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就像4年后那个晴朗的星期日一样sup/sup，是美国海军船舶的休息日，“帕奈”号军舰上的官兵也在享受周末。这艘重达450吨的浅水军舰设计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航运和美国公民免受长江沿线游击队的侵扰。但前两天，舰上的船员们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南京即将被日军攻陷，蒋介石的外交官建议美国人离开南京。星期六整整一天，巡逻舰搭载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记者、摄影师和美国商人离开南京。“帕奈”号满载着人，在日军大炮近距离攻击下，起锚开航。日军炮火的侵袭不断，“帕奈”号往上游方向航行27英里后就在附近一片安静的水域停靠下来，旁边还有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随后，美国的孤立派指责“帕奈”号为中国油轮“护航”，罪有应得。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可笑，根据条约规定，长江是一条国际水道，插哪个贸易国国旗的船只都有，所以谈不上为任何国家护航。
事实上，“帕奈”号指挥官j·j·休斯少校选择在那里泊船自有原因。12天前，驻日美国大使就把美国军舰的位置及其可能执行的任务告知了日本政府，休斯也早早给军舰插上了星条旗。攻打南京的日军军官也知道休斯的确切位置——但后来却证明，这反而造成了他和军舰以及标准石油公司油轮的不幸。下午1点半，两架三菱战斗机俯冲轰炸并扫射军舰和油轮，直至它们全部沉没。后来，运输幸存者的救生艇也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其中，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平民遇难，11名船员受重伤。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回忆起“缅因”号战列舰于1898年被炸沉的遭遇sup/sup，以为美国将对日宣战。
但事情却没有按照同样的轨迹发展。日本以各种解释和道歉为托词，美国很快接受了。美国国务院同意日本所言其攻击只是一次“失误”，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军事调查法庭后来发现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沉船命令是日本军官下达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此次事件意在试探美国的勇气。如果是这样，攻击者有理由感到高兴。在东京，格鲁被告知，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国果真关闭国门，最大的入侵者是日本皇军。这个观点其实互相矛盾，但侵略者并不在意。现在他们知道，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盖洛普曾组织关于“帕奈”号事件的民意测验，发现70%美国人赞成美国从远东完全撤出，包括撤出神职人员和传教医生。“显然，除了格鲁先生外，美国没人记得‘缅因’号沉船事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犀利地写道。
有些还记得此事的人可能会指出，“缅因”号被炸飞的地方离美国大陆92英里，而“帕奈”号沉没的地方却距离美国大陆7000英里之遥。距离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比在20世纪70年代的影响大得多，这意味着信使无法立即乘班机回国，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国际航线。一年半以后，泛美航空公司才开通跨大西洋定期航线。即使只是从美国西海岸飞到美国东海岸，仍然要花一天一夜。只装载邮件的中国“飞剪”号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要花费59小时48分钟sup/sup。大多数美国人出国（人数很少）都乘坐远洋轮。一艘顶级蒸汽船从纽约到罗马需要10天。如果船长技术娴熟加上天气适宜，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也要15天才能到达东京。只要了解战前在美国人印象中，海洋浩瀚无边，这样“大萧条”时期的孤立主义就很好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和平主义者不断强调无法想象如上次那般愚蠢又恐怖的战争还要再上演一次。1918年的美国鄙视欧洲盟友，因为它们赖账不还。英国尤其惹人讨厌，只有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一带，亲英派才多些。既然如此，对旧世界的不满在政治层面自然有所体现。正如理查德·h·罗维雷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在海洋中，美国孤立派一直最喜爱太平洋，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孤立主义与美国政治中引入的‘欧洲观念’相悖，但它从来没有反对引入‘亚洲观念’，因为几乎没有人曾试图介绍它们。那些更激进的孤立派的确仇恨欧洲。”而且，人们可能对东部那些富有又有教养但偏爱欧洲的人仇恨更深。
1937年，这种情绪被人们的无知所恶化。国外事务被国内萧条所掩盖，美国人无暇顾及他人的麻烦。而且每次国际危机加深，美国人的注意力就会被国内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以下为各阶段的对此，颇具启发性：希特勒成为独裁者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德国重整军备1935年3月新政第二个百天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休伊·朗被刺身亡德国重新占据莱茵区1936年3月最高法院与新政之间的争斗达到巅峰罗马–柏林轴心国成立1936年10月罗斯福连任总统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7月劳资冲突德国吞并奥地利1938年3月经济衰退随着“帕奈”号军舰沉入水底的人们没有被遗忘，但正如总统在事变的两个月前就发觉的一样，为他们申冤的时机还未到。在“外出巡视”回来的路上，总统就曾在芝加哥停留，准备为公共工程署的一个名为“外链桥”的项目主持落成典礼。当天，总统下榻芝加哥枢机主教乔治·威廉·芒德莱恩家。芒德莱恩是第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高级教士（也正是这位大主教曾骂希特勒是个“奥地利的裱糊工人，破裱糊工”）。第二天，在典礼上，罗斯福放飞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他说：“无法纪的现状正在世界蔓延。疾病开始蔓延时，为了控制疫情，保护社会不受疾病的危害，大家会赞成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总统说，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和世界上各国配合。这富有文学色彩的布道是罗斯福总统的特色所在，正如总统所望，这的确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却是震耳欲聋的反抗声。社论以及私人来信都指控他是个好战者。隔离侵略者？口吻太像伍德罗·威尔逊了。一份具有典型意义的电报发到了白宫，内容是：如果你“憎恨”战争，就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言论煽动战争。他已经触碰到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一夜间，他就被逼到了防守地位。后来，他向一个朋友坦言：“你努力引导人们向前，回头却发现无人跟随，这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不过，还是有几个跟随他的人。芒德莱恩枢机主教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纽约的犹太教拉比史蒂芬·魏斯，以及曾任胡佛国务卿的亨利·l·史汀生。在这个“检疫”提议被否决后，史汀生写道：“罗斯福先生似乎认识到，美国尚无法接受强大的政治良药。”当然，总统小心多了。尽管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国务院还是平心静气地在一次会议中与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形势，而这种行为很难被看作“检疫”。伊克斯认为总统“多少已经有放弃这个‘检疫’方案的想法了”。
