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诗中，恩尼乌斯首次将历史和史诗（叙事诗）的结合纳入文学的范畴，这种结合至今仍然像魂灵般弥留于文学之中，非死非生。但这篇诗作自然也有其成功之处。恩尼乌斯自称是罗马的荷马，而克洛普斯托克自称是德意志的荷马，相比较而言，前者倒算得上更为名至实归，恩尼乌斯同时代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后世更是如此。
人们对这位罗马诗歌之父的崇敬代代相传，颇负文名的昆提里安甚至如是说：“让我们如尊崇古老神圣丛林那般尊崇恩尼乌斯吧，林间的千年橡树或许并不美观，但令人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此心生惊异之感，他或许会回想起很多诸如此类的现象，如《埃涅伊德》、《亨利亚特》和《弥撒亚德》的成功。我们已然摆脱以迦辛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威拉莫夫与品达比肩的谬误，如果罗马民族诗歌取得长足进步，就不会产生官方用恩尼乌斯的《编年史》与荷马的《伊利亚特》比肩这般贻笑大方的现象了，但实际上罗马事与愿违。由于人们，尤其是贵族，对这一题材感兴趣，诗人又颇负创造才能，《编年史》一直是罗马最古老的原创诗歌，在后世有文化修养的人看来，其仍属于可读或值得一读的作品。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这位半希腊文学家创作的完全反民族史诗，竟然被后世尊为罗马诗歌的优秀典范。
散文文学
散文文学在罗马的兴起稍迟于诗歌，但两者兴起的方式完全不同。罗马诗歌过早受到学院派和舞台急功近利的助长，特别是罗马喜剧受到严格的舞台审查，处处受束缚，而罗马散文既未被矫饰助长，也未受到外界的掣肘。再者，这种文学活动从一开始就未受到“唱曲人”所受的污名而为上流社会不容。所以散文文学虽然远不如诗歌传播广泛和发展旺盛，但其发展较之诗歌更为自然。诗歌几乎完全为卑微阶级掌控，当时著名诗人行列中，罗马贵族无有一人，但是当时的散文作家却无一不来自元老阶级。散文作家都来自最受尊敬的贵族界，出自曾经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的人——如法比乌斯氏、格拉古氏、西庇阿氏。当然，散文写作在本质上比诗歌更加保守，也更具民族倾向，但是在这里，尤其是这一文学形式中最为举足轻重的历史著作，希腊化的倾向在题材和形式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
历史作品
直到汉尼拔战争时期，罗马还不存在历史著作，因为《编年史》的记载在性质上属于档案，而非文学，本身就不具有串联历史事件的意图。罗马特性存在一个人尽皆知的例证：尽管罗马政权的影响力已然延伸到意大利以外甚远，尽管罗马贵族社会不断接触文学勋绩卓著的希腊人，但是直到六世纪中叶，罗马作家才产生以写作的方式将罗马民族的辉煌和命运记录下来，传递给当世以及后世的需求和欲望。等到他们终于感受到这种需求，罗马历史家既没有信手拈来的文学形式可加以采用，也不存在潜在的读者群，而二者的形成，不仅需要惊世之才，还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因此，罗马作家们起初或以母语将罗马历史写成诗体，或以希腊语写成散文形式，结果或多或少规避了这些困难。我们在上文提及奈维乌斯的诗体编年史（约作于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以及恩尼乌斯的诗体编年史（约作于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二者都属于罗马最早期的历史文学，奈维乌斯的作品可以视为罗马所有历史作品中最为古老的一部。大约在同时，昆图斯·法比乌斯·庇克托（于罗马纪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以后）作了一部希腊史，此人出身贵族，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积极参与国事；普布里乌斯·西庇阿（约罗马纪元590年即公元前164年）也作了一部希腊史，此人是非洲英雄西庇阿之子。
如果他们以母语写作历史，就需要利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熟的诗歌艺术，面向具备诗歌欣赏能力的读者大众，这类读者并非完全缺乏。如果他们用散文的形式，以希腊语写作历史，希腊体裁便唾手可得，由于他们在题材上着眼点远远延伸到了拉丁姆范围之外，其面向的读者自然是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平民作家采用前者，贵族作家采用后者，正如腓特烈大帝时期，法文贵族文学与牧师和教师的本地德文著作并肩而立，格莱穆和兰勒等人用德文创作战歌，国王和将军却用法文书写战史。诗体历史和罗马作家写的希腊史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拉丁历史著作。拉丁历史著作其实肇始于加图，他的《起源》，直到本世纪末才得以问世，该书既是最为古老的拉丁文史书，也是罗马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以上这些作品，并不符合希腊人对历史的概念，但是与那只有零星记载的编年史相比，却是互相关联事件的历史，叙述连贯，结构多少也算得上规整。据我们所知，他们的作品均涵盖自罗马建城到作者生时的民族历史，虽然就名称而言，奈维乌斯只叙述了迄至第一次与迦太基作战时期的历史，加图只叙述了相当早期的历史。于是，这些历史作品自然被划分为三部分：传奇史、古代史和当代史。
罗马城起源史
在传说时代史中，罗马城的起源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这里需克服一个特别棘手的难题，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世上存在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一种是罗马民族版本，至少在主要梗概上似乎已经载入编年史；另一种是提迈乌斯的希腊版本。这些罗马史学家对此不可能全然不知。前者的目的是将罗马与阿尔巴联系起来，后者的目的是将罗马与特洛伊联系起来。所以在前一种版本中，罗马城为阿尔巴王子罗慕路斯所建，而在后一种版本中，罗马城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所建。将两种说法合二为一，可能是这一时期奈维乌斯或庇克托所为。在合成的新版本中，阿尔巴王子罗慕路斯仍然是罗马城的创建者，但同时又是埃涅阿斯的孙子。埃涅阿斯并未创建罗马，但据说他将罗马的裴纳替带到意大利，建立拉维农作为诸神庙宇，其子阿斯坎尼乌斯创建阿尔巴·朗加，是为罗马城的母城和拉丁姆的古都。这一切都是拙劣可怜的杜撰。
人们此前一直认为罗马史最初的裴纳替保存在罗马市集的裴纳替庙，这时又说并非在该庙中，而是在位于拉维农的神庙中，罗马人不觉为之震怒。希腊人的虚构则更为卑劣，因为根据其说法，神灵只会将裁定给祖父的奖赏赐予其孙。但这种改编已然达到了其目的：不完全否认罗马的民族起源，却迁就希腊化的倾向，或多或少认可这一时期已然盛行、与埃涅阿斯攀亲的意愿。所以关于这一强大公社的起源，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不久便成为官方认可的史实。
除了关于罗马城起源的传说之外，用希腊文写史书的历史学家对罗马共同体关心甚少或者毫不在意，因此进一步叙述罗马民族历史，便不得不主要取材于本国资料。可是流传至今的资料十分匮乏，我们无法辨识除了编年史之外，还有哪些传闻可供最早期的史学家利用，他们又可能会添入何种自己的资料。那些从希罗多德书中摘取插入的奇闻轶事可能仍然与这些最早期的史学家们无关，而且也无法证明有直接假借这一段希腊材料的现象。因此，将罗马与希腊联系起来的趋势，认为意大利民族和希腊民族同宗同源的倾向，竟然无处不在，极为显著，甚至希腊文化的反对者加图亦复如是，更是引人注目。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才有了原始意大利人或从希腊迁居至此的土著人，以及原始希腊人或皮拉斯基人游徙进入意大利的说法。
