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它就是某个版本的永生——天堂、乌托邦，那儿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终结——可那些从未踏足这些地方的人又如何是好呢？如果我们有可能使他们复活，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将发生什么变化呢？更不用说关于偶然的概念了。也许，复活他们的可能性，生者与死者相逢的可能性，就是那种被称为“偶然”的东西？有限成为无限的机遇，莫非就等同于有生命者成为无生命者？这是一种提升吗？

也许，无生命者只是在有限的眼里才是无生命的？如果有生命与无生命间并无什么区别，除了少数几个尚未破解的秘密，那么待到那些秘密被解开之时，我们又将身居何处？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能够从无限再变回有限吗？这两者之间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样的？或许是通过注射？一旦我们失去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区别，我们还会在意我们置身何处吗？这至少会成为科学的终结，更不用说宗教的终结了？

“你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读者会说。

承认人类探究的唯我论本质自然不应导致一道旨在限定这一探究范围的禁令。这样的禁令不会有效，因为任何一项立足于承认人类缺陷的法律都不会有效。此外，每一位立法者，尤其是尚未得到承认的立法者，反过来也会时时觉察到，他打算推出的法律自身也具有同样的唯我论本质。

不过，更为谨慎、更有效果的做法还是去承认：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所有结论，其中包括关于世界起源的结论，都只是我们肉体自我的反应，或更恰当地说只是我们肉体自我的表达。

因为，那构成发现的东西，或者更广泛地说，那构成自在真理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它的承认。遇到那些证据充足的观察或结论，我们就会喊道：“是的，这是真的！”换句话说，我们认出了那些置于我们眼前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归根结底，承认就是在让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相互等同，即让后者进入前者。不过，要想进入内在的圣所(比如思想)，这位客人至少必须具有某些与主人相似的结构特征。

这当然能够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微观研究所取得的可观成就，因为所有的细胞和粒子都美妙地呼应着我们的自尊。不过，撇开谦卑不谈，当高贵的客人最终作出回报，邀请他殷勤的主人造访他的地盘，后者这时常常会发现，他在这些理论上的陌生之地待得相当舒服，时而甚至能在那个名叫“运用科学”的村庄中小住一阵，且有所收获，离开时不是能得到一小罐盘尼西林，就是带走一油箱能克服万有引力的燃料。

换句话说，你若想认出什么，你就必须具有某种需要相认的东西，某种能够将它认出的东西。我们认为，能帮助我们完成相认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大脑。不过，大脑并非一个自主的实体，它只能在我们身体系统其余部分的协助下才能发挥功能。此外，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大脑的能力并不仅仅在于把握那些有关外部世界的概念，它同时也在生成这些概念；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一能力的相对依赖性，比如对我们的运动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的依赖。

这足以让我们怀疑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等价关系，而怀疑往往就是真理之母。无论如何，这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被发现对象和发现者自身的细胞构造间明显存在相似性。这自然不无根据，即便仅仅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血肉相连，至少，我们的进化理论承认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或理解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真理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是太不足为奇了，甚至会使人们觉得“发现”很可能是个误称，如同“认出”、“承认”、“认同”等词。

人们会觉得，我们通常所谓的发现只是我们内心事物的外在投射。世界、自然(或你们所使用的其他说法)的具体现实只不过是一幅银幕，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堵墙，那上面大大小小地写满了我们自己的结构祈使句和不规则句。对于我们围绕自身神秘组织的那些思想和概念来说，外部的世界就是一块黑板或一块传音板。

归根结底，人类的知识与其说取自外部世界，不如说深藏于内心。人类的探究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任何高级存在或其他智慧系统均无法打破这一循环。即便它们有这种能力，也不会受到欢迎，仅仅因为那一高级存在或智慧系统也许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可我们的数量已足够多了。

他们最好待在可能性的王国里，待在偶然的区域中。此外，就像他们中的一位所说的那样：“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无论可能性之声名多么狼藉，它也不会将任何人抛入我们中间，因为可能性不是自杀者。因为找不到一座更好的宅邸，它暂居在我们的思想里，但它肯定不会毁坏它的这唯一居所。如果无限真的使我们成了它的听众，可能性便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将无限展示为一种道德远景，尤其会渲染一幅我们最终将步入这一远景的画面。

怀着这一目的，可能性甚至会派遣一位弥赛亚，因为无人指引，听之任之的我们在面对那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伦理学时就已经殚精力竭了(尽管我们的存在十分有限)。很有可能，这位弥赛亚会采取任何一种伪装形式，未必一定是人的装束。举例来说，他可能以一种科学思想的形式出现，比如一个重大的微生物学发现，认为个体的获救取决于一个囊括整体的链式反应，这种反应要求，为使个人获得永恒，必须保障所有人的安全，反之亦然。

