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精神所体现的强度只有商人才能体会，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协会数量异常增多。上文多次提到罗马政府通过中介进行交易，而这一制度极大促进了这些协会的发展。从交易规模来看，罗马寻求更大的保障，联盟自然也一定不可或缺，所以资本家们不应以个人身份，而应互相合作完成这些租约和合同。一切大额交易都依照这些国家合同拟定。协会制度的特色十分鲜明，我们也能在罗马发现协会存在的痕迹，例如互相竞争的几家企业会为了形成统一的垄断价格而进行联合。特别是海外贸易和其他类似伴随巨大风险的行业当中，合伙制度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以至于几乎取代了古时不为人知的保险行业。

航海贷款最为常见，在近代被称为“船舶抵押贷款”，通过这样一种贷款，船舶和所载货物的主人以及所有为航程投资的资本家们各按比例分担海外贸易的风险和利润。尽管如此，罗马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一人应采取合作经营开辟多项业务，各占小股，而不是独立经营。加图建议，资本家们不应用个人钱财只装备一艘船，而应同其他49位资本家一同装备50艘船，并收取每艘船盈利的十五分之一。因此，经营变得更为复杂，罗马商人工作守时并利用奴隶和释放奴进行经营，从而克服了这一难题。而就纯粹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种经营制度远比账房制度更为可取。于是，这些商业公司凭借着大量分支，大大影响了每个富有名望的罗马人的经济情况。据波利比乌斯所言，罗马富人几乎都会以公开或匿名的身份借贷国库税收，更何况几乎每人必然会将大部分资本投资于商业协会。

所有的这些为罗马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而相较于罗马的繁荣程度，其繁荣时期之长更为引人注意。许多大型部落历经多个世纪仍屹立不倒，而这一特殊现象早已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同时也为我们解答了为何部落成员会用那稍显狭隘却又固定不变的原则管理个人商业财产。

富有贵族

正因为罗马经济偏重资本，所以人们无法避免单一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弊端。罗马经济既偏重资本，所以不免有那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离的弊病。

早期随着贵族统治阶级的兴起，后又因为社会贫富阶级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公民平等接连受到了两次毁灭性打击。而上文我们提到的一条规则能最大程度扩大一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即人们以收取工作报酬为耻，虽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却将资本家的最自大傲慢的一面体现得淋漓尽致。自此，在一般按日计酬的散工和手工艺人与受人尊敬的地主和制造商之间、士兵和低级军官与军事保民官之间、书记员和信使与行政长官之间建起了一道隔墙。而在上层阶级当中，弗拉米尼乌斯提出了克劳狄安法（罗马纪元536年即公元前218年以前），禁止元老与其儿子（除运输土地所产粮食用途以外）购买航海船只，大概也不允许他们签订公共合同。总而言之，该法案禁止他们从事任何罗马人所说的“投机买卖”。的确，这一法案的制定并非出于元老的建议，相反，它是由民主反对派促成的。面对统治阶级成员亲身参与政府间交易的局面，民主反对派最初只是希望通过该法案阻止这样罪恶的行为。此外，这类情况下的资本家从此经常与民主派共同参与，在将元老排除在外的同时，抓住机会减少竞争。当然，前一个目标完成得并不理想，因为合股制为元老提供了充足条件，供他们继续暗中进行投机买卖。但这个人民法案划定了一条法律界限，区别了经商贵族和从不经商或至少不公开经商的贵族，并在最初政治贵族的基础上，新增了纯粹富有的贵族群体，即后世人们所称的骑士阶级。在随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骑士阶级和元老阶级的竞争无处不在。

偏重资本的另一深远结果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贫瘠和生产效率最低的行业却最受重视，两者并不成比例。工业本应占据最重要地位，实际上却最不受关注。商业繁荣，但普遍是被动参与或进口，而非出口。甚至在北部边境，罗马人可以用货物换取奴隶，在凯尔特甚至在日耳曼地区，他们购买大量奴隶运往阿里米努姆和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区。并且至少早在罗马纪元523年即公元前231年时，罗马政府就禁止向凯尔特境内出口银币。所以，在于希腊、叙利亚、埃及、普兰尼和迦太基的交往中，贸易差额必然对意大利不利。罗马开始成为地中海各城邦的中心，意大利成为罗马的边缘地带。而罗马人没有别的愿望，至于罗马与其他中心城邦一样，只能被动进行贸易，罗马人对此非常漠不关心。实际上，他们有足够的钱购买任何必需或不需的物品。另一方面，所有行业当中，货币交易和征税业效率最低，却是罗马经济的真正支柱和重中之重。最后，经济中所包含的保证富裕中产阶级以及足够下层阶级生存的产量要素，或许至多也只能使令人烦恼的自由人阶级日益庞大。

