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叫它“北河”。是辽河的一条支流，源自东部山区。跟别的河流不同，它是向西流的。在出山之前，被大伙房水库截了流，所以它的流量是可控的。水库蓄水时，河水就很清浅，可以蹚水过河。洪汛期，水库放水，它就成了一条大河，浊流奔涌，河面宽阔。水浅的时候，我们常去河里玩，最深处也不过是及腰深，水很清澈，能看到水底的沙石，还有小鱼……要是把头扎入水中，都能看到几米外的人腿和裤衩的颜色。那时水库放水事先是没有通知的，偶尔就会有人被水卷走。有钓鱼的人，有蹚水过河的人，也有在沙滩上晒太阳的人。水最大的那年，还卷走过一个刚高考完的高中生，他骑着自行车经过河堤路时，正好洪峰也过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河水就开始变臭了。沿岸的那些工厂，都往河里排污，尤其是那几个炼油厂。河床上到处都是臭油，水浅时一脚踩上去都洗不掉。经常有被毒死的小白膘子鱼，漂在深灰色的水面上。就算是没有死，那些鱼也是不能吃的……破开膛，里面就会涌出一股极难闻的臭油味。等到水库放水之后，情况才会缓解，然后过不了几天又会被新一轮排污搞臭。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会去那里游泳了。九十年代中期，政府在穿过市中心北面的那段河道里修了几道充气橡胶坝，用来调节水流量。水库不泄洪的时候，那里就成了水上乐园，会有水上自行车或者脚踏船之类的让人玩儿。也是因为这些充气橡胶坝，在水不多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河是在流动的，那灰亮的水面实在太过平滑了。

诗人

有时候，某些理想，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果。原因往往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天真。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义，当然也没有要引申出无辜感的意思。就算是一个人满怀天真地奔向所谓的理想，最后的结果令人觉得可悲，却也并不是无辜的。说到底，没人是无辜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谁也无法用什么看上去挺实在的结果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没错，我想到了一些人，不过这里我想谈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由于时间确实有些久了，我忘了他是哪年哪月去世的，只记着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的。我还能想得起来他的样子，他的微微有些翘起的像要吹口哨似的单薄嘴唇，以及安静而充满距离感的眼神。

一九八八年，我忽然很想当诗人。捧着那本薄薄的普希金诗选，我闭门造车，一个冬天里写出了近百首看上去像诗的东西。妈妈的一个女学生听说了这件事，就让我挑几个寄给她父亲，他是日报副刊编辑部的主任，是个诗人。过了一些日子，诗人转达了他的意见，说是还可以继续写，比如写些散文。我写了童年的事。后来儿童节的时候，就用上了，名字被他改过，叫作《童年记趣》。他还寄来自己的书，是本诗集，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他的字很圆滑，而他的人，却并不如此。

他是个比较典型的白面书生，言行缓慢，戴着金丝眼镜，经常自己出神。算起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只有一次是说了话的，内容就是他知道了我是他女儿老师的儿子。他根本没记住我的名字。当时他特意重复了一遍，表示自己会记住的，可是后来证明他并没有记住。那是几年后的事，好像六七年之后吧，在市内的一家新华书店里，我在买书，听到了有人对服务员说：“这本书卖得怎么样呢？”服务员说不好。那人说：“你把它放在最下面，怎么会有人看到呢？”服务员说，那你说放哪里呢，上面是鲁迅、巴金他们，难道要放在他们上面？那人就没话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他。

他并没有注意到我，迟疑了片刻，表情有些沉重地转身走了。这个场景让我心情复杂。旁边另外一位服务员看出了问题，说可能这就是他的书吧？那位服务员愣了一下，但坚持道，就算是他的，也还是那个道理啊。我当时就想，再怎么写，也不能这样出书。他的那几本书，都是无名的出版社出的，印得很糟糕，封面设计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书，他已经出了近二十本。据本地另一位诗人透露，他一直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而那个协会是有标准的，要有不少于几本的书出版。那么他都出了这么多书了，为什么还不能入会呢？这里涉及的是另外的条款，他没能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另外，这些书基本上是他自己买书号出的，而且都是报社印刷厂印的。这是他一辈子都没能打开的心结。不过，他有本书的前言倒是省诗歌协会的一位领导写的，称颂他有陶渊明的气质，像菊花一样平淡。

