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法学家对改革平民党持友好态度
苏拉逝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当时他恢复的寡头政府完全掌控着整个罗马国家。但这个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仍需诉诸武力才能在无数潜在或公开的敌人面前捍卫自己的地位。对抗它的并不是某个有明确目标并隶属于公认首领之下的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他们被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大相径庭的目的，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这其中包括拟订法律的法学家，他们既不参政，也丝毫不了解政治，但对苏拉独断专行地处置公民的生命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即使苏拉在世时，所有的反对派都噤若寒蝉，这些严肃的法学家就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摄政。例如，剥夺了各意大利公社罗马公民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司法裁决中全部被视为无效。同样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后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并未丧失公民权。旧时元老院中的少数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们以前致力于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达成妥协，现在则秉承同样的精神对平民党作出让步，以改良苏拉那种强硬的寡头体制。更有甚者，在所谓的平民党中，那些真诚笃信而心胸狭窄的激进分子，他们曾为了如今的党纲口号而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在胜利之后，却悲痛地发现他们所奋斗以求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一句空话。他们的特殊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虽然没有废除他们的权力，但剥夺了其最重要的特权。由于这种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用途，且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因此保民官的权力对于民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仅仅是保民官这一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人数众多且位高权重的阶级对苏拉的复辟感到不满，他们的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损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属于反对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于罗马纪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权只是所有罗马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样做容易引起骚乱。属于此类的还有自由民，他们人数众多，资产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为可畏。复辟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之前无实际作用的表决权地位，对此他们感到无法忍受。许多大资本家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谨慎小心，保持缄默，但仍似往常一样怀有满腔的怨恨，掌握着坚不可摧的势力。首都的民众意识到只有白送粮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满。受到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如庞培人一样，财产被苏拉的殖民者所剥削，并与后者同处一座城墙之内，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纳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虽实际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头顶似乎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被罗马人没收土地的危险。尤其如在伊特鲁里亚，留守故地的人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沦为盗贼。最终，那些平民党首领有的因复辟而丧命，有的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队中，饱受流亡异乡之苦，他们所有的亲属和自由民都开始躁动不安。由于紧密的家族联系主宰着当时的政治见解，因此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了维护脸面，就必须设法使流亡在外的亲属获得回归国土的特权。如果亲属不幸客死他乡，他们至少也须尽力将那沾在其遗属及子孙身上的污点抹去，并将祖传的产业归还给其子孙。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摄政者贬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实质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唤，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现有的秩序。
