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当他们来到雅典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直接去找卡辛巴利斯？为什么他是他们接洽的那个人？他是希腊在国外的著名文学人物吗？
塞菲里斯：我不知道，也许只是普通朋友间的事。在完成《玛洛西的大石像》之后，他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人物。当时，他和英美文坛的联系比我多。那时雅典有一种国际化的波希米亚风格，我是说在战争前夕。我必须补充一点，卡辛巴利斯有极好的品格，他的内心没有邪恶的企图。他或许会批评某人，但是以善意的方式。他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小国家，有能力去做某些事情。他有这种信念。
《巴黎评论》：亨利·米勒如何？你怎么回应他？
塞菲里斯：我喜欢米勒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人，我认为——请原谅我这么说，但这不是批评：说一个作家是好人是很大的赞美——米勒极其慷慨。例如，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美国领事建议他这样做；作为美国人他必须回家，因为战争已经迫近），一天他对我说：“亲爱的乔治，你一直对我很好，我想送你一些东西。”他拿出一本笔记，那是他在希腊逗留期间一直保存着的。我说：“注意，亨利，但毕竟，我知道你在计划写一本书，而你不能写那本书——我的意思是你或许需要那本笔记。”他说：“不。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指着他的脑袋。我主动提出给他打一份打字稿。“不，”他说，“礼物必须是完整的。”嗯，我认为那是一种很棒的行为方式。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那本日记是《卡洛西》的第一稿。但是带有更多个人的火暴脾气，当然还有更多笑话。
《巴黎评论》：那本书里也有不少玩笑。
塞菲里斯：九头蛇和波罗斯海峡之旅是精彩之极的。记得吗？我对米勒的感觉是这样的：当然了解古代作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我钦佩的第一个去希腊却没有做任何传统准备的人是米勒。他身上有清新的气质。
《巴黎评论》：你的意思是第一次准备好接受一切的新鲜感？
塞菲里斯：当他决定去迈锡尼的时候，我想我是第一个送他埃斯库罗斯作品的人。但当然了，他从埃斯库罗斯那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在阿耳戈斯平原上，当他听到爵士小号手的声音时，他看见了印第安人。那是自发的行为，我很欣赏。
《巴黎评论》：爵士小号声？
塞菲里斯：我猜那爵士小号手是受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影响。因为他曾在我雅典家里的一个相当简陋的小唱机上听过阿姆斯特朗。我自己早在八年或十年前就发现了爵士乐……
《巴黎评论》：在米勒到希腊之前。所以你教了他爵士？
塞菲里斯：那时我三十二岁或者三十三岁，我成了爵士乐迷。我对自己说，你同时发现了巴赫的重要性——伟大的巴赫——以及爵士乐的重要性。我记得有一次我对米特罗普洛斯（mitropoulos）说：“对于我，我亲爱的米特罗，爵士是仅有的几种不带尴尬地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不，一九三四年。
《巴黎评论》：在国外或希腊有没有其他作家和你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塞菲里斯：这取决于你指的是哪个时期。例如，我曾经和西凯里阿诺斯关系很亲密。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九二九年，不过直到他病了，一九四四年我回到希腊，我们才成为亲密的朋友。在他生病的时候，西凯里阿诺斯真是了不起，当他的健康出现危机的时候。当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会趁出差雅典的机会去看他。一次我听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脑出血。我发现他在剧院里戴着墨镜——一场在国家剧院的首映式。
