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们在法律上毫无办法，只好默许这位多管闲事的立法者的做法，但他们一定会对他进行报复，这一点毫不掩饰。昆图斯·庞培公开宣布：他一定会在格拉古卸任当天对他进行弹劾，不过这还远算不上最严重的危险。格拉古有理由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每次到论坛广场都要带上三千到四千名随从，这种做法更遭到了元老院的尖刻批评，即使并不反对这场改革的梅特路斯对此也不甚满意。总之，如果格拉古曾经认为，通过《土地法》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他现在深刻明白，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人民”应该对他心存感激，但是如果他除了人民的感激外没有别的保护措施，如果他不再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不提出更全面的建议让人民对他产生新的兴趣，抱有新的希望，那么他必定不能自保。就在这时，根据佩尔加蒙末代国王的遗嘱，阿塔利王国的土地和财富都落入了罗马的手中。格拉古向人民建议，佩尔加蒙王朝的财富应分配给新的地产主，以置买必须的工具和牲畜，并以此证明（当然，这有违于常规），公民有权决定新省的事务。据说他还拟定了其他一些更受欢迎的措施，比如缩短兵役时间、扩大上诉权、废除元老单独作为陪审团的特权，甚至接纳罗马盟国人民为罗马公民等。他的计划实施到了什么程度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格拉古发现，唯一能保证他安全的就是让公民选举他第二年继续任职。这是违反法律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如果他第一次冒险是为了拯救祖国，现在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他恳求再次竞选保民官

各部落聚会以选举下年的保民官时，第一组投了格拉古，可是反对派很快占了优势对此进行否决，至少此次聚会是没有达到目标，他们决定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选举。为了这一天格拉古采取了所有手段，不管合不合法。他穿戴丧服出现在公众面前，向他们托孤。料想此次选举还会再次被否决，他预先采取措施，用武力把贵族的信徒从朱庇特神庙前面的聚会中驱逐出去。第二天的选举开始了，投票人数比前一天下降，否决派又占了上风，于是冲突爆发。公民被驱散，选举聚会就此结束，朱庇特神庙被关闭。城里不断有谣传说，提比略罢免了所有的保民官，决心不通过再次竞选继续就任其职。

格拉古之死

朱庇特神庙关闭后，元老院众人在忠诚神庙聚会。当他的死对头进行演讲时，在混乱之中，提比略手指额头，向群众表示他有生命危险，可是被人认为他在召集人们给他戴上王冠。贵族们要求执政官斯卡埃沃拉把这个卖国贼立刻处死，可是斯卡埃沃拉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且本身并不反对改革，就愤慨地拒绝了这个无理而野蛮的要求。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是一个严厉而暴躁的贵族，他把那些持有同样意见的贵族召集在一起，抄起武器，追赶提比略。当天几乎没有农村人进城选举，城里人看到这些世家子弟眼冒怒火，手持棍棒、椅子腿等冲向前去，都胆怯地放弃了。格拉古带着几名随从试图逃跑，可是在途中，他摔倒在卡庇托尔山上，被一个暴怒的追踪者一棒打在太阳穴上（普布利乌斯·撒图雷乌斯和卢修斯·鲁弗斯之后为了这个不义之名还争得不可开交），死在忠义神庙七王雕像的前面。此外还有三百人被杀，却没有一个为铁器所伤。晚上到来时，他们的尸体都被扔进了台伯河。盖乌斯请求归还哥哥的尸体进行埋葬，被拒绝了。罗马人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第一次社会危机中，党派之争持续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灾难，而第二次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大部分贵族对此事都不寒而栗，但他们无法退缩。他们要么把忠诚的党羽交给愤怒的人民群众，要么就共同担负起谋杀的责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正式宣布说格拉古确实图谋窃取王位，并用阿哈拉的原始先例证明此次谋杀当属正义。事实上，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由普布利乌斯·波皮里乌斯领导的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格拉古的同犯，对一大批无足轻重的人士进行血腥迫害，目的是给谋杀格拉古的事件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群众宣称要向纳西卡复仇（他至少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作为并为自己辩护），贵族们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派去了亚洲。在他出国不久，就任命他为大祭司。在这件事上，即使是温和派也没有背弃自己的同僚。盖乌斯·莱利乌斯甚至参与了对格拉古党羽的调查；曾试图阻止这次谋杀的普布利乌斯·斯卡埃沃拉，之后也在元老院为此事进行辩护；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从西班牙归来后，被当众询问他是否赞成自己的妹夫被杀，他的回答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提比略确实图谋王位，那他确实该杀。”

