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韦伯著

乔伊·威廉姆斯评

索马里译

我拥有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加百利·莱切特。是他安排了往返机票，让我在斯堪的纳维亚航班上拥有两个并排的座位；为我在皇家古斯塔夫假日酒店订好了房间；为我的篮子除臭、换上新的床单，帮我穿上崭新正式的、顶端饰有白色绶带的黑色大布袋；为这次旅程将我化着脓的残肢清洗了一遍。在我登机时，他甚至还拎起我的柳条洗衣篮的一角。在黑暗中，我能听到他在指导空姐如何为我清洗、喂食，帮我喝水，以及何时为我翻身。我听到了双手传递小费的声音。我也听到加百利被惹恼的笑声，还有那位女士迟钝的嘟哝。我想我听到空姐轻拍了下他光秃而小巧的头部。然后，就是我的第一次起飞。这架老旧的波音747急剧上升，让我的臀部和残缺的肢体迅速滑向洗衣篮的一边，接着飞机进入了悬浮状态，我的耳朵开始发胀。在降落伞一样的黑色布袋子里，我坠入了那伟大、金色的梦。我的眼前一刻不停地滑过那些已经出版的书的封面、那些细致的修订、绿色的外科手术外罩，还有窸窣摩擦的纸钞。我想到那些奖杯发出的叮当声，还有不朽的味道。飞机在一万五千米高的黑暗中飞过冰岛、北大西洋、爱尔兰、英格兰，北海和挪威，而正是加百利·莱切特给予了我这一切缓慢流淌着的场景。当我听到飞行员的指示，我们将降落在斯德哥尔摩，我即将见到瑞典国王（我猜还有王后以及小王储们）。我在思忖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如何。他们的气味又是怎样？

我拥有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加百利·莱切特，他是一名经纪人。他为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美式足球的四分卫、撑竿跳运动员、杂耍演员、转世的基督徒、还有总统们处理合同。他也为农民、教授、诗人、牧师、棒球投手、恐怖分子们甚至还有飞行员们的事业进行斡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经手了数量巨大的承包合同，他所塑造的成功比你所能想到的要多得多。他说这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本领。我相信。

加百利——他的客户们都叫他盖布或者盖比，一九三五年出生于爱尔兰多尼戈尔郡马基什山脉西边的一个山坡上，具体的日期他说不记得了。他说，那一天他母亲看到吊着银色铃铛的白马。他说，一九五一年布拉迪角的土豆收成很不好，于是他来到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我不记得自十九世纪以后爱尔兰发生过任何的土豆饥荒，但我总愿意倾听他的故事。他说他来到芝加哥，因为他和我们有一样的血肉，也因为他喜欢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人各有其价”。他说，一开始他的代理生意进行得并不是很好。实际上，当他一九五六年十月在芝加哥艺术学院遇到伊泽贝尔·高迪时，他正在穷途末路上挣扎。当时他和她正站着凝视莫奈画的某几幅睡莲。据加百利自己的说法，他叹息了一声，说道：“见鬼，佩格·波勒画得比他好多了。”而伊泽贝尔总能看到把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也迅速回答道：“理查德·塔尔顿已经一只脚跨进坟墓了，你能帮他下吗？”盖布作为“公务员”和一名成功商人的生活便自那时开始，就好像安布鲁瓦兹·巴累借着一些私下的协议和回扣，成为了缅因州海尔维恩的第一位富有的独臂经纪人。

我第一次见到盖布，是一九七七年，在帕尔默家园希尔顿酒店的门厅，我在那边参加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会议。他在门厅闲荡、张望，我后来才发现，他没有找到可以与之做笔生意的人。他悄无声息地走动着，不声不响又偷偷摸摸地递出自己的名片，绿色的卡片印着红色的字体：他的名字是加百利·巴利博菲·莱切特；他的办公室在芝加哥的斯泼那大道的1313号；他的电话号码是393—6996；他的办公时间是“悉听尊便”；他的职业是“经纪人”；还有他的信条是“不要陷入无名，在这个世界脱颖而出。”他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说他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潜在的客户。他说他已经观察我很久了，而我也被戳到了痛处。我们在人群中交谈了一会儿，我问起他自己的一些情况。他说自己身材矮小，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遭遇了土豆饥荒。他的鼻子和耳朵上的节瘤，是因为他母亲，哦，他亲爱的母亲在为他哺乳的时候被佩格·奥尼尔吓了一大跳，她的乳头在他的嘴中迅速地干涸。他的烂牙和秃顶是因为他曾结发两年的妻子——来自蒙大拿州克里克教堂一带的琼·泰瑞，想用蝙蝠的唾液来毒死他。他说他试着吃下肚里塞满馅料的蚂蚱、烤蚂蚁还有整只的烤老鼠来解毒，后来他把她丢进了芝加哥河。他说她从一开始就心地歹毒，所以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一九五五年缔结的那场婚姻竟然维持了两年。盖布说他妻子的继母只给了她一瓶走气的啤酒，还有一些发酸的面包作为陪嫁。婚后他们住在考科特庄园，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山羊们亲近，梳理它们的胡须。他说她的天堂里有硝石，而她的地狱里却有黄金；她的天使们真实而具体，会被盔甲挡开，也会被火药杀伤。我告诉他我的问题，他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不能再游手好闲了，我应该努力打拼，实现成功。我告诉他，如果我需要他的帮助会打电话给他。