我说：“噢，安杰洛，我很高兴你在这里，因为我听说你身体不太好。”“我亲爱的，”他说，“这事太精彩了，在我的大脑顶部镶了一颗小小的红宝石。”他是指脑出血。我对他说：“你能这样说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他说：“乔治，看这儿。我该告诉你一个故事，在下一次幕间休息时。”幕间休息时，我走近他，他说：“你读过《罗坎博尔》吗？”这是一个法国惊险故事。西凯里阿诺斯继续：“从前有一次，一个女人对着罗坎博尔的脸泼了硫酸，罗坎博尔当时有失去视力的危险；因此他的亲信带他去看巴黎最好的专家，专家给他做了很仔细的检查，当罗坎博尔的朋友坐在候诊室无意间听到医生对话的时候。医生的结论是：‘先生，你必须在两件事之间做出选择：失明或者毁容。’一阵沉重的寂静；接着从候诊室传来一个声音，是罗坎博尔朋友的声音，‘罗坎博尔不需要他的视力。’”
《巴黎评论》：告诉我更多有关西凯里阿诺斯的事。除了希腊，外界对他知之甚少。
塞菲里斯：还有一件事，是我在他死的时候写的。他在雅典遇到严重的危机，我急忙去看他；我非常焦虑；他曾在一个朋友家晕倒。又一次，同样精彩的反应。我对他说：“我亲爱的安杰洛，你还好吗？”他说：“我还好。但我有了一个辉煌的经历。我看见了绝对的黑暗，如此美丽。”
《巴黎评论》：你认识帕拉马斯吗？他是什么样的人？
塞菲里斯：你知道，我对别人的记忆很奇怪。例如，有些人因为他们自己特殊的原因而欣赏西凯里阿诺斯；我自己，我是被西凯里阿诺斯最后岁月的那些悲剧性和辉煌的时刻所吸引。帕拉马斯，我对他最后的记忆之一是，我去和他道别，因为我马上就要走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到他诗歌中写到的各种疯子，并补充说：“你知道，我的家族有很多疯子。很久以前，我想写一本书，书名叫《致吉纳斯·顿·洛克森》。”我们该怎么把它翻译成英语呢？“种类关于……”
《巴黎评论》：疯子的。
塞菲里斯：不完全是疯子。关于“倾斜的”人。
《巴黎评论》：倾斜的人？
塞菲里斯：我正尝试找到一个关于这个词的精确翻译。
《巴黎评论》：不平衡的人，也许。
塞菲里斯：我对他说：“帕拉马斯先生，你没写这么一本书是一个遗憾。”因为我想这会是一本好书。他有一种有趣的幽默感。
《巴黎评论》：你认为帕拉马斯对于希腊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塞菲里斯：嗯，我认为他的贡献在《多克麦斯》里，但我会重申：他对希腊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我的意思是，和他相比，卡瓦菲斯的表达似乎相当弱，尽管在某些时刻更真实。
《巴黎评论》：但你说“虽然更真实”那一刻……
塞菲里斯：再一次说，我非常欣赏卡瓦菲斯的地方是，他从极其不真实的诗歌开始，然后，通过坚持和努力，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直到三十四岁，他写的诗都很糟糕。这些诗歌的失败无法翻译或者传达给外国读者，因为翻译的语言总是要提高它们。要忠实地翻译那种东西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欣赏的——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说——我欣赏的是：他是在一定年龄开始创作的人，所有迹象都表明他无法创作出任何重要作品。然后，通过不断拒绝别人试图对他施加的影响，他最终找到，看到，正如他们说的那样：他确信找到了他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人通过他的拒绝找到自己的路。
《巴黎评论》：他究竟拒绝了什么？
塞菲里斯：表达方式，轻易的东西，冗赘——诸如此类。以他那首关于古代悲剧的诗为例。真是糟糕，难以置信。抛开这些东西，卡瓦菲斯改进了他的表达方式，直到他生命的尽头，甚至直到他在安提阿郊外写的最后一首诗：基督徒和朱利安之间的故事。我很钦佩他能坚持到最后。他是很好的例子。他有勇气，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不向某些事情屈服，拒绝它们。这就是我为什么对那些人心存疑虑，他们试图发行卡瓦菲斯所有被拒绝的作品，除非有人非常仔细地阅读他的作品。你知道，那需要非常棒的洞察力。
《巴黎评论》：现在我们来看看老一辈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卡赞扎基斯（kazantzakis）怎么样？在美国，卡瓦菲斯受到诗人们的尊敬——比如奥登，以及许多重要的年轻美国诗人。他们大多数知道卡瓦菲斯，并且对他抱有同情的态度。但在学生和刚开始学习文学的人中，卡赞扎基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希腊作家，无论作为诗人还是小说家。我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讨论卡赞扎基斯的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不是在贬低他。
