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腓尼基人的将领是哈米尔卡·巴卡，先生，不是汉尼拔。”
参议员停了一会。“我儿子告诉我，你问了他一个提纲中没有的问题，而那个东方来的家伙却早就知道了。他觉得这很不公平。这是重点。”
“情况很复杂，先生。”我说道，又一次强压自己的冲动，想象着查尔斯·埃勒比碰到这样的情形会怎么做。面对参议员时，我清楚地发现自己缺乏处理眼前这种情形的能力。我相信，希德维克早就看穿了这一点。
“我知道，这很复杂，”参议员说，“但我向你保证，比这更复杂的情况多的是。你要知道，这次，我没有叫你去改正，你明白么。我儿子已经和我说了你的很多事情。亨德特先生，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吸取教训。”
“是的，先生。”我说，即便我发现他已经挂了电话。
从此，小希德维克和我在圣本尼迪克特的交往变得很别扭。他成了一名沉默寡言的学生，课上只会在教室最后一排涂涂画画——当然，我们的课堂质量本身也找不回约翰·杜勒斯和亨利·史汀生时代的荣光了。他的测验不堪入目，作文十分乏味，从身边的同学那里抄袭拼凑而成。他在自习室里惬意地谈天，在三年级的被服房里抽烟，在教室里被叫到名字时，睡眼惺忪，结结巴巴，仿佛刚从睡梦中被叫醒。
当时，未来那些更严峻的问题还远未困扰我们，然而圣本尼迪克特的辉煌岁月也许已经衰落，毕竟我们对这个男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查尔斯·埃勒比和我而言，他成了一个象征，证明道德败坏的第一根触须已经发芽，正在学校的柱子、木料上悄然蔓延开来。虽然我们并未将他的秘密透露给任何人，但是这男孩愚蠢的固执使他迅速疏远了他同学之外的几乎所有人。他带着恶劣的名声度过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光，像当初的一年级一样，最后一年刚开始，在那些熟知学校辉煌岁月的教员中，他已臭名昭著得近乎神奇。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变得高大。我会在校园里偶尔遇见他，面对我不满的眼神，他乌黑的眼睛会透出决不妥协的目光。尽管那粗野的性格在同学中人尽皆知，但是他面对复杂的情况却十分老练，甚至有两次差点当上学生会主席，好在他的几位授课老师巧妙干预才作罢。他的进步已变成了炫耀。不幸的是，他的恶行轻易地博得了一群生活于父母视线之外的男生的好感，比如他的身强体壮，比如他行为方式中早熟的邪恶，比如他大吼大叫的嗓音。
这并不是说，圣本尼迪克特的教员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希德维克·贝尔。事实上，一位老师的生涯总是点缀着他这样的棘手学生，尽管老师无从改变，却仍希望他能健康成长。和其他老师一样，我也对希德维克·贝尔抱有希望。在他沉溺于自己的堕落和智力上的孱弱时，我依然寻找着机会，试着训诫他，帮他进步。
在他四年级的时候，我成为了毕业班的教务长，很明显，希德维克并不希望有所改变，至少在圣本尼迪克特期间是如此。即使拥有特殊的背景，他最终也未能被大学录取。一九四九年春，在搭建于大操场北端的舞台上，他带着失败感从我手中接过毕业文凭。他向前走来，空洞的眼神遇到了我不满的目光，然后回到了环绕着朋友们的座位上。
三十七年后，当我在《里士满公报》上读到希德维克·贝尔跃升为我国当时的第二大公司——美国东部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时，我有些吃惊。我在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无意间看到了这则新闻，当时我正在校长助理公寓的早餐厅里读报，这间早餐室装饰着东方风格的灯盏。这一年我和圣本尼迪克特之间产生了严重问题。众所周知，当时圣本尼迪克特运作得十分艰难。我的工作中，我个人很不擅长的职责之一，就是被迫去寻找潜在的学校赞助人。我随即给希德维克·贝尔寄了一封信。
五六年前，他的一位同学给《本尼迪克特人》投了一篇文章，提到希德维克的下落，除此之外，我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个男孩毕业后的任何消息。这很反常，因为圣本尼迪克特一直坚持不懈地追踪着自己的毕业生。我只能假定他是出于个人意愿而同学校断绝了联系。人们会好奇，这个男人身上还留有多少当年那个男孩的影子。一名圣本尼迪克特的教师竟然认识我们的政客，在他穿短裤、在班里恶作剧的岁月里就亲密接触过这位政策制定者，这位工业大亨。这是难得的优势，而且，我也承认，我写信的时候确实带着怀旧的情绪。
从他毕业以后，我的职业生涯稳步上升。那些优秀的学校终究不会亏待勤恳付出的老师们。希德维克·贝尔离开学校十年以后，我从毕业班教务长升任为高中部教务长，又过了十年，我成为了教务主任。这一职务可能让很多人以为是降职，但我走上这一岗位时，其实满怀虔敬之心，因为它可以让我更深入地接触一代代年轻人的思想。那时，整个国家正激烈而此起彼伏地排斥着传统，我感到自己的当务之急是保留住自己的课程，毕竟它曾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光中带着孩子们领略古代文明的兴衰。
那些日子，学校董事会与我们教员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用心险恶的会议。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试图更改这些经受了时间考验而延续下来的学校课程。规划课程犹如一场战役，引进新老师则像是为国王加冕。每当我们有同事退休、离职或转去其他学校，不同派系就会千方百计地争夺空出的职位。我说过，那时我是教务主任，所以这样的战斗理所当然地蔓延到了我的周围。我常常故意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命，以便积蓄力量，毫无后顾之忧地争取更高的职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段特殊的时刻，我们的国家已迷失方向，圣本尼迪克特也来到了十字路口。文科部的主任退休了，为了争夺这一职位，查尔斯·埃勒比和一个来自校外的候选人展开了难解难分的战斗。随后举行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候选人面对全体教员和理事会做了演讲。我不想赘述细节，只想说，那个校外候选人认为，由于社会的进步，历史已经成为遗迹。
哦，多么黑暗的时光！两个阵营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的两边，演讲者们轮番走上讲台向对方宣战。竞选演变为论辩，讨论着我们与过去时代的关联。一名又一名的教师竞相争辩我们传授给年轻人们的历史知识是否重要，每一次演说结束，都会迎来嘘声与喝彩。大家的情绪都有点失控。我们争论了数小时，已精疲力竭，这时候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校董穿着蓝牛仔和轧染t恤走上讲台，突然向我挑战，驳斥罗马史的价值。
