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基础物理学并不存在。当时，犹太物理学是违犯法律的，而德国物理学则由位于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德国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部负责。然而事实上，1938年3月之前，德国物理学界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是一位犹太妇女，她就是莉泽·迈特纳。她与奥托·哈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一起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里进行中子撞击铀的实验，发现了中子诱发铀裂变这一惊人事实。迈特纳博士是反犹主义政策下的例外，因为她不是德国人，而是维也纳人。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所有的奥地利人都成了德国公民，作为一名非雅利安人，莉泽·迈特纳被赶出实验室，纳粹集中营的魔爪遍布左右。于是她德高望重的同事们纷纷去拜见元首，为她求情。他们都辩护道：物理学只有对错之别，并无种族之分，正因为德国人有真理指引，所以才多次获得诺贝尔奖——获奖次数是美国人的三倍。希特勒听此大怒，随即将他们归为“白犹太人”，并下发了对莉泽·迈特纳的逮捕令。迈特纳扮成游客，逃到荷兰边境，又前往瑞典的孔艾尔夫，一个靠近哥德堡的海边小镇。另外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和现居于斯德哥尔摩的哈恩，都非常好客，友善地接待了她。但是对迈特纳来说，她的事业已经被迫终结，人生也全数尽毁。

同一时期，她的同事以及美国物理学家正处于科学鼎盛时代，一项惊人的成果在五六个国家接踵而至。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因研究中子取得的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剑桥的哈恩、斯特拉斯曼、玻尔和查德威克以及巴黎的约里奥–居里夫妇都走在科学的最前沿，努力寻求突破。30多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根据他提出的相对论，抽象地测量出了原子能。爱因斯坦认为物体运动时的质量大于静止时的，其中的差异由光速界定。如今实验表明，中子撞击铀元素后，会发生核裂变，新的化学元素被发现，铀的三个同位素已在研究中，并已写出方程式。这些原理一旦得到验证，爱因斯坦的推测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也将成为一项伟大的成就。不过，核物理学家们并未期望世界能够认同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成果。1938年12月22日，当哈恩在德国《自然科学》期刊发表分裂原子现象的报告时，他总觉得自己或许搞错了：“文稿寄出去后，我对这个研究成果再次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邮出去的文稿能够返回来。”但玻尔读到这篇文章时，激动得一拍脑门，喊道：“我们怎么这么久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对此，核物理学家们既欢欣鼓舞，又敬畏恐惧，对于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意见不一。爱因斯坦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威廉·l·劳伦斯，核裂变不能产生爆炸。玻尔与一位同事辩论时，提出了10条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不可能制成爆炸装置。哈恩对此事则解释说：“这必将违背上帝的意愿。”但在大西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看法。1939年2月2日，利奥·西拉德（美国核物理学家）从美国寄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

约两星期前，哈恩的文章传到我国，我们有几个人立即对铀裂变能否释放中子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然，如果它能释放出一个以上的中子，那其他一系列链式反应皆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将导致爆炸性武器的产生，而且这种武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旦落入某些政权手里。

他并没有指明“某些政权”是哪些，但所有人都知道，也忧心忡忡——有了这种爆炸性武器，希特勒可以控制并摧毁整个世界。

出于恐惧和不安，欧洲的杰出物理学家们和莉泽·迈特纳一样纷纷移民。费米在离开法西斯意大利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在瑞典退了回程票，直接飞往纽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工作；年轻的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克托·f·魏斯科普夫到罗切斯特大学任教；玻尔也整装待发，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投奔爱因斯坦。他建议迈特纳和她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暂时留在哥本哈根，继续完成这项实验。1939年1月16日，玻尔到达纽约后，收到了迈特纳和弗里施发来的越洋电报：这项实验得到证实，他们分裂的原子释放出了两亿伏特的电。如果铀能够被控制的话，理论上它产生的爆炸力将是tnt（三硝基甲苯）的2000万倍。