塞菲里斯：我不知道。问题是一个人必须要有和一个作家接触的可能性，而我不能在卡赞扎基斯的例子中做到这一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你知道的。我必须给你一个有关卡赞扎基斯的警告。一方面，这有他的诗——所谓的诗歌——当然就是《奥德赛》的续集和他的诗剧；另一方面，还有他的散文小说。现在就小说而言，我没有能力判断。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价那些小说，我没有全部读完它们。我从我信任的人那儿听说它们都非常好，它们很可能很好。但《奥德赛》续集是另一回事。虽然其中有有趣的段落，但恐怕当中并没有诗。我说的有趣的段落——提供了有关卡赞扎基斯的信息，但我不相信那是诗歌，至少不是我信任的诗歌。
《巴黎评论》：除了诗学考虑之外，那么“理念”呢？诸如哲学或宗教立场方面的陈述。
塞菲里斯：我不知道。关于哲学立场和世界观我没有概念。你知道的，无论何时世界观都会妨碍写作——我不知道。我更喜欢那种枯燥、令人反感和（我不知道怎么去说）平淡无奇的世界观。我不喜欢在写诗的时候尝试去表达世界观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塞萨洛尼基古城有一场朗诵会，然后一个哲学家站起来问：“但塞菲里斯先生，究竟什么是你的世界观？”我回答：“我亲爱的朋友，我很抱歉我没有世界观。我必须向你做这个公开的坦白，我写作时并未带任何世界观。我不知道，也许你觉得这骇人听闻，先生，请容许我请求你告诉我荷马的世界观是什么？”而我没有得到回复。
《巴黎评论》：转到一个更普通的话题，你在我们雅典的一次谈话中说，本世纪希腊作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希腊王国之外。你提到你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你在斯麦纳长大。你可以评价一下你的斯麦纳出身是如何影响你的作品或你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角色？
塞菲里斯：我想说的是，我对希腊语言和希腊土地上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感兴趣——我的意思是，把希腊大地作为一个整体。比如，我曾经对十七世纪克里特岛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人，比如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契亚的公国，令我非常感兴趣——甚至是像恺撒里奥斯·达彭提斯（kaisariosdapontes）这样的小人物，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的话。我想他来自北方的某个岛屿，斯波拉提群岛的斯科派洛斯岛，他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以恺撒里奥斯的名字隐居到希腊亚度斯山。我并不是说他是个伟大诗人，只是说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是说他写了伟大的诗歌，但毕竟，人们觉得在十八世纪的那些国家里，希腊文学非常繁荣。另一个在亚度斯山的僧人——我试着想起他的名字——是的，他叫潘保利斯（pamberis），写了一首诗，不是很长，因为在他决定使用的系统之下，写长诗是不可能的。他称之为《珀伊玛卡奇尼康》，也就是“癌变的诗”。它被设计成可以从左到右读或从右到左读，并且仍然试图有意义——但那是如此稀薄的意义，以至于他写下备注来解释每行诗的含义。你知道，这些小细节让我很开心。我认为它们增加了我们对希腊文学过于专业的印象。又或者是另一篇文章：《没有胡子的男人的弥撒》。它是以模拟弥撒的形式写成的一篇文章，以一种令人相当震惊的方式对弥撒进行了戏仿。这让我很开心，尤其是因为我没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足够多的轻喜剧文本。要么人们克制自己不写这样的文字，要么这些文字被思想严肃的学者淘汰。
《巴黎评论》：这是个有趣的言论。你在另一个场合说过，你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有一种其他传统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无意义元素——这种元素在我们的文学中是相当连续的，而且似乎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
塞菲里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在这方面当然与我们不同；我相信没有大陆国家可以像爱德华·李尔（edwardlear）和刘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那样胡说八道。
