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森·卡宁著
洛丽·摩尔评
胡桑译
我讲述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这里面几乎没有这种东西；不是为了警示他人，一个干我这行的人，很快就会明白，警示这种东西是徒劳的。我讲述这故事，也不是为了向圣本尼迪克特男子寄宿学校道歉，它根本不需要。我仅仅是为了记录那个知名人物的生活，记录他的一些给人以预示的事件，在这个故事中，他短小的时光蜡烛也许可以用来审视另一名历史的学徒。就这么回事。这个故事里没有惊异。
事实上，有人说我本来就应该清楚我与圣本尼迪克特之间会发生什么，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可是我热爱那所学校。我参与了三代孩子们的心智成长，并且——我希望我成功地——为他们留下了我们文化的微妙印迹。我与他们作战，因为他们纪律涣散，粗鲁地对待哲学，傲慢地面对先前伟人们的历史。我教过十九个参议员的儿子。还有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有遭到娱乐小报的报复性污蔑，很可能今日已成为美国总统。学校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接受了去年底希德维克·贝尔先生发给我的邀请，尽管我本应该先仔细了解一下情况。我应该先回忆他四十二年前在圣本尼迪克特中学是个什么样的男孩，而不是立即回信并准备竞赛资料。是的，他是参议员希德维克·海兰·贝尔的儿子，他父亲曾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政客，在华盛顿市的住宅中养马，后来为了支持温德尔·威尔克转向南方各州。小希德维克则是个迟钝的男孩。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已经在圣本尼迪克特教了五年历史。那年秋天，他父亲已入选参议院，代表南方的贵族们去对付那些吓坏了他们的钢铁厂与煤矿的联合工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希德维克来到我班上，穿着短裤西服。当时，秋季学期进行了一半，我正将孩子们从古希腊的理念论哲学带入贸易、军事力量和法律的领域。凯撒就是从这些现实的东西那儿获取他的霸权，笼罩了从马其顿到塞维利亚的大片地区。当然，我的学生有些焦虑不安。这是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令人伤心的特点，他们竭尽全力地摆脱柏拉图的道德追求，狂热地投入奥古斯都强大的实用主义怀抱。一些较为敏感的学生开始变得沉默，而另一些男孩对军事有着本能的偏爱，所以有几个星期，后面这群孩子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班级讨论。是的，我为此感到愧疚，不过，我充分明了我在圣本尼迪克特教书的意义。我们的校长，伍德布里奇先生，总是提醒我们，我校学生们将会在这个国家的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事实上，我的课堂都在向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致敬，我希望这能激励男孩们；同时我也赞颂人类转瞬即逝的业绩，希望孩子们学会谦和，驯顺他们的抱负。这是双重挑战，伍德布里奇先生由衷地赞赏这点。教室门框之上挂着一块浮雕，这是亨利·l.史汀生小时候做的学期项目，我希望这能让我的学生们了解建立在抱负之上的历史有多么的讽刺。雕刻的文字如下：
我是舒特鲁克—纳洪特，安善与苏撒之王，
埃兰王国的统治者。
领受了印舒希纳克的命令，
我摧毁息帕尔，获取了纳拉姆—辛石碑，
并运回埃兰，
我将它树立，献祭给吾神：
印舒希纳克。
——舒特鲁克—纳洪特，公元前1158年
在男孩们来到我课堂的第一天，我总是向他们展示这块浮雕，既是为了让他们熟悉圣本尼迪克特的前辈们，也是为了提醒他们，记住那些在他们出生前几十世纪就已被彻底遗忘的伟大抱负与征服。然后，我会让其中一个学生背诵我挂在墙上的雪莱诗歌《奥兹曼迪亚斯》。任何有意义的人生都必须理解，自己在时间面前不过一粒沙尘，毫无意义。这非常重要，而且我也总会在课堂上教给孩子们这些东西。
