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译
在我们采访他时，劳伦斯·费林盖蒂已经九十九岁了。等访谈发表的时候，他就一百岁了。与此同时，双日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第三部小说《小男孩》（littleboy），这是一部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出版商更希望它是一本回忆录。费林盖蒂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心灵的科尼岛》销量超过一百万册，他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反主流文化的偶像，以其与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合作以及他联合创办的书店/出版社“城市之光”而闻名。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他几乎取得了所有成就——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接受《巴黎评论》访谈的前景仍然能唤起他的文学抱负。
费林盖蒂于一九一九年出生于纽约的扬克斯，基本上算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是由他的一位姨妈抚养大的，先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后来在纽约的布朗克斯维尔——她在那里把他交给了她富有的雇主比斯兰德一家照顾，后者则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费林盖蒂于一九四一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爆发，他进入海军军官培训学校学习，成了一艘潜水艇上的指挥官。他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并被派往太平洋参加计划中对日本的攻击，但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后，该计划被取消。几周后，他去视察长崎遭受的破坏，这段经历给他注入了坚定的和平主义，播下革命意识的种子，使他成为诗人和出版人。
战后，在《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的资助下，费林盖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期间，他开始诗歌写作和翻译，并开始绘画，这是他毕生的一项追求。一九五一年，他回到美国，迁居旧金山。一九五三年，他与彼得·d.马丁联手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纯平装书书店“城市之光”（citylights）。一九五五年，费林盖蒂发表《逝去世界的画卷》（picturesofthegoneworld），同时出版了“城市之光”的第一本书，以及“口袋诗丛”系列的第一册诗集。一九五七年，他因出售“口袋诗丛”的第四册即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其他诗》而遭逮捕，并以传播淫秽品罪受审。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为费林盖蒂进行了成功的辩护，这成为终结美国文学审查制度的关键战役之一。除了《小男孩》，费林盖蒂此前还出版过两部小说和十几本诗集，以及戏剧、翻译作品、旅行日志和书信集。
我们的采访在二〇一八年夏天进行，前后花了好几个星期，地点在费林盖蒂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就一直居住的北滩公寓。近年来，黄斑病变损害了他的视力，以至于他再也无法阅读，这位曾经的活跃户外运动爱好者被迫放弃了在旧金山的长距离步行和自行车骑行运动。然而，即便如此，他看起来也远不到一百岁的样子。他的身姿依然不显佝偻，他的握力依然很是强劲，所有试图说服他使用手杖的尝试都被拒绝了。在他人的协助下，他仍然继续写作，并保持着活跃的社交和职业生活。尽管名声在外，他却似乎没有任何膨胀的自我意识。
——加雷特·卡普尔斯sup/sup，二〇一九年
劳伦斯·费林盖蒂的一页手稿
《巴黎评论》：你想从巴黎开始。你什么时候去那儿的？是一九四……
劳伦斯·费林盖蒂：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依据《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我在巴黎的索邦大学攻读研究生。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其他存在主义者当时还很热。
《巴黎评论》：你见过萨特或他们中的任何人吗？