其实这只是假象，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的，说话也会前后不一致。他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在黑暗中孤独地呐喊。他必须留在战场上战斗，在那里展现他的才华。他很少让自己与群众意见的距离拉大。但是他也从未否定那次“检疫”献词。相反，他在默默地实施这一方案。12月21日，他说美国是不可能与20世纪的世界隔绝的，虽然他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他保证，如果加拿大受到攻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他会时常重申自己对战争的憎恶，甚至会赞赏这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中立法》。罗斯福是自威尔逊以来第一位在国际事务中确立了美国国际地地位的总统，并且在孤立主义盛行时扭转了乾坤。但在国际事务中，无论总统做什么、朝什么方向，都会激起强烈抗议。双方的自由派参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和博拉）已经团结起来，共同支持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手段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仍然坚持孤立主义观点，发表文章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国际强权政治”，并称赞博拉，甚至一段时间内的所有国外新闻报道都加上“强权政治”这一标题。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战争的美国人，会被吊销护照。日本一半的石油和废铁都是美国公司供应的，这是日本与中国打仗必不可少的。此外，国家防战委员会甚至设法禁止传播“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短片，因为这“难免会触怒美国人”。
就在这几个月里，戴斯委员会发现新政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库格林神父在布朗克斯的一次集会中向纳粹敬礼并高呼“如果我们消灭所有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就会觉得德国的手段都不算什么了”。戴斯委员会对库格林神父的“十字军”、公民保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者、公司以及德美同盟等这些组织的行为视而不见。右翼组织恐吓国会，有时会得逞。众议院否决了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护的提议，原因是东京很可能把此事说成是挑衅性行为。最后投票结果是205∶168，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兴高采烈地呼喊“关岛，关岛，不要算了”。这下好了，关岛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星期，日本将其占领。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将近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伤亡。
1937年4月底，国会延长了《中立法》，《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报道：“在这个国家，通过了名不副实的《中立法》可能标志着孤立派情绪的高潮。”《纽约时报》太过乐观了。9个月后，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条荒唐的立法，至此才到达顶峰。勒德洛称，国会宣战也要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投票通过后才能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议长威廉·b·班克里德说，这样的修正案无法处理国际事务。然而，国内投票显示，73%的公民支持这个想法。第二次测验显示支持率降到了68%，这使决议又被退回委员会。与此同时，议会投票结果为209票赞成、188票反对。幸好赞成人数不足2/3，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美国躲过了一劫，否则其他国家将可以肆意对待美国，并逍遥法外了。
同年，墨索里尼就说“民主是风吹散的沙粒”，有时看起来确实如此。美国国务院受到《中立法》的制约，对日军的种种行为束手无策，如日军抢占中国广西省，到达中南半岛边界，并在越南凉山与法国官员交好——接下来的30年，军火通过这里，输向越南。孤立派一直是高度敏感的，有时甚至有些偏执。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别有用心，当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问美国时（目的是要对“辛普森事件”做些弥补），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危言耸听道美国会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波士顿众议员乔治·霍尔顿·廷克汉说“美国的外交正在偏离轨道，走向邪恶”，参议员博拉建议总统在同英国国王和王后谈话间歇，不妨顺便问问两位，1914~1918年向美国借的213.385亿美元，何时能还。
记住反对派们的本性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些本性，也正因为罗斯福总统深知美国正处于危险境地，他才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进退两难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不得不开启新的先例——扩大总统的权力。后来这些权力被那些忘记了国会才拥有宣战权的总统们滥用，但如果不这样做，用塞穆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话说：罗斯福总统自己也有可能因为无法履行总统誓言而自食遭受弹劾的恶果。当批评者们在国会肆行时，罗斯福与赫尔已看到欧洲发来的外交电报。1938年，他们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临近，看到了希特勒的狼子野心，看到了英法两国政府一无胆量，二无应对的本领。无论是伦敦的白厅sup/sup还是巴黎的奥赛河岸奥赛码头sup/sup，都为之战栗不安，唯恐战争再次爆发。当然，美国政府里也不乏对战争前景不看好的失败主义者。在上一财年，为军队配备新武器的计划被压缩到只限购1870支加兰德步枪。大概因为将军们都很实际，因为要钱太凶，国会很难批准。然而罗斯福却看到了其他的出路。最固执的孤立派都相信只要将美国打造成防守的要塞之地，定能万事无虞，所以他们也愿意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便促成了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款10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得到了批准，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罗斯福将霍普金斯派往太平洋沿岸视察，他想了解民航客机制造商需要多少时间能转为生产军用战机。霍普金斯后来记录：总统预感到战争正在逼近美国，“并且他坚信空中力量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在1938年发表的声明中，罗斯福总统提出的8000架战机的计划几乎令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吃惊。陆军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是唯一的例外，在对总司令做的报告中，阿诺德提到纳粹德国拥有8000架轰炸机与战斗机，而美国只有1650名飞行员、寥寥几百架老式飞机，以及13架还没到货的b–17轰炸机。阿诺德将军特别强调了现代武器的交付周期非常长，这13架战机要等到1938年年底才能收到。罗斯福总统当即决定开辟绿色通道，让阿诺德扩建空军。“二战”结束后，阿诺德将军称，没有总统的支持，就无法于1944年在诺曼底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这多事之秋里，缺少军事编制的现实问题使得罗斯福承担起游说者的责任。从来不会有国家洗耳恭听他国讲道理，但至少要尝试。他试图以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取代相互侵略，尽管这一尝试在西班牙与中国皆已失败，他仍然勇敢地致信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提出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的建议：在不付诸武力的情况下，修订条约，保证各国都能获得所需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在回复罗斯福的提议时说，这一协议会影响大英帝国对纳粹独裁者们奉行的“新政策”。