任何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感到无比惊讶，无论是对消息来源还是对事实本身。他们肯定以为科学家都是不切实际的怪人——像弗兰肯斯坦博士（玛丽·雪莱所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摆弄着各种蒸馏器、玻璃瓶和大型开关之类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当雷斯理·格劳维斯将军后来增聘一位工作人员和核科学家们共同工作时，他说：“你的工作不简单，因为你加入的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疯子团队’，我们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把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的。”科学家们虽然知道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但无动于衷。不过，战前核物理学家们这种漠不关心、随意而为的态度，在6年后随着一朵蘑菇云的升起而烟消云散。1939年，“物理学家”这个词并不常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会念这个词。许多在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博士年薪只有1500~1800美元，但他们也只好接受，因为别无选择。工厂不需要他们。1937年，全国只招聘了4位科学研究人员，并且政府把多数经费都拨给了农业部，所以提供的科研经费少之又少。

好处是，科学成了无人打扰的行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之间对科研成果也不保密。甚至在苏联，a·i·布罗茨基于193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铀元素分裂的文章，他的两个同事还在莫斯科地下通道的换气竖井里做过裂变实验。（不久，克里姆林宫便下令禁止这项实验，认为它无任何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蔓延至这一领域时，科学家们对此也丝毫不担心。他们仍无所顾忌地与同行谈论核裂变，因为外行们根本不理解。实际上，科学家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核裂变的真正意义。玻尔离开丹麦之前，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可能要侵入这个弱小的国家，他还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重水中一个氢分子中包含两个原子，可以有效减小中子的速率。然而，又有多少纳粹知道这些呢？寥寥无几，所以，他把重水倒入一个大啤酒瓶里，放入冰箱。就这样，丹麦沦陷5年，这瓶重水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

或许只有在美国，学术自由才能最大化，也正是在这里，核武器竞赛的最初几步才得以完成，虽然都是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对此并不感兴趣。迈特纳–弗里施的电报也是用明码发送的，如果科学情报要用密码发送，是会被人耻笑的。同样，另外一次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研究成果的实验也非常简陋：1月25日晚，大家把哥伦比亚实验室腾出一点儿地方，邀请费米做指导，进行铀实验，并安装了示波器测量能量，然后按下开关就开始实验，结果示波器指针显示产生两亿伏特，从而再次确认了此类实验的准确性。为了深入讨论此事，所有人都转到位于百老汇街和第119街交汇处的哥伦比亚大学普平物理实验室的301演讲厅。讨论期间，演讲厅的门都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任何人只要走进去，即可了解核科学的最新发展——当然，他得能够理解那些术语，以及黑板上的图表、公式、零碎板书才行。

1939年，甚至连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也是对外开放的。费米和玻尔出席了当时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物理学会的春季会议，玻尔上台发表演讲，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含有一小块铀235的武器如遇到慢中子撞击，所产生的威力足以炸毁哥伦比亚特区的大部分地区。演讲期间，参会者们不时出入大厅，长途致电各自学校，报告这一爆炸性信息。美国年轻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在一个黄色的本子上疯狂地涂写，粗略计算着铀的临界质量。当时现场还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但是他和他的编辑都没人能完全理解报告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但还是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铀裂变成果的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突然注意到了该新闻，立即从理发椅上跳了起来，不顾自己身上还围着理发时用的遮布，冲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同事们。

除了核爆炸的道德问题——随即便有人提出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之后的研究表明，铀元素并不只罕见，而且其中99.6%都是铀238，太稳定而不易发生裂变，必须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达到一定纯度才可行，但这个纯度当时在美国从未尝试过。制造炸弹需要精密设计，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德国难民克劳斯·福克斯sup/sup，他的政治见解颇耐人寻味。尤为重要的是，从物理理论到实际装备这样的大跨步，开支巨大，仅凭私人赞助是远远不够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筹集到——罗斯福，也许他们本已想要拜访罗斯福。当时大家对原子弹道德观念还不强，而对这门科学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争论开始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面前摆着一个事实：科学家们现在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建造他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证据显示，他甚至领先一步。

纳粹当然知道核裂变原理，源自哈恩在《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1939年年初，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就去拜访过菩提树下大街69号，并提出可以建造“铀机”的想法。同年4月，德国最杰出的6位原子科学家在柏林会晤两次，同意接受这项秘密任务。随后，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傅吉博士得知此事。他无保密义务，认为各国科学界应该知道此事。于是，1939年，他在《自然科学》7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铀链式反应的详尽报告，并且在接受《德意志汇报》采访时对此做了简单陈述（该报当时还未被戈培尔查禁）。因为这份材料对于一般纳粹和普通美国人来说过于深奥，所以它通过了审查，并在苏黎世以外的地区传播开来。但美国的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傅吉只透露了整件事的冰山一角，可是如果“一角”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那么世界已处于危机之中。1939年夏，此事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实在令人震惊。德国突然无理由地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出口，并禁止发布关于铀的任何新闻。由于铀的已知用途仅限于陶器和钟表夜光盘的涂饰，所以禁运只有一种解释：在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科学家们肯定正在建造核武器。事实上，他们的确如此。作为德国人，他们自然要将这件事做得冠冕堂皇，于是该消息也就流传出苏黎世。该项目名为“铀计划”，由铀协会委员指导，并由位于柏林的陆军兵器局负责。