破产之徒
反对派除以上各部外，还加上了全体的破产之徒。这些乌合之众不分贵贱，将其全部资产通通挥霍于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其中有高官贵族，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士兵，他们虽能依据摄政者颁布的法令成为地主，却无法成为农民，当挥霍掉罪人的第一批遗产后，他们还渴望得到第二批——这些人只顾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现有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帜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毫不关心。基于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并寻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于反对派。不仅有那些被严格封闭的贵族圈拒之门外、或至少没有快速升迁机会的人，他们因此试图冲入那座阵营，凭借人民的支持打破独断专行且注重资历的法律，还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其志向远不止于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唯一免于被苏拉封闭的合法反抗场所只有法学家的讲坛，尤其在这讲坛上，即使在摄政者在世时，这些壮志满怀的人就开始以正式法学和灵巧的雄辩术为武器，对复辟进行猛烈抨击。例如，出色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他是地主阿尔皮努姆之子，出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凭借谨慎而又大胆的反对独裁行动骤然成名。如果反抗者想要的只不过是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得宝座，然后心满意足地稳坐其上，那这样的努力便无足轻重。毫无疑问，若此宝座无法满足一个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盖乌斯·格拉古已经后继有人的前提下，一场生死较量便不可避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
反对派的势力
以上所说的就是苏拉设立的寡头政府必须要对抗的反对派。苏拉死后，该寡头政府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比苏拉预料的要早。这项任务本就不易，当时社会及政治上的弊端又使其更加困难——尤其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军事首领服从于最高民政当局，另一方面，不仅要应付聚居于首都的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籍人，又要应付首都那些实际上已获自由之身的奴隶，并且没有任何军队可供支配，实在是难上加难。元老院似乎处于一座毫无屏障、四面受敌的堡垒之中，严重的战事接连发生。但是苏拉所组建的抵抗力量却也强大持久，虽然大多数国民都对苏拉创建的政府表示不满，甚至对其心存敌意，但面对那迷乱纷纭、既没有一致的目标和手段、又缺乏领导者且分裂为数百个派别的反对派，该政府却能在堡垒中长久自保。元老院必须有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至少要拿出一点建造堡垒的精力来保卫它。因为如果连卫戍部队都不肯自卫，那么即使有最出色的设防能手来修建城池也是枉然。
朋党组织缺乏领袖
严格来说，双方都缺乏领袖，因此一切事情越有赖于双方领袖的品质，便越是不幸。那一时期，政界完全被最为恶劣的朋党制度所控制，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各个家庭与社团的紧密结合原本与贵族政体密不可分，且数百年来都盛行于罗马，但那时它们开始变得所向无敌，到了现在（始于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它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因法律禁令而有所减弱，却因这种禁令而更加有凭有据。
所有贵族，无论是倾向于平民党的还是真正的寡头党，都结成帮会。同样的，只要是经常参与政事的公民大众，也根据他们的选举区组成几乎与军事组织无异的紧密团体，将区长即区分配官作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些政治团体中进行交易，尤其是选民的表决权，除此之外还有元老院议员和法官的表决权，以及引发街头暴动的打手和指挥暴动的头目。上流阶级团体与下流阶级团体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价目表的差异。帮会操纵选举，帮会进行弹劾，帮会还组织辩护。它不仅聘请了有名望的律师，而且与靠大规模买卖法官表决权而暴富的投机商人签订合约，以在必要时获得赦免。帮会凭借团结紧凑的群体控制着首都的街市，又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国。这一切都按照某种规则进行，也可以说是公开进行着。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帮会制度要优于其他任何行政管理机构。