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来了一群日本专家，到抚顺考察。他们什么都没相中，唯独看中了这座矸子山。它的本名，其实是华山，也叫矸石山，叫来叫去的叫白了，就成了矸子山。其实是露天矿开采过程中挖出的油页岩堆积而成的，方圆有几公里，最高处海拔近百米。山上多数地方是平缓的，铺了一层砂石，盖了很多排整齐的平房，里面住的几百户，都是矿上的工人家庭。我姥姥家就住在那里。每次下过雨，山上地面就会冒热气，带着浓郁的油味儿。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是给全市每个家庭一台小轿车，换这座矸子山。这个消息着实让全市老百姓兴奋了一段时间，人们经常在私下里聊天之后，忍不住要憧憬一下满城跑小轿车的场景。但最后政府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说这是非卖品，是城市的一部分，割下来给外国人拿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是留了个心眼儿，既然日本都觉得这座矸石山是宝贝，那我们就更不能卖它了，虽说咱们也不知道怎么开发它。失望之余，大家想到我们竟然拒绝了小日本开出的如此优厚的条件，又都不免自豪起来，说这就是孔老二说的“贫贱不能移”吧。也有人说这是孟老三的话。我们当时也不大清楚这两位是什么人，听起来好像是很有名又有些搞笑的古人。通上矸子山的道路都不大好走。尤其是去我姥家的那条路，因为比较陡，走起来特别累。下过雨之后就更难走了，因为雨水把原本压实了的矸石路面冲得松动了。有一年夏天，我姥姥就是在下过雨之后摔倒在那条路上的，结果左大腿骨折了，一躺就是三个多月。十多年以后，政府又想起了这座矸石山的价值来，派一组专家到这里考察了半天，结论是这些矸石已经不能用了。
姥爷
这回得绕很远的路了。车子开得很慢，在这个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城市里摇晃着前行，像深水中的小舟，耐心地划出一条最大弧度的曲线。原来的那些路，不是被翻开就是被封闭了，剩下的都是些坑坑洼洼的，车子只能慢吞吞地颠簸。在过于茂密的树木跟其他疯长的植物之间，有条战备公路，像隧道一样幽深，车灯不断照亮两侧黑暗中忽然涌现的一簇簇黑油油的叶子，有时甚至会让你觉得那些缝隙里像隐藏着什么动物，正默默凝视转弯的车子，还有我们。
从机场到家的这一个多小时里，我想起一九八七年的冬天里，那个下着灰色细雪的下午，我用姥爷给的七十六块钱，买了那套《鲁迅全集》，然后就抱着它们，挤坐在小公共汽车的尾部，偶尔抽出一部，翻上几页，闻闻书里的味道，车窗上的厚霜在融化，露出几块形状不规则的幽暗……还有些其他的场景，比如冬天的暮色里，他推着那辆高大的自行车，慢慢爬上那座矸石山的坎坷坡路。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九四三年的那个初春，十五岁的姥爷和他的两个弟弟是怎么从河北吴桥一路曲折逃到东北的。那时路上逃荒的不计其数，同村的、外乡的、河北的、山东的，都奔着关外的东北而去。可是还没过山海关，就已经有很多人死在了路上。他们能活下来，是因为姥爷在临行前除了搞到些干粮，还弄到一大块豆饼，藏在背包里。另外他总能找到点别的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比如冻萝卜、地瓜干、皮革、牲口草料里的种子、鼠窝里的大豆、麻雀，以及壁虎、蛇、田鼠。另外，他会喂牲口，这门手艺救了哥儿仨的命。
到锦州的黑山一带时，正赶上一个大雪天，他们投在一户富农家里。姥爷上半夜给几匹骡子清理了棚子，下半夜又铡了很多的草料。天蒙蒙亮时，他劈了一大堆柴，然后帮着男主人去井台那边挑了几桶水，把厨房里的两个大缸灌满。他说在劈柴时差点站着就睡着了。那个大个子男主人告诉他，去抚顺吧，那里有煤。他给了姥爷一个破布袋子，里面装了八个大玉米饼子、几个窝头和咸菜疙瘩。半个月后，他们到了抚顺，鞋子都走烂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讨过饭，帮倒卖牲口的喂过马，还给一位日本的电气工程师当过马夫。姥爷的电工知识就是跟他学的。他们有一张合影，姥爷还留着，但只有他自己的那一半了。他说那个日本人叫田中，很内向，几乎没有朋友，特别喜欢马，还会吹笛子。
