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的北岸，都是山。小时候经过河边，指着它们，就问大人，那是什么山呢？回答是长白山的余脉。那长白山在哪里呢？在吉林那边了。于是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样的图景：被群山覆盖的吉林，在俯瞰的角度下，就像一头无比庞大的体毛浓密的野兽，而河对岸的那些低矮的山脉，不过是它远远甩出来的尾巴。我们要等到十四五岁时，才有机会进山里去。那之前最能引发想象的，并不是山，而是最高的山上那幢白房子。无论在哪个位置远远地看山，都能看到它。要是住在它那里，应该能看到整个城市吧？听说它其实是个兽医站。于是我们就想象每天都会有人带着牛羊，甚至是猪，去那个白房子里，被人用很粗的针扎破厚厚的皮。后来买了望远镜，经常会在阳台上向那里望。望远镜的倍数不高，能把那房子放大两倍左右，可是很少能看到有人出来或者进去。你也不会跟任何人随意谈论它，也不会告诉别人你长大了想当个兽医。北山没有想象的那么深。顺着山中小路，曲折走去，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就出山了……外面是略微有些起伏的平原，还有高耸的高压电支架和几重低垂的粗电线。在那里能看到通往另外一个陌生城市的狭长公路，以及山脉是从哪里开始转弯的，由向南转为向西。十七八岁时，我们经常在休息日去爬临河的那些山，会在山坡上的深深茅草丛中晒着太阳，眺望远处烟雾里的城区。那时我们已经知道，白房子并不是兽医站，而是气象台的监测站。
路超
关于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的那些记忆，就像遥远宇宙里几千万年前消失了的一颗星球的光线，尽管仍旧在太空里漫游，其实已是所剩无几了。时间既在构成记忆，也在淹没记忆。之所以还能偶尔想到那个时段，还会在内向的视野里浮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残屑，固然与那种抑郁的经历所留下的气息有关，但我却更愿意把一个少年的明朗形象当作那时的标识。他就仿佛是被透过茂密树冠的细碎阳光照亮的一枚新鲜银币，质地坚硬地闪着金属光泽，轻而易举地均衡了我记忆中尚存的那些身心失重的纷繁瞬间……在那个被许多大树围绕着的中学的灰褐色建筑里，我不由自主地坠落。没人知道这个男孩的眼睛里为什么时常会充满恐慌。我的世界在坍缩，也在封闭，没有声音进入，我也无法发声，让别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宁愿待在家里为院子里的蔬菜浇水、喂鸡、晒太阳，也不愿回到那个候审席般的座位上去，在那里像个白痴似的站起来又坐下，轻易就陷入窘境，每堂课都是一种煎熬，又找不到离开的理由或者借口，即使有了也没用。我只能不断地缩小自己的身体，以期被更多的人忽略不计，我已经够渺小的了，比一枚桃核还要小，可是没用，我还是会时不时地突然浮现在表面，被一些强光照射，就像生物实验课上等待解剖的小动物，呈现出那种没人会费神去理解的怯弱。
一些印象纷纷浮出，飞快地流动而去，类似于油脂的轻薄物质，散发着工厂里才会有的油浸金属的气息。我的记忆模糊，隔着一层薄薄的化纤覆盖物。那是个微观的世界。最先出现在镜头里的，是两位身材比我高大很多的男孩的面孔。他们截住了我的去路，在幽暗的林荫路上。你怎么回事儿？他们的轻蔑鄙视像尖锐的铁器似的抵入我的心里。那时候我眼含泪水，感觉自己摇摇欲坠，心底涌上来的温热潮水正在淹没我。他来了。他反驳他们。而我就像个溺水者，什么都听不清楚，他们的嘴巴在动，而我，在向下沉没。他昂着头，盯着他们的眼睛，直到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叫我的名字。他是路超。道路的路，超越的超。头上有着某种光环，这是记忆的效果。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我，被他带到了他充满阳光的家里，他要用一个暑假帮我解决问题。我觉得我就是个问题。就像老师说的，你真是个问题。他不管这些。“你怕什么呢？我感觉你总是在怕什么。”他的瘦削身体松弛地靠坐在沙发里，双手搭在扶手上，看着我的眼睛，“你不比他们差，一点都不差。别管他们。你得敢跟他们对视。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就不是垃圾呢？他们只是装作很强的样子。”……拯救者？那时的我还想不到这个词。落水者几近绝望的视线里慢慢浮现的一只小船，他从船里探出头来，伸出手。
