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错了，应该是我一把年纪才被许佳明上了人生第一课。我一直以为面对陈主席这样的领导，就算不主动巴结，但也犯不上招惹他，真出点什么事，就安身立命躲着走。我没想过做人还可以像许佳明这样，一生负气成今日，来做神州袖手人，吃亏受气一辈子，到老了也就是天桥下面把手插在袖子里的窝囊废。

不用说，《上海地下》被拿下，许佳明也没出现在之后的先锋展上。还好时代在进步，美协不至于用大字报补在空位上。我以为我见不着他了，又一堂生动的课，一个年轻人，有没有才华另讲，至少因为自己的冒失，画家之梦破碎。

大概是第二个星期五，警察在夜里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是浦东北蔡分局的，跟我确认我叫李小天，说我有个朋友喝多了，躺在路边不省人事。我那时刚睡着，满屋找烟想清醒一下，我问他是哪位朋友。他说是北蔡派出所的。我说我知道，我问我朋友是哪位。那边沉默几秒，好像责怪我听不懂人话，重复一遍说：“你朋友喝多了。”

我明白他意思，喝多了，一问三不知，所以问不出姓名。可是他们怎么认识我，怎么确定那是我李小天的朋友？我在家把烟抽完，照他们给的地址开车过去。夜里不堵车，刚进北蔡镇就能看见警车打着双闪停在路口。

两个警察在路边等我。其中一个说，你朋友在车里睡着了，吐得满车都是。我还是疑惑，帮着他们把人拖出来，翻过来一看是许佳明，一身污秽地躺在路边。我说：“我认识他。”

瘦点的警察露出奇怪的表情，苦笑一声说：“你当然认识他！”

“我只是见过他，一面之缘，这不是我朋友。”

两个警察相互看看，问我打算怎么办。为什么要问我？我敬他俩一人一支烟，提议他要是酒精中毒，就送到医院；要是没什么事，就把他送到酒店去。胖点的警察说他没中毒，不过他身份证、钱包和手机都没了，住不了酒店。我说既然丢了，不是正好报警。这时他们不高兴了，瘦点的说：“报警也是等他醒过来，让他自己报。”

就这样，半夜两点钟，我们三个围着地上的许佳明站成一圈。他俩都明白，只要我把他弄回去，这事就解决。可是我不想，我一再跟警察解释，我跟他不熟，仅仅是几天前见过一次，还把我领导得罪了。说着说着，我想起来有个事还没问：“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瘦警察是打电话找的我。当然是给我打电话，我怀疑之前电话里的就是他，我问哪位朋友，他说北蔡派出所的，我问我朋友是哪位，他说你朋友喝多了，逻辑缺根筋，总给些最简单直接的废话答案。我精细点问他：“你们是怎么找到我李小天的？”

胖警察回到车里，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离老远我就看到那是星巴克那天给许佳明的，真是的，后屁股兜揣一礼拜，上面还印着我李小天三个字。我反过来问警察：“如果我不管他，你们拿他怎么办？”

他们告诉我，弄到看守所睡通铺，等他醒来，再看要不要报警立案。可是喝多又不犯法，再怎么说，我也不忍心把他送进看守所捡肥皂。折腾到家已经快四点，我把他拽到床上，自己在客厅上网耗时间。挺到八点实在扛不住，我将他摇醒，把床给我腾出来。许佳明恍如隔世一般看着我，快想起我是谁时，我让他不要讲话。我说：“我叫李小天，我们认识，但你什么都别问，也别跟我解释什么，大门在客厅右手边，你随时可以走。”

太困了，话没讲完我就睡着了，大白天还做了个奇怪的梦，好像我在庭院养了虎狼一类的凶猛动物，等它们长大了在院子里窸窸窣窣地等开饭，我反倒不敢出门了。

醒来后许佳明果然还在，失忆似的站在落地窗前。洗漱过后我打电话订餐，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他摇头，但也没有告辞的意思。等餐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地不说话，快餐来了他就看着我一个人吃。这令我很不自在，没吃两口我放下筷子。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聊点什么，打听他为什么喝这么多酒，碰着什么伤心事。可是我过得也不好，管不了那么多。我扔给他一支烟，整个过程还是没话说，后来我忍不了了，直接问他：“你为什么还不走？”

他反问我去哪里。我说回北京，或者是去我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随便。之后他抓头发，坐立不安，长吸一口气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忘记了，我们本来就该是路人，走在街头都不用打招呼，此时却要面对这种尴尬。我数出一千给他，告诉他不用还了。那年头火车还不需要身份证，卧铺票往返都够了。他接过钱说声谢谢，问还能不能再跟我要一张名片。我重复说道，不用还了，你好自为之。他在门口停留几秒，转身下楼。

我那时其实想说来着，我想说我不了解你，不在乎你这几天经历了什么，昨天夜里你睡觉时，我好好地搜了你的画，你挺不错的，不需要喝那么多酒，不需要把那么多痛苦放在心上，你的才华和精力应该消耗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可是我说不出口，我们还陌生，我难以脱俗地为这个冰冷世界添砖加瓦，以后如何，大家自求多福，我愿你好，但总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