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一本都没卖出去吗？
桑德拉尔：对。
《巴黎评论》：那这些书怎么处理？
桑德拉尔：旧报纸都怎么处理？这首诗的初版我自己都没留一本。
《巴黎评论》：这件事让你在诗人中成名了吗？
桑德拉尔：我已经够有名了，因为我嘲笑这些诗人，还打扰他们在丁香园、花神咖啡馆和普罗可布咖啡馆的聚会。因此我不需要靠发表什么东西来让诗人们认识我。但是一九一二年十月《纽约的复活节》的出版倒是招来了一些卫道士的怨憎。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我发表《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一本同发性的书”）时，他们接着指责我，说我剽窃抄袭。代表着印象派旧日荣光的这些人都把自己当做神圣的吟唱诗人。我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包围下举步维艰。我也嘲笑过他们，除了胡子以外和吟唱诗人没有一点儿像的。那个时候阿波利奈尔是唯一一个我会去见的诗人。他总是对我很和善，还给我找了工作，让我能挣几个苏的钱。千万别听恶魔的闲言碎语！现在人们说阿波利奈尔是受我的影响而创作的，对此我想说，我压根不在乎。我歌颂埃菲尔铁塔，他也歌颂埃菲尔铁塔。自那以来，还有很多其他人也这么歌颂呢。
《巴黎评论》：但是阿波利奈尔在认识你之后做出的诗学上的转变，到现在还是一个巨大的谜题。
桑德拉尔：儒勒·罗曼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诗学方向转变的。我完全没有注意。这也不关我的事，只有批评家才会发表这种言论。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没有做这种工作的能力。我想的话，我就写诗歌颂埃菲尔铁塔。
《巴黎评论》：这和埃菲尔铁塔没关系，这是……
桑德拉尔：这是关于我可能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创作中施加的影响。罗贝尔·高芬（robertgoffin）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像警钟一样高高挂起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过来敲了这同一口钟，搞得好像身上有其他人的影响是犯罪一样。我有的时候觉得，这口警钟带来的问题不是要我去面对批评家、诗歌专业的学生或是历史学家，而是让我去面对一群时刻测量、标记、取指纹的业余侦探。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常常在事实上的冒险结束后等待很长的时间，十年左右，才把它写出来？就像《巴拿马冒险》那样？
桑德拉尔：写作是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孵化。让真实经历达到一个需要写作的时间点，这是一套完整的、无意识的工作。一般来说我先从标题开始，我首先要找到标题。我一般是能找到很好的标题的——很多人为此而嫉妒我，而且不仅止步于嫉妒，有好些作家来找我，要我给他们想标题。找到好的标题之后我会开始思考。这个时候灵感就会开始堆积。围绕着标题，灵感会产生有意和无意识的结晶。在我完全了解我笔下的人物之前我是不会写作任何有内容的东西的。我必须全盘了解人物，从他们的出生开始直到死亡。我笔下的人物也一定只会根据他们虚构或真实的处境发生可能的、可想象的变化。这种工作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我也会做记录。这样我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文档库，在里面塞满笔记和素描。这些都是基于想象的成果，并不是事实。基于事实的文档让我很不舒服。
《巴黎评论》：你之前提起过你的下一本小说，是一本“真实的小说”。
桑德拉尔：是的，不是真实的小说的话我就不写了。
《巴黎评论》：所以里面是不是会包含一些你生活中特定的元素？
桑德拉尔：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你在书里找不到我。我会写一本像小说的小说，但是我个人不会出现在里面。因为读者在我的书里只能看到一个角色：那就是桑德拉尔！《黄金》是桑德拉尔，《莫拉瓦金》是桑德拉尔，《丹·亚克》也是桑德拉尔——我都烦了这个桑德拉尔了！不管怎么说，人们不该认为小说家托生于他们笔下人物的身上——福楼拜也不是包法利夫人。在描写爱玛中毒的时候，如果他自己也不舒服，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他依然不是包法利夫人，尽管他深深坚信着这一点，并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个古板的诺曼人怎么可能是个老阿姨？作家面对的最大危险就是成为他自身成就的受害者，作茧自缚。
