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耐火厂西侧的铁道口，往北走，二十几分钟后，就能看到几块稻田之间的那一片水。我们都管它叫姚台子。它不过方圆百十来步，不知道是如何形成的。里面有鱼，偶尔能看到有人在那里垂钓。水是浑浊的，最深处也不过两三米，夏天总是温吞吞的。水底都是淤泥，很细腻，踩上去转瞬就把脚裹在里面，会让你有种惬意的不安。不知道是谁告诉的我们，那里可以游泳。水边还有个一米多高的水泥台子，还可以跳水。比起那些靠近河边的深不可测的沙子坑，它显得特别安全，也清静。除了我们，平时少有人来这里玩。我们不过是两三个小孩子，十三四岁。我们在这里学会了狗刨，最原始的游泳姿势，在岸上看，确实就跟狗在游泳一个样子。说是安全，其实那里也是淹死过人的，有小孩，也有大人。据说有个女的，是耐火厂里的工人，跟同事相好，后来那人回了南方老家，她就投水死了……之前没人知道他们相好。还有个钓鱼的老人，不知道怎么就淹死了，钓到的几条小鲫鱼，还在小铁桶里活着呢，可是人却漂在了水面上。有人说那里其实是有水鬼的。因为晚上经过那里，有时会看到水面上的磷火。但这些传闻并没有影响我们去那里玩。真正让我们不再去那里的，是有一回我自己去那里游泳……八月里的一个下午，下着细雨……我从水里露出头来，看到有几个人在洗桶，是那种调农药的红色塑料桶。没多久，已爬到岸边，坐在草丛里的我，就看到有小鱼翻白浮上了水面。我记得以前曾有人管这种白肚细鳞的小鱼叫“马口”。那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冲我笑呢。
爷爷
他光着头，待在那里，凝固在那个黑色的木制镜框里，表情有些肃穆，嘴角略微下垂，四方阔脸，棱角分明，黑白的，有点像戏曲里的花脸卸妆后的样子，下面的衣服也是黑色的。这张照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留下的，我看到它是在一九七五年冬天，那时还是张两寸照，贴在工伤证上。后来我再次看到它时，已被放大了，跟他本人大小差不多，作为遗像，挂在了墙上。
初看上去，他多少有点霸道，眼神偏冷，有距离感。后来看久了，就发现他眼里其实隐有某种不易被察觉的暖意，或是笑意，就藏在他的瞳孔深处。对他的凝视，使我常有纷繁的想象，我幼小的虚荣心也会忽然间就得到了小小的满足，有时我甚至感觉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他是我爷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甚至还有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的英雄，还当过团长、师长，参加过几次著名战役，身上留下很多伤痕，有些弹片始终都没取出。在他收藏的那些旧报纸里，我找到了一些战争的现场报道，都被他用红笔圈出来了，很容易就知道为什么，显然他还铭记着那些战争时刻。后来家里用报纸糊天棚的时候，我特意挑选了那些有红圈标识的糊在我睡觉位置的上面，这样躺下来就可以看到它们，可以在想象中浮现那些个炮火中的故事。
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从脖子到腰都是挺直的。几套半新不旧的军装整齐地叠放在炕柜里，上面还有几件快要洗破了的白衬衫。那间阴暗的仓房里，有一个用油纸包着的铁盒子，里面放着几枚已褪色了的军功章，旁边是一台手摇唱片机和十几张旧唱片，还有一根军人用的褐色牛皮腰带，一双潮湿发霉了的翻毛大头皮鞋，另有一个油腻的小木盒子，里面放着十几粒不同型号的子弹，地上还有一颗重机枪子弹……我朋友蓝胜他爸跟我爷爷是老哥们，在朝鲜战争中受了重伤，耳朵差点就聋了，舌头笨重，回来后在砖厂俱乐部做看门人，他人高马大，还有些驼背，声音低沉，发怒时会发出令人惊慌的低吼。据说他跟我爷爷经常在一起喝酒，两个人的酒量差不多，喝起来旗鼓相当，爷爷说的话他基本上听不到，他说话我爷爷也听不清楚，但又时常说得很热闹。奶奶说当时这也是一景呢，看起来很可乐。我问过蓝胜：“你爸是当过师长吧？”他想了想说：“差不多吧。”当时我们坐在中学的大墙上，隔着槐树枝叶看着重重叠叠、起伏不定的那些旧街平房的屋顶，有一句没一句地这么瞎聊着，看上去自得其乐而又有点做作。