资本家和公众舆论

但最重要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道德败坏，它能吞噬整个社会乃至共和国的灵魂，以一种完全自私的态度代替人们内心的仁慈和爱国心理。民族进步人士敏锐察觉到隐藏在投机买卖当中腐败的萌芽，对于职业放债人这一行当，引发了大众出于本能的愤怒和满怀好意的政治家的不满。职业放债人过去一直受到刑法的抵制，即便现在就法律条文而言，仍应受到惩罚。在这一时期的一部喜剧当中，放债人得知其所属的阶级和妓女无异。如下文台词所言：

在我看来，妓女和你们放债人完全一样；

他们暗地里卖身，而你们公开卖身。

他们通过妓院，你们通过利息，一同剥削民众。

为了限制你们，人们已颁布不少法律；

而你们一再触犯法律，却总有办法脱身。

对你们来说，这些法律只是凉掉的热水。

相比喜剧，改革领袖加图在表达自身观点时更为强烈。在农业专著的序言上他写道：“贷款给他人并收取利息具有许多优点，但有损声誉。我们的祖先在法律中规定，盗贼须赔偿两倍所盗金额，而放债收取利息的人须支付四倍偿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公民认为放高利贷的人比盗贼更为恶劣。”而他在别处又认为，放债人和杀人犯之间并无太大区别。我们必须承认他做到了言行一致，在他统治撒丁岛时期，他严格依法治理，令罗马银行家们束手无策。绝大多数握有政权的元老阶级对投机行业不满，他们不仅在地方总体表现得比富人更为诚实正义，而且经常对自身加以约束。然而，罗马执政官经常更换，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这也必然会打击他们抵制这些行业的积极性。

农业资本体系

罗马人不难意识到，相较于用政治手段控制投机行业，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更有意义，如加图的大多数人也正是秉着这一观点，通过制定准则并做出示范来发展农业。在序言中他还写道：“我们的祖先在朗读杰出人物的悼词时，总称赞他们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农民或一位值得尊敬的地主，在他人看来，受到这类称赞相当于获得至高荣誉。我认为商人充满活力，为达利润勤奋努力，但他们的职业太容易遭受风险和灾难。另一方面，最勇敢的人和最有才能的战士往往来自农民，他们的职业最光荣、安全并不受非议，并且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最不易受邪念的影响。”他习惯谈及自身情况，说自己的财产全部来源于农耕和节俭。尽管这一说辞在思想上并不十分合理，也不紧贴实际，但同一时代的人和子孙后代将加图视为罗马地主的典型，也并非不妥。

遗憾的是，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引人注目又令人痛惜的事实，他们以最大的诚意称赞农业，视其为处理办法，而农业本身充斥着资本主义极其有害的思想。这一点在畜牧业中显而易见，因此，畜牧业最受大众喜爱，而为渴望道德改革的人所厌恶。但至于农业又是何种情形呢？自罗马纪元的第三至第五世纪，罗马城对劳工宣战，以贷款利息的方式剥夺耕作农民的土地收入，从而将其送到不耕而食的公债持有者手中。随着罗马经济规模的扩大，拉丁姆地区的资本流入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开放的商贸区域，这场战争才得以平息。

如今，即便是扩大后的商贸区域也无法容纳增加的大批资本，人们还制定了一项十分愚蠢的法律，力求通过人工手段强迫元老将资本投资于意大利的土地，同时通过干涉粮价有意降低意大利的耕地价值。于是，当地发动了第二次针对自由劳工和小农制度的资本战争，大体看来与古时无异。即便第一次资本战争暴露了问题，但相较于第二次它尚属温和人道。资本家们借款给农民不再收取利息，但因为小地主抛开了获取高额利润这一目的，因而这一做法如今已不适用，并且不够简单彻底。但资本家买下了农场，至多也只是将它们改造成庄园，有管家管理，购买奴隶耕作。

同样，这即使被称为农业，而本质上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应用于生产土地收益。加图描述农人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十分中肯。但这样的评价究竟有多符合加图所描写推荐的制度呢？若一位罗马元老拥有四处加图所描述的那般土地，这种情况并非不常见，而在小型田产遍布的古代，同样的面积能供100至150个农民的家庭生活，如今却由一家自由平民和大约50个奴隶（其中多数还未结婚）使用。如果人们把这当作使正在衰退的国民经济恢复活力的良药，非常不幸，其本身与病症极其相似，并不能解决问题。