早期历史
坊间流传的故事，其涉及范围上至王政时期，下至罗马共和国的建立，虽然只有稀疏松散的线索，但相对连贯，然而于此而言，传说的源流已经枯竭，要想凭借高官名录和附于其下的些许记载，编纂出任何形式连贯、清晰易懂的历史叙述，不只是困难，而且完全没有可能。诗人们对此尤感艰难。似乎正是出于这一缘故，奈维乌斯在其著作中很快从王政时期过渡到争夺西西里的战争叙述。恩尼乌斯在其十八卷著作中，第三卷仍在叙述王政时期，第六卷却已经讲到罗马与皮鲁士之战，其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初两百年间的历史必然只能作十分简略的概述。至于用希腊文编纂历史的人对此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知。加图的做法十分特殊。他曾坦言：“叙述造桥大师家中铜表记载的内容，麦子曾涨价几次，何时发生过日食、月食，”自己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他在自己的史书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专门叙述意大利其他公社的起源及其加入罗马联盟的经过。编年史在当年长官的条目下，一年一年地记载历史事件，这样一来加图便摆脱了编年史的桎梏。有人说加图的历史著作“分段叙事”，必然是指他的这一特点。在罗马历史著作中，竟然存在这种关注意大利其他公社的作品，不免令人惊异，但这与作者的政治态度有关系，因为他始终仰赖意大利各市的支持，以反抗首都罗马的所作所为。此外，自塔克王被驱逐到皮鲁士战场的罗马历史均已散佚，加图的这种方法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这段历史的主要结果，也可以说弥补了该空白——意大利统一于罗马霸权之下。
当代史
与早期历史不同的是，当代史的编纂前后连贯，十分详细。奈维乌斯、法比乌斯以其见闻各自展开对第一、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描写。从皮鲁士之战到伊斯特利亚战争时期的这段历史，恩尼乌斯至少用其十八卷编年史中的十三卷对此专门展开叙述。加图在其历史著作中，以第四、第五卷叙述了自第一次布匿战争到罗马与佩尔修战争的所有战事，其最后两卷本来似乎另有安排，且题材更为广泛，加图却改变计划，叙述了自己人生最后二十年的事件。关于皮鲁士之战，恩尼乌斯也许采用了提迈乌斯式或其他希腊作家的史料，但总体上看来，所有的叙述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见闻，一部分基于其他史学家的叙述。
演讲和信札
演讲文学和书信文学与历史文学同时并起，而且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文学的附庸。这同样肇始于加图，因为在此之前，罗马人仅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葬礼演说辞，其中大多数可能是后世从家庭储藏室中发现的，例如昆图斯·法比乌斯的演说辞，他与汉尼拔为敌，身经百战，老年时其正当壮年的儿子离世，便为其子作了一次演讲。加图则不然，他经历了长久而繁忙的政治生活，作过无数次演说，到了老年，将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择选出来，编成一部政治回忆录，其中一部分发表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一部分似乎编成单行本问世，作为其著作的补编。此外，加图还有一部信札集遗世。
其他民族的历史
对于罗马之外其他民族的历史，只有某些被认为是高雅罗马人必不可少的知识，罗马人才会关心。甚至据说老法比乌斯不仅熟悉罗马的战事，而且对外国的战事也了然于胸，加图曾经勤读修昔底德和一般希腊历史著作，这确有明证。但是如果我们罔顾加图的轶事和格言集——该集子是他自编的读书心得录——那么非罗马民族领域内的文学活动则无迹可寻。
对历史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当然，这些文集是历史文学的初创，字里行间洋溢着轻松、包容的意味，作者和读者对其内在的矛盾并未轻易苛责。塔克王二世在其父去世时虽已长大成人，却在39年以后才登上王位，然而那时的他依旧十分年轻。在这位罗马国王被驱逐的30余年前，毕达哥拉斯来到意大利，但根据罗马史学家记载，他却是智者努马的朋友。罗马纪元262年即公元前492年，罗马派遣使者前往叙拉古与老狄奥尼修斯进行交涉，但是事实上老狄奥尼修斯在86年之后（罗马纪元348年即公元前406年）才登上王位。史学家们在整理罗马的年代时，这种天真不予批判的态度尤为显著。罗马的算法大概在此之前早已固定下来，按照它的算法，罗马的创建比卡庇托儿庙献祭仪式早240年，比高卢人火焚罗马城早360年，高卢人火焚罗马城在希腊史书中有记载，据说在雅典执政官派尔金执政当年，即公元前388年，是第98届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据此可推算罗马城应该建于第8届奥林匹亚纪年的第一年。埃拉斯提尼的编年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可，根据他的计算，罗马城建于特洛伊毁灭之后的436年，然而通行的说法仍认为是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孙子创建了罗马城。加图虽如一位资深理财师一般，审度了这种计算方法，因此也必然注意到了其存在的矛盾，但他似乎并未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之后依据这种观点而编入的阿尔巴王名录也并非出自加图的手笔，这点毋庸置疑。
对历史不予批判的态度不仅盛行于早期历史的编撰，某种程度上也盛行于有历史记载时期的描写。这些叙述都必然带有强烈的偏袒色彩，无一例外，由于法比乌斯对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战争开端的叙述带有这种色彩，波里比阿便以其独特的冷酷笔锋对此加以指责。对于这种情况，比谴责更得体的做法应该是怀疑。若要期望汉尼拔同时期的罗马人对他们的仇敌秉持公正的判断，的确有几分可笑，但那些首开罗马历史叙述之风的作家，并非有意错误地传述事实，他们所怀有的不过是一片单纯的爱国之心，误述也无法避免。
科学
科学文化，甚至与之相关的科学文化创作也发轫于这一时期，历来的教学大致仅局限于阅读、写作和国法知识。但是罗马人与希腊人较之前期接触更加紧密，罗马人对文化的概念也逐渐普遍化，因此他们孜孜以求，即使无意将希腊文化直接抑制于罗马，也至少企图依循希腊的模式对罗马文化稍加修饰。
文法
首先，罗马的语言知识开始发展形成拉丁文法，希腊语文知识迁移到与意大利语相似的方言中，文法的积极研究与罗马人的写作几乎同时产生。大约在罗马纪元520年即公元前234年，一位名为斯普里乌斯·卡尔维里乌斯的写作教师似乎曾经整理拉丁字母表，此前拉丁字母表中没有字母g，斯普里乌斯将g放置于已经废用的字母z的位置——在现代西方字母表中，字母g至今仍处于该位置。罗马的教师们必定时常从事拼字法的整理，拉丁文的缪斯也不拒绝他们那学究作派的希波克伦，无时不刻不投身于兼习诗歌和正字法的工作。尤其是恩尼乌斯——他在这方面也与克洛普斯托克相似——不仅时常仿照亚历山大的风格用叠韵作字源学的游戏，而且开始使用希腊语更精确的重叠写法，取代至此通用的代表双子音的单一符号，奈维乌斯和普劳图斯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的确一无所知，诗人们通常不注重拼字法和字源学，罗马的通俗诗人对此必然也毫不在意。
修辞学和哲学