《巴黎评论》：你宣布接下来要写三十三本书。为什么是三十三本？
桑德拉尔：我宣布接下来四十年出三十三本书这件事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充满限制的计划；三十三是一个关键数字，是我活动、生活的关键。因此，它不是一个完全定下来的计划。它可以是一个索引，但不是一切的总索引。它并不包括我永远都不会写出来的小说的标题——前几天我还惊讶地发现我一九四六年发表的《断了的手臂》，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放进这个计划了。我完全忘了这回事！这个计划中包括我会回头继续写的书和未来会出的书。计划中还有十卷已经写好的《我们的每日面包》，但是我把稿子留在了南美洲银行的保险箱里了。也许有一天上帝会示意我重新找回它们吧——这些稿子都还没署名，我留的是个假名字。我还规划了一系列我看得比自己的眼珠子还重的诗歌，但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发表——我不是胆怯或者自傲，我这样做是出于爱。然后呢，还有几本已经写好了、待发表的书，但是我把它们给烧了；这对我的出版商来说真是一大损失：《无辜士兵的生与死》（五卷）。
最后呢还有我写作的私生子、幼虫和流产儿；我应该不会再去写它们了。
《巴黎评论》：约翰·多斯帕索斯在他的《东方快车》里为你写了一篇文章，他称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荷马。
桑德拉尔：约翰结婚的时候我在佩里戈尔。我当时在写那本关于加勒蒙（galmot）的书。他度蜜月直接从纽约去了蒙帕济耶，那里也是加勒蒙的故乡。蒙帕济耶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小城。它是个固若金汤的村镇，由英格兰国王于一二八四年建立。它很小，只有不超过六百二十五个居民。它的规划就像美国的城市那样，有两条主动脉大街，所有的街道都直角穿过这两条大街。如果按美国的方法给街道排序号的话，我想那儿一共有二十一条路。我当时住在附近最好的酒店，伦敦大酒店，那儿的食物就像给神仙吃的那么好。酒店的主人是卡萨戈诺尔夫人，她的丈夫就是本地的卓别林。卡萨戈诺尔夫人是一家之主，很有男子气概。约翰·多斯帕索斯告诉我他要来这里时，我对卡萨戈诺尔夫人说我有几个朋友要直接从纽约过来，住在你的酒店；你可得做得好些，展现你杰出的能力。我就没再去想给他们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酒的事儿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卡萨戈诺尔夫人给我们准备了绝佳的佩里戈尔菜；她亲手计划菜单，循序渐进，每一天都给我们惊喜：松露、加了蒜好吃得让人舔盘子的法式牛肉汤（配上一点酒，乡村风味儿）、小龙虾拼盘、奶油菌菇、波尔多牛肝菌、炸鱼（鱼来自多尔多涅和加龙河）、串烤小鸟、白兰地丘鹬、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野味、隔壁村神父偷猎来的鹿肉、烤肉、鹅肝、野莴苣、农夫奶酪、蜂蜜碎果仁佐无花果、蜜馅李子、酒烧可丽饼、各种你能喝下的最烈的红酒、俩人一瓶的蒙巴兹雅克酒、咖啡、烈酒……一共只要十二个半法郎，最后一天的惊喜额外加五十生丁。最后一天，也就是约翰和他的夫人要离开的那天，我们吃了一只野天鹅。我之前都不知道法国还有野天鹅，也不知道是不是迁徙过来的。黑色的佩里戈尔，多么神奇的国度！
我常常和约翰见面，但总是在巴黎。这很有意思，尽管我常去美国，但是我从来、从来、从来都没有和我的美国作家朋友在美国见面。就好像凑巧了一样，每次我见我的美国朋友，他们都不在自己的故乡；就算我坚持要在美国见他们，打电话过去，对方总是说我要找的人在度假、在旅游或者在欧洲。我每每去他们工作的报社、喜欢去的俱乐部或者他们的出版商那里去寻找他们，最终都是徒劳。哪儿的回复都是一样：他不在！我曾经挂了电话，感觉特别奇怪。我不想用我的结论来贬低任何人，但是最终我承认，美国作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感觉不到自由；那些从欧洲归来的美国作家良心上不太过得去，他们会责怪自己，无法回忆起任何欢乐。他们惧怕民意，和英国人相反，他们也没有融入生活点滴中的礼节。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难题。