学校附近道路两侧有很多枝繁叶茂的高大杨树，它们在夏天里总是弥漫着神秘的动荡与寂静，而秋天里阵雨般的落叶会让空气里充满了冷涩的树汁气息……某些从学校步行回家的午后，路边那些楼房底层的玻璃窗里面幽暗静谧的房间，或者简陋的体育场后面荒地上孤立的废弃水塔，里面的那些不知谁丢弃的手套、鞋子、绳子或者扭曲的肮脏手纸、布满钉子的残缺木条之类的东西，以及从水塔顶上面看到的一个灰色城市的侧影……破旧的巴士像要散了架子似的在路上急驶，那段时间里留下的唯一的个人形象是一张两寸黑白照片，贴在公共汽车的月票上，十一岁的赵松那有些局促的微笑中很难看出环境的痕迹或气息……还有，父亲在院子里树起十多米高的电视天线杆子，母亲的表情有些忧郁，还有一块替代玻璃的窗户纸上用线香烧出的花瓣图案，在大风天里突然翻滚到院门边的被我误以为是兔子的灰色塑料布……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碎片多少还是透露着压抑的气息的，在记忆深处，它们重构那个城市，总是空空荡荡的，看不到几个人影（那时候最容易令我恐慌的就是人，各种各样的人，陌生的或者熟悉的）。它们浮动在由一些含糊不清的记忆和被遗忘的印象共同造就的记忆岩石的表面，下面是那个早已封存的世界，很多事物被遮蔽了，只能看到上面浮动的几点光斑。那个叫路超的少年，就是其中之一。
我需要某种气息的导引才能回到那个遥远时段。带着被咬开的黄瓜的清香味儿，他眼光清澈地从厨房里转出来，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双动画片里的老鼠才会有的薄而尖的耳朵，眉梢轻轻上挑，有些惊讶的样子，黑白分明的眼睛，生动的眉毛，还有声音，紧凑的薄嘴唇，他的白衬衫以及戴歪了的红领巾，他走路时有轻微的驼背，身体太瘦了，穿着什么衣服都显得有些肥大。他伸着指头，指甲轻轻地划在练习本的纸面，那些令我恐慌的数学题就像一扇扇曾经被魔法封闭的门似的突然就纷纷打开在我的面前。他家在一幢日式老楼的深处，两个小房间以及厨房门是半开半闭的，就像挤在一起的几个温暖干净的旧木盒子，弥漫着红色地板、樟脑球和煤气灶的混合味道……我沉浸其中。在他的指引下，我试着修复感觉中的缺口和黑洞。按他的说法是去掉错觉。他还说了些精彩有趣的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在学着说话，从倒塌的地方离开，不再蜷缩。我们每天下午见面。我做他布置的练习，然后他讲解。我们说话。短促的夏天，就那么一点时间，凝固的，难以挽留的。有时我忍不住对他描述雨脚在对面屋檐上不断绽放时的场景和雨天里各种特别的气味。我们在阳台上站着，胳臂支撑着阳台窗户的湿漉漉的水泥边沿。他默默地听着，下意识地把钢笔的尾端放在牙齿间慢慢地咬着，不声不响地看着外面。我完全被他所营造的温暖平和的气息笼罩了。
外面在下雨，现在，我在时间的另一端捕捉过去的气息。关于那些年的记忆媒介少之又少。那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他曾跟我回了一趟家。一路上他都很安静。在他向我的父母说明来意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甚至是有些尴尬。像个成年人似的，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我的父母，赵松的领悟力并不差。他镇定自若，表达自如，偶尔还会做出有力的手势。在这个孩子在我家努力说服大人们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的时候，我不得不充满感激而又紧张地躲在角落里，悄悄地看着他的侧面。要知道，那时候我的父母对我早已不抱什么期望了。用母亲的话说是不抱什么幻想。她一直拒绝出席期末考试后的家长会。对于同样是老师的她来说，我的成绩以及表现令家人难堪。当然，她是对的。而路超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我的父母一定要相信我能有所改变，能变得很好。他离开之后，我的父母心情复杂地重新打量了一番躲在角落里的儿子。他们低声交谈。他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同龄的孩子差别如此之大。他们觉得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的问题。
