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冰夏译
“我从不认为我的生活在诗歌与政治之间是割裂的，”巴勃罗·聂鲁达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接受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里说，“我是个智利人，几十年来，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各种不幸与艰难，智利人民的一笑一颦，我曾是其中一分子。对他们来说我不是陌生人。我从他们中来，我是智利人民的一部分。我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我从未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勾结，我一直认为我的职业和我的责任是用我的行动和我的诗歌为智利人民服务。我活着，便是在为他们歌唱，守卫他们。”
然而由于左翼的分裂，聂鲁达在四个月激烈的拉票活动后退出了竞选，他辞去了职务，以支持一个人民联盟候选人。这次访问是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他退出选举前不久，在他位于内格拉岛上的家里进行的。内格拉岛（也叫黑岛），既不黑，也不是个岛。这是个优雅的海滨度假小镇，离圣地亚哥两个小时车程，从瓦尔帕莱索往南四十公里。没人知道这名字从哪里来。聂鲁达怀疑这里的黑岩石看上去好似一座岛屿，至少从他的露台上看去有点像。三十年前，在内格拉岛变得受欢迎之前很久，聂鲁达用他的版税买了这里六千平方米的海滩房产，包括峭壁顶上的一座石头小屋。“最后这小屋开始长大，像人一样，像树一样。”
聂鲁达还有其他的房产——一幢别墅在圣地亚哥的圣克里斯多瓦尔山上，另一幢在瓦尔帕莱索。为了装饰房子，他会在古董店或者垃圾场搜寻各种东西。每一件东西都能让他讲出一个故事。“他看上去难道不像斯大林吗？”他指着内格拉岛别墅餐厅里的一尊破旧的英国探险家摩根的头像。
聂鲁达与采访者丽塔·圭波尔特通信的一页
“巴黎的古董商不肯卖给我，但他听说我是智利人以后，就问我认不认识巴勃罗·聂鲁达。我就是这样劝他卖给我的。”正是在内格拉岛上，“地球导航员”巴勃罗·聂鲁达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他亲切地叫她“帕托哈”，她是他的缪斯，许多首情诗都献给了她）建立了他们最长久的住所。
他又高又壮，橄榄色的皮肤，五官最突出的是他挺拔的鼻子和肿眼泡的两只棕色大眼睛。他的一举一动缓慢但坚定。他吐字清晰，没有任何累赘。当他出去散步的时候——通常由他的两只松狮犬陪伴——他会穿上一件长斗篷，手握一根已经有些生锈的拐杖。
在内格拉岛，聂鲁达不断在接待一批一批的客人，餐桌上总有给不请自来的客人留的位置。聂鲁达大部分的娱乐活动在家中的酒吧里，客人可以从面对海滩的露台上通过一个小走道进去。走道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坐浴桶和一把古老的手风琴。窗台上有一排酒瓶。整个酒吧被装饰成船上沙龙的模样，家具都被钉在地板上，所有的灯和墙上的画都是海洋主题。整个房间的玻璃墙面对大海。天花板上，每一根木头横梁上都有木匠根据聂鲁达的手迹刻下的他死去朋友的名字。
吧台后，在酒架上有个标志写着“不赊账”。聂鲁达很看重自己调酒师的角色，他喜欢为客人调制各种非常复杂的饮料，虽然他自己只喝苏格兰威士忌和葡萄酒。一面墙上贴着两张反聂鲁达的海报，其中一张是他上次去加拉加斯的时候带回来的。海报上是他的头像，以及那句传奇的“聂鲁达滚回家”。另一个则是一本阿根廷杂志的封面，上面是他的照片和一行字：“聂鲁达，他为什么还没自杀？”旁边一幅崔姬的巨型海报顶天立地。
内格拉岛的每顿饭基本都是智利菜，聂鲁达曾经在他的诗里提到过其中一些：海鳗汤、特醇番茄酱配小虾煮成的鱼和肉饼。葡萄酒永远是智利的。其中一个陶瓷酒罐形状像只鸟，倒酒的时候会唱歌。夏天，午餐通常在面向花园的阳台上进行，那里还存放着一台古董火车引擎。“多么有力，简直是个玉米收割机，是个生产者、啸叫者、咆哮者和雷鸣者……我很爱这玩意，因为它看上去像沃尔特·惠特曼。”
这次访问当中的对话是由一次次的短访谈组合起来的。每天早上——聂鲁达在自己房间里用完早餐之后——我们会在书房见面，这是这栋房子的新翼。我会等着他处理邮件，为他的新书写新诗，或者修正智利新版《二十首情诗》的校样。写新诗的时候，他会用绿墨水在一本普通的本子上写。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一首相当长的诗，之后他会稍作修改。之后这首诗会由他的秘书，也是他五十年的好友——奥梅罗·阿尔塞在打字机上打出来。
下午，在他每天的午觉之后，我们会坐在面向大海的露台上。聂鲁达说话的时候会手握录音机的话筒。话筒除了录下他的声音，还录下了海声作为背景。
——丽塔·圭波尔特，一九七一年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改名字，为什么选了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我不记得了。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四岁。我记得我想写作这件事非常困扰我父亲。出于一片好意，他认为写作会给我们的家庭和我带来灾难，而更重要的是，它会让我变成一个无用之人。他这样考虑是有家庭原因的，但这些家庭原因对我并不重要。这是我采取的第一批防守措施之一——改名字。
《巴黎评论》：你选择聂鲁达与捷克诗人扬·聂鲁达有关吗？