这一时期罗马人对修辞学和哲学仍一无所知。对于罗马人来说，演讲毫无疑问是公众生活的核心，所以外国教师没有资格参与。加图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演说家，他曾义正言辞、大肆宣泄怒骂伊索克拉特的愚妄，斥其一直都在学习演说，却始终没有演说的能力。希腊哲学虽然以垂训诗尤其是悲剧诗为媒介，在罗马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但罗马人却像无知的乡野村夫，天性忧惧，对希腊哲学抱有怀疑的态度。加图直称苏格拉底是善言者和革命家，他抵制自己国家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死得并不冤枉。爱好哲学的罗马人对哲学抱有何种态度，或许可以在恩尼乌斯的话中找到很好的例证：
我要谈哲学，可是简略而非全部的哲学，
浅尝她是好的，沉溺于她便坏了。
然而见之于加图作品中的喻德诗和演说指南，与其说是罗马人从希腊哲学和修辞学中提取的精华，不如说是希腊哲学和修辞学的糟粕。说到喻德诗，加图的材料除了想当然地对先民淳朴风俗的赞美之外，便是直接取自毕达哥拉斯论述道德的作品；说到演说指南，加图的材料大概直接取自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尤其是德摩斯提尼的演说，二者均受到加图的热心研读，演说术有个金科玉律，“致思于资料而让字句自行随来”，后世经常引用，却不常遵循。通过这条规定，我们可以大概知晓这本指南的精神意旨。
医书
加图又编写了与上述类似的指南书，都比较普通和初级，论述了医术、军事学、农学和法学——所有这些学科都同样或多或少受到希腊的影响。罗马人虽然不常习物理和数学，但与之相关的应用科学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医学更是如此。罗马纪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第一位希腊医生——伯罗奔尼撒人阿查迦图定居罗马，因其外科手术在罗马颇有声名，政府给他分配了一所住宅，并赋予其罗马公民权。自此以后，其同行成群结队来到意大利。加图不但激愤地辱骂外国行医者，而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一部分借鉴希腊的医学著作，编成医学小册子，想要借此复兴一家之父同时也是一家之医的优良传统。医生和大众对加图的顽强攻击漠不关心，这也是情理之中，至少医生在罗马属于最有利可图的职业之一，仍然受到外国人的垄断，几百年间，罗马的医生无一不是希腊籍人。
数学
此前，罗马一直以不开化的淡漠态度对待计时方式，但现在情形至少稍有进步。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第一个日晷在罗马集市搭建起来，希腊计时才开始应用于罗马。然而，罗马人的日晷原来却是为四度以南的迦达那建造的，罗马人按照这个日晷来计时，度过了一百年。
这一时期末，几位罗马贵族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曼尼乌斯·阿昔里乌斯·格拉布里奥（罗马纪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任罗马执政官）试图通过立法解决历法混乱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高僧团得以任意增减闰月。但这种方法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反而加重了弊害，其失败原因大概更多是出于罗马神学家们的胡作非为，而并非他们才智不佳。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罗马纪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任罗马执政官）具有希腊文化修养，至少在他的努力之下，罗马历法进一步得到推广。盖乌斯·苏尔庇奇乌斯·伽路斯（罗马纪元588年即公元前166年任罗马执政官）不仅预测到了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的月食，而且计算出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似乎以天文学作家的身世为世人所知，因此同时代的人们视其为勤勉又智慧的奇才。
农学和军事学
当然，农学和军事学最初都是按照传统和人的经验而规定的，加图作了两篇农业论，其中一篇流传至今，该标准在这篇论述中极为明显。但是希腊文、拉丁文，甚至腓尼基文都被应用于高等学术范围，自然也应用于这些低等学术范围，因此，关于这些学术的外国著作肯定会引起些许关注。
法学
另一方面，法学受外界的影响甚微。这一时期法学家仍然主要负责答复征询他们意见的团体，以及教授听讲的年轻人。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促成某些规则的传统基础，文学活动对此也不全付阙如。塞克斯图斯·埃里乌斯·裴图斯发表的论著，较之加图精简的概述意义更为重大，塞克斯图斯别号“智者”，是当时实用法学的泰斗，由于他在法学方面努力为公众谋取利益，故升任执政官（罗马纪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和监察官（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其论著，即所谓的“三部曲”围绕《十二铜表法》展开论述，在原文每句上——大概以古朴晦涩的句子为主——附加注解和相应的诉讼办法。这种注释虽然明显表现出希腊文法研究带来的影响，但论述诉讼法的部分，却是根据阿庇乌斯的早期探索以及罗马民族习惯和先例发展形成的一般诉讼法。
加图的百科全书
在加图为其子编纂的手册集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这一时期学术的大致情况。这些手册带有百科全书性质，旨在用格言阐明一个“正人”应该如何同时具备演说家、医生、农业家、武士和法学家的特质。那个时候科学研究还未有入门与专业之分，但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个合格的罗马人都应该具备必要或有用的科学素养。加图的百科全书并未涵括拉丁文法，因此文法尚未像真正科学的语文教学那般，取得应有的正式发展。此外，该书还未将音乐以及整套数学和物理学收纳在内。纵观全书，其论述的仅是在科学上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部分，叙述也力求简短。书中自然也汲取了希腊文学的养分，但不过是从希腊文学的粗枝烂叶和荒秽之中拣选些许可堪利用的格言警句。加图常说：“希腊书籍不可不读，但不可深读。”传播日常必要知识的家用手册由此产生，这些书除了希腊的析入毫芒和艰涩难懂，也丢掉了希腊的敏锐和深度，但正因为这一特点，它塑造了所有时代罗马人对希腊科学的态度。
罗马文学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如此一来，在世界统治权为罗马掌控的同时，诗歌和文学也进入了罗马，或者引用西塞罗时代一位诗人的话：
当我们战胜布匿人时，步履如飞地来了，
缪斯到罗慕路斯那强悍好战的人民中。
在说萨贝林语和埃特鲁斯坎语的区域，同时期也不乏学术活动，历史同样记载了埃特鲁斯坎语的悲剧。从刻有奥斯坎铭文的陶器来看，陶器制造者显然对希腊悲剧有所了解。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在奈维乌斯和加图时代的阿努斯河和佛尔突努斯河畔，是否也有某种类似于罗马那种希腊化文学悄然形成？然而所有与此相关的资料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段历史我们无从知晓。
希腊化文学
我们现在能加以评判的只剩下罗马文学，虽然在美学批评家看来，其绝对价值可能存在问题，但对于有意了解罗马历史的人来说，这种文学反映了罗马纪元六世纪意大利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罗马纪元中的六世纪充斥着兵戈铁马的喧嚷，也由此决定了未来的命运。在此期间，意大利的独特发展告终，开始进入更为广阔的古代文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民族分裂之风盛行，成为过渡时期的一大特色，罗马文学也深受这一风气的影响。对于希腊化的罗马文学，心无成见且不为两千年之古朴厚重所惑的人，必然看得到它存在的缺陷。罗马文学与希腊文学共存，正如一座德国橘园傍于西西里的一片橘树林之侧，二者都给我们带来乐趣，但如果认为它们是并驾齐驱的，那就没有可能了。罗马的外语文学更是如此。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罗马人的作品，而是外国人所作，即半希腊人、凯尔特人，甚至还有非洲人的作品，他们对拉丁文的了解都仅靠研究获取。
