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中国古语

一

考虑到这篇东西的胡言乱语性质，它似乎应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写，而非英语。不过对我而言，唯一可能的选项即俄语，它恰好是这些胡言乱语的来源。有谁需要同义反复呢？此外，我打算在此提出的几个定论也相当古怪，最好让它们被享有善于分析之盛誉的英语来过滤一下。有谁愿意他的洞见仅被视为某种具有高度屈折变化的语言之乖戾呢？谁都不愿意，或许，除了那些老是追问自己用何种语言思想、用何种语言做梦的人。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是：人们用梦来做梦，用思想来思想。只是当人们必须把梦和思想公开时，语言才会进入视野。这样的回答自然会让我步入死胡同。但是(我坚持)，由于英语并非我的母语，由于我对英语语法的掌握尚不全面，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表述混乱。我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出现，至少，我能区分思想和梦境。无论你是否相信，亲爱的读者，但这类通常会让人步入死胡同的夸夸其谈，却能使你直接洞察这个问题的实质。无论作者在以何种方式解决自己的两难处境，无论他在何种语言里安家落户，他能够选择一种语言本身总会让你觉得他很可疑；而怀疑恰是此文之主题。你大约会问：这位作者是什么人？他要干什么？他是想让自己成为一种脱离躯体的智性吗？亲爱的读者，如果只有你一人在质疑作者的身份，那就好了。糟糕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作者自己也不清楚他的身份。他用两种语言问自己：你是谁？当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小声嘀咕“我也不知道”时，他的惊讶并不亚于你。这是一条杂种狗，女士们先生们，一条会说话的杂种狗。或是一匹人头马。

二

一九九一年夏。八月。时间至少是确切的。伊丽莎白·泰勒打算第八次步入婚姻殿堂，这一次是手挽一位波兰血统的蓝领小伙子。一位有食人欲的连环杀手在密尔沃基被捕，警察在他的冰箱里找到三颗煮熟的头颅。那位伟大的俄国乞丐在伦敦喋喋不休，记者们的镜头照例对准了他那只空空如也的讨饭盆。变化愈多，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愈多，比如气候。愈是想一成不变，变化也就愈多，比如脸庞。根据“气候”来判断，这很像是一八九一年。就整体而言，地理(其中包括欧洲的地理)并未给历史留下太多选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只有两种选项。要么强大，要么虚弱。图例一：俄国。图例二：德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前者一直试图强大起来(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如今它却在走向虚弱，到二年前，它又将回到一九年的状态，其边界也大致相同。后者，即德国，亦将如此。(沃丹的后代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用债务驯服邻居们是一种更为稳定、更少代价的占领方式。)变化愈多，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愈多。尽管如此，你无法根据气候来确定时间。脸庞要好一些，因为一个人愈想一成不变，他的脸庞就愈多变化。图例一：泰勒小姐。图例二：你自己的脸庞。就这样，一九九一年夏，八月。一个人该如何区分镜子和报纸呢？

三

这里就有一份出身卑微、靠破坏罢工起家的报纸。这其实是一家文学报纸，叫《伦敦图书评论》，它出现在数年前，当时《泰晤士报》(伦敦)及其《文学副刊》进行了一场为期数月的罢工。《伦敦图书评论》的创办旨在让公众能够继续获得文学消息和自由观点，它发行后显然获得了成功。最终，《泰晤士报》及其《文学副刊》恢复出刊，但《伦敦图书评论》继续航行，这与其说是表明了阅读趣味的日益多元，不如说是在证实人口的不断增长。据我所知，没有人同时订阅这两份报纸，除非他是个出版人。这主要是一个人的开支问题，但也与他的关注面和忠诚度有关。比如说，我自己就不清楚，在这三个因素中究竟是哪一个使我在贝尔萨兹公园的一家小书店里打消了购买最新一期《伦敦图书评论》的念头，我希望是最后一个因素；当时我和我的年轻女友在去看电影的路上冒险闯进了这家书店。开支问题和我的关注面(尽管我的关注面近来颇为令人担心)这两个因素均可被立即排除，因为这最新一期的《伦敦图书评论》就摆在柜台上，熠熠生辉，封面是一枚放大的邮票，一看便知是张苏联邮票。自我十二岁起，这种东西便总能吸引我的眼球。邮票上画了一位戴眼镜的男人，一头银发从中间分开，梳得一丝不苟。在他脸部的上方和下方，几行新近很时尚的基里尔体字母标明了这张邮票的主题：“苏联秘密特工金·菲尔比(1912—1988)”。他看上去的确很像亚力克·吉尼斯，或许还有点像特雷沃·霍华德。我伸手去掏衣袋里的两枚一英镑硬币，捕捉到售货员小伙子友好的眼神，我正要调整自己的说话习惯，以便道出那句高昂的文明话语：“请您给我……”就在此时，我却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走出书店。我得补充一句，我的举动并不唐突，我朝柜台后的小伙子点头示意，表示“我改变了主意”，并朝我的女友也点头示意，要她跟我走。

四

为了打发电影开映前的那段时间，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你怎么啦？”我们刚一落座，我年轻的女战友便问道。“你看上去好像……”我没有打断她的话。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我也的确好奇我在别人看来像什么样子。“你看上去，看上去……侧着脸，”她继续说道，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英语亦非她的母语。“你看上去好像再也无法面对世界，无法直视世界的眼睛。”她终于把话说完了。“好像就是这样。”她又添了一句，以扩大允许的误差范围。是的，我想，一个人对于他人而言总是一种更大的真实，胜过对于他自己，反之亦然。我们的存在之目的，就是成为他人的观察对象。如果那就是我“看上去”在他人眼中的真实模样，这说明我的状况还不算太坏——或许大部分的人类也是如此。因为我感到一阵恶心，喉头涌上一股酸水。我没有因为这种感受而困惑，但我依然惊讶于它的强烈。“怎么回事？”我的年轻女友问道，“你怎么啦？”而此刻，亲爱的读者，在尝试了确定这篇文章的作者和它的写作时间之后，我们不妨来弄清谁是它的读者。你还记得吗，亲爱的读者，金·菲尔比是什么人，他都干过什么事？如果你记得，你就大约五十岁了，就某种意义而言，你就该出局了。因此，你即将听到的一切对你而言将并不太重要，更不悦耳。你的游戏结束了，你已走得太远，这一切对你而言已不会再有任何变化。另一方面，如若你从未听说金·菲尔比，这就说明你三十岁左右，生活尚在前方，这一切对你而言不过是一则古代故事，既无实用价值亦无娱乐功效，除非你是个间谍迷。那么？那么这一切对我们的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呢？更何况我们连他的身份问题都尚未解决。那脱离躯体的智性能确切地找到一个身体健全的读者吗？我说：很难。我还说：他会不屑一顾。