他很像一个天生的传道士，拥有说服别人的天赋。他的父亲是个厂长，似乎从未见到过。此外，我的记忆里还影影绰绰地留着他母亲的一个轮廓。某个温暖的中午，她给我们做了白菜炖豆腐和米饭。我们，还有他的弟弟，坐在布满阳光的挨着阳台的门厅里，他笑了一下，洁白整齐的牙齿稍纵即逝，他有些严肃地提醒弟弟不要把饭粒弄到桌子上。这个场景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是我想象出来的，因为它是那样的温暖，而我仍旧不时地收缩着，不能松弛地展开。那个暑假里，有几天他跟着父母去旅游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依靠想象，我也去了那个多山的地方，白亮炽热的日光透过茂盛巨大的树木，把山间的石头照得洁白而滚热，我坐在那里等他们来……这些想象发生在空旷的学校操场上，我看着那些紧靠院墙的高大杨树，有风经过的时候，它们就缓慢摇动，数不尽的墨绿阔叶重重叠叠地颤抖着明暗变幻，直到现在我仍旧要透过它们的空隙去看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或是可能有过的场景……其中有一个场景会反复出现，像凝固在心脏表面的一个斑点，散发着浓郁的石灰气息：春天里，学校粉刷墙壁，喷浆机喷出的白色液体阵雨似的落着，我蹲在地上，穿着父亲的草绿色新雨衣，用手扶着喷浆机管子的接口处，几个男生在用力压动喷浆机的压杆，实际上那个联接部位即使不扶也不会脱落……后来，绿雨衣变成了白色的，偶尔经过的老师看不下去了，就说你先回家吧，于是这个十一岁的白色小人就低着头离开同学们的视线，独自走回家里去了……当然，除了这个有些伤感的场景，我还能随后想起秋天里我们全班同学在空荡荡的俱乐部舞台上练习合唱的场景，金橙色的聚光灯照着发热的脸庞，下面没有观众，只有模糊的座椅在黑暗里反映着微光。“小鸟在前面带路，花儿迎向我们，我们像花儿一样，走在校园里，走在草地上……”当然，我会在歌声里轻易地慢慢辨别出自己的声音，还有几个女生的，毫无疑问，还有路超的，以及他那认真歌唱中的脸庞。
对于一个自卑的孩子来说，这个世界的很多人都是令人羡慕的。比如一个骑自行车上学的好学生，他在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饭盒（生活自由自在的象征物），他不喜欢说话；一个学习不好可是很能打架的男生，很多人都怕他，他的恶作剧常引发大家的哄笑；还有那个经常对我表示轻蔑的体育委员，长得好看的高个子，我羡慕他的装腔作势；那个长得像洋娃娃的小个子女生，她脸色潮红地伏在最前排的桌面上写作业……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那么的可爱。我羡慕他们。但我对路超有的不是羡慕。我从不在别人面前说到他对我的帮助，我只是不想让他显得怪异。是的，在我看来我自己就是怪异的。就算我的成绩慢慢回到了正常状态，我这个人也仍旧是怪异的，存在着尚未发现的问题。不过，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原本有些分崩离析的世界就这样重新联接起来了。有时我还会多想起那段时间里的一些场景和细节，比如老师眼镜后面阴沉的眼光，身材粗壮的体育女老师突然给我的一记耳光和尖利叫喊，操场上踢球时因为不会发界外球而受到的嘲弄，拿着自己的饭盒躲在一边小心而略带羞怯地吃着……而他，永远在这些场景之上，是上面的一簇光亮，近乎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不那么具体，又近乎完美。
那段记忆里至少最后一个场景是美好的，年终的班级联欢会上，我坐在大家中间，吃着花生、瓜子和水果糖，感觉这些东西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辰一样美妙。大家表演节目。后来路超对老师说，让赵松也出一个节目吧。老师侧过头看着我，笑着说，他行么？路超边点头边说，他行的，我听过他唱歌。那你就出一个吧，老师说，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对我微笑。我站起来就涨红了脸，就大声唱起来，连歌名都忘了报：“啊啊……牡丹，百花……”我感到所有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耳朵里充满了它们的海浪般的轰响。我就要转学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起来都很可爱。我的眼光不时掠过他们，还有他的侧面。他坐在老师旁边，大口地吃着苹果，偶尔看我一眼，微笑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老师公布我转学消息的时候会那么的安静。那时的一些作为纪念的小东西，就像那些同学的面孔一样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在路超家里我待了最后一个下午。他把自己的参考书和练习题都给了我。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默默地看着外面，那些楼房被午后的阳光照得白亮。离开他家时天已黑了，我从那些楼房下面经过，他家里的那种温暖气息跟随着我，从鼻子里涌到眼睛里，薄雾般地弥漫着……我走到马路上，车辆很少，路灯是金黄色的，两侧黑暗中远近的建筑都显得庞大虚无了很多，像另外一个世界，甚至也像记忆本身，不是很真实。