在奶奶眼里，爷爷是那种比较典型的没脑子。他讲义气。曾有一老乡，领着一家三口来，你爷爷听他说认识另一个老乡，就把这一家人收留了，在家里白吃白住待了大半年。这还不算，临走时，你爷爷还特意给人家带上米面、豆油、白酒，还有香烟。那人觉得过意不去，就把自己的一台手摇唱片机低价卖给了你爷爷，还搭了十几张旧唱片和几枚军功章，说是算留作纪念了。那些东西，也就是一堆破烂。奶奶忍无可忍了，跟爷爷大吵。爷爷做事虽然爽快，但说话却不够利落，不是奶奶的对手，于是索性不理会，自己喝酒，喝好了之后，丢下一句“你这个人呐”，嘴一撇，扭头就出去了。在外面走了大半天，他才转回来。那时他是砖场里的小工头了。他始终都有些怕长他两岁的奶奶。当年若不是奶奶，他不可能以一个贫困闲汉的资本娶妻得子，也不可能闯到东北落地生根，他弟弟也不可能躲过征兵，被奶奶安全地带到东北，这些都是他做不到的事。他经常对朋友邻居说：“你二嫂是个能人。”只要是能人，不管哪个行当的，他就是两个字：服气。
他很喜欢我。我两岁那年开春，他从外地回来，一把就抱起我，顺手就把我夹在棉裤腰里，让我从他棉衣的开口处露出脑袋，到处转悠，有点炫耀的意思，结果我把他的肥腰新棉裤给尿了，他是一路笑着回家的。那时他已是运输车队的副驾驶了。两个月后，在公共汽车站，我们一家人送他去南方。他抱着我，迟迟不肯放下，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紧挨着他的身体。当时好像奶奶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弄得爷爷有点烦，瞪着眼睛说了她几句。我五岁那年的夏天里，几个很新的木头箱子在院子里被打开了，在阳光照耀下，像百宝箱似的，排开了他托人带回来的米面、豆油和水果。尤其是水果，都是给我的，胶东苹果、南方的柑橘，他一再嘱咐送东西的人，这是给我孙子的。而冬天里，他就死了，是脑溢血。奶奶呆呆地坐在自家炕上，面对着前来安慰她的邻居们，反复说着听来的最后场景，他那么高的个子，放在病床上，几乎是软软的，没有一点难过的样子，很安静地睡在那里，都不相信他是死了的，都以为他还会醒过来。
他以前常坐的那把竹椅子，我特别喜欢坐在上面。往后一躺，不是很舒服，但是有种奇怪的感觉。谈到爷爷，爸爸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我。爷爷看我爸从没顺眼过。爸爸也不喜欢他。他出身贫农家庭，可规矩不少，吃饭时女人跟孩子都不能上桌，等他吃过了才能接着吃。家里人很少跟我讲爷爷的事，就算听到我对别的孩子吹嘘爷爷的丰功伟绩，他们也不说什么，顶多是一笑了之，权当是小孩子的把戏。多年过去了，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我已经隐约意识到，很多事其实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真正发生过的。尤其是关于爷爷的事，我想我需要知道一下真相了，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最早是做什么的，后来做了些什么？于是就去问我爸爸。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爷，也就一普通人，能干什么呢？他呢，当然没参过什么军，也更不会是什么军官，那些衣服都是你那个当军官的姨爷给的，他穿不下，就搁在那儿了……那些子弹什么的，也是他从你姨爷那儿要来的。”说到这里，爸爸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他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很多事他跟我一样，都是听别人讲的，而且他也不愿相信那些是真的，比如说爷爷跟奶奶的关系、爷爷为什么会死在外面，等等。倒是奶奶讲了些爷爷的具体经历，彻底把爷爷从我制造的传奇状态中拉了出来，恢复到日常的地界上。