五

这一切在二十世纪末留给我们这位作者的是一嘴苦涩。当然，五十岁的嘴巴里只会有这种味道。但是，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别再相互戏弄，让我们言归正传吧。金·菲尔比是个英国人，他是一名间谍。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属于军情五处或六处，或同时属于这两个处，谁又能搞得清这些神秘机构及其分工呢？但他也替俄国人工作。他在工作时代号“鼹鼠”，尽管我们不打算在此使用这一代号。我不是一位间谍迷，也不是谍战故事的爱好者，从来都不是，无论是在三十岁还是五十岁时，且听我道出其中原委。首先，间谍活动能提供绝佳的情节，却很少能构成出色的散文。事实上，当下的间谍小说热潮恰是现代主义注重结构的热情之副产品，这使得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文学都绝对地无情节化了，反弹注定会出现，而且除少数例外均同样地平庸。不过，亲爱的读者，美学上的异议对你们来说并不重要，不是吗？而这件事本身对年代的确定亦如日历和报纸一般精确。那就让我们转向伦理学，在这一领域每个人似乎都是专家。比如说，我就始终认为间谍活动是一项最卑鄙的人类行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国家，其发展令其国民感到不可思议，只有外国人才能看得清楚，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才因它的警察、革命同路人和秘密特工而如此骄傲，用尽一切方式来纪念他们，从邮票到纪念牌再到纪念碑。哦，所有这些理查德·佐尔格们、帕勃洛·聂鲁达们、休勒特·约翰逊们等等，全都是我们年轻时的报刊阅读对象！哦，所有那些为获得“西方”背景而在立陶宛或爱沙尼亚拍摄的电影！一个外国姓氏，一个写有“hotel”字样的霓虹灯招牌(字母永远竖排，从不横排)，有时还有一辆捷克产轿车发出的刺耳刹车声。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营造逼真的效果或制造悬念，莫如说是在借助这一体制于外部世界结出的累累硕果来论证其合法性。你可以看到一幅酒吧场景，背景是一支正在演奏的小型爵士乐队，你可以看到一位金发女郎，身着一件薄铁皮似的绸裙，端庄的鼻子显然不像是斯拉夫人的。我们的两三位演员看上去也足够苗条，但人们的关注点永远放在纯种的鹰钩鼻子上。对于一位间谍而言，德国名字胜过法国名字，法国名字胜过西班牙名字，西班牙名字又胜过意大利名字(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一位意大利籍的苏联秘密特工)。英国名字是顶级的，但是很罕见。无论如何，英国的风景和街景均从未被搬上我们巨大的银幕，因为我们没有右舵汽车。哦，那些难忘的日子！不过，我跑题了。

六

一个人是在哪个国家长大的，他对间谍活动的看法因此被染上怎样的负面色彩，谁会在意这些问题呢？如若果真如此，那就糟了，因为他会失去一种娱乐方式，这或许并非一项最令人愉悦的娱乐，但毕竟是一种娱乐。就我们周围的环境来看，更不用说未来了，这几乎是不可原谅的。行动的缺乏即动作电影之母。一个人即便真的讨厌间谍，还有抓间谍呢，这项活动既惊心动魄，又充满正义感。小小的偏执狂和浅白的精神分裂又有何妨？他们在畅销书和录像带里的身影中难道没有某种可以辨识、因而具有治疗意义的东西吗？任何一种反感，其中包括这种对间谍的反感，难道不是一种隐在的神经官能症、一种童年精神创伤之后果吗？首先是治疗，然后才是伦理学。

七

邮票上金·菲尔比的脸庞。这是已故的菲尔比先生的脸庞，他生于萨塞克斯的布莱顿，或是赫兹的维尔温花园，或是印度的阿姆巴拉，你随意去猜想好了。这是一位被苏联雇佣的英国人的脸庞。这位小报作家梦想成真。可能有将军军衔，如若这个可怜的家伙看重此类鸡毛蒜皮的话；可能有崇高的奖赏，或许是苏联英雄称号。虽说在这张被印成邮票的照片上并无这些东西。照片上的他身着便装，他一生中的多半时间都穿着这样的服装：一件深色大衣，还有一根领带。如若他曾得到勋章和肩章，那些东西在军人的葬礼上就会被摆放在红色天鹅绒软垫上。我认为他得到了这样的葬礼，他的雇主们热衷于绝密的庄重仪式。很多日子前我曾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写过一篇书评，内容涉及菲尔比的一位密友；我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即由于他为苏维埃政府作出的奉献，这位如今上了年纪的莫斯科市民应该被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我提到了他，是因为我曾听说他是莫斯科为数不多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订阅者之一。他走完了自己的路，我想他被葬在一座新教徒墓地，他的雇主们是讲究礼仪得体的，即便在他死后。(女皇陛下的政府在处理此类事务时也未必能做得更好。)如今我感到有些内疚。我在想象他入土时的模样，还是邮票上的那件大衣和那根领带，与生前一模一样，这究竟是他的伪装还是他的制服呢？或许，他曾就这一不测事件留下了一些嘱咐，尽管他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嘱咐能否得到履行。结果如何呢？还有，他想在他的墓碑上刻下怎样的文字呢？或许是一行英文诗句？比如“死亡再也无力支配”？也许他更喜欢简单朴实的“苏联秘密特工金·菲尔比(1912—1988)”？他希望这行字用西里尔字母来写吗？

八

让我们返回隐在的神经官能症和童年的精神创伤，返回治疗和伦理学。我二十四岁时爱上一位姑娘，爱得很深。她年纪比我稍大一些，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情况有些不大对劲。我感觉我上当了，她甚至有可能背叛了我。当然，结果表明我的感觉是对的，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起先我只是产生了怀疑，一天晚上，我决定跟踪她。我躲在她家马路对面的一个门洞里，在那儿等了约一个小时，等她走出她家那个光线很暗的门洞，我便跟着她走过好几个街区。我情绪激动，但却是一种陌生的激动。与此同时我也隐约感到一种厌倦，因为我或多或少知道我会等来什么样的发现。每走一步，每做出一个规避动作，我的激动便会增加一分，而厌倦感则恒定不变。当她拐弯朝河边走去时，我的激动达到顶峰，就在此时我停下脚步，拐进了附近一家咖啡店。后来，我把我的中断跟踪归咎于我的懒惰，同时咒骂自己，尤其当我站在这段风流韵事的结局投下的光束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阴影中)——我就像是亚克托安，为自己那些后见之明的猎狗所追咬。事实上，真相更少天真，更为有趣。真相是，我当时停下脚步，是因为我看清了我的激动之本质。这便是一位猎人在追捕其猎物时所感觉到的那种欢乐。换句话说，就是某种返祖的、原始的感受。这种意识与伦理学、顾虑、禁忌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毫不相干。把那位姑娘当成猎物，这对我而言并非一个问题。可我恰好不愿当猎人。这或许是一个气质问题？或许是。这个世界如若被划分为四种人类气质，或至少被浓缩为四个以人类气质为基础建立的政党，它或许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过我认为，一个人拒绝变成猎人的愿望，一个人意识并掌控狩猎冲动的能力，均与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相关，而不仅仅关涉气质、教养、社会价值、后天获得的智慧、宗教信仰或个人的荣辱观。这关涉一个人的进化程度、整个人类的进化以及人类已经抵达并再也无法后退的进化阶段。人们反感间谍，与其说因为间谍处于进化阶梯的低端，莫如说由于背叛在迫使你沿着这个阶梯下行。

