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特：但这就是它的吸引力所在，你不觉得吗？我说的窥私癖，不是指满足于观察生活而不参与其中。我说的是“偷窥狂”的意思，这让人很兴奋。你看到的是被禁止的东西，是绝对自然的、未经演练的东西；是不知道自己被观察的人。物理学告诉我们，被观察到的事物与未被观察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就是这样，我喜欢这个想法。
《巴黎评论》：有可能说清这本书有多少内容是杜撰的，有多少内容是真实的吗？
索特：我去过法国，也去过欧坦sup/sup，我确实认识这样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通常会提前准备一些东西以便写作。我不喜欢空手上讲台。有些表演者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不行。所以，当我打算坐下来写一页时，我喜欢提前把一些事情想好。如果那是一本书的话，很多事情都要事先想好。在写那本书之前，我记下了很多东西，有些取材自生活，有些“类似”生活，有一些是杜撰的。
《巴黎评论》：《光年》是一本有很多顿悟的书，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场游戏一次消遣》相似。它是由一系列发光的瞬间组成的。
索特：在《光年》里面，这些瞬间，比方说这些场景，本身就是叙事。它们就是作为叙事存在的。《一场游戏一次消遣》的情色片段遮蔽了其他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整本书。也许这两本书是同一种方法。
《巴黎评论》：你认为《光年》真正写的是什么？
索特：这本书是像石头一样被磨损的婚姻生活。一切美好的，一切平淡的，一切滋养或导致枯萎的事物。它持续了数年、数十年，最后就像从火车上瞥见的东西一样消逝了——这里的一片草地、一片树林、黄昏时窗口亮起灯的房子、暗下去的小镇、一闪而过的站台——除了某些不朽的瞬间、人物和场景，所有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消失了。动物死了，房子卖了，孩子长大了，甚至这对夫妇本身也消失了，但这首诗还在。有人批评它过于精英主义，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两人其实并不算多么出众。她很美，但那已经过去了；他是忠诚的，但没有强大到能抓住生活不放手。书名原本是“芮德娜和维瑞”——在我的书里面，女人总是更强大的那个。如果你能相信这本书，你会看到一个建立在婚姻之上的稠密的世界，一种封闭在古老围城中的生活——的确如此。它讲的是那些仿佛永无休止的岁月的甜蜜。
《巴黎评论》：有位评论家说，生活中的不完美或不纯粹很少出现在你的小说中。我觉得这显然说得不对，虽然这些人物追求完美，但那只是表面的完美，是这样吧？
索特：王尔德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这是句玩笑话，却触及了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即表象与实质、感知与真实之间的关系。
《巴黎评论》：我读到过，《光年》的写作灵感来自让·雷诺阿的一句话。
索特：“生命中唯一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记得的一切。”是的，我喜欢这个说法。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不过没关系，它验证了我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我想把生活中那些值得回忆的事情写成一本书。这就是我的想法。我想这本书的情节就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它对人和事的影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把这两个构思结合起来，我就能抓住这本书应该呈现的样子。它至今仍然不让人失望。我很满意。
《巴黎评论》：书中的维瑞似乎非常依赖女人的爱来获得幸福。那是他情感的庇护所。另一方面，芮德娜在跟男人分开的时候似乎是最快乐的。
索特：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女性都更强大。女人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得到快乐，但男人除了女人没有别的对象。
《巴黎评论》：有一次维瑞说：“实际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人们相信你在过的生活，还有另一种。惹麻烦的正是这另一种：我们渴望去过的生活。”
索特：这不就像爱伦·坡说的那本永远也写不出来的小书《我心赤诚》sup/sup吗？有一种被社会接受的、可以说是传统的生活，我们过着这种生活，讨论这种生活，多多少少还坚持着这种生活；还有另一种生活，思想、幻想和欲望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是不被公开讨论的。我相信，时过境迁，会有人开始谈论它，很可能还会在电视上谈，但总的来说，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巴黎评论》：北角出版社版的封面是勃纳尔sup/sup的油画《早餐室》。这幅画好像捕捉到了小说的氛围。