《巴黎评论》：你曾在英格兰工作过三段时期，分布在你文学生涯的最好时期。你觉得那里的气氛特别适宜工作吗？
塞菲里斯：不完全是。对我来说，写作的好地方是在阿尔巴尼亚，因为我在那里默默无闻，与世隔绝；同时我离希腊很近，我的意思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利用我的空闲时间，没有令人筋疲力尽的社交活动。
《巴黎评论》：早年你在英国结识的英国文学家怎么样？当然，你见过艾略特。
塞菲里斯：不，我有一封给艾略特的介绍信，然后我致电他的办公室，但他秘书告诉我艾略特在美国。当时他是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教授。一开始我从未见过艾略特也没见过其他任何作家。首先，作为一个人我很害羞；我正摸索着寻找自己进一步表达的方式。相比之下，二战后我来到英国的时候，我在中东时期结交了许多英国朋友，当我作为大使馆的参赞回到英国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困难，因为那时我在英国很有名。那是一九四八年，正好在我的第一本英译诗集《阿西尼王及其他诗歌》出版之后。
《巴黎评论》：在你第一次正式出访英格兰期间，我想知道你是否与英美文学有过接触？与艾略特作品一样特别令人兴奋。
塞菲里斯：后来我发现叶芝对我很有启发，但我说的是早期叶芝。毕竟，你知道，我曾像叶芝一样努力发掘民间传说。
《巴黎评论》：美国文学怎么样？在你的风格形成期你有喜欢的美国作家吗？
塞菲里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想发生在国外的每个人身上——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偶然进入文学和艺术领域。例如，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认识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macleish）的。事实上，我翻译过他。我想我是希腊第一个翻译他的人。然后是玛丽安·摩尔，战前我也翻译过玛丽安·摩尔的作品《猴子》和《致一条蛇》。
《巴黎评论》：你说你是意外遇见他们。那意外怎么发生的？
塞菲里斯：噢，我不知道。有些人议论我是在哪里看到这些诗的，我不记得是哪一首了。还有埃兹拉·庞德。战前我已经翻译了三篇《诗章》。
《巴黎评论》：当我提到美国文学的时候，我真正想到的是美国老一辈诗人：比如沃尔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
塞菲里斯：我知道沃尔特·惠特曼。因为我从法国文学开始，沃尔特·惠特曼很早就被翻译成法语，自然我能读到。然后亨利·米勒对于惠特曼有一种崇敬之情。他给了我许多关于他的提示。当然那时已非常接近大战爆发了，但我一直阅读惠特曼，如同我在青年时期，一直读埃德加·爱伦·坡。
《巴黎评论》：现在你即将回到希腊去，你有任何想说的东西吗？关于这次对美国的特别访问——这是你的第三次访问，如果我没弄错——任何你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塞菲里斯：我第三次访问美国是最重要的一次，这次访问比另两次访问更充实。我认为参观纽约并不能帮助你了解美国。奇怪的是，我现在身处普林斯顿这个偏僻之地的树林中，然而从这个偏僻的地方，我能看到和了解更多的美国，比身处一个伟大的中心还要多。
《巴黎评论》：当然普林斯顿人并不认为普林斯顿有多偏僻。
塞菲里斯：嗯，我的意思是，对于那些在旅行中试图看到国际都市中心的人来说，它可能显得有点偏僻。毕竟我们旅行者不用在大学上课。
《巴黎评论》：在这次访问中，你看到了哪些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东西？
塞菲里斯：我不想提起令我印象深刻的东西，你知道的。没有人当场知道什么会使他印象深刻。我的意思是，通过记忆的方式来阐述是需要时间的。
《巴黎评论》：你完成了一些作品吗？
塞菲里斯：是的，我想是的。我不能说。我不知道如何谈论已完成的工作。我的印象是，一个人只能在作品结束后才能谈论所做的工作。我不想谈论还在详细阐述期间的工作。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即你没有浪费你的时间，这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些，我的意思是我想和你说实话，我不能提任何真的已完成的作品。我能对你提及的只有这件事——并且我打算提及这件事的本质——我写了一首两行诗。
《巴黎评论》：你刚刚收到尤金·麦卡锡的诗集。我发现它相当动人：事实上他明显是在去年竞选期间写了那本诗集。