虽然人们对于不法行为都会心照不宣地避免直接提及，但没有人会隐瞒包庇，有名望的律师也不会因公开表明自己与顾客所属帮会的关系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违背这样的原则却仍参与公众生活，那么这个人就如马尔库斯·加图一样，必定是个政界的堂·吉诃德。党派和党派斗争被社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政治被阴谋诡计所取代。有一个颇为可疑的人物，名叫普布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cethegus），他先前是一名最为积极的马略党，后来投奔苏拉，颇受重用，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狡猾的告密者，游走斡旋于元老院各派之间，掌握各党的秘密阴谋，有时根据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话，他就能知道最重要将领的任职命令。只有当参政之人的才能极为平庸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困境，任何才能出众的人都会如扫蛛网一样扫荡这种朋党，但那时最为缺乏的正是具有政治或军事才能的人。
腓力普斯、梅特路斯、卡图卢斯和卢库勒斯
在内战中幸存下来的老一辈，颇具名望的只剩下精明老成而又口才过人的卢奇乌斯·腓力普斯（luciusphilippus，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任执政官）。他之前曾倾向于平民党，后来领导资本阶级对抗元老院，并与马略党关系密切，最后又转而投奔取胜的寡头党，博得感激和称赞，得以在两党之间保全性命。在下一代中，最著名的贵族领袖有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metelluspius，于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任执政官），他与苏拉并肩奋斗，同甘共苦；有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于苏拉去世那年——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任执政官，是得胜将军维尔塞莱之子；还有两位年轻的军官，即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勒斯两兄弟，前者在亚细亚，后者在意大利，同隶属于苏拉部下，战功赫赫。且不说像昆图斯·霍腾西乌斯（quintus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这样的贵族，仅仅在辩护时才能发挥一点作用；更不用说于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任执政官的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decimusjuniusbrutus）和马莫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李维亚努斯（mamercusaemiliuslepiduslivianus）等无能之辈了，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贵族式的名字。
但即使是那四个人，也比不上当时平庸的贵族。卡图卢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位高雅正直的贵族，但资质平平，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仅人品可敬，还是一位才能出众且经验丰富的军官。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后，他被派往西班牙，当时卢西塔尼亚人与昆图斯·塞多留率领的罗马亡命徒正在西班牙再度起事。他之所以被派往该地，并不是因为他与摄政者的关系甚密，而是由于其公认的杰出才能。卢库勒斯两兄弟也是良将，尤其是哥哥，集军事才能和文化修养于一身，酷爱写作，为人也备受尊敬。但是，就从政而言，即使是这些较为优秀的贵族，其疏忽短视也不亚于当时的一般元老院议员。面对外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无疑显示出了出色的才能和过人的胆量，但没有人想要或者想出办法来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也没有人充当舵手，带领民族之船渡过那阴谋诡计与党派纷争的汹涌大海。他们的政治才能仅限于笃信寡头政治是救世的不二法门，痛恨煽风点火的恶劣行径和所有自谋解放的个人专权。他们没有很高的追求，一点琐事就能使其满足。据说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时，不仅喜欢西班牙应景诗人随意弹奏的不协调的七弦竖琴，而且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像供奉神一样，为他敬酒焚香。宴席上，胜利之神在假造的雷霆中降临，人们将胜利者的金冠戴在他的头上。这些事情与大多数历史逸事同样荒诞无稽，但这种传闻反映了后辈们堕落的野心。
即使这些较为优秀的人并未获得权势，只得到执政权、胜利和元老院的一个尊位，他们也感到十分满足。当他们壮志满怀，正要开始真正为自己的国家和党派作出贡献时，却退出了政治舞台，沉迷于皇室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像梅特路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这样的人，即使在任将军之时，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如何通过征服新君主和新民族来扩大罗马的疆域，而是如何获得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新美味，以增加罗马烹饪法中野味、家禽和甜点的种类，他们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虚度在了这或多或少有些创意的无用之事上。祖传的天资和个人的克己是所有寡头政治的基础，在当时日趋没落且依靠人工恢复的罗马贵族中，这两种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们普遍认为，党派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爱慕虚荣就是满怀抱负，目光短浅就是始终如一。假如维护苏拉政治体制的人曾出席罗马红衣主教团或威尼斯十人会议，那么反对派是否能如此迅速地动摇其政治体制，我们就无从得知了。有这样的维护者，每次攻击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危机。
