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俄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那则更好。尤其是在一九三三年，德国已不可能考虑了。如果有个略带口音的人请求你为俄国服务，而你又只有二十一岁，你便会答应，因为这与周围的一切均不一样，这听起来很有颠覆性。如果说学校曾教给你什么东西，这便是要加入一个党派，至少要加入一家俱乐部，组织一个支部。共产党不过是另一个“使徒团”，类似学生联谊会，宣扬兄弟情谊。不管怎样，你都会照着其他伙伴的样子去做，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无产者”这个咒语能使他们眼前浮现出一大批粗汉男友。与此同时，你又再次听到那个略带口音的人在求你做事，不是什么大事，但有些恶心。你做了这件事，此刻，那个略带口音的人便抓住了你的把柄。如果他很精明，下一次他让你做事的时候就不会再提全世界无产者，而要提俄国。因为，比如说，你就不会为印度做事，尽管从技术的角度看印度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更遑论那儿的无产者了。五十年前，社会幻想还是具有种族中心色彩的，间谍们也一样。有更多的契诃夫可供你阅读，在通往西班牙的火车上也有更多康斯坦丝·加内特翻译的托尔斯泰，因为恰逢其时。也恰逢其地。这个光鲜的小东西本可以在这里取得兄弟情谊的样本：鲜血、寄生虫、希望、失望、失败和冷漠。可他却在民族饭店的大堂里晃悠，然后上楼去见某个败类，随后被告知——毫无疑问，这让他暗自长舒了一口气——自己得改换阵营，为的是完成更伟大的任务。就这样，这个光鲜的小东西看到了大局，亦即未来。当他再一次听到那个略带口音的声音，他知道这就是来自未来的声音。口音会发生变化，因为最先那个略带口音的喉咙已被割断，以便保证这个光鲜的小东西之后的安全。如果这喉咙的主人有过一位情人，那么她或许已在俄国远东刨了二十五年的冻土，背衬着后来出现在影片《日瓦戈医生》中的神奇雪景。不过，当这个来自未来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恰好爆发，俄国成为盟友，英国秘密情报局希望你为战事效力。大局映入眼帘，你要求做与俄国有关的工作。由于你是一位绅士，那些年长的绅士自然悉听尊便，虽说这一身份的评判标准主要就是看他们推开的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的门。甚至这样也难以确定。
四十
于是你认识了这个国家，你在三十年后来到这里，成熟的你此时已经五十一岁。你心中无疑揣满了各种情报，但是等等再说。唉，苏塞克斯的石灰岩峭壁啊！唉，那个该死的岛国！唉，不列颠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啊！他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们毁掉了一段如此辉煌的前程，使一个聪明人自其人生轨迹的顶点一落千丈！这位聪明人知道如何跟一个帝国算账，那就是利用另一个帝国。两个帝国永远不可能共处。这使得这幅大局图变得更大了。不是以一颗牙还一颗牙，而是用满嘴的牙还一颗牙！每一位间谍最大的满足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即他就是命运的化身，他掌控着所有的生命之线。或者说，他可以把这些线悉数斩断。他扮演着克洛索或是阿拉克尼的角色。这个依赖汽油的机械降神落户在马祖特胡同之后，甚至感觉不出这其中的讽刺意味，至少是在一开始。但无论是神还是魔鬼，控制产油区都是一场更大的游戏，胜过向俄国人出卖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情报。再说，在伦敦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供出卖了，而这场游戏可是一桩大买卖。整个世界秩序都取决于这桩买卖。无论何方获胜，这都将是他的胜利。他作为一位观察家和经济学家，《资本论》和《智慧的七根支柱》可不是白读的。若是俄国获胜岂不更好，因为民主制已无指望，什么决心都下不了。想一想俄国吧，他那个懒散邋遢的、套着系有粉色吊袜带的褐色毛袜的俄国将成为世界的主人，这不仅仅因为它的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想一想这个国家，它深情而又慵懒，头枕着阿拉伯半岛的所有石油收入，这个犹豫不决的、契诃夫式的、反理性主义的国家！它无疑是一位更好的世界主人(不，是女主人)，远胜过他本人所属的那笛卡儿式的西方，这西方很容易犯傻，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获胜的不是俄国，而是本地的某位酋长或独裁者，这对他来说也很好。事实上，如果沙特阿拉伯人掌握了一切，他爸爸是会为他感到骄傲的。