公地问题弊端出现

我们在此公平评价一下前面这些重大问题。成立一个正式委员会，利用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土地，分配给小地产主，阻止农民阶级日益减少这个危险现象的发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制度，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这是一种适宜的做法。公地的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党派问题，即便是分到最后一块草场，也不会改变现有法律，不会动摇贵族对政府的控制。所以很难说触动了某些人的权利。从名义上讲，国家是公地的主人，一般来说暂时的占有者不能拥有真正的所有权，在例外情况下，他即使宣称自己有所有权，也要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分配公地并不是废除财产权，而是行使财产权，所有法学家都认为这具有正式的合法性，但是要试图实施国家的合法权利，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能保证既不违反法律，又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地产主突然开始坚决维护法律上属于他但实际上很久没有使用的权利，通常会引起人们的反对，同样格拉古的法律也遭到同样甚至更强烈的非难。不可否认，这些公地被贵族们世代占有，时间甚至长达三百余年，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本质讲，比私人所有权更容易丧失。就这些土地而言，国家的所有权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所有者大都通过购买或其他合法途径获得，早已具有私人的性质。不管法学家怎么说，对于实干家来说，这种方式无非就是为了农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剥夺大地产者的土地所有权。加图时代的政治家如何对待他们时代的类似事件，清楚表明了他们具有同样的意见。罗马纪元543年即前211年，加普亚及附近地区的土地被化为公地，但在此后的连绵战火中，大部分都变成了私人财产。在第6世纪，由于不同的原因，尤其是由于加图的影响，政府管理严格，公民决定收回坎帕尼亚地区的土地，重新出租，以充实国库。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也是以占有为基础的，这种占有不是由于受到邀请，最多是得到了默许，而且这种占有一般都不超过一代人，但是市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鲁斯仍在元老院的命令下给他们支付了一笔赔偿费。新分土地为可以继承的租借性质，不可转让，这样的做法让人更容易接受，但仍不无危险。罗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关于自由买卖的原则非常宽容。现在他们严格限制农民以固定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一点田地，而且政府的分地还规定了取消权，并且与此相连还有一系列的限制措施，这都与罗马法律的精神完全相悖。

必须承认，对塞穆普罗尼乌斯土地法的反对不可轻视，但这没有任何决定意义。这样剥夺大地产者对土地的占有权当然是一种错误，但是意大利农民阶级的衰落却是一件更大的弊端，甚至会直接毁灭整个国家，而分配土地是唯一一项能抑制这种弊端的措施。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保守党中最著名最爱国的人士，比如盖乌斯·莱利乌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对于分地也表示赞成和同意。

公民所面临的公地问题

如果说罗马大部分明智之士都认为提比略·格拉古分地的目标有益而正当，可是另一方面，他采取的方法，却没有一个著名的爱国人士表示赞同。此时的罗马主要由元老院所控制，任何人采取的措施如果遭到元老院大多数的反对，那就无异于挑起一场革命。格拉古把公地问题交给人民解决，这本身就是一场违背宪法精神的革命：他以不合法的形式罢免了自己的同僚，还用不伦不类的诡辩为此事辩护，不仅在当时而且永远破坏了保民官的否决权，这一点又违反了法律条文，因为否决权是国家机器的矫正器，通过它元老院可以从本质上消除对其统治的干涉。格拉古的行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错误还不在此。在历史上，叛国罪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鼓动一方势力反对另一方势力。他就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格拉古革命的一个主要缺点就在于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当时公民大会的性质。斯普利乌斯土地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内容及目标都大致相同，但是二人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正如罗马公民团今昔的差别一样大。罗马昔日的公民团能与拉丁人和赫尔尼西人共享沃尔西人的战利品，现在的罗马人却把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变成自己的行省。前者是一个城市社区，他们能自由聚会共同行动，后者却是一个强国，要把所有属国都组织起来，参加一个统一的大会，并由该大会做出最后决定，那这个决定只能是又可怜又可笑。古代政治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从未从城市形式充分进化为国家的形式，也就是说，未从全体大会进化到议会制的形式，所以，在这里，这种恶果就表现出来了。如果英国的最高会议不是派代表参加，而是所有选民都聚集在国会——大家为各种利益各种情感驱使，乱糟糟一团，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那么罗马的最高会议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最高会议根本不能纵观事情全局，不能形成自己的决定，而且一般情况下，在这种大会里，都有成百上千个市民被随便从街上拉过来代表公民进行投票表决。公民们一般都认为，他们在部落大会和百夫会里的代表与在区会里的三十名代表一样，都足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区会的法令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官吏召集代表们开会的命令，同样，部落大会和百夫会的法令实质上也只是一些官吏的法令，并得到了善于附和的人的认可。在这些选举大会里，公民大会对于资格问题远不够认真，大体上只要是公民就能参加。在更流行的人民大会里，只要具有人形的动物都可以参加并尽力呐喊，不管他们是埃及人还是犹太人，是流浪者还是奴隶。这样的聚会在法律上肯定没有什么意义，既不能投票也不能制定法令，但实际上，这种大会统治了全部街道，而当时的罗马，街上人民的意见也具有很强大的力量。所以，这群乌合之众对于你的演讲是报以沉默还是狂呼，他们是掌声雷动、欢欣鼓舞还是嘘声一片、赶你下台，对于一个演说家都具有一定意义。没有几个人敢于像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一样对公众端起架子，他对于妹夫的死亡有些言辞遭到了一片嘘声，这时他说：“如果意大利不是你的母亲，而是你的后母，那你们最好住口！”可是群众的愤怒更加强烈了，他又说道：“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害怕那些奴隶解放出来吗？是我把他们用链子锁起来送到奴隶市场去的。”