九

亲爱的读者，如果这一切在你听来都像是作者对自己的美德之拐弯抹角的自夸，那也只好由它去了。美德，说到底，绝非存活的同义词，欺诈才是幸存的同义词。但是，亲爱的读者，你大约能同意，爱和背叛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差异。你也清楚，爱在前，背叛在后，而不是相反。更糟糕的是，你还清楚，后者会比前者持续得更久。因此，这里没什么可自夸的，即便在你神魂颠倒、神醉心迷的时候，难道不是吗？一个人如果不是达尔文主义者，如果他继续迷恋居维叶，那么这就是因为，低级生物体比复杂生物体更具生命力。请看看苔藓，请看看藻类。我知道我已经在谈外行话了。我想说的只是，对于高级生物体而言，欺诈在最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个选项，而对于低级生物体来说这却是一种存活本领。就这一意义而言，间谍没有选择做间谍，恰如蜥蜴没有选择其体色，因为他们只能如此。欺诈，说到底是一种拟态，亦即某一种动物的峰值状态。如果间谍从事间谍活动是为了金钱，那我们尚可以质疑这一见解，但是，最出色的间谍却都是为信念而工作。他们在从事这项活动时受激动的心理驱使，更确切地说是受本能的驱使，这种本能尚未被厌倦所抑制。因为厌倦会妨碍本能。厌倦就是高度发展的物种之标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它视为文明的符号。

十

无论何人下令发行这张邮票，他无疑是想表达什么。尤其是在当前政治气候的背景下，如东西方关系的回暖等等。这个决定一准是上层作出的，是在克里姆林宫神圣的会议室里定下的，因为外交部一准会竭尽全力地反对，更不用说财政部等部门了。你不会去咬那只给你喂饭的手。真的吗？你会咬的，如果你长着两排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牙齿，这个委员会比外交部和财政部加起来还要大，这不仅是就雇员数量而言，而且也是就其在掌权者和无权者的意识和潜意识中所占地盘的大小而言的。如果你很强大，你就会去咬任何一只你想去咬的手，若有必要，也会去咬喉咙。你这样干的理由有很多。或出于虚荣，因为要提醒欣欣向荣的西方注意到你的存在。或由于惯性，因为你反正已经习惯去咬那只手了。或源自对往日美好岁月的缅怀，那时你的饮食中富含敌人的蛋白质，因为你一直能在你的同胞处获得这样的营养。不过，尽管国安会的胃口能吞噬一切，人们仍能在发行这枚邮票的主意之后感觉某个具体的人，如某位局长，或是他的副手，或只是某个职位不高的军官想出了这个主意。他有可能就是崇拜菲尔比，或者想在他的部门得到提升，或者相反，他快要退休了，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确相信一枚邮票的教谕价值。这些原委相互之间并不矛盾。虚荣，惯性，怀旧，崇拜，晋升，天真，这一切完全能和谐共处，一位国安会普通雇员的脑袋能很好地容纳这一切，其效果不亚于包括电脑在内的一切设备。不过，这枚邮票的发行速度却令人称奇，其面世与菲尔比先生的仙逝仅相隔两年。他那双鞋子和他那副为遮盖牛皮癣而从不摘下的手套，如俗话所言，还余温尚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发行一枚邮票均需经过一长段时间，邮票上的人物通常必须先赢得整个国家的认可。即便忽略这一前提(这个人毕竟是一位秘密特工)，这枚邮票的发行速度也是惊人的，何况还有它必须闯过的那一道又一道官僚主义障碍呢。不过，它显然不曾遭遇这些障碍；它显然是被匆匆赶印出来的。这会让你意识到，一定有某个人曾介入此事，在这枚四厘米见方的彩纸后面一定存有某个人的意志。你会暗自思忖，这个意志的动机究竟何在。你会明白，某人想表达什么。面对本城和世界，就像古话说的那样。而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你很好奇他究竟想表达什么。

十一

答案就是：用心险恶，且心胸狭隘。我想，人们会根据结果去评判一种举动。这枚邮票将最后的耻辱和最终的蔑视扣在已故的菲尔比先生头上，因为它将这位英国人宣称为俄国的私有财产，不仅就精神层面而言(这一点没什么可稀奇的)，而且完完全全就躯体而言。毫无疑问，这是菲尔比自己的愿望。他充任苏联间谍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在另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他生活在苏联，也一直没闲着。此后，他死在苏联，被葬于俄国的土地。这枚邮票实际上就是他的墓志铭。此外，我们也应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很乐于接受其雇主们在他死后为他安排的一切：他是个傻瓜，况且秘密活动是虚荣的温床。他甚至会赞同这项邮票计划(如果不是他本人提出来的话)。不过人们依然可以在这里感觉到某种强加，某种比亵渎墓地还要沉重的东西，即一种本质上的强加。他毕竟是一位英国人，英国人也已经习惯于客死异国他乡。这枚邮票的令人生厌之处就在于它以所有者自居的感觉；似乎那片吞噬了这个可怜逝者的土地正心满意足地舔着嘴唇说：“他是我的。”或者，它舔的是那张邮票。

十二

这便是国安局里那位职位不高的军官或是一帮军官想说的话，便是一份卑鄙地靠破坏罢工起家的自由文学报纸感到有趣的东西。好的，就让我们说一句：我们听懂了。那我们又该对此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如果我们真要采取行动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努力挖出那具邪恶的遗骸，把它带回英国？我们是否应该照会苏联政府，或是许诺向它提供大笔资金？或者，由女王陛下的邮政总局发行一枚针锋相对的邮票，上面标明“英国叛徒金·菲尔比(1912—1988)”，文字当然是英文，然后再看看是否有哪份俄国报纸进行转载？我们是否应该违背此人的意志，把他所构成的抽象理念从其主人们的心灵集合体中抢夺回来？亲爱的读者，这里的“我们”，即笔者的修辞对象，又是些什么人呢？不，这些事情都做不成，或没必要去做。菲尔比属于那边，在肉体和灵魂上均属于那边。让他静静地腐烂吧。但是一个人——我要强调的就是本人——能够，也应该做到的，就是要使前面提到的心灵集合体失去对这份邪恶遗骸的所有权，就是要使它失去它自以为享有的这份慰藉。实际上，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无论金·菲尔比自己怎么想，他毕竟不是他们的人。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尤其是俄国的处境，人们便一目了然：尽管付出了所有的勤勉、算计、艰辛、时间和金钱，菲尔比的活动还是失败了。即便他是一位英国双料间谍，或许也不会对他试图为之服务的这个体制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双料间谍也罢，三面间谍也罢，他始终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特工，因为他那些非同寻常的努力所换来的最后结果是一种强烈的徒劳感。而徒劳感是一种如此恐怖的英式情感。现在我们来谈点开心的东西。

十三

在我童年时读过的那几本间谍小说中，一枚小小的邮票却能发挥重大作用，仅次于一张被撕成两半的照片，那另一半照片的出现往往就意味着悬念的揭开。这些小说中的间谍们会把密信或缩微胶片贴在邮票背面，寄给自己的主人，或者相反，从主人那里接收情报。菲尔比的邮票于是就像是将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凭借“媒介即信息”的原则重新组合起来；因此，它值得收藏。对此我们还应补充一句，即集邮圈里最值钱的藏品就是由某些短命的政治实体或地理实体发行的邮票，比如那些存在时间不长或已经消亡的国家和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国。(我记得，我童年最梦寐以求的就是一枚皮特凯恩岛的邮票，该岛是英属殖民地，位于南太平洋。)因此，如果遵循集邮者的这一逻辑，这张菲尔比的邮票就像是从苏联的未来传来的一声呼喊。至少是它未来中的某件事在以国安会的面目吁求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对于集邮者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时代，这是就多重意义而言的。人们甚至可以在此谈论集邮者的正义得到伸张，一如人们谈论诗歌的自由。半个世纪之前，当苏联入侵并吞并波罗的海诸国时，国安会的武士们将那些国家的人们驱逐出境，集邮爱好者恰恰也被列在被取缔对象的社会阶层表上。(事实上，列在该表最末的是世界语学者，集邮爱好者排在倒数第二。如果我没记错，表上共列有六十四类人。列在最前面的是政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接下来是大学教授、记者、教师、商人等等。该表还附有一张十分详尽的指令，说明该如何将户主与其家人分开，如何将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分开，如此等等，直至这样的具体用语，如“你们的爸爸到车站锅炉房打开水去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思详尽，并由国安会将军谢罗夫签署。我亲眼见过这份文件，它所针对的国家是立陶宛。)一位退休军官相信邮票具有某种教谕力量，原因或许正在于此。是啊，对于一位客观观察家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而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走完的轮回那么好看。