他没有说这项措施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世界将会见证。1938年春，希特勒大叫道：苏台德区（那里山峦叠起，戒备森严，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居住的德国人受到虐待。戈培尔进一步指责布拉格窝藏苏联战机，并允许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建造大型机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人否认，但戈培尔根本不接受，依然喋喋不休地指责。在骂声最大时，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去世了。葬礼期间，因布拉格警方镇压了苏台德区游行示威活动，故苏台德区的代表拒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议会，而希特勒磨刀霍霍，扬言要武力解决。一时间，欧洲陷入令人绝望的危机之中——美国公众通过广播也对此了如指掌。
横跨大西洋用广播报道鲜有先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通过短波传送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摘要，6名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播送了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盛况。早在1938年，伦敦和芝加哥就互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听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东西海岸互换广播：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的演奏和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的演出。常驻评论员洛维尔·托马斯和“快嘴”弗洛伊德·吉本斯（他一分钟竟然能说217个字）都能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不等新闻见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固定的驻华盛顿记者，如果临时需要，就派参议员刘易斯·b·施韦伦巴赫顶缺。直到纳粹入侵奥地利（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6个月之前），美国才开始严肃报道欧洲大事。整个欧洲一片哗然，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理保罗·怀特致电在伦敦的威廉·夏伊勒，要求他做一个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5地的“综述”，时长半小时。他问：“你能办到吗？”
夏伊勒有充分的理由说“不”。爱德华·默罗在600英里之外的维也纳，德国军队正在逼近，生命线随时都可能被掐断。即使他俩愿意干，他们还不得不在5国首都分别招聘没有经验的评论员、雇用工程师、租用发报机，协调现场直播衔接下一个城市。更何况，时间还十分紧张。纽约希望“综述”当晚能如约播出，但这一天是星期日，办事处大门紧闭，技术员都在休息，只有管理员负责通信，但他没有权力做主。而复杂的无线电行话，即使用本国语言几乎都无法理解，更不要说用英语了。技术上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所以说这种想法几近疯狂。但夏伊勒表示，他们会努力尝试。
他拨通了默罗的电话，当时默罗正在观看赛斯–英夸特手下的暴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在板栗树间行进。渐渐地，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一起设计出了基本框架：罗马有国际新闻社记者弗兰克·格维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一位夏伊勒的朋友在报社工作，这位女议员同意牺牲自己的周末到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室广播。这样，除罗马以外的所有首都信息传输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些意大利人没有想出任何方法，能够使格维西的声音跨过瑞士边境传输到日内瓦的大型发报机上。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话使他和伦敦方面联系上。于是，他在公用电话亭解说，然后夏伊勒再向纽约方面复述。这样，世界新闻“综述”艰难地开始了，对于未来局势和美国舆论，都影响深远。
1914年7月，合众国际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发了一封138字的电报，该通牒最终引发了“一战”。但威甘德却因此遭到报社批评，说他浪费。现在尽管孤立派势力很强，美国人仍想了解海外发生的一切。春末，暂无战事。捷克斯洛伐克人坚守阵地，希特勒因为打了败仗，也同意谈判。然而奥地利一被吞并，就改变了中欧的战略局面。德国扩张领土，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三面受敌。之前英法两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条约，而捷克斯洛伐克又一直桀骜难驯，英法两国都感到极为尴尬，后悔有此约定。但是整个夏天都在谈判，看不出要发生什么大事。
9月12日，希特勒到纽伦堡参加一年一度的纳粹聚会并发表演讲。正如《综艺报》所说，美国的两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的处理截然不同。全国广播公司将实况转播该讲话，但“对欧洲的骚动和紧张气氛采取轻描淡写的方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认为这是历史性事件，要对其进行大肆宣传。在那个星期一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告诉听众：“整个文明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他的一字一句都可能使整个欧洲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中。”下午2点15分，一位播音员截断节目信号说道：“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年会上的讲话，关乎德国外交政策，万众期待，为了让我们的听众也能聆听这一讲话，我们暂停播放伊诺兹·莱特的节目……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该演讲由柏林一家短波广播电台转播，听起来比较清晰。第二天，《综艺报》就评论道：“这位雄辩家真是活力四射、煽动人心。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鼓动下，在场成千上万名纳粹分子都疯狂高呼‘希特勒万岁’和‘胜利万岁’。”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纽约的职员库尔特·埃曼在来自纽伦堡的库尔特·冯·佛斯特梅尔的帮助下，一边播放演说，一边翻译了演说各章节。《综艺报》抱怨全国广播公司工作人员“有意弱化这篇演讲的影响”，也不发表任何社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编辑是个毫不起眼的60岁老头，毕业于哈佛大学，具有德国血统，叫作汉斯·冯·卡尔滕博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结束后，卡尔滕博恩发表了一篇周密的分析文章：“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演讲完了，世界也听到了他的演讲……演讲自始至终，他都明确表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对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将不再忍气吞声。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与苏台德区人达成协议。必须这么办，要不然德国人就要不客气了。”卡尔滕博恩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其余再无新内容，无非就是希特勒透露28万德国人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齐格菲防线上。
