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会收到5000~8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国会议员曾将他比作耶稣。一次民意测验中，纽约小学生将罗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数远逊于罗斯福。美国人民觉得他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就写了41首歌颂扬他的功绩。每当他系好腿上的支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热情的群众都会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边缘。在纽约，歌剧《我的粉红色》的演出现场，演员们每次谢幕时都会将歌曲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这时台下的观众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像罗斯福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人们带来希望。”就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不已。一个商界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罗斯福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谅他之前把选票投给了胡佛。沃尔特·李普曼也改变了以前的判断，写道：“我们曾万念俱灰，对周围的人和事失望。但仅仅一星期时间，我们对政府和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罗斯福的巨大魅力还吸引来了校园里和职场中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华盛顿的住宿业生意红火起来。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楼被改造成旅馆，等待着加入新政队伍的年轻单身汉入住。华盛顿的传统主义者开始害怕起来。后来，有人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一大群讨厌的年轻律师住进了华盛顿……他们趾高气扬地进入办公室，占据办公桌，索要各种文件，忙这忙那，没完没了。我不知他们为何而来，做了什么，又为何离开。”

这些年轻人有的没有离开，有的离开后变换个身份又回来了。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司法部青年律师j·w·富布赖特（后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放弃药物学研究而从事救济工作的休伯特·h·汉弗莱（后任第38任副总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师亨利·福勒（后任财政部长）都是当时聚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林登·b·约翰逊是新人中办事效率很高的一个，他是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政府让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带头清除一些棉花种植园，以支持农业调整管理局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一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新政的众多政治新星中，还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萨姆·罗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暴躁鬼”。私底下，他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租下了一个套房，出手阔绰，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名气不敌他的人编了首歌讥讽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农业部士气特别高昂。新上任的总顾问杰罗姆·n·弗兰克招收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有瑟蒙德·阿诺德、艾毕·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门的人对他们赞赏有加，认为其中大部分人未来前途无量，特别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韦尔都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乐工作室秘密见面。他们会对新政府进行研究，却没有头绪。这不足为奇。莫利那时被看作是一个激进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强烈反对在外交场合承认苏联的合法地位。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挑起了阶级对立，口气好像阿尔·史密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还是总统先生。在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偏向经验主义，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银行业的颓势后，罗斯福实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削减退伍军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员（包括国会议员）的薪资。

然后，他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获得了保守派的好评。但共产党的一名发言人将此举称为“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则称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的意味”。但是，罗斯福很重视民间资源保护队，在军队的支持下，此举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个组织由麦克阿瑟负责组建。乔治·c·马歇尔上校负责南方17个团队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分管宾夕法尼亚州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忽视了政治因素，让共和党人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落得个办事不力的印象。）最后，250万青年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穿上了草绿色的制服。他们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完成了罗斯福的构想。

4月19日，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此举却并未获得右派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阿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胡扯本位”。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总统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但是，美元贬值11.5%，当年夏天继续贬值17%后就稳定下来。这时，欧洲已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美国再次拥有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得明白。查尔斯·盖茨·道斯拍手称快，共和党领导人也拍手叫好。罗素·莱芬韦尔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废除金本位制的决定把全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份罕见的公开声明里，摩根本人也表现出对罗斯福决策的声援：“看到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很高兴……显然，想消除‘大萧条’的阴霾，就要反对并打倒主张通货紧缩的势力。”

任何决策，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在地，意指华尔街金融势力）的欢迎，就谈不上革命性或者开明。直到3月下旬，罗斯福才明确变为“左”倾。那时，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并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签署了这两项法案。《农业调整法》显然是针对艾奥瓦州农民暴动事件制定的，该法案采用减少产量的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补贴农民、让他们少种地的做法，有违常理。亨利·华莱士的这段话道出了上百万人的心声：“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的办法。庄稼长得正好，却要毁坏，实在有悖常理。”4个月后，他却不得不下令屠杀600万头小猪。他自己对这样的做法憎恶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当，留下了这样的烂摊子。（罗斯福开玩笑说，要给猪实行计划生育。）

