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印第安的夏天（10月小阳春）。

哈里·杜鲁门每天6点前就起床，在黎明前审视一番白宫放满食物的冰箱。为方便起见，冰箱就放在总统卧室的一旁。杜鲁门洗漱刮胡子后，穿着仍如整洁的商人——白衬衣、蝴蝶领结、双排扣外套。按照惯例，总统旁边有贴身男仆服侍，但他对此非常不屑，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他迅速翻了翻晨报，匆匆忙忙对下属交代一些事务，就笔直地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小学生学写字时养成的书法姿势，规规矩矩。他总是在7点整出门，在人行道上进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练。身边有几名美国特勤局的保镖陪同，还有几名跑得气喘吁吁的记者。杜鲁门习惯晨练，以每分钟120步的速度，穿过拉法叶广场，沿着康涅狄格大道往上来到k街，往东转向第15街，又往南来到纽约大道，向下经过财政部大楼和约翰·w·斯耐德将来的办公室。弗雷德·文森被提拔到最高法院后，杜鲁门打算让斯耐德出任财政部长。总统顾问团认为，斯耐德过于保守，不适合做民主党内阁成员，但杜鲁门自己不这么认为，还提醒他们，斯耐德就如同自己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将军，都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新总统对自己的老朋友充满了依赖与信任。

8点整，第一家庭开始吃早餐，有水果、烤面包、培根、牛奶、咖啡等，谈话间，一家之主还不忘撒上胡椒粉。杜鲁门告诉贝丝和玛格丽特，他希望吉米·伯恩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别再那样轻信苏联人；麦克阿瑟则最好别老在东京以总督自居，不干实事；至于那些讨人厌的海军上校们，尤其是该死的雷德福，但愿政府计划将军队统一化时，他真的能压制住海军叛乱。

当时总统还没有提到如下内容：激进的学生、黑人权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机、换妻、海洛因泛滥、心脏移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捣毁行为、太空飞船、种族融合、内乱、低级色情书刊、经济博弈计划、办公室爆炸、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中国问题、中南半岛问题、抗癌特效药克力生物素、法律与秩序、声障、爆粗口的学院女生、难管制的城市、共生解放军、避孕药、生态学和领袖气质（这两组词语只可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里），以及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那天早上，摩斯大学1939年毕业生、27岁的上尉约翰·伯奇残缺不全的遗体安葬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俯瞰着山下的中国苏州。伯奇是浸礼会原教旨信徒，也是勇敢的战略情报局军官。许多熟人都认为他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此前，他的指挥官古斯塔夫·克劳斯曾在日记中写道：“伯奇是位好军官，但有时过于鲁莽，容易招致麻烦。”1945年8月25日，这位过分热心的上尉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巡逻队，并与对方队长大吵起来，接着，对方全扑上来。克劳斯后来回忆说：“亏我还提醒他在混乱情况下，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伯奇却让那位共产党队长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从军事角度看，约翰·伯奇是在自寻死路。”

那年秋天，曾于1942年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的贝蒂·戈德斯坦对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研究感到失望。大学期间，她把自己的名字改写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哪位男士帮她开门，她会反过来踩他一脚。回到美国东海岸后，她与一名夏令剧制片人结了婚，丈夫名叫卡尔·弗里丹。弗里丹后来做了广告生意，买了一栋漂亮的大宅，能俯瞰哈得孙河，屋子里请了佣人，三个漂亮的孩子成了他和妻子共同的骄傲。在邻居的眼里，与那些郊区妇人和母亲相比，贝蒂（不再叫贝德）的生活是那么美满。闲暇时，贝蒂·弗里丹开始为一些女性周刊撰写以女性为主角的短篇小说。

艾伦·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开始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当焊接工，半工半读，一心想成为市场调研顾问。他很少骂人，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新国务院大楼内，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管阿尔杰·希斯正搬进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完成了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担任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的首席顾问。sup/sup

诺玛·琼·贝克因在战争时做工人而获得了优异奖，同时还为《扬克》周刊拍摄照片。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公司的注意，战胜日本当日，诺玛·琼正在上模特培训课。当时，她丈夫仍在海外服役，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一面做着战时工作，一面每月请10天病假当女招待，赚回培训的100美元学费。