十四

不过，我们还是不要排除这枚邮票的教谕力量。它的发行至少可能是为了对国安会如今和未来的雇员产生激励作用；它无疑被免费分发给了国安会的现任雇员，当做一种不起眼的额外福利。对于国安会那些将来的雇员而言，人们不难想象，这枚邮票肯定有利于征募新人。当局钟爱视觉材料，钟爱图像手法，其监视能力当之无愧地享有无所不知的盛誉，更不用说它的兴趣之广了。在推进教谕目的时，尤其在他们的革命兄弟中间，当局总是乐于加倍努力。苏联侦查总局干部奥列格·本科夫斯基在六十年代曾向英国人提供苏联的军事秘密情报，当他最终被抓时，当局(至少我听说是)用摄影机记录下他的受刑场景。本科夫斯基被绑在一副担架上，推进莫斯科火葬场的一个房间。一名工作人员打开炉门，另外两位开始将那副担架连人一同推进烈焰熊熊的炉膛，火舌已经触及那位惨叫者的脚底板。就在此时，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要求停止工作，因为根据安排这段时间应该提供给另一具躯体。哀嚎不止、却动弹不得的本科夫斯基又被推了回来，另一具躯体被推过来，在简短的仪式后被推进炉膛。扩音器里再度传出声音，现在轮到本科夫斯基了，他被推了进去。这个镜头很短暂，却十分震撼。它令贝克特相形见绌，它富有教谕意义，让人过目难忘，让你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你承认的话，这也是一种邮票，用于内部通信。

十五

在郑重地转向轻松的话题之前，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声言：事后聪明与白发人的睿智，这两者之间是存有差异的。这并非免责声明；恰恰相反，笔者的大部分意见均是以他本人的生活为根据的，如果这些意见不准确，那就说明他的生活是白过的，至少有一部分是白过的。不过，即便这些意见准确无误，也依然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他是否有权评判那些输掉命运、如今已不存在的人呢？你比你的对手活得更久，因而便获得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属于获胜的大多数，觉得自己出牌正确。你难道不是在追溯行使法律吗？你难道不是在惩罚那些可怜的家伙，依据他们和他们的时代所未知的良心法则吗？好吧，我并不会因此感到不安，原因有三个。首先，金·菲尔比活到七十六岁高龄，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我在这场游戏中仍落后他二十六年，我能追赶上他的前景十分暗淡。其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始终信仰、并且据称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一直信仰的那些东西，对我而言却纯属垃圾，我至少从十六岁起便持这一立场，虽说这一远见并未给我带来任何好处。第三，因为人的内心之卑劣和人的理智之庸俗永远不会因其最突出代表们的咽气而销声匿迹。不过，我需要回避的恰好就是在我此刻蹚入的这一领域冒充内行。如我所言，我并非一位间谍故事迷。比如，我对菲尔比的身世仅略知皮毛。我从未读过他的传记，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俄文版，我也不认为我还会去读。在一个人所能面对的各种选项中，他选择了最累赘的一项，即为了一些人而出卖另一些人。这样一个主题不值得去深究，只要有直觉便足矣。我也总是记不清楚日期，尽管我通常一直在试图弄清它们。因此，读者在这里需要自己作出决定，决定是否还继续跟踪这一情节。我当然是要继续下去的。我想，我应该把下面的内容处理成幻想故事。可是，这并非幻想。

十六

一九五七年三月的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纽约布鲁克林逮捕了一名苏联间谍。在一间摆满照相设备的房间里，在堆满缩微胶片的地板上，站着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他眼若鼠目，鼻似鹰钩，前额光秃，他的喉头在上下蠕动，因为他刚刚吞下一个包含某些绝密信息的纸团。除此之外，这个人并未进行任何抵抗。相反，他骄傲地宣称：“我是红军上校鲁道夫·阿贝尔，我要求你们按照《日内瓦条约》对待我。”不消说，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均为之疯狂。这位上校受到审判，被判了一个很长的刑期，如果我没记错，是被关进了新新监狱。他在狱中的主要消遣是打台球。六十年代初，在柏林的查理边检站，他被用来交换加里·鲍威尔斯，后者是被俘的美国u2飞机飞行员——这位倒霉蛋数年前最后一次成为头条新闻，原因是他再度折戟，地点在洛杉矶附近，当时他驾驶的是直升机，这一次未能幸免于难。鲁道夫·阿贝尔回到了莫斯科；他退休了，并未制造头条新闻，只有一点除外，即他成了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一位最令人生畏的台球高手。他死于1971年，被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墓地，是缩微版的军人葬礼。没有发行过他的肖像邮票。或许有过一张？我可能没看到。或许是那份出身不光彩的英国文学报纸没有看到。或许是他没能挣到一张邮票，因为与一生的记录相比，新新监狱的四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此外，他也不是外国人，而只是一名侨居的同胞。不管怎样，鲁道夫·阿贝尔没能弄到一张邮票，而仅获一座墓碑。

十七

但我们能在这座墓碑上读到什么呢？我们读到的是：“威利·菲舍尔，又名鲁道夫·阿贝尔，1903—1971。”当然用的是基里尔字母。对于邮票上的说明文字而言，这句话有点长，不过这不是写给我们看的。(唉，亲爱的读者，瞧瞧我们这里都有些什么：间谍，邮票，墓地，墓碑！请等一等，还有更多的呢：诗人，画家，暗杀，流亡，阿拉伯首领，杀人武器，被盗的汽车，然后是更多的邮票！)但是，让我们长话短说。话说从前，确切地说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间的西班牙，有两个人，名字叫威利·菲舍尔和鲁道夫·阿贝尔。他俩是同行，是密友。他俩的关系如此之密，以至于同一家企业里的其他员工都将他俩合称为“菲舍尔阿贝尔”。你别想歪了，亲爱的读者，他俩形影不离，部分是因为他俩所从事的工作。他俩是一个团队。他们为之工作的那家企业实为苏联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操控着西班牙内战中肮脏的一面。在这一面，你可以在离前线数英里远的地方看到满是弹孔的尸体。总之，这家机构的老板是一个名叫奥尔洛夫的人，他来西班牙之前曾在驻法国首都的苏联使馆工作，负责整个西欧地区的苏联反间谍行动。我们之后再去烦他，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让他再来烦我们。我们现在只要说明，奥尔洛夫与菲舍尔阿贝尔十分亲密。不像菲舍尔和阿贝尔两人那么亲密，但也十分亲密。同样请你别想歪了，因为奥尔洛夫已有家室。他就是老板，菲舍尔阿贝尔就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两只胳膊都很脏。