从长远影响的角度看，联邦政府主持救济引起的争议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犀利地指出：“参议员们，人们天天需要吃饭，不是等到长远后才吃。”霍普金斯是个身形瘦削的高个儿，头发蓬乱，惯于冷嘲热讽。“大萧条”时，他在纽约做社工。新政期间，他一直和罗斯福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能进入政府工作，离不开贵人的引见。最初，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根本见不到总统。在纽约参加一个名流聚会时，他看到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场，便恳请她到楼梯间说话。当时人声嘈杂，只有那里比较安静。霍普金斯向她解释了联邦救济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将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将他的方案提交给了国会。见此方案，共和党人无不震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斥其为“社会主义”，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l·比第惊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的上帝不灵了，罗斯福扭转颓势的时刻已到。5月22日，罗斯福将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开始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虽然，领导人几经变更（先是霍普金斯，后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机构名称多次调整（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工程署），但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一直持续到1942年。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确保没人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说：“我花两美元到市场上买一只鹦鹉，一天时间它就能学会‘发救济，发救济，发救济’，但鹦鹉永远也不会懂其中的经济问题。”反对救济的人对这项政策不以为然，他们可不会用“发救济”这样温和的字眼。北方血汗工厂的老板和南方种植园的园主都愤恨不已，这个措施让他们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对上层中产阶级评论家来说，接受救济者总是懒洋洋地倚在铁铲或耙子上，这些评论家最大的成就是曲解了一个意义模糊的词。真相是，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做证时，一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说，他教过失业者如何制作一种叫“boondoggle”的手工制品。1925年，“boondoggle”这个词由北方的一个童子军团长创造，用来描述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手工，比如将绳子编成带子。谁知不久之后，全国的报纸都开始发表社论嘲讽搞救济就像“做boondoggle”。报纸影响巨大，数百万读者直到今天都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所谓的成绩不过如此，他们只是给失业的人找点儿事做，至于这些事有没有意义倒是其次。

实际上，霍普金斯和伊克斯都很鄙视游手好闲的懒汉。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工作，有辱人的尊严。他喜欢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依靠救济，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人们确实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署将资金投入到3万多个新政项目中，比如支付教师薪资，修建供水系统、邮局、桥梁、铁路、机场、下水道、涵洞、公共泳池、运动场、操场、发电站和火车站等。霍普金斯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美国10%新修的道路中有他的汗水，35%新建的医院中有他添的砖加的瓦，65%新修的市政厅、法院和医疗设施离不开他的出谋划策，70%新建的学校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重视。因为他，丹佛建起了水利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谷建起了防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岛有了通往佛罗里达州内陆的公路和桥梁。