约瑟夫·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伍，1945年被选为巡回法官。上任后，立即着手计划于第二年展开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参议院中需要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机尾炮手”，吹嘘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出生入死。事实上，麦卡锡根本没上过战场，他做的是办公室行政工作。身为侦察轰炸中队第235分队的情报员，麦卡锡只是坐在书桌旁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汇报而已。他所谓的在“战争中受伤”，也就是他的那条断腿，是一次在水上飞机供应舰的聚会中，从楼梯上跌下来时受的伤。回国后，他不断向失去亲人的民众倾诉，在战壕和防空洞里他是如何熬过无数个漫长黑夜，替手下牺牲的士兵给家里人写信，又发誓要肃清国内的政治混乱，好让倒下的烈士们安心，因为政治混乱是如此让“我的兄弟们痛心疾首”。有时他瘸着摔坏的腿走路，但有时兴许是没留意，竟然瘸上了另一条腿。

在波士顿，一名28岁瘦骨嶙峋的前海军中尉回到家，他是国际新闻社的记者，刚在旧金山采访完联合国成立仪式，又在伦敦报道了英国大选情况。新闻行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他又没有研究生学历，进不了大学当教师，经商又不是他的喜好。约翰·f·肯尼迪想了想，决定参选马萨诸塞州第11区议员，他主要的资质仅仅是父亲的积蓄，以及他祖父在他童年时曾做过波士顿的市长。他在鲍登街122号租了第36号公寓，就在金顶国会大厦所在街区的拐角处，作为正式的住址。数量惊人的高贵的年轻女性在这里进进出出。

在加利福尼亚州第12国会选区，共和党急需培养一位像模像样的候选人，希望他与现任议员杰里·沃里斯——厄普顿·辛克莱自由派的得意门生，角逐下一任该区议员。1945年春末，共和党民意测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有资格参选的候选人，但没人回应。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m·尼克松。共和党派两名民意测验员访问尼克松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年轻人仍在服役，目前正在巴尔的摩商谈海军服役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是一名银行家，名叫赫尔曼·佩里，他向马里兰州打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觉得非常不安，因为进一步了解后才发现，尼克松虽然身为律师，但25岁了都未曾真正投过票，就连他属于哪个党仍然是个谜。通话中，尼克松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愿意参选。佩里问道：“你是共和党人吗？”尼克松停顿片刻后回答说：“我想是的。上次大选，我给杜威投了一票。”佩里觉得这就再好不过了，并叫他尽快飞往西部。就这样，民意测验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技巧还有待提高，但总算找到了，总比没有强。他当时想到的竞选方式是身着藏青色军服，等在工厂大门口，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和他们四目相对，伸出双手，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来自华盛顿的另一名前海军少校林登·b·约翰逊，再次出任得克萨斯州第10国会选区议员。约翰逊谴责和平后立即复员的做法。他在众议院大声呼吁：“我们要保持强大的军队，才有实力履行我们对世界的道义责任。今天，我们的最高职责就是保证未来。只有拥有强大的警力才能对付犯罪，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部队才能履行我们协助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承诺。”

第4名海军军官，班杰明·斯波克少校，曾是康奈尔医学院的儿科讲师，现在是一名海军内科医生。他的第一本书《婴幼儿保健常识》已经完成，正在做最后的润色。

在遥远的河内，日本军队刚撤退，法国殖民军接踵而至。胡志明是当地一位政界人士，他的背景很复杂。一星期接一星期，他一直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人拥护的越南独立同盟，但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尚利尔海军上将却拒绝接见他。胡志明当时还没有依附哪个大国，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辗转去了法国巴黎，希望能得到认可。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再不成功，就让手下炸毁河内水库，上山打游击。

就在胡志明于巴黎下榻地的几个街区之外，陆军战史组负责人、37岁的陆军少校威廉·f·诺兰刚接到通知，被选为美国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提拔他接替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相信诺兰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诺兰的优势是年轻，服过兵役，在州立法机构任职6年，又是慈善机构的组织者，信誉良好，家庭美满，妻子贤惠，膝下三个孩子，父亲约塞夫·拉塞尔·诺兰家产过百万美元，是沃伦州长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

1945年5月，意志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再婚，但到秋天就后悔了，她觉得这次婚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新婚后的玛格丽特走到哪儿，都要带着5岁的儿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竟然争起宠来。李本来很喜欢这位继父，却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老是争吵不休，于是变得郁郁寡欢，不爱说话。