他并不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他先发制人地恳请原谅，然而他说完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了捍卫查尔斯·埃勒比、乃至为了捍卫历史本身的战役都已接近溃败。我的心变得极其沉重。如果连我们俩都不能赢得这场论辩，那么还有谁可以？屋子里安静下来，会议室的另一侧，我们的对手一个紧挨着一个地坐着，趾高气扬。
然而，一旦我站起身来，捍卫自己的使命，我又感到胜利近在咫尺。我不是一名口若悬河的演讲者。当我置身于讲台，琥珀色光芒从我们头顶的玫瑰小窗中照射进来。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驱使我去捍卫他们的功绩——这样的信念突然使我振奋。查尔斯·埃勒比望着我，咬着嘴唇，我突然记起可以用很久以前发表在《呼喊者》上的文章回应他。词句像开闸的水一样从我的嘴里流淌出来，演讲结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赢了。这是我在圣本尼迪克特感到最骄傲的时刻。
尽管教师队伍分化得令人惊异，查尔斯·埃勒比仍然获得了这一职位，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做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了：加倍致力于古典教育。在剧变的时代，依附于传统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圣本尼迪克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接下来的九十年代坚持了自我。我们的命运在我早就习以为常的柔和节奏中起伏。我们的男孩赢得了体育赛事以及奖品，忍受了些微丑闻以及偶有的悲剧，然后进入不错的大学。共和党执政时，我们获得的捐助增多了；民主党执政时，我校的学生们的水平有所增长。参议员贝尔辉煌的生涯开始走下坡路，几年前，我在报上读到，他已去世。终于，我当上了校长助理。事实上，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们进行了一些草率的投资，我们获得的捐助也减少了。
伍德布里奇先生已经七十四岁了，他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可是一个五月的周日早晨，学生们在礼拜堂里等了他很久，才发现他在床上去世了，眼睛并未合上。一场争夺校长职务的残酷斗争随即拉开了帷幕。我一直觊觎校长之职，承认这点没什么可耻的，因为当一个人在这所学校待了四十年之久，他自然会同这所学校的命运休戚与共。不过，伍德布里奇先生走得太突然，我尚未准备好竞选。当然，我也不再年轻。我猜想，事实上，这是我失势的原因，我低估了更年轻的候选人，就像凯撒低估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
几天的斗争之后，查尔斯·埃勒比成了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我对此也不惊讶。这些年中，我发现他一直有自己的算盘，在为争夺这个位置而内斗。尽管我一直将他视为自己的同盟与好友，他还是在一次校董会议上站起来指责我。他说，我太老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我的教育方法也许适用于四十年前但不是今天。他站着说，一位校长需要精力，而我缺少这个。虽然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一直看着他，他却并未回视我一眼。
的确，我很受伤，不仅是工作关系，还有我内心的隐秘部分，因为我一直将查尔斯·埃勒比当作可以一起追寻过去之辉煌的终身好友。听到几名老教师向他发出嘘声，我感到开心。此时，我发现自己并非形单影只，只是暂时落后，所以我没有为自己辩护。夜晚降临，我与几个支持者一起散步到公共食堂。
当一个人正在为生活而斗争的时候，在孩子们中间吃饭是何种滋味啊！穿着校服的男孩们经过一盘盘炸鱼条和切片面包，他们真诚的优雅刺穿了我的心。我想，他们何时才能看到世界的真相？需要经过多久，他们才会明白我一直试图传授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日期与姓名？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些事像雷雨云一样砸落到他们的老师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茶饭不思。
饭后，我回到校长助理的寓所，需要谋划一下事件进程，并与那些我依然视作同盟的同事商议对策，然而，在我开始这一切之前，却听到有人敲门。查尔斯·埃勒比站在门口，脸颊绯红。“我可以问你些问题吗？”他气喘吁吁地说。
“应该是我来问你一些问题。”我回答道。
他没有征得同意就进门了，坐在我的桌前。“你从未结婚，我说得对吗，亨德特？”
“瞧，埃勒比，我进圣本尼迪克特的时候，你还在预备中学读书。”
“是是是。”他说，带着夸张的不耐烦。当然，他十分清楚，就像我自己了解自己一样，我从未结婚，从未组建家庭，因为，历史本身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抓抓脑袋，似乎在思考。直到今天，我都很奇怪他是如何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那些的，除非希德维克·贝尔通过某种方式已经将我拜访参议员的事告诉了他。“瞧，”他说，“传言说，你的抽屉里藏着一把手枪。”
“胡说八道。”
“可以打开给我看一下吗？”他说，指着抽屉。
“不，我不会打开。我在这里当了二十年的主任。”
“你是说，这间屋子里没有手枪？”
他试着用对视逼退我，可是他的个性没那么强，于是，挑衅失败了。遇到我坚定的眼神时，他的目光屈服了。我明白，校长之职已经是我的了。要知道，无数政治强权乃至无数民族和国家的崛起都无关于智识进步或社会规律，相反，它们很可能源于人与人之间在桌边再简单不过的意志斗争，就像查尔斯·埃勒比和我刚刚经历的那样。这是历史中很大程度上未被发掘的一面，也是无比吸引我的一面。
所以我没有打开桌子抽屉，没有把枪炫耀给他看，而是否定了它的存在。这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却必定可以给埃勒比留下口实。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名历史教师，而不是历史那巨大引擎上的枪炮？另一方面，埃勒比只不过是一只这个时代逝去的道德身上的牛虻。他收拾东西，离开了我的房子。