索特：我写东西有时候会想到某位画家，写《光年》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勃纳尔。他是个描绘私密和孤独的画家，不属于任何画派，一生都是在远离聚光灯、远离主流的环境中度过的。吸引我的不仅是他的画作，还有他的人格。
《巴黎评论》：从《光年》到《独面》，主题发生了巨大的跳跃。怎么会这样？
索特：《独面》不是我自己想到要写的一本书。它的血缘有所不同。是别人请我写的。关于这同样一群人的故事，我写过一个剧本，但事件经过和细节并不完全相同。我的好友罗伯特·金纳（robertginna）当时是小布朗出版社的主编，他很喜欢这个剧本，问我愿不愿意把它写成长篇小说。起初我没什么兴趣，但他说服了我。这解释了为什么它看起来有点偏离我的创作轨道。
《巴黎评论》：我想知道它从剧本到长篇小说有哪些变化？
索特：长篇小说的完成度要高得多。中心人物的原型是加里·海明（garyhemming），六十年代非常著名的登山家。他是那种朋友们都接触过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之一。他的身世背景有些神秘。我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包括阅读他的信件。他是个独行侠，做事有些不循常理，但他处理自己的信件非常细心。通过采访他的朋友，阅读各种材料，我对这个人有了相当的了解。书中的主要事件都是根据海明生前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他确实在德鲁号上指挥过一次非凡的营救行动。他上过《巴黎竞赛》sup/sup；他成了名。我想写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事实上，真正说服我写这本书的是法国电视台播放的一部片子。片长大约十分钟，是对海明的采访。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冬季汗衫，坐在夏蒙尼附近的草地上。当我看到他时，我突然意识到大家之前都在聊的是什么。他有种非凡的气质，有点像加里·库珀，那种朴实，还有他脸上的真诚。他身上有种东西仿佛是从灵魂深处在向你诉说。看完那十分钟，我对写本书的想法产生了兴趣，觉得我可以写。
《巴黎评论》：如果海明是兰德的原型，那么卡伯特是不是也有原型？
索特：哦，是的。另一位登山家是约翰·哈伦，他是同伴，也是对手。我们并不认识对方，但我们同时在德国做过飞行员。他死在了艾格峰。
《巴黎评论》：你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自己的登山经验？
索特：有一些。我随身带着铅笔和笔记本，但当时很少记录。总是有太多事情。和登山者在一起时听到的那些告解和轶事，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和罗伊·罗宾斯（royalrobbins）一起攀过岩，他曾是美国攀登界最重要的道德力量，也许至今还是。我和他一起去过欧洲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他很严肃，话不多，但在我看来他是个正派人。有一次，我们攀登一个显然对他来说没多少难度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很可怕。我们沿着一对裂缝往上爬，必须横越到另一对裂缝那儿。横向大概有六七英尺。展开双臂几乎可以够到。他过去了——当然是他带头——然后就轮到我。这是我能力的极限。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因为我正往下看——当时高度是我很关心的问题——我想，我做不到，我要掉下去了。这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们有绳索，真正让我绝望的是想到摔下去之后，无论如何还要再爬上来，再做一次。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我跟他说了我的感受。我问他，攀登过程中是否有过这种痛苦。他说，一直都有。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巴黎评论》：关于攀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索特：就是你来到这些地方，对自己说，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做不到，我肯定我做不到，但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你愿意放弃一切，只求别在那里就好，但想这些没有用。你必须继续。最终它会以某种方式让你振作起来。
《巴黎评论》：《暮色》中的短篇小说，创作时间跨度相当长，但可以看到一些持续关注的问题和结构。你心目中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
索特：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扣人心弦。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你坐在文学的篝火旁，各种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开始讲故事。有些声音，你听着会走神、打瞌睡，但也有一些声音，你会被它的每一个字吸引。第一行、第一句、第一段，都必须牢牢抓住你。