四一
事情的发展事实上的确如此。无论如何，这枚邮票更应该由沙特阿拉伯人来发行，而不是俄国人。好吧，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发行的。要不就由伊拉克人或伊朗人来发行。任何一位手握石油垄断权的人都应该发行这枚邮票。唉，穆斯林啊，穆斯林！他们如今会身在何处呢，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已故的菲尔比先生？请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即他们无力购买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更遑论导弹发射装置了。他们不会上头版，他们甚至不会成为“骆驼”烟盒上的背景图案……唉，不过生活是很无情的，受惠者总是记不住他们的恩主，顺便说一句，牺牲者也总是记不住施暴者。或许，他们的确不该记住。或许，最好让善与恶的源头隐而不露，尤其是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遮蔽了神性，是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还是先知的头巾，这真的很重要吗？我们能对这两者加以区分吗？归根结底，在樱桃园和一粒沙子之间并无等级差异，这只是一个偏好问题。人是这样，他们拥有的金钱亦如此。金钱显然缺乏自我意识，大钱流向沙漠，仅仅因为它喜欢人多的地方。大体而言，金钱也像那种特定类型的英国人一样渴求东方，哪怕仅仅因为东方的人口更为稠密。因此，一位秘密特工不过是只早起的鸟儿，是大银行的信使。如果他落户东方，在当地出产的酒精或一位投怀送抱的少女的帮助下变成了本地人，这又有何不妥呢？诺亚的鸽子飞回方舟了吗？唉，亲爱的读者，请设想有这么一封信，它在今天或不久的将来从莫斯科寄往利雅得。你认为这封信里装着什么？生日贺卡，假日计划，家人去世的消息，还是对于寒冷气候的抱怨？不，更有可能的内容是要钱。比如说，请求对方向生活在苏联的穆斯林兄弟们提供资金援助。此信应该是用英语写的，也不值得仔细审查。或许，邮政局长扫一眼发信人地址，或许会挑起他那被传统头饰遮住一半的新月般的眉毛，但在片刻的迟疑之后，便会将此信扔进一个相应的信箱，那封信的信封上贴着一张菲尔比头像的邮票。
四二
精疲力竭的读者会点点头说，这想法有些暗淡。但是，即便没有我们这位英国友人的参与，事情不是也会发展到这个节点吗？考虑到当今世界的所谓推动力，亦即人口爆炸和西方的工业胃口，情况必然会如此。这两大因素业已足够，不再需要第三方，更遑论个人的努力。至多，我们这位英国友人也只是大声说出了已经在半空中飞舞的预言，或者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落在地上的预言。除此之外，他则完全无足轻重。或迟或早，这样的情况总会出现，无论有没有金·菲尔比的参与，无论有没有俄国的介入。是的，如果没有俄国的介入，此事的进展或许更慢一些，这也无妨。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一切都是经济学，不是吗？就这一意义而言，个人即便存在，他也并不存在。此话听起来有些唯我论的味道——马克思主义的唯我论，但我们这位英国友人可能会第一个认同这一想法。毕竟，历史必然性是他的座右铭，他的信条，他克服良心折磨的常用工具。说到底，对于一种极具风险的职业而言，坚信所从事的事业必将成功，这也是一种安全的赌注，不是吗？(要是这项事业能在你生前获得成功，那该多好啊？)无论如何，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看，我们这位友人毫无用处，至多也只是一个多余人。因为历史发展的目的就是让阿拉伯人富裕，让西方变穷，让俄国悬在天地之间。这是账本底线下的盈亏数字在用地道的美声唱法道出必然性，撰文者又怎能与之争辩呢？因此，我们这位友人的使命感一钱不值，但是，撰文者飞扬的文思也同样廉价。对了，他的消息源头何在？
四三