意大利的发展

这一制度通常造成的结果在人口比例的变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意大利各个地区情况不一，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繁荣。罗马殖民时期，人们在亚平宁山脉和波河地区之间新建了大量农场，这些农场也并未很快消失。在罗马殖民结束后不久，波利比乌斯曾到这视察，称赞该地区人口众多，英俊强壮。至于谷物，只要立法公平，波河盆地毫无疑问能够取代西西里岛成为罗马谷仓。同样，随着罗马纪元522年即公元前232年弗拉明法案的颁布，皮塞努姆和所谓的高卢地区通过土地分配诞生了大批农民，但十分不幸，农民数量在汉尼拔战争中锐减。在埃特鲁斯坎及翁布里亚地区，受异族统治的城邦内部情况利于自由农阶级的繁荣，而拉丁姆并未完全丧失作为首选市场的优势，只是经过汉尼拔战争优势逐渐瓦解。因此，在整个拉丁姆地区和马西亚和萨贝利偏僻的山谷地带，总体情况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汉尼拔战争彻底破坏了意大利南部地区，并摧毁了许多小镇和两个最大城市，即卡普阿和塔伦图姆，它们过去都能为作战部队输送30000兵力。在经历了第五世纪的恶战之后，萨莫奈得以恢复。参考罗马纪元529年即公元前225年的人口普查，萨莫奈当地外出征战人数为所有拉丁城镇的一半，并且在当时大概属于整个半岛除罗马以外最繁荣的区域。可是汉尼拔战争发动之后，这块土地再次陷入荒凉，尽管该地区西庇阿的军队战士能分得大量土地，但可能仍无法弥补损失。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一直以来人口稠密，在这场战争中也遭到了敌友双方更糟糕的对待。毫无疑问，阿普利亚后来也实行土地分配，但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坎帕尼亚风景如画的平原地带，人口依旧更为密集，但卡普阿和其他城邦的土地在战争中遭到分裂，继而成为国有资产，而占有这类土地的一律为小规模临时承租人，而不是地主。最终，在广阔的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土地上，战争爆发前已是人烟稀少，又在此目睹了整场战争的凶残和随之而来的刑罚处决。就罗马而言，其并未大力复兴当地农业，大概除瓦伦提亚（valentia，即vibo，今写作monteleone）外，任何一个新建的殖民地都未获得真正的繁荣。

人口缩减

尽管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还较为繁荣，但总体仍呈现衰退之势，并且已有确切证据证实了意大利的概况。加图和波利比乌斯都曾说道，相比于罗马纪元第5世纪末，第6世纪末期意大利的人口数量更少，无法再像第一次布匿战争那般提供大量兵力。征税愈发困难，降低参军标准愈发必要，盟军因需派出大量分遣队而怨声载道，这些都证实了加图和波利比乌斯所言非虚。此外，关于罗马公民的数量，其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就在雷古勒斯远征非洲后不久，即罗马纪元502年（公元前252年），罗马能够携带兵器的公民数量上升到298000人；三十年后，恰逢汉尼拔战争即将打响（罗马纪元534年即公元前220年），这一人数下降到270000，或者说缩减了十分之一；又二十年过去了，时值汉尼拔战争即将结束（罗马纪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这一人数继续下降到214000，即大约缩减了四分之一；又大概经过了三十年，期间公民数量并未大幅减少，但自意大利北部平原新建了大型殖民地以后，不出所料，公民数量显著增加，但几乎依旧无法达到这一时期初的公民数量。