老赵
老赵在五十三岁（也可能是五十五岁）的时候，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上了班长。按我师傅的说法，他这回之所以能这么容易就如愿以偿，并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没以前那么聪明了，可以说是学乖了。这话听起来，很有弦外之音。我师傅是很看不上老赵的。在一种略带轻蔑的神态里，我师傅用四个字概括了他过去的遭遇：机关算尽。我很想知道这里隐含的故事。可是师傅似乎总是不屑于说那些陈年旧事，有时甚至故作神秘。只有在非常轻松的私下聊天时，我师傅才会忍不住透露一些关于老赵的事。基本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听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左右不过是些不大不小的个人得失上的过节。
老赵是个瘦高个，从脑袋到手脚哪儿都是瘦长的，如果皱纹再多一些，鼻子再高一些，就很像贝克特了。我曾经看到过他刚参加工作时的工作照，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表情倒是跟那个时代很相符，紧张而严肃，嘴唇紧闭着，下巴略微有些上翘，眼神自负而又有些迷茫。包括我师傅在内，几位班里的师傅，都是老赵的晚辈，年龄上要差个十岁左右。至于我们这帮徒弟，则是晚辈的晚辈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老赵的印象都不错。他技术好，既懂电工又懂仪表，遇到问题，略加思索就能立即得出准确的结论，而且手到病除。另外一点更令我们佩服，就是记性出众，玩扑克牌或者打麻将的时候，他从来都是看一眼手里的牌就扣在桌面上，随后基本上是盲打，不需要再看牌面。讲过去的事的时候，他总能清楚地说出哪年哪月哪日的什么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参与了，连每个人有什么具体言行都能一一道来。这还不算，他能准确地记住与仪表相关的所有蒸汽、风管线的线路位置和走向，还能凭记忆完整地绘制出他负责的几个车间的仪表配置图。单从这一点来说，我师傅他们都无话可说，很多事的细节他们都记不得了，那些这样那样的线路他们只能通过图纸才能确定位置。所以平时品评老赵的德行时，他们一般都不会涉及老赵的技术和记性。而老赵呢，虽说一般情况总是嘻嘻哈哈地跟他们交往，但骨子里其实多的是不屑的意思。有时候玩得兴起，忘乎所以了，他就会忍不住敲打他们几下：“你们这两下子，不是我说你们……”然而他的阅历马上让他意识到不能再说下去了。他不想在他们中间很快地陷入难堪。而旁观的我们这帮年轻徒弟，则对这种冒了一下火花随后就没事儿了的场面有些失望。
老赵嗜烟，平时烟不离手。手头松的时候抽烟卷，手头紧的时候就抽自己卷的旱烟。他最喜欢的是蛟河烟，在吉林的一个小地方，只有几亩地才产那种烟叶，味道是别的地方烟叶没法比的，他只抽过一次。因为家里子女多，他少有手头宽松的时候。这种拮据的状况，从他结婚生子开始，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偶尔谈及这些年的感觉，他的表情总会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说是苦不堪言，甚至有过断粮的时候。他很能吃苦。大约有近十年，他住在离厂几十公里以外的远郊平房区，每天早晨不到五点就要起来，两个多小时丢在路上，坐汽车转电车，再骑自行车，从没迟到过。有时候粮食实在无以为继了，就自己只身坐火车回到黑山的老家，弄二百斤米回来，两袋米一次搬不动，就一袋一袋挪，一直挪到家里，靠这办法，家里六口人，从没捱过饿，这在六十年代的普通人家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候他年轻，压力大，脾气就火爆，对老婆孩子经常是金刚怒目乱发脾气。据说有一天早晨他老婆给他煮饭，结果水放多了，又没留心照看，米汤冒了一地，饭还没熟，而上班的时间又到了，他一怒之下一脚踢翻了饭锅，滚烫的半生不熟的米粥飞溅了出来，烫伤了老婆的手脚。讲起这件事，他淡淡地笑了笑，称那时的自己就是头驴子，有时候很没人性，傻乎乎的。