另外，我觉得它应该让人难忘。它必须足够重大。不是说一个东西写出来了，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存在。短篇小说不必让人感到意外——三岛的《忧国》拒斥意外。它无须具有戏剧性——彼得·泰勒sup/sup的《纳什维尔的妻子》（“awifeofnashville”）毫无戏剧性。但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让人震惊，而且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完整。
《巴黎评论》：你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是谁？
索特：我觉得是伊萨克·巴别尔。他具有伟大的三个要素：风格、结构和确凿。当然，也有其他作家具备这三点——事实上，海明威也具备这三点。但巴别尔因为他生平的额外因素，尤其吸引我，在我看来这给他的作品增添了一种沉痛。他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最后被政府谋害了。他消失在集中营里。谁也不知道他最后遭遇了什么。他说，“我没有时间完成一切”。我一直很惊讶，他在这里没有得到更多的认可。在我读过的所有短篇小说中，最好的篇目来自巴别尔和契诃夫。
《巴黎评论》：我听你说过，巴别尔是人间英雄。
索特：我认为他很英勇。我理解的写作，是坚定不移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想方设法找到最合适的字词，直到你无法再往前推进一步——要么找到了，要么一无所获。巴别尔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手稿会写很长时间；有一箱子的手稿，里面装着他还没准备好付印的作品，就这么消失了。他的言论，那些已经被翻译过来的——大约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在研讨会上发表的各种演说或谈话——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很有信心，但绝不傲慢或自负。他说过，他宁愿自己从未从事像写作这样困难的工作，而是像他父亲那样做个拖拉机销售员。与此同时你也知道，最终他不会这样做。他评论托尔斯泰的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托尔斯泰只有三普特重——“普特”是俄罗斯人的重量单位——但这三普特是纯粹的天才。
《巴黎评论》：我觉得巴别尔的作品里有一些东西跟你的作品很相似。巴别尔有一种绝妙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是在哥萨克军事行动的锻造下形成的，或者说符合这种锻造的结果。
索特：人往往会把那些自己觉得亲近的人当作楷模和钦佩的对象。很多我相信他感受到了的东西，我自己也感受到了。至于区别，我想说的是，巴别尔和哥萨克一起骑马，而我是个哥萨克。
《巴黎评论》：巴别尔的俚语对你有影响吗？
索特：你是说那些出人意料的俗语吧，像蝴蝶球sup/sup一样。我会尽量避开这个，因为有一位大师索尔·贝娄已经挪用过它们了。这样说或许不公平——他也可能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它们和巴别尔的很相似，你不会想做个第三者的。
《巴黎评论》：你最喜欢贝娄的哪本书？
索特：《雨王亨德森》，如果你在书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旁边打一个小勾，你最后会发现整页整页都打满了勾。这本书的完成度令人惊叹。贝娄劝过我写一写弗吉尼亚州的马乡。当时我跟他讲了我妻子的家族和在马乡拥有土地的岳父。我告诉他，我对马乡了解不够，写不出什么东西，因为我只去过那里十来次。然后他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是啊，好吧，我写《雨王亨德森》的时候还没去过非洲。
《巴黎评论》：你几乎所有短篇小说都发表在《巴黎评论》《绅士》和《格兰街》上。
索特：有时候我会接受约稿。《绅士》的拉斯特·希尔斯（rusthills）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本·索南伯格（bensonnenberg）在《格兰街》做主编的时候是非常出色的编辑。当然，《巴黎评论》发表了我的前三四篇小说，乔治·普林普顿最初创办“《巴黎评论》书系”的时候也出版了《一场游戏一次消遣》。虽然我从未出现在《巴黎评论》的刊头——那上面的人可真不少——但我还是觉得我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巴黎评论》：《纽约客》呢？
索特：我从未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一个短篇；所有故事都被退稿了。有一次我差点就成功了。我写了一个名叫《否定之路》的短篇，罗杰·安格尔（rogerangell）给我写了一张便条，说请你来谈谈。我和他坐在一间灰色的小办公室里，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说，这篇真的很不错，但恐怕我们不能接受。我很错愕。我说，为什么？他说，在《纽约客》，我们有两条从不违反的规则。第一，我们从不发表任何含有淫秽内容的文章。第二，我们从不发表任何关于作家或写作的小说。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厄普代克的“贝奇”系列呢？我问。他说，哦，那是另一回事。一两年后，我和索尔·贝娄谈起这件事，他说，我想让他们发表《受害者》的节选，但他们没有接受。他们说，他们有两条从未违反过的规定。第一，他们从不发表任何含有淫秽内容的文章。第二，他们从不发表任何关于死亡的内容。
《巴黎评论》：你认为自己最好的短篇小说是哪一篇？
