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的扩建——塞维亚城墙

拉丁族在罗马的领导下走向统一，同时其领土范围向南方和东方延伸，而罗马本身因为历史时机的垂青以及公民的积极作为，由一个活跃的商业和农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地区的强势中心。罗马军事体制的改革，以及其中酝酿的政制改革，即我们熟知的塞维亚政制，与罗马公社的内部性质变化存在密切联系。但是随着大量丰富资源的流入，发展需求与日俱增，政治视野不断扩宽，罗马城的外在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所谓的塞维亚改革之际，奎里纳尔和帕拉廷的公社势必已经融为一体了；改革之后，罗马公社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整合和巩固，山丘上陆续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房屋，公民不再满足于在各山丘建城设防，他们占据了台伯河中的沙洲，并且据守台伯河对岸的高地，以掌握河道的控制权。

作为拉丁姆的首府，罗马需要一种更加完备的防御体系；于是人们便开始修筑塞维亚城墙。新建的塞维亚城墙连绵不绝，起始于阿文廷山下的河岸，将阿文廷山包括在内。在距今不久的1855年，在这座山的两处，一是西麓临河的地方，一是对面的东麓，发现了这些原始城堡的大量遗址。其城墙高度比之于阿拉特里和菲伦提诺，用凿成大方块的凝灰岩砌成，层次高低不等。这座重见天日的遗址昭示了一个雄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留存在这些石墙之内，永垂不朽，而这个时代的精神财富比这些断壁残垣影响更为深远。之后塞维亚城墙又将凯利乌山（西莲），和爱斯奎林、维米纳尔和奎里纳尔全境纳入其中，这里也有一段城墙，在不久前（公元1862年）才大规模出土；城墙外面由椒色岩砌成，前方护城河环绕；城墙内有一段向城内倾斜的土垒，甚至至今都蔚为壮观，这些城墙弥补了地势上的防御不足。城墙向卡皮托尔山延伸，卡皮托尔陡坡到练兵场这一段构成城墙的一部分，然后与台伯河相连接，位置在沙洲上方。台伯河沙洲及其柱桥和耶努山严格来说不在罗马城的范围内，但是耶努山的高地很可能曾是罗马城的外堡。

之前，帕拉廷是罗马的天然堡垒，但这个时候已经开放，成为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建筑区；另一方面，塔比亚山由于四面孤悬，而且地域狭小，易于防守，因此罗马人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新堡”，里面有堡垒喷泉、精心设计的“井舍”、府库、监狱以及最古老的公民集会场所，后来也在这个地方定期公布月亮的圆缺时日。在早期堡垒所在的山上不允许建永久性的私人住宅；塔比亚山的两座山峰之间是恶神圣殿所在地，即后来希腊化时期所谓的“避难所”，这里林木繁盛，也许本来是在洪水泛滥以及战争驱迫离开平原之际，用作农人及其牲畜的容身之所。

卡皮托尔不仅在名义上是罗马的“卫城”，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它是一座独立的城堡，即使罗马城陷落，这里仍然可以用作防守，城门也许通往后来所谓的“广场”。阿文廷山似乎也有类似的防御工事，虽然不如前者坚固，但是也允许人们永久居住。与此相关的是，为了处理市政事务，比如在引进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罗马居民被分为正式居民和居住在大城墙内，但并不属于本城的各区居民。因此，新城墙圈入的地区，除了原先的帕拉廷城和奎里纳尔城，还包括卡皮托尔和阿文廷这两座联盟堡垒，以及耶努山；帕拉廷作为罗马最古老的固有城市，被其他山头包围其中，城墙便沿着这些山头建立，就像簇拥在花团之间，而以上两座城堡夹居帕拉廷与城墙之间。

然而罗马人如此孜孜不倦地保卫其疆土，抵御外敌入侵，他们如果不能排除来自水域的隐患，一切努力会付诸东流。帕拉廷和卡皮托尔之间的山谷常年积水，居民们也许需要依靠渡船往来，所以卡皮托尔和维利亚、帕拉廷和卡皮托尔之间的山谷，都成了一片沼泽。那些用美观的方形石块砌成的下水道保存至今，后人对这一王政时期的鬼斧神工之作，不禁叹为观止，但是这项工程应该可以认为是后期完成的，因为建造材料采用了石灰华。这种材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新型建筑上才有应用，我们可以此为证；但是它的布局虽然有可能晚于塞维亚城墙和卡皮托尔堡垒的建造，但毫无疑问是王政时期兴建的。

沼泽借助水沟排水干燥成为干地，为罗马新建扩大城区提供了开阔的空地。罗马公社的集会地点，一直是在卡皮托尔堡垒的广场上，这个时候转移到了一片平地上，该处从堡垒向城内倾斜，于帕拉廷和卡里纳尔之间，向维利亚方向延伸。罗马举行庆典和公民集会时，元老院成员以及本城的宾客都坐在会场面向堡垒一侧的荣誉席，座位在堡垒的城墙上，像阳台一样高出会场；在集会的地址上还建起了后来称为贺斯提利会堂的元老院。法官席位的平台，是向公民发表演讲的舞台（即后来的讲台），都同样设置在会场。会场往维利亚方向延伸的部分成为新的集市。在这个集市的末端，帕拉廷山下，兴建起了公社的房屋，其中包括国王的宫殿以及罗马城的公灶，即维斯塔神庙的圆形建筑；距集市南面不远处，建造了一座附属于前者的圆顶建筑，这是公社的府库和家神庙，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成为圣科斯马和达弥诺教堂的前厅。