年轻的希德维克·贝尔第一次站在圣本尼迪克特的教室门口，那时候我就知道，上述教导对他只会徒劳无益。我发现，他不仅有点笨，而且对那些东西一点也不在意。那一天，伍德布里奇先生带着这位脸蛋通红的矮胖子出现在我的班上，向大家介绍他。当时男孩们穿着前一天用床单和安全别针制作的托加袍，像地方法官一样在木椅上伸展着腿，我正让他们背诵古代帝王的名字。我说过，我已经教了五年书， ；很清楚一名新生刚刚亮相时的怯懦与惶恐。希德维克·贝尔的脸上并没有惧色或怯意。
相反，他的脸上写着鄙夷。班上总共十五个男孩，希德维克的蔑视立刻刺中了他们，逼着他们意识到自己即兴缝制的托加袍是多么可笑。其中一个男孩，克雷·瓦尔特，这些笨蛋的领袖——虽然他根本不是笨蛋——对这位面露嘲笑的男孩说：“你的托加袍呢，小朋友？”
希德维克·贝尔回答：“今天你老妈肯定穿走了你的裤子。”
我花了点时间才让学生们的注意力回到课堂。希德维克入座后，我让他到黑板前写出历代帝王的名字。当然，这些名字，他一个也不知道，我的学生们只得喊出这些名字，并一再地纠正他的拼写，他终于潦草地写下：
奥古斯都
提比略
卡利古拉
克劳狄乌斯
尼禄
加尔巴
奥托
与此同时，他将短裤的裤腿拎起又放下，嘲讽地模仿着新同学们的装束。“年轻人，”我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我希望你也严肃对待。”
“既然这是严肃的课堂，为什么他们都穿着裙子？”他再次嘲弄道。此时，克雷·瓦尔特已经松开了腰上的衣带，他身边的几个男孩也开始在托加袍里不适地扭动。
从第一天开始，希德维克·贝尔就是一个粗野的、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扼杀了其他同学求知热情的人，一个下流笑话的供应商，这些笑话在我们学校中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那个学期，我对学生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要学习这几年我从《古罗马史大纲》中精选的历史事件，我将这些内容浓缩成四张印得满满的纸。尽管如此，希德维克·贝尔还是不愿意学。他是个差劲的学生，第一次考试甚至答不出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在腓力比击败了谁，也答不出屋大维后来获得了什么头衔a——而我课堂地板上一只不起眼的甲虫都能轻松答对它们。
此外，他一到这里就用唾湿纸团、口香糖和图钉开始了一系列恶作剧。当然，一名新生经常会用类似的手段吸引伙伴们的注意力，不过，希德维克·贝尔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体优势，危险地把他天生的领袖能力注入了原本幼稚的恶作剧中。他组织男孩们下课前的十五分钟准时扔掉铅笔，咳嗽，或猛然合上书，令我正在黑板上写字的手吓得在空中一跳。
当然，在一所男子学校，惩罚是一门需要经验培育的艺术。每当这类恶作剧发生，我只需故意让希德维克回答问题。他努力回答的时候总会引来一阵大笑。尽管他自己通常也会随着大家一起笑，我依然发现这一招明显很管用。渐渐地，有组织的恶作剧不再常见了。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策略也许是错的，因为让一个孩子相信自己是愚蠢的，这不啻向他射去一支毒箭。假如我当初就能理解希德维克·贝尔的动机，从最开始就以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他的一生可能会变得高尚一点。然而，这只是一名教师毫无意义的推测。不可辩a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屋大维联军在马其顿城市腓立比（phillipi）附近击败共和派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场战役之后，罗马帝国由安东尼和屋大维东西分治。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又击败安东尼，随后成为了罗马皇帝。