费林盖蒂：我经常看见波伏瓦和萨特坐在利普餐厅，就在圣日耳曼大道花神咖啡馆的对面。他们流连于二楼，在游客开始拥来前，他们不得不逃到城里其他地方去。而我是一个学生，我还不打算走上前去跟萨特先生进行文学对话。我可以看到他在向服务员示意，然后我就从那里溜走了。
《巴黎评论》：你当时懂法语吗？
费林盖蒂：法语是我的第一语言。很小的时候我就住在法国，和我母亲的一个亲戚住在一起，我母亲生病了，她没法照顾我。我们住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一个小城，就是德雷福斯上尉sup/sup出生的那个小城。
《巴黎评论》：对于小时候搬去法国和回到美国，你有什么记忆吗？
费林盖蒂：没有，我还太小。我记得在五层楼的阳台上，有人把我抱着，那是法式古典建筑的阳台。我们站在阳台上，阅兵式游行队伍正在经过。那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这就是我对于斯特拉斯堡的全部记忆。
《巴黎评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英语的？
费林盖蒂：我不知道。我大概才把它捡起来。
《巴黎评论》：你认为先说法语后说英语对你的诗歌有什么影响吗？
费林盖蒂：不是很多。我的意思是，具体的某个诗人——比如阿波利奈尔——当然影响了我的诗歌。
《巴黎评论》：他的哪首诗对你来说很特别？
费林盖蒂：嗯，你知道的，就是那些著名的诗。《米拉波桥》。
《巴黎评论》：我知道桑德拉尔sup/sup对你来说也很重要。
费林盖蒂：哦，是的，桑德拉尔。我读过他的一本书，书中说他经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俄罗斯到达西伯利亚。我也做过同样的事，心想他可真是了不起，竟然完成了那样一次旅行！现在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完成了，还是那是他编造出来的。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写诗的？
费林盖蒂：在到巴黎之后，我才真正开始的。这事深受t.s.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的影响。我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发表的。我想它们都存在伯克利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某些蓝色笔记本里了。
《巴黎评论》：在你成为诗人的过程中，翻译诗歌的经历起过很大作用吗？
费林盖蒂：是的，我当时在翻译雅克·普列维尔sup/sup。他是很容易翻译的。他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写作。多年以后，我把他的《假释》（paroles）作为“城市之光”的诗集翻译出版了。“城市之光”最终成为他许多年里在美国唯一的出版商。
《巴黎评论》：你见过他吗？
费林盖蒂：从来没有。几年之后，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可能是他在喝醉之后写的——寄自里维埃拉的某个地方。但那是在我们的版本真正传播开来之后。他一定是拿到了一册。
但无论如何，“二战”后的巴黎和今天是如此不同。那时巴黎在德国的占领结束后仍然处于休克状态。在一九四七年，你会看到成排的人提着他们的小桶等着取他们的那份牛奶。直到五十年代，巴黎才真正恢复正常。乔治·惠特曼创办了莎士比亚书店sup/sup——最初被称为“西北风书店”（lemistral）——就在今天的莎士比亚书店的同一位置，在左岸，巴黎圣母院对面。乔治·惠特曼可能是我一生中所遇见过的最古怪之人。
《巴黎评论》：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费林盖蒂：他有个妹妹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我决定去巴黎时，她给了我他的地址。他住在圣米歇尔大街一家叫苏伊士旅馆的三等或四等旅馆里。那简直是一个废料场。乔治住在一个大约十二平方英尺的房间里，书从三面墙一直堆到天花板。他坐在一把破椅子上，用一个斯特诺牌的固体酒精罐煮午饭。那应该是一九四七年底。我想，他创办“西北风”是在几年之后。然后，一九六四年，在同一地点，他意识到莎士比亚书店的拥有者西尔维娅·比奇已经不在人世，于是出去买了一块黄铜名牌，开始把自己的书店称作“莎士比亚书店”。他和西尔维娅·比奇没有任何联系，尽管他有一个女儿，他给她取名“西尔维娅”。他女儿现在经营着这家书店。
《巴黎评论》：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什么？
费林盖蒂：我拿到了研究约翰·罗斯金和透纳的硕士学位。罗斯金写过许多书，合为《现代画家》系列。整个系列的主题是，在中世纪绘画里没有光。一般来说，绘画是完全黑暗的，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天空中才开始出现一点点光亮。几个世纪过去，越来越多的光出现在画布上。因此，当透纳在十八、十九世纪出现时，光涌现了出来。在透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绘画几乎都是纯粹的光，几乎没有任何具象。