罗马新城的联合方式与聚居“七山”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帕拉廷时期罗马仅仅满足于将三十个区的灶台聚集到同一屋宇之下，而塞维亚时期的罗马为整个城市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灶台。肉铺和其他商贩的铺子沿着集市两侧排列。在帕拉廷和阿文廷山之间的谷地，有一个用木桩围成供举行赛马的圈，这成为后来的“赛马场”。牛买卖市场设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此处很快成为罗马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区之一。所有的山峰都建起了庙宇和圣殿，此外在阿文廷山上还建立了供奉月亮女神狄安娜的同盟圣殿，在堡垒高处还建了远近都可以看到的天父狄奥维斯庙。狄奥维斯将一切荣耀赐予其荫下的子民，现在罗马已经凌驾于其他周边民族之上，天父也与他们一起，凌驾于被征服者俯首称臣的神祇之上。

下达兴建罗马城这些宏伟建筑命令的人，以及早期指挥罗马军队作战取胜的领导者，他们的名字几乎完全在历史中烟消云散了。传说的确也将不同的功绩归结为不同君王的贡献，将元老院会堂的建造归功于图卢斯·贺斯提利乌，将耶努山和木桥归功于安吉·马基乌斯，将大排水道、赛马场以及朱庇特神庙归功于老塔昆，将狄安娜神庙和城墙归功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这些叙述也许是正确的，从时间和创始人看来，新城墙的修建和军事制度改革同步并举，实际上新军事体制与长久城墙防守的考虑有所关联，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总体上看来，通过传说我们就能对以下不证自明的事实得到满意了解：罗马的第二次重建与其称霸拉丁姆的发端以及改革公民军事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这一创举虽然源于同一个伟大构思，但是其落实并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代人的功劳。毫无疑问，罗马公社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无法指出其产生影响的方式以及影响程度。上文已经提及，塞维亚军事政制在实质上具有希腊风格；后文将叙述赛马场中的竞技都是按照希腊模式组织的。新建的王宫以及城市灶台完全仿照希腊的市政厅；维斯塔圆顶神庙坐西向东，甚至未经占卜官举行落成礼就投入使用，其建造也完全仿照希腊而非意大利建筑习惯。关于这一点，流传史料记述的，罗马—拉丁同盟从某种程度上说仿照了小亚细亚爱奥尼亚联盟，因此，阿文廷山上新联盟圣殿建造仿照了埃弗索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似乎并非无稽之谈。

诅咒伽比和费登尼的词语都很有特色（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3卷，9页）。但是对于这两座城市是否也像维爱、迦太基和弗雷格拉（fregellae）那样，这两座城市的所在地实际在历史上也在受诅咒之列，但已无从考证，似乎也没有多大可能。我们可以猜测，罗马对这两个城市怀恨在心，以古老的咒文诅咒它们，后世的考古学家便以此作为历史文献。

阿尔巴的覆灭实际上是罗马一手造成的，古往今来的著名学者都对此提出疑问，但似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毋庸置疑，关于阿尔巴灭亡的详情，流传的都是一些谬论妄谈，不足为信，也没有逻辑可言，但历来每一个与传说相互交织的历史真相都难以逾越这一界限。对于罗马与阿尔巴之间的争斗，拉丁姆其余各地持何种态度，我们不得而知，这一问题本身就有待商榷，因为目前并无证据可以证朋拉丁同盟条约绝对禁止拉丁两个公社之间单独交战。阿尔巴的部分家族被纳入罗马公民团，我们不能因此就论断这与罗马灭亡阿尔巴一事相矛盾。卡普亚既然存在罗马党，阿尔巴为何不能也拥有罗马党？但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罗马声称自己是阿尔巴的法定继承者，此事似乎应该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要求不能以几个氏族迁入罗马，只能以征服此城为依据，实际上正是如此。

由此发展出海上殖民地或公民殖民地（coloniaciviumromanorum）的国家法概念，这一殖民地事实上与国家分立，但在法律上不独立或者说没有独立意志，殖民地与都城融为一体，就如儿子的财产与父亲的财产融为一体，而且殖民地的居民是常备军人，所以不需要再组织军团和服兵役。

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朋确针对此事：nex［imancipiique］fortisanatiqueidemiusesto，意即在私法案件中，“好人”与“回归正道的人”应该具有平等权利。这里并未将拉丁同盟成员考虑在内，因为他们的法律地位由同盟条约规定，十二铜表只涉及罗马法。所谓“回归正道的人”就是latinipriscicivesromani，即被罗马人强迫加入平民阶级的拉丁公社成员。

泰勒斯，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出生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城，创建了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也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希腊七贤之一，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记载有名字留下来的思想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泰勒斯是古希腊及西方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泰勒斯的学生有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译者注