驳的事实是，尽管他的行为的确有一点点改善，测验中的表现却依然很差，于是，我将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些日子，我住在教学主楼背后的宿舍里，从前圣本尼迪克特的土地归属于慈善家和马匹驯养师塞勒斯·贝克，当时这栋楼是奴隶的住处。在入职学校的这些年里，我不再住在位于房间背后的新生宿舍，而是监督它，于是，我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出现。他们会羞怯地走过我跟前。
把床折向墙边，我的房间就变成了办公室。希德维克·贝尔入学第一年的冬天，某一天晚饭后不久，他敲门进来了。他迅速地环顾房间，目光投射到桌子、书本、折叠床上，眼里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的贵族气质。
“坐下，孩子。”
“你还没结婚，是吗，先生？”
“没有，希德维克，我还没有结婚。不过，我们该谈谈你。”
“这就是你喜欢让我们穿托加裙的原因，是吗？”
说实话，在他之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孩子。他才十三岁，却在没有其他学生作为观众的情况下如此冒犯老师。他直勾勾地盯着我，下巴托在手上。
“年轻人，”我说，突然清晰地感到了他的动机，“此刻我们在讨论你的行为，我已经约你父亲见面了。”
其实，我并未约见参议员贝尔，但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应该约他谈谈。“你有什么让我转告参议员的？”我问。
他犹豫地盯着我。“老师，从今以后，我会努力学习的。”
“好样的，希德维克。好样的。”
事实上，那一周，男孩们又一次演绎了《尤里乌斯·凯撒》中的主要剧情，希德维克念台词的时候显得差强人意，贡献不多。我注意到低年级男孩发出了傻笑。接下来的一周，我让他们做了个关于克拉苏、庞培和凯撒三头同盟的测试，他得了c+。这是他第一次通过测试。
尽管如此，我告诉过他我要与他父亲约谈，这是我已决定的事情。那时，参议员希德维克·海兰·贝尔规律地出现在报纸上、收音机中，他反对杜鲁门的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而我非常不愿意跟这样的名人当面讨论他儿子的行为。在收音机中，他的腔调漫长而略带浑浊，像在抽烟。他的民粹主义主张在西弗吉尼亚州全面获胜，尽管他执政时不一定会践行它们。那时候，我将近三十岁了，训练有素，却仍然充满着顾虑，拨打他办公室的电话时，手在颤抖。令我惊讶的是，电话竟然拨通了，我立即听出了参议员那漫长而略带浑浊的声音，他同意下周某个午后与我见面。是的，尽管其他任何一位父亲都会毫无疑问地亲自前来圣本尼迪克特，但这个人举国闻名，而且我承认，想到能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我还是很有兴趣的。于是，我踏上了去往首都的旅程。
圣本尼迪克特位于弗吉尼亚州一望无垠的农村，在这里，马匹可以自由奔驰，具有田园诗般的气息，在感觉上更接近于两个卡莱罗纳州而不是马里兰州，尽管开车到华盛顿只需一小时多一点。巴士沿着薄雾迷蒙而蜿蜒的帕萨米克河行进，然后进入沼泽地带，接着是建筑凌乱的华盛顿郊区，车子最后把我放在首都市中心，剩下的路我步行过去。当太阳西沉于庭院中枝叶光秃的樱花树梢时，我来到了参议院办公大楼。我有点害怕，却又信心十足，我提醒自己，希德维克·海兰·贝尔虽然是参议员，却也是个父亲。我到这里是处理他儿子的事务。办公大楼看起来像公爵宅邸一样豪华。
在候客厅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人出现了，活跃得像一只追逐中的母鸡，他突然从侧门冲进来，拍拍我肩膀，催促我到他办公室，并让我走在前面。那时候，我对政治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并不知道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很平易的。他让我坐在皮椅上，递给我一根雪茄，我谢绝了。随后，他带着看起来又真切又像是故意的惊奇——也许他对一切访客都是如此——向我展示一把古董配枪。他说，这把枪曾经属于罗伯特·e.李的马车夫，这是一位选民当天早上寄到他这里的。“你是历史迷，”他说，“是吧？”
