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格·诺瓦著

安·比蒂评

刘雅琼译

我晓得的秘密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我的邻居哈罗·皮尔逊以前是个赌鬼——不过这桩事儿从来不是啥秘密，很多人都知道，就连他后来做议员那阵子，都有不少人知道。他是新英格兰人，高高瘦瘦、胸宽肩阔。我现在也老了，坐在自己家里，听着百叶窗在冬风中乒乒乓乓地响，回忆着遥远的往事，比如，哈罗还年轻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怡保的那阵子。去怡保之前，他在欧洲赌场赌博，尤其喜欢去挂着枝形吊灯的赌场，那儿的乐师身着晚装，演奏室内乐，有人站在轮盘赌桌旁边，用小本子记下每一轮的分数。赌博让哈罗觉得自己仿佛是世界的一分子，他讨厌置身局外。他曾经这样定义赌博：赌博与不赌博，区别就是带着猎枪和狗在废园子找松鸡，还是光在那儿闲溜达。

哈罗有个家仆，名叫夏丘，在美国别人喊他夏尼。夏尼的父母来自亚洲的某个部落。一九五〇年，夏尼在怡保的赛马场当马夫。他夜里也住马场，就睡在马棚后面。床是一摞摞干草垒的。他躺在床上，舒展身子，听着干草沙沙作响，透过薄薄的毛毡感觉有些刺痒，四周弥漫着尘土和青草混杂的气味。他通常单独吃饭，就斜靠马厩门蹲着，或者回到他睡觉的地方。还有其他马夫，他们都睡在马棚里，人人有个小包，装些私人零碎——书，相片，梳子，换洗的白衬衫，黑裤子。

夏尼最常效劳的客人是一位法国和缅甸的混血儿。他身材滞重，头发全秃了，长了一双浅绿色的眼睛，皮肤是光溜溜的深橄榄褐色。他的西服是伦敦产的，手上还戴着一块硕大的金表，能显示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时间。这人名叫皮埃尔·布泰耶。他有时睡不着，便过来把夏尼喊醒。

“你睡着没？”皮埃尔问。

“没。”夏尼回答道。

“你看到小偷没？”皮埃尔又问。

“没。”夏尼说。

然后，皮埃尔说：“出来吧。”夏尼跟着他出去，皮埃尔递给他一支美国烟，骆驼牌的。他们一块儿抽起来。马来西亚的夜空湿气袭人，城里的灯光病恹恹的，映射着空中游荡的云彩。

皮埃尔给夏尼讲他去过的地方。他说巴黎女人——还有荷兰女人也一样——为了钱什么都肯做，纽约挤满了疯子，南斯拉夫有个沙漠，美国的食物特多，富足得难以想象。在美国，有的马来人和缅甸人靠赌博或靠在餐馆跑堂挣钱，有的当了医生，有的成了大学教授，芝加哥还有个马来西亚儿科医生……夏尼吸了根烟，想着堆成堆的食物：他眼前出现了成垛的大米，跟火山一样高。他的烟都烧到烟蒂了，手指给烫了一下。

皮埃尔有匹马，是他在菲律宾买的。这是一匹好马，血统纯正，原产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皮埃尔很担心这马，老是怕哪天给偷了。他整夜整夜地盯着马厩，说，到处都是贼，得时刻小心提防着。有一回，皮埃尔在城里喝醉了，睡倒在小巷子里，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那双白色的鞋被偷了。皮埃尔站着，睁大了眼盯着马厩，夏尼陪着他，想听听巴黎女人、荷兰女人和美国食物的故事，但皮埃尔只是盯着黑漆漆的马厩，听着马躁动的声音。等皮埃尔安下心来，他便说：“咱去抽个烟。”

这匹马按部就班地训练着。一天晚上，驯马师驯得比平时稍稍激烈了些。皮埃尔跑到夏尼睡觉的房间，摇摇他的腿把他弄醒，让他打车去城里找兽医。那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皮埃尔嘱咐夏尼，只能告诉兽医说是他的狗病了。皮埃尔给了夏尼一包骆驼烟，夏尼打了辆车，外面电闪雷鸣，他把车窗摇起来，点上烟，抽起来。夏尼找到一个法国兽医，他往出租车里头闻了半晌，等烟味散尽才上车。他们返回马场，兽医跑去看马，夏尼独自留在马棚前面放哨。

早上，那匹马不见了，第二天半夜一点左右，它又被带回来了。兽医把马带到诊所，那边配有专门检查马匹的x光机和大桌子，不一会儿，医生就拿着马踝骨的黑白胶片来找皮埃尔。片子上有一处问题：脚骨上有条长而清晰的裂缝。兽医告诉皮埃尔，它要是再狠狠地跑一次，那骨头铁定断。兽医的原话是骨头会“爆裂”。他交待一句，最好立刻把它卖了，说完就走了。

那两天，夏尼没听到什么消息，结果有天半夜，皮埃尔忽然来到他的卧房，问他睡着没，看到小偷没。夏尼发现皮埃尔这次说到“小偷”时，没有了往常的那般惶恐，而是有些温和，甚至流露出几分期待的语气。夏尼说，没看到，完了他们就出去抽烟了。皮埃尔喝得醉醺醺的，手在空中一顿乱挥：“你知道不，那个混蛋兽医是个大嘴巴！现在人人都晓得那马了。我他妈的还咋卖钱啊？”

皮埃尔没给夏尼递烟，夏尼看着城市的点点灯光。皮埃尔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捏香烟的手，橘红色的烟头在暗夜中闪闪烁烁，划下一道道亮线，好似霓虹灯管。夏尼望着那亮晶晶的弧线，听着皮埃尔沉重的呼吸声。

