向“密苏里”号俯冲，与其同归于尽。如果军舰果真下沉，那么其他轰炸机就会随机扫射东京湾，直到包括尼米兹上将和麦克阿瑟上将的船上所有人都毙命为止。假如他们真的得逞，美国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最恶毒的阴谋，一旦美国复仇，结局不堪设想。然而，这一切竟几近成真。正式投降前的最后时刻，裕仁天皇不断派出皇族成员前往各大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天皇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及时来到厚木机场，劝说叛军熄灭飞机引擎。战事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起，是否真有必要轰炸广岛和长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回答说，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拱门，而原子弹是拱门的基石”。

9月2日，投降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标志着“二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评论道：自1939年9月1日以来，第一次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伦敦的报刊头条写着：这是6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宣布战争胜利了，人们却还未迎来和平。对于非职业士兵来说，只有踏上回家的旅途，才是结束战争的时刻。1944年盟军就制订了合理的士兵复员计划，欧战胜利10天前，最英勇和伤势最重的美国大兵踏上了回国之路。

此计划就是著名的“点数制”。每服役一个月积1分，海外服役一个月另加1分。上战场加5分，负伤或得勋章各加5分。因此，40个月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海外服役32个月，出战6次，受伤2次，回国时获得112分。其他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85分，陆军妇女团的女兵只要达到44分，也可回国。对于有孩子的父亲、嫁给将复员士兵的女兵和未合法结婚而怀孕的女兵还有特殊优待。

本来这种制度再公平不过了，却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很愤怒，因为他们的军种根本就无此安排。那年夏天，美国海军部终于抽出时间来宣布实行点数制，但标准过高，几乎没有人合格。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写信给国会议员抗议，结果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降低了最低限制，因而更得人心。直到1945年7月，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开始将大批士兵运送回国。有一天，纽约港迎来了7艘运兵船，共31445名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王后”号运回了一整师的兵力，“玛丽王后”号也是。72小时内，陆军运输航空兵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运回125370名陆军士兵。这年夏天，超过50万美国大兵回归家园，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在持续增加，预计对日本长期作战。

原子弹改变了形势。投掷原子弹之前，又有几个师的兵力乘坐攻击作战运输舰被派往太平洋战场，而点数较高的军人正在法国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等候登上两艘王后号或是空载的c–54运输舰。原本驶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军舰也返航了，如“亨利·泰勒将军”号由莱纳德·乔登船长掌舵，踏上回国的旅途。战胜日本几天后，军舰由东向西穿过巴拿马运河，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间，扩音器传来声音：“注意！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舰的舰影吧。”他停顿了一下，说：“轮船即将转向，返航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3000名士兵高声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终于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现在要回家了，虽然家已经变了模样，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不经意间，世界变了，美国变了，尽管他们还没注意到，但其实“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士兵也变了。

美国人小像：红发佬

无巧不成书，沃尔特·鲁瑟恰出生于1907年劳动节前夕。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社会民主党人，为逃避普鲁士主义的迫害，1892年从德国的农场移居到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成为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厂工会的领导人。瓦伦丁从小就培养儿子，希望他们成为尤金·德布斯和大比尔·海伍德sup/sup的信徒，坚信社会公平。后来沃尔特和弟弟维克托从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来到底特律，注定要与汽车工业的巨头们“杠上”。

他们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韦恩大学。大学期间，成功领导学生抵制预备役军官训练营。1932年，诺曼·托马斯竞选总统，沃尔特为其发表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两兄弟拿出所有积蓄，买了统舱票，坐船前往欧洲。在德国时，他们公然反对纳粹。在一家苏联工厂待过两年，后来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亚洲，后在“胡佛总统”号中当船员，跨越太平洋，回到美国。当他们到达底特律时，正赶上静坐罢工。

第一批静坐罢工时，沃尔特担任领导，被推选为产联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第174地方分会主席。他借了300美元，雇了辆宣传卡车，又租了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旁指导工作。弟弟维克托在凯尔–西海斯工厂找到了工作，主要做冲床加工，时薪36.5美分。在维克托的怂恿下，装配线的工人开始静坐示威，一名人事处的职员惊慌失措地来哀求维克托让工人回去工作。维克托回答：“只有沃尔特·鲁瑟能做到。”那人毫无预见性地又问道：“沃尔特·鲁瑟是谁？”沃尔特接到电话后就赶来了，他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劝诫这些工人加入第174分会。焦虑不安的职员说道：“叫你来是让他们回去工作，而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两眼炯炯有神地回答道：“不把他们组织起来，我怎么劝他们回去工作？”

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工厂同意设定最低时薪为75美分。不到6个月，工会成员从78人激增至2400人，一时间，到处可见“红发佬”在活动，城里的汽车工人几乎都被吸收进了工会，谋划如何罢工。沃尔特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人物。1947年5月26日，他正在迪尔本市福特荣格工厂外发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传单，遭到公司打手用橡胶管和金属棒袭击，他和另一位工会领导被狠揍一顿。一年后，福特的枪手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布里瓦德公寓，扬言如果他继续工会活动，就要他性命。

结果，“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鲁瑟成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管，1946年出任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两年后的4月，一个凉爽的夜晚，他正在厨房与妻子梅聊天，突然一位受雇杀手手持两把装有铅弹的10号散弹枪，站在几英尺之外朝他们开枪。沃尔特中弹倒地，他的右臂几乎断裂，情况非常危急。在他住院期间，弟弟维克托又被刺客射瞎右眼。还有人试图一举炸毁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总部。