“是的，先生。”
“那就拿着。它是你的了。”
“不，先生。我不能要。”
“拿着这该死的东西。”
“好吧，那就给我吧。”
“那么，你为什么来我这间沉闷、狭小的办公室？”
“因为你儿子，先生。”
“这家伙又做了什么坏事？”
“没做什么，先生。我们只是担心，他学不进那些教材。”
“什么教材？”
“罗马史。刚学完罗马共和国，现在开始学罗马帝国了。”
“啊，”他说，“那得认真学。这段历史依然激动人心。”
“您儿子对此似乎心不在焉，先生。”
他再次从桌子另一边递过了那盒雪茄，并咬掉了自己那根雪茄的头。“告诉我，”他一边说，一边吸着雪茄，雪茄突然着了，“你们把这些教给学生，有什么意义？”
幸好，对于这个问题，我胸有成竹，我刚在《圣本尼迪克特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用以回答一位匿名学生提出的类似质疑。“他们阅读关于凯撒统治的历史，”我毫不迟疑地说，“他们学到凯撒的统治是由商业、邮政系统和艺术，由元老院的改组，由不断修正的课税系统支撑起来的，他们看到人口普查与罗马道路网络中的令人艳羡的科学进步，看到这些发展如何引导人类远离残酷的统治斗争，进入持续两个世纪的‘罗马的和平’。这一切让他们懂得品行与崇高理想的重要性。”
他吸着雪茄。“好吧，又是一个吹牛大王，”他说，“你是在告诉我，我儿子只会胡思乱想。”
“先生，塑造你儿子的心性，这是我的职责。”
他沉思了一会儿，懒散地捏着一根火柴，随后变得严肃起来。“对不起，年轻人，”他慢吞吞地说，“你不能塑造他。我会塑造他。你只能教他。”
这次会面就这么结束了，我被礼貌地请出了门。自然，我十分困惑，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电梯中，此时才能回想起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参议员贝尔十分平易，这我已说过，不过，毫无疑问，他伤害了我。那把枪装在我的公文包深处，我想着被这样一位暴君抚养成人得是什么滋味。我的内心有了一丝对小希德维克温暖的同情。
不过，回到圣本尼迪克特，我发现自己的话对希德维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接下来的几周，他拼命地提升自己。他通过了另外两个测验，其中一门的成绩是a—。他的期中设计作业是用混凝纸制作的哈德良门模型。上课的时候，在他座位周围的捣蛋小圈子中，他也不再频繁地扰乱课堂秩序了，即便他实际上并不完全专注。
没错，在一个人的引导下，学生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这让作为教师的我心里感到甜润如蜜，所以我承认，那个学期我对希德维克·贝尔拥有特殊的兴趣。假如我认为他对期末考试的质疑是合理的，假如我在班上只让他回答我确信他能对付的问题，那么，我就可能激发一个男孩对万物最天真的好奇，而且当时，这个男孩正勇敢地同他父亲的巨大阴影作斗争。
随后，那个秋季学期即将结束，男孩们狂热地投入了一年一度的“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竞赛预选考试。这里，我想，我又一次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希德维克。“尤里乌斯·凯撒先生”是圣本尼迪克特的传统，这种虚拟的仪式是我们学校的名片，孩子们总是带着敬畏之心参赛。竞赛分两场。第一场是预选考试，孩子们需要回答一系列测试题，从中产生三名优胜者。第二场是公开竞赛，三名男生将站在台下聚集着学生的舞台上，回答关于古罗马的问题，直到某一位胜出，就像凯撒打败庞培一样。听众中站满了家长和毕业生。在伍德布里奇校长的办公室前，一块匾额记录着半个世纪以来“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的获胜者名单——始于一九〇一年的约翰·f.杜勒斯。尽管对于没有进过圣本尼迪克特中学的人来说，这种仪式有点奇怪，但我可以说，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再怎么强调这场公开竞赛的重要性也不为过。