格涅乌斯·庞培
在那些对苏拉的政治体制既不绝对服从又不公然反抗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年轻的格涅乌斯·庞培，苏拉去世时他年仅28岁（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9月29日）。此事对于景仰者和被景仰者来说都是不幸的，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庞培拥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非常擅长运动，即使在任高级军官时也与手下的士兵比赛跳远、跑步和举重。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骑手和击剑手，为义勇队的一名猛将。这个年轻人在还不能任官职和入元老院的年龄，就已成为了最高统帅和得胜将军，且在民意调查中获得了仅次于苏拉的地位。不仅如此，宽容的摄政者还半承认半讥讽地授予了他“大帝”的称号。遗憾的是，他的天资与这些史无前例的成功完全不符。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只是个十足的普通人，他天生是个优秀的军士，当时的形势使其成为了将军和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智勇双全、骁勇善战的军人，即使就军事才能而言，他也没有任何更高的天赋。在做将军或其他事情时，他的特点是谨小慎微，近于胆怯。如果可能，他只有在占据极大优势时才会给敌人断然一击。他的修养就代表着当时普通人的修养，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但当他到达罗德岛时，却没有忘记向当地的雄辩家致以赞赏和馈赠。他的正直与那些谨慎管理巨大资产的富人如出一辙。他并不排斥按参议员的常规方法来赚钱，但是他太过冷静和富裕了，因此不会为了这种事冒特别的风险，也不会自取其辱。他之所以能获得公正无私的美名，并不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美德，而是因为同时代的人都恶习盛行。他的“诚实面貌”几乎尽人皆知，即使在他去世后，也被尊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实际上，他是个好邻居，从未参与当时贵族的阴谋，如强迫卑贱的邻居出售田地或采取更加恶劣的手段来扩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儿的感情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当时还盛行一种野蛮的风气，即将俘虏的敌国君主和将军游街示众，然后将其处死，而庞培是废除这一陋习的第一人。
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做以下事情：他奉君主苏拉之命忍痛与爱妻分离，只因为她是罪臣之女；他还依苏拉的指示，非常冷静地令人将那些曾跟他患难与共，甚至向他伸出过援手的人处死。他并非凶狠残暴，虽然人们都这样责备他。但他无论是对待善行还是恶举，一概都冷酷无情，这或许更加恶劣。在战争中，他面对敌人，毫不畏惧；在生活中，他害羞内敛，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两颊泛红；当众发言时，他不免有些局促紧张，与人交际通常会稍显笨拙僵硬，无所适从。他固执傲慢，正如所有夸耀自身独立性的人一样，但在懂得如何运用他的人手里，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其支配的自由人和门客手里，他是一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最不适合做的就是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策略方法的能力，对待大小事务都目光短浅，束手无策；他习惯将自己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隐藏在冷酷的外表之下，当他耍手段时，自以为欺骗了别人，而实际上只是欺骗了自己。由于他军事地位较高且与各地联系密切，因此就算无所作为也能得到大群私党的拥护，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便可以大展宏图。但庞培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领导和团结一个党派，如果党派始终保持团结一致，那也不是他的功劳，而是时势使然。这件事情如同其他事情一样，使我想到了马略，但马略虽然生性粗暴，却不及这位招人厌恶又呆板固执的假伟人那样令人无法忍受。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苏拉的部下，理应有义务维护恢复的政治体制，然而他不仅再次反对苏拉个人，而且还反对整个元老院。庞培一族仅在最近六十年来才被载入执政者名录，但在贵族看来尚未获得足够的地位。庞培的父亲曾对元老院抱有可恨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自己曾属于秦纳党（cinnans），这些陈年旧事或许积压在人们心底，但尚未被遗忘。庞培在苏拉手下身居高位，因此他虽表面上与贵族来往，但内心却与他们不和。庞培头脑简单，又轻而易举地迅速登上了荣誉的巅峰，不免会感到头晕目眩。正如他将自己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相比，以嘲笑自身的无趣与平凡一样，他开始将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并自诩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似乎不仅仅是罗马五百元老之一。