公共事业振兴署（及其前身和后继机构）率先投资那些私营企业力所不能及的项目，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明显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哈得孙河下建起了连接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的林肯隧道，曼哈顿区和长岛之间建起了三区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改用电力牵引，第一批柴油机开始研制。华盛顿有了动物园、林荫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卡马里洛精神病院在加利福尼亚州拔地而起，诺克斯堡金库在肯塔基州建成。旧金山建起大人小孩都喜爱的游乐场，达拉斯市兴建了迪利广场，圣路易斯市有了温室花卉展馆，哥伦比亚河上筑起邦纳维尔大坝，科罗拉多河上建起博尔德大坝。在建造博尔德大坝时，公共事业振兴署近200名员工因公牺牲。共和党人也对这个水坝充满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掌控国会后，立即将其更名为胡佛大坝。这些工程耗资总计不到200亿美元，仅为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国防部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之后的报道，那几年军费拨款极少，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人，许多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都会荒废。而且，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经济在“二战”时期和战后阶段都不可能有那样蓬勃的发展。如果“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没提出那样的设想，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就不会存在，更不会有结束“二战”的那两枚原子弹。原子弹有利有弊，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肯定会突破研制核武器的难关。当然，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研制原子弹。一开始，田纳西河流域建起的多座大坝，向流域居民提供和销售电力。最后，这项工程避免了300万英亩土地被河水冲蚀，让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倍增，工程所耗资金也以缴纳联邦税收的方式全部偿清。田纳西河流域工程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将其变为现实的人是罗斯福。罗斯福那时才刚上任，尽管杂事繁多，但他写信告诉诺里斯：“马上拟出紧急法案，写好就开始。”他希望诺里斯可以过来和他谈谈“田纳西河流域发展”计划。有这样的总统在，人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有些事确实不可能。银行可以挽救，农民可以补贴，饥饿的人可以喂饱，不羁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轻松解决工业问题。罗斯福不是没有尝试过。国家复兴管理局便是新政中全力以赴的一次尝试，纵然收效甚微，但并非一败涂地。它鼓舞了人心，增强了劳工组织的影响力，最终也对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它没有达到罗斯福的期待（事实如此），但至少让全国暂时如战时一般团结起来。国家复兴管理局就像一支士气高昂的球队，上场前被寄予厚望，最后却以惨败收场。休·约翰逊将军的比喻很巧妙：“一开始是点点火光，后来却是猛烈攻击。就像有的蠢蛋，冲动地走上断头台，又期望铡刀突然坏掉，可以侥幸逃生。”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被罗斯福任命为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负责人。也许，就是他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限制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发展。凡是妨碍他的人，他都肆意诋毁，说那些人“血液里有耗子的破坏因子”，又说“国务院里的人打扮得油头粉面”，“全是一群谎话连篇、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生意人”。他还把商务部大厦的办公室比作联合车站的收费公厕，因此得罪了胡佛。但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首次提出这个设想时就考虑到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说，希望企业和政府间形成“计划性的合作关系”。政府“在行业中大部分从业人员的支持下，防止不公平竞争，并遵守当权者制定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标是消除殊死一搏的竞争，停止对妇女和童工的剥削，这样的做法是正派商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按行业规定，对垄断的抨击要停止，还要恢复协定物价的做法。工人不由得忧心忡忡。于是，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建议约翰逊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添加第7条第1款历史性的规定：劳方可以通过工会，集体性地与资方谈判雇用条件。从而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的工人运动。大企业主预感这一条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强烈抗议。于是，罗斯福将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召集起来，一起协商法案的具体细节，最终达成协议——第7条第1款原文不动。但这并不代表胜利的开始，企业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议员没有提出改动，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应该禁止所有自由竞争。时任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经理的拉尔夫·弗兰德斯表示，他们“完全相信限制竞争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完成得极其出色，所以1933年已过大半，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亨利·华莱士曾告诉约翰逊关于雷鸟的故事，并以印第安人的意符为基础画出一只蓝鹰，还在下面写下“人尽其职”。他警告媒体：“愿上帝宽恕那些触犯这只蓝鹰的人。”凡是遵守这种规定的公司都可以在建筑外面挂上蓝鹰的标志。消费者也在挡风玻璃上贴这个标志，《时代周刊》每星期的封面上也会印上这个标志。4个女孩子甚至把蓝鹰刺在了背上。在旧金山的一个棒球场里，8000个孩子排出一只巨大的蓝鹰标志，巴斯比·伯克利也不甘人后，改写了《华清春暖》的最后一幕，让鲁比·基勒、迪克·鲍威尔、琼·布朗德尔和好莱坞全部临时演员先后排列成美国国旗、罗斯福肖像和蓝鹰的形象。蓝鹰受到热捧，风靡一时，约翰逊也忙着在全国各地签订合约，一切看起来郑重其事。

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到当年仲夏，100多万雇主执行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章程和工资规定，雇用了900多万工人，但这些雇主一般都来自小企业。6个星期的努力劝说后，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零售和建筑这十大行业里，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新政领导群体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制定的那套法规烦死了。”煤矿的保安人员并不理会蓝鹰法规，照样对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产的林肯汽车卖了，买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统宣布政府部门只能和符合国家复兴管理局规定的公司合作。一个记者问约翰逊那些不执行规定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约翰逊擦掉嘴边的啤酒沫，凶巴巴地说：“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之后，将军改变了他的策略。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活动，为所有雇员争取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时间、12美元的周薪，之后还要制定正式法律。1933年7月24日，在第三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打仗时，夜袭的士兵会在肩上戴一个鲜艳的徽章，便于区分敌我，以免误伤战友。按这个标准，那些与政府合作，参与了这项运动的人也要一眼就能看出。”罗斯福的这番话意思很明确，要么尽忠职守，要么保持低调。全国复兴运动逐渐展现出一种传播福音的性质。波士顿市市长詹姆士·迈克尔·柯利将10万名儿童集结在波士顿公园，带领他们宣誓：“我宣誓，要做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成为全国复兴运动中的一分子。我只会在蓝鹰商店里购物。我会让家人在9月购物，并只购买美国产的商品。我会和罗斯福总统并肩作战，让人民再次过上好日子。”