那一年，我的学生中有三个无与伦比的竞争者：克雷·瓦尔特，他与我的关系很密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天才；马丁·布里特，一名典型的勤奋刻苦的学生；迪帕克·梅塔，一位孟买数学家的儿子，文静得令人不快，不过是我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其实，迪帕克在班上也有着特立独行的偏好：他研习的都是迦太基人、埃及人那类被罗马征服的异族。
预选考试结束时，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情况：希德维克·贝尔只差一点点就能进入班里三名优胜者的行列。这里我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尽管我本该明白我不该这样，但是他的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打破了一条教书育人最基本的原则：他最好的测验成绩是b，我却给了他一个a，这样他就超过了马丁·布里特。三月十五日，三位优胜者——包括希德维克·贝尔——坐在舞台上，面对着密密麻麻的学生们，他父亲也在观众里。
三位男生为这场赛事特地穿上了托加袍，坐位排在主席台周围，台上有一只托着绿色丝绸花环的锡盘，竞赛结束时，我将会把花环戴在冠军的额头上。作为提问人，我站在前排中间，紧挨着伍德布里奇先生。
“萨宾人说什么语言？”
“奥斯坎语。”克雷·瓦尔特毫不犹豫地回答。
“谁创立了后三头同盟？”
“马克·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先生。”
“在腓力比被击败的人是谁？”
希德维克·贝尔的眼神有点茫然。他把头埋进手里，似乎想把自己的智力推到极限，站在前排的我心里一沉。台下一些男孩窃窃私语。希德维克的腿开始在托加袍中颤抖。当我再次抬头，我觉得是我将他推入了这一难以应付的局面，我怀疑他是否会原谅我；不过，没有任何预兆地，他微微一笑，双手合上，说：“布鲁图和卡西乌斯。”
“很棒。”我本能地说。然后，我又平静下来。“谁废黜了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西罗马的最后一任皇帝？”
“奥多亚克，”克雷·瓦尔特回答道，随后加了句，“于公元476年。”
“谁将专业军制引入了罗马？”
“盖乌斯·马略，先生，”迪帕克·梅塔回答，然后又加了句，“于公元前104年。”
当我问希德维克下一个问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谁是迦太基人的统帅？”）时，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观众里一些男生似乎已经意识到我在故意问他简单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又一次把头埋进双手，看起来是在与记忆进行着紧张的斗争，然后，抬起头，说出了那个明显的答案：“汉尼拔。”
我很高兴。不仅因为这证明了我着力培养他是值得的，而且他向台下窃窃私语的男生们显示了，即便是在压力下，纪律也可以创造精确的思想。此刻，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产生了振奋人心的预感，希德维克·贝尔将给我们带来惊喜，他那乌龟般缓慢的沉思在中午之前会为他赢得桂冠的花环。
接下来几轮问题的情形和前两次差不多。迪帕克·梅塔和克雷·瓦尔特总是毫不犹豫地作答，希德维克·贝尔则在一段令人沉闷的沉思之后才回答。其实，我发现，他的风格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性。我看到，家长们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旁边的伍德布里奇先生开怀地笑着，毫无疑问，他在想着下一年的比赛。
一名二年级学生给每位竞争者端上一杯水，之后我转入第二阶段那些更难的问题。克雷·瓦尔特忘记了奥古斯都的子孙们，在第一轮被淘汰了。他离开舞台，回到观众里他那些比较笨的朋友们中间。按照顺时针方向，下一个问题轮到迪帕克·梅塔，他答对了，接下来的问题关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我毫无选择，必须问希德维克·贝尔一个有点难度的问题：“在公元前88年的内战中，哪位大将获得了贵族的支持？”