要是一九五二年春节前，政府没征用那一整条街的门市房，要是姥姥买到了去锦州的火车票，他们就遇不上了。但姥姥当时不但没买到票，连随身的东西都被偷了。她只好带着三岁的我母亲暂住在姐妹家里。那个姐妹的男人，跟姥爷是老乡，也在矿上工作。“我会照顾好你们娘俩儿的。”据说姥爷在老乡家里跟姥姥不声不响地面对面枯坐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就说了这么句话。当时姥爷已是国营露天矿里的电工技师了。为了配得上有高小文化的姥姥，姥爷特意读了一年工人夜校，读到可以看书写信。经常地，在晚上吃过饭之后，他喜欢给姥姥读读旧报纸。
从十二三岁起，我就经常坐公共汽车去给姥姥送药。那座矸石堆成的山是那么的低矮，经常会冒出味道奇怪的烟气。西侧的山脚下，是古城子河，也叫煤泥河，因为源头就是矿上的洗煤场。河水流下来，带着很多细小的煤渣，跟淤泥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煤泥，老百姓买这种泥打煤坯（用那种长方形的模子，把煤泥放在里面，蹲在那里用手拍打，直到平滑整齐，变成一个黑色柔软的方块），晾在空地上风干，然后就可以烧炉子了。山上住的都是矿上的职工。姥爷家的院子至少有四分之三是被仓房占了的。仓房里，院子里，有很多从矿上捡来的边角余料，漆黑的枕木，粗大的道钉，自行车里外带，几筐大块的煤，还有成筐的劈柴，专用来压炉子的几编织袋碎煤。不管有多少东西，经过姥爷的手，就都会是整齐的。他近乎着迷地存储各种东西。他相信它们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家里没东西，怎么行呢？”
那时姥爷家是个安静的地方，总有股卫生球的味道。干净的水泥地上，总是有些潮湿的痕迹。碗架柜里常会有一碗姥姥做的腌黄瓜，或是腌豇豆、蒜泥茄子，锅里也常会有米饭，泡上热水就可以就着小咸菜吃。房间也小，入门处是个小间，最早老姨住在那里，里头有个小书架，老姨嫁人后它就归了我。海城地震时，我跟妈妈、妹妹刚好在那儿住，晚上早早就躺下，可是都不敢睡，房门开着，院门也开着……姥爷站在院门口，不知在看什么，偶尔能听见很远处传来的火车声，还有火车要来时值班工人敲打铁轨的声音。那时我以为世界要发生什么大事，可到头来不过是很远的地方发生了地震而已。
我五岁的那年冬天，妈妈跟奶奶吵架，爷爷把我们一家四口赶到了隔壁尚未封顶的房子里。好在炕是好烧的，我们一家人躺在热炕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望了半宿寒夜星空。第二天姥爷来了，怒气冲冲地丈量了房顶的尺寸，然后破了好多根收藏多年的红松枕木，找来几个工友，用了不到两天，就把房顶给上好了。当时爷爷觉得这事儿处理得有点过了，就尴尬地要请姥爷进屋喝酒。姥爷把自行车抖了两抖，压了压气，回头对我爷爷说：“对自己的孩子，不能这样，是不是？”据说我爷爷那张宽阔的脸，当时就红得发紫了。
七十年代末，姥姥得了场大病，花了很多钱才捡回了一条命。当时姥爷去两个弟弟家里借钱，没有借到，就把自己的手表和自行车都卖了。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在他看来，最丢脸的家门不幸，就是兄弟无情。他认为是自己这个兄长没当好，让两个弟弟变成了这种人。因为急火攻心，他得了种怪病，就是脸变成了暗红色。看过几家医院，都不知道病因何在。后来找了位老中医，开了个方子，每天吃两斤煮熟的草参，像吃菜那样吃下去。那种草参特别的苦，放很多白糖也还是苦。方子是有效的，吃了一个多月后，脸上的红色就慢慢地消了，但鼻头上的那一点始终还在。姥爷发脾气的时候，那鼻头就会异常地红。
殡仪馆的人指挥着几个工人，把他从冷藏柜里抬了出来。司仪是个粗壮的中年人，念念有词地指挥亲属们扯起白布，为姥爷的身体遮一下天光，然后他拿着蘸了白酒的有木杆的棉球，从上往下依次去开眼光、开胸光、开手光、开腿光、开足光，最后把一些黄纸包成铜钱状塞在身体的两侧。跟生前一样，姥爷戴了顶深蓝色的有檐布帽子，穿了身普通的蓝布衣服。他的脸是黑黄色的，这是最后那一年里几种疾病反复摧残的结果。他活了八十四岁。
遗体道别时，亲人们站在边上，看着来宾们从躺在中央的姥爷的另一侧绕行而来，经过我们的面前……我的耳边不时响起他的说话声，那种有点像唐山话的口音……他念叨着我的名字，自言自语似的说：“你这个小孩儿，不好好读书，可不行啊……考不上大学，考不上中专，再考不上技校什么的，到那时，你还能做什么呢？去乡下种地，人家也不要你哦，你也不会干啥，小胳膊小腿儿的……那不就成了废品了么？”后来见我也没有起色，就不再说这样的话了，只是用那种温和的似笑非笑的眼光，不声不响地眯起眼睛，打量着我，好像在说：“怎么办呢，你？”偶尔忍不住了，或者心情很好，他就会没头没尾问一句：“怎么样了呢？”这时我身后通常就会响起我妈妈的声音：“唉，还不是那样……”他出神地想了半天，然后叹了口气，对我妈妈说：“那就多琢磨琢磨别的吧，怎么也得有个饭碗不是？”