塞菲里斯：是的，为什么不？我的意思是我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如果有一段欢欣快乐的时期，没有理由不让它发生在诗歌中，就像发生在政论中一样。我的一首诗《“画眉鸟”号》，是在我生命中非常活跃的时期之后写的——我是说政治上很活跃，因为我在去波罗斯之前，是希腊摄政王的首席私人秘书。当然，诗歌不像火山喷发，它们需要准备。我回想起《“画眉鸟”号》，我可以很好地标示笔记、诗行，那是我在前一年开始写的，那是最活跃的一年。尽管如此，我还记得那些工作累死人的日子，因为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只是一个仆人，一个公务员，我记得我在早上八点左右去我的办公室，第二天早上五点回家的时候，我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当然，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感动你，而是为了向你表明，时间是紧迫的，而我还在写作。当然，当时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影响了我的工作，在其他因素中，我要提到一个事实是，在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渴望之后，战争结束了，我回到了祖国。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除了你写的那些诗句，这首诗在这段非常活跃的时期还在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孕育着，所以当你到波罗斯的时候，它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成为连贯的作品？一个月的假期，不是吗？
塞菲里斯：两个月。我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长假期——最长的一个。
《巴黎评论》：而你能写那首诗——而且是一首长诗——实际上在一次静坐中，那两个月假期的漫长静坐中？
塞菲里斯：不。你会发现我写那首诗的故事就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里，那是一九四六年在波罗斯期间。我常常去游泳——不，首先我会在花园里砍树（那是一个巨大的花园），然后去海边，然后工作到晚上，直到七点开始天全黑了。这很奇怪，你知道的，为什么——原谅我这样说——我注意到一个人是如何被这样的生活逐渐净化的，例如，我注意到在我的梦中净化，像我在这本新近出版的日记里提到的。
《巴黎评论》：我只有一个真正的一般性问题要提。我想知道你是否觉得，因为你现在处于希腊文学界中相当独特的位置——我想任何诗人在他的国家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位置，一旦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会不会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作为一个文人的公众角色的意识，而不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私人角色——你可能觉得对于年轻诗人有任何责任，例如，对于围绕你的文化生活，或者你也许会感觉关系到你的国家你必须去维护的位置。
塞菲里斯：我应该从一开始就坦率地告诉你——如果我能用英语说的话——诺贝尔奖是一个意外，只不过是一个意外。这不是一个约定。我不觉得被指派了什么任务。这只是一个必须努力遗忘得越快越好的意外。否则，如果你被这些事情冲昏了头脑，你就会迷失方向，垮掉。在我获奖的时候，有一类——用英语我该怎么说？——像卡珊德拉那样的批评家写道，塞菲里斯应当非常小心，因为就他的作品而言，他会完全枯竭，甚至死于各类疾病，因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拥有这种成功的人身上。毕竟，他只是夸大了事情的一面，而没有考虑我对获奖的反应。比如，我在斯德哥尔摩对那些评委说（或者无论他们说了什么）：先生们，我要感谢你们——这是我的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允许我，在漫长的努力之后，变成不为人知的无名小卒，犹如荷马说起尤利西斯。我是非常真诚的。毕竟，我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利从背后揪住你的脖子，把你扔进一个空荡荡的责任的海洋里。为什么，毕竟那是骇人听闻的。