有人在敲我的门，你介意我去一下吗？可能是邮差……哦，是我的新小说的校样，《小男孩》。
《巴黎评论》：这是一本意识流风格的书？
费林盖蒂：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巴黎评论》：你认为它是一本回忆录，还是一本小说？
费林盖蒂：哦，不，不是回忆录！双日出版社的编辑盖里·霍华德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用的是“回忆录”这个词，我对他强调这不是回忆录。我认为这是一部在其中虚构了一个“我”的小说。我所做的类比，就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一样，里面是一个想象性的我。斯蒂芬·代达勒斯有点像想象性的詹姆斯·乔伊斯，这本书绝对是自传性的。我真的很喜欢《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最后一页。它是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几页之一。我一度几乎能全文背诵。
《巴黎评论》：好吧，回到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光。那些年你住在哪里？
费林盖蒂：我在格林威治村几个不同的地方都住过。
《巴黎评论》：你还记得当时纽约的文化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费林盖蒂：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海军待了四年，我对纽约文学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去过阿尔贡金酒店，因为我知道，那是文学界大佬们经常去的地方。我偷偷四处张望，希望能见到一些战前的“圆桌骑士”。我记得一些名字，像海伍德·布鲁恩sup/sup。但我从来没有想方设法去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尽管我在那里逗留过几次，在那些小房间里。哪里都看不到阿尔贡金人sup/sup了。
《巴黎评论》：那时候你去听过什么音乐会吗？
费林盖蒂：以前我经常去卡内基音乐厅。甚至当我在海军服役时，在我回纽约度假的时候，我也会去卡内基音乐厅。除了管弦乐队，还有很多音乐会和室内音乐。下船后，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听古典音乐会。
《巴黎评论》：你四十年代听过爵士乐吗？
费林盖蒂：不，我没有。我太正统了。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费林盖蒂：我真的是被耽误了。现在我真希望我能去巴黎的法兰西艺术院，但我选择了文学路线，索邦大学。我离开巴黎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五〇年底，那是我成为一名画家的开始。我在巴黎画了一幅画，一幅很小的画，叫作《二》（deux），它被展出过好多次。
《巴黎评论》：从离开巴黎到你来旧金山之前，你走过一段怎样的路？
费林盖蒂：我在纽约停留，收拾我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但我几乎是直接到了旧金山。我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到达的。
《巴黎评论》：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旧金山？那时你就知道这将是一次长期的迁居吗，还是你只是想看看？
费林盖蒂：不。我肯定是打算迁居西部的。在五十年代，旧金山还是最后的边疆地区。在这里，一切都是开放的。
《巴黎评论》：你是乘飞机，还是坐火车来的？
费林盖蒂：坐火车。那时还没有飞机航班，据我所知，至少是没有商业航班。我坐火车到奥克兰购物中心，再坐渡轮到了渡口大厦，然后肩膀上扛着一个袋子走向市场街。我对旧金山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葡萄酒之乡。我知道威廉·萨洛扬sup/sup住在那里——我读过《我的名字叫亚兰》。他是我唯一读过的旧金山作家——我当时还没读过斯坦贝克的任何作品，直到后来才读了亨利·米勒。
《巴黎评论》：米勒那时已经在这里了吗？
费林盖蒂：他的作品只能在法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詹姆斯·劳克林sup/sup出版了米勒的《空调噩梦》，却不愿意出版他的《北回归线》。风险太大。他说他没有钱为它打官司。我想，对于他来说那本小说实在是太惊人了。
《巴黎评论》：你最初是如何接触到这里的文学圈的？