让我师傅他们自叹弗如的还有一点，就是老赵从来都是很修边幅的人。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是平头、净脸、白衬衫，走路时身姿端正，步伐有力从不散漫。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当过十年兵。是通讯兵。他的技术好，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在吉林的一个山中军营里，他度过了不愁吃不愁穿舒舒服服的十年。那时候他很迷恋的，不是技术，而是射击。因为不是必修课，别的人平时很少去碰枪，他则相反，有空就去野地里练习。他自称能用手枪在五十米外掐掉高粱穗的尖儿。本来他是可以转为志愿兵的，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兵，但是由于他连续犯了两次错误，不但没转成，反而转业了。一件事有点幽默，很符合他的性格，就是他从仓库里偷了几个雷管，自制了几个瓶子炸弹，到营地附近的池塘里炸鱼，惊动了当地的居民，被举报到了部队领导，结果是警告外加记了一次大过。多年以后提及此事，他还能乐起来，说是那些鱼都有半米多长，有草根有鲤子，两个炸弹瓶子扔下去，就都翻白了浮在水面上，装了两麻袋，通讯连里吃了好几天。另一件事是我师傅透露的，这件事造成了他的转业，他跟当地的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弄大了人家的肚子，被女孩的父母告到了部队，因为怕受处分，他死不承认，结果还是就地转了业，处分决定也传到了他的家乡。他无颜回家见父老，就跑到了我们这个城市，正好遇上招工，就当上了技术工人。
从他的那些晚辈嘴里透露出来的诸多不是，其实概括起来就是一点，他这人嘴不好，有时喜欢在背后搬弄些是非，尤其是喜欢向领导打小报告。也正因为这一点毛病，他三十年前就当上了班长，三十年后仍旧是班长。最惨的时候全班没有人跟他说话，不跟他干活，搞得他只好辞职了事。按我师傅的说法，老赵带出来的徒弟不下几十人，可是过年的时候，没有一个去他家里拜年的，他的这张嘴，经常连自己的徒弟也不放过。当然也包括我们，不过对我们已经好多了，没那么多事了。诸多的细节描绘出来的他，是个颇为矛盾的形象。三十年间，他自认技术全厂第一，无人能及。这一点，连我师傅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是事实。同时我师傅也说，他的德行之差也差不多是全厂第一了。那时的人际关系其实比现在简单得多，人也不太复杂，甚至可以说很单纯，只有他似乎是生来就比孙猴子还要精明，人前人后翻手云覆手雨的，成了习惯，算计别人成了业余爱好，自己虽说到头来也没弄出什么名堂、得到什么好处，却得罪了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名声败坏掉了。
老赵是个很调皮、很懂幽默的人。但他的调皮和幽默里，常常掺杂了些嘲弄的意味。那时晚上下班洗澡是件集体放松的活动。很大的浴池里坐了十几个人，慢慢泡着热水澡，聊东聊西说笑话。有一天老赵突发奇想，说是要做个测试，打个赌。让大家都坐在池子边上，他说故事，黄色的，要是有人在故事没完就有反应，那就算输，要请大家喝酒，有一个算一个。他讲的是乡下的事，一家兄弟三人，只有老大娶了媳妇，老二老三每天天不亮就要轮流起来去砍柴，然后送到城里去卖，后来这两兄弟想了个办法，每天半夜……老赵讲得最精彩的，就是学那个嫂子说亲热的话，结果是屡试不爽，几乎每次都有几个人因为听不到一半就有了反应而不得不请他喝酒，以至于后来没人愿意跟他打这个赌。后来有年轻的晚辈不服气，主动要跟他赌，他讲不同的故事，结果仍旧是他赢的居多。这种玩法，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学会的。按他自己的说法，图的也就是一乐，那时可听可看的关于男女间的事少之又少，所以才会让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撑不住，不过听多了也就没什么了。据一位跟他同时参加工作的老师傅透露，老赵其实是个挺保守的家伙，刚进厂时喜欢上了一个女大学生，又不敢跟人家说话，只知道天天有事没事就围着人家不远不近地乱转。他有些自卑，不是有些，是很自卑，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后来嫁给了自己的同学，结婚不到两个月，赶上装置发生大爆炸，连个遗体都没剩下。老赵为这事难过了很长时间，后来就回乡下娶了个女人。