实际上，没有人比庞培更适合参与贵族政治。他外表庄严，举止得体，勇敢无畏且私生活检点。如果他早出生两百年，或许他那缺乏主动性的性格能使他获得尊贵的地位，与昆图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maximus）和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publiusdecius）平起平坐。平庸之才是真正的贵族和罗马人的特点，庞培与公民大众和元老院之所以能够如此契合，大多得益于此。他生来就注定会成为元老院的将军，如果他以此为足，那么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可以获得一个明确而备受尊敬的地位。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于是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困境，想要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始终渴求能在国内占据一个特殊地位，可当这一地位出现时，他又无法断然将之占为己有。众人和法律若没有无条件服从于他，他就会愤愤不平，可是他又会视众人为其同列，而不仅是假装谦虚，并且只要一想到做任何违反宪法的事，他便心惊胆战。因此，这位始终与寡头党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但同时又听命于寡头党的奴仆，内心一直饱受折磨：一方面怀有雄心壮志，一方面又害怕目标实现，于是便在内心永久的矛盾中无趣地度过了自己纷纭缭绕的一生。
马尔克斯·克拉苏
马尔克斯·克拉苏与庞培一样，不能算作是寡头党绝对的拥护者，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比庞培年长几岁，与之相似，也属于罗马的高等贵族阶层，并接受了该阶层寻常的教育，而且也像庞培一样曾作为苏拉的部下，在意大利内战中立下战功。论天资、文学素养和军事才能，他远不及许多同辈，但凭借大量实战经验和力争掌控一切的毅力，他竟赶超了他们。最重要的是，他还投身商业。革命期间，他购买的房产奠定了其财富基础。但他不以任何牟利之事为耻，他非常谨慎地在首都经营着大规模的建筑业；与自由人在不同领域合营事业；在罗马城内外开设银行，或亲自料理或委人代办；贷款给元老院的同僚，若有需要还会替他们办事或贿赂法院，在牟利上他通常不择手段。苏拉在审讯时，证明克拉苏有伪造名单之罪，因此苏拉从此没有在国事上任用过他。众所周知，那份写有他名字的遗嘱是伪造的，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份遗产。由于一个小农的田地与他的田地毗邻，他的管家便连赶带骗地将其逐出，克拉苏竟没有反对这一做法。无论如何，他都会避免公然犯法，过着平凡而简单的富人生活。这样，克拉苏在几年间从一个与普通元老院议员财富相当的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去世前不久，在支付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销以后，其资产仍达一亿七千万赛斯特斯（合一百七十万英镑）。他成为了罗马的首富，在政界也颇具影响力。
若照他的说法，不能以自己的收入养活一军的人，就不能自称为富人，那么如果有人能这样做，便不只是个公民了。实际上，克拉苏的目标远不止成为罗马的首富。他尽力扩展自己的人脉，首都的每一位公民，他都能叫得出名字并与他们寒暄。在法庭上，凡有求于他的，他都不会拒绝。上天固然没有赋予他杰出的演讲才能，他的演说枯燥无味，发言千篇一律，听力也严重受损。但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被厌倦所遏止，也没有被其他乐趣所分散，他最终克服了种种障碍。他时刻准备着，从不临阵磨枪，因此成为了一名深受人们信赖的辩护律师。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他手的案子很少出现太恶劣的后果，他懂得如何去说动法官，不仅仅靠其口才，还依靠其广阔的人脉，偶尔还会用金钱来达到他的目的。元老院中都有一些人欠他的钱，他习惯于借钱给“朋友”，不收利息，且随意收回借款，使一些颇有势力的人物依赖于他。他像个真正的生意人一样，不分党派，与各方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欣然将钱借给那些有能力偿还或有用之人。最大胆的政党领袖可以向各方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他却不敢与克拉苏发生冲突。人们将他比作牛群中的一头公牛，别人不敢轻易激怒他。显而易见，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其志向绝对非常远大。与庞培不同的是，克拉苏如一位银行家，深谙政治投机活动的目的和手段。自罗马起源以来，资本在这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身处这样的时代，似乎有了金和铁，做任何事情都能畅通无阻。在革命时期，贵族资本家或许想要推翻氏族寡头政体，像克拉苏这样的人，其着眼点或许高于凯旋将军的束棒和绣衣。那时他属于苏拉党，服从于元老院，但他更像一个金融家，不专属于某一个党派，也不追求个人利益以外的任何事物。克拉苏作为罗马最富有且最受欢迎的人，绝不是个吝啬的守财奴，而是个规模极大的投机者，那他为何不能在王位上进行投机呢？或许只凭他一人无法达到这一目的，但他已与人合伙干了许多大事。所以，关于此事，有一个合适的人出来与他合作也并非不可能。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普通的演说家及军人，一个活跃且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个实际上除了万贯家财和经商才能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依靠万能的党派和阴谋诡计，居然自以为可以同当时最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不相上下，而且竟敢与他们竞争那激起政治野心的最高战利品。