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以诗人身份被世人所知的人，都出身贵族，不仅如此，其中无一人是拉丁姆本土人士。就连“诗人”这一名称都以外国文字表示，甚至恩尼乌斯也极力自称为poeta。可是这种诗歌不仅性质上属于外国，而且在私塾教师成为作家而大众成为读者时显现的缺点，在这里也无法避免。我们已然说过，喜剧如何为了顾及大众审美在艺术上一再降格屈从，乃至陷于粗俗的境地。我们也进一步说明，在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中，便有两位诗人曾经担任过私塾教师。希腊语言学在民族文学衰落之后才开始兴起，仅在文学的死体上试验，而拉丁文法却与文学同时奠定了基础，二者偕行并进，与近代向异教徒布教如出一辙。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看待罗马纪元六世纪这种希腊化文学——那本身毫无生产力的机械诗歌，那些对最为粗陋的外国文学形式按部就班的模仿，那些耳熟能详的翻译，那种史诗的拙劣变体——我们不禁要将这种文学简单地归类为现代之前的病态症候了。
即便这种评判不失公允，也只能算是很片面的认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罗马不仅没有任何民族诗歌艺术，而且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而这种人为形成的文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在远古时期，人们对描述个人生活的现代诗歌一无所知，创造性的诗歌活动主要产生于神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民族正面临发展带来的忧患和喜悦：在无损希腊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伟大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表明，他们的诗歌主要是由那些关于人性的神和神性的人的原始故事改编而来。这种古代诗歌基础在拉丁姆根本不存在：神灵世界尚未成形，传说仍属虚幻，诗歌的金苹果不可能自动生长成熟。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此处不得不说。为了保留其民族性，罗马向来排斥一切高等和个人的精神文化，而这时意大利内在精神的发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都已经到了无法继续保留罗马民族性、无法抗拒希腊文化侵蚀的程度。
希腊文化传播到意大利，必然带有某种革命性和破坏民族性的趋势，但要使各民族在精神上达到必要的平等，这种传播不可或缺。罗马—希腊化文学在历史甚至诗歌上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这是以传播希腊文化进入意大利为基础的。从这种文学作坊造就出来的艺术产品无一富于新颖和纯粹性，但它却将希腊精神文明的视野扩展到了意大利。即使仅从外在方面看来，希腊诗歌假定其受众拥有确切的知识，举个例子说，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一种自成体系的完整性，但古代诗歌并不具有这一特性。一个人如果不熟悉希腊神话，便无法明白每一史诗和悲剧的背景，甚至往往无法理解其一般意义。如果这一时期的罗马大众如普劳图斯的喜剧表现的那样，稍微知晓荷马史诗以及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并且熟悉其他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那么这种知识必然是通过舞台和学院传播给大众的，这样一来至少向领会希腊诗歌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将希腊诗歌语言和希腊韵律移植于拉丁姆，带来的效果更为深远，古代有先见之明的文学批评家对此十分注重，想来也不无道理。如果“战败的希腊以艺术战胜了其粗野的征服者”，那么这一胜利最成功之处在于将循规蹈矩的拉丁方言提炼成一种高雅的诗歌语言，以此取代单调陈腐的萨突宁体，短长格的三节诗汩汩流出，六节诗汹涌而来，雄浑的四节诗、欢快的短短长格以及巧妙混合的抒情节奏都以本国语触动拉丁人的耳膜。
诗歌语言是诗中幻境的钥匙，诗歌的节奏是诗歌感觉的钥匙，对于人来说，如果他耳不能闻动听的修辞，目不能见栩栩如生的意象，长短短格和短短长格不能唤起他内心的回响，荷马和索福克利斯的创作便是白费了功夫，再别说什么诗歌感觉和韵律感是自发油然而生的了。理念上的感觉无疑是自然而然根植于人心的，但是这些感觉需要明媚的阳光才能发芽滋长，尤其是在当时还未受诗歌感化的拉丁民族，就需要外界的培植。也不是说希腊语言知识广为流传，希腊文学便足以为感性的罗马大众所用。语言对人类而言有种神奇的魅力，它不会寄生于任何偶然习得的语言，而只与本国语共生，诗歌语言和所谓的韵律只是将它放大。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罗马的希腊化文学，尤其是诗歌，可以作个更为公正的评判。如果说希腊化文学的趋势是将欧里庇得斯的激进主义带入罗马，将神灵转化为已死之人或心理概念，将无民族性的拉丁姆和无民族性的希腊相提并论，让所有纯粹和显著发展的民族特色降格成为普遍文明可疑的概念，那么人人都可以随意对这种趋势予以褒贬，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历史必然性。从这一观点看来，罗马诗歌的缺陷虽然无可否认，但其之所以存在这些缺陷却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所以也可以稍微为其辩护。
当然，罗马诗歌充斥着琐碎并且通常是支离破碎的内容与相对完善的形式之间的不协调，但是这种诗歌的确切意义就在于其形式上的特色，尤其是语言和韵律的特色。不尽人意的是罗马诗歌主要掌控在塾师和外国人手中，而且以翻译和仿写作品为主。但如果诗歌的根本目的仅仅是搭起拉丁姆与希腊之间的桥梁，那么李维和恩尼乌斯必然有成为罗马建桥师的使命，而且翻译文学是达到该目的最简单的方法。更不尽如人意的是罗马诗歌偏爱依据陈腐琐碎的原作，但是从这个立场上来看，这和其目的是契合的。没有人愿意将欧里庇得斯的诗与荷马的诗等量齐观，然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世界主义的希腊文化将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奉为神谕，就相当于民族主义的希腊世界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圣经，由此观之，新派代表特意将这一套文学介绍给大众，其实有正当的理由。罗马编剧家们又自觉诗才有限，因此主要遵循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的做法，置索福克利斯甚至阿里斯托芬于不顾。因为诗歌虽然根本上是民族的产物，难于移植，但是欧里庇得斯和梅南德的诗歌都是立足于才智，而才智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此外有一件值得大力赞誉的事：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罗马诗人不依附当时的希腊文学或所谓亚历山大主义文学，反而在相对古老的经典文学中寻找模范，虽然并未探索到其最为丰富或最为纯洁的领域。总的来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虽然不难指出数不胜数的错误适应以及不合艺术的过失，但是希腊文化宣传者们的行为很不纯洁，所以自然免不了随之而来的过失。