这年秋天，新闻界对于如下人物都还不了解：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h·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兄弟、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l·卡莱、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派翠西亚·坎贝尔·赫斯特等，因为他们还未成名。

早上快9点时，第33任总统乘坐总统寝室内的小型电梯下楼，跨步进入白宫西厅的椭圆形办公室，迅速投入工作。此时的他对工作充满热情，作风直爽。罗斯福喜欢耍些伎俩，摆弄些花招，杜鲁门则喜欢干脆利落决定，越难的决定，他越上心。为免误解，他会把所有决定写下来。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也从来不为此失眠。他绝不容忍拖拖拉拉，甚至有些鄙视。他的习性就如同一位谨慎的商店老板，事实上，每天来拜访他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到美美家禽周的赞助者，在总统眼里，都是他的“顾客”。每位顾客都应受到欢迎，有力地握两下手并招呼他们坐到总统的办公桌前。世界和平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杜鲁门的桌上摆了一个微型犁头，换下了战胜日本之前摆放的模型枪。他总爱让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还简洁地说：“别看它小，意义可大着呢。我喜欢身边有些小东西，感觉心里踏实。”

他乐观的性格反而引起见多识广的看客的担忧，他们担心或许杜鲁门哪一天也会碰上“大萧条”，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必然要发生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1940年出版的《仅仅是昨天，从大繁荣到大萧条》一书中说过：“战时繁荣，战争会让一切进步成果付诸东流。”在《哈泼斯》杂志中，伯纳德·渥托提醒读者，准备迎接即将重现的劳动力迫害、库格林神父和街头肉搏，伴随着美国今后几年内一波接一波的反动浪潮冲击。利奥·彻斯洞察到，将有一阵刺骨的“寒风”横扫美国大地。饥饿难耐的退伍军人将成群结队地上街游荡，他预计：“不久，就能看到他们罢工、骚乱……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所会首当其冲地慢慢失去作用……偶尔还会在街角见到退伍军人在贩卖‘欢迎回家’纪念章，另一些则会穿着军装开始挨家挨户推销。”有的经济学家预计将再次出现一个1932年，到时候，又有1500万人失业。政治学家则谈到变革。1945年，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临终前推断，人类对于科学进步渐渐失去信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注定很快会灭绝。

形势越严峻，企业主越相信，现在要将产业的超强生产力成功地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危机，根本无路可走。上次的股市大崩盘及其严重影响，他们仍然心有余悸，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哈里·杜鲁门和赫伯特·胡佛政府所在的时期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人们不能去商店购物，因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如果艰难的日子并未让他们学到什么，那么起码存钱的重要性已植根于他们心中。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每星期工作48小时，工资从24.2美元增加到44.39美元。而杜鲁门在联邦政府内部开启先例，将工作时间缩短为每星期40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让每个人都学会勤俭持家；另一方面，商店的货架上物品奇缺。4年战争期间，美国人购买了大量的战争债券，银行存取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约有8500万美国人持有这种债券。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的存款额和流动证券金额高达1364亿美元。这确实是很大一笔随时可以流动的钱，真正让政府困扰的是如何阻止这笔钱用于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这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认为失业的退伍军人会成为美国工厂的噩梦纯属多虑，那只是20世纪30年代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所遗留下来的恐惧。那段触目惊心的岁月终究还是过去了，失业补助和政府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都可以证明。要为退伍军人找到工作需要一段时间，但他们可以自己学手艺，做生意，或是去大学深造。毕竟，那时的工作也不是那么紧俏，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离职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的头条标题：

价格猛涨，买主气胀，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在堪萨斯城，美国总统参加退伍军人协会的游行。他大摇大摆地走在前头，穿过闹市街区。路边上杜鲁门在男装店的老同事埃迪·雅各布森喊了一声：“哈里，不会发生通胀吧？”

杜鲁门回答道：“我已经注意到了。”

他的确需要有一双慧眼来注意。经济情况瞬息万变，似乎是要跟上黑市商人的步伐，沿街叫卖5美元一双的尼龙袜，15美元一件的衬衣，20美元一个的再生轮胎。战争已成为历史，但社会调整的动荡却处于高峰期。富裕一定会在将来实现，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注定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文森曾经预言，将来我们要学会繁荣了一半的窘境生活，但他没有提到，人们首先要面临的不是繁荣，而是物资缺乏、动乱、罢工以及战后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