“你爷爷，”奶奶撇了撇嘴，把刚卷好的旱烟点上，继续说道，“我认识他时，他就是个小贩。他是禹城的，不知怎么跑到了青岛，卖烧饼，卖柴，卖开水、杂货。有段日子很穷，快要讨饭了。经人介绍，我跟他认识的，结了婚，我给了他点钱，做起了小生意。那时他不抽烟，不喝酒，人也本分，可就是有一个毛病，好赌，是那种小来小去的赌，不是大赌，大赌他没那个胆子。小赌也不行，挣几个钱，几下就输了。有一回我去街上，看他还在不在，结果只见摊子搁在那里，就是没了人影。旁边的人努努嘴，指向了旁边巷子里。我就过去，敲门，里面不开门，打开小窗口，问我找谁。我说你开开吧。他说二哥不在啊。我就瞪着眼说，你不开门我就砸门了。那人见我真恼了，就开门放我进去。里面人很多。我顺手就操起一根柴禾棒子，背在后面，来到他的身旁。他正吆五喝六，瞪着眼睛，盯着桌上碗里的色子。我说老赵，他没回头，瓮声瓮气嚷道，干什么？！我抡起棒子就是一下子。他疼得跳了起来。回头刚要骂，见是我，就转身逃了出去。你爷爷胆子挺小的，别看他人高马大的，一听外面有枪炮声，人就堆了，一步都挪不动，还见不得血。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人好、仗义，可见到他时还是会怕他几分。”
他们见面时，奶奶三十岁，爷爷二十八岁，已是晚得不能再晚婚的人了。爷爷带着奶奶和爸爸回了老家，住下没多久，家里人就觉得这婚结得有些莫名其妙，对奶奶的脾气个性也颇有微词，尤其是太奶奶，对这个从胶东来的见过世面的儿媳妇怎么看都不舒服，不明白爷爷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媳妇回来，另外我爸爸当时瘦得不成样子，跟个病猫差不多，也让老太太不喜欢。奶奶是个有主见有脾气的人，不受这个，拉着爷爷抱着爸爸就离乡进了城。……解放禹城的时候，爷爷正在城外。他担心城里的老婆儿子，就跑到护城河附近，想游过护城河进城，结果差点被流弹打死，侥幸逃了命出来，却又得了伤寒，险些死在荒野里。他命大。老房东的女儿救了他，奶奶说，那女的是八路，进禹城时骑着高头大马。枪炮声停下没多久，她让几个兵抬了担架进来，上面是正发着高烧、蓬头垢面而且神志恍惚的爷爷。真是谢天谢地，奶奶说，隔壁的房子都给那大炮弹炸没了。
爷爷本名是赵承铎。按《说文解字》里的说法，“铎，大铃也。军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司马执铎”。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是“铎：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亦为古代乐器。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祖上取这名的意思，估计也是希望他有点小出息就可以了，不说光宗耀祖吧，至少能给赵家发点声音出来。而他偏偏就不是个爱发声的人，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有声有响的事。……一九五二年初冬，在抚顺的爷爷，终于把自家的房子盖了起来。之后没几天，就是大雪数日。雪深三尺，几乎埋了半个门。从未到过东北的奶奶，领着我爸爸出火车站时，被这大雪惊得说不出话来，嘴里不住地念叨：“我的天爷啊，天下怎还有这么大的雪……”
那时我们家周围还有两户人家，彼此相距几里地。春夏间人家都在屋子外面种蔬菜、高粱和稻子，而我爷爷却偏偏要种向日葵，一种就是十几亩，很不可思议。那些向日葵倒是很容易长了起来，错落生出墨绿的阔叶，纷纷开出金黄的花盘，在阳光下左右摇晃着，很壮观。夏天傍晚，下班后他就光着膀子拿着蒲扇，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看太阳落山，吹吹风，半闭着眼睛，一副多少有些奇怪的自得其乐的样子。奶奶后来透露说，他曾经说过，将来老了之后，他们要搬到南方的小城市里养老，比如苏州，或者常州，他特意托朋友问了一下房子的价钱，并不贵，还不时买些生活用品备上，准备搬走时带上。这个想法，他只告诉过奶奶，连我爸爸都不知道。那些东西，直到我们家搬离城西郊时，才被我们发现，那时他已过世十年了。奶奶有些漫不经意地告诉我，这些事儿啊，跟你们说了也是说不明白的。而要是按照我爷爷的弟媳妇的说法，爷爷其实是不想跟奶奶一起终老的，据说他曾几次对人流露过这个意思。她说：“你爷爷，其实是个很内向的人。他们兄弟，都是很内向的人。”