那时，美国报纸还想和广播电台一争高下，每当有大事发生就发几期特刊。特刊很快就能印好，然后就分给报童们上街贩卖，他们大声喊着“号外!号外!重大新闻”，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有人高喊。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格兰开始动员了，大批军队正在向那里开进，舰队也出动了，飞机被派去掩护阵地。污迹斑斑的报纸上印着张伯伦的照片，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在高德斯堡、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之间来回奔走。英国孩童戴着小型防毒面具，被送到了乡下；法国人正在公园挖战壕。欧洲随时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第一次在短波上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他的仇恨之深，听众都为之震惊。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日耳曼语听起来冷酷无情，如同四溢的毒液。那些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人能够直接明白他说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人就只能依靠翻译了，尤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位首席分析师，据《综艺报》讲，他在“广播历史上听众最多，他的分析最吸引人，仅次于英国国王退位时发表的演讲”。对于像卡尔滕博恩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星期一算起，18天内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第17层的第9工作室里已经发表了85次即时广播。当工作没那么紧张时，他就在吊床上打个盹。第19天时，有人见他衣衫不整、憔悴不堪。由于公众对德国人心怀仇恨，他把名字也稍微改动了一下，改成h·v·卡尔滕博恩了。一时间，他成为美国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
星期一晚上7点半，捷克斯洛伐克摊牌的时刻到了，罗伯特·特劳特接班主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特劳特：当世界各国都还在回味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长篇大论时，我们接下来会连续收听到伦敦、柏林、布拉格和巴黎4地发回的报道。4位播音员分别是：本台驻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本台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伊勒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约翰·t·惠特克。现在是默罗先生从英国伦敦发来讲话……
默罗：今夜，伦敦的乐观情绪不高……
以上安排听起来非常到位。但只要是资深记者就不难发现，其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人手不足。尽管他们头衔唬人，但30岁的默罗先生和34岁的夏伊勒先生其实是其仅有的两位分析师——当然在欧洲采访的也必然只有这二人。他们在欧洲大陆四处奔走，通过电话互相联系。他们把这些琐碎的报道融合在一起，这种广播方式真是超乎想象。对于他们巨大的成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人们对欧洲局势知之甚少。不过要想找出真正原因，还要过些时日。几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加强采访工作，当荷兰人得知他打算当天发回新闻报道时，惊得目瞪口呆。之前所有从荷兰发回美国的报道都是有关郁金香和风车的。在欧洲人心中，广播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让新闻媒体里的保守派感到震惊的是，通过广播电台报道欧洲的动荡局势不仅可行，而且越来越有效。卡尔滕博恩在第9工作室里任职，此时正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接收莫罗和夏伊勒草草搭伙所结成的信息通道源源不断从大洋彼岸发回的准确消息。因为欧洲本地的新闻记者受限于新闻检查，而在美国，言论自由，所以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了解9月的危机。英国广播公司不允许丘吉尔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有人甚至怀疑他可能会破坏和平（这样说有理可证）。一位英国的杂志编辑建议关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听众调频收听美国的短波广播。
默罗先生很快就变得像卡尔滕博恩一样出名。9月，他自己播报了35次，还组织其他新闻记者从18个城市发回新闻报道116次。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区负责人，他是第9工作室联结欧洲大陆的纽带。信号遇有故障或声音不清时，迷惑的听众们就会听到卡尔滕博恩着急地小声说：“呼叫爱德华·默罗，呼叫爱德华·默罗！”危机刚开始的几天，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从春天开始，欧洲工作人员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接线员已转接100通电话。因为天气条件好，欧美两方通话也很顺畅，甚至可以和通讯员隔海召开“圆桌会议”。那些听众对照手中承索即寄的“危机地图”，收听默罗或夏伊勒与卡尔滕博恩或特劳特的对话，并且能实时了解法国向马奇诺防线或西里西亚进军的情况。如果你不想太多，这其实很像“大富翁”游戏。
9月15日，也就是危机爆发的第4天，广播电台发生了故障。各国军队已经各就各位，外交冲突异常激烈，几乎一小时就要播报一次，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看不顺眼——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英国首相的目光很快就会变得柔和。变天了。短波传输不同于其他普通的频率，它受大气环境的影响很大。日复一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频道都收不到信息。卡尔滕博恩呼叫默罗也无法联通，只能靠电报发送消息。突然，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全国广播公司驻欧洲的工作人员已经可以接通了，并且信号很清晰。这是因为全国广播公司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即开通一条开普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的短波传输线路。这么一来，从欧洲发出的广播信号要多跑两倍距离，但是也只延迟几秒而已。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依葫芦画瓢，尽管他们还是觉得直播更好。
大西洋的天气很糟糕（洋面发生什么事了），当时布拉格的斗争已经白热化。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固执将被他的两大盟友抛弃以示惩罚。9月21日凌晨2点15分，英法两国首相直接冲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官邸，将他拖下床，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们的政府要背弃盟约了。尽管有约在先，他们还是不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要么向纳粹投降，要么孤军奋战。整整一天，贝奈斯忙于和他的内阁、政党领袖和军事将领们商讨解决的办法，最后累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的政府决定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报向世人解释道：“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孤立无援。”贝奈斯说：“我们已经被卑鄙地背叛了。”
下午5点，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还是上午11点，广播电台技术工作人员仍在抱怨海上糟糕的天气，商船上的水手嘀咕昨天黄昏时古铜色的天空很奇怪。但是无人担忧。那天晨报上的天气预报一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写着“今日有雨，降温”。
的确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相比后来的精良配置，1938年美国气象局的设备仍然十分简陋。它缺乏后来那种先进的仪器，比如雷达示波器、喷气式空中观测机、装有电视摄像机的天气情报卫星等。那时的设备仍然主要是16世纪的气压表、17世纪的水银气压表和中世纪的风向标，海洋气象学知识更是稀缺。当时陆地上的前哨站之间可以互换气象报告，但海洋对他们来说依然是神秘的。气象学家搜集海洋的信息完全依赖商船或者飞机上的自动观测。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不会允许气象学家坐着昂贵的飞机到处观察天气状况的。因此，气象学家研究大气总是心里盘算，然后胡乱猜测，很早以前他们就知道可能猜测会错得很离谱。现在这一天真的来了。