《巴黎评论》：你认识的美国作家中有亨利·米勒。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之一吗？
桑德拉尔：亨利·米勒，我在巴黎见过他，而且只在巴黎见过他。和他在一起很开心愉快。
《巴黎评论》：你还认识其他美国作家吗？
桑德拉尔：当然，一群诗人，他们来了又走了；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他们人太多了，在上一场战争的前夕来了巴黎。
《巴黎评论》：据称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一个模范作家，也对一些美国小说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桑德拉尔：这绝对是假的。如果在双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群诗人中有几个在我的影响下创作，那我就算不上一个模范作家了。对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巴黎发展的作家来说，真正的模范作家是维克多·雨果，是莫泊桑。他们来法国的时候没有什么规划，有的是随军的士兵，有的是救护车驾驶员，有的是外交人员。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巴黎旅居，时间有长有短。其中有一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时间里一直留在巴黎。他们常常在蒙帕纳斯和圣日耳曼德佩区出没。就算他们受到了法国的影响，那也仅仅是一种氛围的影响；是巴黎的空气和法国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受一两个法国作家的影响。约翰·多斯帕索斯有一天对我宣告：“你们法国有一个在美国还不存在的文学流派：维克多·雨果的大纪实文学。”
《巴黎评论》：这真是个惊人的宣言。
桑德拉尔：我像你一样感到惊讶。因为我也一直以为纪实文学绝对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文学流派。但是你看，好像不是这回事。从纪实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确实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美国小说家。在小说家还没能够为一流的杂志撰写文章时，他们往往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把自己献给文学，献给美文。这段时间过去后，他们真正地超越了自我；因此我们有必要去阅读这些最新的战争纪事或是其他的纪实文学，可以是锡布鲁克（seabrook）、海明威或者是约翰·多斯帕索斯他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都带有我们的印记，精彩绝伦。他们重塑了这个文学流派。锡布鲁克的《疯人院》称得上是纪实文学的杰作，可以比肩维克多·雨果的《巴尔扎克之死》；后者是开启了这一文学流派的首部代表作。多斯帕索斯说得没错。
《巴黎评论》：那福克纳呢？你认识他吗？
桑德拉尔：我不认识福克纳，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马尔罗（malraux）曾让我为《八月之光》的译本作序；我觉得这本书太局限于它自身的地区了，而且文学性太强；那种过于完美的写作方式也过时了，所以我不想做。
《巴黎评论》：你是在纽约结识海明威的吗？
桑德拉尔：不，我是在巴黎的丁香园见到他的。我当时在喝酒；他在我隔壁桌喝。当时他和一个休假的水手在一块儿。他穿着制服——可能是一件给非战斗的救护人员穿的，除非我记错了。那是二战末期的事儿了，“最后的大战”。我们隔着桌子聊天；醉汉最喜欢聊天了。我们聊天，我们喝酒，我们接着喝。在蒙马特的安德烈·都彭（这位诗人死在凡尔登）的遗孀家里有约。我每个星期五都去那儿和萨蒂（satie）、乔治·奥里克（georgesauric）、保尔·朗伯德（paullombard）一起吃马赛鱼汤，有时还有马克斯·雅各布。那天我把我那喝得醉醺醺的美国朋友带上了，想着要给他点我们的家乡菜尝尝。但是美国人对美食没什么兴趣；他们那儿就没什么好吃的，所以他们也不懂美食是什么。海明威和他的水手朋友根本没听我在说什么——他们比较喜欢喝酒，一直喝到他们再也不觉得口渴为止。所以我把他们留在了殉道者路上的一家酒吧里，然后我自己跑去我朋友的遗孀家吃顿好的。
《巴黎评论》：你还认识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
