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几乎没人注意到，1939年2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非法。可实际情况是劳资双方根本就不管合法与否。自由派认为，如果工会斗争偶尔违法，定是因为资方挑衅。任何人若表示静坐是集体暴力的一种形式，也都会遭到否定或无视。在其他事件中，若说工会和罢工公司管理层一样恶心（如针对田纳西州阿尔卡镇的美国铝业公司罢工的血腥罢工事件和劳联纠察队与产联纠察队管辖权纠纷事件），也会迎来敌意的目光。

但若想摆脱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诚然早有先例，人们也不会忘记。工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但先例就是先例。的确，他们总是顺时而动，但这样反倒更加坚定了反抗者们的决心。通过暴力，美国赢得了独立，解放了奴隶，第一次进入西部，并开垦了它。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翻身反抗，也是依靠暴力。或许，工会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反抗，行为更为保守，但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其他受压迫的组织也有权利造反。因此，尽管出于无知，甚至理想主义，但未来痛苦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1937年夏末，总统认为，他应该离开华盛顿开始他所谓的“观察旅行”了。9月，他搭乘的10节空调列车驶出联合车站一路向西，在预先选定的车站停靠，因为他要在车后平台发表简短演讲，特此表现他的政绩（比如“你喜欢你的新高中吗”），享受群众的拥护爱戴。在博伊西，他告诉听众，他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样“一见到美国人民就浑身是劲”。民众似乎比上次竞选时更热情。但记者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现象。总统邀请上来讲话的人总是遵循一个有趣的规律，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这些曾经反对罗斯福最高法院法案的民主党人，总统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珀，总统告诉听众：“有些政治家只知道耍耍嘴皮谈论理想，却从不付诸行动，这种人对选民毫无用处。”

总统所言极是，对于难以驯服的民主党人来说这可谓是个不小的警告，可是他也没有穷追猛打。像往常一样，罗斯福的心里同时盘算着几件事。他琢磨新的立法、展望来年的总统大选、斟酌外交政策的其他方式、思考罢工，还深思他的财政预算案——他第一次参加竞选时承诺选民实现收支平衡。尽管到现在为止，完成无望，但他仍然希望能尽力争取。今年似乎大有希望。开始几个月，《时代周刊》报道：“上星期，随着‘大萧条’的阴云逐渐散去，全国上下都显示出经济复苏的迹象。”摩根索也在一篇篇报告中指出，美国财政部盈余正在缓慢增加。诚然，公共事业振兴署经济专家里奥·汉德森仍然对物价上涨忧心忡忡，他还写过一篇备忘录，表达他对经济崩溃的忧虑。罗斯福曾读过此文，但他不想再次违背承诺出现赤字。在法庭争论中，他曾向加纳保证：“我说过多次，1938财年将实现预算平衡。如果你要我重复，我愿意再说一次或千万次。”

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后来股价大跌。总统很想说，现在的情况“从根本上讲比较平稳”——他真的这样认为，但一想起前任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又没开口。其实说与不说并无差别。10月19日是“黑色星期二”，大量股票被抛售冲击市场，行情报单竟比市场交易落后25分钟，可是新的卖出委托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一切迹象显示市场尚未触底。这个冬天总是让人不禁回忆起1929~1930年的痛苦经历。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互相指责，商人说对政府管理丧失信心，新政派抱怨资本家“罢资”。当然，当年195万名工人的罢工也使国家经济严重受创，而经济衰退，就像它字面含义一样，对总统和国家来说，使本就黑暗的一年更加阴霾密布。这次股价的暴跌甚至比上次股票大崩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更甚。1938年春，500万在1933年后找到工作的从业者再度失业，近14%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济过活。