后来我技校毕业，进了家石化企业做仪表维修工。姥爷还特意骑自行车来看我。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刚退休没几年。他是露天矿里评出的第一批八级工，也是第一批高级技师。早在七几年时，他的工资就已四百多块了。等到二〇〇〇年时，我的工资都涨到了一千多块，可他的工资仍旧是四百多块。有一次矿上工会的人“五一”来家慰问，他是真的怒了，就好像整个脑袋马上就要火山喷发。但他说话的调子，却是平静的，一字一顿：“你们是在拿我们这些老人开玩笑啊，你们，你们这些人啊，我都替你们害臊。”
那座露天煤矿方圆十几公里的巨大深坑，就像一颗陨石撞击后留下的。在它的衬托下，不远处的城区看上去就像是它的碎屑，保持着向四周辐射的状态。城市中心的地下还有相当储量的煤，但已不能再挖了，否则整个中心地带都会塌陷下去。姥爷工作的地方就在大坑的边上，院门前就是运煤的小火车专用的窄轨铁道。从露天矿坑深处，时不时地会浮出一些烟雾，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煤味儿，以及矸石本身的那种油味。我放寒假时，姥爷经常带着我上班。那里总能看到几只麻雀落在不远处的电线上，灰突突的，动也不动，而铁道间及两侧的碎石上还有不久前的积雪，上面布满了煤尘，几经融化和冻硬，看上去更像是某种废弃的化学物品，旁边窄马路上的雪则早就被清理掉了，堆积在路旁，变成了长长一列黑土冰堆。
姥爷让同事给我做了副冰鞋，领着我来到一片宽敞平滑的雪地，让我自己在那里滑着玩。他自己则站在露天矿大坑的边上，背着手，注视着下面。那片雪地是化过又结冰的。后来起风了，天色更加晦暗，姥爷就叫住了我，领着我往回走。我能看到很深的地方，有很小的火车在慢慢地移动着，再高一些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大卡车在晃动……只是看不到人。
我问姥爷：“有没有到过最深的地方？”
他想了想，说是下去过三次。
“那在最深的地方是什么感觉啊？”我又接着问道。
他瞥了我一眼：“什么感觉？就觉得，这人哩，其实跟煤是差不多的，可能还不如煤呢，就那么一丁点儿，你在下面，再往上看看，那上面的天……”
他说“天”的时候，发音是“甜”，现在想想，还觉得很像评戏里的老生念白，些微的乐感里，还有种莫名的苍凉。
妹妹
在我们那代人的青少年，有个妹妹像个尾巴似的跟在后面，是很常见的事。我妹妹从小就跟我特别亲。不过我小时候可并不太喜欢这个胖乎乎的妹妹。至于原因么，很难说得清。可能是因为那时她的运气总比我好吧，让我在潜意识里多少有点嫉妒。
她的好运气从出生时就开始了。我出生的时候是寒冬腊月，地都冻裂了，爷爷借了手推车把我跟妈妈推回的家里。而我妹妹则生在十月末，正是天刚冷却又没暖气的时候，可她降生的那天赶上医院暖气试气，产房里非常温暖。我生下来以后，我妈上班的地方很远，中午赶回来喂奶时，我已被奶奶用苞米面糊糊给喂饱了。而妹妹生下来的时候，我妈就在家门口的那个中学上班，妹妹天天都能吃到足够的奶水，所以她从小就是个白胖的大嗓门，哭起来比我还敞亮。
我一岁刚满就断奶了。开始能自己吃饭的时候，家里没什么可吃的东西，天天都是白菜豆腐之类，很少见到油星，炒个黄豆用酱油泡上也能算小菜。而妹妹是直到三岁才断的奶，到能自己吃饭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已有了明显改观，开始有油有肉了，偶尔还会有水果，过年时还能吃到糕点罐头。上学以后，我直到五年级才遇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算是让我见到了光明。而我妹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遇到了不错的老师，一直到中学，从来没有吃过任何苦头，更不用说体罚了，她还做过班干部和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最差的时候也是课代表。而我，在漫长的学校生涯里经常被老师体罚，即使在最出彩的时候，也只不过做代数课代表而已。