傍晚，我从抽屉里取出手枪。打磨得十分精致的枪把上出现了一条锈斑。如今我看清了，尽管它有着华丽的装饰，本质上却比例失调，做工生硬，应该是属于某个崇尚暴力、又在历史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粗糙物件。当初，脾气暴躁的煽动家贝尔把他硬塞给我，我并不想要它，我收下它只是出于某种模糊的情绪，感觉某一天它的存在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我猜，自己早就想象过在某一戏剧性的时刻我会用它开枪。然而此刻，它麻木地躺在我面前。我将它翻过来，诅咒它。
那天深夜，我又一次将它从抽屉中拿出来，藏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走向校园的尽头，来到离我的房子很远的湿地，我脱掉鞋子，踏进帕萨米克河边窸窸窣窣的水影里。“骰子已经掷下。”我说，然后把它远远地扔进了水里。通往校长之路的最后障碍已经扫除，我上岸，吹着口哨回到住处，换了新床单，欣喜若狂。
但那晚我睡得不好，早上我起床去参加教务会议，我感到，勇气如斗篷莫名其妙地从我肩上滑落了。多么冷漠的换届！教务室外的大厅里，大多数老师陆续地进进出出，和我一句话也不说。有个想法萦绕在我脑海：我忘记了过去最基本的教训，忘了自己坚定的信念才是树立权威的一切。此刻我意识到，恰恰是我扔掉手枪的那一刹断送了我全部的希望，因为，那正是我失去信念的瞬间。这些年来，希德维克·贝尔的高升仿佛就是为了再次把我拖拽下来。果不其然，会议一开始，曾经支持我的教员退缩了，那些年轻人围攻我，仿佛我是一只瘸腿的野兽。一定有幕后操纵者。下午四点钟不到，查尔斯·埃勒比，一位曾经因为我的帮助而保住工作的同事，如今被任命为校长，而下个月的月底，他让我退休。
当我准备结束在圣本尼迪克特的生涯时，我收到了希德维克·贝尔的回信。信写得文采飞扬，我愉快地读着，没有一丝怨恨，因为每一位老师总是希望看到曾经厌恶的学生变得成熟。临近结尾，他让我打电话到美国东部钢铁公司找他，那天下午我照做了。我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一位秘书，然后对方又转告了另一位秘书，片刻之后，我听到希德维克巧妙又狡猾的问候，我立刻回想起了四十年前拜访他父亲的情形。
一阵寒暄，我表达了对他父亲的悼念，他告诉我，他回我信的原因是他常常梦想着再进行一次“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竞赛，如果我同意操办这件事情，他愿为圣本尼迪克特捐赠一大笔钱。当然，我猜想，他只是开玩笑，马上就会否定这个念头，然后评论一句：这该多么有趣。然而，希德维克·贝尔重申了他的邀请。他迫切希望和迪帕克·梅塔、克雷·瓦尔特再同台比赛一场。我觉得自己不用大惊小怪，因为持续影响伟人们一生的往往是这些童年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告诉他我马上要退休了。他安慰我，然后表示这样也好，因为我毫无疑问有了充裕的准备时间。随后，他说，他的人生已经到了任何物质需求都可以满足的地步——并暗示他要为年度基金会捐款，但他仍不知足，他希望有机会重获智力上的荣誉。这话让他的老师非常高兴。
当然，他也要给我个人一大笔钱。尽管之前一直过着对金钱漠不关心的生活，然而我现在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学校住所和餐厅里的日子即将结束。一方面，我并没有什么动力把这笔捐款送给查尔斯·埃勒比掌权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又需要钱，而且在年度财政问题上，我感到自己对学校依然忠诚。那天晚上，我开始准备竞赛。
作为校长助理，我已经许多年没有教过自己热爱的古罗马史，所以，我翻阅大量的笔记，就像回到了童年时的老家。我在其间流连忘返。我重读了德瑞克·伯克的学期论文《寻找第欧根尼》，以及詹姆斯·沃特森写得很潦草的论文《论阿基米德的方法》。在艺术类项目中，我发现了约翰·厄普代克制作的克利奥帕特拉方尖碑复制品，以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创作的卡拉卡拉沐浴木炭素描，可惜被撕成了两片，变得一文不值。
我一直勤奋地做着笔记，而且，我相信，我拿出来的题目几乎和当年测试克雷·瓦尔特、迪帕克·梅塔和希德维克·贝尔的那一套分毫不差。我只花了两个晚上就为竞赛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不过为了掩饰我的迫切难耐，我等了几天才给希德维克寄了另一封信。他很快就给我打了电话。对于一个为生计而辛苦劳作的人，看到我们的工业巨头努力毁掉自己眼前的事业，肯定会感到诧异。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几通电话，分别来自他的两个秘书、一位公关助理，还有一位纽约旅行社的女人，确定了七月下旬的安排，距离现在还有两个月。竞赛安排在一个属于美国东部钢铁公司的小岛上，距离卡罗莱纳外滩群岛不远。我之前寄去了一份从圣本尼迪克特档案中找到的名单，所以，他邀请了同班的每一个人。
不过，退休的日子突如其来，我尚未做好准备。这一学年飞快地逝去，我还沉浸其中，却发现，学年只剩下没多少天了，学生们已在议论期末考试。我试着不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六月的毕业典礼上，一小部分仪式是为我而设置的，却由查尔斯·埃勒比主持，这令我如鲠在喉。“我们在此告别，”他开始了，“亲爱的亨德特先生。”他站在讲台上抬头望着，伸出手臂指向我，并回顾我在这所学校的生涯，台下是穿着夹克外套的捐赠者们，撑伞的女士们，身穿圣本尼迪克特校服的学生们，穿着教堂礼服的孩子们，和我一样，都出于人类的庸俗而局促不安。
一切就这么迅速地结束了！颁奖，唱《万岁，美丽的圣本尼迪克特》，桦树狭长的影子伸展到湿地边缘，此时，毕业班的学生开始领毕业证。母亲们哭泣，校友们泪眼蒙眬，毕业生们将毕业帽抛向空中。随后，大家散尽，去了校长的酒会。
现在，我后悔当时没出现在那里，我错过了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幕，这比查尔斯·埃勒比对我的打击更令我痛苦。而且，一些在校期间被历史刺痛的毕业生肯定期待着我出现，或者至少，会惊讶于我的缺席。当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都在自己的屋子里，晚上，我沿着湿地走了走，那里可以闻到农民烧篝火的木柴烟味，远处传来聚在一起狂欢的人们的声音，我内心充满了作为教师的淡淡忧伤和巨大骄傲。又一批学生正在进入外面的世界，不再需要我陪伴。
次日，家长们来学校接孩子；小巴士载着学生们去往机场和火车站；校工走来走去，收拾着曲棍球球门和棒球看台，用拖拉机将长长的黑色洒水车拖进场地。那天基本上就这么过去了。后一天，我坐在书房的桌前，望着窗外，整个学校就像一只表簧停息下来，为了我退休后的第二个宁静的下午。所有男生都离开了，在这个静得可怕的夏天，我又一次独自一人。除了文件和书，我几乎一无所有。我将它们打包，第二天，校工载我去了伍德米尔。