对于预算平衡，罗斯福还不死心，但罗斯福不是胡佛，百万人失业的景象比起曼彻斯特派经济学更能影响他。这不同于1930年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包括汉德森和总统儿子詹姆斯，都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倡导者。罗斯福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他在交谈中能获得相同信息，就很少再阅读原著。他曾经收到一封1938年2月1日从英国寄出的长信，但不为所动（“三年前我来拜访你时，你曾亲切接待了我，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想法”）。信中凯恩斯建议大量增持赤字，在罗斯福看来这绝不可能。一些目标，不管在学者看来多么诱人，在政治层面也难以达成。尽管如此，罗斯福已经接受了有限的赤字，也的确发挥了功效。1934~1935年，它们的确推动了经济更好发展，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推动各项经济指数上涨。罗斯福的顾问们给他推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随着1938年经济衰退不断加剧，总统最后终于让步。4月2日，他乘坐的火车从沃姆斯普林斯驶回华盛顿，总统边吃午餐，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家青年局局长安德鲁·威廉姆斯，他打算放弃平衡预算的想法。12天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向国民解释道，他计划向国会申请30亿美元用于修建公共工程、防汛救灾和大兴土木。6月，股市逐渐回暖，道琼斯指数从8月前的99点升至158点。虽然日子依然艰难，但是相对幸福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但他的批评者根本不为所动。很久以前那些叫嚣最甚的反对者一点儿都不关心时政，只顾着百般诬陷总统。4月第一个星期的炉边谈话中，总统对这些人也嘲弄了一番——他指责大企业控制了“别人的钱、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命”。他们果然像巴甫洛夫狗一样唾沫横飞。凯恩斯认为，罗斯福说得并不妥当。2月1日，他致信罗斯福，试图向总统提些经营理念方面的建议。他写道：商人并非咆哮的野兽，“即使他们以前劣迹斑斑或者不如你希望的那样驯服，但他们的本性依然像家养动物”。

罗斯福获悉凯恩斯的这项建议后，连信都懒得回，他才不想让这个英国人多管闲事。再加上罗斯福是主导民意的专家，绝不会对他的死敌抛出橄榄枝。总之，要想调和总统和美国商界之间的矛盾恐怕为时已晚。因为他们之间说过太多伤害彼此的话，有过太多的白眼，太多的针尖对麦芒，太多植入心底的芥蒂。

威拉德·m·基普林格每星期发表的时事通讯在商界很受欢迎，他后来表示商界人士从1934年3月1日就开始对政府反感了。9月的《时代周刊》指出“企业对新政的严厉指责和吹毛求疵几乎成了日常惯例”，但总统本人因为深受爱戴，反对者也只敢暗地攻击，更不必说诋毁他的家庭了。

一旦资产阶级从1933年年初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并且发现罗斯福的“复兴”并非是要回到“新纪元”的繁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应。罗斯福渴望改变，即使他读贵族学校、在有钱人的圈子里混迹，但这些改变也并非有利于富人，而是施惠于被压迫者。但商人们都认为老是谈论“被遗忘的人”，只会挑起动乱。《美国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先后开辟专栏抨击新政，分别由戴维·劳伦斯、马克·苏利文和弗兰克·k·肯特署名。《星期六晚邮报》是人们缅怀过去的独特避风港。它的一位主笔作家愤慨地声明：“说美国商界领导失败了，还不如说整个世界失败了。”邮报还发表文章极力赞成雇用童工：“让美国男孩走向成功的最可靠方式，就是让他们在还没完全长大前去工作。”当卡特·格拉斯谈及新政派时说：“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连话都不想跟那些人说。”很明显，反对罗斯福的人是以阶级区分的，而不是以党派。

193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攻击罗斯福会适得其反。可是攻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并且转入地下：在威斯彻斯特郡、橘子郡、格罗斯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朗梅多等游览胜地，在格林尼治、谢克海茨，斯科特斯戴尔、肯纳尔沃斯、温内特卡等高级住宅区，在华尔街、斯戴特街、栗树街、拉沙街等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的形式更为轻松，也很有趣。比如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故事，讲他去天堂后立即被带去为上帝看病，“因为上帝患有自恋妄想症，以为自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个故事说“为什么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员工喜欢所罗门王？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随即就上床睡觉”。名人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富人们穿着过分华贵的衣服去“穷奢”剧院“给罗斯福喝倒彩”，当罗斯福看到此画时，他潦草地写下一个字“妙”。

20世纪30年代末，在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俱乐部和家庭中流传的反对罗斯福的污言秽语其实并不高明。当然，他们故意相互转告，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身上感染上了淋病（一个黑人传染给埃莉诺的）。罗斯福也因感染性病而濒临死亡，那也是埃莉诺在全国各地挽着异性到处游荡的原因。罗斯福死后，她就想把国家交给苏联人管，她将去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学习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吉米”可能会留下来，他那份卖“保险”给老实巴交的商人的工作可是肥差。