平民党领袖
在真正的反对党中，无论是自由的保守党还是平民党，革命的风暴已经造成了可怕的损害。在保守党中，幸存的名人只剩下盖乌斯·科塔（gaiuscotta，罗马纪元630—681年，即公元前124—前73年）了，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盟，因此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遭到流放，后来苏拉取胜后，才得以回国。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支持者，但无论就其党派还是其个人地位而言，他都只能占据受人尊敬的次要地位。在平民党的后起之秀中，时年24岁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juliuscaesar，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12日），引起了朋友和敌人的注意。他与马略和秦纳都有亲戚关系（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自己娶了秦纳的女儿）。这个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独裁者命其与娇妻科妮莉亚（cornelia）离婚，他断然拒绝，没有重蹈庞培的覆辙。马略授予他的祭司职也被苏拉卸掉了。在剥夺人权时期，他受到了威胁，被迫流亡在外，因其亲属帮忙求情才勉强逃过一劫。他在米蒂利尼（mytilene）和西里西亚英勇作战，没有人会料到这个娇生惯养，甚至有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竟然会如此勇敢。甚至连苏拉都警告别人要小心这个“穿着裙子的男孩”，藏在他心中的不止一个马略——以上这些，在平民党看来，正是他的可取之处。但是恺撒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等待那些靠资历和公共职位而有资格掌控政党和国家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流亡在外。
雷必达
由于平民党缺乏真正有资格的人来担任领袖，因此凡是愿意奋力拥护受压迫民权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平民党的领袖。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aemiliuslepidus）便是这样成为了该党的领袖。他本属于苏拉党，后转而加入平民党的阵营，其动机非常可疑。他曾是一个热心的贵族，也是地产拍卖会中的大买家，后来成为了西西里的省长，但由于横征暴敛而面临弹劾的危险，于是他为了避免被弹劾，便加入了反对派。这是个未必有益的收获。毫无疑问，反对派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人，一位贵族，一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但雷必达是个无足轻重、做事鲁莽轻率的人，无论在政坛还是在战场上，他都不配担任领袖。然而反对派却欣然接受了他，平民党的新领袖不仅成功阻止了控告者对其发动的攻击，而且还使他通过选举，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成为了执政官。要补充说明的是，他之所以能达到以上目的，除了靠从西西里掠来的财物外，还有赖于庞培愚昧的企图，即试图向苏拉和纯苏拉派展示其才能。如今苏拉已经去世，反对派有了雷必达这个新领袖，而现在，他们的领袖又成为了国家的最高官员，首都爆发新一轮革命指日可待。
西班牙的移民
在首都的平民党采取行动之前，那些平民党移民就已在西班牙再次起事。这次运动的领袖是昆图斯·塞多留。这位杰出的人才出生于萨宾的努西亚（nursia），他天性温和多情——从他对其母亲雷伊娅（raia）近乎狂热的爱慕便可见一斑——同时又最具勇士气概，他在辛布里、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战场上所受的创痕可以为证。虽然他完全没有受过演说方面的训练，但他凭借自然流畅、明确中肯的演说，获得了博学之士的啧啧赞叹。尤其在革命战争中，平民党采取的战术愚蠢拙劣，于是他得以展现自己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一致认为，他是平民党军官中唯一一位懂得如何部署及指挥战争的人，也是平民党政治家中唯一一位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反对本党愚蠢鲁莽行为的人。他手下的西班牙士兵称他为新汉尼拔，这不仅是因为他像那位英雄一样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因为他那巧妙而有胆识的战术，他以战养战的杰出才能，吸引外国人为他效劳并帮助他达到目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保持的谨慎态度，以及那能利用胜利、挽救失败的创造力，都让人不禁想起伟大的腓尼基人。就各项才能而言，古今罗马政治家中是否有人能与塞多留相媲美，还有待商榷。苏拉的将军强迫他离开西班牙后，他便在西班牙和非洲的沿岸地区过上了居无定所且充满冒险的生活，有时与侵扰该地的西里西亚海盗和利比亚游牧部落的酋长相互联合，有时与他们交战。得胜的罗马复辟政府甚至也追击到了这里。他围攻丁吉斯（tingis，即丹吉尔）时，为了援助该城之君，帕琪古（pacciaecus）由罗马属下的阿非利加率兵赶到，但塞多留还是大破帕琪古，攻陷了丁吉斯。罗马的流亡者获此战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卢西塔尼亚人虽表面上臣服于罗马霸权，但实际上仍保持其独立地位，他们与远西班牙的长官连年交战，后派遣使者前往阿非利加与塞多留见面，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并委任他为民兵的统帅。