若对于意大利的总体人口我们也有类似的数据，那么这些数字必然会呈现一个更大幅度的缩减趋势。但仅凭这些证明民族活力衰退当然不够，但论述农业的作者表明，普通人的饭桌上肉类和牛奶愈发少见。与此同时，奴隶数量增加，自由民的数量减少。在加图统治时期，阿普利亚、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亚三地的畜牧业的发展胜过农业，因而粗野的奴隶牧民在这里成了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阿普利亚并不太平，于是在此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罗马纪元569年即公元前185年，在酒神节当天，奴隶混入庆典活动策划了一场大规模反叛，不料被发现，最终约7000人被定罪。在埃特鲁斯坎，罗马军队也不得不出征讨伐奴隶（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甚至在拉丁姆地区也存在这类案例，例如斯蒂亚（stia）和普莱内斯特城两个城镇也面临逃亡农奴突然闹事的威胁。显然，整个民族的规模缩小，自由公民逐渐分化为主人和奴隶。虽然最初与迦太基之间的两场长期战役给公民和盟军造成了大量伤亡，但论及人民身体衰弱以及人口减少两大问题，罗马的资本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不少于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没人能够确言政府是否能够伸以援手，但这是一个充满警醒、令人耻辱的事实，罗马贵族阶级大部分心怀善意并精力充沛，却从不曾有一丝察觉到战争的真正严重性，抑或是预见危险程度。曾有一位身属罗马高等贵族的女士，她的兄弟身为公民舰队司令中的一员，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破坏了国家舰队。某天她在古罗马议院广场遇到了一群人，于是她便面对他们大声说道：“现在正是时候，再次让我兄弟率领整支舰队，再次流尽血汗（罗马纪元508年即公元前246年）缓解市场压力！”毫无疑问，有这样想法和如此言论的人仅占少数，然而整个贵族和富人阶层都对普通平民和农民心存鄙视，因此此番骇人的说辞只不过是强有力地表现了这种充满罪恶的冷漠态度。

确切来说，他们并不希望人类遭受毁灭，只是抱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在意大利这片繁茂的土地上，无数自由民享受着适度而应得的繁荣，而随着当地的迅速发展陷入一片荒凉。

若想真正了解古代意大利的情形，我们须考虑近代耕作对这片土地所造成的巨大变化。谷类中，古时人们并不种植稞麦，如帝国时期人们熟知燕麦是一种野草，见日耳曼人用它煮粥，他们十分惊奇。直到15世纪末期意大利人才开始种稻米，17世纪初种玉米。马铃薯和番茄都是由美洲传来的，罗马人熟知的朝鲜蓟似乎只是蓟类的一种，而它通过培植而养成的新属性似乎近期才被人发现。此外，还有扁桃即所谓“希腊果”、桃即所谓“波斯果”和所谓“软果”（nuxmollusca），尽管意大利起初并没有这类植物，但人们至少在公元前150年时便能在意大利找到了。枣椰树由希腊传入意大利，就像它过去由东方传入希腊一般，作为东西方原始商业和宗教的交流的佐证，人们早在公元前300年便在意大利栽种。人们种他并非想获取它的果实，只是因为它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因此公众节庆日里人们都会用枣椰树叶进行装扮。樱桃又名“黑海上开剌苏（cerasus）的果子”，它传入意大利的时间较晚，直到西塞罗时代人们才开始种植樱桃，但野樱桃却是该地土生土长的植物；杏树又名“亚美尼亚梅树”，它的传入时间或许更晚。到帝国末期人们才开始种植香橼树，橘树则由摩尔人于公元十二三世纪传入意大利，龙舌兰（agaveamericana）则在十六世纪始由美洲传入。最初在欧洲种植棉花的是阿拉伯人。近代意大利才有野牛和蚕，但古时候都没有。显然，我们所认为大多数真正属于意大利的植物原本并不存在。若将近代德意志与恺撒游历的德意志相比，前者可称为“南方之地”，也正是从这时起，意大利同样获得了更多“南边”的独特风景。

据加图所说，若实行分收的租佃制，田地的总产量应先除去耕牛所需的饲料，之后再由地主与佃户按约定比例来进行分配。因其与法国的“牲畜租约制”（bailacheptel）和意大利的“对半租赁制”相似，又毫无其他分配法的痕迹，我们可以推测，双方通常各分得一半。以“打谷人”（politor）为例，结果便会有出入；打谷人可以分得所打谷物五分之一，若在打谷以前分配，他们也可分得每捆的六分之一至九分之一。他们不是分物产的佃户，而是在收割时期被人雇佣的劳工，只是按照雇佣合同领取每日工钱。

这种租赁制度在法律上没有适当的形式，因为它只可用于房层出租而不适用于土地出租，即承租人只能用金钱缴纳租金，所以朋确表示热门最初在租房时使用这一制度，之后才用于土地出租。因此，罗马人认为，租佃制是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不属于法律理论范围。罗马资本家在海外获得大规模的地产时，租佃制才体现出真正的重要性，直到临时租约延续几个世纪之久后，他们才意识到租借的价值。