约翰·甘瑟于1950年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容易忘记，那些针对罗斯福的造谣诽谤多么阴险恶毒，那些强加于他的中伤污蔑多么不道德……人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末，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里是怎样的气氛，忘记了银行家午餐会上谈过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忘记了打扮入时的食客们在晚宴上怎样肆意闲说流言蜚语。”居然有军职人员还穿着制服就拒绝向国家总统敬酒，有老人在墙壁镶有红木板的城市俱乐部里碎碎念“又一个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或“我们现在倒不如生活在苏联”。甚至有一家波士顿的书店通知总统著作的出版人贝内特·瑟夫，这本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罗斯福的人皮做封面，书店才肯销售。

以下陈词滥调也不绝于耳：“那个人”、“那个家伙”正试图毁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走出“大萧条”，我们孩子的孩子会为此付出代价；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都是外国人，减少救济，加大警力，要闹就闹吧；约翰·l·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微笑是假的，是通过整形手术移植到脸上去的，他一生没有挣过一分钱，全靠他母亲过活，并且他只是一个犹太人，一个荷兰犹太人后裔，后来竟然改掉名字，摇身一变成为纽约犹太佬。（他们为证实这段话，还为罗斯福设计了族谱，声称罗斯福的老祖宗是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人。）

在两篇惊人的杂志文章中（《哈泼斯》1936年5月的报道《他们憎恨罗斯福》和《新共和》1938年9月14日的报道《他们依然憎恨罗斯福》），马奎斯·蔡尔兹对这些憎恨者加以分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个现象，将来的社会历史学家即使不感到惊讶，也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如今美国上流社会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都对总统罗斯福满怀狂热的憎恨呢？没有其他词语可以表达了，就是憎恨。”他继续写道：“这是深恶痛绝、怒火中烧，毫无道理可言。”蔡尔兹还表示：“这种情绪或多或少地充斥于整个美国上流社会，简直成为一种偏执。”

尤其让蔡尔兹困惑的是，从很大程度上说，大多数责骂总统的人“自1933年3月的低谷以来，收入都恢复起来了，银行差额也补上了”。有些人的股票价值翻了一倍，甚至三四倍，“有些甚至涨到了10倍”。公司股息增长超过40%。那些富人的收入也没有被征收重税（一人年收入16000美元，仅需交税1000美元）。罗斯福的税收方案将绝大部分税务负担以加工税和消费税的形式转移给了消费者。

虽然如此，富人们——蔡尔兹称他们为“2%”，认为美国政府好像是一个别的国家的政府，他们重复着“罗森菲尔德”的谣传，其实就是逐字引用戈培尔的谣言小册子。有些人竟公然叫嚣，他们宁愿选希特勒也不选罗斯福。这些虽然都是一派胡言，却表明了他们的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于1936年6月退休，原因是他不愿意在罗斯福当政的时候经商；杜邦公司副总经理也非常气愤，因为他的仆人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离他而去了；罗斯福谈论伯利恒钢铁公司原总裁时说：“告诉尤金·格雷斯，他再也不能一年挣100万美元了！”其实也就这么一回，但伯利恒钢铁公司某主管听见后，竟然心脏病发作了。蔡尔兹发现，富人们的愤怒传染给了中层白领，因为他们对老板仍不胜钦佩，依旧迷信20世纪20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谩骂罗斯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但与“富有”阶层（依然被称作“那2%”）不同，他们不会受到工会的威胁，政府要从金融家和大商人手里夺权也于他们无碍。

对此，总统的真实想法令人疑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大会上，他曾说他欢迎他们的仇恨，但是他不喜欢任何人散布这种情绪，更不用说被恨的是他和他的家人了。蔡尔兹写到“他好像并不介意”。其实他介意，而且有据可证。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报告，描述罗斯福本计划做一次和解性演讲，论述美国工业所扮演的角色，他先让新政派重复那些“福赛特世家”（指有钱人）所传的谣言，直到面色铁青，很明显那次演讲最终“更像是一根刺而非橄榄枝”。总统告诉诺曼·托马斯，他是在挽救资本主义，但是不满资本家对他的批评。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平静地拿出某全国性通讯社给各报编辑参考的“机密报告”给大家看，也没有评论一言，原来那篇报告暗示罗斯福已被证实有梅毒。

