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的制服只有短袖上衣，没有夹克，但裤子却是用厚重的羊毛化纤织成的。他们又不允许康奈尔摘下自己的帽子。天井大堂里没有空调，所以他们打开了通往封闭四方庭院的所有大门，希望能让微风吹动起来。

高温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楼里大部分的住户都离开了城市。他把一大堆的行李和几车的收纳挂袋全都塞到了他们的路虎汽车和吉普车里，从他们手中接过10美元的小费，看着他们朝汉普顿斯或长滩岛驶去。就连马尔库先生也会出城去度周末。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他都会背着自己的高尔夫球杆、穿着马球衫走进大堂，说是来取汽车和须后水的。康奈尔喜欢马尔库先生不在的日子，因为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公然看书。

留下的那些住户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这其中就包括把最后一撮稀疏的头发搭在油腻头皮上的奥林匹亚财富公司船王。他低着头急匆匆穿过大厅，客客气气却又心事重重，好像是在为自己的非法入侵而感到抱歉似的。还有那些尚未在汉普顿购置房产的青年才俊，他们会和康奈尔讨论运动、评论女人，只要他不表现出要与他们争个平等的意思，他们就不会摆架子。他们会自己叫出租车，告诉康奈尔不必在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时站起来，但若是他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反倒会露出横眉冷对的表情，把一切交情都抛在脑后。

住在12c的沙那罕先生可能是楼里事业最有成的房客了。他并不是最富有的——这个荣誉自然应该归属船王——但他却是权力最大的那一个，手下管理着一家投资银行。他长着和电影明星一样的饱满额头，一口整齐的牙齿，身材微胖，比楼里任何一个人对待门房时都要自然亲切。在得知他上大学时也曾做过门房的工作之后，康奈尔倒也觉得这没什么好稀奇的了。

沙那罕先生花了很多时间陪伴从寄宿学校回家过暑假的儿子蔡司。他会乘坐林肯城市牌汽车回来与蔡司一起吃午饭，有时还会提早回家，不久又带着儿子出现在大厅里，父子俩身上都穿着慢跑的服装。去中央公园慢跑之前，他们会在庭院里做做伸展运动，再做几个俯卧撑。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不应该在庭院里做这些事情的，但所有人都会装作视而不见，因为沙那罕先生的确是个好人，而且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小孩。

有时候，沙那罕先生和蔡司会在出门前趁其中一人系鞋带的时候或是利用回来时喘口气的机会在大堂的长凳上坐一坐，用预科学校学生打趣的方式逗弄着彼此。沙那罕先生显然十分为儿子感到骄傲。年仅15岁的蔡司身高已经超过6英尺，几乎和沙那罕先生一样高。每当看到他们走出大堂开始慢跑的背影，康奈尔都感到有些羡慕。

总之，康奈尔喜欢呆在楼上。只不过在傍晚时分，当太阳射出的清晰光线射进大堂，耳边响起包裹在潮湿空气中的喇叭声时，他的心头还是会被懊悔的情绪所包围。这不仅是因为他把父亲抛给了一个陌生人，还因为他的做法让母亲多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她支付给塞奇的薪酬是他在这里的工资的两倍，而那项工作本是可以由康奈尔免费承担起来的。他一定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情看起来不那么阴暗，他一定有办法解释自己的自私。若是说这件事情牵扯甚广，那么一定有些事情是他无法承受的。他大三时的英语老师格罗斯曼先生某天曾经讲到过恋母情结在《哈姆雷特》中产生的影响。哈姆雷特并不理解影响自己思想的所有因素，那些相互冲突的欲望与义务。格罗斯曼先生说，早早失去父亲、又要担负起所有责任的境遇让哈姆雷特很难做出反应。也许康奈尔的脑海中也有着同样庞大却又隐秘的矛盾。他很害怕自己永远也看不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