每棵葡萄树之间的空地不能种植谷类，人们最多只能种植些易于在阴处生长的刍秣植物，此事可见加图的书。所以科路梅拉（columella）谈到葡萄园，说除卖出的幼苗外，不会计算其他附带价值。另一方面，人们效仿麦田在果园里种小麦。只有把葡萄蔓架在活树之上，人们才能在中间空地种植小麦。

马哥及他的书的译者劝人应自行让奴隶繁育，并购买22岁以下的奴隶；加图一定也有类似的想法，虽然他并未说出口，但从他那模范农场的人员来看，可见一斑，他甚至还公开劝人们出卖年老有病的奴隶。在科路梅拉所描写的奴隶繁育办法中，即女奴若有三个儿子便可免去劳动，若有四个儿子则可获得自由。毫无疑问，他描述的只是他个人的臆想，而不属于管理田产的常用办法，这与加图购买奴隶训练之后再转卖的手段相似。这段里所说的特别税，可能是就真正的奴隶主体（familiaurbana）而言。

严格说来，给奴隶甚至家中儿子戴上锁链是很古老的制度。加图曾写道，戴锁链耕田的劳工，这是个例外，因为这些奴隶不能自行磨面，他们只能以面包代替谷物为食。即便在帝国时期，主人有时仍给奴隶戴上锁链，那只是暂时惩罚他们，管家给奴隶戴上锁链，也只是为了暂时惩罚他们。尽管如此，之后用戴上锁链的奴隶耕田却成为一项特别的制度，劳工监狱（ergastulum）成为农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整个监狱只有一间地下室，窗洞很多却很窄，关在里面暗无天日。和其他奴隶相比，乡间农奴境况更加艰苦，所以被关在监狱的大部分人是犯过罪或似乎犯过罪的奴隶。此外，我们也不否认，的确有残暴主人无正当理由给奴隶戴上全套锁链或半套锁链。至于烙印，也是如此。严格来说，其用意在惩罚，不过所有家畜都烙有印记。

至于酿造葡萄酒，加图并未特意提及，不过瓦罗却这样做了，并且事实就是如此。若按收获工作量大小安排田产上的奴隶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劳动力；而将结满葡萄的葡萄树卖掉更是浪费，不过常常有人这样做。

据科路梅拉估算，平均每年雨日和假日共计45天。特图里安（tertullian）说：基督教由复活节至圣灵降临节期间假期共计50天，异教节日不计次数，这也符合科路梅拉的估算。此外依照科路梅拉的估算，秋季播种之后的仲冬假期共计30日。毫无疑问，这其中包含了未设固定日期的播种节（feriaesementivae）。但这一个月的假期不可与收获和酿酒期间的开庭日假期混为一谈。

古罗马容积单位，约为0.255蒲式耳或8.91公升。——译者注

古罗马铜币。——译者注

谷物和水果的容量单位，相当于8加仑。——译者注

银币，用白银铸造。——译者注

6康吉斯等于4.5加仑。——译者注

第七、八世纪，首都粮食均价大约为一莫迪值一个第纳尔，即一蒲式耳小麦值2先令8便士，按1816—1841年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nrania）两省的平均价格，一蒲式耳小麦值3先令5便士。可见罗马物价与近代物价差异不大，而这究竟是因为谷价升高，还是银价跌落，我们无法确定。罗马这一时期或之后粮价波动是否大于近代，我们也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要买1.5蒲式耳小麦，需花费4到5个便士。而同样数量的小麦，在粮食紧缺饥荒不断的战争时期——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需花费9先令7便士，内战时更是涨到19先令2便士，到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饥荒年，同样数量粮食竟要花费21先令3便士。相差如此之大，却并不具备很大的借鉴意义，如今在相似的情况下，这样的事仍会发生。

因此，加图将那两处他所描写的田庄分别命名为“橄榄园”（olivetum）和“葡萄园”（vinea），尽管这两处不仅出产橄榄油和葡萄酒，还出产粮食和其他农作物。而他命葡萄园主准备了容量为800库赖（culei）的大桶，如果这800库赖为一年酿酒的最高产量，则100尤吉拉土地必须全部种上葡萄，因为每尤吉拉土地产8库赖葡萄酒已是空前的产量。可是瓦罗显然有理由认为，这里所说的一定是个还未卖出旧酒而须酿新酒的葡萄园。