到了那里，我住进了一栋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出租房，纳特·特尔纳的一名后代管理着这栋房子。我告诉她，我是一名刚退休的老师，她开玩笑说，这栋房子经常有出逃的奴隶光顾。我惊讶于自己竟笑得那么开心，立刻拉近了我和这位女房东的距离。商定了月租费用后，我上楼开始为新生活绘制蓝图。我已七十一岁，是的，也许当校长有点太老，但我还能在饭前走上五公里——在这获得自由的第一个下午，我就走了一趟。尽管如此，晚上我开始变得沮丧。
幸运的是，我需要准备竞赛，不然最初那几天真的难以忍受。我一遍遍地翻阅旧笔记，从材料中提炼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但这只够消磨数小时，临近中午，我的眼睛就会感到疲倦。客观而言，那个夏天本应该与往常的夏天一样毫无差别地开始；然而它们不一样。下楼去餐厅时，我在楼梯口的走廊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身影就会想：？回房间的路上，我又问：？我给兄弟姐妹写信，还写给几个以前的学生。时间慢慢流逝。我主动认识了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我结识了一名退休铁路工人，他和我一样喜欢坐在那所房子高大而荫凉的门廊里。我坐巴士去了几次华盛顿，在各色博物馆中待上一整天。
夏日一天天过去，我的头脑中开始升起一种恐惧，我积极地散步、逛博物馆、阅读，试图忽视那个念头：我害怕希德维克·贝尔忘记了这个竞赛。我在郊区漫长道路的中途，总会想起这个问题；我到达帕萨米克河边，休息了片刻，然后折返回家，我内心正在斗争，不知道是否需要联系他。好几次，我来到在出租房楼下的电话跟前；我还写了两封信，但并未寄出去。？我想着；回忆他在圣本尼迪克特上学期间的表现，一种更深沉的忧郁笼罩了我。关于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我开始有了另一些想法：那时，我是否应该当场揭穿他？我是否不该让他跳过另一个男孩？我是否应该把真相告诉参议员？
我发现，自己像是在经历缓期徒刑。七月初，希德维克·贝尔的秘书才打电话给我。她为耽搁了这么久而向我道歉，询问了我饮食、住宿等问题，并告知了日期，三周后，会有一辆车来接我去位于威廉斯堡的机场。一架美国东部钢铁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将把我带到夏洛特，随后会有直升机接我。
直升机！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就站在直升机面前，它从头到尾都涂上了美国东部钢铁的黄绿双色标志，机身闪亮，拥有六人座舱，轮子之上是红白蓝相间的浮筒。一个在圣本尼迪克特待了五十年的人不会对特权的荣耀感到陌生，可是这次不一样。直升机把我带离夏洛特的地面，提升到空中，盘旋了一会儿，随后脑袋下沉，转向东面，越过低矮的丘陵，然后越过波涛汹涌的蓝色海峡。我感到有点晕眩，以前从未体验过这些。当两千年前的凯撒将脑袋伸向台伯河，那时的他一定也感受到了同样的荣耀。我将材料紧紧攥住，贴在胸口。我在想，如果年轻时我就体验到了这些，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螺旋桨如蜂巢般轰响。上岛后，我被领进宾馆里的高层套房，窗子和阳台可以远眺海景。
如果召开一个关于儿童教育的未来或美国老年人处境的会议，你肯定请不到这些人的十分之一，但如果到一个私有的岛上，让他们全部出席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站在房间的窗前，看着直升机来来回回穿越海峡运输客人，卸下美国最大的那些公司、大学、政府组织的名人。
哦，看到这些男孩，这是怎样的心情！过了一会儿，我回到停机坪，每一次直升机着陆，就下来一两个曾经的学生。看着他们抓住外套翻领从螺旋桨猛烈的风中走出，我就又一次感到我的职业是多么荣耀。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宾馆吃饭，男孩们轮番来到我的桌前敬酒，还有几次，他们中的一些人提醒我别忘了继续吃东西。希德维克·贝尔带着迷人的稳重走来，谦虚地向我展示了他在美国东部钢铁办公室桌子上保存着的罗马史知识卡片。随后，他依旧带着谦逊的神情，走上主席台，沙哑地讲了一长段祝酒词，讲到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他在圣本尼迪克特的恶作剧或劣迹，男孩们则不约而同地报以热烈的跺脚和嘘声。九点差一刻，杯盘狼藉，我感到眼中充盈着泪水。
最令人感伤的是，他们的面容如此坦诚，表现得十分热切，像是四十年前的新生一般。马丁·布里特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半条腿，在他的同学中，他努力掩藏起蹒跚的步履，不过，他紧皱的眉头依然是当初在教室里的样子；迪帕克·梅塔，成为了亚洲史教授，走路时稍显驼背；克雷·瓦尔特的身体似乎比他的同学们更健康，穿着广告业界流行的意大利西服和鳄鱼皮鞋，不过立刻就和班上其他游手好闲的同学打成了一片。
当然，希德维克·贝尔是最受瞩目的人。他的腰变得肥硕，谢顶，而且，尽管隐藏得十分巧妙，我还是发现了他耳朵里戴着的空气传导助听器。他走在人群中，像个先知。当他走近时，其他人立刻喜形于色，争着引起他注意。他拍拍这人的背，与那人窃窃私语，抓住某人的手，勾住另一个人的肩膀，吻他们妻子的嘴唇。他走路稳健，在我看来没有多少威严，而是透着平易。他辗转于各张桌子，谈笑风生。他是今晚的主人，而且显然对这一切驾轻就熟。他笑得十分爽朗。
当晚，我睡得很早，让男孩们在楼下大厅尽情享受他们的时光，我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歌唱与狂欢。我当然明白，有时他们在嘲弄我，不过，以我的身份而言这毫不意外，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暂时离开他们的原因。尽管，我很想下楼站在大厅门口听他们说什么，但我没去。
次日，我沿着岛屿蜿蜒的港湾和沙滩漫步，在草坪上打网球，在宾馆后面一个很小的内湖上划船。习惯奢侈是多么容易啊！男男女女闲散地躺在甲板、沙滩和露台上，像海豹一样沐浴着阳光，贪婪地享受着主人赠予他们的这一切。
对我而言，我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男孩们轮流找我消磨时光。我与迪帕克·梅塔在沙滩上散步，他告诉了我他的学术生涯是如何发展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但人生境遇的改善让他付出了代价，尽管看上去十分健康，他却告诉我，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与学生探讨这问题有些不妥，所以我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克雷·瓦尔特把我带到网球场，试着教我击球，引得很多闹哄哄的客人来围观。他们对着克雷夸张而滑稽的动作起哄，我将一个球打回到网的另一侧，他们欢呼跺脚。下午，马丁·布里特将我带到一艘划艇里。