只要罗斯福还活着，这2%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就会抨击他即使再无伤大雅的措施。1939年，罗斯福提议提前一星期庆祝感恩节以延长圣诞购物季——这是对小型企业的恩惠，但整个国家为此产生了很大的分歧：25名官员同意、23人反对（包括缅因州州长，他吃掉一罐沙丁鱼罐头，以示抗议sup/sup），这个争议只好通过国会两院的联合会来解决。即使在总统即将去世时，仍然有人辱骂、诋毁他，其中之一是《小孤女安妮》的创作者哈罗德·格雷。1945年总统患病前不久，格雷漫画中的人物沃巴克斯爸爸一想到罗斯福还要连任就受不了，毅然赴死。总统的葬礼后，格雷让他起死回生，“最近这里的政治气候已不同往日”，那些体面的有钱人有机会透透气了。

沃巴克斯爸爸以及剧作者都属于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极端分子。仇恨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达到巅峰，但在珍珠港事件后日渐减少。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认为，他们的怒气“在1934~1935年越来越高，直到1938年前后也从未消退。似乎只能通过内在消耗的方式，才能减弱稍许”。同时，他们津津乐道于罗斯福1937年的逆转，就像阅读笛福所著的《瘟疫年纪事》。总统在1938年使经济迅速好转，他们为此深感沮丧，但对于罗斯福秋天的再次失败，又不禁兴高采烈。

显然，新政已日落西山。两个“百日新政”几乎已经耗尽了政府的立法创造力，少数未通过的措施也与美国日益强大的保守主义背道而驰。国会山进行改革的热情几乎消耗殆尽了。1936年11月，唯有罗斯福这样具备卓越领导天赋的人才能保住他规模巨大但组织涣散的联盟。下一次，就唯有靠战争了。美国南方是其薄弱环节，而保守阵营则在法院改革的斗争中日益牢固。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马丁·戴斯同时也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解释说，把保守阵营定义为南方人是不对的，因为它拥有“来自几乎所有小城镇和农村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它的敌人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他们政治上受外国人和迁居城市的黑奴的操控”，“其代表还暗中破坏新政”。

对新政的暗中破坏自始至终都存在，发生变化的是国会议员本身。正如一个愤怒的新政派所言，“农民们都忘记了他们曾经和贫民窟的人一样食不果腹、山穷水尽，是总统拯救了二者”。其所言极是，但已无关紧要。戴斯提倡的逆城市主义在农村是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它对市井老油条的做事方法和思想都持反对态度，本质上是因为逆城市主义本身就很保守。1938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总统声望不堕的同时，其施政方法和能力已遭到质疑。此外，支持他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变化。《财富》杂志一项测验显示，约62%的选民仍然支持他，但那些觉得他至关重要的人（相对于那些认为他管理国家功大于过的人）占比从34.9%下降到17.7%。虽然自从《文学文摘》预测大选结果失败以来，人们对民意测验已不太相信了，但即将到来的中期竞选却证实了该趋势，国会议员们通过阅读邮件也感觉到了总统支持率在下降。

最后一项新政改革措施是1937年年初提出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案经历了一场噩梦。法案规定每小时酬劳不得低于40美分，每星期工作时长不得多于40小时，加班工资是原工资标准的1.5倍，不得雇用16岁以下的童工。刚开始，雇主可以支付每小时25美分，8年内逐渐调整以达到标准。回想起来，规定似乎并不苛刻。即便如此，最初它也因法院改组计划被束之高阁，又被工资标准较低的南方诸州置之不理。这次“外出巡视”让罗斯福确信美国人民支持他，于是呼吁国会在他的“外出巡视”结束后召开特别会议。《公平劳动标准法》在众议院提出后，没有通过，后来又被提出，却再度失败。最终，1938年6月下旬，它终于获得通过，被送往白宫要求罗斯福签字。