还有一些更奇特的事情。无论如何，任何让生命变得更为安全或是给予它绵延不绝之希望的东西都应被视为是来自于超自然的，因为自然既不友好，也很少给人以希望。另一方面，在科学和信仰之间，人们最好还是选择科学，因为信仰被证明太容易引发分歧。

我想说的只是，如果真的会有一位弥赛亚出现，他在核物理或微生物学、尤其是病毒学方面的知识大约要超过今天的我们。比起获得永生的我们，此世的我们自然更用得上这些知识，可是在当下，我们即便知识少一些也还过得去。

其实，这或许是一个检验可能性、尤其是偶然的好办法，因为，因果关系的线性系统会直接把我们送往灭绝。让我们看一看，偶然是否真的是一个独立概念。让我们看一看，较之于在一家郊外酒吧遇见一位电影明星或中了彩票大奖，偶然是否还有什么更多的内涵。当然，这取决于赢了多少钱：一笔大奖就很接近于个人的获救。

“但你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太深了。”读者会坚持说。

“不，不是维特根斯坦，”我答道，“是弗兰肯斯坦。”

脚注到此为止。

三

因此，如果说我们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如我们的细胞构造所表明的那样)，如果说有生命者是无生命者的一个方面，那么，与制造者相关的偶然性便也同物质相关。也许，《韦伯斯特词典》中“创造的能力”的说法，不多不少恰恰是物质表达自我的尝试。由于制造者(以及与他站在一起的整个人类)是物质中的一颗极微小的颗粒，后者表达自我的尝试便会十分罕见。其罕见呼应了找到合格代言人的困难性，而这种合格的资质，亦即感知非人类真理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谓的天赋。因此，这种罕见性也就是偶然之母。

我相信，物质或许只会在某种胁迫下才会借助人类的科学和人类的艺术表达自我。这话听起来像一种拟人想象，但我们的细胞构造给了我们这个权利。物质的疲劳，它的磨损，或它在时间中的过饱和浸淫——这些，包括其他许多或浅明或深奥的进程，便是进一步发出“偶然”强音的现象，并且被实验室的仪器或抒情诗人同样敏感的笔记录了下来。在这两种情况下，你们获得的都是涟漪效应。

就这一意义而言，制造的能力是一种消极能力，即一粒沙子对地平线作出的反应。因为，一件艺术杰作或一个科学发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像是感觉到一条新开启的地平线，不是吗？若缺乏这种感觉，那便不是独特，而是熟悉。换句话说，制造的能力有赖于地平线，而不取决于人们的决心、雄心或素养。因此，仅仅从我们这一端来分析这种能力便是错误的，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创造力”就是巨大的海滩在一粒沙子被大海卷走时说出的东西。如果此话在你们听来过于悲伤或过于华丽，那只能说明你们身在远处的沙丘。一位艺术家或一位科学家的运气概念或偶然概念所体现的其实就是他与海水的接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与物质的接近。

原则上，人们可以凭借其意志不断缩小这一距离，但实际上，此类事情几乎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无论多少研究，无论多少咖啡因、卡路里、酒精或烟草，都无法使这粒沙子离波浪足够近。这一切均取决于波浪本身，亦即物质自身的时机选择，正是它，也仅有它在冲蚀着它那所谓的海滩。所有那些关于神的干预、伟大突破等等的闲谈均来源于此。究竟是谁的伟大突破呢？

如果说诗歌在这一情境中相对比较成功，这是因为，语言就是无生命者向有生命者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时写下的第一行文字。换一种或许较少引起争议的话来说，语言就是物质的一种稀释形态。诗人将语言置入和谐，甚或置入不谐时，他往往会不自觉地使自己步入一个纯物质领域，你们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纯时间领域，步入的速度之快会胜过其他任何一项活动。一首诗，尤其是一首具有循环诗节结构的诗，几乎注定会产生一股离心力，其不断扩大的半径将使诗人最终的落点远离他最初的目的地。

正是目的地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许还有最终涌起的感激，使得一位诗人会将他“制造”的能力视为一种消极能力。眼前的一切过于巨大，这使得他无法对其正规或不正规的工作过程报以任何其他的态度；首先，这无疑也会使创造力的概念不复存在。面对那令人恐惧之物是无创造力可言的。

1995年1月在“创造力和领导力基金会”于瑞士采尔马特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原注。译者按：此文原题“thecat'smeow”是句俚语，有“凤毛麟角”、“了不起”等含义。俄文版题为“kошeчьe‘mяy’”。

这是耶稣对彼拉多说的话，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又名现代普罗米修斯》(1818)中的主人公，他可以通过电击尸体、重新组装人体部件等方式再造新人。小说又译《科学怪人》，被视为世界科幻小说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