费林盖蒂：我刚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唯一的书店是类似保罗·埃尔德书店这种，在市中心。他们都不卖期刊。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在这里有文学社团的存在之地。这里的书店都在五点钟关门，周末不营业。一个文学人士能做什么？他应该去哪里？从一开始，一九五三年彼得·迪恩·马丁和我创办“城市之光”书店时，我们的想法就是为文学界创造一个场所。我们曾经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刊登过一个一英寸大小的广告，上面写着：“文学界的聚会之地，始于一九五三。”这就是我们起初的设想。
《巴黎评论》：你最初是怎么认识彼得·马丁的？你把你翻译的普列维尔给了他的《城市之光》杂志发表，对吧？
费林盖蒂：那是一九五三年。我已经在内河码头有了自己的绘画工作室，在使命街九号那栋很旧的奥迪弗德大楼里。我把整个挺大的顶楼作为工作室，每月要花费二十九美元。我以我妻子柯比为模特画了一幅画，在那个工作室。那是我最早的真正的大型画作之一，有六英尺高。在角落里，有一个大肚火炉用来取暖。那里一楼以上都没有电，所以我们只能在白天工作。在同一层楼，还有其他画家，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很有名。弗兰克·洛德尔，他后来成为旧金山具象派画家之一。从我的前窗可以俯瞰海湾。那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室，就像我还身处巴黎一样。
《巴黎评论》：你是如何开始在这里结识诗人的呢？是通过给《城市之光》投稿吗？
费林盖蒂：是的，就是这样。一九五三年六月，我从工作室出来，看到那家伙和一个朋友正在悬挂一块牌匾，“城市之光口袋书店”，就在“城市之光”如今所在的地方，哥伦布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我开车经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了下来。那时候，停车没有什么问题，北滩到处都有很多位子。我走到街对面，告诉他我的名字，他说，哦，你给我寄过一些普列维尔诗歌的翻译。他将它们发在了《城市之光》上。我就是这样和彼得·马丁取得联系的。
彼得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开一家平装书书店。直到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平装书，只有凶杀悬疑小说和一些堪称垃圾的东西才会有平装本在报摊上出售。那是平装书革命的开端。第一批高质量的平装书，只有几家出版商在做。然后，它真正流行开来，所有的纽约出版商都开始这样做。开一家全平装书店的想法堪称天才之举，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正好赶上了未来的浪潮。彼得说他需要五百美元的启动资金。我说，好吧，我有五百美元。于是我们握了握手，就是这样。我们就这样成了合作伙伴。一年后，他离婚了，搬回纽约，开了一家“纽约客书店”，他经营了很多年。
《巴黎评论》：你是一直以来就打算通过开书店成为一名出版商吗？
费林盖蒂：嗯，我不仅仅想开一家书店，我还想成为一名出版商。在法国，最大的出版商最初通常是开书店的。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进程。
《巴黎评论》：你是在创办“城市之光”之后，才遇到像肯尼斯·雷克思罗斯sup/sup这些人的吗？
费林盖蒂：是的。文学团体开始走到一起。至于说我是怎么认识雷克思罗斯的——我的妻子塞尔登·柯比-史密斯来自南方腹地。她的祖父埃德蒙·柯比·史密斯将军是内战中最后一位投降的将军。但是她已经摒弃了南方——对邦联之女联合会sup/sup来说，她毫无用处。她去了斯沃斯莫尔学院，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位朋友，霍莉·贝伊（hollybeye），后者后来搬到了旧金山。贝伊是一位成名的诗人，谁都认识。她带我和柯比参加了一个周五“社交晚会”，雷克思罗斯是这么叫它的，地点就在他家里，位于老菲尔莫区斯科特街二百五十号。菲尔莫区当时完全是黑人区，雷克思罗斯有一间很大的旧公寓，下面就是杰克唱片行。我独自一人又去过几次。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完全处在一种敬畏状态中。雷克思罗斯似乎拥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我就坐在后面听着。那里有罗伯特·邓肯sup/sup、杰克·斯派塞sup/sup以及许多其他诗人。菲利普·拉曼蒂亚sup/sup也会出现。
雷克思罗斯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但是有一半都是他编造的。比如，我想他说过，哦，奥斯卡·王尔德来旧金山的时候，我见过他。如果你细查一下，就会发现王尔德来旧金山压根是雷克思罗斯出生之前二三十年的事情。
《巴黎评论》：是的，那是一八八二年。
费林盖蒂：这是典型的一例。雷克思罗斯在kpfasup/sup有一个读书节目。他不愿提前准备。你会听到他在广播中打开包裹，然后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刚刚拆封的那本书。他似乎可以长篇大论地谈论任何你能想到的作家。我在kpfa上听雷克思罗斯的节目，学到了很多东西。