十八

可是生活却很严酷，甚至会使最要好的朋友天各一方。一九三九年，在西班牙内战即将结束时，菲舍尔阿贝尔与奥尔洛夫分手了。他们离开整个行动的指挥中心，即马德里的民族饭店，踏上旅程，有人坐飞机，有人乘船，还有人坐潜艇，潜艇上载有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这是共和国政府的财政部长胡安·涅格林交给苏联人的。这些人四散开来。奥尔洛夫消失在空气中。菲舍尔阿贝尔回到莫斯科，继续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撰写报告，培训新手——战场上的人离开战场后大多从事此类工作。一九四年，鲁道夫·阿贝尔被派往远东，前往出现冲突的蒙古边境，他一着不慎，丢了性命。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战争期间，威利·菲舍尔一直留在莫斯科，忙于培训更多的新手，这一次他或许热情更高，因为德语是他父亲的母语，但就整体而言他仍觉得自己在走下坡路，晋升与他无缘，而自己在一天天变老。这一烦躁的心情在一九某某年烟消云散，是年他重新被启用，获得一项新任务。在出发的前夜，他颇为神秘地对他在西班牙时就熟悉的一位助手说：“一位战士的全部生命都是为这项任务做准备的。”然后他就出发了。他的伙伴们再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x年之后，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布鲁克林抓住他时，上了年纪的威利大声说道：“我是红军上校鲁道夫·阿贝尔，我要求……”

十九

亲爱的读者，在我们可能拥有的诸多美德中，忍耐在人们的观念里最容易获得奖赏。实际上，忍耐是所有美德都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忍耐，美德又算什么呢？不过是好脾气罢了。然而，在某些行当里，忍耐难以获得回报。事实上，它还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险。但某些行当却要求忍耐，要求魔鬼般的忍耐。这或许是因为，忍耐就是某些特定行当中唯一可被觉察出来的美德，从事这一行当的人都极有耐心。因此，亲爱的读者，请再忍受一下我们。请把你自己想象成一只鼹鼠。

二十

吉他的旋律，阴暗小巷里的一声枪响。这是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前不久(其结束当然不是因为奥尔洛夫及其手下的疏忽懈怠，而是由于莫斯科那帮人改变了看法)。这天晚上，奥尔洛夫接到命令，要去一艘停泊在巴塞罗那的船上见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作为在西班牙的苏联情报机构首脑，他仅与斯大林的私人秘书直接联系。奥尔洛夫觉出这是一个陷阱，便逃走了。他带上妻子，乘电梯下楼，让大堂的侍者为他叫辆出租车。镜头切换。绵延起伏的比利牛斯山全景，一架双引擎飞机的轰鸣。镜头切换。次日清晨在巴黎，手风琴的声音，全景，好像是协和广场。镜头切换。瓦伦街上的苏联大使馆里的一个房间。斯大林的小胡子悬挂在莫思乐保险柜敞开的柜门上方，扣着袖扣的衣袖把法国钞票和文件塞进一个袋子。镜头切换。渐暗。

二一

抱歉，没有特写镜头。奥尔洛夫消失的那一幕没有特写。不过，你若足够细心地紧盯渐暗的银幕，仍可看清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斯大林同志的，其中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即他，奥尔洛夫，如今要与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及其可恶的犯罪体制一刀两断，他和他的妻子选择了自由，如果他那对还留在这一体制魔掌之内的年迈父母遭到任何一点伤害，那么他，奥尔洛夫，就将向本城和世界公开他所掌握的所有肮脏的最高机密。此信被装进信封，信封上的收信地址好像是《世界报》编辑部，也好像是《费加罗报》。不管怎样，反正是寄往巴黎的。然后，钢笔再次蘸入墨水瓶，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列夫·托洛茨基的，其内容大约如此：写此信者为一位俄国商人，本人刚刚逃离苏联，经西伯利亚来到日本。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本人偶然听到隔壁房间里的一段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谋害您，透过门缝本人甚至看到了那位打算去暗杀您的刺客。他很年轻，个子很高，西班牙语说得很好。本人觉得有义务向您发出警告。此信结尾署了一个假名，可是托洛茨基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唐·列文却坚信此信的作者就是奥尔洛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学者曾得到奥尔洛夫的亲自证实。信封上盖着长崎的邮戳，收信地址是墨西哥城。不过，此信最后也同样落到了地方报纸(是《拉美通讯》？还是《国家报》？)手中，因为托洛茨基刚刚躲过针对他的第二次暗杀(在这次暗杀中他的美国秘书遇害，凶手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壁画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其帮手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诗人帕勃洛·聂鲁达)，因此照例会将他收到的所有威胁和警告提供给新闻媒体。奥尔洛夫想必知道这一情况，因为他已细心阅读西班牙语报刊达三年之久。比如说，在喝咖啡的时候读。在民族饭店的大堂内读，或是在他位于六层的包房里读。

二二

就是在那里，他曾经接待过各色人等。那些人中就包括拉蒙·麦卡德，他是前去暗杀托洛茨基的第三位刺客，并最终得手。他正是奥尔洛夫的雇员，与菲舍尔阿贝尔差不多，他们同属一个团队。因此，如果奥尔洛夫真的想向托洛茨基发出警告，他就可以道出更多有关拉蒙·麦卡德的情况，而不是仅仅提及这位杀手很年轻，个子很高，相貌英俊，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他写这第二封信的原因并非托洛茨基，而是第一封信，那封信的真正收件人并非斯大林。简而言之，刊登在《世界报》上的那封致斯大林的信是写给整个西方看的，而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尽管发表在西半球，却是写给东方看的。第一封信的目的是为奥尔洛夫赢得良好的境外声望，最好是在情报界内。第二封信则是一封家书，旨在告知他在莫斯科总部的那些伙计，他并未将实情和盘托出，尽管他可以这么做，比如说供出麦卡德。于是，他那些伙计如果愿意的话，便可以继续实施除掉托洛茨基的行动。(他们的确这么干了，尽管我们并不值得为此流泪，因为托洛茨基的双手同样沾满鲜血，他残酷镇压了俄国历史上唯一一场真正的革命，即喀琅施塔得暴动，他丝毫不比那位派人去追杀他的地狱恶魔更为善良。斯大林毕竟是个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则是位理论家。一想到他们两人若是相互交换一下位置，人们便会不寒而栗。)此外，如果能够确定第二封信的作者，就像唐·列文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那么这只会进一步提升奥尔洛夫作为一个铁杆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声望。可他恰恰不是这样的人。他与斯大林并无任何意识形态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分歧。他之所以叛逃，只是为了保住他宝贵的性命，于是他给那些追逐的狗扔下了一根骨头。那些狗啃这根骨头啃了二十余年。