比起其他学校，圣本尼迪克特对学生的生活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不过那一瞬间，在湖中央，我还是感到很诧异。当时，马丁·布里特身子倾斜着为我俩划船，他把船桨扣在榫架上，对我说，他有些事情想问我。
“问吧。”我说。
他把头发捋到后面：“本来，应当是我与迪帕克和克雷同台竞争，是不是，先生？”
“你可别告诉我，你还在想着那件事。”
“我只是偶尔会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的，本该是你上台。”
哦，如果我们认为人在童年时经历的那些小事可以被轻易忘却，那实在是太不理解人类了！他笑了。他没有继续深入话题。我还在想着如何辩解四十年前的所作所为，他已调转船头，把我们载到了岸边。证实自己的怀疑仿佛足以令他满意了，所以我不再多说什么。他曾是空军少校，在朝鲜半岛上为国效忠。在他划向岸时，我清楚地感到，他从一个困扰他很久的谜团里解脱了。
的确，晚上我注意到马丁·布里特的表情很放松，我相信之前从未见过他这样的表情。当时客人们聚集在宾馆的小剧场中，迪帕克·梅塔、克雷·瓦尔特和希德维克·贝尔已经入座，准备重演“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竞赛。他的眉头舒展了，跷着腿，可以清晰地在短袜上端看到绘有图案的木质假肢。
那时我还发现，这一天最关注我的学生是舞台上坐着的这三位。他们在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占得先机？这想法太糟糕了，我立刻将它抛诸脑后，走到麦克风前。下午，我复习了笔记，只凭记忆就完成了最初几轮的提问。
观众们专注地看着表演。我说出十六位皇帝中的十五个名字，让克雷·瓦尔特回答我跳过的那个，下面传来了口哨和跺脚声。我刚念出凯撒的词句——“”——就响起了掌声，然后，我继续谨慎地说出标准的拉丁语，请希德维克·贝尔解释这句话的典故。那天下午，他告诉我那几个月里他都在准备，当我提问时，他微笑了下。男孩们没有穿托加袍——虽然我以为他们应该穿，除此之外的场面和当年十分相似。当年的希德维克·贝尔微笑收敛了笑容，在回答前总要先犹豫一会儿，令我一阵不安。然而这次，这么多年之后，他直视观众，带着学者般的气质说出了答案。
不久，克雷·瓦尔特被淘汰出局，就像当年的情形一样，变成了希德维克·贝尔与迪帕克·梅塔之间面对面的竞争。我问了希德维克·贝尔关于以下事件的问题：凯撒的法萨卢斯战役和塔普苏斯战役、君士坦丁堡势力的变迁、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的战争；我问了迪帕克·梅塔关于布匿战争、攻克意大利以及罗马共和国衰落的问题。迪帕克有一个优势，他肯定在大学里研究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必须说，希德维克·贝尔的坦率果敢已经打动了我。我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吃饭时他给我看那些学习卡片时的害羞神情，此刻我站在麦克风前，忽然意识到自己许久以来一直压抑了对他的喜爱。这让我感到一阵难过。
“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发生于哪一年？”我问他。
他停了一会。“我相信是公元前217年。”
“哪一位行政官后来成为了非洲的执政官大西庇阿？”
“普布里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先生。”迪帕克轻声说。
人们认为，一个人孩童时如果不怎么聪明，长大后一般不会太聪明。就我经验而言，一个人对思想的热爱养成于幼年而非成年时期，但是，希德维克·贝尔似乎是一个反例。他以稳重的学者风度回答着问题。我最喜欢那些为单纯的史实所感动的人。当我思考下一个问题时，我在想我以前是否夸大了他年轻时的好逸恶劳。也许，真实的情形是，他在圣本尼迪克特时尚未找到自我？在台上，他专注地凝视我，双肘支在膝盖上。我决定问他一个难点的问题。“贝尔董事长，”我说，“哪个部族在公元前102年入侵了罗马？”
他的眼神变得空洞，收拢肩膀。尽管他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尽管刚才我还为他的成熟欣喜，突然，我看到台上的他像个受到惊吓的小孩。记忆是多么强大！我担心自己又背叛了他。他开始手撑着脑袋思考。
“慢慢想，先生。”我说。
观众中有人在窃窃私语。他有点走神地挠着头。性格即命运，赫拉克利特如是说，那一刻，他的手从鬓角捋过，我意识到，他耳中的肉色装置并不是助听器，而是能从别人那里听到答案的接收器。我猛地感到恶心。当然，我没有证据，不过这难道不是我早该预料到的吗？他再次摸着头，装出沉思的样子，他在表演给我看，我确信无疑。“条顿人，”他犹豫地说，“或者是——让我猜一下——辛布里人？”
我看了他很久。那一刻，他能否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不清楚。在观众的注目中，我停歇了很久才清了清嗓子，示意他答对了。台下爆发出掌声。他挥手让掌声停下。我知道我有责任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我知道作为教师我有职责让他明白，他的道德已经败坏，而我是同谋，同时，我又感到自己正在优柔寡断与失职的浪潮中随波逐流。这个男孩又一次控制了我。他试图挥手让掌声停下，然而这个动作激发了更多掌声。我不得不说，就是这一群胡乱起哄的人发出的声音最终让我放弃了立场。突然我意识到，这是我在圣本尼迪克特从未遇到过的情形。现在的我们只是一个拥有庞大财富的大人物的座上宾，揭露他的面目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我转身，让大家安静。
坐在希德维克·贝尔旁边的迪帕克·梅塔只是看着我，眼神黯淡，感觉已经放弃了。也许，他也意识到了，或者他早已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无论如何，我还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答对了，我必须再问希德维克·贝尔另一个问题。然后又是迪帕克，接着是希德维克，又到了迪帕克。三轮之后，我突然有了主意。我转向希德维克，问道：“谁是舒特鲁克—纳洪特？”