有一位诗人在公园里搞了个讲座，听的都是年轻人，或者说文学青年。这位诗人身材高大，长发垂肩，表情木讷，显得比他更像个诗人，现在的。诗人讲自己在海边开会，回到房里灵感如潮水般涌来，顺手就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把手稿形容为雪白的浪花，被他收入抽屉里。随后就说到诗人的问题，认为有些人写了一辈子诗，可并不是诗人，有的人一辈子也没写诗，可仍旧是诗人。在场的文学青年们都觉得深刻而玄妙。后来有明白人悄然告诉我，这里说的写一辈子诗的人，其实指的就是他。那位诗人其实很通世故，此后不久的一次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态度鲜明地对在场的人称颂他有晋人风度，是本地少有的诗人之一，并且再次说了那段深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他是最后发的言，心情很不错，谈到自己写诗的经历，年轻的时候拿着手风琴到河边靠着树，演奏的同时就构思一些诗。现在呢，则经常把白纸放在床头，有时候睡梦中想到了好诗句，爬起来就记下，常有惊人之笔。他举了个例子，在一个梦里，他将树叶比喻为春天的信号灯，为春天放行。他老婆当时被他开灯弄醒了，说他是老疯子。“可是不疯还谈什么诗呢？”他以此作为结束语。然后就是掌声了。

此后有几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位老同学见面聊天，聊到文学，自然也就聊到了诗，我就提到了他的名字。同学说起不久前的一件事，他到母校演讲，然后校长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买一本他的诗集。很多学生不愿意，但也还是买了了事。为了让学生买得起，他还特意把本来就便宜的价格又降了几成，结果因为实在过于便宜了，有的学生干脆买来就直接把书丢到了垃圾桶里。他知道了以后很伤感，觉得现在的学生实在是越来越没有素质了。实际上，不买他账的人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中年文学爱好者就以认识他为荣。有的比他还年长的，见面不见面的时候都称之为老师。经他提携的几位中年诗人，后来也到了报社做事。他去世后，他们写了不少文章纪念他，但那些文字实在不堪卒读，经常被引为笑谈。他们后来也不好多谈他了，好像为了在圈子里轻松些混下去似的，只是说他是个好人。这两个字评语，显然让他们都轻松许多，就像找到了一种摆脱他的方式。

他的死讯是从日报上看到的。他死于脑出血。他的追悼会办得很风光，宣传部的、文联的、作协的、诗歌协会的、报社的、文学老年和青年们，在作协食堂里摆了二十几桌酒席。除了上级领导讲话是比较散文化之外，其他的悼词用的都是诗歌形式，古体的，新体的。追悼会几乎成了朗诵会。参与朗诵的都是老一代诗人，情绪都有些复杂激动，诗也越发地不成样子了。以另一位诗人为首的青年诗人们则稳稳当当地在下面喝酒，据他们说死因是这样的：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以他年纪偏大为由，建议他退居二线，指导年轻人，而不必亲力亲为了。他据理力争，声明诗人是不以年龄为界限的，更何况文学编辑工作需要的更多的是经验和热爱，而不是拉关系搞派对。领导觉得他这么说实在有些不像话了，就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要做的是服从。另一位诗人说，这是舍不得，这是他的命，其实呢，他是个挺单纯的人。说的时候，表情极为严肃。旁听的人们，也不由得表情严肃起来，面对这盖棺定论般的评语。

师傅

一九九〇年秋天，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坐在阳光满地的会议室里，等领导把师傅们带来……而现在，我眯起眼睛，像当时那样，试着看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明亮光斑，似乎它们就是记忆的起点和终点。师傅们是一些看上去懒散而又不耐烦的家伙。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不安而兴奋的青年跟以往的那些并无区别。领导讲话时他们不得不严肃而沉默地坐在那里，偶尔看看我们中的某一个。我有些紧张，这是习惯使然，更多的时间里是低着头看着漆面斑驳的地板上明亮的水迹，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拖地板，拖布水淋淋的，这就是一天工作的开始？

徒弟们一个个地被师傅带走了。领导要求徒弟们要把师傅的本事挤到自己手里。而我感觉我们这帮刚离开学校的小孩其实很像等待被领养的孤儿。本来是一位眼神有光的师傅令我颇有好感，然而最后来到我面前的，却是另外一个人。我跟着他，穿过陈旧狭长的走廊，下楼转到外面柏油马路上，阳光下是师傅们带着自己的徒弟回休息室的场景。我走在他的身旁，有些局促。他随口问起我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声音柔软而平淡，他步履散漫，我悄悄打量着他腰上挎着的那套工具，显然是用的时间久了，才那么陈旧而光滑，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在了后面。