那时，罗斯福已决定要对国会采取行动。优秀的民主党人必须在改选中获胜，其他失败者必须离开美国政府。那年春，他曾以“亲爱的阿尔本”致信阿尔本·巴克利，因后者的竞争对手肯塔基州州长“快活人”钱德勒在预选中呼声很高。罗斯福在信中形容，巴克利的对手是“一个危险人物……与休伊·朗类似，但是能力不足”。接着，他邀请约翰·l·刘易斯到白宫，并劝他力挺巴克利，不惜人力物力。最后——本应该是最后，罗斯福总统宣布，他会亲自在肯塔基州做巡回政治演说支持巴克利。不幸的是，当地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因为希望讨好总统，而为巴克利造势，这个错误被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揭露，可以说是一个丑陋的序曲。sup/sup

所有人通过1938年6月下旬的炉边谈话，都亲身体会到总统插手初选的决心。在第75届国会上，他提醒选民，此前当选的民主党议员是在“坚定的自由主义”支持下选出的，他援引长达一年的工资工时之争说道：“以前我们从未有这么多铜斑蛇。”铜斑蛇是一个贬义词，意为美国内战时期同情南方人的北方人。他解释了自由主义原则，又言他觉得自己“作为民主党领袖有权就少数个别事情发表意见。问题在于某些人争取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时，是本着以上原则，还是在滥用我的名义。”

事情不过如此。然而，报刊主笔已经“成功”地广泛宣传了“法院改组”，使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它是指法院改革的一项措施，又说这次总统的新行动是“清洗”行为——不禁让人想起一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血腥事件。如果读报，人们还会以为总统打算手持镰刀在全国四处乱窜，若有人偶尔不服气与之对抗的话，即使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会被他砍头，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罗斯福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吉姆·法利知道及时隐退，他逃到阿拉斯加，嘴里叹息着：“‘大萧条’来了。”从任何传统政治观点来看，情况都确实如此。这是国家执政党的领导者，他通常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高明的总统，却自找不痛快。在中期选举中，通常地方人士的支持远比国家政策重要，出现的问题也往往是地方性问题。1938年这类问题层出不穷：宾夕法尼亚州的腐败事件、加利福尼亚州的养老金计划争议、密歇根州的静坐罢工事件、罗得岛州的赛马场丑闻、马萨诸塞州的贿赂事件、新泽西州的领袖控制问题和随处可见的罢工事件，还有康涅狄格州人们抗议政府耗资1500万美元修建4车道高速公路的改革方案，该高速公路穿越了格林尼治、斯坦福德、新迦南、诺瓦克、韦斯特波特、费尔菲尔德和特兰伯尔各乡镇。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言，“即使总统到全国各地四处扑火，也不能掌握主动权”。

但对罗斯福来说，这场竞选活动非同寻常。与最高法院开战后，他就计划重新划分各党派势力。大多数保守派是共和党人，就让共和党成为他们的根据地吧，民主党则被他视为实现自由主义的工具。作为美国首位和平英雄，罗斯福打算凭借其知名度实现其伟大的政治改革。改革运动第一阶段成果喜人，全国人民对罗斯福的热爱未曾消退，他所到之处，人头攒动，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在俄亥俄州玛丽埃塔，一名老妇竟然在罗斯福走过的地方弯下腰捧起地上的尘土；在爱达荷州火车必经的安静湖泊边，有人修起一座小小土台，上面竖着两面美国国旗，当总统的班列经过时，他就在两旗之间立正站好，然后恭恭敬敬举起手行军礼。

“快活人”钱德勒未得到罗斯福青睐。厚脸皮的钱德勒决心沾总统的光，人们差把他踢下站台拖走了。他被赶下车后，罗斯福还藐视地瞪他一眼，由此肯塔基州人对总统的意思就确定无疑了。在得克萨斯州，罗斯福表达了对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的垂青。在列车后部的平台上，总统任命了一位令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深恶痛绝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到联邦政府任职。因其曾经给最高法院改组计划投了反对票，当康纳利听说罗斯福亲口宣布这个消息时，几乎气得语无伦次。在俄克拉何马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对器重者的态度更慎重。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也想沾总统的光，相较钱德勒，麦卡伦手段更高明。总体说来，总统的“外科手术”很成功，当他登上“休斯敦”号巡洋舰时春风得意。在一些大选区，包括肯塔基州，他的人已经赢得了胜利，而麦卡伦在这些选区仅仅勉强入选。对一些不太重要的选区，总统没有利用个人威信影响选举结果。