桑德拉尔：是的，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是一九三〇年在罗马认识的。那时在意大利已经有很多人在谈论他的事，因为他和一群可爱的纽约姑娘厮混，成了一桩丑闻。他在一个晴天到了罗马，当时我在那里拍电影。他让人告知我，他非常焦急地想和我见面。我请他来制片厂，但是他回答说他感冒了，他也不喜欢电影，总之他没时间来，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去斯德哥尔摩领诺贝尔奖。我当时也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那天十点左右的时候制片厂出了点故障，所以我就去了他的酒店。在那儿，我看到了半打美国姑娘，个个都醉得不行，还在用一个装满了鲜奶油的汤锅做大量的鸡尾酒。她们一边吵着要倒多少，一边把两三升的味美思酒倒进汤锅里。我觉得自己无法立刻融入这群疯女人之中——她们中有一个拿出把剪刀对着我，让我给她剪头发——所以我打算去散会儿步。但是我改了主意，决定去寻找那位我还没看见的、造成这降神仪式般场景的主人。洗手间的门半掩着，有开水从里面流出来。我走了进去。浴缸已经被水装满了，水龙头还大开着。两只穿着锃亮的舞鞋的脚搭在浴缸的边缘，在浴缸的底部，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男人快被淹死了。那就是辛克莱·刘易斯。我把他从他那不幸的姿势中拉了起来。我救了他一命，让他能够第二天早上坐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第二天我送他去坐火车——他连杯酒都没请我喝。他当天确实宿醉得挺厉害的，也很可能因此不想再喝了吧；好像他还发誓说这辈子再也不喝酒了。但是醉鬼发的誓是信不得的，你知道的。
《巴黎评论》：你一九一二年从美国回到巴黎后住在哪里？
桑德拉尔：蒙田大道。那是一个很好的街区，我也很熟悉。我在12号、60号、51号、33号、5号都住过；最后我又搬回了12号。我可以为这个区写一本书。这个街区这么宁静，甚至称得上舒适；这个街区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鲜事！我连书名都想好了：《阿尔玛桥周边之旅》。但是我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写它，就好像那些我多年来一直白日做梦要写的书一样。
《巴黎评论》：你在那附近留下的最好的回忆是什么？
桑德拉尔：我不知道，美好的回忆太多了。那里是我那些为巴黎市政府工作的下水道工人朋友训练捕鼠梗犬的场地，在一个地下“赛狗场”里。那里还有一个环卫工人——他就是个情圣，睡了整条大道上所有的女佣，还曾经把自己和她们关在广告橱窗里面，他在里面放了个红色天鹅绒的沙发凳。我会在巴西大使馆前结束我的夜晚：喝巴西超浓咖啡、抽雪茄、像疯子一样和我亲爱的老朋友苏萨·丹塔斯（souzadantas）聊天。因为他连张床都没有，所以被称为波希米亚大使——睡觉的时候他就把领子立起来，把帽子扣在脸上，在一张俄罗斯皮革沙发床上伸展开他的身体，闭上眼睛像婴儿那样熟睡；他可不管你人还在不在那里。
为了香舍丽榭大剧院开幕和彼得鲁什卡的首演之夜，我在一九一三年甚至写了一本关于俄罗斯音乐的小书。首演的时候，一个全身戴满了钻石的女人被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搞疯了，她硬生生拽开一个崭新的剧院座椅，把它砸在我的头上。她太会砸人了，我那天晚上和斯特拉文斯基、达基列夫（diaghilev）还有几个俄罗斯芭蕾的舞者在一起在蒙马特喝香槟，一整夜那个座椅就像个领子一样戴在我的脖子上，我满脸都是血和抓痕。我见证了这个街区的变迁：那些来到这里居住和工作的时装大师——从玛德琳·薇欧奈（madeleinevionnet）到博埃德（boyd）……出租车取代了四轮马车……茹韦（jouvet）成立法兰西喜剧院；巴贝达（batbedat）的雕塑工作室；埃尔贝多（hébertot）将佩雷厅——在瓦格纳的歌剧进入公众视野并在拜罗伊特大获成功后，为歌剧《帕西法尔》的演出而建，舞台下方安装了喷发蒸汽的机械装置，花费百万却从未被使用过——改建为富丽辉煌的音乐厅，吸引着每一个品位高雅的巴黎人。更不用说罗尔夫·德·马雷（rolfdemaré）带领的瑞典芭蕾舞团，他们演出了我的黑人芭蕾作品《创世纪》，由达律斯·米约（dariusmilhaud）作曲，费尔南·莱热（fernandléger）担任舞台设计；考克多的《埃菲尔铁塔前的新人》；萨蒂的《松弛》。我为《松弛》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老朋友萨蒂和弗朗西斯·毕卡比亚（francispicabia）是从我这儿得到的灵感，让勒内·克莱尔（renéclair）凭借《幕间节目》这一原本在《松弛》芭蕾舞剧的幕间表演的作品，以导演身份出世。当时我去了巴西，所以功劳就全给了毕卡比亚。你看，那确实是一个传奇的年代。