奶奶
现在，她无比安静地躺那里了，我的奶奶。从一九一六年开始的生命，到此终止了。冬天，凌晨四点左右，一枚不够明亮也不很黯淡的灯泡，悬置在她的上方，散发着浅橙色的光芒，映衬着那些寂静的器具，留下不同形状的不规则的阴影，她的手还是温和的，身体也还柔软，而外面暗黑的天幕是一种近乎冰封的状态。外面是零下三十几度，室内也只有十几度，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自己，面对着她，或者她的遗体。她已经离开。父亲去找办理丧事的人。我该想点什么，而不是这样站着，也不是坐在她的旁边，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在我儿子降生之前，算命先生预言了一年之内我们家里的两件生死大事，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而我奶奶离去。她看到了他。于是她衰老得越发迅速了。她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转动了，瞳孔上的蒙翳在扩散，慢慢驱走了光明。她有时候微笑。然而你能感觉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向后退去，待在角落里，等待着什么。她不再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好造成的失误辩解。因为她几乎不再有什么举动了。她要求自己住。父亲把她送到了我以前曾经独自住过的房间里。每天我们去看她，一次或者两次。每次的语言都在减少。少到不能再少的时候，我们与她一样，都在期待着什么。那是她的时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期待已经超过了她自己的。某个时刻正在靠近她，而没有人想要出现在中间，我们站在一边，看着这个时刻发生。父亲哭了。我没有。从给她穿好寿衣、装入纸棺、摔碎烧过纸的被火熏黑的瓦盆，到去火葬场，她变成了堆骨灰，所有的仪式都结束了，我才哭了出来，就像是在哭自己，将体内的过去的一切沉淀统统倾空而去。
如果她识字，那命运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她在最后几年里，始终在为这件事而遗憾。然而就算是她不识几个大字，也仍旧是个很强的女人。其实她的性格，更像个男人。她胆大敢为，既能为了找爷爷而砸了人家私设的赌场，也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抢在征兵前夕把我的小爷爷带到了东北，而那年村子里被征走的一百多个新兵最后只回来三个。她后来说那天到东北后的大雪有三尺多深，她跟爷爷在屋子里喝酒醉了。爷爷从来都管不得她。每次听她聊起过去的事，感觉她眼里的爷爷更像她的弟弟，而不是丈夫。她最爱的人是她妹妹一家，我的小叔叔和小姑姑他们。她死后，一些事情被重新提及但仍旧是悬疑的，比如我父亲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在嫁给爷爷之前，曾经嫁过一个国民党军官……真的是这样的么？被认为最知情的三奶奶也是闪烁其词的，说来说去，意思不外是她也是听来的，从太奶奶那里。我想起小时候奶奶曾给我看过一张旧照片，是她在青岛的时候跟好姐妹的合影，那时她很年轻，皮肤白皙。而且她说，从青岛时开始，她就会抽烟了。她还讲过在青岛看见的吸毒者，是一个妓女，在上厕所的时候毒瘾发作，提着裤子流着鼻涕跑着去吸毒。在经历过的地方里，青岛是最美丽的城市。她去那里时，只有十六岁。