索特：我喜欢《美国快车》。这是最近写的一篇，也是我认为完成得最好的一篇。它有很多层次。它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我喜欢它的这一点。它达到的层次是我一直想尝试的，我也喜欢它的结尾。最后，它是关于律师的，这是我一直想写的题材。
《巴黎评论》：你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什么？
索特：第一篇发表的是《在丹吉尔的海滩上》，挺奇妙的，这可能是我第二喜欢的故事。我喜欢这篇，是因为它基于非常细致的观察。人们读到它时，会有一种“是的，就是这样，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别人的作品如果是这样，我也很欣赏。
《巴黎评论》：在你的小说中，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金钱。或者说，没有钱这件事有时会压垮你笔下的人物。
索特：我认为生命的主轴是性。你知道的——音乐在变化，但舞蹈始终如一。不过，你也完全可以说，财富和贫穷也是一个轴，而且我们在美国会放大这一点。我们不区分地位和金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真正的大事件不是国债或者自我放任或者任何这类事情，而是出现了百年未见的大规模的财富掠夺，这让道德完全失去了平衡，让我们修改了一切事物的价值——这对社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虽然社会总有办法自我修复。有了那么多的钱，却没法为北角这样杰出的出版社找到一分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这多可悲。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巴黎评论》：艺术家的死亡或失败经常出现在你的作品中，比如高迪、马勒，我对这个印象很深。
索特：我们在谈论诗人的不满，他们觉得国家和文化没有给予自己应得的荣誉或尊重，尽管有一半后来会有。我们的文化崇尚昙花一现的东西，这会把某些事和某些人排除在外。我认为，人最深层的本能还是想要做一些持久的、有价值的事情，并且投入其中，无论最终能否实现……也许这就是艺术家扮演的角色。
《巴黎评论》：你写过诗吗？
索特：在学校的时候写过，后来偶尔写一点。我喜欢简洁，喜欢名字的力量。
《巴黎评论》：我想知道，诗人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特别的影响？
索特：很大的影响。你没法不喜欢贝里曼。你没法不喜欢洛尔迦、拉金、庞德。《诗章》深不可测，很多篇章都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会被要求起立，我记得是站到教室后面，背诵我们记住的诗歌。那本诗集会一直伴随一个人，即便其中大部分只是节选。就像流行歌曲和广告的碎片一样，它们会伴随你的余生，你根本无法摆脱它们。英语课上也教过一些诗人。济慈和雪莱——我从没喜欢过他们，可能是因为我们被要求必须欣赏他们。我喜欢拜伦、丁尼生……一种单纯的学生诗人。我记得于斯曼，很喜欢。我说，啊，这才是个对我脾性的诗人，我喜欢他的语言。后来我才知道，于斯曼并不是多么重要的诗人，但我对他仍然有好感，就像你对年轻时认识的人一样。你也意识到，也许那时候你的感情太冲动了。
《巴黎评论》：庞德当时的想法是围绕那些发光的时刻编排《诗章》。这似乎与你在某些小说中追求的目标相去不远。
索特：是这样。
《巴黎评论》：纳博科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影响你的创作的？
索特：哦，我忘了提他了。令人钦佩的作家。独一无二。他什么时候写的《说吧，记忆》？我在《纽约客》上读到几章，立刻被他的声音打动了。很明显，这是个诗人。你对自己说，弗拉基米尔，实话实说吧。你是个诗人，你只是写了很多散文。写得很不错，但我们知道你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说吧，记忆》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本书。总之，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洛丽塔》的前半部分非常出色。《微暗的火》是玛丽·麦卡锡的最爱，也相当出色。但《说吧，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它可以反复阅读。书中的概念、想象的飞跃，还有语言，本质上都属于诗歌。第一次读到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如你还是放弃吧。但这种事情过段时间你就忘了。
《巴黎评论》：他谈到了要结合科学家的激情与诗人的精确。你觉不觉得他在风格层面上影响了你？
索特：我没有他那样敏捷的头脑。试图把脚踩在他留在地板上的粉笔记号里跳舞，这是徒劳，但他给了我很多启发。
《巴黎评论》：你不是还采访过他吗？
