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那您是否同意说，您写查尔斯·莱德这个人物时写出了最多的信息？
沃不，是居伊·克鲁奇巴克。（略显烦躁）不过，我觉得你的问题过多关注了人物塑造，关于写作技巧却问得很少。我认为，写作不是去做人物探讨，而是语言运用的练习，我全身心地关注这样的练习。我对技术上的心理研究不感兴趣。情节、语言、事件，我感兴趣的是这些。
《巴黎评论》：这是不是说明您经常润色、经常实验？
沃实验？天呐，怎么可以！看看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明白实验会有什么结果了。他一开始写得还不错的，然后你就看着他带着满心虚荣，写疯掉了。写到后来他就是个神经病。
《巴黎评论》：从您此前所说，我想您并不觉得写作是件挺难的事。
沃我不觉得写作很容易啊。瞧，总有那么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转悠：有人凭画面构思，有人凭观念构思。我全凭词语构思。等我终于把笔扎进墨水瓶时，那些词语已经排列得整整齐齐，下笔写出来就可以了。
《巴黎评论》：也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吉尔伯特·平福德脑子里老是有声音在游荡——那是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词语。
沃没错，就这么回事——那些词语给表现出来了。
《巴黎评论》：您能说说哪些东西直接影响了您的写作风格吗？十九世纪的作家中有人影响到您吗？比如塞缪尔·巴特勒？
沃那些作家都是我的教育基础，这么看来，我读了他们的作品，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啦。沃德豪斯直接影响到我的风格。然后，就是福斯特的一本薄薄的书，叫《灯塔》，是关于亚历山大的散文集。我觉得海明威在他第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发现了使用语言的真正方法。我十分欣赏他让醉鬼说话的方式。
《巴黎评论》：罗纳德·弗班克呢？
沃我年轻时特别喜欢读他的东西。现在读不下去了。
《巴黎评论》：为什么？
沃我觉得，这把年纪的人还能读弗班克，那真有问题了。
《巴黎评论》：您消遣时读谁的书？
沃安东尼·鲍威尔。罗纳德·诺克斯。既为消遣，也为道德提升。还有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巴黎评论》：还有雷蒙德·钱德勒！
沃不。那些喝威士忌喝得醉醺醺的懒汉太烦人。我也不喜欢所有的暴力。
《巴黎评论》：加德纳不也写了很多暴力吗？
沃他和其他美国犯罪小说作家不同，他不追求过分的暴力。
《巴黎评论》：您如何看待其他的美国作家，比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或威廉·福克纳？
沃我喜欢《夜色温柔》的第一部分。我觉得福克纳实在太糟糕。
《巴黎评论》：您显然十分尊崇建制机构的权威——天主教会和军队。您是否同意说，从一个层面来看，《重访布莱兹海德》和“军队三部曲”都体现了这样的尊崇？
沃不是，当然不是啦。我尊崇天主教会，是因为它是真理，而不因为它是建制的或什么机构。《军人》是某种反尊崇，它写了居伊·克鲁奇巴克对军队理想的幻灭过程。居伊是老派人，揣着荣誉和骑士精神的幻想，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与军队的现实发生交往时，这些幻想如何一步一步被消耗殆尽，被毁灭。
《巴黎评论》：您是否觉得“军队三部曲”里总该有一点道德寓意？
沃有的，我是说，任何人的一生总有一个道德目的，一个解救的机会。你知不知道从前有一首新教圣歌中有这么两句，“一次做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所有人与国的面前”？居伊就面临着这样的机会，让自己承担抚养特里默的孩子的责任，使这孩子离开那放荡母亲的影响。居伊本质上是个毫不自私的人。
《巴黎评论》：您能说说是怎么构思三部曲的吗？您是按事先做好的计划写的吗？
沃写的过程中有很多变化。一开始我计划把第二卷《军官与绅士》写成两卷本。然后又决定把两卷的内容捆到一块儿把它写完了。运送军队的船上的那一个过渡段落很糟糕。第三卷的起因是路多维克这个人物需要进一步的说明。结果，每一卷的形式都一样，因为其中各有一个无关却可疑的家伙需要不断地加以说明。
《巴黎评论》：即使如您所言，您动笔时，三部曲的整体构思还不十分清晰，那有没有您从一开始就想好的细节呢？
沃有啊，意大利教堂里的那把剑和斯大林格勒的剑，用你的话说，就是从一开始就想好的。
《巴黎评论》：您能说说是怎么想起要写《重访布赖兹海德》的吗？
沃那完全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人们食不果腹，情况很糟糕，那本书要不是写在那个时期，就可能完全是另一本书了。书里有大量诱人的饕餮描写，完全是当时食物匮乏生活艰苦的直接结果。
《巴黎评论》：您觉得对您作品的专业评论是否精辟或有帮助吗？比如埃德蒙·威尔逊的？
沃是美国人吗？
《巴黎评论》：是的。
沃我觉得他们的评论没多大意思，你说呢？我觉得英国目前书评的普遍情况不值一提，既漫不经心又夸张浮华。我年轻时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没读过的书，决不写差评。我发现，现在即使这条规矩也被明目张胆地打破了。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讨厌做评论的那帮剑桥人，评论文辞优雅堂皇得可怕，成员之间相互吹捧对方的粗俗作品。除此之外，有朋友喜欢我的作品，我还是开心的。
《巴黎评论》：您觉得把您描绘为逆势而动者是否正确？
沃艺术家一定是逆势而动的。他不得不站出来面对时代的大潮而不是挣扎着顺水而行；他必须做出某种抵抗。就连最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也都是反维多利亚的，他们顶着顺从时代的巨大压力。
《巴黎评论》：那狄更斯呢？尽管他有社会改革的诉求，他还是追求公众形象的。
沃啊，那是另一回事。他喜欢听人拍马屁，喜欢抛头露面。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是维多利亚精神的反叛者。
《巴黎评论》：除了眼下的时代，还有哪个时代您特别希望能生活其中的？
沃十七世纪。我觉得那是个最伟大的戏剧和传奇的时代。我觉得要活在十三世纪，我也许也会很开心的。
《巴黎评论》：尽管您在小说中创造了那么多各不相同的人物，可显然您从未对工人阶级的人物有过同情或哪怕是全面的描写。有什么原因吗？
沃我不了解他们，我对他们也没有兴趣。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作家，不是把工人阶级写得狰狞古怪，就把他们写成田园风光的装饰，无人例外。等工人有了选举权，某些作家就开始拍他们马屁了。
《巴黎评论》：那皮斯托尔……或后来的摩尔·弗兰德斯以及……
沃啊，那都是一伙犯罪的。那个不一样。罪犯对作家始终有一种吸引力。
《巴黎评论》：可以问问您现在正在写什么吗？
沃自传。
《巴黎评论》：会是传统的形式吗？
沃传统到极点。
《巴黎评论》：还有没有一些书是您本来想写可发现写不了的？
沃我已尽力而为了。我尽了最大努力。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十期，一九六三年夏/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