《巴黎评论》：我们可以说雷克思罗斯影响了“城市之光”的出版书目吗？
费林盖蒂：哦，是的。在那些年里，雷克思罗斯是旧金山诗人的家长。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他的影响力都是主要的。他的作品由“新方向”出版，而“新方向”被认为是诗歌的象牙塔。
《巴黎评论》：那金斯堡呢？他对书目有影响吗？有没有作家是他介绍给你并最终获得出版的？
费林盖蒂：有的，艾伦真是太慷慨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推动者，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推荐了一大堆诗人；如果没有他的推荐，这些诗人永远不会得到出版。
《巴黎评论》：我猜他给你带来了一些书，比如卡尔·所罗门sup/sup的书。
费林盖蒂：哦，是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城市之光”被东海岸的出版社忽视了吗？我是说，让我吃惊的是，《巴黎评论》直到现在才来找你。
费林盖蒂：我来自纽约，在我还是一个孩童时，哈德逊河以西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思议的。它们就是不存在。这让我想起一张很棒的《纽约客》封面，那张封面呈现的是曼哈顿，那就是你看事物的立足点，然后，越过几座山是西海岸，中间是一个大沼泽。作为一个纽约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现实。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发现你出版的书很难在纽约的出版物上得到评论？
费林盖蒂：你在开玩笑吧？在艾伦·金斯堡变得声名狼藉之前，我们在纽约压根没有得到过任何评论。我自己的书，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心灵的科尼岛》，成了全国畅销书，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但它至今仍没有得到任何评论。
《巴黎评论》：是通过雷克思罗斯，你的书才被“新方向”选中的吗？
费林盖蒂：不，我不这么认为，尽管他一直在提醒劳克林接受它，并让他开始意识到旧金山正在发生什么，在诗歌方面。但我寄《心灵的科尼岛》的手稿过去时，不是寄给劳克林，而仅仅是寄给新方向出版社的。我不知道谁是管事的头儿。我没有附加任何人的推荐函就寄了出去。此前，我联系过巴贝特·多伊奇sup/sup，附上了《心灵的科尼岛》一个早期抄本。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过她的诗歌课，我想请她为我的诗集背书，因为我当时正在申请古根海姆基金。她回信说她的学生太多了，她不能为所有人背书，如此等等。所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巴黎评论》：而新方向出版社就这么接受了书稿？
费林盖蒂：我把它寄了过去，劳克林几乎立刻给我回了信，说他想出一个平装本。他们刚开始出版平装书。他们是在一两年前开始着手的。《心灵的科尼岛》第一版是用非常便宜的新闻纸印刷的，所以如果你见到一本第一版的话，会发现所有书页都发黄了。
《巴黎评论》：他出过很多这样的书吗？
费林盖蒂：不是很多。他没有在我身上冒太多的风险。
《巴黎评论》：既然我们在谈论《心灵的科尼岛》，那让我问一问你有关书名的问题吧。书名来自亨利·米勒，对吧？
费林盖蒂：是的。
《巴黎评论》：这是一个狂欢节隐喻，而你选择这个书名，是为了把它和你的纽约渊源联系起来吗？
费林盖蒂：不，不是特意如此。这是一个抽象的书名。
《巴黎评论》：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在《费林盖蒂最佳诗歌》（2017）中有一首诗，最初收在《遥远的心之四轮轻便马车》（1998）一书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证驾驶一辆不真实的汽车/在世纪之交/我父亲撞上了我母亲/在科尼岛玩开心碰碰车游戏时”。你的父母是在科尼岛认识的吗？
费林盖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碰碰车里，他们撞在了一起。但这不是我选这个书名的原因。如果在纽约长大，科尼岛就是孩子们梦想去玩的许多地方之一。我记得那里曾经有一条第三大道高架铁路，它后来被拆掉了，但这条铁路上的一列火车前部写有“科尼岛”字样。一个小孩子抬头望去，看到一列开往科尼岛的火车，他就会希望自己也在上面。在《心灵的科尼岛》里，有一首诗就是关于第三大道高架铁路的。
《巴黎评论》：是你在《读叶芝，我不思考》一诗中提到过的发现叶芝那本书的那列火车吗？
费林盖蒂：我还留着那本《叶芝诗集》，蓝色封面，白色内页，其中一页上用铅笔写着：“骑士，策马向前。”这句话写在叶芝位于爱尔兰西海岸的墓碑上。“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
《巴黎评论》：请跟我再说说你和新方向出版社以及詹姆斯·劳克林的关系吧。