索特：碰巧我最早做的一次报道就是采访纳博科夫。他们说，首先，他只接受书面采访。你必须提前把问题寄来。于是我坐下来，写了十个我们认为很有深度的问题——我可不想再看到这些问题——然后寄给了他。当然了，他没有回复。不过，按照约定，如果我去了欧洲，就能跟他见上一面，聊一聊。我去了欧洲，到了巴黎，当时是冬天，我住在一家旅馆里，旅馆用的还是那种老式的法国电话，有一个单独的听筒，要举到耳朵边。我联系了安排我跟纳博科夫会面的《时代周刊》在日内瓦的人，他告诉了我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采访取消了。纳博科夫改变了主意。我说，他怎么能这样？我已经来欧洲了。好吧，反正他取消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这想法太不可思议了。就像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给教皇打电话？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我打了电话。一个声音说，蒙特勒宫酒店。我说，请找纳博科夫先生。电话铃响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一个女人接了电话。是薇拉·纳博科夫。我向她解释了我的身份和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哦，不，我丈夫不能接受采访。他身体不好。你得以书面形式提交你的问题。我告诉她，我已经这样做过了，但没有收到答复。她又重复说，他只回答书面问题。她说，我得告诉你，我丈夫不会即席谈话。尽管如此，我还是问她，既然我已经来了欧洲，她能不能问一问他，是否愿意给我一些时间，仅仅是为了让我有点具体的印象，有一些描述来补充书面的回答。她放下了电话，我以为她只会看一会儿窗外然后拿起电话说“对不起，他不行”。但她给了我惊喜，她说，周日下午五点，蒙特勒宫的绿色酒吧，我丈夫会和你见面。她重复了一遍日期和时间，以确保我听懂了。
星期天五点钟，电梯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高个子、穿着休闲西装和灰色长裤的男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还有一位穿着漂亮的罗迪尔套装的白发女人。是纳博科夫夫妇。他们来到桌前。我有点紧张。我不是个出色的记者；我知道纳博科夫不会即席谈话，因此我不能带录音机，而且我知道，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能做笔记。我唯一的力量来源是杜鲁门·卡波蒂的杜撰——我确信是杜撰——他说他在东京和马龙·白兰度喝了一夜的酒，聊了一夜的天，第二天就把整个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这篇报道刊登在《纽约客》上。我想，如果卡波蒂能做到整晚边喝酒边聊天，我也一定能做到和纳博科夫清醒地聊三十分钟。我使出全部的力量，对自己说我要集中精力听他说的每一句话，倾听，不要想着耍小聪明，也不要想自己该说什么；我只想听他说话。结果听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我们相谈甚欢，最后他说，我们再来一杯茱莉普sup/sup吧？他异想天开地指着苏格兰威士忌苏打。但我担心再喝一杯，之前聊的东西就要开始消散了。于是我推辞了。我明显感觉到我们本可以继续吃个晚饭，但我不敢。我为占用了他这么多时间道了歉，然后立即前往火车站，在那里写下了我所记得的一切。当然，那不是按顺序写的，但也有四五页纸，我从中构造出了一个访谈。我必须说，记录相当准确。我错过了火车，但我很珍惜这段记忆。
《巴黎评论》：你在记者生涯中还采访过其他人吗？
索特：嗯，短暂的记者生涯。我采访过格雷厄姆·格林、安东尼娅·弗雷泽sup/sup、韩素音。
《巴黎评论》：格林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索特：我对格林唯有钦佩。在那之前我对他知之甚少，所以为了做采访，我下功夫读了他的所有著作。仅此一点就很值得。之后，他给我写过很多信，主要特点是简短，虽然都很友好。还有就是他的签名，那是我见过的最细小的笔迹。好像只是一条横线。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怀疑。我说不是，和他一样，我是个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他让我给他寄一本，我就寄了《光年》。他回信说，我觉得你的书非常动人，其中有三页绝对是杰作。他说明了是哪几页。我立即去看了那本书。我翻开那三页，发现它们都有一种淡淡的格雷厄姆·格林式的笔调，比如行文组织的方式，比如文字的风味。
但他很和善。他想知道这本书是否在英国出版过。我说没有，被那里的出版商拒稿了。他说，有没有投给博德利·海德出版社？他和那家出版社关系密切。他的兄弟应该是董事之一。是的，我说，但是博德利·海德拒绝了。他问，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我说，他们觉得出这本书赚不了钱。他说，这不是不出书的理由，我来打听一下。他安排他们出版这本书，他们也出了，事实证明他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当然，他也是对的。
《巴黎评论》：你对自己的记者工作整体感觉如何？
索特：一种谋生的方式。
《巴黎评论》：你对你的编剧生涯怎么看呢？
索特：五十年代的时候，欧洲导演突然崛起——特吕弗、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他们给整个电影理念带来了新的启示。纽约电影节是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举办的。一切都充满诱惑力。就像乐队行进，旗帜飘扬，鼓点奏响，那个时期我当然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写——十四行诗、歌剧脚本、戏剧。有人过来说，你想不想写一部电影？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巴黎评论》：你根据欧文·肖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三人行》在戛纳电影节上大获成功，你觉得意外吗？