但也许不该把他们当成是无辜的替罪羊。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气象局管理太松散。一些新技术别人已经掌握了，他们还不知道。通过研究风速和气压表读数预测一场大风暴是否会来临，这是所有合格的航海人员都应该会的事，却让经验丰富的气象预报员感到困惑。当他们急需数据时，竟也没有试图打电话互通信息，任由暴风将电线杆卷走，这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最讽刺的是，《纽约时报》还于9月21日发表社论表扬了气象局。单调乏味的天气预报被印在《纽约日报》第27版左下角。当时，美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飓风，也是自1815年9月23日以来第一次袭击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飓风，正不断逼近，气象局竟没有发出任何预警。
要比较有效地追踪暴风的移动轨迹是可以办到的。大西洋的飓风，也就是海员所说的热带气旋，源于赤道无风带的微小气流波动，这个无风带处于撒哈拉沙漠以西、佛得角群岛以东，是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之间的一个平静区域。热带气旋刚成形时，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冷热空气的循环运动逐渐加速，又因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带动该气旋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向西半球行进。该气旋经过洋面的时间越长，它的威力就越大。9月16日早上9点半，巴西货船“阿勒格里特”号的船长最早目击到该飓风，当时飓风距离波多黎各东北350英里，船长发出信号，提醒大家情况不妙。
美国距此地最近的气象站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这个气象站在预报飓风方面最有经验。但是海洋在长岛、百慕大群岛和佐治亚州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发生在该区域的风暴总是让美国气象学家畏惧。那里的气候最不稳定，所以他们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他们持续搜索是否有遇难船只发出信号，却无任何动静。若真有商船在那边，那么它们不是缺乏公德心，就是已经葬身鱼腹了。尽管情况不明，杰克逊维尔气象站仍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9月18日星期日和19日星期一，持续两天向外界发出警报。佛罗里达州居民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人们马上买好蜡烛，堵好窗口。许多从新英格兰地区外出的人因为担心会遭遇这场风暴，便乘坐火车回家了。那时，火车跑起来绝对比热带风暴快，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飓风这一劫。
星期一晚上，飓风从迈阿密改变方向。杰克逊维尔气象站负责任地宣布“风暴正迅速北上”，也可能会是“北偏东”。风眼估计在哈特拉斯角以南275英里的区域，即北卡罗来纳州旁边。如果吹到哈特拉斯角，风暴就不在杰克逊维尔气象站的辖区范围内了，而归华盛顿。那时天气预报人员就开始犯糊涂了，也因此酿成了后来的祸患。要想了解即将发生的一切，必须清楚地明白一场时速为75英里的飓风，不亚于500颗长崎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它所产生的电量是美国6个月用电量的总和。这只是普通飓风的威力，如今这场飓风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00英里，具体有多快很难说。星期三，离气旋90英里处的哈佛大学蓝山天文台测量的数值始终稳定在每小时121英里，并且伴随着时速186英里的阵风。纽约市区处于风暴中心以西的远方，但帝国大厦顶楼测量到的风速已高达每小时120英里，华盛顿尚不知道这些。库纳德–百里公司“卡林西亚”号的船长发来报告，表示晴雨表测量的气压指数已达27.85，这是大西洋海岸测到的历史最低气压读数之一。尽管如此，华盛顿的气象局里那些全国最有经验的气象学家将“飓风”两个字从预报中删去了。直到9月21日下午两点，风暴把大西洋城的木板路掀起，整座房屋也被吹过长岛海峡，华盛顿居然还说“热带风暴”正迅速向海洋移动。
纽约和波士顿的气象人员都听信华盛顿的话。每个气象学家都知道海面上很不平静，但热带气旋已经有123年未转向内陆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居然会再发生。热带气旋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那些安居内陆的气象预报员看到晴雨表随风眼的移动陡降又上升。他们叹了口气：“风过去了。”然而，测量仪器发出警告，风暴远远没有结束。自八点半起，飓风等压线（气压相等的连线）已经拉长成诸多椭圆形，全部指向北方。但预报员一直在说“大风方向不定”，好像今天是放飞大风筝的好日子一样。他们的愚昧无知与残酷的巧合重叠：当时恰好月亮离地球最近，太阳和月亮同时吸引潮水比平时高了一英尺，正在浪头最高时，风暴袭来了。
这是气象员始料未及的。他们的气象记录中暗含了一个臆想：既然迈阿密逃过一劫，那么天下都可大吉。他们没有看到（除了他们自己的仪器），当风暴似乎即将由哈特拉斯角向东北移动时，其路径被异常宽阔的高压面阻碍了，高压面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大西洋。夹在高压面和其他高压内陆之间，气旋无法移动，高压也无法释放。风力只能成倍增长。
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连续降雨4天4夜。空气异常温暖潮湿。由于气压在不断降低，耳朵也感到不适。在佛蒙特州，人们在空气中都能闻到海洋的味道。飓风最容易在温暖潮湿的地区发生，而这一次向长达600英里广阔而湿润的平坦地区斜冲过来。更糟糕的是，当气旋就快越过海岸的时候，另一个可怕的气象学原理就要产生作用了。通常飓风一登陆就会变弱，但从新英格兰地区一直到加拿大的陆地上到处是水，这意味着风暴将越吹越猛，和在加勒比海时一样强劲——它能从潮湿的空气中积蓄力量，使得风速越来越快，直到风眼移动速度达到每小时60英里，如龙卷风一般，这样看来，飓风当天晚上就会到达蒙特利尔。
从纽约下午1点的广播中可以听出一些预报员已有所醒悟，警告飓风已改变路线，“大概会袭击长岛”，这比即将在新英格兰地区听到的更可怕，但要想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已经太迟了。更何况，绝大多数人都错过了这条广播，海岸警卫队也没有接到命令。从开普梅到缅因州一线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滨，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后来为人所知。例如，一个长岛人几星期前在纽约的商店买了一个气压表，9月21日清晨被寄到，气压表读数小于29，刻度盘显示为“飓风和龙卷风”。他无法相信，拿着它摇了摇，最后把它向墙上掷去，指针读数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气急败坏地把它重新安装好，驱车前往邮局打算把它寄回原店。然而就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房子被大风刮走了。
整个事情发生得如此迅猛。前一秒气压表汞柱下降到27.95英寸，后一秒就狂风大作。一位在南海岸的人见证了这一过程，他描述道：“高空浓雾滚滚，从海洋那边快速涌动而来”。又补充说：“当浓雾越来越近，我们发现它不是雾，而是水。”狂风怒吼，打得门框噼啪作响，下午两点半，海水形成高高的水墙，不断拍打巴比伦和帕乔格之间的海滩。首阵风暴浪的力量就如此强大，连阿拉斯加州锡特卡的地震仪都有了标识。以每小时100英里向北翻腾的海浪打上佛蒙特州蒙彼利埃的窗口，白茫茫一片。由于40英尺高的凶猛海浪阵阵袭来，一些长岛居民跳上车，飞奔往内陆避难。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速度不及风暴而最终丧生，据生还者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不得不一路保持每小时50多英里的速度。离库格一英里远的地方原本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现在草坪上翻滚着两英尺高的巨浪，附近的一处村舍被风浪冲走了，屋顶还躺着10个人。