费林盖蒂：劳克林是一个有钱人，他拥有一个滑雪胜地，还经常打高尔夫球。雷克思罗斯的作品已经由劳克林出版了，所以，他总是强力地劝导劳克林，要他知道文学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诗歌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而你对它一无所知，所以，离开你的高尔夫球场，关注一下诗歌界发生了什么吧，因为其他出版商正在参与其中。我是说，格罗夫出版社已开始发掘劳克林本应发掘的东西了。城市之光书店也是如此。劳克林从来没有出版过艾伦·金斯堡的书，尽管他告诉我，他本来有机会在我们之前出版艾伦的书。
《巴黎评论》：哦，这么说金斯堡曾经投稿给……
费林盖蒂：金斯堡的书对劳克林来说太离谱了，因为他是个新英格兰绅士，有绅士出版人的传统派头。他是最后一批伟大的绅士出版人之一。《嚎叫》和金斯堡对他来说都太过了。他告诉我，他之所以拒绝金斯堡，是因为他没钱在法庭上为《嚎叫》做辩护。
《巴黎评论》：你认识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特sup/sup吗？
费林盖蒂：哦，当然。我是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认识他的。由威伦茨兄弟经营的第八街书店最初就在格林威治村，巴尼·罗塞特和格罗夫出版社就在一两个街区之外。巴尼出版了很棒的书。
《巴黎评论》：在“城市之光”之后，旧金山本地的出版业情况如何？
费林盖蒂：我们帮助很多旧金山的小出版社搞发行。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列出一份小型出版社出版书目，我们将这份书目收在“城市之光”的出版目录中。人们可以通过我们订购这些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这给他们带去了一点国际发行量。
《巴黎评论》：你那时对戴夫·哈塞尔伍德sup/sup以奥尔汉出版社名义出版的诗歌感兴趣吗？
费林盖蒂：感兴趣，但他的书都太贵了。我从一开始就想做便宜的平装书。哈塞尔伍德、乔纳森·威廉姆斯以及其他小出版社的图书定价都很高。我不想做一个精英出版社。我对普通人更感兴趣。
《巴黎评论》：回到“城市之光”的出版目录，“城市之光”出版的第一本非口袋本诗人图书是肯尼斯·帕钦sup/sup的长篇小说《羞涩色情作家的回忆录》（memoirsofashypornographer）。
费林盖蒂：那是重印。我们并不是最初的出版方。我想，是雷克思罗斯让我去找了帕钦。我的意思是，正如我所说，雷克思罗斯是旧金山最重要的文学人物。我对他的建议非常看重。
《巴黎评论》：你喜欢帕钦的作品吗？你理解并喜欢它吗？
费林盖蒂：当然。如果我不喜欢，我就不会出版它了。它显然是异见者的诗歌。
《巴黎评论》：我看过“城市之光”的书单，你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玛丽·庞索特sup/sup、丹尼斯·莱维托夫sup/sup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作品。当时被认为是垮掉派的鼎盛时期，而你却出版了这三位非垮掉派诗人的作品。你从不认为自己是垮掉派出版人吗？
费林盖蒂：庞索特与垮掉派诗歌相去最远。我们是第一个出版她的作品的出版社，后来她又与阿尔弗雷德·克瑙夫出版社开始合作。她从来都不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但她是作为一位博学诗人出名的，在纽约讲授诗歌多年。
《巴黎评论》：你最初是怎么认识她的？
费林盖蒂：我受《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资助第一次去法国时，庞索特和她的女性朋友玛里·路易斯·巴雷特就在船上。柯比也在，她要去索邦大学学习一年的法国文明课程。庞索特和玛里似乎都活在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一书里。故事发生在巴黎的切尔切-米迪街。我想她们就在那条街上找了一套公寓。
《巴黎评论》：你在一九五八年首次出版了格里高利·柯索sup/sup、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鲍勃·考夫曼sup/sup。是什么吸引你出版他们的作品？
费林盖蒂：柯索在波士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他把它寄给“城市之光”，我想我回了信，却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然后，他亲自出现了。就这样，我们拿到了他的那本《汽油》（gasoline）。他不是艾伦·金斯堡的追随者。金斯堡来自纽约下东区，犹太人、激进分子、共产主义传统，而格里高利·柯索则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他唯一一次接受教育是在柯林顿州立监狱。格里高利来自街头，艾伦则来自一个知识分子传统。
《巴黎评论》：那考夫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