“那匹马上过保险吗？”夏尼问。

“嗯。”皮埃尔说。

他们一起望着那座城市的灯火，望着城市上空灰黄色的云彩。

“包括失窃吗？”夏尼问。

“嗯。”皮埃尔说。

“谁要是偷个瘸马，那真是脑子有问题。”夏尼说。

“不是人人都知道底细的，”皮埃尔说，“我也犯不着操心窃马贼的脑子好使不好使。你知道，他们时不时也会搞砸的。你看。”

他指着远方的一盏灯，正是怡保监狱的方向。他俩的身后是那座巨大的木头马棚，地上铺着木屑，能感到牲口在里面躁动不安。

“可以想法子安排一下。”夏尼说。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皮埃尔说。

他们并排站着。过了一会儿，夏尼说：“六百美元吧，要十美元和二十美元的钞票。”

“三百，”皮埃尔说，“我又不是大款。”

“好吧，”夏尼说，“三百五外加一套其他血统的证明文件。次等血统，其他颜色，但是年龄和公母一样。”

皮埃尔叹了口气，说：“好吧，抽根烟吧。骆驼？”

夏尼接过烟，点着火，大口抽着。他站在那儿，望着城市的点点灯火，望着大片大片臃肿的云彩，听着马厩里面的踢踢踏踏，想着巴黎和荷兰的女人，想着美国堆成山的大米。

第二天，马和夏尼都不见了。

一九五〇年，哈罗在海军服役，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驻扎在怡保。这城市拥挤得很，而且一到雨季天天大雨瓢泼，让人觉得像裹着衣服冲澡，这时候连天空都会变成紫色，像难看的淤痕一样黑乎乎的。总之，有天哈罗溜达到街上，两边尽是关着门的商店和仓库。商店都用金属卷帘门锁着，仓库也都扣着大大的挂锁，有的锁像书那么大。每个楼顶前前后后，都安着一排排铁丝网。仓库供临时使用，最短可以租二十四小时。哈罗沿街走着，在一个自行车仓库门口站住了。城市里挤满了行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可哈罗从来没见着哪儿有马。这儿没多少地盘能放得下马。他在自行车仓库门口站住，是因为他险些踩着一堆马粪。

仓库门没锁，哈罗推开门，借着昏暗的街灯，看见自行车有堆在地上的，有挂在墙上和房椽上的。街上的亮光打到自行车轮上，显得它们特别脆，简直一碰就要散架，跟缺了伞布只剩伞骨的雨伞一样。过了一会，哈罗听见有人说：“把门关上。”

哈罗闭上门，门轴慢吞吞地发出一阵吱扭声，像小虫子啾啾唧唧似的。他没把门关严。哈罗转过身，一束手电光射过来，照亮了挂在空中的自行车。屋子的后边狭窄极了，站着一个亚洲男人，穿的是黑裤子白衬衫，牵着一匹马的笼头。尽管灯光昏暗微黄，还是能明显看出那是一匹纯种马。

哈罗走近些，跨过自行车堆，又四下看看仓库，再没别人了。只有那匹马很遭罪地圈着，那个亚洲男人，灰乌乌的墙，自行车亮闪闪的轮辐，一堆堆黑色橡胶内外胎，其中有些轮胎反反复复补来补去，看上去稀奇古怪的，活像盘着的黑红相间的巨蛇。哈罗和这个亚洲男人站得不怎么近，但他们相互坦率地对视了一阵，就这么站着的一会儿，起初看似贸然擅闯、甚至入室行窃的行为都已经前嫌尽释。甚至有那么一会儿，他们活脱脱像一对有限合伙人。

哈罗介绍了自己。那人说他叫夏丘。哈罗从马的面庞、结实弯曲的脖颈一路摸到它的胸脯。

“你从哪儿弄的这马？”哈罗问。

夏尼冲他眨巴眨巴眼。

“偷的？”哈罗问。

“不，”夏尼说，“不是那样的。但是，讲实在的，我得说这里面是有点儿名堂。”

“嗯，”哈罗说，“什么名堂？”

夏尼又眨眨眼睛。

“这么说吧，”哈罗问，“在这儿的赛马场跑的话，会不会被人认出来？”

“万事皆有可能。”夏尼说。

哈罗又瞅了那匹马两眼。他再看夏尼时，发现他胳膊肘旁边的箱子里有张报纸。刚才还没有呢。哈罗拿起来，发现是一张两个月前的赛马成绩榜，来自马尼拉的一个赛马场。报纸折得整整齐齐，不过仍然有些水渍，也有些泛黄，中间有铅笔画的圈，那儿印着一张表格，说的是一匹三岁的马在十五场比赛中三次取得了第三名，三次第二名，九次头名。哈罗认出了马的品种。

“你说，”哈罗问，“咱们干吗不让这马在这儿比赛呢？”

“怕被认出来呗。”夏尼说。

“这好办，”哈罗说，“咱给它染个色。”

“对噢，”夏尼看着马，说，“咱给它染个色。”

“在这儿，偷马会咋罚？”哈罗问。

夏尼说，那得看是谁的马了。有些人无法无天，那可是尽人皆知哩。哈罗和夏尼都在这座城市见过文身的匪徒，有的没有手指，只落个残肢，因为手指头已经献给某个匪徒首领表忠心了。哈罗重新瞧了半天马，看了看成绩榜，又坦率地望了夏尼一眼。

“我不想惹麻烦事儿。”哈罗说。

“那是，”夏尼说，“给马染色不是个好法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