一定得让罗斯福警惕起来。可是怎么告诉他呢？在美国，知道核裂变的大部分物理学家们都是新来的外籍人士。他们无权无势，也无政治人脉，有一些甚至还在学习英语。西拉德和泰勒拜访过联邦政府，却遭白眼，甚至连诺贝尔奖得主费米也被冷落。因为陆军和海军都需要集中力量获取常规武器，没有时间和他们玩巴克·罗杰斯sup/sup的游戏。国务院认为没有任何进行紧急戒备的必要。而且，据他们所知，铀稀有但无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都有。欧洲的和平日子已屈指可数，军队已开始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驻外联络官也顾不上理会那些不修边幅的科学家们关于原子分裂的言论。

但是，有一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的话，他肯定是最不修边幅的一位）可不容忽视，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名鼎鼎，只因他头发很长，后来“长头发”在美国成为科学家的代名词。7月，华盛顿政府的官僚最后一次拒绝接见费米之时，爱因斯坦已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长岛度假。然而，当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传话给爱因斯坦，说他们有要事一定要见面时，他竟然同意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怀疑甚至连爱因斯坦都见不到总统。但他们想出一个更可行的方法，即可以通过爱因斯坦的朋友——比利时王太后，先通知比利时政府。不过首先当然要去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可不容易。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他们拿着电话里所说的地址启程前往长岛。地址虽听起来像是美国城市帕乔格，实际上却是长岛配克尼克。甚至到那儿以后，他们还有些茫然。西拉德认为他们应该放弃，先回去慎重考虑。这时，突然有一个小男孩自愿带他们去爱因斯坦家。

爱因斯坦穿着拖鞋出来，亲切地迎接了他们，并带他们到书房详谈。据西拉德所说，爱因斯坦“并不知道铀能够产生链式反应，但我刚开始讲，他立即就意识到这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就像一句成语所说：‘在所不辞’”。于是，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提出了求助比利时的解决方案，希望爱因斯坦写信给比利时王太后（这也许会扭转整个大战的趋势，因为希特勒计划第二年春天就占领布鲁塞尔）。他们并不确定这是否与外交礼仪相符，于是决定离开长岛后，先将其副本发给国务院，看国务院是否有意见，两星期后再发送正本。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他们和朋友一起讨论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古斯塔夫·斯托尔珀是《德国经济学家》前主编，他认识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为什么不直接去白宫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想法。8月2日，西拉德与泰勒（维格纳有事未能同行）一起返回长岛，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封寄给总统的信，泰勒将它翻译成了英语。信中提及希特勒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铀矿的禁运令，以及柏林正在进行的铀计划。整封信的主旨在于解释核链式反应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有助于建成能量强大的新型炸弹，这样的炸弹，只要运一个在港口引爆，就很可能摧毁整个港口，以及部分周边地区。”

10月11日，萨克斯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为了确认这封信不会淹没于总统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他在总统面前将信大声读了出来。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信过长，罗斯福不耐烦了，并在最后说，政府如果在这个阶段干预是不成熟的表现。于是萨克斯请求在第二天早餐期间再一次面谈，总统终于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萨克斯那天晚上彻夜未眠，他一遍遍地走出卡尔顿酒店，走过两个街区，走到与白宫隔宾夕法尼亚大道相对的拉法叶公园，试图找出一个办法生动展示这一可怕威胁。终于，他想出一个办法。早餐时，萨克斯向总统提起了罗伯特·富尔顿建议拿破仑采用他发明的汽船，当时，拿破仑认为不切实际，便拒绝了他，从而丧失了用汽船打败英国的机会。总统思考了一会儿，拿起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斟满两杯。