j·p·摩根在格伦科夫的那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屋也被吹成了一堆碎片。西安普敦多栋有30个房间的大厦也被风刮走了，但业主根本无法重建，因为大厦所在的那片土地也随风而逝了。17个人被困在房子二楼，海水淹到了他们的胸部，他们在海水中挤作一团。后来，墙也倒了，靠近蒙陶克角190英尺高的麦卡无线电发射塔也被刮走了。布里奇汉普顿的货运站已被吹到铁轨的另一边，重达67吨的普尔曼列车在风中左右摇摆。渔船被风劈成了两半，渔民的棚屋似渔船，顺水漂向了康涅狄格州。整个海岸线已经改变了模样，但显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纽黑文、哈特福德、斯普林菲尔德、北安普顿、佛蒙特和蒙特利尔，预计有1300万人处在风暴要经过的路径上。但飓风若早来三个星期，预计有6000人遇难。即使这样，巨浪翻天的长岛海峡到处是残砖断瓦，当天早上还安然舒适的村舍现在已尸横遍野。
下午3点40分，耶鲁大学那些著名的老榆树被环形风暴的前沿连根拔起，风眼到达长岛。幸存者还以为自己已经从风暴中活下来了。天气放晴了，天空一片蔚蓝，和风在残骸之间细语。然而这时，远去的咆哮之声再次临近，他们知道噩梦再次来临。事实上，这次的风暴来势更猛，因为暴风眼后的飓风威力最大。这一阶段的威力无从得知，因为经历过的人在傍晚前都不幸离世。但是我们知道，第二个风暴浪摧毁了西安普敦防浪堤，吹散了沙丘，大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海水淹没了梅德斯通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蒙陶克公路和长岛纳帕圭海滩铁路，整个长岛被海水拦腰隔断。海浪最凶猛的时候，一对夫妇居然带着两只狗与一位海岸警卫队队员横渡莫里切海湾。上岸后，这个浑身湿透的女人告诉旁观者，长岛正在下沉，听者皆惊愕不已。事实上，长岛的部分地段的确已经下沉了。西安普敦的179栋房屋中有153栋已经完全消失了，其他大部分也破烂不堪，无法住人。在房屋内外，还有29具尸体。
实际上，长岛对70英里长的康涅狄格州渔岸起着防波堤的作用，包括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这两地还面临其他问题）。暴露在外的康涅狄格州海岸和蒙陶克角以东的罗得岛州面临更强大的海浪冲击，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是位于纳拉甘西特湾口的普罗维登斯。一个100英尺高的巨浪席卷了海湾，码头被冲垮，海浪涌到市政厅附近，路上行人几乎无一幸免。海浪把人冲出汽车，有时从车轮后冲出，从而得以生还。当风浪平息下来时，普罗维登斯市中心已经被深达13英尺的海水淹没，警察驾驶摩托艇在购物中心和交易大厦附近巡逻。成千上万辆汽车在水中亮着大灯，短路的汽车喇叭长鸣，像一场噩梦。
与此同时，飓风已经来到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那个下午，周围一片灰暗，风暴似乎打算遮盖其狰狞的面目。卫斯理大学那座上百年石头教堂的尖塔也被吹倒。新伦敦正发生火灾。在哈特福德和斯普林菲尔德，人们往水里垒沙袋，防止已经暴发洪水的康涅狄格河再度泛滥。难民还在等待救援——现在没人有时间救他们，其中一人就是演员凯瑟琳·赫本，她已经从她父母的夏季别墅涉水到了安全地带，一个小时后，那栋别墅就被海浪冲走了。
晚上9点，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受到风暴袭击，就像耶鲁大学在凌晨4点所遭遇的情景一样。整晚狂风暴雨大作，但第二天清晨的天空“澄澈”，如气象局乐呵呵报道的那样。各项设施还未恢复正常。据纽黑文铁路局估计，有1200棵树和700根电线杆横亘在轨道上。途径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的滨海铁路试图寻找一整列失踪的火车，在新伦敦还有一条300英尺长的轮船横躺在铁轨上，也不知如何处理。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寻找一架之前停靠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空飞机，它不知被风吹到哪儿去了。康涅狄格州的所有公路都封锁了。《哈特福德新闻报》把9月21日形容为康涅狄格州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天”。社论说：“据不完全消息统计，没有一个社区免于受灾，全部蒙受损失。纽黑文全城停电，到处残破不堪。新伦敦的心脏地带仍是烟雾蒙蒙，废墟一片。”
红十字会报告，这次风暴总共造成700人死亡、1754人受伤、63000人流离失所。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率领10万人北上支援灾区，这10万人来自陆军、海岸警卫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不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很多在风暴中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新英格兰地区为损失的树木哀伤，仅斯普林菲尔德一个城市就有1600棵树被连根拔起。有人计算过，飓风刮倒的树木之多足够建造20万所房屋。本季苹果作物也损失惨重。一些海滩别墅在飓风中受损，海滩也被淹没，房主只得低价拍卖。因为只有5%的受损物投过保险，许多工厂自股市大崩盘以来就业绩不佳，遭遇了飓风的重击后更是无以为继，只好歇业。
曾有一个乞丐极具想象力，他漫步在波士顿公园，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给我25美分，我会听你讲你的飓风故事。”一个最经典的故事讲的是纽约白厅大厦顶上的美国国旗在飓风中被撕成了碎片，而白厅大厦内离国旗几英尺远的地方就是美国气象局地区办公室。
那年秋天，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难民迁移到美国其他地区，他们发现其他地区那些“消息灵通”的男男女女对这场飓风居然一无所知，感到十分惊讶。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灾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纽约时报》一直都没能得到任何相关的可靠消息。《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们虽然目睹了货轮在他们城市的海港掀翻，但直到飓风登陆两天后的星期五才开始发表采访幸存者的文章。星期日上午，《纽约时报》把零星报道东拼西凑，最终意识到美国正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比芝加哥大火、旧金山大地震和密西西比洪水更严重。然后，这家报纸用了横跨8栏的头条讲述这次飓风。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读者阅读这些内容，即使有人看了也没记住讲了什么，一星期内就抛诸脑后了，成为美国历史上被遗忘的片段。
此次灾难之所以会被遗忘，很大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危机促成了大众传媒的第一次同步经验共享。和后来发生的事不同（如1954年陆军部与参议员麦卡锡对质或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展情况都没上电视，只靠广播，影响仍然很大。听众成为无助的旁观者，他们明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却什么都做不了。9月29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赞扬广播电台“不仅仅是新闻的传播媒介，还是一股社会力量”。
话没说错，但也不是全然如此。广播电台会让恐惧酝酿出更大的恐惧。每个人都一直希望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人人都寄希望于慕尼黑协定。时势造英雄，张伯伦是英国人心中的英雄，也是美国人心中的英雄。直到一段时间后，人们才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懦弱老头，靠出卖坚决果敢又身陷囹圄的盟友换取希特勒不值一文的承诺。丘吉尔明白这一点，他说：“英国和法国必须在战争和耻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耻辱，却还是要面对战争。”罗斯福心里也清楚这一点，他在给美国驻葡萄牙大使的信中写道：“来自欧洲独裁者的威胁离美国越来越近了。”关于这点，默罗和夏伊勒都心知肚明。他们在巴黎见面后一致认为明年秋收后会有一场战争。h·v·卡尔滕博恩也明白，甚至在张伯伦访问贝希特斯加登前，他就说：“我感觉这只不过是暂时休战。我严重怀疑这次访问是否真的能带来和平。”
人们也开始慢慢醒悟。一项《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1.6%的美国人认为慕尼黑协定合理，而76.2%的人认为美国将加入欧洲的全面战争。美国各个地区的意向皆如此。编辑评论说：“这是一条大新闻，一年半前，只有约22%的人认为我们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卷入对外战争。现在认为我们必然会卷入对外战争的人数量是之前的三倍……曾经我们还感慨‘感谢上帝赐予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如今我们对安全联盟的幻想已经破灭。”