聂鲁达：我读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歌，但他有本书叫做《马拉街的故事》，讲的是布拉格那个街区的贫民的故事。很可能我的新名字是从那来的。像我刚才说的，整件事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不管怎样，现在捷克人认为我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国家的一分子，我与他们保持非常友好的联系。
《巴黎评论》：如果你当选智利总统，你还会继续写作吗？
聂鲁达：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呼吸。我无法停止呼吸而活着，就好像我无法停止写作而活着。
《巴黎评论》：哪些诗人曾经向往登上很高的政治舞台并成功做到这点的？
聂鲁达：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诗人掌权的时代：比如毛泽东和胡志明。毛泽东有很多其他优点，比如他游泳游得很好，我绝对不行。还有一个伟大的诗人，利奥波德·桑格尔，现在是塞内加尔总统。另一个，埃梅·塞泽尔，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是法属马提尼克岛上法兰西堡市市长。在我的国家，诗人们总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位真正成为共和国总统的诗人。但是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确实有过成为总统的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曾经做过委内瑞拉总统。
《巴黎评论》：你是怎样操作你的总统选举事宜的？
聂鲁达：我们建立了一个平台。首先，总是会有人唱几首民歌，然后有人会从政治的角度介绍我们这个竞选团队最重要的目标。这之后，我会介入，与当地人用一种更自由、更非组织性的、更诗意的方式交流。每次结束的时候我几乎都会朗读诗歌。如果我不念诗，人们走的时候会很困惑。当然，他们也想听我讨论政治思想，但我不会过度地谈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内容，因为人们需要另一种语言。
《巴黎评论》：你念诗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回应的？
聂鲁达：他们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爱着我。在有些地方我进不去也走不了。我有个特别的随从会保护我，因为群众会涌上来。这到处都会发生。
《巴黎评论》：人们经常说你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聂鲁达：你无法在想象中的事情里做选择。
《巴黎评论》：如果总统职位和诺贝尔奖杯现在就在桌上呢？
聂鲁达：如果他们把这两样东西放在我面前，我会换张桌子坐的。
《巴黎评论》：你觉得把诺贝尔奖颁给塞缪尔·贝克特公平吗？
聂鲁达：是的，我觉得公平。贝克特写一些短而非常精致的东西。诺贝尔奖，不管它发给谁，总是一种对文学的尊敬。我不是那种会争论某个奖有没有颁对的人。重要的是这个奖——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话——对作家这个身份给予了某种尊重。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巴黎评论》：你最强烈的记忆是什么？
聂鲁达：我不知道。最强烈的记忆，也许，是我在西班牙的生活——在那伟大的诗人兄弟会里。我从未在美洲有过这样的兄弟组合——“充满了各种八卦”，他们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会这么说。之后，看到这些朋友被内战彻底击败是件让人痛苦的事情，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恐怖的现实里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压迫。我的朋友们四处流窜，有些在那里被处决——比如加西亚·洛尔迦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另一些在流亡当中去世，还有一些仍在流亡。我的生活的那一部分非常丰富，充满了深刻的情绪，在我人生的演化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黎评论》：现在他们会让你进入西班牙吗？
聂鲁达：我并没有被禁止入境。有一次，我受智利大使馆的邀请在西班牙进行几场朗读会。很可能他们会让我入境。但我不想就此做文章，因为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让几个反抗分子入境反而可能是种轻而易举的，显示自己有民主情结的作秀。我不知道。有过那么多国家阻止我入境，又有那么多国家驱逐我出境，真的，这问题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一样让我生气。
《巴黎评论》：从某种意义来说，你在加西亚·洛尔迦去世前写的对他的颂歌，预测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聂鲁达：是的，那首诗很奇怪。奇怪是因为他曾经是个如此快乐的人，那么充满喜气的一个人。我根本不认识几个像他那样的人。他是……好吧我们不要说成功，但可以说生命之爱的化身。他享受人生的每一分钟——挥霍快乐。从这种意义上说，处决他的罪行是法西斯主义最无法被宽恕的罪行之一。