二三

渐暗。片尾字幕时间。十年前，巴黎的一家俄国侨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倒立的猎人》。这个书名暗指那种猜谜卡通画，你得在其中找出隐在的形象，如猎人、兔子、农夫、鸟等等。此书作者名为维克多·亨金。在西班牙期间，他曾是威利·菲舍尔的同伙，菲舍尔阿贝尔的故事是这本书的灵魂，尽管它原本是作为一本自传来写的。关于奥尔洛夫的某些传说也来自此书。此书本该畅销，哪怕仅仅因为大西洋东岸的情报人员始终相信他们真的抓到了鲁道夫·阿贝尔。一如他们始终相信奥尔洛夫在投靠他们之后的确在为此岸工作。人们可以在奥尔洛夫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写镜头中挑出这样一个画面：此岸颁发给他的各种勋章在他胸前闪亮。这些照片出现在一本于美国出版并引起轰动的书中，此时距奥尔洛夫去世的一九七二年已过去多时。但亨金的书却未引起轰动。当一位美国出版人试图签下此书时，他却遇到版权方面的麻烦。该书的德文版和法文版也闹出一些剽窃丑闻，还上了法庭，据我所知，亨金输掉了官司。如今他在慕尼黑一家对俄广播电台工作，恰如他曾在莫斯科一家对法广播的电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他已经退休。一位俄国侨民，经历十分复杂……不太可靠，似乎是个妄想狂……他生活在过去，脾气不好……不过，他如今毕竟是自由的，身份也合法。他可以前往里昂车站，坐上火车，就像五十年前一样，经过一夜旅程来到马德里，这座他年轻时在此有过冒险经历的城市。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穿过开阔的站前广场，站在民族饭店的前面，他闭着眼睛也能摸到这里。同样，他闭着眼睛也能走进这家饭店的大堂，五十年前，奥尔洛夫们、菲舍尔们、阿贝尔们、海明威们、菲尔比们、奥威尔们、麦卡德们、马尔罗们、涅格林们、爱伦堡们以及其他一些像他一样名气较小的人物，所有这些人当时均已参与了我们所讲的这个故事，或是与我们的故事多少有关。可是，待他睁开眼睛，却会发现民族饭店业已关门歇业。据一些人说——主要是年轻人——这家饭店是在十年前关张的；而据另一些人称，它已歇业近五十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看来都不清楚是谁在为这家饭店支付房产税，但是很有可能，西班牙的规矩有所不同。

二四

亲爱的朋友，为了避免让你误以为我们已经忘了金·菲尔比，就让我们在饭店大堂的人群中觅得金·菲尔比，就让我们来问问他，他在这里干什么。“我在写一篇文章，”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是战地报道。”让我们再追问一下他在为哪一方工作，让我们想象一下——哪怕只是一瞬间——他会诚实作答。“正在转换阵营。这是命令。”他也可能冲着民族饭店的六层楼轻轻地扬一扬下巴。因为我绝对相信，在一九三七年前后的马德里，正是奥尔洛夫建议金·菲尔比在《泰晤士报》上变换口吻，从一名亲共和派变成一名亲佛朗哥派，为的是伪装得更深。根据安排，菲尔比应该是一颗埋进英国情报部门圣殿的长效地雷，他最好装扮成一位亲法西斯分子。这并不是说奥尔洛夫已预见到西班牙的这场演出将如何收场，虽说他也可能有某些预感；他只是想到，或是明白，菲尔比应留到将来派用场。他会这样想，或有这份明白，也许仅仅因为他看到了俄国人整理出的那份菲尔比(一九三三年被招募)的档案；也有可能，奥尔洛夫亲自参与了招募菲尔比的行动。第一种情况确凿无疑，第二种情况很有可能。无论如何，奥尔洛夫一准认识菲尔比，他会尝试把这件事告诉那位在一九四四年对他进行面试的倒霉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谈话的地点，我想，是在艾奥瓦，奥尔洛夫自加拿大移民美国后就定居于此。到了这个时候，奥尔洛夫似乎终于打算和盘托出所有实情了，可那位联邦调查局官员却并未留意这么一位说话口吃、为苏联服务的英国佬，再说，苏联当时还是美国人的盟友。于是，奥尔洛夫便决定不再坚持了，金·菲尔比也就一直干到上了邮票。

二五

一方面，这些秘密还原封不动地留在他的脑袋里，另一方面，他又写了两本充满俄国间谍标准细节的小说，因此，奥尔洛夫毫无疑问会引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刚刚建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关注。亲爱的读者，我不知道哪一方主动迈出了第一步，因为我从未研究过奥尔洛夫的一生或关于他一生的相关记录。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我甚至连一个业余爱好者也算不上，我只是在闲着无事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甚至不是出于好奇，只是为了克服那份文学报纸的封面引起的强烈厌恶感。一种自我治疗而已，只要管用，谁又在乎信息来源呢。不管怎样，无论是哪一方主动迈出的第一步，奥尔洛夫看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便被中央情报局雇用。他是在编人员还是编外人员，这很难说清，但根据他所获得的勋章以及他后来的文字所提供的间接证据来看，这一推测是成立的。他很有可能被中情局聘为顾问，如今这种业务称为咨询。莫斯科的同事们是否知道他的这项新工作呢，这或许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站在奥尔洛夫的角度推测，他是不会把这件事情通报给他们的，因为这无异于自杀；我们还可以假设，这家刚刚成立的情报机构不大可能遭到渗透，莫斯科的同事们对此还一无所知，甚至连其性质都不甚明了。不过，他们有理由相信奥尔洛夫还活着，即便他成了一位雄心勃勃的惊险小说作家。可他们一连二十年都没有奥尔洛夫的任何消息，或许也会感到奇怪。而你一旦感到奇怪，便会往最坏处想。在某些行当里，这样的设想是明智的。他们甚至会因此展开调查。

二六

他们也拥有必要的手段。于是，他们从尘封的高阁里拿出家伙，各就各位。不过他们并不着急。直到一九五七年，此时他们突然感觉到了压力。三月的某一天，威利·菲舍尔在纽约布鲁克林被这些联邦调查局人员逮捕，他对本城和世界宣称：“我是鲁道夫·阿贝尔。”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报刊欣喜若狂。奥尔洛夫却一声不响。他显然不愿与他这位老朋友再次相见。

二七

你可能会问：一九五七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为什么非要现在对奥尔洛夫脑袋里的那些秘密进行一番检查呢？它们长期留在脑袋里，是否会变得陈旧无用呢？谁说老朋友就必得相见呢？好吧，亲爱的读者，请做好准备来听这些荒谬的推断吧。因为此刻我们即将向你隆重展示，我们并未忘记我们的主题。此刻我们将点着燃油，来做文字的烹调。

二八

与通行的鬼魔学不同，苏联的对外政策从其建国时起便一直是机会主义的。我使用这一概念是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的，并无贬义。机会主义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实质，无论这个国家有多自信。这就是指对机会的利用，这些机会或是客观存在的，或是被想象或被制造出来的。在其悲哀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始终是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主顾，由于在创建之初曾遭受外部环境之伤害，它面对周遭世界的态度总是在警惕和敌意之间来回摇摆。(最能适应这种摆幅的人莫过于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其结果是，苏联只能负担得起那些客观存在的机会。它显然在一九三九年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半个波兰——那是希特勒让给斯大林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苏联发现它已占据整个东欧。至于想象出来的机会，那便是一九二八年的进攻波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间在西班牙的冒险以及一九四年的芬兰战争，苏联为这些飞翔的幻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虽然在西班牙事件中它获得补偿，即西班牙的黄金储备)。首先付出代价的自然是参谋总部，到一九四一年前，它的所有高官几乎全被处死。不过我仍觉得，此类幻想所导致的最糟糕结果，即苏联红军在与为数甚少的芬兰部队作战时的表现，使得希特勒进攻俄国的野心大为膨胀，完全难以遏止。兴高采烈地玩弄想象出来的机会，其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就是“巴巴罗萨行动”中损失的师团之总数。