总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把美国从长眠中唤醒，抓耳挠腮，惴惴不安。轰炸、入侵和战争突然间就要发生了，所有这一切直到上一个夏天，美国人连想都不会想。广播电台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剧院，挤满了心神不宁的观众，慕尼黑协定签订4个星期后，一位年仅23岁机智的制片人大喊一声：“开始！”
新闻人撒谎骗人并非新鲜事，已有一段历史了，颇具传奇式流浪冒险的趣味，而不是完全不光彩。埃德加·爱伦·坡因《汉斯·普法尔历险记》成名;h·l·门肯因为编造如何发明浴缸的故事让全国开怀大笑，这个故事竟然还被收录进了一些百科全书。最成功的案例是理查德·亚当斯·洛克的1935年“月亮骗局”，他告诉《纽约太阳报》的读者们“约翰·赫歇尔从男爵”运用“一个新原理设计的巨大望远镜”看到月球上生活着蝙蝠人，读者们不禁睁大了双眼。坡、门肯和洛克很快就被媒体原谅了，因为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冷媒介”不可能煽动起暴乱。但是大众传媒是“热”媒介，广播也从未像1938年万圣节前夜这样“热”过。
接受那些“热量”的是当时百老汇最多才多艺、最成功的年轻男子奥逊·威尔斯。他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20岁时已在广播电台节目《影子》里扮演拉蒙特·克兰斯顿一角。他身着西装扮演恺撒大帝，又以海地为背景扮演黑人麦克白——两部戏都吸金不少。当他为公共事业振兴署准备的作品《大厦将倾》在首演当天被政府下令取消时（出于政治立场的问题），威尔斯开始公然违背禁令。他和他的剧团带着观众穿过街道来到一个空剧院继续演出。后来该剧大获成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他是演艺界奇才，便邀请他每星期日晚8点在第一广播室广播一部剧，时长1小时。该节目并没有赞助商赞助，所以只能勉强“维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非高姿态而是这个时段没有太多听众，它的对手全国广播公司同时段播放的《蔡斯和桑伯恩时间》是一星期中最流行的节目。其中，唐·阿米契是主持人，多萝西·拉莫尔是歌手，表演者则是高雅喜剧艺人埃德加·伯根和他的红发木偶查理·麦卡锡。那个木偶是花35美元请芝加哥一个酒保帮他刻的，根据伯根的一幅芝加哥报童素描像。查理已经连续一年半都高坐广播电台收听率第一的宝座。它机智张狂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多次出现在广播电台的星期日黄金时段。
如果要在戏剧和伯根的木偶戏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美国人会选伯根的木偶戏。万圣节前的一星期，克罗斯利和胡珀的收听率调查结果都显示有34.7%的听众收听《蔡斯和桑伯恩时间》，3.6%的听众收听威尔斯水星剧团的节目。（该项调查结果中有一点故意对广告商隐瞒了，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信心，不久我们就会谈到。但平日周末的听众比例大多如此。）当时美国的3200万个家庭中约2750万家有收音机。因此，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水星剧团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前奏（水星剧团的开场曲）时，威尔斯可以预计约100万人会收听他的节目。10月30日，这一数字增长了。
9月26日，罗斯福曾经亲自发电报给希特勒，要求他停发最后通牒，提议“目前争议直接涉及的国家”召开会议，而不是兵戎相见。他建议会议立即在一个“欧洲中立国”境内召开，但希特勒根本不听——另外一些会议正在筹备中。当日，奥逊·威尔斯有了新灵感：为什么不把h·g·威尔斯的《世界之战》改编为戏剧呢？他的经纪人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剧作家霍华德·科赫也认为行不通，但这位年轻的制片人执意如此。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最后他说服了其他人，于是科赫就着手把威尔斯的小说改编为威尔斯的剧本。10月25日星期二，离开播还有5天，科赫打电话给水星剧团总编辑约翰·豪斯曼。他垂头丧气地说，科学奇幻小说无法改编成广播剧。水星剧团秘书也同意他的说法。“你办不到！”她大喊道，“那些老掉牙的火星人故事都是胡扯！这是要让我们自己出洋相！肯定会出洋相！”豪斯曼想把剧本换成《罗娜·杜恩》，但奥逊根本就没留讨论的余地，所以改编剧本变成了集体创作。星期四就要播出了，但人人都认为将沉闷无比。
后来有人（没人记得到底是谁），提了一个建议：把它变成模拟新闻播报的形式岂不是更好吗？搞得越逼真越好，甚至模仿罗斯福的声音。这是可以办到的，包括罗斯福的声音，肯尼思·德尔马可以胜任（后来弗雷德·艾伦让他扮演参议员克莱格亨而名噪一时）。在戏里扮演卡尔·菲利普斯的演员（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一位广播员）钻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音资料室，再三细听这个广播评论员当时是如何半歇斯底里地描述“兴登堡”号在莱克赫斯特威爆炸的。威尔斯本人在剧中扮演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播报以天气报告开场，然后是舞曲和特别新闻播报。演员认为前面部分占用时间太长。威尔斯摇摇头解释说，这才显得更真实。
确实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公众已经习惯于插播重要新闻，而且那些重大要闻最后都被证实了。事实上，广播已经被公认为重要公告的发布方式，而且广播播报的方式还让人觉得更为可信。自从1936年大选以来，《财富》杂志发现，比起报刊评论员，人们更相信广播播音员所言。事实上，对于许多听众而言，现实（新闻）与幻想（戏剧）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威尔斯的广播剧播出后，《综艺报》发表了一篇较为深入的分析，它说“即使向听众再三解释这只是一出戏，很多人仍把它当作真人真事”，因为“每天连播放完后，很多听众来信评论剧中的人物和事件，可见他们对待广播剧有多认真”。
此外，这仍是一个尊重名人的时代。在戏中，肯尼思·德尔马扮演的是“内政部长”。因为听众主要来自纽约和新泽西州，剧中还沿用了当地真实的街名，如普拉斯基高架桥、南街、23号公路等。此外，普林斯顿大学随后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还有些其他原因：一是，人智力上和情感上的不成熟；二是，“大萧条”带来的不安全感；（一位受访者说：“从我爷爷那时起就怪事连连，我们不知道现在还会发生什么。”）三是，“最近担心欧洲战争爆发的恐慌心理”，这一点影响最大。
威尔斯似乎也有些忐忑。戏剧开始和结束时，播音员都会特别解释，这只是一出戏。哥伦比亚广播电台也4次打断演播，插播同样的说明。他们觉得这样做就没什么问题了，但这一做法是假设听众会从8点一直听到最后，但他们想错了。这时收听率调查结果中被隐瞒的那件事就很重要了，让赞助商泄气的事就是每当进广告或是请了一个冷门艺人时，人们就会拨动无线电指针换台。每个人都喜欢埃德加·伯根和查理·麦卡锡的表演，但他们也只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部分而已。
水星剧团的听众相对较少但是很铁，他们首先听到柴可夫斯基主题曲，然后是导语介绍、天气报告，之后听到播音员说“我们现在带你来到纽约市中心公园广场酒店的子午房，在那里你将欣赏到雷蒙·拉魁罗乐队的演奏”。这时就开始不断播新闻，追踪卡尔·菲利普斯和皮尔森教授在新泽西州郭佛米尔镇的进展，并不断传来警笛声和人群的嘈杂声。在那一刻，8点12分，查理·麦卡锡完成了他的第一段滑稽短剧，然后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开始描述蔡斯和桑伯恩牌咖啡的香味有多么浓郁。
近600万人旋转指针从全国广播公司调台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时他们听到：
播音员：……我把麦克风拿近点。（停顿）现在我们相隔不超过25英尺了。现在你能听到吗？哦，皮尔森教授！
皮尔森：是的，什么事，菲利普斯先生？
播音员：你能给我们解释下里面的刮擦声吗？
皮尔森：可能是它的表面冷却速度不一。播音员：你还认为这是一颗滑落的陨石吗，教授？
皮尔森：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金属外壳来看，绝对来自外星球……反正不是地球上的。因为在坠落过程中，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陨石会磨出些洞。但这东西很光滑，如你所见，是圆柱形的。
菲利普斯：请稍等！发生大事了！女士们，先生们，太糟糕了！这东西有一边开始剥落了！顶部开始像螺丝一样旋转！这玩意儿肯定是金属！
只听广播里人声鼎沸，然后主持人再回到麦克风前。
播音员：女士们，先生们，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东西！等一下！有人从顶部的空洞里爬出来了。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我看见两个发光体探出黑洞向外望……难道是眼睛？可能是一张脸，也可能是……
