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右手。给密歇根州哈克朋的伊拉贝·加森。改正“存在”、“分离”、“目的”的拼写。不要过多使用修饰词。和读者玩游戏。稿纸上不要有口水。短篇小说集：《冬日的布鲁哈格》。兰登书屋。黑底烫金封面。扉页用红色字体。以下情况也可给出右臂：欧·亨利小说奖、圣劳伦斯小说奖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席搞定。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两只眼睛。给特拉华州希斯顿的比利·布莱恩德。不要用“……等等”、“……之类”这样的后缀，改正“好像”的用法。不要在叙述中使用夸张的问句。不要以对话开头。不要倒叙。在描述时调动所有的感觉。稿纸上不要留下脓水。两卷本小说《萨穆尔》小开本，封面用棕红绿蓝色。诺贝尔奖。搞定。
当我漂浮在覆盖着阴影的北半球上空时，我想到我们都将一点点、一片片、一块块地遁入黑暗。我们都消散于我们的词汇、语句、段落和叙述中。我们的生命被耗散在照片、信笺、证件、书籍、奖状和谎言中。我们暴露在镁光灯下，直到一个又一个纪录被打破。我们静静等待白天过去，直到阳光越来越微弱。我们在聚拢的阴影下无所事事，直到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南极洲、非洲和欧洲都散落在这个星球的深色水域上。此时世界的血肉裂开了缝。此时世界的肢体被四散扯开。此时世界的骨骼碎落各处。这是语言最后的碎片。我已经体验过双重背叛。我尝到过欺瞒的味道。我听到过隐微的叹息。我也体验过冰冷的神秘。除了人们的墓碑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除了人们的脸皮没有什么能发笑。除了人们的衰老没有什么能呼吸。除了人们的沉默没有什么能说话。躺在柳条筐里并不是一人独眠。在柔软的、浸渍着脓液的床单上被翻身不只是一人独处。通过管子被喂食也不是一人独食。喝水呛住等于是为了所有人呕吐。在黑夜里漂浮也是我们所有人或早或晚都要经历的旅程，然后明亮闪烁的晨星升起，别无他物。
我能感觉到庞大的飞机在下降。我七十四岁的耳朵在发胀。那个闻起来像条死狗的空姐已经帮我翻身了，这样如果我呕吐也不至于窒息。她把我紧紧捆在我的两只座位上。我能感觉到安全带缚住我的臀部和肋骨。我感觉到飞机沉入黑暗，也知道自己并没有放弃任何不能失去的东西。我知道人可以用比出生时少很多的身体生活。我知道完整并不是全部，如果你用一只眼睛换到一个奖项你就会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赢家。我感觉，在飞机落地时的颠簸和倾斜中，我白色的长发在耳朵的残根上拂摆。我能想象到穿着黑色衬裤的侍应生将会微微鞠躬，把我送到掌声响彻的讲台上。我能想象到年迈的黑色的国王眯着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这只有两个提手、铺着白色床单的柳条筐。我的鼻涕正流到我的上唇，我能听到自己让他把我的耳屎从浅浅的耳洞里掏干净，让我能清楚地听到他如何颂扬长久忍耐的美德、絮叨人们是如何克服严重的残疾抵达卓越、人类的精神是多么伟大而不可战胜，而年迈的皇后正看着这一团兴奋的、获胜的东西吱吱窃笑。我也希望一位王储、公主或者一位小王子能将麦克风递到篮筐里，这样当我的眼窝渗出脓液时，我还能低声说完自己的获奖感言。我希望能控制住自己的口水，也希望自己不会流泪。我想知道在现场的噪音、味道和温度之外，能否有鲜花增加些香味。我在想能否有谁让我抿一小口香槟。最后那颠簸、撞击和弹跳，一定是落地的跑道了。
（原载《巴黎评论》第七十三期，一九七八年）
乔伊·威廉姆斯评《飞向斯德哥尔摩的夜航》
《飞向斯德哥尔摩的夜航》刊于一九七八年春季第七十三期的《巴黎评论》。真是一件欢快的作品！它是迄今为止最有趣、最诡异的文学作品之一，即使是在当下也一样，各种形式的疯狂都在进行。三十多年后，我还能记得那位无名的作者所获得的每一次出版机会和奖项。当他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讲台上试图发表自己名为《隐喻式思考：英美文学衰落的原因》的演讲、却得到来自台下的嘲笑时，他给加百利·莱切特——一个经纪人，拨通了那个命运攸关的电话。
“盖布，”他说，“我明天就六十六岁了……我一辈子都在写小说，但是没有人出版我的任何一个字。如果我的作品能登上《巴黎评论》，我将付出我左手的小指。”
好吧。他成功了。作为经纪人，莱切特有很多联络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于很多无聊的原因需要肢体的不同部分，而他们在文学界也拥有异常的影响力。确实，都是你知道的那些出版物。所以他为登上《巴黎评论》付出了一只小手指，为《三季刊》付出了两只睾丸，为《君子》失去了一只左手，还有两只耳朵是为了《纽约客》。经历了这些，成功就有了保证。
“我获得了新的声誉，成为了美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而我头部两侧的残余在寒冷的空气中感到阵阵刺痛。”
为了让双日出版社发表自己的作品，一条左臂被索走；当克诺夫出版社接受他的小说时，他给出了自己的左腿；当我们的作者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时，他的身体已经所剩无几，尽管如此，精明的超级经纪人莱切特还是成功地利用作者的两只眼睛，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此，这一团化着脓、被捆在篮子里的不朽作家，被飞机送往斯德哥尔摩去接受最顶级的文学荣誉。
这团东西思忖着：“我能想象到穿着黑色衬裤的侍应生将会微微鞠躬，把我送到掌声响彻的讲台上。我能想象到年迈的黑色的国王眯着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这只有两个提手、铺着白色床单的柳条筐。我的鼻涕正流到我的上唇，我能听到自己让他把我的耳屎从浅浅的耳洞里掏干净，让我能清楚地听到他如何颂扬长久忍耐的美德、絮叨人们是如何克服严重的残疾抵达卓越、人类的精神是多么伟大而不可战胜，而年迈的皇后正看着这一团兴奋的、获胜的东西吱吱窃笑。”
但是，韦伯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浮士德式的老套交易。在通向每次成功时，作家都要听命于一些编辑的建议，这些都是合同的一部分。“擦掉空白部分的泪渍……不要以对话开场……在叙述时不要使用夸张的提问……不要倒叙……用句法结构来完成强调”，等等，而这些正是所有大学写作课程为那些有才华的人提供的技巧。“将行为的情感和心理层面复杂化……丰富句子的节奏……不要再错误地使用‘短促地’这样的词……”
另一个关于这篇出色的小短篇有趣的地方是那些荒谬的名字（每个人的，除了那团兴奋地赢得成功的肿块）。韦伯承认自己这些名字参考了凯瑟琳·玛丽·布里格斯所著的《对帕克的剖析》。对于我而言，它太像一块滑稽的蛋糕上结着的天蓝色糖衣。但是因为有达拉斯·韦伯这个名字，可以说，读者会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戏谑，而理查德·福特的名字则不能。
《飞向斯德哥尔摩的夜航》是我最喜欢的《巴黎评论》的故事之一。韦伯也写了一篇关于鼻涕的故事，确切地说是关于缪克斯先生和缪克斯太太的故事。但我想《巴黎评论》没有刊出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