我可以在一旁看到，一些家长抿紧嘴唇，皱着眉头，而希德维克·贝尔似乎并未注意到问题的巨大难度，他又一次把头埋在手中。此时观众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思，他们静静地坐着，能听见通风设备轻微的嗡嗡声，以及外面冰凌融化的滴水声。希德维克·贝尔目光向下，此时我才发现，他在作弊。
我从卡尔顿学院毕业后直接获得了这份教职，那时我二十一岁，因为近视而错过了兵役，然后满怀希望，向学生们传授自以为更重要的知识，分享我的古典研究赋予我的视野。我清楚，他们面对挑战表现得非常出色。我清楚，一名教师溺爱这个年龄的学生，其实会抑制他们的成长，会使他们过久地沉溺于母亲的怀抱，从而在预备学校甚至大学里变得意志薄弱。我以前最好的老师都是暴君。我清楚地记得这些。那一刻，我对这个男孩感到了莫名的同情。我们从他父亲那里共同遭受的仅仅是羞辱吗？我通过眼镜凝视着舞台，立刻就发现了，他已经把《古罗马史大纲》粘在了托加袍内侧。
在聚集于我身后的学生与坐于我面前的这两个男孩之间，我不知道站了多久，我内心正在思虑，这期间我能听见来自观众的低语声音渐强。为希德维克的将来着想，我必须揭穿他。哦，“为了一匹马，输了整场战争！”我向旁边的伍德布里奇先生倾身，低语道：“我确信，希德维克·贝尔在作弊。”
“别管这个。”他轻声答道。
“什么？”
是的，我十分尊重伍德布里奇先生这么多年来为圣本尼迪克特所做的一切。校长的世界远比教师的世界复杂，所以，如果某人的一生因为孩童时代的一件小事而误入歧途，我们再去横加指责就会显得罔顾历史。尽管如此，我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是伍德布里奇加了这么一句：“别管这个，亨德特，要么你就换一份工作吧。”
毫无疑问，校长的话令我震惊了片刻，但是，我熟悉男子学校的潜规则。此外，我脑子里最近闪过了一个很好笑的想法：某一天我自己也会当校长。于是，希德维克·贝尔说出了正确答案（“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之后，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即问出下一个问题，关于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迪帕克·梅塔答对了，我又转向希德维克·贝尔。
我自以为是道德领袖，也明白妥协只会招致更多的妥协，然而之前我只在历史研究中见过例子，现在它变成了我的个人经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次发现一种难以为继的怜悯搅扰着我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孤注一掷驱使一个男孩在公开的舞台上作弊？他的父母在拥挤的礼堂中正襟危坐，然而我迅速向后瞥视他们，却发现他们就像我自己的父母，来自堪萨斯城。“哪两位皇帝统治了分裂后的罗马帝国？”我问希德维克·贝尔。
一个人看透了魔术师的把戏之后，唯一还能让他惊奇的就是这么明显的把戏居然能够奏效。这次，希德维克·贝尔低头偷窥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由于紧张而颤抖。我想象他在扫视粘在衣服里的《大纲》，从奥古斯都到约维安，在找到答案之前假装沉思，然后大声说：“瓦伦丁尼安一世和瓦伦斯。”
突然间，参议员贝尔喊道：“那是我儿子！”
观众们开始欢呼，我突然产生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将胜利引向希德维克·贝尔的方向。但是，片刻之后，在渐渐平息的喧闹声中，我听到了一个女人微弱的带着口音的声音，叫着迪帕克·梅塔的名字。这应是他的母亲。我猜，这最终使我恢复了理智。迪帕克正确地回答了下一个关于戴克里先的问题，随后，我转向希德维克，问他：“谁是哈米尔卡·巴卡？”