他是他们中看上去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工作服很干净，眼神温和，头发没梳理好，不过也不算潦草。我的失望无疑与他左脸那块胎记样的东西（暗红色的、有点类似于我们吃过的那种薄薄的猪肉脯，形状有些不规则）有关，也与他的温和态度有关，那时我们总是喜欢厉害的人，会在潜意识里轻视温和之辈。那一天到处都是阳光，即使是阴影都像青色明净的玻璃一样舒服。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这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师傅。在巨大的休息室里（是一套废弃装置所在的五层楼建筑的顶层，整个休息室空间有六米多高），看了看外面那些沐浴着日光的银亮圆柱体装置之后，坐在那些大小不一的金属箱子旁边的铁条椅上，他都跟我聊了些什么呢？我几乎没怎么听他说话，而是尽量地在适应他的脸。其实，那是良性的血管瘤，年轻时被蒸汽击伤的后果，治过几次都不见效，只好死了心。之前，有个同学私下里告诉我，这个师傅是这里技术最不好的。这又无形中让我多了些失望，听着他讲这说那的，这失望丝毫也没有减弱。从他的眼神以及语气的变化里，我能感觉得到，他似乎对我的情绪是有所觉察的。师傅不过是个名分，要是你觉得别的师傅好，也不是不可以跟他们的。他并没有这么说，这是我猜的。

他是个宽容的人。师傅们喜欢拿他的脸开玩笑，他并不在意。对什么事他都能一笑了之。他喜欢点评别人，比如z师傅技术在整个厂里是最好的，但人很浮躁，喜欢耍小聪明；h师傅修电器的功夫很少有人可比，但为人孤僻、少言寡语。然后他认为自己的技术不如他们，但比他们有文化（有专业技术中专文凭），只是因为性格直率，说话不注意，得罪了领导，错过了机会，所以对那些所谓的技术也就不在意了。后果虽然是涨工资几年都轮不上他，可他觉得这样也挺好。最重要的就是，他私下里告诉我，你自己要觉得好。他喜欢下象棋、看闲书、抽烟。他愿意这样做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不过你不能学我，他说，在我这里，你能学的，就是不去计较那些没意思的小事，你就好好看书吧，技术学点就得，学得再好也没出息。也正是他的这段话，感动了我。我成了我们那拨同学里最不务正业的人。他们跟着师傅到车间里的时候，我则常常一个人待在休息室里看书，或者躺在铁条椅上睡觉、晒太阳。那座外人很少留意的五层建筑无异于一个世外桃源。师傅总是说没事，你看你的书，有事我再叫你。除非人手不够，否则他是不会叫我的。那时也确实没人会跟我们计较这些事，那是个变化缓慢得几乎可以有田园牧歌的时代。同事们觉得我跟师傅般配得无可救药。

他的理想就是某一天能把女儿送到爱尔兰去读书，他有个外甥在那边打工留学。他愿意放弃安稳的工作跟过去刷盘子洗碗。外甥的妈妈，也就是他姐姐，是个有钱人。除了我，他从不对别人讲这些。他喜欢看那些关于政治秘闻或者奇人异事的书。这可以让他在众人面前吸着烟侃侃而谈。在谈的过程中，他能获得很多乐趣和自信。那时他就会吸很多烟，每一口都吸得很深，仿佛这烟可以调动那些累积于腹中的故事细胞。他喜欢重复这样的一种观点：所有的人都跟猴子似的，都有个红通通的屁股，扒开裤子是一样的，名人的屁股红得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要厉害，而且更容易看到，因为他们爬在高处嘛。这时候，其他师傅就会嘲笑他是嫉妒心理使然。有人会很不屑地说，老百姓嘛，管好自己的屁股就得了。他就会极力辩论，举出一些例证，甚至说出一些单位领导的丑事。于是有人就会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提醒他道：“你呢，这辈子没别的缺点，就是反动，外加嘴巴没门。”他昂起头反驳道：“反动了又怎么样，谁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人就会说：“是啊，没人能把你怎么样的。”说到这个份上，话题也就结束了，大家会很默契地不再接他的话头，顾左右而言其他，留下他自己待在那里不尴不尬的，没台阶可以让他自然地下来。在他们眼里，他始终是个一事无成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有时可怜，有时让人厌烦。