他向萨克斯举起酒杯，并说，“亚历克斯，你要说的是别让纳粹将我们炸死。”

“确实如此。”

罗斯福召来了他的军事助手“老爹”埃德温·沃森将军，并给他看了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和萨克斯带来的一些附加文件，总统说：“老爹，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因此，以s–1为代号的秘密战争悄然开始。此事只有总统钦定的几个人知道——非常之少，甚至连副总统都全然不知。像其他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有胜利的欢庆和英雄的诞生，而英雄并不只是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家们。在罗斯福与萨克斯达成共识的7个月后，法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完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阻碍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那些纳粹科学家们。德国人知道法国人几乎拥有欧洲所有的重水—185公斤，装于12个密封的铝容器中，是在1940年3月，从挪威海德鲁公司买进的。面对敌军的虎视眈眈，以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为首的法国科学家们将这些重水窖藏在里奥姆监狱的死牢里。纳粹知道重水就在附近，并且一直在搜寻。法国人还是成功用一艘英国运煤船将它们运出了波尔多港，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也成功欺骗了德国讯问者，说重水在另一艘船上。

1940年1月，参议员博拉去世，三个月后，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他所谓的“空头战争论”也随之结束。1940年，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希特勒发动的西线进攻。它就像奥逊·威尔斯执导的那部为期7个星期的万圣节广播剧。每日每时，军事战略家们都在不断移动着插在地图上的彩色图钉，评论员们也不断描述着德国装甲兵如何深入盟军后方，斯图卡轰炸机如何对难民进行屠杀，以及看不到尽头的一队队金发碧眼的雅利安青年如何高喊着“希特勒万岁！”攻占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等。但是，除了一列列穿着暗灰色军装的军人不断行进之外，很难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欧洲传来的消息自相矛盾，外界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场混乱中，约里奥–居里和皮埃尔·赖伐尔sup/sup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注定要分道扬镳。而其他人，新任领导人们，正试图凝聚士气低落的盟军部队。保罗·雷诺接任爱德华·达拉第的法国总理一职，马克西姆·威刚接替莫里斯·甘末林成为新一任法军司令官。在伦敦，张伯伦下台，丘吉尔继任首相，大西洋彼岸的人们也从此开始领略丘吉尔华丽的文采和雄辩的口才。

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何谓闪电战，但这才是其中最厉害的一战。德国的进攻开始于5月10日。4天后，荷兰投降；第16天，比利时退出战争。接下来的一个周末，英军陷入绝望境地，不得不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最后只剩下号称世界最强的法国军队留在欧洲大陆孤军奋战。第7个星期，也就是纳粹突袭的最后一星期，美国政府接到一封电报，雷诺亲自请求罗斯福出面干预，虽言辞恳切，却并未如愿。

6月22日，法国投降。德国占领巴黎，并在度假城市维希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府（维希政府），由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和赖伐尔统治。sup/sup该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缺席审判飞往英国的法国坦克部队将军戴高乐判处死刑。戴高乐将军蔑视维希政府中的官员，他坐在切尔西的一栋公寓里，写了第一批广播稿，表示既然与法国人民是同胞，必将生死与共。他和雷诺一样，也祈求美国政府的援助。丘吉尔亦有此想法，但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不愿亲自乞求美国帮助，而是说，在恰当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世界，会倾注一切力量拯救和解放我们的旧世界”。

不列颠之战开始了。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在英格兰上空交战，争夺英国的制空权。为了给英国抵抗派一个下马威，德国摧毁了考文垂市，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惨死街头。但英国人并未因此畏惧，他们躲在防空洞和地铁通道里（其中有一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4岁女孩，还在那里学习歌唱），英国首相正告希特勒，英国宁死也不投降：“……我们绝不会退让、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在近海和远洋战斗。我们的空军将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本岛。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战斗。我们将在大街小巷战斗，在田野山岭战斗。总之，我们绝不屈服。”

然后，大众传媒开始发挥作用了。回想起来，当时关于“火星人进攻地球”的广播就像试航，只为缓解下人们高度紧张的神经。而这次的战争却是事实，它就发生在欧洲，它恰似美国人之前所听到的，也就无法避免情感倾向。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支持纳粹。德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不仅犯下暴行，而且大肆宣扬暴行。他们从一开始就枪杀人质，即使在美国，也几乎没有族群支持它。不久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纳粹与自己的盟国意大利也开战了。随后，纳粹占领希腊，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释怀的事情：一名德军军官命令一名希腊士兵把希腊的蓝白国旗从雅典卫城上降下来，士兵照做了，旋即身裹希腊国旗走下雅典卫城的边缘护栏，默然从300英尺高的城楼上纵身一跃。