人群中有几个男孩笑了，希德维克·贝尔开始花时间思考答案，更多的观众笑了。无论他雇用了哪一位教授来给他传送答案，我很清楚他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只要他没有上过圣本尼迪克特，他就不可能听过舒特鲁克—纳洪特；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希德维克·贝尔变得不安。他捋起裤管，挠着短袜。笑声更大了，我听见他们的妻子在使劲让丈夫们别笑，显然，她们从未在弱肉强食的集体中生活过。“贝尔，加油！”有人喊道，“想一想那该死的教室门！”笑声又一次爆发出来。
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一瞬，我竟然为他伤心？他试着笑出来，却并不由衷。他转动座椅，晃动西服中松弛的手臂，满脸疑惑地望着窃笑的人们，随后撑着下巴说：“好吧，我想如果迪帕克知道答案，那么他赢了。”
迪帕克的回答淹没在迅速响起的跺脚和口哨声中，我敢肯定，除了希德维克，每个男孩都想起了亨利·史汀生挂在教室门口的碑铭。很奇怪，我竟然感到失望。当迪帕克·梅塔微笑着说出答案，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看到希德维克·贝尔的脸上先是困惑，随后掠过一阵慌张。他迟疑不决地站着。那时我清楚地看到，他人格的堕落一直源于恐惧。我不禁想起来，作为教师的我曾经试图使他相信他是愚蠢的。我诅咒那一天。但是很快，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将我请到台上，戏剧性地走过去祝贺胜利者。
我该如何描述出接下来的场景？我想，我太天真了，居然以为那个夜晚就将如此结束。希德维克·贝尔给迪帕克·梅塔颁发了奖品，还有给我的一份，接着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又一次阔步走向讲台，拉回客人们的注意力。他猛烈地拍击麦克风，然后脑袋前倾，用我很久以前就在电台里熟识的嗓音说话，敏捷地在高声与低语间跳跃转换，那漫长而略显浑浊的语调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他开始演讲，批判我国的各种问题。他拥有一名演说家的天赋，在平庸的演讲者提高嗓门的地方，他可以瞬间降低语调。“我们已向世界敞开了所有的大门，”他说，刚开始嗓音如雷，停歇了一会儿，又变得几近嗫嚅，“如今，世界把我们剥夺得一无所有。”他做着手势。观众们起初大笑着，此刻却变得严肃起来。“这么久以来，我们已放弃太多，”他说，“我们把经济领导权拱手让给了那些毫不关心纳税人的人，我们把道德教育让给了那些从来不能理解我们在历史中的角色的人。”尽管，他用手指着我，我却无法回视他。“我们已经放弃了家庭的道德教育。”他的同学中飘出一些零散的掌声，我差点忍不住插嘴。“我们让自己的国家漂浮在危险的海域上。”掌声变得更加真诚。他又降低嗓音，低下头，像在祈祷，然后宣布他竞选参议员。
我为何会惊讶？我不应如此惊讶，因为，从孩童时候起，这个男孩就紧挨着权力的帷帐，他熟悉其阴影如同熟悉自己童年时代的家。在他的世界里，德性无处容身。意识到他组织“尤里乌斯·凯撒先生”复赛只是为了将同学们召集起来拉选票和赞助，这让我感到羞愧，而更令我赧颜的是自己过去居然从未意识到他的野心。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身体仪态中，在他的信念中，他总是拥有领导者的天赋，此刻，他就在利用它。他当年穿着短裤西装出现在教室门口让其他同学哑口无言时，我应该就能够预料得到。他已经在我们国家扮演了一个极有权势的角色；他享受着家族姓氏带来的傲慢；因为他盲目地无视历史，所以他不害怕自己将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多年前就应该预见到这样的高潮。人群站起来欢呼。
掌声渐弱，帷幕升起，乐队开始演奏迪克西a。服务员出现在边门，舞台从乐池中升起，希德维克·贝尔跳到台下的朋友们中间。他们围着他喧嚷。他拍着他们的肩膀，吻他们的妻子，低语，大笑，点头。我看见有人拿出了支票簿。服务员们用托盘送上香槟酒。在舞台边缘，女人们放下提包，拥入丈夫们的臂弯。看着这些，我从边门闪出，回到了房间，因为客人们跳舞时的狂热是对我信奉的真理令人难以忍受的亵渎。我的感受可想而知。我听到喧闹声持续到深夜。
不用说，剩下的时日我坚决避开希德维克·贝尔。那一夜，我的a迪克西（dixie）：一般被称为“迪克西兰爵士乐”（dixieland），早期爵士乐，19世纪早期兴起于美国。
思想艰难地穿行于人性无穷无尽的不义历史，这历史如此邪恶，充满背信弃义！我无法入睡，许多次我起床，走到窗边倾听他们的狂欢。我站在窗玻璃前，像是站在城堡塔楼上的君主，俯瞰着游行的队伍，才明白自己的权威早已被人唾弃。
然而，十分肯定的是，我的信念又开始动摇了。我刚决定避开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私下里对他的看法是否准确。事实上，我凭什么如此确信他所做的一切？我又有什么证据？在当夜遥远的狂欢声中，我的结论显得牵强，等到寂静的清晨来临，我已经彻底迷失了。我没有去吃早餐。男孩们一个又一个到门口来问安，我极力避免评论希德维克·贝尔的表演或者他竞选参议员的声明。那天在沙滩上，我尽量单独行走，既不相信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推测，也不相信自己对男孩们的判断。下午，我独自一人待在伸入小岛的海湾边。
一整天，我都没有与希德维克·贝尔说话。事实上，我躲开了他，直到第二天早晨，大部分访客都离开了，我站在飞机跑道上等候飞往大陆的直升机，他来告别。他走出来，挥手示意我从停机坪往后退，而我装作没听见，仍望着天空。突然，那只闪亮的直升机乘风而来，将海峡搅动得犹如沸腾一般，在半空盘旋，随后它国旗色的浮筒在我们眼前缓缓落下。这风与噪声足以把人弄倒，希德维克·贝尔试图像磁石一般冲向我，但我并不后退。最终，他跑到我身边，攥紧自己的西服翻领，遮住脑袋，向我伸过手来。我小心地伸出手，旋翼的风抽打着我们的衣袖。我期待着这一刻，而且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要说什么。我凑向他。“你听力有问题已经多久了？”我问。
他的笑容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在他头脑中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人。“非常棒，亨德特，”他说，“非常棒，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证实我的猜测让我喜悦，尽管此刻这毫无意义。当我登上直升机的爬梯，他拉住我，阴郁地看着我的双眼。“我发现你也丝毫未变。”他说。
我也丝毫未变？直升机开始上升，转身向西飞去，那里，遥远的海岸隐藏在云层后面，而我在细想刚才的情形。宾馆的木质角楼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森林里，我发现此时可以更好地思考了，而在岛上，所有的事情都被那个人可怕的力量左右着。在座位上，我放松了许多。有人会说，在这个事件中，我表现得恰到好处，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法律体系中，为一个有罪之人开脱比证明无辜者有罪要少一点邪恶。对于希德维克·贝尔在竞赛中的行为，我的确没有任何证据。