“源头？”撰文者轻蔑地耸了耸肩。谁需要知道源头呢？谁又相信源头呢？自何时开始？怀疑作者有错的读者，更遑论寻找证据的读者，你能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麻烦吗？亲爱的读者，你会感到害怕吗？担心你对作者不起眼理论的成功驳斥会浓缩成你难以回避的一个结论，即当今世上这种你几乎在其中遨游的深褐色物质是固有的，天定的，至少是自然之母给定的。你真的需要这样的结论吗？而你的这位作者却试图消除你的这种痛苦，其途径就是证明前面提及的这种物质是人类造就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你的作者是一位真正的人本主义者。不，亲爱的读者，你并不需要源头。你既不需要源头，也不需要叛变者的证词之支流，甚至不需要那从布满卫星的天国直接滴落至你大腿的电子降雨。在我们这种水流中，你所需要的仅为河口，一张真正的空口，在它的后面就是大海，带有一道概括性质的地平线。好的，这些你都已经看到了。
四四
不过，无人能确知未来。对未来最不了解的，就是那些信奉历史决定论的人；仅次于他们的则是间谍和记者。或许正因为如此，间谍才常常化装为记者。自然，当事情涉及未来时，任何一项职业都会成为一种伪装。不过，搜集情报的工作仍与众不同，因为任何情报，包括秘密情报在内，均产生于过去，因为就定义本身而言，情报所面对的就是既成事实。即便是一种新型炸弹，一场拟定的入侵行动，或是一次策略转变，你们所能获悉的也只是业已发生、业已存在的一切。间谍活动的悖论就在于，你关于自己的对手知道得越多，你自己的发展便会越受掣肘，因为你获悉的情报会迫使你奋起急追，去挫败他的行动。这些情报会使你终日忙于变更自己的优先事项。因此，你的间谍越是出色，你就越会依赖他们提供的情报。你再也无法主动行动，而只能作出反应。你会被放逐到过去，与现实联系很少，与未来则毫无关涉。嗯，至少是跟你自己设计的未来无关，更不用说你自己创造的未来了。请设想一下，如果苏联对美国的原子弹秘密一无所知，它也就不会在近四十年里始终不停地炫耀它的核武器。它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僵化教条，它或许也不会十分繁荣昌盛，但是至少，我们新近目睹的这场崩溃会出现得更早一些。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将他们心中的社会主义建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版本。但是，当你窃得某些东西，这东西便控制了你，至少控制了你的官能。考虑到我们这位英国友人及其伙伴们的勤勉，这就不仅仅是官能问题了。他们的俄国雇主的双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忙得无暇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在囤积赃物。甚至可以说，这几位兄弟严重地背叛了帝国，可事实上他们却拯救了帝国，其贡献十分巨大，远胜于那些最热情的旗手。因为，由这些剑桥大学一九三一年毕业生传递给苏联人的大量秘密情报彻底迷住了其接收者，以至于他们完全依赖于这些植入对手内部的作物产出来制定政策，至少是外交政策。对莫斯科中心的那些人而言，这就像是一周七天持续不断地阅读那些周日报纸，而无暇在家清洗盘盏，或带孩子去动物园。
四五
所以你也不能说这一切全都徒劳，亲爱的读者，不是吗？即便你已经被这故事折磨得精疲力竭，和作者本人一样。让我们就说我们累了，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不要下结论，让我们抛却不信任，更不要恶语相向。总的来说，思想的复杂并无什么不好，只是思想的复杂永远要求思想的深度来付出代价。让我们坐上你那辆日本丰田轿车吧，这辆车对阿拉伯石油产品的消耗量很小，我们吃饭去。中餐馆？越南餐馆？泰国餐馆？印度餐馆？墨西哥餐馆？匈牙利餐馆？波兰餐馆？我们在国外待得越久，我们的饮食便越杂。西班牙餐馆？希腊餐馆？法国餐馆？意大利餐馆？或许，关于那些死去间谍的唯一好事，就是他们也曾拥有选择余地。可是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线广播里传来一条新闻，即苏联已不复存在。那么，去亚美尼亚餐馆？乌兹别克餐馆？哈萨克餐馆？爱沙尼亚餐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今晚不想在家里吃饭。我们不想吃英式饭菜。
四六