从历史甚至美学的角度上看，那与宣传工作不可分离的信仰热诚，已经稍微可以抵偿这种过失。关于这种新福音的价值，我们也许会有与恩尼乌斯不同的观点，但说到信仰，如果“所信为何”不如“如何信仰”重要，那我们不能不感激和赞赏罗马纪元第六世纪的罗马诗人了。他们对希腊世界文学的势力所具有的强烈新鲜感，以及将这棵文学奇树移植外国的神圣愿望，二者弥漫于整个六世纪的诗歌之中，尤其与那个时代纯粹高贵的精神相契合。后世发展成熟的希腊文化带有几分轻侮的态度藐视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成就，它或许应该敬仰这一时期的诗人，他们尽管不无缺点，但与希腊诗歌紧密相连，比那些更为风雅的后辈更加接近真正的诗歌艺术。这一时期的诗人勇于见贤思齐，韵律节奏响亮，甚至对诗人这一身份非常自负，蔚为壮观，其他时代的罗马文学远不能及。即使那些不为这种诗歌的缺陷所迷惑的人，也可以将恩尼乌斯歌颂自己的豪言壮语应用在这种诗歌上：
诗人恩尼乌斯万岁！他把如火的诗
灌到尘俗人的骨髓里。
反民族倾向
这一时期希腊—罗马文学总体上有一种主导的倾向，与之相对的同时期民族文学创作也同样具有一种主导的倾向。然而前者意图通过创造一种文字属于拉丁而形式和精神属于希腊民族的诗歌，吞噬拉丁的民族性，拉丁民族最优秀最纯粹的人士被迫将希腊文学和希腊主义一并拒之门外，且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下。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希腊文学，与恺撒时代的罗马人反对基督教如出一辙；加图时代的被解放者和外国人成为诗歌界的主力，正如此后被解放者和外国人成为基督教的主力。罗马贵族，尤其是罗马政府，将诗歌视为和基督教一样完全敌对的势力，罗马贵族将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看作是乌合之众，罗马政府处死师徒和主教，二者所依据的几乎是同样的理由。在这个方面，毋庸置疑，仍是加图引领罗马大力对抗外国人。在加图看来，从本质上已然颓朽的希腊民族，其中贻害无穷的糟粕是希腊文人和医生，而他对罗马“唱曲人”的蔑视更是不言而喻。
加图及其同仁因此时常受到严厉的指责，当然其恼怒的表达往往具有独特的率直和狭隘的特征。但是再三斟酌，我们不仅应该承认他在个体实例上大致无误，而且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其他方面，民族反对派在这个方面已经明显超越了无济于事的纯粹消极防守态势。与加图同时期，而年岁稍短的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所实行的令人厌烦的希腊化举措，在希腊人看来都贻笑大方。例如，他甚至还编写希腊诗，并在其历史著作的前言中写着自己出生于罗马，以此作为希腊语欠佳的托辞。那么他是否被司法当局命定来干预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就是个十分恰当的问题吗？两千年前专业喜剧翻译这一职业，以及为谋生和寻求庇护而歌颂英雄的诗人行业，是否比现在更添了几分殊荣？
再者，诺比里奥在诗中赞誉罗马当权者，不论当权者是谁，尤其极力褒奖加图本人。他将恩尼乌斯带到安布拉其亚，以歌颂他即将建立的功业，加图难道因此就没有谴责他的理由了吗？加图在罗马和雅典结识的希腊人，难道他就没有理由去斥责他们，说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可怜虫吗？这种对当代文化和希腊主义的反抗十分正当，但是加图绝对不应该背负反对一般文化和一般希腊文化的罪名。反之，罗马民族派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们也洞察到，创造一种拉丁文学并利用希腊文学的影响力促进拉丁文学发展实属必要。仅从他们的目的看来，拉丁文学不应该只是对希腊文学的模仿，也不应该侵蚀罗马的民族性，而应该植根于希腊文学的沃壤，同时其发展应该遵循罗马的民族性。他们有着天赋的本能（这本能虽然不足以表明个人的睿智，却足以证明那个时代人们群情激昂），他们认为由于罗马此前完全没有出现诗歌的萌芽，要想发展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唯一能够借助的材料只有历史。罗马是一个国家，而希腊却不是，对这一事实的强烈意识，导致奈维乌斯大胆利用历史题材尝试创作罗马史诗和罗马戏剧，从而促使加图创作拉丁散文。
当然，以罗马国王和执政官代替传说中的神灵和英雄，无异于巨人想叠起山岳以攻天穹：没有神话世界，就没有上古的史诗，也没有上古的戏剧，诗歌也不存在代替品。加图谨小慎微、智力超群，他认为诗歌已经无可救药，便将诗歌本身留给了反对他的人。虽然加图尝试仿照古代的罗马作品——阿庇乌斯的谕德诗和咏农诗——用罗马民族的格律创造一种垂训诗，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尊崇，即使与其初衷相比算不上成功。散文为加图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他多才多艺，笔耕不辍，用本国语言创造了散文文学。加图的这一成就，因为其早先面向的是家庭，而且当时他孤军奋战，所以更富罗马特色，也更值得敬重。因此出现了加图的“原史”，著名的政论演说，以及论述各类科学的著作。这些作品固然都浸染着罗马的民族精神，而且采用的也是民族题材，但绝对不反对希腊文化，实际上它们的产生都受到了希腊的影响，虽然反对派的著作也受到希腊的影响，但二者的意义截然不同。加图创作的核心概念甚至标题都借用了希腊语的“开创史”。他的演说著作也是如此，他讥讽伊索克拉特，但又试图学习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提尼。加图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正是他研究希腊文学的结果。纵观这位活跃爱国者的一生，他的这种文学活动最富成效，给其国家带来最多裨益，虽然相比较而言，他自己可能并没有太过注重。至于演说和科学领域的创作，加图拥有众多难能可贵的后继者，他的原始历史作品可与希腊的散文史书媲美，虽然此后没有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之类的人将其继承下来，但是通过他建立起了一个原则：罗马文人从事应用科学和历史的创作，不仅正当，而且光荣。
建筑
我们简略叙述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作为本章的结尾。就建筑而言，早期私家建筑的奢华风气比公共建筑更加明显。直至这一时期末，尤其是加图担任监察官以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罗马人在建筑上开始既顾及公众的需要，也考虑公众的便利；用石块砌成接收渠水的水槽（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建筑柱廊（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尤其是将雅典用作法庭和办公场所的厅堂引入罗马，也就是所谓的长方形大会堂（basilicae）。这种建筑和我们近代的商场略为相似，第一座这样的建筑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由加图修建，命名为鲍薛厅，也叫银匠厅，位于元老院一侧——随后其他厅堂如雨后春笋争相建立，与鲍薛厅相连，纵贯罗马广场，这些华丽壮观的柱廊厅堂逐渐取代了私人商店。然而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受家庭建筑革命的影响，这种革命最迟也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期内。大堂、庭院、花园和绕园柱廊、书籍储藏室、神堂、厨房以及起居室陆续完备，至于内部装饰，圆柱开始应用于庭院和大堂以支撑开通的屋顶，以及花园的柱廊，这些布置可能完全模仿希腊或者至少以希腊为模型。但是建筑材料简陋，瓦罗说：“我们的祖先住在砖屋内，仅设低矮的石基以防潮湿。”