《巴黎评论》：你喜欢的那帮奇人里，有哪些是在巴黎结交的？
桑德拉尔：我在蒙田大道认识的最奇怪的生物是一个疯女人。让·季洛杜就是以她为灵感而创作了《沙依奥的疯女人》。她不是当时报纸拍到的蒙马特那个“戴满钻石的疯婆子”。她叫乐芙蕾夫人（madameleffray），是个英国寡妇，她的亡夫是个伦敦考克尼区来的车夫。她住在劳里冬街，我常常会跟着她：每天她都会从沙依奥来蒙田大道；她会坐在一条长凳上，正对着雅典娜广场酒店。她欣喜若狂地坐在那儿，活像女演员莫瑞诺（moreno），但比她瘦多了；她头戴着一顶装饰着污浊的鸵鸟毛的天鹅绒帽子、脏兮兮的廉价首饰，穿着一件上面全是破洞和蕾丝的长裙，脖子上是一条肮脏的、除了一条黑色小尾巴什么都没留下的貂毛围巾，脚上穿着一双大码的高跟鞋，手上戴着手套、丑陋的珠宝，还随身带着长柄眼镜和拖在地上的手包。附近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取笑她。她是真的精神不正常；她从没和任何人说过话或回答任何问题。但她仍保留着自己的尊严，骄矜又自给自足。她就坐在那条现在已经不存在的长凳上。因为季洛杜几乎每天都会来那附近，所以和我一样，他也时常能看见她。
《巴黎评论》：你旅行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你会在船舱里写作吗？还是等到回来才开始写？
桑德拉尔：我很喜欢长途的海上旅行。我喜欢海洋里独特的生命，在海上我充满了乐趣，做梦都不会想起工作的事。这是游手好闲的最高境界，是一场凯旋——甲板起起伏伏，船舶航行，发动机轰鸣，海洋卷起波浪，海风呼啸，地球在天空与星辰之下不断地转动，整个宇宙迫不及待地对你敞开，期待着你的路过。我从来都不急于到达口目的地。我好多次尝试着引诱船长把船开去别的地方，而不是去到既定路线的港口。一个老荷兰人告诉我：“这不可能！哼！”我在鹿特丹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穿梭了三十年的时间，就像一个火车工程师一样。想改变这个行程是不可能的，路径都是提前确定好的，时间表也是固定的。我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日子抵达目的地。这一切都是提前由公司定下的，他们是仅次于上帝的世界主宰。但其中最让我讨厌的是，每次登船的乘客都是同一群人，和我同桌吃饭的也几乎是一样的人——同一个代办，同一批外交官，同一批在东印度发家的英国富人，同一批大银行家。一起航行了三十年，我太熟悉他们了！要是我更有勇气就好了，我就能把船舵转向，指向另一个目的地，往东也好，往西也好……我要驶过好望角，直冲进南部海洋。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回答你的问题：我在旅途中不写作。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说过，你用爱和孤独武装自己？
桑德拉尔：事实上，生命与人性，艺术家与它们为伍，生活在它们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非常伟大或非常渺小。
《巴黎评论》：人性的边缘？所以你不把自己当做一个艺术家？
桑德拉尔：不，我已经有三十六种职业了。我已经准备好，明天早上就开始做截然不同的事。
《巴黎评论》：养活自己对你来说从来都不是难事。德军占领期间，你还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以出售你自家花园里的草药和植物为生呢。
桑德拉尔：有些种的是绿蔬，有些是草药。
《巴黎评论》：你还有兴趣养蜂？
桑德拉尔：我对蜜蜂感兴趣是因为它们能替我赚很多钱。我可没有梅特林克那么有热情——他学习蜜蜂的习性，还从中总结出道德标准用于人类。在这个世上，一个人有数以千计的与其相似的同伴，却兴致勃勃地去学习蜜蜂、蚂蚁的生活，拿它们的社会结构做例子；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昆虫没有道德标准，也没有对正义的认识。我养蜂采蜜是因为这个活儿很简单，又挣得不少。只要有好客户就没问题。
《巴黎评论》：你说过你和其他作家不同，你上战场不是为了写作；当兵的时候你拿的是枪，不是笔。
桑德拉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与那些军旅作家为伍。我是斗士，他们只是写字的。写作的时候没办法开枪，开枪的时候也不会写作；写作得在开枪之后才能做。更好的还是开枪前就写作，这样后面的一切都可以避免发生。
《巴黎评论》：你怎么看让—保尔·萨特？