即使没有希腊血统的美国人，听闻此事也会感动。1940年，不断为英国祈祷的并非只有亲英派。法国战败前夕，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纽约时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啊，建造吧！装配吧！运送吧！捐赠吧！

英国、法国，我们都要活下去，

否则我们将孤军作战！

厄运降临到了法国。那年夏天，英国所剩的也只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的演讲以及莎士比亚的遗作“英国过去不会，以后也绝不会躺在侵略者的脚下”。既然莎士比亚使用的语言也是美国人的，便能唤起美国人特别的情感。1940年夏末，美国作家爱丽丝·杜尔·米勒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薄诗集——最不流行的艺术形式。诗集名为“白崖”，出版三个月就已重印11次。一些读者可以整首整首地背诵，包括最后的那4行诗，言语中强烈地表达出了作者和千万读者的亲英倾向：

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英国有不少我不喜欢的，还有不少我忍着的，

但没有英国的世界，

我也不愿独活。

众多主张美国应加入战争的人建议全美关注英国的命运。现在，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是多么亏欠英国，以及美英两国的命运是多么休戚与共。喜欢听广播的人们（那个夏天，有些人简直寸步不离广播喇叭）可以听到德国士兵列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整齐步伐，也可以听到德国士兵们合唱《我们出征英格兰》。听起来多么令人绝望。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使英国作战告捷。9月的一个夜晚，德国空军驾驶1500架飞机，在伦敦上空投下了440万磅炸弹。这是自1666年伦敦大火后，这座城市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圣玛莉里波教堂里的无价之宝——玻璃窗都被炸毁了，上议院也被一颗炸弹击中，白金汉宫惨遭5枚炸弹袭击。在地铁通道里，小女孩朱莉·安德鲁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着：

现在有炸弹来照亮我们睡觉，

拿起沙袋，盖住炸弹，把火灭掉。

超过3.2万名英国儿童被疏散到美国。按照当时的行事风格，孩子们应该有一首歌。法国沦陷，创作出歌曲《最后的巴黎》；不列颠之战有歌曲《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现在，为了纪念英国来的小客人，叮砰巷sup/sup作了一首余音绕梁的歌曲：

我和姐妹们想起了那一天，

我们离开朋友，乘船离开，

我们想念那些不得不留下的朋友——

但我们只是放在心底，从不谈论。

这首歌就这样一遍接一遍地唱着，直到酒吧里的人们宁愿放弃好酒，也不想再听到这首歌，不想再谈论战争之类的话题，但又躲避不开。凯特·史密斯似乎到哪里都唱着《上帝保佑美国》。电影耗时较长，所以人们还要过好几个月才能看见《忠勇之家》，剧中，沃尔特·皮金乘着自己的小船来到敦刻尔克营救被打败的英国兵。还有一部已上映的电影《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爱德华·g·罗宾逊在剧中饰演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整天就听着别人咬牙切齿地威胁他，比如“我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侦探先生”。虽然这些电影看完后让人局促不安，但毕竟难以避免。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都会有低级庸俗的纪念品，销售员趁机发财。这次的纪念品就是这些经典电影（包括《卡萨布兰卡》，有些人认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和一个流行而又不朽的手势，以至于自此以后的政治运动都对其善加利用。

这个手势由一位比利时难民首创，他叫维克多·德拉维利。和夏尔·戴高乐一样，德拉维利每天都会向同胞们发送短波广播，告诉他们要咬紧牙关。1940年的一个晚上，他提议，大家在各公共场合写上“v”字（取自“victoire”首字母，代表“胜利”）以表示相信盟军会最终胜利，同时挑衅纳粹。这是继十字符（“十”）以来最流行的符号。令人惊讶的是，“v”在不同语言可以代表那么多不同的含义。塞尔维亚语中，“v”代表“英雄”；捷克语中，“v”代表“胜利”；荷兰语中，“v”代表“自由”。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进行广播时，开头就采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4个音符，3个点和1个破折号（“嘀–嘀–嘀–嗒”）——在摩尔斯电码中正好也代表“v”。于是，在欧洲各沦陷国家里，人们敲门、拉火车汽笛、按汽车喇叭以及叫服务员都用“嘀–嘀–嘀–嗒”。人们挥手打招呼时比出“v”字手势，餐厅里的刀叉摆成“v”状，停止走动的钟表也会被调成11点5分，“v”字无处不在，甚至在德国军官的私人厕所里。戈培尔试图狡辩说这所有的“v”字代表“希特勒的完全胜利”（viktoria），但即便德国人都不相信这个说法。不久，这股热潮就越过了大西洋。美国的百货商场到处可见“v”形水钻胸针，蒂芙尼也出售上乘的“v”字钻石饰品，售价为5000美元。