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他的班里当学徒。跟老赵的，是我们当中最容易溜号走神的家伙。老赵经常跟他开玩笑。有时候他迷迷糊糊脸也不洗就来上班，老赵见他进来，就很严肃地让他回去。他愣愣地不知道为什么。老赵说你是不是把什么东西落在家里了呢？他想了想，说没有啊。老赵说再好好想想。他又仔细想了想，没有啊？心里有些发虚的样子。老赵就说，不是又把心落家里了么，早晨上厕所的时候落下的吧？大家就哄笑起来。那位则脸红脖子粗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天老赵在修理一个仪表电路板，他一旁看着，看着看着就神游天外了。哎，老赵说，把烙铁给我。他愣愣地伸手就去抓烙铁，结果没抓到柄，而是抓到了热的部位，烫得跳了起来，把烙铁又丢回到桌子上。老赵不动声色地说：“记住了，这是师傅教你的第一个基本道理，烧红的铁不能摸。”也是这位徒弟，一次下车间干活的时候，老赵一不小心触了电，触电的手指头被电流烧得冒烟，老赵大声叫他快拉电闸，他却惊得愣在那里，动也不会动了。若不是那天老赵穿着绝缘电工鞋，估计也就一命呜呼了。事后老赵从医院回来，举着烧伤的指头对他说：“徒弟啊，今天是你教了师傅一招，有电的地方不能摸。”
老赵后来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早点退休，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到外面再找份工作，多挣些养老钱。他说年轻时穷不怕，老了再穷才是真可怕，生不如死，人贱如草。他一直盼着退休的那一天早点来。有时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巴不得来点什么不至于要命的病，提前退休也是好的。可惜他的身体始终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令他颇为无奈，说是当兵那十年打的底子实在太好了。后来，也就是他重任班长的第二年，企业改制，他可以提前退休了。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明显有些惶然，半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师傅他们说，老赵，这回你可以出去挣钱了。他听了也不说什么，只是点了支烟，默默地吸完，然后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收拾自己的东西，边收拾边说：“没说的，到站就下车吧。”说话的时候，脸上微微有些暗红，皮肤绷得很紧，那种表情，让师傅们忽然地都有些黯然了。几个人，还有他徒弟，就过去帮他收拾东西。他的表情慢慢松弛了许多。收拾好东西以后，他每人分了一支香烟，然后自己点着了，也不看谁，笑了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唉，行啊，其实想想也算不错了，跟我同时进厂的老家伙们，差不多都死了，我还能等到退休，也算是命好了，儿女们也都结了婚……”他喜欢喝酒。我们为他饯行的时候，纷纷给他敬酒，可是他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我们以为他是装假。他有些沮丧地解释说：“一点都没有装假的意思，最近经常头疼，尤其是喝酒之后，今天就免了吧，等我缓过劲来，有时间我再来找你们喝个痛快。”我师傅因为有了些酒劲了，就大声说：“老赵你也怕死么？”老赵嘿嘿笑了笑，过了会儿才说：“我怕，怎么能不怕呢？”后来，他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附近的一个城市里，做技术顾问，不用干活，坐拿优厚的工资，很令我师傅他们羡慕。唯一不足，就是天天要早起赶早班长途汽车，晚上回来也很晚，跟他年轻时一样，每天丢在路上的时间就四个多小时。不过他说这样已经很满意了，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半年后，他的头疼变成了脑出血，冬天里的一天早晨，上班的途中，老赵慢慢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