二九

战争的胜利并未使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很大变化，因为战利品很难抵偿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和工业损失。战争导致的废墟一望无际，战后的主要口号就是重建。重建主要依靠拆除被占领地区的技术装备，并将它们运往苏联。这样做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却无法让整个国家取得产业进步。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二流、甚或三流大国，它唯一可以称雄的东西即它的国土面积和军事机器。尽管后者令人恐惧，技术尖端，但考虑到了假想敌不断增加的实力和核武器的出现，它带给这个国家的安慰多半是一种自我陶醉。然而，真正受到这一战争机器之打击的却正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后者的选项其实就由苏联的军队来界定。除了这种对克劳塞维茨名言的颠倒，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国家机器的日益僵化——对个人责任感的恐惧使之动弹不得，而那种认为斯大林在所有问题(尤其是对外政策问题)上享有最初与最终发言权的想法则充斥了它的每一个毛孔。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方面的首创精神是无法想象的，更遑论创造机会的尝试了。再说，创造出的机会和想象中的机会，这两者其实也很难区分。要区分它们，则需对富裕经济(财富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生产等等)的发展进程有清晰的认知。你若缺乏此类经验，便会混淆两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好几年里，苏联都缺乏这样的经验。如今它依然缺乏。

三十

不过在五十年代末，苏联却作出了一些惊人之举，这些举动会令你感觉到，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去后似乎恢复了生气。在一九五六年秋的苏伊士冲突之后，苏联挺进地中海东部和北非，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深思熟虑和循序渐进。这次行动既突然又成功。在我们事后看来，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控制中东，或更具体地说就是控制产油区。其逻辑十分简单，是纯马克思主义的，即谁掌控了能源，谁就能掌控生产。换句话说，这个主意就是要逼迫工业化西方的民主制下跪。至于是直接行动，派兵进入这一地区，还是借助代理人，通过支持当地的阿拉伯政体，使他们转而亲苏，这是一个形势与后勤问题。借助代理人行事的选项显然更为合适。计划的实施很顺利，该地区的好几个阿拉伯国家转持亲苏立场，其速度之快，竟使得人们以为这些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接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已经习惯那套话语了。可实情并非如此。比如，在法鲁克国王时期的埃及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在纳赛尔时期全被摧毁，其成员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吊上绞架。在开罗以东和以西的其他阿拉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不景气，那里的圣书文化难以容忍另一本圣书的出现，更何况是一本出自一位犹太人之手的书。不过，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最初步骤仍十分成功，其成功程度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这位新来者在这些国家拥有一张情报网，它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张网不可能用德国人(即便是在埃及)，因为雷恩哈德·盖伦，战后西德的情报机构头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已把他的情报机构完整地卖给了美国。这张网也不可能用法国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向来不大，法国特工也很忠于法国。剩下的只有该地区的亲英分子，在主子们撤离后留下的真空中，他们或许追随了某个驻外特工(比如说，安插在贝鲁特的某人)。或许是出于怀旧，或许是出于复活帝国的希冀。无论如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差点儿把这一地区送入苏联人之手的绝非俄国版异教徒引发的新奇感。这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机会。

三一

请你想象一下，在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莫斯科某处的一张绘图桌上摆有这么一张蓝图。图上写着：英国人在中东留下了真空。填补它。向新的阿拉伯领导人提供支持，或挨个儿支持他们，或将他们合并成一个联盟，比如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是阿拉伯同盟国。向他们提供武器，提供一切东西。让他们欠下债务。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提高油价便能偿清债务。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随意行事，你们会始终支持他们的，你们有核武器。用不了多久，西方便会认输求饶，阿拉伯人便会腰缠万贯，你们也就掌控了阿拉伯人。你们会成为获胜者，这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很相称。至于如何迈入房门，一切都已安排妥了。你们能与那些人和睦共处的，他们也不喜欢犹太人。

三二

请你再想象一下，这份蓝图并非出自你自己的构思。因为你根本想不出来。要设想出这样一张蓝图，你就得对这个地区了如指掌。你就得了解该地的各色人等，清楚这位酋长或那位上校想要什么，清楚他们的出身和关系。在莫斯科及其附近找不到握有此类知识的人。此外，你还得知道石油收入、市场、市场波动、股票以及各工业化民主体制每年的原油需求、坦克数量、炼油厂等情况。无论在职的还是兼职的，你们那边反正都无人懂得这些东西。即便你设想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一位满腹经纶的马克思主义者兼一位能读到西方期刊的书虫——即便真有这么一个人，弄出了这么一份蓝图，那么他也得在政治局里有一位教父，方能将这份蓝图摆上绘图桌。摆出这张蓝图能使这位政治局委员获得某种优势，对此他的同事们会连一秒钟也难以忍受。最终，这项计划不会由一个俄国人想出来，因为俄国也有石油，它的石油实际上多得是。你们不会认为你们正在浪费的某样东西是能源。这份蓝图如果是国产的，那它注定永无出头之日。此外，这已非常近似一个想象出来的机会。这份蓝图能摆上你们的绘图桌，原因恰在于它与你们的民族想象力毫无相似之处。仅此一点，便可将这个计划确定为一个创造出来的机会。这是一件舶来品，其主要魅力就在于它是外国制造的。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政治局委员们而言，这份蓝图就像是他们孩子眼中的蓝色牛仔裤。他们非常喜欢这份蓝图。他们也想查验一下标签。他们也拥有必要的手段。

三三

趁他们查验标签的时候，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一些事情，不带有作者的任何干预。哈罗德·阿德里安·鲁塞尔·菲尔比(他的英国好友都称他为“金”，他的俄国好友们更是如此，在俄国，这个绰号不会让人联想到“吉卜林”，反倒是一个崭新的苏联名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流行，因为它恰好是“青年共产国际”的首字母组合词)生于印度的安巴拉，出生时间是一九一二年，邮票上标明的年代是正确的。其父哈里·圣约翰·菲尔比是英国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学家和探险家，后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某国国王伊本·沙特的顾问。他的这个孩子后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他在那里研读历史和经济，并成为学生团体“使徒团”的成员。在剑桥毕业后，他成为伦敦几家出版物的自由撰稿人，他以这一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前往西班牙报道该国内战，稍后被《泰晤士报》雇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成为该报战地记者。在一九四年，人们对这位二十八岁青年的了解实际上仅限于此，他在此时被军情六处(神秘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反侦查分支机构)招募，负责反共谍事务。这大约是他主动请缨的结果。他在战争期间晋升很快，常驻伊斯坦布尔，一九四六年开始掌管针对苏联的反侦查机构。这是一个重要职位，而他只做了三年就离开了，因为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秘，也就是说，他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主要联络员，在华盛顿，除了其他收获外，他还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反侦察局的头领詹姆斯·安格莱顿的好友。就总体而言，他仕途辉煌。由于战时的表现，他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深受外交部和新闻界诸位先生的敬重，甚至有望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掌门人。在一九五一年，他的同事和长官对这位三十九岁男人的了解实际上也仅限于此，此时发生了一件相当意外的事件。他在剑桥时即已结交的两位老友——盖伊·伯杰斯和唐纳德·麦克林——被发现是苏联间谍，他俩逃到了苏联。更糟糕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相关人士均怀疑是菲尔比向他们两人发出了警报。他遭到审查，调查者没找到任何证据，但怀疑依然存在，他被迫退休。生活是无情的，最好的朋友可能会把你拖倒。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单位均持这种态度。他返回新闻界，他毕竟才四十多岁，但调查仍在继续。有些人始终不愿放弃。一九五五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兰在下院所作的一次发言为菲尔比彻底洗刷了罪名。他恢复了一张白纸般的清白，并借助外交部泪眼汪汪的鼎力相助，获得了一份驻外记者的工作，任《经济学家》和《观察家》驻贝鲁特记者。他于一九五六年启程前往该地，永远告别了家乡苏塞克斯的石灰岩峭壁。