政府控制让矛盾不断激化。战争结束前，物价管理局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王国，雇用7.3万名全职员工、20万志愿者，办事处遍布至城镇的每个社区。它跋扈专政，是对自由制度的嘲弄，以当时的情况看来，却又别无他法。无论如何，物价管理局总算将物价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130%之内。但实际上，1946年的经济就像是被花花绿绿的配给票背面的胶水黏在一起似的。尽管如此，国内情况依然混乱不堪。当时，有成百上千种办法规避物价管理局的管理条例，钻空子的人确实都一一试过了。比如，给领班的服务生20美元小费，就能吃到一盘选材精美的烤肉；用汽车换公寓，或是以车用电瓶交换苏格兰威士忌，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买一箱红酒或是啤酒才能搭买的，这种伎俩被称为“搭售”，各种销售伎俩千变万化，无奇不有。比如在俄克拉何马城，汽车商卖给你一辆汽车，但前提是你要以400美元买他的狗，而后，狗自己会找到路回家，其他汽车商可能会卖给你新车，条件是你以2美元的折价把旧车卖给他；在辛辛那提市，一位异想天开的顾客对汽车经销商说：“我跟你赌700美元，我能憋气3分钟。”此外，还有数不清的“酬金”，例如房东太太以80美元一月出租一间只供应冷水的公寓给你，你还得支付150美元的酬金；如果肉贩从店里的冰箱挑出一块厚牛排给你，酬金是3美元。

严厉的罚款和重刑根本不能捣毁黑市买卖，而且战争胜利后，要想维持两党共同控制局面，也不可能。共和党再次表现得咄咄逼人。1945年8月，共和党人无奈之下，勉强同意杜鲁门“坚守防线”的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实施后，美国人工资和物价控制水平逐渐降低。到了9月，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尖锐起来，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要求扩大行政权力。他希望继续执行定量配给（战争结束6个月后，一部分控制权力自动终止）。此外，他向国会提议通过一项社会和经济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实行每小时65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加大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由联邦政府控制失业补助的发放，以及一项严格的公平雇用实施条例。这次共和党人拒绝讨论这一议题。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指责总统的做法“比新政还要新政”，查理·哈勒克说：“开球了，1946年竞选运动拉开帷幕。”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聆听杜鲁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请求允许物价管理局再运行一年，随着各类商品供需水平恢复自然，再逐渐取消商品管制。早在1945年9月，他就对外施压，如今与之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联合阵营，包括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共和党领导层。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一大堆复杂难懂的图表，希望能说服委员们：除非国会打破“美国商业的枷锁”，否则国内的自由企业在劫难逃。参议院的大理石会议室外，各个企业的公关人员为了争取卖方市场正在组织游行，包括企业员工、底层管理者、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扶轮社会员和报童。这些人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sup/sup赞赏有加，把卡尔·马克思视为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中，有一群愁眉苦脸的破产商人，嘴里念叨着在自由市场时期他们生意兴隆，但胡搅蛮缠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将一切毁于一旦。

两边的游说都很激烈。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派出了团队里的专家，去国会做见证。杜鲁门的国会联络员蜂拥而至将国会议员们团团围住，各路联合会、消费者团体以及妇女团在外面的广场上游行示威，支持物价管理局的标语高举在空中。4月19日的这一幕被《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报道为“消费者‘十字军东征’的高潮”。代表各个州的1000多名家庭主妇向国会山浩浩荡荡前进，她们要求不要通过修正案，从而使物价管理局再掌控一年。《纽约时报》报道：

……关于物价管理局，多年来国会里里外外都存在各种怨恨、阻碍和困惑，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将矛头指向物价管理局……肉类工业、零售贸易、房地产及其他行业反响热烈……对峙愈演愈烈，双方信口雌黄，相互谩骂，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行为。