造型艺术和绘画艺术
关于罗马的造型艺术，除了腊制浮雕的祖先遗像之外，可能没有任何踪迹可寻。画家和绘画倒是经常有人提及。罗马纪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曼尼乌斯·瓦勒里乌斯在梅萨那海面大破迦太基人和希耶罗，他命人将战绩画在元老院的侧壁上，这是罗马最古老的壁画——此后这类绘画层出不穷，在绘画艺术界的地位相当于罗马民族史诗和民族戏剧不久以后在诗歌界的地位。我们发现在享有画家之称的人当中，有一位名为德欧多都，奈维乌斯讥讽他：
围著盖被，坐在神龛里
用牛尾画那开玩笑的灶神；
布隆迪西乌姆人马尔库斯·帕库维乌斯为牛市的赫尔克力斯庙作画，老年以编著希腊悲剧著名。小亚细亚人马尔库斯·普劳提乌斯·李科，为阿迭亚的朱诺庙绘制了华美的画，因而得到该城的公民权。但是上述事实不仅表明艺术行业在罗马完全居于次要地位，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手艺，而且说明这种艺术与诗歌相比，可能更多地受到希腊人和半希腊人的掌控。
另一方面，在普通人中，随后业余艺术家和收藏家所表现的艺术品味开始有章可循。他们高度赞赏科林斯和雅典庙宇的金碧辉煌，鄙视罗马庙宇屋顶上陈旧的陶偶，即使路奇乌斯·鲍鲁斯一类与加图而非西庇阿持相同政见的人，也以鉴赏家的视角批判菲迪亚斯的宙斯像。罗马人每攻克一个希腊城市，便将其艺术宝藏抢掠一空，在马尔库斯·马塞鲁斯攻陷叙拉古之后（罗马纪元542年即公元前112年），这种做法开始大规模实行。接受过旧式学院教育的人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比如在攻陷塔伦顿时（罗马纪元505年即公元前249年），昔日严厉的将领昆图斯·法比乌斯下令不得侵犯庙内的神像，允许塔伦顿保留他们供奉的怒神。但是抢掠庙宇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由于两位罗马—希腊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即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和马尔库斯·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罗马纪元567年即公元前187年），以及路奇乌斯·鲍鲁斯（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在他们的影响下，罗马的公共建筑充满了杰出的希腊雕刻。罗马人开始渐渐知晓艺术内涵和诗意情感都是希腊文化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二者同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成分。但是，没有某种诗歌活动的存在，希腊诗歌就不可能产生，在艺术上仅仅通过观赏和借鉴就似乎已经足够受用，因此罗马人虽然人为地造就出了本国文学，但他们并没有发展本国艺术的意愿。
普劳图斯其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运用了一整套希腊特有的表达，如stratioticus、machaera、nauclerus、trapezita、danista、drapeta、oneopolium、bolus、malacus、morus、graphicus、logus、apologus、techna和schema。这些常见的希腊词语通常不附译文，只有上述所列之外的词语才会附有译文，如truculentus一词，我们能在同一诗节或后面的注释当中找到解释：phronesis即sapientia。零星的希腊文字也屡见不鲜，如《迦西纳》中那样；希腊的双关语也随处可见，如《巴克基斯姐妹》里写道：opusestchrysochrysalo同样，恩尼乌斯认为观众都知道alexandros和andromache的词源意义。最能体现这点的是半希腊式构造，如ferritrilax、plagipatida、pugilice等词，或如《骄兵》（milesgloriosus）中所写：euge!euschemebercleastiticsicduliceetcommoedice！真的！他站在这里多么美，就像个说笑话的喜剧演员！
古罗马政治家，平民派领袖。——译者注
古罗马政治家、将领。——译者注
弗拉米尼努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狄欧斯库利，请听啊！你们那带来的马师！宙斯之子，请听啊！斯巴达掌控雷电的主人！埃尼雅的提图斯向你们献上丰盛的礼物，一如他曾赠予希腊民族的自由。”
米南德，希腊新喜剧诗人。生于雅典，贵族出身。米南德是亚里士多德的吕刻昂学院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弟子，米南德写了105部剧本，得过8次奖。古希腊新喜剧只传下米南德的两部完整的剧本《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和残剧《公断》、《割发》、《赫罗斯》、《农夫》等。——译者注
例如老加图的奴隶基隆（chilo）通过给孩子教书替主人赚钱。
获释的希腊奴隶。他首次将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文的诗体形式。——译者注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由民须从恩主姓氏的规定并未实施。
李维乌斯所写的悲剧中有这样一句：quemegonefrendemaluilacteamimmulgensopem“我挤出一个无牙兽的乳汁，一直这么替他乳养着孩子。”荷马的诗（《奥德赛》）：oudarakirkenexaideoelthonteselethomen，allamalokaelthentunameneamadamphipoloipheronautesitonkaikreapollakaiaithopaoinoneruthron。原意：“不过塞斯并非不知情我们从阴间回来，她急忙来这里候着，两个使女给她带来大量面包肉类和深红色泽的葡萄酒。”被译成：“匆匆忙忙地，我们来到塞斯的家，同时人们把货物先运到船上，再装上其他千百种物品。”最值得注意的并非语言生硬，而是译者粗心犯错。原文是塞斯（circe）去尤利西斯家，译者却译成尤利西斯去塞斯家。另一个更可笑的错误是将aidoioisinedoka译为lusi。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些特点不容忽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早期诗歌创作老师的教育程度，以及安德罗尼斯虽生在塔伦托，但希腊语不可能是他母语。
希腊神话人物，墨提翁的儿子，厄瑞克透斯的曾孙，伊卡洛斯的父亲，也是厄瑞克族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位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注
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纪元575年即公元前179年，这个为举行阿波罗赛会的剧院建在弗拉朋竞技场，但似乎很快又被拆毁。
罗马纪元599年即公元前155年，剧场依旧未设有座位；普劳图斯戏剧开场白的作者和他本人曾多次暗示观众就坐，大多数观众都自带凳子或席地而坐。
妇女似乎可以随时出入罗马剧场，但依据法律，剧场禁止奴隶进出，对待外邦人民也是如此。只有国家贵宾可坐元老席位或坐在元老旁边。
由普劳图斯的戏剧开场白（《迦西纳》第17页，《安菲特利昂》第65页）推测，那时是否有分发奖品一事不得而知。《三块钱一天》第706页那段更像是希腊原作而非译者的文笔，古时戏剧名录及开场白与一切传统习俗都未提及颁发奖项和奖品，这可谓是铁证。观众在戏剧表演开场时从家中走来看戏，到结束时回家，我们由此推知每日只演一出戏。正如几种著作所示，他们在第二顿早餐后往剧场，中午又回到家吃午饭，因此，依照我们的推算，戏剧表演时间自近午时起至两点结束；普劳图斯的一出戏，各幕间插入音乐，大概差不多持续这么长时间，塔西佗的书里说观众“整天”待在剧院，不过那指的是较晚时期。