《巴黎评论》：你经常在诗歌里提到他，以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聂鲁达：埃尔南德斯像我的儿子。作为诗人，他好像是我的弟子，他几乎住在我家里。他进入监狱，死在里面，因为他不赞同加西亚·洛尔迦之死的官方版本。如果他们的版本正确的话，为什么法西斯政府会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关在监狱里直到他死去呢？为什么他们拒绝，像智利大使馆提议的那样，把他转移到医院？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之死也是场暗杀。
《巴黎评论》：在印度的那几年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聂鲁达：我对印度之行中的遭遇没有准备。那片不熟悉的土壤的灿烂让我沉浸其中，但我感到十分绝望，因为我的生活和我的孤独过于长久。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锁进了一部不会结束的胶片电影——一部十分美好的电影，但也是一部不允许我离开的电影。我从未经历那些指导过很多南美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神秘主义。那些去印度为他们的焦虑寻找宗教性解释的人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与我不同。对我来说，我是被那里的社会条件所深深感动的——这个广大的、手无刀枪的国家，如此没有自我防卫能力，必然被帝国主义的绳索绑住。即使我总是偏爱的英国文化，也因为在那里从智慧层面上俘虏了那么多的印度人而让我感到仇恨。虽然我在领事馆有工作，但我一直与那片大陆上的反叛青年混在一起。我认识了所有的革命派——那些最终为印度带来了独立的运动者。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在印度写下《土地的居民》的？
聂鲁达：是的，但印度对我的诗歌来说影响很小。
《巴黎评论》：你那些非常感人的写给阿根廷人埃克托尔·埃安迪的信件是在仰光写的？
聂鲁达：是的。那些信件对我的一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作为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作家，像一个撒玛利亚好人一样，承担了给我寄新闻、给我寄期刊的责任，帮助我度过了最绵长的孤独。我对与自己的母语失联感到恐惧——好几年我都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可以说西班牙语的人。在其中一封给拉法埃尔·阿尔维蒂的信里我问他要了一本西班牙语字典。我被任命到一个领事馆，但那是个非常低的职位，没有生活补助。我的生活十分贫穷，比起贫穷，孤独更甚。有几个礼拜我甚至没有见过一个人。
《巴黎评论》：你在那里，与乔西·布利斯有过一段惊天动地的爱情，你也在好几首诗里提到过。
聂鲁达：乔西·布利斯在我的诗歌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永远都会记得她，甚至在我最新的书里也会提到她。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与你的个人生活是不是紧密相连？
聂鲁达：一个诗人的生活自然应该反映在他的诗歌里。这是艺术的准则，也是生活的准则。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可以被分为几个阶段吗？
聂鲁达：对此我有比较混乱的想法。我自己并没有各种阶段，但评论家们总是在发现这些阶段。如果我可以说什么的话，我的诗歌有种生理上的素质——我还是男孩的时候诗歌有孩子气，我年轻的时候有些青涩，在我痛苦的时候十分凄凉，在我必须介入社会斗争的时候开始有战斗力。这些倾向如今都被融入我现在的诗歌里。我总是出于内在的需要才写作，我想象对所有作家来说都一样，尤其是诗人。
《巴黎评论》：我见过你在车里写作。
聂鲁达：我在任何可以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写作，我总是在写作。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总是用笔写作？
聂鲁达：自从我出了个事故以后才这样。有一次我的一根手指骨折了所以几个月不能用打字机以后，我回到了年轻时候的传统，用笔写作。当我发现我的手指好多了，可以打字以后，我也发现我用笔写出的诗歌更敏感，可塑性更强。某一次访问当中，罗伯特·格雷夫斯说要思考，你身边非手工制造的东西越少越好。他也许应该补充一句，诗歌应该用手来写。打字机把我与诗歌之间的亲密感割裂了，我的手又让我找回了那种亲密感。
《巴黎评论》：你工作的时间怎样？
聂鲁达：我没有什么计划性，但我更偏好在早晨写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还有你自己的时间）的话，我现在会在写作。我早上不怎么阅读。我其实更想一天都写作，但更经常的是，一个完整的想法，表达方式，或者从我自身爆发的混乱的东西——用一个过时的词来说，就是“灵感”——会让我满足，或者精疲力尽，或者平静，或者虚无。也就是说，我就无法继续了。除此以外，我太爱生活了，不可能一天都坐在桌前。我喜欢身处日常生活的百态当中，我的房子，政治，自然，这一切。我总是在进进出出。但只要我可以找到一个时间和地点，我会非常严肃地写作。对我来说周围有很多人也无所谓。
《巴黎评论》：你能把自己从周围的一切当中脱离出来？
聂鲁达：我可以，而如果周围一切忽然安静下来，反而会打扰我。
《巴黎评论》：你从来没想过写散文。
聂鲁达：散文……我一生都觉得必须用诗句写作。散文的表达方式我没有兴趣。我只能用散文来表达一种转瞬即逝的感情或者事情，这其实离叙事比较接近。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散文体写作了。我只会暂时这么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