为了几个死去的间谍为何要浪费这么多口舌呢？看到那份文学杂志的封面而产生的反感为何就难以克制呢？这是反应过度吗？有人相信公正的社会在别处存在，这又有何新奇之处呢？有人相信现实或书面的卢梭式陈词滥调，这又有何特别之处呢？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代人均有权做自己的乌托邦梦，菲尔比那代人也有这样的权利。当然，在过了首次贷款的年纪(更遑论退休的年纪)之后仍抱着那些垃圾不放的这种能力是令人费解的，但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归结为性格或某种机体失调。一位天主教徒，尤其是一位堕落的天主教徒，会很看重这种困境，如果他是一位作家，便会对其加以烹调；一位异教徒也会这样做。或许，我之所以感到恶心，仅仅是因为比例被打破了，因为一个很小的东西——事实上，是一枚邮票——被放大在印刷品上，结果，其齿状边缘便扩成了织物的花边，是手巾的花边，枕套的花边，床罩的花边，还是衬裙的花边？我好像受不了花边亚麻布，这又是童年留下的创伤？这一天很热，我蓦然间感到，杂志封面上的那张邮票在不断扩大，它覆盖了哈普斯特德的贝尔萨兹公园，并不断扩展，越来越大。当然，这是一个幻觉。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读得太多了。或者，印有政治局委员头像的招贴画在陈旧的视网膜上停留得太久了，邮票上的这个人看上去有些像其中一位委员，因为那些委员们全都能让人联想到亚力克·吉尼斯和特雷沃·霍华德。当然，还有那行西里尔字母……足以让人头晕目眩。不过，事情并非如此。并无任何幻觉。这只是一张脸，如果没有那行说明文字，而且还是用西里尔字母写成的说明文字，你也许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样一张脸。在那一时刻，我为自己懂得俄语而心生悔恨。我站在那里，在搜索一个英语单词，以便抵抗那些基里尔字母散发出的熟悉感。就像语言混血儿时常遭遇的那样，我未能立即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于是我转身离开了商店。走出商店后我才想起这个词，但正因为这个词，我却不会再返回商店去购买那份杂志。这个词就是“treachery”(背叛)。
四七
一个出色的词。它嘎吱作响，就像一截横跨深渊的木板。从拟声的角度看，它胜过ethics(伦理学)。它具有表示禁忌的所有声学效果。因为，一个部族的首要边界就是其语言。如果一个单词无法令你止步，这就说明你不属于这个部族。这个部族的元音和咝音不会激起你的本能反应，不会让你的神经细胞产生反感，不会让你退缩。
这就是说，你对这一部族语言的掌握其实就是一种拟态行为。反过来，它也表明你属于另一进化序列。不管那是舌下音还是颚前音，至少相对于含有“treachery”一词的这门语言而言就是如此。这个词的目的就是防止骨头突然变成肉冻。这就是说，进化永远不会终止，它仍在继续。《物种起源》并非这条路的终点，它至多只是一座里程碑。这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人。这枚邮票或许就属于贝壳类和软体类动物序列。这里还只是海床。
四八
你只能放大邮票，却难以将它缩小。这就是说，你可以缩小它，可这样做却无意义。这便是小东西的自我防卫，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把这一点称为它们的存在意义。它们只能被放大。如果你在一家出身不够光彩、靠破坏罢工发家的文学报纸的摄影部工作，情况更是如此。“把它放大。”编辑说，于是你便高高兴兴地跑进工作间。你无法缩小它，不是吗？你根本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如今只需按一下按钮，那东西便会被放大或缩小。放大到真人大小，或是缩小成一只跳蚤。再点一次，那跳蚤便会消失。灭绝了。但这不是那位编辑想要的。他要的是真人大小，大幅图片。要与他的想象一样大，如果不是与他的两难困境一样大的话。“你是给这个人买酒呢，还是与他握手？”这是一种老派的英式两难，不过此刻它却显得很别致，带有某种怀旧情调。唉，如今你只要按一下按钮，整个思想的沼泽便会翻腾起来，从加来海峡直到白令海峡，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现今。因为，对于当今活跃的那一代人而言——堕落的天主教徒、报刊主编，诸如此类的人——这就是历史。因为，如今每一件事都是别致的，怀旧的：世纪之末可不是平白无故来临的。