我七岁的时候，爷爷死在外地，我跟奶奶住到了一起。她的那间屋子比隔壁我们家的那间要大得多，光线也更为充足，就算我住进去了，仍旧感觉空落落的……我喜欢躺在靠近门边的炕上，她则在另一边，靠着那只有花卉图案玻璃的炕柜，关了灯以后，她就坐在那里抽烟，是自己卷的旱烟。有时候，在黑暗里她为我讲九头鸟的故事，后来又变成了九头雕，几乎没人能把它所有的头砍掉，总归是有个头留在那里，把进攻者的努力化为乌有，她也讲爷爷在禹城里卖水卖柴和炊饼。青岛与禹城，刚好跨越了整个半岛，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太爷爷太奶奶都不大喜欢她，爷爷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因为她从来不肯留在家乡。也因为她信狐仙，而不是其他的日常神灵。她六岁的时候曾经得过一次伤寒，而那之前她的大哥已经因为这种病而送了命。她被家里人放在屋檐下的条凳上，与邻居家的一个同样得了此病的女孩为伴，放了一个白天之后，她活了下来，那个女孩死了。她认为是狐仙救了她。以至于后来有了我父亲之后，她毫不犹豫地让他认狐仙为师父，那个不知道待在哪里的，或者说待在她心里的非仙非神的灵异之物。
那个院子在冬天里似乎总是笼罩着寒霜之气，夏天里茂盛过的植物的灰黑残叶与菜畦的暗黑色冻土在早晨时被着白霜，她把冻得僵硬的白菜放在厚厚的菜板上慢慢用那把旧菜刀剁开它们，带着冰茬的碎菜叶子放在盆子里拿到室内就融化了，掺上玉米粉放在院子里给家里养的那些能下蛋的鸡吃。她钻进仓房取煤和柴，弄得满头灰尘地回到厨房里，重新生起半夜里熄掉的炉火。她的指节粗大，凝结着寒气，使她不得不承受疼痛。她以酒驱寒。手卷的旱烟夹在手指间，脸上皱纹聚拢，又随着烟展开。我下去了，她说，然后就去走街串巷。那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虚荣。过了很多年，我才感觉到那是一种虚荣。在那种虚荣中，也在那种传统的尊卑思维中，她无法容忍我的母亲无视她的家长威信。她冲到学校，对校长说我母亲有种种的不尊重长辈的地方。就这样开始了她们之间长达二十几年的争吵。
我看见兔子们跑掉了，留下空空的笼子，门敞开着，早晨有雾，院子里的鹅卵石也是湿漉漉的，然而那是发生在我尚没出生时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奶奶说，除非你是寄生子了。也就是投胎转世人的灵魂来到这里时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她说这事的时候就像在说平常事一样，没有丝毫的惊讶。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她的。我结婚的时候她重新找到了希望，想跟我们住在一起，从而离开我父母的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又回到了近乎绝望的状态里。她也不知道，我这是一种逃离。离开父母，也离开她，以及永无休止的争吵。在偶尔回去的时候，她更为频繁地对我提起她年轻时的要强与聪明。她去过很多地方，直到遇到爷爷，那时她已三十岁了。是她让爷爷去东北的。随后她带着我的父亲也来了。那时我们家周围只有几户人家。她记得靠近路边的是李姓的裁缝夫妇，他的女人是上海人，会说日语，后来带着一笔钱跑掉了，留下裁缝自己和墙上掏出个空洞的房子，那洞是那女人用来藏钱的。那个女人是她见过的少有的聪明人之一。她清楚地记着那个身材瘦弱、皮肤白净的女人走路的姿态如何的轻飘，不能不为之叹息不已。
爷爷在外地脑出血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坐在炕上默默地抽烟，邻居里的那些女人围着她劝说，她也不说什么。她们走了之后，她才起来到院子里，打开仓库，摆弄着里面的一些居家用的新器具，那是她让爷爷买的，她还让爷爷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买房子，将来好去那里度晚年。这是很多年以后她才告诉我的。她本来没想过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这是件令她非常失望的事，甚至比我父亲的内向懦弱还令她失望。