每个有公民荣誉感的社区都举行了支持全国复兴运动的游行。这时，花车五彩缤纷，乐队唱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一路欢歌。纽约的庆祝活动尤其隆重。25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整整走了10小时，沿途观众有200万。交响乐团指挥瓦尔特·达姆罗施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带领着演员队伍，阿尔·乔森走在电影动画从业人员队伍前列。游行队伍里有1000名理发师，10000名银行家、经纪人、证券交易员，20000名成衣工人。在阅兵台上，人们放飞了50只信鸽，希望将美好的祝愿带给罗斯福总统。夜幕降临，第五大道华灯初上，参加游行的人络绎不绝地从华盛顿广场走过来。这些人当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员、警察、图书管理员、药剂师、图书出版商和酒吧侍者等。纽约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纽约之外的地方，人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77岁的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方，呼吁道：“我们应该听从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指挥，因为我儿子雷厉风行，改革到哪里，谁也猜不到。”全国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充满信心与希望。海伍德·布鲁恩写道：“当人群排成长龙，摩肩接踵时，众志成城的情绪就形成了。”忽然之间，足足200万份法典草案潮水般涌进约翰逊的办公室。各大行业都加入进来，唯有汽车和采煤业迟迟不动。但最后，汽车（福特公司例外）、采煤业终于妥协。跟随全国的潮流，连胡佛总统都加入了。

但是，疾行的船终遇逆风。胡佛心思一转，认定国家复兴管理局奉行的是极权主义。商人贬其为“鬼鬼祟祟的社会主义”，工会领导认为这是“商业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说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英文简写其实是“禁止复兴”的意思。《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投稿人在4个州做完调查后发现，挂着蓝鹰标志的公司实际违背了之前签订的法规。在700条法规中，有568条是关于协定物价的，这可能是霍普金斯之前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将国家复兴管理局描述为：“极度的中央集权和独裁作风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厌恶情绪。”

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初，专栏作家和企业家还巴望总统变成独裁者。不同的是，现在罗斯福扭转了全国的局势，他的成绩显著，但人们的挑剔也不少。在罗斯福初到白宫的4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工业生产指数从59提高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创造出的市场”。3月时，人们力不从心或惶惶不安，无力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翅膀硬了，敢于说话了。《科里尔周刊》说：“我们经历了一场改革，结局很好。”《文学文摘》杂志欢呼道：“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增值了数百万美元。小麦、玉米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数百万钞票飞进了饱经贫苦折磨的农民的口袋。”美国农业调整管理局促成了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但《文学文摘》杂志并没提到它的功劳。只有《纽约时报》指出，罗斯福不但化解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危机，还取得了个人的胜利。对于美国人民来说，罗斯福能够呼风唤雨，力量无穷。全国人民蓄势待发，等待着他下达指令。罗斯福发表了一场场振奋人心的演说，取得了一个个巨大的成就。人民敬仰他，称颂他，说他是上天派来拯救这个时代的英雄。雷·莫利说，罗斯福救活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也完全改变了。罗斯福坐车到国会山时，热情的群众会鼓掌欢迎。理查德·杰维斯是名特工，担任过4年胡佛总统的警卫。见到这样的场面，他高兴地说：“这样的情景再次出现，真是让人欣慰。”8月，总统兴高采烈地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告：“我给大家带来了重大喜讯。”原来，自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了长期公债，总共5亿美元，年利息3.25%，认购总数高达公债发放规模的6倍。一年以前，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不管赫斯特报系怎样诋毁，这是工商界对新政有信心的铁证。1929年以来，商人第一次为期票贴现。为什么不呢？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罗斯福带领人民走出“大萧条”的决心。国会唯罗斯福马首是瞻。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表示：“依我看，在基于法理的前提下，如果最高法院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行动，宪法中有切实的条款可以赋予它这样的权力。”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吗？他都不懂，还有谁懂？那就只剩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但可惜的是，没人想到去问他。

美国人小像：埃莉诺

她的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了名的美人。她是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出生于1884年，因为生得丑，人们都为她叹气。

她是个胆小鬼。客人来时，她就躲起来，紧张得咬手指。这时，母亲就会叫：“老奶奶，快出来吧。”一边向客人解释：“这个孩子脾气怪，又老成，我们就叫她老奶奶。”听了这话，她羞得想钻进地缝里。

8岁时，母亲因白喉离世；9岁时，父亲因酗酒撒手人寰。她就跟着管教严厉的外婆生活。因此，15岁以前，她都没有同龄的朋友。

18岁时，她进入社交圈，引起一阵轰动。她是个6英尺高的大个儿，声音又亮又尖，门牙前突，素面朝天。她很情绪化，有时无来由地哈哈大笑，有时兀然落泪，家人因此揣测她精神有问题。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她求婚了，但是他的母亲一直不应允，反对了三年才同意两人的结合。