如今，我们对于未来已经很难有什么期盼了，除了你的银行对账单。当今，如果你掌握了某些秘密情报，如果你依旧渴望挑战你的阶级或你的国家，你又能为哪些人而工作呢？为阿拉伯人工作？为日本人工作？你能成为谁的特工呢？更不用说成为谁的鼹鼠了。世界真的成了一座村庄，不再有忠诚，不再有亲情。唉，你不再有机会向亚洲出卖欧洲，在我看来，反过来也一样。别了，信念！别了，可爱的、老式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如今，你这个老小伙子，就只有怀旧了。从你宽松的短裤到暗黑色的录音机、立体声收音机或发出枪管般幽幽冷光的汽车仪表盘。如今一切都很理性，一切都很别致，在欧洲是这样，在亚洲亦如此。因此，让我们来放大这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跳蚤，因为如果将它缩小，这便会夺去你的情感历史。如果没有这段历史，如果在你的往事中不曾有过这个从未被抓、也从未忏悔的一流卖国贼，你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只会是税务报表上的一个零，与那个老恶棍当年领取英镑薪水时填的并无二致。让我们来放大它，遗憾的是不能做成一张三维图像。同样遗憾的是，你在按下“放大”按钮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不出三个星期，这个人为之奉献出全部生命的那个国家就将分崩离析。
四九
梦中。肯辛顿的一个地方，像是一片草场，又像是一座公共花园，中间有一座喷泉和一尊雕像。反正是一座雕塑。一座现代雕塑，但又不十分现代。很抽象，中间有个大洞，还有几道细线，像一把吉他，但更少女性味道。灰色。有点像芭芭拉·霍普沃斯的作品，但它是用被遗弃的思想和未完成的句子塑造出来的。带有花边。基座上有一行碑文：“献给亲爱的蜘蛛。心怀感激的蛛网敬立。”
五十
巴拉莱卡琴的呻吟，干扰电波的噼啪声。一只手在调试面板闪烁的无线电收音机。地点是俄国莫斯科，时间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八八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是干扰电波的声音，又是巴拉莱卡琴的呻吟。然后是一首英国民歌的前几段音符，然后是一个字正腔圆的女声：“这里是英国bbc全球广播。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为您播报的是……”她或许三十岁。脸庞洗得很干净，化着淡妆。薄绸衬衫。白色。羊毛背心。更像是淡褐色的，牛奶咖啡色。薄呢裙子，齐膝。黑色或深蓝色，就像夜晚窗外的天空。或许是灰色，但齐膝。齐膝齐膝齐膝。然后是衬裙。哦天啊哦天啊哦天啊。又一架波音飞机在沙漠爆炸起火。波尔布特，金边。穆加贝——一秒钟的停顿——先生。齐膝。主要的问题是花边。像委婉的托词一样易碎、复杂。极细小的花朵。它们永远无缘看见日光。因此它们才如此之白。哦，见鬼！西哈努克，皮诺切特，鲁迪·杜契克。智利，智利，智利，智利。细小的紫罗兰窒息而死，扼杀它们的是从伊斯灵顿一家商店里买来的淡褐色长筒丝袜。世界也落入这般境地。从循序渐进的方式，从“绸衫肉体吊袜带宾果游戏”体系到非穿即脱的连裤袜。缓和，电子信号监听，洲际弹道导弹。新把戏，但是狗已经太老了。无论对于这些，还是对于老把戏来说。哎，好像是这样的。而且一辈子都得待在这儿了。很可惜。你没法把好处都占全，不是吗？那就再来一杯威士忌。“我们再播报一下新闻要点……”我想，她大约三十岁，很丰满。不过该吃晚餐了。玛士撒拉幻想着细小的紫罗兰。玛士撒拉在幻想……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即蛛网比蜘蛛活得更久。那个谁谁谁——丘特切夫！那人叫丘特切夫——他的抒情诗是怎么念的来着？
我们无法估量我们的
词语能活在谁的心里。
我们被赋予了遗忘，
一如我们曾获得恩赐。
亲爱的！亲爱的！晚饭吃什么？“哦，亲爱的，我想我们今晚该吃英国餐了。吃煮牛肉吧。”
一九九一年
此文原题“collector'sitem”，写于1991年，首发于《新共和》1992年4月20日，后被收入《1993年美国最佳散文选》(thebestamericanessaysof1993)，俄文版题为“kоллekциоhhыйэk3emпляp”。
此句之英译并不准确，它被“误译”为：“如果你常坐在河边，便可看见你敌人的尸首在河上漂过。”
日耳曼神话中的战神。
位于伦敦。
亚力克·吉尼斯(1914—2000)，英国演员。
特雷沃·霍华德(1913—1988)，英国演员。