回到熟悉的伍德米尔，我发现手中有了大把的时间，不久，这个事件又在我脑海中翻腾。沿着河边的林中小径，或在黄昏的微风中坐在门廊下，我开始发现，另一种结局也许会对我们更有好处。信念又一次动摇了。我非常明白自己思想中的愚蠢和自我安慰，然而我还是生动地想象着我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我听见自己大声揭发他；我看见自己果断地上台走到他的椅子旁，我把那个阴险的、肉色的接收器拿在手里，展示给大家看；我听见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
似乎是为了嘲弄毫无行动的我，关于他竞选的报道很快就见诸报纸。这一年，我们国家的政治充满了愤怒与敌意，西弗吉尼亚州的竞争不是选举，而是一场乱哄哄的争吵。现任议员与希德维克·贝尔一样熟悉弄虚作假，整个早茶时间我都在观看他们的战斗。希德维克·贝尔称对方为“言辞上的说谎者，行动上的欺骗者”，而他对希德维克·贝尔的称呼更恶劣。一次，在机场拉票时，双方的支持者爆发了肢体冲突。
这幅场景令我厌恶，当然，它也激起了我的兴趣。无可否认，尽管我支持现任议员，然而，看到那些报道希德维克·贝尔攻击现任议员的新闻时，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却为之喜悦。哦，怎么会这样？本质而言，我们都是缺失德性的造物？狂热是我们唯一追随的事物？
无疑，这个秋天对我而言比较艰难，特别是圣本尼迪克特校车轰响着经过伍德米尔的出租房、载着孩子们去田径运动会的那些午后，参议员的竞选对我而言正好是有益健康的排遣。事实上，我需要排遣。毕竟，看着树叶飘落，闻着苹果的味道，却听不见运动场上百来个男孩的喧闹，这让我难以承受。我散步的路程越来越远，有一次我越过河流，来到了湿地的遥远尽头，在那里，我可以远距离地辨认出圣本尼迪克特那模糊的影子。但这对我并无好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一年十月下旬，我在报上读到希德维克·贝尔将在弗吉尼亚边界一个煤矿工会大厅作竞选演说，立刻我就决定去听听。
也许那时，我已经痴迷于这个男孩——我应该承认这点，因为，我像任何人一样意识到，时间仅仅是一条极薄的绷带，只能勉强包扎我们的伤口——而另一方面，竞选即将结束，每个人当然都对它感兴趣。曾处于劣势地位的希德维克·贝尔已经将自己转变成一名挑战者。如今，劳工的选票显然已是关键，希德维克·贝尔，尽管是贵族子弟，是一家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公司的董事长，却变成了工人的卫士。我从新闻报道中获悉，他的嗓音与举止为他加分不少，我能轻易地想象那些工人们转而支持他。我知道这孩子的魅力。
到了那一天，我打包了午饭，踏上旅程。巴士沿着河谷往西驶去，我开始预想接下来的场景，想知道这种时候希德维克·贝尔是否在意见到我。当然，我代表某种关于他的真相，然而同时，我似乎也成为了他拿来欺骗别人的工具。我教过的男孩们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上走得如此之远，然而我还是如此深切地希望改变他们！巴士提前到达，我进入工会大厅，等待。
快到正午时，矿工们陆续来到大厅。我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什么，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刚从矿下上来，这让我惊讶。他们戴着硬头盔，脸上沾满灰尘，手套和工具腰带挂在腰间。不知为何，我是穿着圣本尼迪克特的校服来的，此刻我脱下了它。像往常一样，记者们开始往里挤，正午的哨子吹响，人群涌向大厅。
当哨子声停息，我听见直升机的轰鸣声，一瞬间，透过大门，我看到飞扬的尘土，从上空盘旋着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我从他小时候就熟悉的男人是多么聪明！机身重新刷成了迷彩军服颜色，然而，浮筒仍然保留之前的红白蓝色。直升机离地面还有三十厘米，他就从侧门跳下，小跑着进入大厅，人群中爆发出欢迎的掌声。他的助手列队站在通往舞台的阶梯两侧，麦克风立在横幅和旗帜之下，当他穿过人群走向演讲台时，矿工们争先恐后地接近他，用手指关节敲敲他的安全帽，碰触他的手和肩膀，像罗马人在战车竞赛时那样欢呼。
无须描述他的口才，我已说得太多。他抵达阶梯，走上讲台，先停下来向人群挥手，随后在台上向头顶的国旗致敬，欢呼声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开来。我知道，他的努力已经成功，这些矿工已经将他认作自己人了。于是，他开始演讲，大家一再以欢呼声回应他，他不负众望地向众人承诺，要在参议院里代表大家的利益。他对这一切驾轻就熟。我发现自己举起了手臂。
当然，大厅里有五百人，只有一人肩膀上搭着圣本尼迪克特的校服，头上没有戴安全帽，于是，当他的一个助手出现在我身边，告诉我竞选人请我上台时，我一点也不惊讶。那一刻，我看见希德维克·贝尔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下。他的嘴唇上掠过一丝微笑，又立刻转移了视线。
这仅仅是一场个人间的战斗？在那一刻，希德维克·贝尔真的愿意为了我——不管我在他的幼年扮演了怎样一个恶魔的角色——而拿他的政治理想冒险？他又一次转向我，指向台下，很快，那助手拽着我的手臂，护送我走向平台。我们经过时，人群让出了通道，不明就里却兴奋依然的矿工们开始和我握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我登上阶梯，站在希德维克·贝尔旁边的一只小一点麦克风前。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是怎样的感觉啊！他举起手，他们立刻欢呼；他垂下手，他们就变得安静。
“今天，有一位在我生命中无比重要的来宾。”他对着麦克风低语。
大家开始鼓掌，有几个在吹口哨。“谢谢你。”我自言自语。我看见那五百人向我抬起了安全帽的边缘。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这是我的历史老师。”他说，人群再次欢呼。闪光灯泡突然亮了，我本能地走向前台。“亨德特先生，”他嗓音洪亮地说，“四十五年前，他在里士满中区高级中学任教。”
过了一阵，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他也鼓起掌来，同时低下头，肯定是在向台下的人们展示他对我的敬意。热血和怒气一同涌上大脑。“等一下，”我说着走回自己的麦克风，“我是在圣本尼迪克特学校教书，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泰利伍德。这是我们的校服。”