童年的阴影漫延了整个少年时代。我妈经常会觉得我是个没什么希望的孩子。我的学习成绩，我犯的错误，都会时不时地让她头疼不已，有时甚至觉得很丢面子，她是老师，而我却是相当差劲的学生。妹妹学习好，也听话。不过说实话，除开那些为数不多的心存嫉妒的时候，我还是很爱妹妹的。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因为护着她而跟别的男孩打架。八岁的那年，还因为用一块大石头砸伤了欺负妹妹的一个十多岁的女孩，被人家全家十几口人围住我们家的大门要求赔偿，那情形跟抄家差不多了。
那时最让我无法忍受的不是别的，是放假的时候她整天都要跟着我。她的理由很简单，是咱妈让的，你要是不想让我跟着你，就跟妈讲去。所以我经常是面沉似水地走在前面，而她跟在后面，两个人整天四处游荡。这种情况到了我上初中时，忽然间发展到了极致，那时妹妹已经不怎么跟我出去了，但有时候看电影、去公园什么的，她仍旧习惯于跟着我走，搞得我非常难堪，经常提醒她，不要跟得太近了，让人看到了不好。她大为不解，近了怎么就不好啦？我说就是不好。她故意作对：“我觉得挺好。”回到家里她就告了我一状。我妈问我为什么不让妹妹跟着我走，我说：“不为什么，我不习惯。”边说边对妹妹怒目而视。
不过说起小时候的事，我妹妹也是振振有词。“你看，”她慢条斯理地说道，“据说我四岁的时候在炕上玩，让你看着，我爬到窗台上，双手抓住窗栏杆，你也不管，然后我一脚踹破了玻璃，满脚都是玻璃碎片，在医院里护士用镊子捡了一个多小时，这事儿你还记着吧？”“我记着呢。我妈差点没把我屁股打开了花。不过我当时看着护士往外捡碎玻璃，心里都发慌，可你怎么还笑呢？难道是因为你太胖了，脚上都是肉？”她笑道：“那是扎了麻药，过后才疼的。”“还有啊，”她接着说道，“有一回妈把我们锁在院子里，你想出去玩，又怕丢下我不好办，就让一个男孩从墙上翻进来，然后两人合伙把我推上墙头去，那边再让人接住，晚上再翻回来，可翻的时候你又想出花样，找了个筐，说是可以接住我……我们还一起偷过大白菜呢，这事儿你还记着吧？”
跟小时候的颇为有趣的经历相比，后来的事就没那么轻松了。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是我们家里最不安稳的时期，爸妈还有奶奶，几乎是吵了十年。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出去自己住了。家里如果有事，妹妹会打电话告诉我，回去息事宁人。她上大学的那几年，我们每周都写两三封信。她大学毕业那年，我也忙着结了婚。我是彻底怕了烦了家庭和事佬的角色，就把这件艰巨的日常工作转交给了刚毕业的妹妹。妹妹比我孝顺，也比我懂事。工作以后每月工资多数都上交给我妈，自己只留很少一点，不够花也不再要。而我妈是那种常常为了洗干净杯子而会失手打破杯子的人。她对妹妹的要求，常常严格到了苛刻的地步，会为了一些小事就随意批评妹妹不懂事。于是我成了妹妹最有力的辩护人。妹妹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挫折，而我是比较习惯于受到挫折，所以我非常明白，内心的安全感和自尊心的保持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同时我也很清楚的是，亲人之间的伤害，有时候往往会比外人来得更容易、更直接，也更深刻。
妹妹的懂事和善于调节气氛，使得我妈跟我爸总算是度过了有点漫长的更年期，把日子安稳地过到了今天。后来，妹妹当了商场的经理。她在三十二岁时才结的婚。她没被我妈的近乎神经质的状态和频繁的催促所影响，自己耐心地寻找，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男人。现在，她自己也快要当妈妈了，应该是在今年的九月间。我也要当舅舅了。我们有空的时候仍旧会通电话，随意聊些身边的事，但远不如以前那么多了，有时候甚至短短几句话就结束了，很是匆忙的感觉。有一天晚上，因为我儿子的教育的事，我们聊了半天，话说得差不多了，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哎，你还记不记得仙人球的事？”“什么仙人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嘿嘿笑道：“就是你上初中的时候，有天下午在你那个单人床上午睡，我不声不响地蹲在地上，慢慢地搔你脚心，你就伸脚蹬踹，然后我就把家里的一小盆仙人球放在你脚下，你一蹬，哈哈，满脚后跟扎的都是仙人球那种很细的白刺，你跳起来大叫，我是一边笑着一边帮你用镊子一根一根地往下拔的……”嗯，我记着的，那时候我十五，你十三，那件事发生在夏天里。二十年也就这么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