西班牙再次爆发叛乱
二十年前，塞多留曾在西班牙任职于蒂乌斯·狄第乌斯部下，因此比较了解该地的资源，于是他决定接受邀请，便留下一个分队驻守毛里塔尼亚海岸，登船前往西班牙（罗马纪元约674年，即公元前80年）。位于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海峡有科塔指挥的罗马舰队驻守，要暗渡海峡是不可能的，所以塞多留奋勇向前，冲破了他们的防线，成功抵达卢西塔尼亚人之地。服从他指挥的卢西塔尼亚民社不过二十个，至于“罗马人”，他只招募了2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帕琪古军的逃兵或按罗马方式武装的非洲人。塞多留明白一切都取决于一件事情，那就是要以具有罗马编制和纪律的军队作为散漫游击队的坚强核心。因此，他征募了4000名步兵和700名骑兵来壮大他的队伍，并率领这个兵团和大批西班牙义勇军向罗马人发动了进攻。远西班牙省的将军是卢奇乌斯·福菲狄乌斯（luciusfufidius），他绝对尽忠于苏拉（在剥夺人权时期便足以见其忠诚），因此由下级军官晋升为代理副执政官。他在贝狄河（baetis）遭遇惨败，2000名罗马士兵横尸战场。使者火速召见邻省埃布罗的长官马尔库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marcusdomitiuscalvinus），以阻止塞多留的进一步攻击。不久（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苏拉派身经百战的将军昆图斯·梅特路斯前往南西班牙，协助无能的福菲狄乌斯，但他们仍然没有平定叛乱。在埃布罗省，不仅塞多留的副将——财务官卢奇乌斯·赫尔图勒乌斯（luciushirtuleius）歼灭了卡尔维努斯的军队，并杀死了卡尔维努斯；而且外阿尔卑斯的高卢省长官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manlius）率领三个兵团越过比利牛斯山增援同胞，也被这位勇将所击溃。曼利乌斯带着残余部队好不容易才逃到了伊莱尔达（ilerda，即莱里达），再从那里回到他本省，途中遭到阿奎塔尼亚（aquitanian）部落的突袭，丧失了全部辎重。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悄悄潜入卢西塔尼亚人境内，但在围攻郎果布利伽（longobriga，位于塔霍河口附近）时，塞多留成功将阿奎努斯（aquinus）率领的一个分队诱进了埋伏，因此梅特路斯只好停止围攻，撤出了卢西塔尼亚人之境。塞多留乘胜追击，紧随其后，在阿纳（anas，即瓜迪亚纳）击败了托里乌斯（thorius）的队伍，又以游击战术对这位将领所率领的军队发动攻击，给他们以重创。梅特路斯的这个对手坚持不肯决战，他阻断了罗马军队的物资供应和交通线，并时刻对其各方进行侵扰。梅特路斯是个办事有条有理但稍显笨拙的战术家，面对这个对手，他束手无策，陷入了绝望之中。
塞多留及其组织
塞多留在西班牙的两个省所取得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胜利不仅仅是靠武力取得的，也不仅仅属于军事性质。这些移民其实并不可怕，卢西塔尼亚人在这个或那个外国移民的指挥下偶尔取得的几次胜利也不值一提。但塞多留在政治和爱国方面都有随机应变之智，任何时候他都不会自称是反抗罗马的卢西塔尼亚人首领，而是以罗马将军和西班牙省长自居，实际上他确实是以这种资格被昔日的统治者派往那里的。他开始将移民的首领组建成元老院，该元老院人数增至300人，其职责是按照罗马的方式处理政务，推举官吏。他视手下的军队为罗马军队，且毫不例外地命罗马人担任将领。于西班牙人而言，他是省长，凭借他的职权征募军队并获得其他援助。但他作为省长，并没有照例施行暴政，而是致力于拉拢臣民，使他们追随罗马和他自己。他的侠义性格令其很快便融入了西班牙的风俗习惯，并使西班牙贵族对这位与他们志趣相投的外国人产生了极大好感。西班牙人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样都比较崇尚武力，按照这一风气，成千上万名西班牙贵族发誓要坚决拥护这位罗马将军，至死不渝。塞多留发现，在他们之中有比同胞和盟友更为可靠的人。他不齿于利用西班牙野蛮部落的迷信，使人们认为他的作战计划是黛安娜派白鹿送来的命令。
他自始至终都在施行公正宽容的政治。他的军队，至少在他目所能见和力所能及之处，必须保持最为严格的纪律。尽管他在处罚上比较仁慈，但只要是他的士兵在友邦犯了罪，他从来都不留情面。对于能永久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事情，他也比较上心。他削减贡额，命士兵自筑冬营，这样，不仅减轻了军队沉重的负担，而且从根源上防止了诸多的损害和麻烦。在奥斯卡（osca，即韦斯卡），他为西班牙贵族的子女建了一所高等学校，让他们能接受罗马常有的高等教育，学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如何穿外罩——这一点很重要，西班牙的盟邦不可避免要送来质子，这个办法不仅是为了以尽可能客气的方式由各盟邦换取质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盖乌斯·格拉古和平民党曾有使外省逐渐罗马化的宏伟计划，这就是那个计划的延续和推进。不通过灭绝原住民然后以意大利移民取而代之来实现罗马化，而是使省内人民自身实现罗马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尝试。