公元前254？—前184年，是罗马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出身于意大利中北部平民阶层，早年到罗马，在剧场工作。后来他经商失败，在磨坊作工，并写作剧本。他也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位戏剧作家。——译者注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人们很少采用中期的雅典喜剧的原因不值一提，因为这种喜剧不过是发展不完善的米南德喜剧罢了。更古老的喜剧更是毫无被采用的痕迹，可以确定的是，罗马文学史家以普劳图斯的《安菲特利昂》作为典型，将罗马悲喜剧的风格定义为“林宗戏”（fabularhinthonica）；不过新式雅典喜剧家也会进行仿写，而罗马人翻译时为何模仿林宗而不是年代接近的作家，实在难以理解。
昔日为统治者说笑逗乐的人。——译者注
一般说来，奈维乌斯也不这样拘泥，他嘲笑普林斯特人和拉维农人。种种迹象表朋，普林斯特人与罗马人之间存在某种差异，而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皮鲁士时期的杀戮和苏拉（sulla）时代的灾难。至于无妨的戏谑，当然不受责备。而《迦西纳》中对马赛利亚的恭维值得我们注意。
因此《匣子》（cistellaria）的开场白有了以下的结束语，因为在所有流传至今的当代文学中，只有这段提到汉尼拔战争，可谓占据一席之地：“既然如此，再会吧！鼓起勇气打胜仗，还像你以前那样；保护你那新旧同盟的盟友；依照你正确的判断招揽助战士兵；除去大家厌恶的人，博得挂冠和赞美就这样获胜，惩罚布匿人。”第四行所指的是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给懒散的拉丁殖民地军队加派的任务。
因此我们假定普劳图斯作出暗示时，如何谨慎都不为过。近期研究中已抛弃了许多这种错误且不准确的事例。不过《迦西纳》暗指酒神节一说不至于遭到谴责吧？或者可以反过来说，通过《迦西纳》和其他剧本描写古罗马酒神节，是由于这些谈论古罗马酒神节不易产生误解。
《塔伦托的少女》（tarentilla）中值得注意的一段话只能这样理解：“在这个舞台上给我赢得正当赞赏的无论哪儿的君王也不敢反对——哪儿的奴隶都大大胜过这里的自由民啊！”
近代希腊就奴隶一事的态度，可用欧里庇得斯一段话举例说朋：“身为奴隶，唯一的羞辱只是名称，此外一切不亚于自由民，只要是个品行良好的奴隶。”
例如在普劳图斯的《斯提库斯》中，父亲与女儿研究一个贤妻应有的品德，在一段文字优美的描述中插入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娶个处女与娶个寡妇，二者孰优？为的只是得到同样不相干的回答，而这个回答是个不利于妇女的套话，绝不是谈话女子心中所想。可是与上下文相比，这还只是小事。在米南德的《项圈》（plocium）里，一位丈夫向朋友诉苦：“——我娶了拥有一大笔的拉密亚，你知道吗？——当然知道a：她呀，这栋房层是她的。还有田地和这里附近的一切。她在想什么，天知道呢！这才是最叫我们苦恼的；她是一切人和每个人的累赘，不仅是我的，而且是儿子尤其是女儿的。b：是的，我知道，就是这样。”正因为朴实的文字。这段文字才如此优雅，在凯基利乌斯用拉丁文改编的剧本里，却有了如此粗俗的对话：“b：那么你的太太脾气不好，是不是？是的，不要说！为什么？我懒得听这话，我一回到家，才刚坐下她也只会给我一个冷冰冰的吻。b：是，很好，接吻本身没错，错的是，她能叫你把外头喝的都吐出来。”
为减轻戏剧演员的辛苦，希腊建筑都配有扩音设备。而即便在建造戏剧院时，罗马当地仍没有扩音设备。
史书上有关奈维乌斯个人经历的记载非常混乱。因为他参加过第一次布匿战争，所以不可能生于罗马纪元495年即公元前259年之后，所以于罗马纪元519年即公元前235年上演的戏剧极有可能是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通常认为他死于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瓦罗对此表示怀疑，并且提出了可信的证据。如果该说法是事实，那么他曾经一定在汉尼拔战争期间与敌军会面。因此，那首讥讽西庇阿的诗不可能写在札马之战以前。我们可以设想，他生于罗马纪元490年即公元前264年，卒于罗马纪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之间，如此一来他与罗马纪元543年即公元前211年阵亡的两位西庇阿同属一个时代，比安德罗尼库斯小10岁，或比普劳图斯大10岁。格利乌斯（gellius）的作品称他出生于坎佩尼亚，若要证朋他的拉丁祖籍，可参考他自作的墓志铭。有人设想他原本不是罗马公民，而可能来自坎佩尼亚的加勒斯或其他拉丁城市，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罗马警察对他那样暴虐。无论如何，因为他服过兵役，所以不可能是个演员。
将李维乌斯的诗与之后奈维乌斯的悲剧《吕库尔戈斯》（lyeurgus）其中一段比较：“那些看守你这御体的人，将即刻把你安葬在枝繁叶茂的地方，那里的树木自然生长，无需种植。”或将它与赫克托（hector）在《赫克托告辞》（hectorprofisciscens）里向普里阿摩斯国王（priam）所说的名言比较：“我爱听，父亲，你常被他人赞美。”再与《塔伦托的少女》中可爱的诗句比较：“她对这人点头，凝望着他；心里想着这个，手里却抱着那个。”
这个假设似乎很有必要，因为若非这样，在普劳图斯剧本的真假性判断上，古人不会如此游移不定。罗马古代的作家当中，任何人的著作权都没有像他的作品那样难以界定。这正是普劳图斯与莎士比亚最为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注意。
在法学和一般专业术语中，togatus一词指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既不算外国人，也非罗马市民。如此，对于有当兵义务而不在军队服役的意大利人，将他们一致列入名册（formulstogatorum）当中。阿尔卑斯山南面的高卢被称为galliatogata，这一说法首先在赫尔提乌斯（hirtius）的作品中出现，不久后人们从习惯用语中将它剔除。这个名词体现了这一区域的法律地位，因为自罗马纪元665—705年即公元前89—前49年，此地大多数人都拥有拉丁公民权。维吉尔将genstogata与罗马人相提并论，似乎也是就拉丁民族而言。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应意识到拉丁戏剧的情节来源于拉丁姆地区，好比希腊戏剧情节都来源于希腊；二者将戏剧表演一同传播到外国，喜剧作家不得将罗马城或罗马市民的相关事件在舞台上表演出来。事实上，拉丁戏剧中的情节只能取自拥有拉丁公民权的城市，就这一说法以提提尼乌斯（titinius）和阿夫拉尼乌斯（afranius）的剧本为证。据我们所知，其情节所设的城市，如塞提亚、佛伦提努姆、维里特雷、布隆迪西乌，直到同盟战争时都是拥有拉丁公民权的城市。一旦公民权扩张到整个全意大利，喜剧作家便失去了其剧本所依托的拉丁背景，又因为高卢虽在法律上代替了拉丁部落，首都的戏剧家却嫌它距离太远，所以拉丁戏剧此后似乎也走向消亡。而其在法律上的空缺由战败的意大利部落如卡普亚和阿特拉填补，因此阿特拉戏剧（fabulaatellana）应运而生。
说到提提尼乌斯，历史上并无记载。我们只能依据瓦罗书的残片来判断，他似乎先于特伦斯（大约罗马纪元558—595年即公元前196—前159年间）出生。而由这段文字大概也只能推测出这一结果，文中将两拨人进行比较，尽管第二拨（trabea，atilius，caecilius）年长于第一拨（titinius，teientius，atta），第一拨中年纪最大的未必比第二拨中年纪最小的年轻。