当然，只有迪帕克·梅塔才知道答案不在《大纲》里，因为哈米尔卡·巴卡是一个腓尼基将领，最终被罗马击败；我也知道，只有迪帕克费尽心思去研究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他瞪大眼睛向我看了一眼——认可？感激？反对？——而他的旁边，希德维克·贝尔再次埋头。停了很久，希德维克请我重复一遍问题。
我重复了一遍，又停了许久，他抓抓脑袋。最后，他说：“天啊。”
观众里的男孩们大笑起来，我转身让他们安静。我向迪帕克·梅塔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答对了，这在意料之中，周围短暂地响起了礼节性的掌声。
我上台为迪帕克带上桂冠花环，然而，我瞥见了伍德布里奇先生，才忽然明白他也想让我将比赛引向希德维克·贝尔。与此同时，我看见参议员贝尔从后门走出了礼堂。小希德维克垂头丧气地站在我另一侧，我已经预感到，争强好胜将扭曲这个孩子的生活。我无法想象，当他母亲努力赶上参议员、消失在防火门后时，他站在舞台上在想什么。第二天上午，学校的书法家把迪帕克·梅塔的名字添加在伍德布里奇先生办公室前的匾额上，年轻的希德维克·贝尔则开始用一生的时间追寻失去的荣誉。
我能在伍德布里奇先生的眼中看到失望，它似乎在说，让那孩子落败的人是我。也许是因为这点，礼堂里的人群散去之后，我走向了那孩子的宿舍。我在那里找到了他，坐在床上，依然穿着托加袍，透过小窗，望着外面的曲棍球场。我可以看到，在他衣服内侧紧紧贴着《大纲》。
“好吧，年轻人，”我敲着门框说，“那真是一场有趣的表演。”
他从窗子方向转过来，冷冷地看着我。接下来，他做的事情让我思考了很多年，它拥有迷宫般的狡黠，我只能将他处事的早慧归于在家里所接受的严酷教育。在门口，当我站在他面前时，希德维克·贝尔将手伸进长袍，然后取出了《大纲》。
我走进去，把门关上。那些极力想被开除的学生都有一套把戏，而我们每一位老师对这些都了如指掌。在我们这样的学校，这些把戏都是陈词滥调了。但我关上他宿舍的门，他报以狡黠的会心一笑，那时我明白，希德维克·贝尔的真实意图根本就不是给开除了事。
“我知道你发现我作弊了。”他说。
“是的，我发现了。”
“那你怎么什么也没说，嗯？亨德特先生？”
“事情很复杂，希德维克。”
“因为我老爸在那里。”
“与你父亲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亨德特先生。”
老实说，我已有些词穷，之前是因为伍德布里奇先生在礼堂对我说的话，此刻是因为这个男孩粗鲁的逼问。我走到窗口，环顾校园，借此避开希德维克那双乌黑眼睛中射出的非难目光。我一时的疏忽之举导致了什么？我不会谴责伍德布里奇先生，就像士兵不会指责长官。事实是，我没有将自己的道德准则强加给别人，反而是希德维克·贝尔将我拽入了他的那一套准则中。那时，我不认为自己做过什么堕落的举动，可是令我特别心寒的是，希德维克·贝尔，年仅十三岁，已经堕落。
当然，他也知道，我不会再追究此事，尽管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处理他。每一次，当我鼓起勇气决心将这个男孩的名字提交给诚信委员会时，我的信心就开始消退，觉得自己似乎会从一种罪行转向另一种罪行。在我简陋的房间里，在餐厅里面狭长、开裂的餐桌上，在上课时落满尘土的黑板前，我内心一直在斗争。我就像一名精疲力竭的游泳者，试着爬上海岸，却面对着一堵光滑的大堤。
而且，我孤身一人置身于困境中。这样一所像中世纪法庭一样险恶的寄宿学校，它的职员是不会公开讨论一名男生的劣迹的。即使这名男生不是参议员的儿子，情况依然如此。事实上，只有查尔斯·埃勒比这一位老师能让我信任、可以与他分享我的处境。他是新来的拉丁语教师，我们对古希腊罗马历史有着相同的热爱。一见到查尔斯·埃勒比，我立刻就产生了好感，因为他是名毫不妥协的卫道士。果然，我告诉了他希德维克的行为和伍德布里奇先生的回应之后，他认为我有责任绕过校长，直接找参议员贝尔再谈一次话。
我打算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不到一周，参议员竟抢先打电话给我。他简短地聊到了送给我的那把手枪，然后忽然粗暴地说：“年轻人，我儿子告诉我，那个关于汉尼拔·巴卡的问题不在他必须掌握的提纲中。”
此刻，我真的十分震惊。即使从小希德维克身上，我也无法设想这种厚颜无耻。“毒蝎永远只是毒蝎。”我说道，已经无法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