公民大会这种腐败的机器居然被用于选举和立法，这本身就够糟糕的，而这些群众（主要是公民大会，还有人民大会的）又被允许干预行政，并且元老院防止他们进行干预的法律也被踩在脚下。所谓的公民团也被允许颁布法令处理公地及其他一些国库物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人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能够控制街道几个小时，那么他的力量就足够在人民的意志上盖上法律的印记。到了这时，罗马人就不是获得了完全自由，相反他们是马上就要失去完全自由，因为罗马面临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君主专制。因此，前一段时期，加图及那些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士并没有在公民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在元老院单独谈论过几次。也是因此，格拉古的同时代人，比如西庇阿一派的人都认为，罗马纪元522年即前232年的弗莱明土地法是踏入致命事业的第一步，也是罗马由强盛走入衰落的开始。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同意杀死这个分配公地的始作俑者，并希望他的惨死能够阻止将来的效仿者，但同时他们仍然宣布耕地分配法有效并竭力实施，这充分说明罗马当时的情形有多么可悲——那些爱国志士被迫成了伪君子，一方面抛弃那个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保留其恶果。最后还是因为如此，格拉古的反对者声称其谋求专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算错，他自己可能并没有这样的念头，但这只能是一种新的指责，也并不能算是一种辩护。当时的贵族政府腐败至此，如果有公民能够取而代之，可能对这个国家更加有利。

结果

提比略·格拉古并非如此胆大妄为，他只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保守派爱国者，做事完全是为了国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坚信自己是在号召人民，结果却唤醒了一群乌合之众。他已手抓王冠，自己却一无所知，结果在无情的局势下，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鼓动家，一位无可奈何的暴君。他全家人出任这种职务，干预国家财政，在绝望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他出入有随从陪伴，在街上引发冲突，这都让这位可悲的人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直至最后，革命的劲头冲破约束，吞噬了这位无能为力的改革家。那桩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不仅造成了他的死亡，也造成了反对派贵族的没落。经常用来赞美提比略·格拉古的英雄殉道主义，其实并不准确。与他同时代的明智之士对此都有不同看法。当此次灾难传来时，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即引用了荷马的这句诗词：“任何人做出这样的事，最终必得这样的死。”

当提比略的弟弟还想继续他的事业时，他母亲写信说道：“我们家的疯狂就没有尽头了吗？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国家混乱至此，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该惭愧吗？”这话并非出自一个忧虑的母亲，而是一位迦太基征服者的女儿。她经历过比死去儿子更加惨痛的不幸，深知其中的痛苦。

罗马纪元537年即前217年，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限制执政官选举的法律被废止，一直到罗马纪元551年即前203年。罗马纪元546年即前208年马塞勒斯死后，执政官再次进行选举仅在罗马纪元547即前207年、罗马纪元554年即前200年、罗马纪元560即前194年、罗马纪元579年即前175年、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罗马纪元586年即前168年、罗马纪元591年即前163年、罗马纪元596年即前158年、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罗马纪元602即前152年等这些年份发生，并没有罗马纪元401—410年即前353—前344年间频繁。毫无疑问，马库斯·马塞勒斯于罗马纪元588即前166年和罗马纪元599年即前155年分别担任执政官，后来于罗马纪元602年即前152年再次当选，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件事导致了禁止执政官再次参加竞选的法律产生。这个提议肯定是罗马纪元605年即前149年提出的，而且得到了加图的支持。

这些贵族同时还拥有骑士百人团的特权，此时必须放弃。

我们前面在“全面影响”一章中讲过。

据说那时候人们就认为当地的人们特别适合当奴隶，因为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韧性。

农庄的奴隶需要生产橄榄油、酿酒、喂养牛羊，这是当时经济的基础。

他们主要从事牧场上各种劳作。

是指迦太基在非洲的领地上。

“干苦力的地方”（ergastulum）这个词就是希腊和罗马语的混合词，这表朋这种管理方式是由使用希腊语的地方传到罗马的，而且当时希腊文化还没有充分发展。

人口数量也大幅度减少。

即反对亚利斯托尼库斯的战争。

这里指李锡尼-赛克斯提亚法。

书名为《资本及其在迦太基的力量》。

这里是指罗马公地数量增多对壮大农民阶级的影响。

这里指公地。

这里指永久刑事委员会。

这里指法律所规定的该职位的权利。

这里指格拉古反对革命、建立君主制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