1905年3月17日，伯父西奥多代表父亲，牵着新娘走上圣坛。埃莉诺精力充沛，和伯父很像。人们却认为一个女人不应有这样的性格，只顾笑话她，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有人问她，做家务是不是很头疼的事，她便回答道：“我每天最多花15分钟做家务。”但是，她也很忙碌，忙着救济穷人。1913年，在她离开家的一段日子里，年轻的丈夫罗斯福爱上了她的兼职社交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嫁给了一个叫拉瑟弗德的有钱老头。1921年，小儿麻痹症导致罗斯福双腿瘫痪。母亲萨拉希望他就此放弃社会活动，回到海德公园休养。但是，医生告诉埃莉诺，罗斯福应该回到政坛，她可以做他的得力助手。两个女人僵持不下。埃莉诺参加了妇女劳工联盟，加入民主党后便退出。她告诉罗斯福，他一定要成为州长。萨拉对家里的事情一贯大包大揽，现在却不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她写信给兄弟说：“现在是埃莉诺当家了。”

之后，罗斯福果真当上了州长，后来又当选总统。

就职典礼上，罗斯福为美丽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安排了前排的位置，还派豪华车去接她。

就职典礼后，埃莉诺参观了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还同他们一起唱歌。之后，远征军说：“胡佛派来了军队，罗斯福却派来了妻子。”

总统没时间巡游全国，所以第一夫人每年跨越4万英里，各地演讲，参观贫民窟、幼儿园、游乐场和农舍。回来后，罗斯福总要仔细询问她一路的情形。他打趣地称呼她为“特工罗浮”（意为漫游者）。

“天哪，总统夫人来了！”在《纽约客》的一幅漫画中，一个矿工双眼圆睁，吃惊地对同伴说道。

埃莉诺不在家的时候，露西就会来看望总统先生。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星期会在白宫二楼的条约厅举行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我的日子》在全国135家报纸上发表。《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一期都有她编写的问答调查。她还是广播名人，名气只在罗斯福之下。她每星期会做两次广播，由甜心香皂、席梦思弹簧床垫、佳期迈威建材、塞尔比皮鞋和旁氏冷霜卸妆膏的厂商赞助。她将广播所得收入全部捐给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有一次，她在白宫同时举办两场招待会，不得不两边跑来跑去。

罗斯福会在乔治敦和阿灵顿市郊外的路上约会露西。坐火车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路上，罗斯福的专列会特意折到新泽西州少有火车经过的阿拉默奇，那样他就可以去露西家看望她。

埃莉诺现在明白了，她既无法和罗斯福谈一场火热的恋爱，也无法和他保持亲密的夫妻感情。

她最喜欢引用一句话：“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

在敬慕者的眼中，她身兼数职，在母亲、妻子、政客、女政治家、记者和第一夫人多个角色间游走。比起丈夫，她打破了更多陈规，她对贫民更有同情心，政治上更加偏“左”。有一次在海德公园，她和丘吉尔辩论战后保持世界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这需要英美两国携手努力，而她说，想维持和平，就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的评论家，说她爱管闲事、充满空想、心肠太软。漫画家还将她画成粗鄙的样子丑化她。讨厌她的人尖酸刻薄地说：“埃莉诺一口龅牙，隔着篱笆都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说她是个麻烦的人。她老给他写信，还要他邀请某位叫苏西·格洛茨的女士来使馆喝茶。

一次，她问罗斯福，自己快言快语会不会对他有不利影响。（当时，她正在为美国公民争取加入共产党的权利。）他朗笑一声：“怎么会呢，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后来，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病逝。那时，她正在华盛顿参加妇女界积极分子的会议。

回到白宫后，她发现在他弥留之际，露西一直陪伴他左右。她伤心落泪，但很快就振作起来。

父母、婆婆、丈夫都没有给过她怜爱，现在，她只关心人类的幸福。她继续写专栏，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坦慕尼协会，成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时期，她一年又一年被选为美国妇女最尊敬的榜样。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她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性。

74岁时，她写道：“作为世界领袖，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我们要倾尽所学，努力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如果坚持这样的目标，我们就无所畏惧。”

4年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艾德莱·史蒂文森评价道：“她的热情温暖了整个世界。”联合国大会为她默哀。她与丈夫合葬在海德公园故居的花园里。罗斯福以后的3任总统都在她的墓前垂首默哀。在这对夫妇的坟墓前，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她选的一句话：“我们唯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在墓前出现过。早在14年前，她就在纽约市的一家医院过世了。

最接近这个纪录的是30年后的一位高官——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他也只会接25个人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