保维拉（bovillae）公社似乎是由阿尔巴领土的一部分构成，取代阿尔巴被列入拉丁各自治城市之中。关于其与阿尔巴的渊源，尤利族的祭祀仪式和albanilonganibovillenses这一名称可以佐证；其自治地位，可以根据《狄奥尼修》（5卷，61页）和西塞罗之说（《为普兰齐奥辩》，9卷，23页）为证。

这两个名称之后被用作地方专名。capitolium指临河寨山之巅，arx指临近奎里纳尔山的寨山之巅，起初却是通用名，恰好与希腊语akra和koruphei相当，每一座拉丁城市各有其capitolium。罗马寨山的地方专名为monstarpeius。

nequispatriciusinarceautcapitoliohabitaret（任何公民不得在子城或山寨居住）的规定，大概仅禁止将土地纳为私有财产。住宅的修建却不在禁止之列。可参见贝克《罗马城风土志》386页。

因为这里的主要街道即神圣路，由此通往山寨。在寨门拐弯处，即大街向塞维鲁牌楼（severusbogen）向左拐弯处，其遗存至今仍清晰可见。后世在克利乌（clivus）大兴土木，寨门也在这次修建中被拆除。卡皮托尔山最陡峭的地方也有一个所谓的寨门，名为耶努门或农神门，或名“不闭之门”，在战争时此门必须洞开。其显然仅具有宗教意义，并非真实存在。据itaret（任何公民不得在子城或山寨居住）的规定，大概仅禁止将土地纳为私有财产。住宅的修建却不在禁止之列。参见贝克《罗马城风土志》386页。

这种公会（guilden）有四个存有记载：1）卡皮托尔公会（capitolini，西塞罗《致昆图兄弟书》），各有其会长（magistri）和一年一度的竞技；2）墨邱利公会（mercuriales）（普雷勒《罗马神话》，柏林，1858年，卷1，597页），也自然会有会长，公会位于赛马场谷地，该地有墨丘利神庙；3）阿文廷乡民公会（paganiaventinenses），也存在自己的会长；4）耶努山乡民公会（paganipagiianiculensis），也有自己的会长。这种公会在罗马只有四个，但是这四个公会并非隶属于四个部族，却被圈在塞维亚城垣内的两座山丘（即卡皮托尔和阿文廷），以及同属一个防御工事的耶努山，这绝非偶然；此外，与其相关的montanipaganive（山乡居民）一词，用来指罗马的全体城市居民，参见西塞罗《从平民升至大祭司》，特别是关于城市水渠的法律。所谓“山民”（montani）原来是帕拉廷城三区居民的统称，现在搬用于此处，是以归纳的方式表示本城四区的全体居民。所谓的“乡民”（pagani）必然不包括各部族居住在阿文廷和耶努山的百姓，卡皮托尔和赛马场谷地的公会人民也包括在其中。

“七山城”一词，从其本义和宗教含义来看，从始至终都特指古帕拉廷罗马。七山节（septimontium），甚至在帝国时期，人们仍能热心举行庆祝，只是到了罗马势力衰微之时，七山节才开始被当作全城的节日庆典。塞维亚城垣纳入的高地中，究竟哪些算得上是七山，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古时的作家没有一个曾列举出我们所熟悉的七山：帕拉廷、阿文廷、凯利乌、埃斯奎林、维米纳尔、奎里努、卡皮托尔，它们是从关于罗马城逐渐兴起的传统故事中拼凑出来的（约尔丹《古代罗马风土志》，第2卷，柏林，1885年，206页以下），但是避而不提耶努山，否则就会得出八山。最早提出七山（montes）这一说法的，却是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罗马城志。城志列举帕拉廷、阿文廷、凯利乌、埃斯奎林、塔庇乌、梵蒂冈山取而代之，甚至在其中加入位于塞维亚城垣以外的梵蒂冈（塞维乌斯《埃涅亚斯纪》注疏，6卷，783页）；维吉尔所著《农事诗》（2卷，535页）的伯尔尼注释，还列出其他较为晚期的名单。

两座神庙的位置和《狄奥尼修》的说辞（2卷，25页）：“维斯塔神庙在罗马方城以外”，均足以证实这些建筑与帕拉廷的创建没有任何关联，而与第二次建城（塞维亚城）有关。后世认为王宫以及维斯塔神庙是努马所规制，不过这种假设的出处十分朋显，我们不必在意。

市政厅prytaneion，位于大会堂后面，公元前3世纪建造。它被用来举行宗教仪式、公务接待和宴会。——译者注

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希腊神话阿尔忒弥斯女神的神庙（《圣经》翻作亚底米，即罗马神话的月亮女神狄安娜），位列古代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长425尺，宽230尺，有126根高60尺大理石柱。据称建筑时间前后长达120年（相比之下，大希律王建耶路撒冷圣殿也只用了46年）。公元前356年7月21日，神庙被黑若斯达特斯焚毁。该神庙至今只剩下一根柱子。这座神殿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爱奥尼亚海滨，《圣经》里把这个地方称为以弗所（ephesus），而现在它被称为或者翻译为艾菲索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