桑德拉尔：我对他没有看法，萨特从来没给我寄过他的书。存在主义？从哲学理论来看，叔本华告诫我们要提防那些在做出哲学宣言之前先得通过正式的学习、冥想、写作和思考的哲学系教授——萨特就是个教授。剧院里的哲学性戏剧很无聊，萨特就喜欢把他的论文放到舞台上演。学院派小说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差，而萨特写得却不能被归于任何一类。现在的年轻作家——自从我回了巴黎，见过了很多——我问我自己，他们到底在哪些地方、哪些方面具备存在主义？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每晚都精心打扮、去圣日耳曼德佩区，就像他们的父亲每晚精心打扮去参加他们的社团和俱乐部活动那样？时尚总会过去，也已经过去了。我可不会随波逐流。但这个世界会为它自身而感到无趣。电影、广播、电视……事实上，很少有人、也没有足够的人真正知道如何生活；而那些能接受生活本来面目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巴黎评论》：我不知道如何评价学院派的教授们对文学的入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让—保尔·萨特的运动中还没有产生诗人。存在主义运动不是由诗人组成的。没有诗人因存在主义运动而脱颖而出。
桑德拉尔：你很可能是对的。超现实主义者里有一个例外：罗贝尔·德斯诺斯（robertdesnos）。罗贝尔是个好人，他也算得上很尖锐。我和他常常在一个酒吧里一起畅饮、开怀大笑。我们常在那个酒吧碰头，我为它受洗、给它起名为“巴黎之眼”，因为它位于里沃利街的拱廊下，离协和广场就几步路。在那里，你不用从桌前挪动，就能看见这个巴黎在面前路过。罗贝尔不怀好意地叫这个酒吧“瞪眼夫人餐厅”，因为女士们会在这里下楼用洗手间，出来的时候都瞪着双眼直视前方，好像这样就能保证她们的尊严、假装她们刚才没有去尿上一泡似的。
《巴黎评论》：你说过你嫉妒马雅可夫斯基，因为他能在莫斯科的红场拥有一块灯光牌。
桑德拉尔：我不认识第二个能有幸利用灯光报纸来在街头发表——其实应该说是张贴——诗作的诗人。这么做并不是政治宣传，只是打广告而已。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是的，是给一个党员做的政治宣传。但是马雅可夫斯基对人民和诗歌的爱远胜于此。想一想俄罗斯数百万不识字的人。要想打动这么多人，非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天才不可。这就是我嫉妒马雅可夫斯基的地方——他的诗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不识字的人也能看得懂画。只有华特·迪士尼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个绝佳的发明家，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纯粹，也被商业化了，但他还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我很确定，马雅可夫斯基要是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在红场用扩音器大声呐喊他的诗篇，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广播节目里即兴写诗，为了让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会写越来越多的诗，每一首都是形式和精神上的革命。
《巴黎评论》：你说过人生除了写书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但是无论怎么说，你写书这个工作做得超凡绝伦地好。
桑德拉尔：超凡绝伦的是别人，是你们这些人！你们都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停止写书。这会带来什么？告诉我……去国家图书馆散个步吧，你会看到这一切的结果。这条路通向墓地，通向沉没的大陆，通向百万册仅供蠹虫啃噬的书。人们再也不知道书的作者是谁，也没人再问起。未知之域。真让人高兴不起来。
不，我不是一个超凡绝伦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超凡绝伦的白日梦家。做梦的时候，我超越我所有的想象——包括我对写作的想象。
威廉·布兰登（williambrandon）英译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十七期，一九六六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