“你们以为在餐厅制造这些愚蠢的噪音，就可以赢得战争吗？”挪威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分子）的一个走狗这样嘲讽道。的确不能。希特勒的帝国比拿破仑时期的还大，希特勒拥有绝对的权力。在陆地上，他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向四面发起进攻；在海洋上，他的300艘德国u型潜艇正扼杀着英国的生命线。现在，在他绝对统治欧洲的道路上，只剩下四面楚歌的英国正苦苦反击——除非美国出面干预。

美国人几乎只分为两派：孤立派和干涉派。尽管两派人中坚定程度各有不同，但所有干涉派认为在欧洲的这种局势下，必须有所行动。法国停战后，干涉派一片死气沉沉，“v”形标识，例如佩戴“v”形胸针不过是种姿态。在宾夕法尼亚州珍妮特市，一个射击俱乐部的会员正练习枪法，准备击落纳粹伞兵；在华盛顿柯克兰市，一家咖啡馆把菜单上的“汉堡牛排”改名为“自由牛排”。参议员内特·钱普·克拉克和众议员费什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放厥词，主张孤立，被主干涉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轰下了台。有很多流言盛传美国人就是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正“走向软弱”，好像“大萧条”时期美国青年人什么都没经受过，整天围在一起吃香蕉船一样。甚至连爱德华·默罗都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写道：“美国会为自己的舒服日子付出代价的，并且很快就会尝到恶果。”在所有的干涉派眼里，查尔斯·a·林白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坏人。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将“林白大道”改名为“阿玛街”，《纽约时报》更说他是“瞎了眼的年轻人”，自由专栏作家称他为“冯·林白sup/sup先生”，罗斯福总统也不客气地羞辱过他（称他为“铜斑蛇sup/sup”）。至此，林白愤怒地从美国陆军航空队辞职。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林白是叛国贼。他单人飞越太平洋时，人们对他崇拜有加，可现在他却与希特勒有所关联，美国人难免会认为他背叛美国、背叛人民。初期，他至少还是一个无实质作用的孤立派。“二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月，他说道：“我们不要骗自己了，如果我们卷入欧洲的纷争，我们在和平时期也必须和他们一起。”“这场战争无非是过去在政治上屡犯错误的必然结果。”1940年，纳粹的矛头指向法国时，他又说道：“我们正面临战争的危险，并不是因为欧洲地区的冲突会干涉美国，而是因为我们美国人要干涉欧洲内部事务。我们的危机是内部危机，不需要惧怕外敌入侵，除非美国人陷入内讧或干涉外部战争。”他认定干涉派正“利用一切机会，把我们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

这些都是公开言论，一些干涉派可以接受，有的甚至还引以为荣。但是林白的支持者中不乏亲德派，再加上他与媒体的关系又不好，所以关于他的负面新闻被过于夸大。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认为新闻媒体唾弃自己的公众人物。不过在某些方面，他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在他的长子被绑架并撕票后，新闻媒体的表现和行为实在令人惊讶。尽管如此，他依然只打口水战，言多必失。（一次纽约集会上，他说“大多数保持沉默的美国人，不看报纸，不看新闻，也不听广播”，却支持中立。）在得梅因市，和参议员奈一起演说时，他差点儿摧毁了“美国第一”运动sup/sup。他竟然还警告在美国的犹太人保持缄默，因为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着美国的电影、新闻媒体、广播和政府”。他说，如果美国参战，“他们罪责难逃”。这篇演说让他立即失去了所有犹太人的支持，而且托马斯·e·杜威也认为这番言论“不可宽恕”。