据我们所知，提提尼乌斯的喜剧中共有15种角色，其中6种以男角命名（baratus，coecus，fullones，hortensius，quintus，varus），9种以女角命名（gemina，iurisperita，prilia，privigna，psaltria或ferentinatis，setina，tibicina，veliterna，ulubrana?）更有两种角色名（iurisperita和tibicina）显然是对于男子职业的讽刺，在保留下来的残本中，女性角色占据了大多数。
为方便比较，在此附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原著开头几行和恩尼乌斯的译文：“我愿亚里船没有驶过科尔奇那个黑暗的辛浦勒伽底，裴亮山峡森林的松树也没有砍下来，那些为裴里亚取金羊毛的勇士也没有划这只船！那么，我的主母，那为耶孙而害相思病的美狄亚便不会被带到依欧尔沁的碉堡。”恩尼乌斯的译文：“我愿装亮森林的松树没有被斧头砍倒在地，也没有用他造这只船，我们现在叫她做亚果，因船上有亚果的精良水手，奉裴里亚王之命往科尔奇用计寻取金色的羊毛！这样，我的主母美狄亚便不会伤心害相思病从她的家移步到这里。”译文与原文的差异耐人寻味。译文同义反复、迂回婉转，并删去或解释了那些人们不熟悉的神话名词，如辛浦勒伽底（symplegades）、依欧尔沁国（iolcianiand）和亚果（argo）。但恩尼乌斯很少真正犯下曲解原文意思的错误。
编年史第七卷中，执政官令亲信吟诵一段，前人认为这正是恩尼乌斯的自述，这一点毋庸置疑：“他喜欢同这个人常常共餐交谈和讨论他的计谋，当他倦于大事回到家来的时候，因为在市场和威严的国政会议，他已做过了大半天的议事决策；他也曾诉说大事小事以至笑谈，同时尽量把人所说的善言恶语，都对他倾吐，放心大胆地信任；他们共同分享家内家外的快乐，轻浮或恶意的毁谤不会致使他怠慢对方，此人见多识广、忠心不二，对人和善、才思敏捷、且知足常乐，在适当的时刻说适当的话，朋智恬淡，在交际中风度潇洒，通晓奇闻逸事，因为年龄的关系，他精通古今习俗，对天道人理等繁杂事物了然于胸，闻人之语，可大发议论，也可缄默不言。”
欧里庇得斯把占算家解释为这样一个人：“凑巧时他的话假多真少，即使不凑巧，也可以过得去。”拉丁翻译家将其翻译如下，以反击占算家：“他观测天上星宿的兆示，注视柱维的山羊或龙虾或野兽惊光乍现；他不见眼前的土地，却仰观天象。”
在《德勒福斯》，他说：“平民公然抱怨，是有罪的。”
下面的诗内容和形式上无一不佳，见之于改编自《欧里庇得斯的凤凰》：“但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自然应当过道德的生活，一个自省不疚的人应当大胆向仇敌宣战；人的心纯洁而安稳之处就有自由，否则罪恶的行为潜伏在黑暗的深夜。”下面描写如画的诗句见之于西庇阿（scipio），该剧似乎被收入杂诗集中：“茫茫苍穹，天地万籁俱寂，海神严辞命令咆哮的海涛止息，日神收住他那骏马的飞蹄河水停在高潮，枝间不见风吹。”从后面这一段我们可以略知这位诗人独立创作的方式，不过这只是扩展了《赫克托的解放》（hectorislustra原作可能是索福克利斯所著）悲剧中的字句，即旁观者看hephaestus和scamander决斗时说的话：“看啊！斯伽曼德停住了，枝间不见风吹。”其情节完全来自于《伊利亚特》。
例如在《凤凰》中有下面这一句：“人若欲壑难填且不择手段以图满足欲望，便是个愚人。”这种连用双声，还不是最可笑的例子，他也有藏头诗。
除了加图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两位“曾担任执政官的诗人”——一位是昆图斯·拉贝奥（quintuslabeo，罗马纪元571年即公元前183年执政），另一位是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popillius，罗马纪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执政）。他们是否曾经发表诗歌，仍然无法确定。甚至对于加图是否发表了诗歌，依然令人怀疑。
从下面一段我们可以稍微领略这种诗的情调。关于狄多（dido），他说：“她温柔巧妙地问道：埃涅阿斯如何离开特洛伊城？”又说到阿穆利乌斯（amulius）：“阿穆利乌斯王举手向天，赞颂众神。”又有演说辞的一部分，其隐含的意义值得一提：“可是弃这些勇士于危难中而不施以援手，那将是民族世世代代的耻辱。”关于罗马纪元498年即公元前256年登陆马耳他岛：“罗马人驶入马耳他，把这岛彻底焚掠残毁，把敌人歼灭。”最后关于结束西西里战争的和约：“又同意以馈赠物品向卢达提乌斯赎罪，他也提出条件：他们需把许多俘虏，连西西里的俘虏在内一起放还，并派人来充当人质。”
这种最古老的散文罗马史书以希腊文写成，狄奥尼修斯和西塞罗对此已有定论，毋庸置疑。昆提林和以后的文法家引用的也叫拉丁编年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因为他们又以一样的书名引用一种详细论述宗座法的拉丁作品，难度就更大了。不过曾经考究过罗马文学有关这方面发展的人，都肯定不会把后者归为汉尼拔战争时期作家的作品，那时是否有人写拉丁编年史，依然存疑。但是古代编年史学家是否被人们与较晚编年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赛尔维里亚努斯（quintusfabiusmaximusservilianus，罗马纪元612年即公元前142年执政官），或者法比乌斯、阿西里乌斯（acilius）和阿尔比努斯的希腊文年史都有较为古老的拉丁文本，或者两位编年史学家的名字都是法比乌斯·庇克托，这将是一个永远莫衷一是的问题。那些用希腊文撰写的史书归于法比乌斯同时期的路奇乌斯·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名下，似乎是奥古斯都时代编纂的伪书。
加图的所有文学活动都发生于老年时期，甚至《起源》最初几卷并非创作于罗马纪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之前，而可能是在这一年之后不久写的。
阿尔比努热烈赞赏一切希腊事物，他曾经努力创作一部系统的历史作品，波比里阿之所以请人注意这一点，显然是想与法比乌斯做个对比。
例如采用希罗多德书中佐披洛司（zopyrus）和僭主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的轶事，编成围攻加比的故事，襁褓之中的罗慕路斯被弃于荒野，似乎是仿照希罗多德所述居鲁士（cyrus）少年的故事所作。
普劳图斯提到为人父母，应该教育孩子读书，学习法权和法律。普卢塔克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他在歌颂埃庇查穆的诗中，说朱庇特以“助人”得名，塞莱斯以“产生结果”得名。
poeta一词源于希腊俗语poetes，而非poietes，如陶工用epoesen一词表示，由此可见其特征。我们可以顺便说，poeta一词在学术上仅指史诗或朗诵诗的作者，而不指舞台剧本编纂者，当时这类人被称为scriba。
甚至特洛伊和赫拉克里斯传说中的次要角色也出现了，例如talthybius，autolycus和parthaon。再者，底比斯和亚果船员的传说，bellerophon，pentheus，procne和philomela的故事，萨福（sappho）和法昂（phaon）等，它们的梗概必定早已为人所知。
加图对他的儿子马尔库斯说：“关于这些希腊人，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将我在雅典得到的经验告知你，我将会证朋，看他们的书是有益的。可是不要熟读他们的书，他们的种族本质腐朽、不受约束——请你相信我，这话同神签一样真实。如果这一民族将他们的文化带到这里，它将破坏一切，尤其是将他们的医生派到这里来。他们企图用医术戕害一切蛮族，尽管这样，他们还收费，目的是让人信任他们，他们更易于将我们毁灭。他们将我们也叫做蛮族，竟然用一个更加粗鄙的名称欧庇干人（opicans）骂我们。所以我禁止你与行医的人有任何来往。”欧庇干人在拉丁文里含有恶意，在希腊文里却无恶意，并且希腊人用这个名词称呼意大利人，完全没有恶意，加图义愤填膺，对此并不知情。
普劳提乌斯是这一时期或下一时期初叶的人，因为写在他肖像上的题跋是六节诗，他不可能比恩尼乌斯更老。阿迭亚因同盟战争而失去独立，所以阿迭亚被赠给公民资格一事必定是在同盟战争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