索特：是个惊喜。不过，到最后它也像我做过的所有东西一样，有一些崇拜者，其中某些人还很狂热，但另一方面，公众完全漠不关心。有人说——或许是我自己说的——它本质上是一部关于美食和酒的电影。也许未必如此，但我现在明白了，我不是多么称职的电影导演。我本该花更多的时间跟演员在一起，研究他们的心理。
《巴黎评论》：你当时很想成为一位“作者导演”吗？
索特：是的，当时每个人都想成为那样的人。
《巴黎评论》：你在电影业进进出出了大约十年，但现在似乎对它不屑一顾了。
索特：应该这样。
《巴黎评论》：你后悔那段时间吗？
索特：不完全是。我见到了很多地方的内部，否则我不会看到的。
《巴黎评论》：决定不再拍电影是不是一种解脱？
索特：这不是个突然的决定。我只是说，我想少做一些。少做很多。什么都不做了。
《巴黎评论》：新闻业是个更好的选择吗？
索特：薪酬标准并不完全一样。我和洛伦佐·森普尔sup/sup都认为，电影编剧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群体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你会愿意无偿拍一部电影，只为享受拍电影的乐趣。除此以外，你还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巴黎评论》：有人说写电影剧本会致癌？
索特：电影本质上是用来分散注意力的。能起到安慰作用的电影非常罕见。会不会得癌症很难说。有像格雷厄姆·格林这样的人物……我觉得电影对他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而且他还在电影行业里到处工作。有些人像约翰·塞尔斯sup/sup，既是小说家又是全职导演，似乎也挺过来了。但一般来说，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一直写电影剧本，你就在一直迁就其他人。
一部电影是一次表演，它会被当作一次表演来记住。电影永远不会重演。它们不是“活着”的。有时候它们会在多年之后被重拍，但其中的一切都绝对固定，并将永远固定。它们不像伟大的散文，有位评论家说过，那些散文会先在一个地方着火，然后又在另一个地方着火。我谈起电影常常不大恭敬，但不管人们怎么说，它们都在美国文化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们无疑是写作的敌人，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事情就是这样。我偶尔和写作专业的学生交流，不用说，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我甚至和那些梦想写一部电影的成功作家和教写作的教师谈过。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梦想。部分原因是钱，部分原因是可以跟一位著名演员一起走进一间拥挤的餐厅……也许这和跟总统一起旅行的感觉是一样的。这种幻觉具有某种真实性。但总的来说，这一切都会消失的，如果你对写作感兴趣，你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就是浪费。
《巴黎评论》：写回忆录是上了年纪的标志吗？
索特：他们说，你在少白头的青年时代就应该做这件事。我可能等得有点久了。
《巴黎评论》：有那种重新思考过往经历的冲动吗？
索特：我觉得乐趣在于思考发生过什么，它的真正含义，而且能够让它栩栩如生。这是关于真相的问题。你完全有权创造你的生活，并且声称它是真实的。我们已经模糊了事实和虚构。有作家解释说，他们的书是“非虚构小说”，也就是说，是“非虚构的虚构”。我赞同一个更为经典的观点。我相信就我们所知而言，客观真理是存在的。维克多·雨果的《见闻录》就是个例子。没有人能知道上帝的真理，但你写的不是上帝的真理，而是你所知道的真理——你观察到的东西。我会犯错；我们都是。书里可能存在一些错误，但它们不是失误或粗心造成的。它们只是不为人所知的错误。
《巴黎评论》：我注意到你桌上有一本《走出非洲》。你曾经称赞伊萨克·迪内森在这本书中“有省略的勇气”，这是什么意思？
索特：我认为这本书是个范本。你知道，她的丈夫传染了梅毒给她；她有过童年，有一段婚姻；她有一段恋情。你会感觉到——我没有读过她的传记——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都没有出现在《走出非洲》这个故事中。她的丈夫只是被简单提到，她的父亲也是。其他许多人物也是如此。对这个女人和她的人生，你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你觉得你了解她。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打个比方说——必须撩起裙子，展示床单。我很钦佩这一点。我想，写一本这样的书很有意思，你会写一些重要的事，但又不必费心描述每一个细节。
《巴黎评论》：你写过，回归家庭生活后，你不再谈论你的战争岁月，但现在你又写起了它们。
索特：谈论战争年代毫无意义。有谁会跟你聊这些呢？有人在聚会上告诉你他在普洛耶什蒂sup/sup待过，或者他在越南都干了些什么，反而会让那些事情显得无足轻重。你得有合适的听众。而且，当你把它写下来时，你就有机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安排，而且你可以假定读者会被深深吸引。
《巴黎评论》：但为什么要写回忆录呢？