面对如此野蛮的斗争，国会只得妥协，正如鲍尔斯所指出，控制工资和物价要么全面实施，要么全部撤销。物价管理局已奄奄一息，通货膨胀也接踵而至。一个月的时间里，食品和物价翻了一番，愤怒的消费者自发形成了激进的“消费者权益协会”，纠察商店。家畜养殖商将牛圈起，等牛肉价格突破一美元一磅时再屠宰上市。生活成本上涨了33%，后来上涨了75%。8月，焦虑不安的国会议员再次开会，并通过了新的控制法案，终止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为时已晚。此时，物价管理局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经济已不可能自己从旋涡中挣脱。10月，杜鲁门只得向这种不可抗力低头，开始逐一取消物价管制。两年后，选民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越发淡薄，这时，杜鲁门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提醒选民，他一直在为价格调控不断努力，但共和党人却站在全国制造商的一边唱起反调。而此时，他已经顺应时势了。至于塔夫脱和杜鲁门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两人最多算是打个平手。民意支持率显示，总统的声望已大不如前。

幸好杜鲁门并不在意民意测验。总之，他的性情适合做出艰难抉择，即使是在战后动荡不安的那几年里，他的决定甚至伤害到了他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也依然如此。对于民主党最高领导人来说，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并不算难事，但管教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就另当别论了。不仅因为劳动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手组织形成的政治联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为1944年工会领导人曾参与建议罗斯福选杜鲁门担任副总统一职。若没有工会支持，恐怕到现在他还只是一名参议员，取代他入主白宫的不是吉米·伯恩斯就是亨利·华莱士。现在就物价管理问题责备资方，根本于事无补，除非当局准备对工资水平也采取同样强硬的态度。如果工人继续罢工，任何强硬态度都于事无补。1946年，似乎正是这种情形。战争胜利后的一年中，前前后后参与罢工的工人总数将近500万，损失了10747600个工作日，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的浪潮，加剧了中产阶级与劳动者的对立。等待买第一辆车的年轻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的照片就愤怒不已。这些人一直以双重标准看待问题，他们对待工会比对待那些老板更加苛刻。中产阶级一贯如此，即使是代表中间派的杜鲁门，对白领阶层也比对蓝领阶层更客气。

事实上，对于发生在1941~1945年的生产奇迹，蓝领工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同。海陆军的生产优异锦旗是他们的功劳，因为被雇用者也有雇用者对于和平和胜利的期盼，长时间辛苦地工作，答应加强生产强度，自愿加班，赚了钱又继续购买战争债券。日本袭击夏威夷的那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呼吁工会停止罢工，支持战事。所有的劳动者领导人一致赞同，除了两次煤矿罢工以及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之外，1943年一整年，工人们都遵守自己的诺言。即使算上为数不多的自发性罢工，损耗的生产时间也不过只有百万分之六。但战胜日本后，积蓄已久的不满再也按捺不住了。

1945年9月第一次出现混乱迹象，一大批供应商屡次自发罢工，导致福特公司停产。1946年，继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罢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潮席卷了从蒙陶克角到马里布海滩的美国大地。一时间，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全部瘫痪，各大报刊都开始谈论工人“造反”以及工会“叛乱”。很难相信，这样大范围的动荡未经事先预谋，而是战时紧缩政策造成的适得其反的结果。至少能确定一点：停产累积的影响正日益威胁着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罢工潮触及公共利益，总统可能需要采取更长远的措施，而不会指望无能的委员会解决问题。事情果真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杜鲁门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其执政生涯的最低点。

他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浪潮刚刚平息，75万名钢铁工人又开始停炉封火，80天后才恢复，还没等这个国家喘口气，21个州的40万名烟煤矿工又开始罢工。4月18日，矿工罢工潮还未平息，两大铁路工会宣布将在30天内举行大罢工，到那时，整个美国的交通网将陷入瘫痪。两大工会的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派的盟友，罢工结束期限的前三天，杜鲁门召集他们到白宫商议，并提出了宽厚的仲裁条件，希望他们能接受。没想到，他们竟固执地摇摇头拒绝了。

杜鲁门说道：“如果你们觉得我会坐在这里，任由你们使全国交通瘫痪的话，那简直是疯了。”

其中一位回答道：“总统阁下，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工人们的诉求。”

杜鲁门站起来，厉声道：“好吧，我把决定权交由你们。你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我就以政府的名义接管铁路部门。”