（尖叫一片）
播音员（伴随着抽泣和干呕）：天哪，这东西像灰蛇一样扭动着从阴影里爬出来了。现在又来一条，又来一条！它们看起来就像触须。啊，我可以看到那玩意儿全身了。跟黑熊一样大，还像湿牛皮一样闪闪发光。但那张脸……真是无法形容。我再也不敢看下去了。那眼睛黑溜溜的，就像蛇一样发着微光。嘴是v形的，看不见边缘，似乎还在翕动，口水从嘴里往下滴……
播音员暂时情绪失控，停顿了片刻。乐队演奏了几小节《月光曲》。另一个播音员用冷静而又专业的声音接着说：“我们现在转到新泽西州郭佛米尔镇的维尔弥斯农场。”然后又进了几小节德彪西的乐曲，那位播音员继续冷静地说：“现在我们再来听听菲利普斯从郭佛米尔镇发回的报道。”菲利普斯说，当地派出警察检查该物体，但火星人却朝他们喷射火焰。此时响起一片惨叫声和非地球生物发出的尖叫声。一个谷仓起火爆炸了，然后麦克风也失灵了。刚才那位播音员小声说：“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情况失控，郭佛米尔镇直播暂时中断，显然那里的送话机发生了故障。只要一修好，我们就马上回来。”现在形势更加严峻了，新泽西州的警察已被燃成灰烬。“本州驻特伦顿区民兵司令蒙哥马利·史密斯陆军准将”代表新泽西州州长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说默塞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西至普林斯顿，东至詹姆斯堡（都是真实的地名）全部戒严。新飞船还在着陆，刚刚奇迹般逃离魔掌的皮尔森说，外星人入侵者配备一种武器，“怎么说好呢，我想是……热射线武器”。
现在第二个播音员也忧心忡忡地说：
播音员：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发布一个消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今晚登陆新泽西州农田的奇怪生物就是火星侵略军的排头兵。
他慌里慌张地说，火星人已经歼灭了新泽西州的国民警卫队。整个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都已戒严。总统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内政部长（听起来就像罗斯福的声音，甚至还模仿他的措辞）请求各部门恪尽职守，并祈祷上帝保佑。美国空军被一举歼灭。一个话务员断断续续地说：
接线员：这里是新泽西州纽瓦克……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警告！有毒的黑色浓烟从泽西沼泽蔓延开来，到达南街。防毒面具根本没用。请尽快朝空旷地带疏散……汽车使用7号、23号、24号公路……避免行驶到交通拥堵的路段。雷蒙德大道现在黑烟弥漫……
唯一幸存的播音员雷·柯林斯站在纽约的屋顶上，在广播电台中间休息之前发来这段广播。只听警钟正在敲响，警告纽约市民赶快撤离城市，火星人要来了。“哈钦森河快速路还能通车。但别走通往长岛的大桥……那里堵死了。”此时背景传来唱诗声。你同时可以听到柯林斯的声音，他哽咽着读出公告：“火星人的圆柱飞船已经降落在全国各地。一艘在布法罗市郊外，一艘在芝加哥，还有一艘在圣路易斯……”
当柯林斯的讲话接近尾声时（晚上8点32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主管戴维森·泰勒被叫出第一广播室控制间，有人打来紧急电话。他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已经有60%的地方广播电台都中断了直播，提醒听众本故事纯属虚构，而纽约警察也包围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演员和技术人员都禁止在广播剧结束后离场，因为他们需要回答一些紧急问题。当泰勒回到控制间时，柯林斯正在描述像摩天大楼一样高的火星人如何走上普拉斯基高架桥，准备涉水通过哈得孙河。还有几秒钟就休息了，所以，泰勒决定让柯林斯说完，柯林斯装成瓦斯中毒的样子说：
柯林斯：……现在他们举起了他们的金属手。完蛋了。烟冒了出来……黑烟滚滚，笼罩了整座城市。街上的人可以看到。他们正向东河跑去……数千人倒下了，像一群老鼠。现在黑烟的蔓延速度更快了。已经到达纽约时代广场。人们想跑开，但根本没有用。他们像苍蝇一样成片死去了。现在黑烟飘过了第六大道……第五大道……还有100码……还有50英尺……
4号操作员：2x2l呼叫电台……2x2l呼叫电台2x2l呼叫电台……这里是纽约。一个人都没有了吗？还有人在电台吗……2x2l……
然后终于到了休息时间，一个固定播音员告诉听众，他们正在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奥逊·威尔斯和他的水星剧团节目。接下来会播放节目的下半部分，虽然下半部分讲稿措辞严谨，但已经没用了。休息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已经尖叫着冲上街头，各州州长极力让他们的人民相信，并未宣布戒严。教堂前挤满了哭哭啼啼的人，请求主在火星人到来前赦免他们的罪行。普林斯顿大学调查发现，总共约有170万人相信它是真正的新闻广播，约120万人忧心忡忡想为此做点什么。该研究指出，“有几个小时真可怕，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都有人以为那手持热射线武器的狰狞怪物已经把所有奋起反抗的美国部队消灭了。他们在劫难逃，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每个州的电话接线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地方广播台说，人们打入的电话是以前的6倍，而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警署接线总机已经被打爆。滨河大道已经难以通行，因为路上挤满了哭天抢地的民众。新泽西州北部情况最糟，因为据说那些怪物最先在那被“发现”的。一家人哭着抱成一团，惊慌的人们在田野间盲目奔跑，有车的人也如无头苍蝇般疯狂乱开，人们都拼命逃难，免得被闷死、烧死。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人满为患，从都惊慌失措，想赶快买到票上车，不管去哪儿。纽约有个女人打电话给美国南方汽车总站询问消息，她气喘吁吁地说：“麻烦快点，世界都要灭亡了，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当多萝西·汤普森写到“这个广播节目根本不可信”时，没听过节目的人不免嘲笑那些疯狂逃难的人愚昧无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不管汤普森小姐怎么说，《世界之战》的技术水平的确高超，即使今天听来也会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恐惧心理与教育水平低、经济条件差有关，那么最易大惊小怪的该是那些小学都没读完并靠救济过活至少已达三年的人，若是有钱人也受到蒙骗就说不过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发现，该节目的听众中，28%的大学毕业生及35%的高收入群体竟然也相信他们听到的是真实的新闻。在南方的一所大学校园里，联谊会的女生抱成一团，哭哭啼啼，还挨个给父母打电话诀别；常青藤盟校中的一名大四学生从瓦萨女子学院访友后开车回校，当他打开汽车收音机听到里面说“普林斯顿沦陷了，黑烟遍布新泽西州，还引发了火灾”时，竟然也信以为真了。
第一广播室内，威尔斯正开开心心地跟观众道别：“再见了大家，请记住今晚你得到的这个惨痛的教训，明天或后天可能会用到……如果你的门铃响起，门外却没人，那也并不是火星人！是万圣节到了。”随即，“广播中”的红灯熄灭了，水星剧团也停止了广播。这时，广播室的门铃响起，有人站在门外——他不是火星人，而是纽约警察，决心给奥逊·威尔斯一个教训，叫他终生难忘。开门前，威尔斯和豪斯曼就在控制间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火冒三丈。据豪斯曼后来追忆，这通电话是“中西部某个大城市的市长打来的”。“他大喊大叫地要找威尔斯，气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该市的人们都跑到街上逃难，妇女和儿童蜷作一团躲在教堂里，街上各种打架斗殴，还有人趁火打劫。若真如他所知，整个事情只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他要亲自赶到纽约，朝始作俑者的鼻子挥一拳！”
他们挂了电话，门突然被撞开，广播室突然挤满了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豪斯曼所说的“噩梦”开始了——警方隐晦地表示他们的广播剧引起了无数起自杀、车祸和“发生在新泽西某娱乐场所的严重踩踏事件”。此刻，可能警方没找到他们违反了什么法律，因此两人被释放了，但更悲惨的命运等着他们——面对记者。豪斯曼记得，自从广播电台开始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报纸被抢了风头，一直怀恨在心。但记者反驳说，之所以报道此事，是因为这则广播剧就是一个大新闻，的确如此。第二天早上，报纸头条都很耸人听闻：
广播掀起战争，惊动全国
全国恐慌
广播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