《巴黎评论》：现在让我们离开诺贝尔奖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小国家，在我看来，希腊似乎一直有一种传统（这是一种非正式传统，不像英国的传统），普遍被获奖诗人所认可——诗人及其追随者认为，即每一特定的一代人中都有一位诗歌代言人——即使代言人的角色有时是自我假设的。比如西凯里阿诺斯就演绎了那个角色。而在他的时代，帕拉玛斯也是如此。
塞菲里斯：嗯，是的，上帝保佑他们，但我很抱歉地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任何事情或任何人的代言人。没有资格任命任何人成为某些事的代言人。现在其他人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少的原因。我从未感觉到这种义务，我必须考虑的只有作为诗人我没有枯竭，我要写作。我的意思是我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我记得当我出版第一本书时，有很多人说：“塞菲里斯先生，你必须现在努力向我们显示你可以做得更多。”我回答他们：“先生们，你们必须考虑到我每首发表的诗都是最后一首。我对它的延续没有任何感觉。”我的最后的诗。如果我写了另外一首，这是伟大的神佑。现在我为创作下一首诗努力了多少，或者我没有努力多少，是另外一件事——一件私事。别人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声音。好吧，上帝保佑他们。有时候他们已经非常擅长此道。
《巴黎评论》：乔伊斯也有点这感觉。我想起斯蒂芬·德达勒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结尾处的那句名言：“在我灵魂的铁匠铺里锻造我的种族未被创造的良知。”
塞菲里斯：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关于“什么是希腊的，什么不是希腊的”问题讨论，或者试图定义什么是希腊的，什么不是希腊的——赞美一件事是希腊的，谴责另一件事不是希腊的，简而言之，就是试图建立“真正的”希腊传统。所以我写道：“希腊性是希腊人将要创作的真正作品的总和。”我们不能说我们有些作品创造了希腊意识。我们看见一条线索，但被大片的黑暗所包围。这并不简单，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声音。如果其他人，暂时认为那就是他们的意识，那就更好了。由他们来决定。这不是我可以强加的，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你不能做独裁者。
《巴黎评论》：有些人会认可你的态度是健康的，但也有些人他们感觉诺贝尔奖得主，特别是当他是这个国家唯一获奖者时，应该成为代言人和公众的良知。
塞菲里斯：也许是这样，毕竟，一个人所持的态度是被他的天性施加的，或你把它称作无论什么。同时，我从未强迫自己去写任何我认为不必要的东西。当我说“必要”，我的意思是我必须表达或被窒息。
《巴黎评论》：好吧，我没有问题了，既然你对年轻一代没有什么好建议，我已经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了。
塞菲里斯：我有建议。
《巴黎评论》：噢，你有？太好了。
塞菲里斯：我给希腊年轻一代的建议是：尽量用现代希腊语去练习。不要把它写反了。我必须告诉他们为了写作，一个人必须相信他自己写的东西，而不是表面上相信自己在相信什么。他们必须记住，唯一不能说谎的工作是诗歌。你不能在诗歌中撒谎。如果你是一个骗子，你终究会被揭穿。或许现在，或许五年后、十年后，但如果你说谎，你终究会被揭穿。
《巴黎评论》：当你说到撒谎，你首先说的是违背自己情感的谎言……
塞菲里斯：我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件情感的事情。现实中一个人的想法。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有一种有关可靠的特殊的声音，声音之物。你敲击它，它会回敬一种声音，证明它是真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每个作家都知道自己听到的声音是否真实吗？
塞菲里斯：不。这很难说。但他一定有一种本能——一种引导别人的本能——那本能会对他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亲爱的小伙子，小心点，你会跌倒。你现在太夸大其词了。”然后，当他听到这句话时，他不应该向自己注射麻醉药，为了对他自己说：“嗨，你没事，亲爱的。”你一点儿也不舒服，亲爱的，压根儿不。
（原载《巴黎评论》第五十期，一九七〇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