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您觉得一个小说家需要“更新”（renew）自己吗？

莫里亚克我认为作家的第一要义就是成为自己，接受自身的局限性。自我表达的努力会影响到表达的方式。

写一部小说之前，如果不是信心满满，觉得写了这一部便再无必要再写另一部，我便绝然不会动笔。每一篇作品我都是重新起步，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不作数……我不是在对一幅壁画进行加工。就像一个人决心重新开始生活，我告诉自己迄今为止我一无所成：因为我总是相信那时我正在创作的小说将会是一部杰作。

《巴黎评论》：小说一旦写完，你还会依恋你创造的人物吗？你会和他们保持联系吗？

莫里亚克只有当人们和我谈起他们，或是写有关他们的文章时，他们对于我才是存在的。我之所以为《苔蕾丝·德斯盖鲁》写续篇，是受了外界的诱导。作品一旦写成，便离我而去，只有通过他人它才能存在。前天晚上，我收听了《爱的荒漠》的广播改编版。尽管不无曲解，我还是认出了库莱热先生，他的儿子雷蒙，被包养的女人玛丽亚·克鲁斯。这个小世界在我面前倾诉，受苦受难，它三十年前便离我远去。我认出了它，反射的镜面稍稍扭曲了它的面目。

我们将自身的大部浇铸在某些小说中，但它们不一定是最好的小说。例如，在《丰特纳克的秘密》中，我摸索着记录自己的青春期生活，栩栩如生地展现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兄弟（他是我们的监护人）的形象。除了它本身的优缺点，这部小说对我而言有种撕心裂肺的基调。事实上，我自己重读这部小说的次数并不比别人来得多：我只在需要校对清样时才重新阅读自己的书。出版自己的作品全集迫使我这样做；这和重读旧信一样让人痛苦。正是以这种方式，死亡从抽象中现身，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实物：一撮尘土，一缕灰烬。

《巴黎评论》：你现在还阅读小说吗？

莫里亚克我读得非常少。每天我都发现年龄的增长使我体内的人物角色奄奄一息。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读者，可以说有点贪得无厌，但是现在……当我年轻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种在我眼里使他们栩栩如生的氛围，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在我面前呈现出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他们预示了我的命运。然而，我活得越久，他们聚拢在我周围，成了竞争对手。为了一比高下，我不得不以他们（尤其是巴尔扎克的那些人物）为参照来衡量自己。不过，他们已经成为业已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仍旧在重读贝尔纳诺斯（bernanos），甚至于斯曼（huysmans）的小说，因为它们包含着某种形而上的维度。至于比我年轻的同代作家，他们让我感兴趣的是其技巧，而非其他。

这是因为小说不再对我有吸引力，我更多地关注历史，关注发展中的历史。

《巴黎评论》：你不觉得这种态度对你来说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难道你没有发现，当某个时期的事件（像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现实世界或多或少地与虚构小说分道扬镳了？也许时间上的“间隔”不再是人们接受小说必需的条件。

莫里亚克历史的每一时期或多或少都是悲惨的。我们亲历过的那些事件并不足以去解释被人们随意命名的“小说的危机”这一现象；我要补充的是，当今公众阅读小说的人数和印刷业的规模和我年轻时相比要庞大得多，因而它不是读者的危机。

不是那样。在我看来，小说的危机，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特性，它与对人的具体观念相联系。从根本上来说，否定心理小说的想法源自当今一代秉持的对人的观念，它是全然否定性的。这一个体观念的改变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展示了这一点。在《在斯万家那边》（一部完美的小说）和《重现的时光》中，我们目睹着人物角色的消解。随着小说的推展，人物变得枯萎干瘪。

如今，随着非写实派艺术的发展，我们有了非写实小说——其中的人物缺乏鲜明的特性。

我认为，如果果真有小说的危机的话，就在那里——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技巧的领域。小说已经失去了它的宗旨。这是最为严重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必须从那儿起步。年轻一代人相信，在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之后，他们发现老派小说的“宗旨”都是预先建构好了的，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

《巴黎评论》：在谈论人物角色消解时，你是不是过多强调实验小说的因素了吧？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小说中毕竟还有人物。当然，和巴尔扎克笔下的角色相比，他们变化巨大，但你还会记得它们，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活跃在读者的脑海中。

莫里亚克我下面说的话会使你大吃一惊。卡夫卡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我几乎一个都记不清，但同时我非常了解他，因为他本人令我着迷。我读过他的日记、他的书信，所有关于他的一切我都没遗漏，但是我读不进他的小说。

至于普鲁斯特，我曾提到他笔下每个人物缓慢的枯萎干瘪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女囚》那一卷之后，小说转向了对妒忌的绵长思考。阿尔贝蒂娜的肉身不再存在；而在小说开始貌似存在的那些人物（夏吕斯便是一个），变得和吞噬他们的恶习别无二致。