48小时过去了，僵局仍未打破。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杜鲁门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由政府正式接管铁路部门。现在他以工人们新雇主的身份又给了5天的宽限时间，但还是毫无动静。他的仁慈换得的只是一份简短的通知，末尾写着：“你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此时已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煤矿工人罢工的影响开始蔓延到城市。为保存仅有的一点儿储煤，有些城市已实行特定时间断电。在这个节骨眼上，铁路部门罢工无异于全国性大罢工。杜鲁门不能让事情再继续恶化，这时，比采取何种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他采取的方法可悲可叹。

他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声称将出席星期六的两院联席会议，请求授权他将所有铁路工人征召入伍，不分年龄、职位。司法部长说道：“这不符合宪法规定。”杜鲁门厉声说道：“先将他们征集入伍，再谈法律的问题。”他告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查尔斯·g·罗斯，于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并交给他12页写在横隔线便笺纸上的手稿，补充道：“这些就是我想说的，给我打印出来。我非得给这帮孙子一点儿颜色瞧瞧。”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罗斯开始看这份手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许是他任职白宫以来所见过的言辞最犀利的谩骂，甚至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有诽谤中伤的意味，而且信的结尾还带有煽动群众的成分。杜鲁门是要告诉整个国家，“当美国士兵冒着枪林弹雨拼死赢得胜利之际”，煤矿和铁路联合会的领导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拿着枪威胁政府”。这无异于说他们“从背后射杀了我们的士兵”。

他还说，这些人都是骗子，还专门点名约翰·l·刘易斯以及“默里和他的共产党朋友们”，称这些人曾威逼“软弱的国会”。紧跟着他说了这样一句不同寻常的话：

每位罢工者和他们奉为神的领导都生活奢侈、养尊处优，高兴起来才干活，他们的工资却比士兵多4~40倍不等。

结尾处写着：

让国家回到人民手中，让交通和生产恢复正常，u绞死几个叛国者/usup/sup，保护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兄弟们，让我们动起手来！

这还不如用“冲呀”来结尾。居然有这样的总统，鼓励绞死工会领导人从而将权利回归人民，恢复民主。即使是1937年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格罗斯角那些富丽堂皇公馆里的汽车商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不觉得杜鲁门真想煽动工人吊死工会头目，至少不会真的那么做，克拉克·克利福德也这么认为。他俩试图说服总统修改讲话稿。但即使这样，总统依然言辞苛刻：“珍珠港事件的危机是外国敌人造成的，而今晚的危机是国内一小部分人造成的，这些人想要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宣布将召集国会于星期日下午4点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还不复工，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处理。

杜鲁门的顾问团私下都觉得，政府经营铁路的情况确实少有，但总统坚持这样做。到了星期日下午，工会仍不肯妥协。工会领导人都被锁在k街与第16街交叉路口的斯塔特勒酒店，他们在和一位施压的政府人员谈判时渐渐动摇。这时，杜鲁门总统坐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了众议院，穿过议长办公室，径直走进会议大厅，然后一跃走上讲台，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希望众议院授权，“将反对政府的所有罢工者征召入美国军队”。在雷本的办公室里，克拉克·克利福德守在电话旁，寸步不离。杜鲁门开始讲话不到5分钟，电话铃响起。负责谈判的政府人员说道：“他们签字了！”克利福德疯狂地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总统阁下，协议签字了，罢工结束了。”并将纸条送到了讲台上。杜鲁门瞄了一眼，抬起头，微笑着望向会议厅内挤满的议员，说道：“各位，罢工已经平息了。”

全场顿时欢呼起来，杜鲁门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如果未来有罢工者危害公共利益，众议院授权总统，将其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这还不是杜鲁门得意的时候。为了平息这次罢工浪潮，杜鲁门使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以及每一位曾读过杜鲁门宣誓就职时发誓要维护的那部宪法的保守派人士，都拒他于千里之外。参议院的罗伯特·a·塔夫脱并非任何联会的领导人，却以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一法案搁置不提，还宣称该法案“不仅有违宪法，还有违美国共和党赖以存在的每一条基本方针。禁止罢工必然会侵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而基本自由正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怨愤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工会4700万美元经费的每一分钱都会用于阻止杜鲁门于1948年当选。在纽约，美国产联污蔑总统是国家的“头号工贼”，约翰·l·刘易斯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山林别墅中叫喊：“别指望用刺刀就能挖出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