索特：为了找回那些年。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些城市、女人、房子、日子。
《巴黎评论》：你认为写作的最终冲动是什么？
索特：写作吗？因为这一切都会消失。剩下的只有文章和诗歌，书籍，那些被写下来的东西。人类发明了书，这很幸运。如果没有它，过去的一切会彻底消失，我们将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地活在世上。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二十七期，一九九三年夏季号）
安德烈·德·塞贡扎克（andrédesegonzac，1884—1974），法国画家、平面艺术家。
谢里丹·洛德（sheridanlord，1926—1994），美国画家，作品多以纽约长岛东部的风景为题材。
原文为法语：cahiers。
爱德华·赫希（edwardhirsch，1950—），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诗集《活火》等。他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诗歌的艺术”子单元的第110位受访诗人。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singersargent，1856—1925），美国肖像画家，受印象派影响。
索特回忆录《燃烧的日子》(burningthedays)中的一个章节。
内德·罗勒姆（nedrorem，1923—2022），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作家。
罗伯特·费尔普斯（robertphelps，1922—1989），美国作家、编辑、译者，曾将科莱特的作品介绍到美国。
保罗·莱奥托（paulléautaud，1872—1956），法国作家、戏剧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小朋友》等。
马塞尔·茹昂多（marceljouhandeau，1888—1979），法国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潘桑格兰一家》等。
埃皮克提图（epictetus），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教师。
亨利·德·蒙泰朗（henrydemontherlant，1895—1972），法国随笔作家、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独身者》等。
约翰·贝里曼（johnberryman，1914—1972），美国诗人、学者，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诗坛的重要人物，“自白派”代表。
欧文·肖曾于1953年和1979年两次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此处是指1953年那次。
格拉斯（grasse），法国南部小镇，被誉为“香水之都”。
哈维·斯沃多斯（harveyswados，1920—1972），美国社会评论家、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庆典》、短篇集《布鲁克林花园之夜》等。
位于美国纽约州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
约翰·科利尔（johncollier，1901—1980），英国小说家、编剧。
《一场游戏一次消遣》书名“asportandapastime”出自英译本《古兰经》第47章第36节：“今世的生活，只是一场游戏一次消遣。”
译文引自杨向荣译《一场游戏一次消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9年出版。
欧坦（autun），法国中东部城市，《一场游戏一次消遣》的故事发生地。
1848年，爱伦·坡在《格雷厄姆杂志》上指出，有一本“小书”是没有人敢写也永远无法被写出的：一本真实而完整的自传。他认为这本书的书名应该叫《我心赤诚》(myheartlaidbare)，并补充说，如果有人试图写它，书页“每一次触碰火热的笔，都会皱缩和燃烧”。
皮耶·勃纳尔（pierre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以其画作的风格化装饰性和对色彩的大胆使用而闻名。
《巴黎竞赛》(parismatch)，法国著名新闻周刊杂志，创刊于1949年。
彼得·泰勒（petertaylor，1917—1994），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短篇集《古老森林》、长篇小说《孟菲斯的召唤》等。
knuckleball，又称指关节球、不旋转球。棒球中的一种球路，重点在于尽量减少球在飞行过程中的旋转，以使球出现不稳定、无法预测的运动。
julep，一种以威士忌和薄荷为主料的鸡尾酒。
安东尼娅·弗雷泽（antoniafraser，1932—），英国历史、传记作家，代表作为传记《玛丽·安托万内特：一段旅程》，后被索菲亚·科波拉改编为电影《绝代艳后》。
洛伦佐·森普尔（lorenzosemple，1923—2014），美国作家，剧版《蝙蝠侠》、电影《巴比龙》编剧。
约翰·塞尔斯（johnsayles，1950—），美国独立电影导演、演员、作家，曾执导《怒火战线》等影片，另著有长篇小说《工会会费》等。
普洛耶什蒂（ploesti），罗马尼亚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