现在，总统的胃口更大了。在佐治亚州巴恩斯维尔，他厌恶地注视着坐在同一平台上的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当时罗斯福想把他从党内铲除，这位参议员说：“总统先生，你公开质疑我的民主信仰、调查我的备案资料，对此我深表遗憾。我接受你的挑战。”罗斯福却自满地回答道：“我们永远是朋友。”其余在场的佐治亚州政治家都战战兢兢，面对这对冤家互掐，他们试图思考如何求得自保。列车还在向北行驶，罗斯福又把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了一番。9月初，罗斯福花了两天时间斥责泰丁斯，说他参加竞选“既想借罗斯福的威望，又想要共和党保守派的财力支持，鱼和熊掌兼得”。到了纽约，罗斯福痛骂众议员约翰·j·奥康纳，此人曾是总统前法律合伙人的兄弟，曾利用其众议院法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阻碍新政立法。

人民投票选举的结果对罗斯福而言是灾难性的打击，也很丢脸——唯有这一次，可以说他在选举中惨败。总统本来想搞垮的10个人，最终只有奥康纳被一个叫拉瓜迪亚的人搞垮了，因为这人魅力十足，背后还有霍普金斯、科克伦和老板爱德华·弗林做后盾。包括泰丁斯、乔治和陈腐的史密斯在内的其他人也强势当选，甚至大获全胜。具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民主党现在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悲哀地发现“自1938年以来，一些民主党人25年来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每当面临立法争议，就难以确保获得多数票”。

11月，苟延残喘的共和党与生机焕发的民主党之间摩擦不断。保守派在宾夕法尼亚州击败乔治·厄尔，在威斯康星州击败菲利普·拉弗雷特，在密歇根州击败弗兰克·墨菲。sup/sup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有俄亥俄州的罗伯特·a·塔夫脱和约翰·布里克尔，有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还有纽约州的托马斯·e·杜威。杜威曾和雷曼竞选纽约州州长，差一点儿就获胜了，人们说杜威很可能在1940年当选总统。虽然民主党人依然控制着国会，但自由派在众议院的势力早已减半（林登·约翰逊入选了，但马弗里克落选了）。总之，共和党两年前看似要走上辉格党衰落灭亡的老路，如今却争取到了12个州长的职位、82个众议院席位，并新增了8个参议院席位。原任共和党议员在选举中也都无往不利。

选举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总统：“你会不会遭遇两党联合的反对派？”罗斯福回答道，他不这么认为。记者说：“我这么认为！”听罢，其他记者都笑了。总统隐晦地评论道：“只怪这些树离森林太近了。”

确实如总统所言。追求自由的领导所面对的挑战不在美国，而分别在世界两大洋的另一边——德国和日本。早在1935年圣诞节，罗斯福就致信巴鲁克：“相比于国内事务，包括选举在内，我更担心世界局势。”如今，在最近两次选举中，他更是忧虑感倍增。美国仍然坚持不与他国联盟，那么提醒民众注意大洋彼岸遥远的威胁就极为困难了，非笔墨所能描述。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国会山暂时不会出现联盟政治。即使是反对罗斯福的中坚分子也曾经写道：如果国家面临外敌，他们会听从国家安排。蔡尔兹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在1936年写道：“战争能够转移愤怒，正像‘一战’时威尔逊总统经历的那样”。他还在1938年写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能让反对阶级的态度转变，那就是一场战争……这绝非偶然，那些虽然对罗斯福国内政策满腹牢骚的人，对总统的外交政策也只能勉强接受。”

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那些反对者心中承认的外交政策其实并未制定出来。那时，罗斯福对外交政策的方案还没主意，但他知道他需要制定一个。他自从开始执政就在研究外交政策，但没有成果，形势日趋急迫。12月的一天（那时距离1938年中期选举仅剩11个月），美军停靠在南京长江边的“帕奈”号军舰被日本帝国的飞机炸沉了。

剪影：20世纪30年代晚期

根据美国习俗，感恩节吃火鸡。缅因州州长此举表示他干脆不过感恩节好了。——编者注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哈奇法案”（1939年），禁止决策层以下的联邦雇员干政。

民主党照顾自己人，故墨菲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