在我五岁的时候，她就很坚定地认为如果我父亲跟母亲离婚的话照样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姑娘。听到她这样说，我父亲就落了泪，他请她别这样说了。这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她们两个人，相持了二十几年，也没有分出胜负。即使在她再也不能与我母亲毫不相让地争吵的晚年，也没承认我母亲比她更强。她总是闭着眼睛，昂着头，抽着烟，无视我母亲近乎失控的指责。很多事都已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潜意识里有意遗忘的。
奶奶不在以后，我很想找个时间跟父亲谈一谈她的事。但这个机会始终都没有出现。周年的时候，我们去骨灰存放处为她扫尘，在那些死者的狭小空间里找到了她的位置，父亲把上面的灰尘轻轻地抹了去，我把酒倒在地上，然后烧了些纸。我们在那里待了半个多小时，然后离开了，顺着那条狭窄弯曲的郊外公路往城内走去，一直走到公交车站，等了半天车，从始至终我们都没说什么。奶奶走后，父亲忽然老了很多。坐在车里，我想了想，还是问起他是不是亲生儿子的事。他自己也不敢确认，究竟是还是不是，消息基本上来自周围的亲戚与老邻居，而他们又都是听别人说的。按跟奶奶认识最早的三奶奶的说法，她来到爷爷身边的时候，已经带着我父亲了，而且实际上她并没有生育过。这些我并没有跟父亲提起。这些都不重要了，父亲叹息道，她对人还是挺好的，她只是不懂怎么关心身边的亲人。
无论我想或者不想梦到她，都是无用的，她是留在我心里的一个声音，一个缺少光亮的影子。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么？那么我听到她叫我就醒了过来的那一次又是怎么一回事？她叫我的名字，胶东即墨的方言，她的形象浮上来，随后我就是醒着的，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七岁那年春天她采来刚发出没多久的菠菜嫩叶，做成小包子，蒸熟了给生病的我吃的情景，她用白酒擦我发热的身体降温的情景……她开始沉默的晚年，我偶尔陪她晚上散步，让她忘掉一些事，而她的记忆力已经在急剧减退了，时常这样那样地出错。每一次劝慰她的时候，我的言辞是多么像那些神甫啊，接受吧接受吧接受吧，我说的所有的话归根到底似乎也就这三个字了。而为了使这三个字显得更合理一些我每次都要给她一个苹果。她喜欢苹果，看到我的苹果会很高兴，但不舍得吃，而是放在床上隐蔽处的布袋里，她觉得她更喜欢闻到它们的香味。
在她临终前一个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整日躺在那张我曾经睡了好几年的单人床上，不再活动了。她有时候会出现幻觉。有时候还会认不出人来，甚至认错人。有天我过去看，外面下着雨，父亲不在，只有她一个人躺在那里，望着天花板出神，就像睁着眼睛睡觉一样，长时间地一动不动。我看了看桌子上的那些食品和水果，跟我上次来的时候差不多，几乎没怎么动过。我坐到了床边，伸手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皮包着骨头，皮肤凉丝丝的，听到我的走动声，她侧过头来，看着什么地方，并且开口说道“是你么”，她叫出的是她妹妹的儿子的名字。我想了想，就直接告诉她是我，她的孙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她两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听出了是我，她仍旧是挺高兴的样子。我给她倒了杯水，慢慢地用汤匙喂了她几口。然后又给她削了只苹果。可是她的假牙套还没有戴上。她似乎清醒一些了，听我说说外面的事，听着听着，就哭了起来。我有些尴尬而又不安地问她：“为什么哭呢？”“唉，”她说，“我真的是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