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需要盖布的帮助了，因为我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上的发言被嘲笑了。当我念开场白时，我听到了台下的窃笑。我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开始狂笑。当我介绍我的论文——《隐喻式思考：英美文学衰落的原因》，作者：麦瑞克·卡索邦教授，来自俄勒冈州威尔士市的泰维斯·蒂格大学英语系——时，他们都嗤笑我，撇嘴摇头。他们抖动胡须，叼着烟斗，咬牙切齿。甚至连我的老朋友鲍克·尤瑞斯克也在耳边扇动手掌，用手指夹住鼻子。他曾宣称自己能听到青草生长的声音；他还说自己跑步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必须要把一只腿抬到肩膀高度，这样才能看得清楚前方的路；他的大腿是如此强壮，据说都可以砸碎一块石头；他用一只鼻孔喷气都可以让一台风车旋转。会议的主席是来自特拉华州戈尔斯顿的理查德·泰尼，主持人是来自艾奥瓦州万斯侨福的约翰·细普爵士，当我看到他们俩站起来，脱下裤子，对我露出他们的光屁股时，我明白了一切。我的隐喻研究搞砸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想。我走下讲台，即使我没有穿袜子，我的大肚腩也在咕咕地抖动，我的绿色西装还是击败了那些高领套头衫，我浓密的黑发甩过那些坐着的蠢蛋，我的鹰钩鼻和鼓起的双颊，我绿色的眼睛带着蔑视注视着高处。我走出房间，白色的匡威鞋在打了蜡的地板上咯吱作响。然后我决定继续回到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写小说。我掏出印有红字的绿色卡片。

那是个星期四。给盖布打电话时，我说：“盖布，明天，星期五，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三号，我就六十六岁了，我这辈子都在写小说，但是没有人刊登过我写的一个字。如果能登上《巴黎评论》，我就给出左手的小指。”我这么做是因为加百利很快表示出了兴趣，他告诉我第二天他就会和我联系，他想他能找到一个卖家。第二天，盖布来了，说他有一个朋友汤姆·里德，那人的祖上在一五四七年的平基战役中被杀害，汤姆需要夺回自尊。据加百利说，汤姆说会对此负责：作为对我的小手指的报答，我的小说《岁月的狂怒》将会刊登在《巴黎评论》上。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告诉我用打字机将文章隔行打印在整洁的白色稿纸上。不要用可擦写的纸张。他说我应该明确设置好故事的时间和地点，结尾处不要进行道德化处理，也要摆脱比如“确实地”、“真正地”、“最终地”、“仅仅”、“名副其实的”、“完全地”、“非常”以及“基本上”这些虚假的强化词。“用句法结构来完成强调”，他说。他也告诉我把纸上的汗渍擦去。我都照办了。当我的故事被刊登之后，我去了刀迪坡先生的诊所，在麻醉剂的帮助下做了手术，切除了小指头。他的首席护士凯特·克拉克纳茨将小指头用绷带捆好，塞进红色的面巾纸，用黄色的带子系好。当我走出诊所时，就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作者了，比我走进诊所前体重减了三盎司。当然，我也从中挣到了钱——手术费花了我五十美元，而我的小说稿费是六十美元。

《岁月的狂怒》出版一个月后，我将我的另一篇小说《住在爱之大陆的莱姆·赛克斯欧伯》寄给《三季刊》。似乎当天小说就退回来了，当然，没有出版。我知道我又需要加百利·莱切特和他的影响力了。我在特莱乌顿·特拉顿酒吧看到他，他正喝着哈比屈特酒，奉承着珍妮·格伦蒂斯。“好吧，盖布，”我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能登上《三季刊》，我就给出我左边的睾丸。”盖布都没有看我一眼，说：“要两只，我就给你搞定。”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说他会和马默杜克·朗戴尔谈一下，后者在圣降临节的庆祝活动上可能需要我的睾丸。盖布搞定了这笔交易，我也是。来自贝尔克公社利得福德村的奈皮尔医生，和他的首席护士萨拉·斯克尔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五，将我的睾丸移除了。萨拉将它们用白色的绷带捆好，放进绿色的面巾纸，再用红色的带子系好。我把它们带给了加百利，他对这桩买卖很满意，告诉我马默杜克·朗戴尔要求我把小说标题改成《塞纳河左岸的沉寂》，以及将主角莱姆·赛克斯欧伯的名字换成伯德·伊索贝尔，删掉双关语，改掉学术报告的腔调，擦掉第4页、第14页和22页的泪痕；并且别再使用感叹号、破折号、下划线表示强调，也不要用一串句号代表省略号。我全都照做了，将文章重新打印在二十磅重的亚麻布上，然后寄给了《三季刊》。他们在一周内就接受了它。我的第二篇小说很快就要出版了。