佐尔格(1895—1944)，苏联特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传闻说，聂鲁达1940年在秘鲁驻墨西哥使馆工作时曾参与刺杀托洛茨基的秘密活动；约翰逊(1874—1966)，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主教，1948年起担任英苏友好协会主席，1951年获列宁奖。
此文题为《剑桥的教育》(acambridgeeducation)，评的是《沉默的合谋。安东尼·布伦特的秘密一生》(conspiracyofsilence.thesecretlifeofanthonyblunt)，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87年1月30日。
这是狄兰·托马斯(1914—1953)一首诗的题目，原文为“anddeathshallhavenodominion”。
亚克托安是希腊神话中的猎人，因偷窥狩猎女神狄安娜沐浴被变成一头鹿，后被其猎狗撕成碎片。
居维叶(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创建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
此句原文为拉丁语“urbietorbi”。
本科夫斯基(1919—1963)，曾任职苏军侦查总局，向英国和西方提供大量情报，后被抓获并判处死刑。
鲁道夫·阿贝尔(1903—1971)，原名威利·菲舍尔，原籍英国，后成为苏联特工。
美国纽约州的一座州立监狱。
鲍威尔斯（1929—1977）。
1990年发行过一张阿贝尔头像邮票，与菲尔比的邮票同属一套，题为“苏联侦察员”。
涅格林(1892—1965)，曾任西班牙社会工人党领袖。
此处的“本城和世界”用的是拉丁语“urbietorbi”。
此处两家报纸名均用的是西班牙原文“laprensalatina”和“elpais”。
西凯罗斯(1898—1974)。
麦卡德(1914—1978)。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又称第二次中东战争，为埃及军队与英、法、以色列三国盟军展开的一场战争。
即法鲁克一世(1920—1965)，1936—1952年间的埃及国王。
盖伦(1902—1979)。
金(kim)在英国可以是吉卜林(kipling)这一姓氏之简称，而俄语中的词组“青年共产国际”(kоmmyhиctичeckийИhtephaциоhaлmолодeжи/kommunisticheskiiinternatsionalmolodezhi/communistinternationalofyouth)的三个首字母合起来也是kim。
伊本·沙特(1880—1953)，沙特国王，1932年创建沙特阿拉伯王国。
詹姆斯·安格莱顿(1917—1987)。
盖伊·伯杰斯(1911—1963)。
唐纳德·麦克林(1913—1983)。
哈罗德·麦克米兰(1894—1986)。
很多有同性恋倾向的英国上流社会人士偏好在粗鲁的社会下层中寻找性伴侣，这派生出了一个特指此类现象的俚语“roughtrade”，即粗汉男友。
康斯坦丝·加内特(1862—1946)，俄国文学的英译者。
此处原文为brightyoungthing，特指20世纪20年代伦敦上流社会的一群爱着奇装异服、放浪形骸的年轻人。
克洛索，希腊神话中的三位命运之神之一，负责纺织生命之线。
希腊神话中的少女，在与智慧和技艺女神雅典娜比赛织绣技艺时获胜，后被化身为蜘蛛。
机械降神是指古希腊戏剧中，当情节陷入僵局时，通过隐藏机关送上舞台解决难题、推动情节发展的诸神。常喻指打破僵局的意外事件或人物。
“马祖特”在俄语中意为“重油”。
托马斯·劳伦斯(1888—1935，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著作。
此处的“既成事实”用的是拉丁语“faitsaccomplis”。
“存在意义”一词用的是法语“raisond'ètre”。
“世纪之末”用的是法语“findesiècle”。
芭芭拉·霍普沃斯(1903—1975)，英国雕塑家。
鲁迪·杜契克(1940—1979)，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
英语中有句俗语“教老狗学新把戏”(teachanolddognewtricks.)，意为让年老守旧的人接受新鲜事物。
《圣经》中的人物，据说活到9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