根据科路梅拉的书，我们可推测得出罗马地主平均所获利润为总利润的百分之六。至于费用和产物的精确估算，我们只得到葡萄园相关数据。据科路梅拉计算，葡萄园每尤吉拉土地的成本如下：地价1000塞斯特耕作奴隶价（与尤吉拉成比例）1143塞斯特葡萄秧和木桩2000塞斯特前二年利息的损失497塞斯特共计4640塞斯特折合47英镑据他计算，面积为60安非罗（amphorae）的土地至少值900塞斯特，这样地主可以获利百分之十七。可是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还需考虑农作物歉收、物产收获费以及葡萄秧、木桩以及奴隶的成本。又依据科路梅拉的估算，草地、牧场和林场的总产量至多每尤吉拉土地100塞斯特，小麦的总产量只会有少无多；事实上，平均每尤吉拉产25莫迪小麦，按首都每莫迪一第纳尔的平均价格，总价值不超过100塞斯特，若在原产地，总产值会更低。据瓦罗的计算，较大田产每尤吉拉赢利150塞斯特便是通常最大利率。当然，这里的经费较葡萄园还是少了许多。再者，以上这些估计一概是加图死后100年或之后的数据。加图只大概说过畜牧业的赢利大于农业，这话当然不是鼓励人们将耕地变为牧场。而他所说的比较是相对的，若在山间牧场或其他相宜的牧场投资蓄养牛羊群，则与投资于耕植相宜的麦田相比，前者获利较多。这种估算也应考虑一种情形：地主若缺乏经营经验和相关知识，对经营畜牧业影响不大，却对高度发展的葡萄和橄榄种植业危害甚大。据加图说，在一个耕地田庄，土地赢利从大到小依次为：（1）葡萄园；（2）菜园；（3）杞柳丛，因栽植葡萄而有大利；（4）橄榄园；（5）产刍草的草地；（6）麦田；（7）树林；（8）伐木林；（9）饲牲畜的橡林；这九项全都包含在加图的模范田庄经营计划之内。此外，还有一事可证朋葡萄种植所得的净利润较小麦种植更多。罗马纪元637年即公元前117年，热那亚城与属下各村落起了争执，经仲裁宣判，热那亚城收取葡萄酒产量的六分之一及粮食产量二十分之一作为免役税。

蒸洗匠在罗马喜剧里占据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罗马织布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图也说道，布料蒸洗池也是一项盈利的产业。

北欧神话中的战神，象征勇气与英雄的神。——译者注

希腊货币单位，于2002年为欧元所取代。——译者注

那时罗马国库有黄金17410罗马镑，生银22070镑，银币18230镑。金对银的法定兑换比率为一磅黄金等于4000塞斯特银，即1:11.91。

马其顿帝国建立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译者注

购买、出租和合股皆一次作为起诉根据。一般来说，非正式而可以起诉的学说皆以此为根据。

这一点主要出自格利乌斯（gellius）书中所引的加图残本。关于“文字的约束力”（obligatiolitteris），即完全以债主记在账上的债务为根据而要求的权利，甚至当一方的证据与其本人相关，法律也承认该方可信度，这里法律的认可是诉求的前提。所以到了后世，罗马省中完全见不到这种商业信誉，文字的约束力虽未真被取消，却自然走向衰亡。

加图在契约范本中，就出租橄榄收获写下这样一段：“【出租时愿订约之人】，无一得因欲把采榨橄榄出租更高价而退约，除非【共同出价人】即刻声称【另一出价人】为其同伙。若违背此项规定，【立约公司】的一切同伙应地主或其所派监理人的要求，须宣誓说【他们未尝同谋来防止竞争】。他们若不宣誓，约定的价款便不支付。”这里我们默认，接收契约的不是个人资本家而是一个公司。

李维乌斯仅说到关于航海船只的法律，可是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和狄奥（dio）称法律同样禁止元老承办国家企业（redemptiones），并且据李维乌斯所说，“罗马元老不宜参与一切投机事业”，克劳迪乌斯法案可能不止于如他所说。

意大利北部一古城，古代曾是著名的“罗马大道”的终点。——译者注

与其他罗马人无异，加图也将财富的一部分投资畜牧业、商业和其他事业，可是他很少直接触犯法律。他既不经营承包国税的投机事业（身为元老不得为此），也不放债取息。至于后者，人们若要判他言行不符的罪名，也欠妥当；他的确从事航业贷款，但这不在法律禁止的放债取息之列，这实际是租船运输业的一个主要部分。

古罗马历史学家，本是希腊人，晚年才成为罗马公民。——译者注

坐落在法来若那山脚下斯提哥亚河汇入阿诺河的交汇处，是一个繁忙而吸引人的村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