当《塞纳河左岸的沉寂》出版后，我让加百利·莱切特担任我永久的经纪人。他同意了。于是一九七九年七月，路易斯·玛丽·斯尼斯塔瑞医生和他的同事艾希多·里修摘除了我的左手，我想我不需要它了，因为我只用右手和右臂就能打字。他们把它包在红蓝条纹的礼物包装纸里，用黑色的带子系好，然后寄给了爱尔兰的安抚者格雷托雷斯先生。那人从布雷斯岛给我写信，让我不要再用短语，也不要使用过于委婉、累赘的文学语言。停止使用诸如“不必说”、“让我惊讶的是”、“不言自明的是”这样表示感叹的句子。他还建议我寄出的稿纸上不要有血渍。我都按照他说的做了，于是《君子》杂志接受了我的小说《莫尔的大脑和生命权》。

虽然上一篇小说的出版导致我还在贫血，但一九八〇年一月份，我还是决定要试试《纽约客》。盖布替我发出了消息之后，杜兰特·霍瑟姆从缅因州的雅顿·科奈尔写信来说他愿意刊登我的文章，如果我肯给出两只耳朵，并且不再反常地颠倒词序、不再故作天真地叙述，删掉所有叙述中的陈词滥调，以及将观点限制在一个角色或者叙述者身上，同时擦干净稿纸上的鼻涕。我在寄给他的《穆克拉维》草稿中都按照他的建议做了。杜兰特回信说很感谢这次合作，让我去克尔皮大街1369号拜访佩格·波勒，她会给我指引。我去了，她让我去拉伯斯修道院诊所找阿尔维拉古斯医生。我去了。当我走出诊所，我将两只耳朵放在红金色的袋子里，顶部用绿带子束好。我获得了新的声誉，成为了美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而我头部两侧的残余在寒冷的空气中感到阵阵刺痛。

我向加百利建议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有点哆嗦。他建议我休息一段时间，在达成新的交易前让自己休整好。我告诉他，虽然他已经从我的作品出版中挣了很多钱，但是接下来他还会挣得更多，所以只管做好我的代理人就行，其他的事情我来操心。于是，他承认他有一笔生意——他需要一只左臂，没有手掌也行。亚利桑那州希钦镇的一位威廉·德雷奇医生需要为玛格丽特·巴伦斯女士安装一只左臂，这样当她去一个舞会跳舞时，她不会因为没有左臂而无法抱住她舞伴的肩膀。加百利告诉我必须去希钦完成移植。我同意了，并在一九八一年的三月完成了手术。在摘除我的左臂之前，他告诉我，交易成功与否取决于我能否努力地修改草稿——我要控制好小说的次级结构、提高配角在所有故事中的重要性，研究所有故事的素材，让它们更诡异、奇怪，更能让读者不舒服。还要把稿纸上的耳屎擦掉。我允诺将会按照他说的去做，然后他取走了我的左臂，把它缝到玛格丽特身上。六个月后，玛格丽特在三十三岁的年纪第一次在自己的舞会上穿着一条蓝金色的、腰上缀着红腰带的裙子跳舞，与此同时，双日出版社也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上马的号子》。

因为我恢复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决定接下来就只完成一本长篇小说。当我跟加百利·莱切特提到这个计划时，他捧腹大笑，倒在地上。我叫他拾起他短小的身板，给我去工作。他照办了。他拍卖了我的鼻子、双脚、双腿、眼睛、阴茎还有两只肾。我同意给出一只左脚。摩戈、阿塞尔和马格劳律师事务所主持了谈判，一九八二年的二月，莱切特最终和堪萨斯州萨默索特郡的卢斯·彤格小姐签订了协约。根据合同，我为她提供一只左脚，而作为回报，克诺夫出版社将会出版我的小说《弗利波蒂·吉伯特》。我的合同义务是我不能再错误使用诸如“公开透露”、“不确定的”、“暴怒的”、“短促地”、“此刻”和“腰部”这样的词。我应该让句子更简洁，在描述行动时更多地把主动式动词和施动者联系起来，要摆脱情节剧的模式。我也同意不再使用人格化的隐喻，不再将一切非人的东西都人格化，直接描写人物、对象和行为。另外，我也不会将尿液漏在稿纸上。加百利还为这合同增补一个非常有趣的条款：如果我的书能获得国家大奖，那么我要付出的部分除了左脚之外，还有一整条左腿。你也许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一九八二年，封面红黑橘三色的《弗利波蒂·吉伯特》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而彤格小姐也得到了整只左腿。他们将我放在一只摇椅里，抬上了领奖台，当我领奖时我最后一次和别人握了手。

在我离开奥海尔国际机场时，莱切特在我面前读了他的账本，内容如下：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右脚。给北达科他州阿司莫代的汤米·劳亥德。将角色行为的情感和心理层面复杂化。仔细选择人物名字。句子的节奏要多样化。音调的多样性。稿纸上不要有粪便的痕迹。小说：《布拉齐亚诺的鬼魂》。麦克米伦出版社。黑色和灰色封面。章节标题是红色字体。以下情况额外加一只右腿：普利策奖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