我是逐渐开始喜欢这个师傅的。在我参加工作之前的那么些年里，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宽容地善待我。他的那个铁箱里摆了很多书，他喜欢的，我几乎都不怎么喜欢，而我喜欢的他又几乎从来不看。他不怎么喜欢回家。每天下班后，都待在休息室里找人下棋，或者抽烟看闲书。老婆打来电话催他回去，他会不高兴。他下棋几乎没有对手，时间长了人家都不愿跟他下了，他就有些怅然，有时甚至不得不有意输几盘。他赢了棋不是什么新鲜事，输了棋才是大家都开心的事。每次下棋的时候，他的对手一方总会聚集很多人帮忙支招，难得赢下他两盘，就皆大欢喜地取笑他。有时候他输了棋也会很不舒服，但随后就释然了，会自嘲一下。下棋么，他告诉我，也就是图一乐儿，太认真了就没意思了。后来有人找来个年轻高手，跟他下了十番棋，说不为别的，就是要赢他这张嘴。当着很多人的面，他输了，输得很彻底，几乎没有赢的机会。从那以后，他就只字不提下棋的事了。棋瘾犯了的时候，就看棋谱。无论别人怎么引诱他，他也不为所动，自称水平不够。我们经常在一起待到很晚，他愿意听我讲讲刚读过的书，只是他时常走神。我们有时喜欢一起站在窗口看外面寂静的厂区夜晚，那些装置上亮起很多小灯，星星点点的，而天空与地面则都是黑暗。他时不时地会弄出一包好烟或者好茶叶与我分享，都是他姐姐送给他的。

他的老婆是个很神经质的女人。这是他的说法。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经质。是脾气不好？他摇摇头，说没那么简单的。到他家里去时，他老婆很热情地端茶递烟，然后又做了饭。她有些歉意地表示，论做菜，还是你师傅在行。他的女儿是个很安静的小姑娘，总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长着一双梅花鹿的眼睛，在不远处悄悄看人。我看到一个和睦的家庭。后来他送我出来，对我说，家庭就是这样的，别人，从表面上永远看不出什么。我不明白他要说什么。有一回我路过他家，在晚上，看到他家灯亮着，就去看他。刚进到屋子里，我就意识到来得不是时候。他老婆在哭，满面泪痕，头发凌乱。他满脸怒气，什么也不说。他女儿的房间门关着。我离开了。第二天他解释说他的女人很不懂事，被他教训了，涉及的是老人的事。这件事过了挺长时间才通过他老婆的口说了出来。他说了谎。原来是他一直在跟一个女人通信。她在收拾库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争吵。他打了她。她说他指着自己的脸告诉她，如果没有这张破脸，他是不会跟她在一起的。她对我说这些事的时候，他也在旁边，麻木而沉痛。

她很爱他。他觉得无所谓爱不爱。自从这张脸变成这样，他对我说，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块斑，就是我的命。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那个与他通信的女人，是他在另一个城市读中专时不同班的同学，曾是个很秀气的姑娘。她并不认为他的脸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临毕业前他去拜访了她的父母，他们觉得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但他的脸相，他们以及亲戚朋友们都不能接受。上火车之前，她在入站口对他说，我们保持通信吧。这通信，断断续续保持了二十多年。他说她最近得了一种病，头发都掉光了，丈夫也离开了她。他请了假坐火车跑去看望她。在医院里，她嘱咐他，回去跟老婆好好过日子吧。过了一段时间，他老婆告诉我，你师傅学好了。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不抽烟了，也不看书了，每天按时上班回家，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他开始发胖了，肚子也起来了。

后来，也就是我做他徒弟的第三年春天，我调到了机关工作。他非常高兴。单位里的同事们给我送行，他喝了很多酒。最后在马路上，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师傅我，确实不像个师傅的样儿，什么都没教给你……”我说你一直在鼓励我看书，对我很宽容。他很难过地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其实人活着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么？”我说我知道的师傅。“不能光看书的你知道么？”我说我知道的师傅。说完，他转身就走了，那感觉仿佛我马上要上炮火纷飞的战场，而他则要去当战俘。一转眼就是十来年过去了，他提前退了休，他女儿做了发型师，师母则是失业在家了。对了，我离开他之前，他特意送了我一套书作为纪念，四十卷本的马恩全集，几乎就是新的，没怎么读过。据说是一位领导退休前丢在仓库里的，被他捡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