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一切无济于事，我试图举起外套，希德维克迅速穿过平台，紧紧拽住我，将我的手臂举起，让矿工们欢呼，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我说的话没有任何作用，当我发言时，他早已作了手势，让他的助手关掉了我的麦克风。缺少了信念，一个人就无从改变历史。但毕竟我站出来发声了，我终于让希德维克·贝尔明白，我会努力站出来阻止他。这足以令我宽慰。
他以相当的优势赢得了竞选。因为，他让这些旷工确信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是无知的，我不能因为他们被他民粹主义的花言巧语所征服而谴责他们。我收藏了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图片：参议员贝尔，和他父亲一样散发着民粹主义的魅力，举起一位老人的手臂，那老人的脸上残留着骄傲而愚蠢的笑容。
我仍然住在伍德米尔，我发现了一条通往附近高山的小路，我时不时会爬上去，从那里越过帕萨米克河可以望见圣本尼迪克特教学楼的尖顶。我每天散步两次，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我甚至喜欢上了它。现在，我正在阅读关于古代日本文化的书，以前我不知为何漠视这些。此外经常有学生来拜访我。
有一个下午，迪帕克·梅塔来到我这里，我们喝了点白兰地。那是去年秋天的事了。他一直是一个安静的男孩，坐在沙发上不久，我打开了电视机，让我们免于寻找话题的烦恼。此时，司法部参议员委员会正在开那人尽皆知的听证会，我们俩坐着看电视，不时地点头，看到希德维克·贝尔坐在主席身边时，我们轻轻地笑了。我大杯大杯地倒着白兰地。希德维克·贝尔凑向麦克风，向证人问了一个问题，迪帕克试着模仿他那漫长而略带浑浊的南方口音。我不会鼓励他这么做，但也没去阻止。他喝完一杯，我又给他满上了。与一个人喝酒，而又熟悉这个人的童年，这也许是教师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们能谈得再多些。我担心师生之间总会有相对无言的时候。迪帕克告诉我，他经历了另一次小的心脏病发作，但我感觉我不应该再询问更多细节。我试着将话题转移到希德维克·贝尔身上，但我又意识到，一名教师不应该在学生面前议论别的学生。当然，迪帕克对希德维克·贝尔的事也很熟悉，也许出于对圣本尼迪克特学校精神的坚持，他并不想与我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看着希德维克·贝尔质疑证人，随后又和主席耳语。我们对希德维克的权势并不大惊小怪，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历史的学徒。所以我们也没聊这个。然而，我还是强烈地渴望他能问我更多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不断地给他满上酒。我想让他问我：“先生，在您这个年纪，是不是很孤独？”或者这样说：“你改变了我的人生，亨德特先生。”但是，对于迪帕克·梅塔而言，这些是很难说出口的。性格是天生的。尽管如此，我带着一丝惊讶发现，夕阳照在迪帕克·梅塔低垂的脑袋上，这个我教过的最沉静的孩子，如今已是一位老人。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二十八期，一九九三年）
洛丽·摩尔评《窃国贼》
这篇较长的短篇小说有关命运的缠绕，使伊森·卡宁跻身于大师的行列。有时，人们似乎需要花费一生去领受时间的全部意义，去激发它，随后略微无序地编织它，以便更好地揭示经验的真实意义，而卡宁对时间的精湛处理赋予这篇小说无与伦比的深度、智慧和复杂的结构。
在《窃国贼》中，整个叙述时间由一个男人的沉痛声音编织起来，追忆了他自己充满拘限的孱弱一生。他犹如一名穿着道德苦行衣的修道士，坐在极为狭窄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边。单人宿舍、囚室、奴隶的意象出现于小说之中，旨在强调对富人和权势者的屈从。这不仅构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更占据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他缺少自我怜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偶然而诡秘的古罗马专业知识也无从感动读者。卡宁并不为自己的主人公感伤，也并未刻意将他塑造得更受尊敬、更受崇拜或更有力量。小说让统治阶级待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却并未落入抚慰人心的温情俗套，即富人终究不会胜利——或任何迎合我们的想象的东西。（我们时常忘记，在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中，大卫迅速成为了一个掌权者——在这篇小说中情况相反，无论作者是否钟爱这个男人，他总是那么弱小。）我们可能会想起麦尔维尔：文书巴特尔比、比利·巴德或贝尼托·塞莱诺，也许都是模板。卡宁让他的叙述者躲在那些可能激发我们敬畏之心的意象与事件背后观察世界，尤其是那些依附于权力或社会阶级，以及依附于对正义的侍奉、忠诚与施行的意象与事件，作者并未让它们停留于破碎或毁坏的状态中，而是以温和而微弱的信念将它们凝聚起来。小说结尾处，在主人公与叙述者能够告知我们的东西之外，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内涵。
关于学校教师与世俗的格格不入，从布罗迪小姐到契普斯先生，在文学史上不乏先例——但这在较短的篇幅中是更棘手的任务。至于在二十世纪美国，如何做好特权阶级子女的教师，这个问题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或困惑。将数人而不是单独一人的生活压缩进短篇小说，这是一种精湛的技艺。而且，它体现了卡宁特殊的技巧，他善于将公共事件与私人经历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国家很常见的经验，作家们却经常忽视它。卡宁的小说总是由生动的惊异——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称之为“生动性”——构建而成，并以结构完美的行文表达出来。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瞬间，一个人生活的转折，命运受到挑战，性格得以揭示或挖掘出其难以付诸语言的内核。他让时间向前冲刺，如盖茨比的汽车或亚哈的船，而他笔下的人物在老年的躯体中保持着孩童状态。这是一项令人心碎的事业，在这里，他精妙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