所有孤立派的言辞都咄咄逼人。那段时间最流行的词语莫过于“等同于”，罗斯福下达的每个命令都“等同于宣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提议，英国应放弃本国领土，撤退到加拿大，他想这应该是希特勒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皮特曼甚至都同意纳粹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欧内斯特·伦迪提议美国接管英法两国在西半球的全部属地。参议员范德伯格认为“现购自运”就像喝第一口威士忌。从伦敦回来的约瑟夫·肯尼迪说英国为民主而战的说法是“无稽之谈”。“铁裤汉”约翰逊指责他的白宫老上司“不在乎美国人民的命运”。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直到1941年11月还在帮助“美国第一”组织，还说道：“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会以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会对我们发动攻击。”伯顿·k·惠勒告诉参议院，罗斯福“新的农业调整计划”是“要把1/4的美国青年送进坟墓”。（罗斯福反称这为“卑怯”的说法，惠勒收回此话。）也许参议院最有趣的评论来自罗伯特·a·塔夫脱，他说白宫不满日本对越南的日渐干涉，还说没有一位美国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战死在“中南半岛某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地方”。

“让美国远离战争！”1000名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联合署名发给总统的电报中写道。自孩童起，他们都深受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教师的教诲，所以就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转变自己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们的想法与教师所教导的背道而驰。大学教师和罗斯福一样都看到了许多问题——如果有不同点的话，那就是教师们都有些不耐烦，认为罗斯福行动不够迅速。一些怀有理想主义的学生还越过边界进入加拿大应征入伍。查尔斯·博尔特写了一篇干涉主义社论，发表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校报上，这触怒了他的同学，于是他加入英国陆军，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但1940年6月，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发现，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事外。一些极端孤立派认为，只要英国舰队向西航行，弃祖国不顾而投奔美国，希特勒就会因征服了联合王国而满足。洛西恩试图使他的观众面对现实，他宣称孤立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国是无法孤立于外界事务的，如同英国。美国的财富和实力对其他政权来说极具吸引力，对希特勒或任何一个想要称霸世界的人来说，美国都令人垂涎。耶鲁大学的教师都听得热血沸腾，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却无动于衷。

罗斯福同意洛西恩的看法，将其与英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类比。英国白厅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统治欧洲大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尔巴罗和惠灵顿都跨越了英吉利海峡，为什么1914年英国不能容忍德皇入侵比利时，也正因为这一点，英国陷入了战争。罗斯福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美国必须和大西洋地区站在统一战线上。

但1940年是总统换届年，没有一个总统任期超过两届，这使罗斯福更加为难。虽然竞选第三个任期并不违宪，但总统两任期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他并没有打算打破传统。他本来计划1941年1月卸任，但现在这个情况，他不知如何是好。人民很有可能选出孤立派总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在帮助英国的同时，又赢得选举，确实太艰难。为了实现这个计谋，他认为可能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人民坦诚的一贯政策（赫尔也同意）。

欧战一开始，政府办事就已不坦诚。一架绝密的新型道格拉斯a–20轰炸机在试飞时坠毁，美联社报道伤者之一为法国空军部的施默德林先生，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大发雷霆。还有一次，国务院遵照罗斯福的指示，与英国达成协议，公海自由航行权仅限于英国船只，任何德国商品（不管是产自德国还是送往德国）都可以在海上被拦截。即使船只航行于两个中立国之间，该项政策同样有效。中立国家表示抗议，但英国白厅称这是没办法的事，还在打仗嘛。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军不仅狼狈不堪，更严重的是军备匮乏。因此，罗斯福用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多余的美国新造武器运往英国。

美国当时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还不及三流国家。自股市大崩盘后，美国的基础机床制造业几乎完全消失。全国最大的锻造厂也只能制造浴缸和汽车车架，榴弹炮只能靠制造有轨电车车轴的机器。德军进攻荷兰的那天，赫尔告诉总统应到国会要求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罗斯福深吸一口气，最终做到了，因为即使是孤立派也坚持“捍卫美国”，国会投票同意拨款。赫尔曼·戈林说：“简直不敢相信！”最后美国年产6万架飞机。