凶手始终没有抓住，但他们未必是那些资本家所雇，因为沃尔特树敌不少。他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工会，又将几名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社交活动中，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那些顽固分子自然要与他为敌。他的名字引人攻击，如富兰克林吸引雷电的铁棒一样。吉米·霍法视其为小偷，约翰·刘易斯视其为“伪知识分子”的笨蛋，亨利·华莱士认为他是美国进步党的“最大障碍”。但同时，作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联邦制拥护者国际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也受到很多崇拜者和追随者的爱戴。担任美国产联主席后，英国工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最能鼓动人心的美国人。崇拜鲁瑟的人包括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他完全够格当美国总统。

相比其他工人领导贪图享乐，世人都认为沃尔特是真正的禁欲者——从不贪图安逸，有时甚至不喜欢交际，也不张扬。九死一生后，他倒承认应该找些保镖。可当工会在帕卡德为他定制了一辆价值1.2万美元的豪华装甲车护送他出行时，他却反对：“不能让人知道我乘坐豪华轿车。”他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去城里看电影，他要在小巷子里下车，走路前往，连起码的随身保镖也不准同行。最后，车子在加拿大发生事故，把另一辆汽车撞坏，他终于忍不住跳出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门，怒吼道：“受够了，再也不坐这车。”他坐公共汽车完成了此行，从此再也没有坐过那辆豪车。

工会为鲁瑟及家人安排一处安全的住宅，倒进展得很顺利。工会在郊外为他修了一所避暑小屋，完全独立于其他建筑，容易保卫。沃尔特就是沃尔特，开始思索如何将小屋打理得更好。医生建议他经常活动受过伤的手，否则可能会变成爪形手。经过4年，他终于把小屋装点得宜居。刚开始时，只是在小屋周围新建了几个房间，有厨房、卧室和书房，后来又修了第二层，还在门廊弄了个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包括一套精美的高传真度收音机。到最后，他的手完全康复，家具也齐全了。原建筑只剩下客厅里的手工横梁以及屋子里面的排水管，其余全是新的。

他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别人通过密友、烈酒和烟草找到欢乐，他无需这些，他能从思想中找到快乐。他对任何东西都能滔滔不绝地谈论。默里·开普顿曾说，沃尔特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斯宾塞·麦卡洛克曾说过：“如果你问沃尔特时间，他会告诉你如何做出一块手表。”有时谈得兴起，他也会突然蹦出令人费解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乔·麦卡锡三个人“同睡一张床，相互勾结”。还有一次，他形容一名企业谈判代表“心脏是个计算器，不断往外喷冰水”。

谈判代表可不会觉得好笑。要说讨价还价，“红发佬”鲁瑟的发言可是有力武器。同一天，在城里的不同地点，工会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公司的巨头谈判，这就是沃尔特“逐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这三家汽车巨头之间存在的竞争性矛盾大于它们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不信任，基于这一点，沃尔特认为，将其分开谈判更有利，因为它们之中谁也不想因罢工停业，眼睁睁看着其他两家抢占自己的市场。这种战略的确有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放在一个桌子下面时，就意味着他想要争取的利益已经到手），当然获得成功还得归功于他雄辩的口才。经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紧张谈判，沃尔特始终不断鼓动自己的腭肌，建议这，建议那；又是细说，又是反驳；时而发脾气，时而又致歉；时而指责，时而劝说，到最后，谈判者一个个都哑口无言。

有时候，虽然他们一个个不出声，但心里都憋着闷气。工会的霍法和贝克相信，工会的责任是为工人争取资金，至于是由股东还是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工厂提高车辆价格，推动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会导致生活费用上涨，那么只是单纯地增加工人的些许收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要求三家汽车公司的巨头在产品不涨价的前提下，增加工人工资。这对于董事会来说，简直就是公然剥夺老板们的传统特权。更麻烦的是，沃尔特还要求查看公司的账目，以证明他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鲁瑟低音号般的声音所言的“经济领域的民主”。）他虽没能达到目的，却帮助工人改变了劳资关系的概念。

也正因为这样，其他工会领袖嘲笑他是“书呆子”，总是幻想“天上掉馅饼”，资方的发言人则讽刺他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人物，总是异想天开。但这位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最终说服了他们，让他们相信除了帮助底特律工人从凯迪拉克公司争取金钱补助外，工会还有更多事可以做。在保障工人年薪又提出按生活费升降的伸缩条款（帮助很多蓝领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后，沃尔特领导的工会又开始着手解决更多问题，如消除贫民窟、为老年人争取娱乐活动、在无线电广播中增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节目、增设工会报刊和成立跨种族保龄球联盟。工人们一直追随着他，他们有时会困惑懊恼甚至不满，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追随他，朝着他父亲所说的“人人皆兄弟”不断迈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及妻子梅·鲁瑟乘坐的包机在密歇根州的佩尔斯顿失事坠毁，夫妻双双遇难。沃尔特的灵柩上盖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旗——蓝色背景衬着一个白色的齿轮。马丁·路德·金的夫人致悼词，最后，所有哀悼者同时唱起工会最动人的歌谣：

从圣迭戈到缅因州，

哪里有矿场和工厂，

哪里就有“红发佬”。

哪里有工人捍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是乔·希尔所在的地方。

原文为drug，现多指毒品。——编者注

日本国土由四大岛屿组成：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首都东京位于本州岛东南部。1945年，日本人口为72598077。东京广播所提及的“1亿”日本人实际上包括了塞班岛等殖民地的人口，根据《凡尔赛和约》，这些殖民地由日本管辖。

此二人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