三四

三年过后，莫斯科的同志们在啧啧称奇地赞赏这张蓝图。不过，他们还是想查验一下标签。因为对于某些人而言的一张白纸，对于其他人而言或许就是墙上的大字。他们猜想，英国人找不出一个英国人身上的把柄，因为他们只在英国人身上找；这样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是同义反复。因为鼹鼠的职责就是骗过自己人。而俄国这边的材料——假如他们有朝一日能查阅有关档案的话(这是件非常不可能的事)——也不会揭示任何信息。鼹鼠的身份，尤其是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鼹鼠的身份，或许连负责与他联系的军官都不甚清楚，后者最多知晓他的绰号或代号。甚至连最了解情况的叛逃者也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更何况这位叛逃者还将直接投进英国秘密情报局反侦查处的怀抱——请你猜一猜谁是这个处的负责人。只有两个人有可能知道他的身份，一个是苏联反间谍机构的现任负责人，没有一个英国人能接近这个位置，另一个就是最初招募他的那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招募者通常是一位中士，他会比他招募到的人年长，我们所谈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此，这位中士如今要么死了，要么就在掌管苏联的整个反间谍机构。不过他最有可能已经死了，因为保护这位被招募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干掉那位中士。不过在一九三三年，当那位二十一岁的剑桥毕业生被招募时，他们的做法还不像在五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正在查验标签的这个时候——这么无懈可击。亲爱的老中士，不，死去的老中士或许向他当时的上司吐露过什么(这位上司大约也死了，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对国家安全机构的大清洗可不是吃素的)，或是有人目睹过这次招募，或是这位可怜、蠢笨的应招青年自己与后来出了问题的什么人有过交道。归根结底，正是他结交的朋友把他绊倒的，尽管他们曾一度提供了英美原子能委员会的所有情报。(他们曾经是低调隐秘的好探子，可如今，瞧瞧这件事的报应！)当然，就让往事成为往事吧，不过，如果想让这份蓝图成为现实，我们就需要某种比哈罗德·麦克米兰(请别介意，哈罗德)在下院的演讲更为可靠的东西，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人拥有绝对的免疫力，足以抵御任何告密者。不再有意外，不再有过去的声音，不再有骇人的秘密。所以，那些他曾经交往过、后来却出了问题的都是谁？他们的死亡证明在哪里？

三五

他们找不到奥尔洛夫的死亡证明。而威利·菲舍尔唱出了他那句举世闻名的阿贝尔抒情曲。奥尔洛夫不想见他这位老友。他们认定他要么已死，要么不打算自杀。于是，他们挺进中东，挺进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他们抓住了创造出来的机会。他们用飞机和轮船给那些阿拉伯新领袖们送去军事装备、顾问和其他东西，使那些国家欠下债务。于是，那些顾问们便建议那些领袖抬高油价，以便偿还债务。于是，那些领袖真的这么干了，涨价幅度很大，肆无忌惮，其后台就是这帮手持核武器的新型异教徒。于是西方便开始磕头，开始高呼联合国(un)——可那只是舅舅(uncle)的第一个音节。于是如今，无论教徒还是异教徒，都一起来恨犹太人。事情的发展恰如这个男人所预言的那样。

三六

可生活是无情的，一天，这些新的产油伙伴们起了贪心。他们创建一个名叫“欧佩克”的行业组织，开始填充他们自己的国库。他们依然在敲诈西方，却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他们之间还有内讧。但不管怎样，他们逐渐富裕起来，胜过他们的旧主子，更遑论我们。那份蓝图却未预见到这一点。我们中东政策的设计师，伊本·沙特国王顾问的儿子，而且还是一位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我们这位伟大的、从技术角度来看未曾暴露的秘密特工，他本该预见到局势会出现这样的转折！一切事情都正按照他制定的计划顺利进行，可突然却成了这个样子。好吧，他最好能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的说来，我们现在需要他在这里，随时提供咨询。无论如何，他在莫斯科要更安全一些，也更少诱惑。他也可以更为聚精会神。这里不是贝鲁特。

三七

这里当然要冷得多。至少对于一位来自温暖地带的间谍而言是这样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实际上，是在他被招募整整三十年之后。无论如何，如今已经五十一岁的他不得不开始新的生活。不过这并不十分艰难，因为本地的伙伴们会利用他们的特权来帮助你；再说，对于一位五十一岁的人来说，生活已无新旧可言，国家亦无内外之别。更何况你还将你所有的成人时光都用于为这个国家充当间谍。更何况你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信念。因此，这个地方你应该感到很熟悉，至少是在精神上。因为信念就是你的家，就是你最终的慰藉，你付出毕生的精力就是为它添砖加瓦。如果你周围的世界过于贫乏苍白，你就会用精神的枝状大烛台和波斯地毯来装点它。如果这个世界的结构过于复杂，你就会倾向于一张精神上的黑白照片，几把抽象的座椅。

三八

亲爱的、饱受折磨的读者，我们快要熬到结尾了，因此，让我们来一点年代错乱吧。有这样一种英国人，他喜欢俭省和低效，见电梯被卡住，或是看到一个男孩因另一个男孩的恶作剧而受罚，他就会心满意足地点头。他熟悉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一如他人熟悉自己的亲戚。色彩斑驳、晃晃悠悠的楼梯扶手，湿漉漉的酒店床单，满是油烟的窗户外几棵萎靡不振的树木，糟糕的烟草，晚点的列车上臭气熏天的车厢，官僚主义的障碍，犹豫不决和懒惰，软弱无力的耸肩，这一切都会让他感到很自如。他自然永远穿一件不合身的粗呢外套——灰色的。因此，他爱俄国；大部分时间里是远远地爱，因为他难以承受此行的费用，除非等到晚年，在他五六十岁的时候，在他退休之后。他愿意为俄国做很多事情，为了他心目中那个低效的、但充满戏剧性、富有精神性的俄国，那个《日瓦戈医生》(电影版而非小说版)式的俄国，在那里，二十世纪尚未被装上它的固特异轮胎，在那里，他的童年仍在继续。他不愿他的俄国变成美国。他想让她继续紧张、笨拙下去，穿着褐色的毛袜，还系着一根很宽的粉色吊袜带：不要尼龙袜，拜托，也不要连裤袜。对于他来说，这就等同于他的粗汉男友，等同于他那些剑桥伙伴将在伦敦的酒吧里终生四处搜寻的工人阶级子弟。但他的性取向是正常的；而他选择的是俄国，如果不是德国或奥地利的话。

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