罗斯福多次站在轴心国对立面的角度发表言论。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使法国陷入极度困境时，他说：“1940年6月10日，法国没想到它被自己的邻国在背后捅了一刀。”总统竞选期间，他向英国提供了50艘超龄驱逐舰，以换取美国在西半球英国海军和空军基地99年的租赁权。此次交易甚至不合法，但它却让美国成为英国的非交战盟友。潘兴将军和乔治·菲尔丁·艾略特都对此表示支持。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这是自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以来，美国为国防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一位孤立派参议员说：“听着，你无法抗拒这样的交易……罗斯福达成的这两笔交易，确实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高明。”

驱逐舰协议签订两天后，一位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规模最大、财力雄厚、影响力也最大的反战组织，这位学生名为小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是桂格燕麦公司第一位副总裁的儿子。这个组织就是“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他们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保卫美国而战，而不是为了英国——这其实是牺牲了英国这个宝贵的盟友，尽管组织成员们并没有明说。罗伯特·a·伍德将军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他也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董事会主席。

不到6个月，该委员会成员就扩大到6万人。国会山上的每一个孤立派都参与其中。小说家凯瑟琳·诺里斯是该运动的首席宣传员，查尔斯·林白是最受欢迎的发言人，而伍德、亨利·福特、罗伯特·杨、斯特林·莫顿、小爱德华·赖尔逊和莱辛·罗斯瓦尔多是赞助者。委员会的经费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次，它同时在60家报纸上整版刊登宣传广告，抨击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之后又在另外79家报纸上再次宣传。约瑟夫·p·肯尼迪、艾丽斯·朗沃思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加入，使委员会颇具声望。委员会接连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和芝加哥召开了两次大会，与会者一听到丘吉尔的名字，就嘘声一片，这让林白很尴尬。

为了与之对抗，威廉·艾伦·怀特成立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还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自己的分会——东部沿海各州是该委员会最大的支持者，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收集签名、邮寄宣传册、并在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内部散发传单，与其作对。怀特委员会发言人包括约翰·j·麦克洛伊、作家伊丽莎白·卡特·默罗（即林白的岳母），还有以罗伯特·舍伍德为首的知识分子。该委员会得到了许多大型报社的大力支持，除了《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

美国将首次在和平时期征兵，这大概是任何在职总统寻求连任过程中提出过的最有争议的议题，很显然，这次双方都动了真格。曾经，甚至是乔治·华盛顿也未能劝服国会同意在和平时期征兵。1940年，只有加拿大、古巴及一些南美洲国家，和美国一样没有实施强制性军事训练。数百万美国人还是希望维持原制度：对他们来说，这项提议就如同让他们回到他们早已逃离的欧洲。但是马歇尔将军想要士兵，况且，如果美国想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防机制，当务之急就是征兵。6月10日，罗斯福发表演说时，首次提出了这项提议，他承诺“美国的军事设备和军事训练将足以应付任何一次紧急防御任务”。其中的关键词是“训练”，随后在众议院发起的议案就是《征兵训练服役法案》。

约翰·l·路易斯表示，征兵制度是“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体现。诺曼·托马斯、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和哈里·爱默生·富司迪牧师都认为征兵是不道德的行为（一位牧师预言，征兵将使青年人沦为“梅毒患者和奴隶”），劳联主席比尔·格林发表声明，虽未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但似乎是说只有在外族侵略美国领土时，他才会同意征兵。让埃莉诺·罗斯福尴尬的是，她最热爱的组织之一——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也公开宣布其会员拒绝入伍。纽约协和神学院的20多名学生也声称拒绝登记入伍，尽管他们本就可以自动延期入征。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也说明他们不会参战，因为自己从来就没被视为美国公民，这倒有一定的道理。

但反对参战的院外集团运气不佳。9月，委员会将征兵提案提交众议院，正值纳粹炸弹狂轰使伦敦燃成一片火海，各大报纸头条都是关于此事的照片。6月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称，大众对征兵制度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持平，法国沦陷后，征兵制的支持率上升到67%，而现在已增至71%。于是，国会同意暂时实施一年征兵制，规定21~35岁的青年男子必须应征入伍。一夜之间，美国最大的婚戒制造商之一——纽约的j·r·伍德父子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250%。美国掀起了一股“征兵前结婚”的热潮，因为他们以为已婚男人可以免于应征，但他们低估了对手。作为该草案的负责人，罗斯福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负责征兵工作，他自1926年起就在研究各种征兵方案，熟知所有漏洞。这名军官就是刘易斯·b·赫尔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