罗马的贵族嘲笑那些可怜的移民、意大利军队的逃兵和卡尔博匪军的残余部队，但此举使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调至前线以对抗塞多留的大军，包括西班牙征兵在内，共计步兵一万二千，弓箭手和投射手两千，骑兵六千。面对如此强大的兵力，塞多留不仅数战数捷，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还控制了西班牙大部分兵力。在远西班牙省，梅特路斯发现他的势力仅限于部下军队直接驻防的地区，各部落只要能够做到，都归附了塞多留。在近西班牙省，自从赫尔图勒乌斯获胜之后，罗马军队便不见踪影了。塞多留的使者遍布高卢全境，高卢各部落也开始蠢蠢欲动，成群结队的人开始侵扰阿尔卑斯山的关隘。最终海洋也归叛党和合法政府所共有，由于叛党与海盗联合了起来，因此在西班牙的海域，海盗的实力几乎与罗马战船相当。在黛安娜岬（位于瓦伦西亚和卡塔赫纳之间），塞多留为海盗船建了一个固定兵站，他们在那里等候那些将物资运往罗马沿海城市和军队的船只，一方面替叛党取货或运货，一方面形成了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的交通媒介。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时刻准备将火星从火场带到所有地方去，尤其是在易燃物遍布罗马帝国各处之时。
苏拉之死及其影响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拉突然离世（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一支训练有素且值得信赖的军队就会随时准备任他差遣。西班牙两省似乎必定会落入移民手中，国内也必定会推举反对党领袖为最高官吏，对此，寡头党或许会认为是暂时的不幸，并可能加以容忍。他们目光短浅，但并非完全毫无道理，他们或许相信反对党不会冒险公然开战，就算反对党敢冒这个险，苏拉既然曾两度拯救寡头党，那么第三次也一定会使他们复位。如今形势变了，首都平民党的激进派已受够了无止境的拖延，从西班牙传来的捷报也燃起了他们的斗志，于是他们迫切地想要发动攻击。当时雷必达掌握着决定权，他满怀背叛者的热忱，加之自身特有的轻率性格，于是赞成了这项提议。转瞬之间，那点燃统治者火葬柴堆的火炬，似乎也要点燃内战之火。但反对党考虑到庞培的势力和苏拉部下老兵的心情，便使苏拉的葬礼顺利进行，没有发起战端。
雷必达发动叛乱
然而从那以后，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筹备新一轮革命。对“滑稽的罗慕路斯”及其刽子手的控诉，终日响彻首都的广场。甚至在那位伟大的统治者尚未暝目之时，雷必达及其党羽便已公然表明了他们的目标，即推翻苏拉宪法，重立分配粮食制度，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召回那些因违法而被流放的人，归还被没收的土地。如今他们与被放逐的罪人建立了联系。在秦纳时代任西西里省长的马尔库斯·佩彭纳来到了首都，苏拉所谓的卖国贼之子，在复辟政府的法律下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现在他们与信奉圣母玛利亚的名人们均得以就职。不少人，如小卢奇乌斯·秦纳等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而，其他人却效仿盖乌斯·恺撒，恺撒一得知苏拉的死讯和雷必达的计划，便离开亚洲回了国，可当他明确了解领袖和这一运动的性质之后，却退缩了。人们在首都的酒馆和妓院中畅饮嫖妓，全都记在雷必达的账上。最后，一个反对新秩序的阴谋终于在埃特鲁斯坎人的不满者中酝酿而成。
政府亲眼目睹了以上种种事情。执政官卡图卢斯和较为明智的贵族党都主张立即进行干涉，将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可是松懈的多数派却无法做出发动斗争的决定，而是想通过妥协和退让的方法一直自欺下去。最初雷必达也赞成这种做法。有人建议归还所剥夺的保民官职权，但被雷必达及其同僚卡图卢斯驳回了。另一方面，格拉古的分配粮食制度却在有限范围内得以恢复。此次做法与森普罗尼乌斯法不同，按照这次的做法，受昔日格拉古所定恩典的——每月以六点五赛斯特的价格买粮五牟底——似乎不是全部而是定数的贫穷公民，约计四万人，这个规定使得国库每年所受的净损失至少达四万镑。反对党得到了部分让步，胆子明显大了许多，也表示自己对此感到并不满意，于是在首都肆意妄为，尽显其粗野狂暴。伊特鲁里亚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所有暴动真正的中心地带，内战已经在此地爆发，被驱逐的菲苏兰人用武力夺回了失地的所有权，苏拉安置在那里的老兵有几个已死于战乱。元老院听闻此事，决定派遣两名执政官前往该地，以征兵平定叛乱。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了。元老院面对叛乱，表现出其优柔寡断和胆小懦弱的一面，恢复了粮食法。为了平息街市的暴乱，他们给臭名昭著的叛党领袖拨了一支军队。两名执政官作出了最为庄重的誓言，承诺彼此不用武力互相攻击，只有寡头党那种魔鬼般的顽固良心才会想到构建这样的堡垒来抵御即将发生的叛乱。当然，雷必达在伊特鲁里亚全副武装，其目的不是为了元老院，而是为了叛党，他以讽刺的口吻说，之前发的誓言只能在本年约束他。元老院动用神谕机构劝他回来，并委托他筹备即将到来的执政官选举。但雷必达避而不从，在使者为此事奔走之时，执政官的任期经调解建议已告届满，他的兵力蔚为一观。次年初（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元老院对雷必达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尽快归来，不得延误。这位不可一世的执政官拒不从命，并要求恢复昔日保民官的职位，归还那些被驱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此外还要求重新选举他为本年的执政官，换句话说，就是建立合法的僭主政治。
战争爆发，雷必达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