小说的危机因而是形而上的。我们的前一代人不再信仰基督，但他们相信个体，这和相信灵魂的存在殊途同归。我们每一个人对灵魂这个词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个体得以建构的支点。

许多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依旧遵循这种信仰宣示的价值。善事不恶，恶事不善。小说的解体正是由于这一分辨善恶的基础观念的丧失。对道德良心的非难导致语言本身贬值，意义被抽空。

观察一下那些像我这样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家，人不是创造自我，便是毁灭自我。任何人都不是静止、固定不变、一劳永逸地用某个模子浇铸出来的。这便是传统的心理小说和我曾经做的或认为我在做的大不相同的地方。我在小说中想象的人物身陷救赎的戏剧性事件之中，即便他对此并不知晓。

不过，我钦佩年轻小说家们“对绝对的探寻”，他们对虚假的表象和错觉的憎恨。他们让我想起阿兰（alain）和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所说的“纯洁的无神论”。但我们还是避开那个话题为好，我不是哲学家。

《巴黎评论》：所有人都说你是，对此你为什么要否认呢？

莫里亚克每当文学才俊减少时，哲学家便增多了。我这样说并不是与他们为敌，但他们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这一代人极度聪明。以前一个人可以很有才华，同时还不无傻气，如今这种情形已不会出现。年轻一代中哲学家多如牛毛，他们对于小说的需求和我们相比很可能要少得多。

尽管如此，至关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影响最深的大师会是一位哲学家。此外，如果让—保罗·萨特不具备过人的天赋，他便不会拥有现在的地位。与萨特的影响相比，柏格森（bergson）则局限于思想观念的领域，仅仅通过对文人本身的影响，才间接地影响到文学。

《巴黎评论》：你认为文学不经意间移交给了哲学家吗？

莫里亚克这里有个历史方面的原因：法国的悲剧。萨特通过戏剧将这一代人的绝望表现了出来。他不是创造了它，而是给了它正当的理由，赋予了它风格。

《巴黎评论》：你说你对卡夫卡本人比对他的作品更感兴趣。在《费加罗文学报》上你曾写道，在《呼啸山庄》全书中吸引你的是艾米莉·勃朗特本人的形象。简而言之，当人物角色消失，作者便步入前台，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

莫里亚克很多作家人虽健在，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已死去。除了《忏悔录》和《墓畔回忆录》，我们很少会再读卢梭和夏多布里昂的其他作品，只有这些作品还引起我们的兴趣。直到现在，我一直对纪德怀着仰慕之情。然而，看起来只有他的日记和有关他童年生活的故事《如果种子不死》有机会留存下来。文学中最为稀罕的事，可谓独一无二的成功，便是作者消失了，但他的作品留存下来。我们不太知道莎士比亚或者荷马究竟是谁。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研究拉辛的生平，但一无所获。他消失在自己作品的光焰之中，这实属罕见。

几乎见不到作家消失在他们的作品中，相反的情形却比比皆是。即使是那些在小说中存活的最著名的人物角色如今也是更多出现在小册子和历史中，仿佛放置在博物馆里。作为有生命的活物，他们变得衰朽虚弱。有时我们甚至看到他们的死亡。在我眼里，包法利夫人的健康比之前还要糟糕得多……

《巴黎评论》：你当真这样想吗？

莫里亚克是的，甚至像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这些人物也是如此。首先是因为他们需要有读者才能活着，而新的一代人越来越不能够为他们提供呼吸需要的氧气。

《巴黎评论》：在某个地方你曾谈到小说作为一种完美的文学形式非常伟大，它是各门艺术之王。

莫里亚克我当时是在赞美我的商品，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比其他种类艺术更加高贵。只有艺术家才称得上伟大。托尔斯泰、狄更斯和巴尔扎克是伟大的，而不是他们所展示的文学形式。

《巴黎评论》：当你作为一名小说家写作时，基督教的影响是不是强烈到让你感到困难重重？

莫里亚克一直是这样。在天主教的圈子里我几乎被视为一个色情作家，如今这看起来非常好笑。但这或多或少使我失落。

如果有人问我：“你认为你的信仰阻碍还是丰富了你的文学生涯？”我会回答两者兼有。我的基督教信仰使我充实，同时也阻碍了我，如果我随心所欲地写，我的书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今我知道上帝并不会在意我们写了什么；他直接利用它们。

然而，我是个基督教徒，我不想让我的生命在暴力和愤怒中终结，而是安息在祥和之中。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临近终点时，最诱人的莫过于远离喧嚣。即使是与最钟爱的音乐相比，如今我也更偏爱宁静，因为与上帝同在，便不会有安宁。

我的敌人们认为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会强行留在舞台上——为了存活下来，我会不择手段。如果他们知道我最大的快乐是独自待在露台上，试图去猜测携带清香的风吹向何处，他们会惊愕不已。我所惧怕的并不是在我离世后被遗忘，而是没有被彻底遗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作品没有存活下来，反倒是我们可怜的生命在历史中游荡。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期，一九五三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