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赴了几次诊。哈里发医生重复进行着一些测试，同时还加入了一些新的测试。第一次赴诊后的第六周——那一天恰逢圣帕特里克节——他们到诊所去取诊断结果。

自从婚礼那一天以来，她就从没有比今天更紧张过。埃德看上去倒是一身轻松，浑身散发着诡异的平静气场，像是个即将接受死刑注射的人。

他们坐在诊室里等待医生的到来。她牵起了埃德的手，不料却被埃德轻拍了两下，仿佛她才是那个等待结果的人。

哈里发医生抱着一个文件夹走了进来，身上隐约散发着一丝金属的味道。埃德的汗毛立了起来。医生的脚步很快，而且一点也不沉重。她心想，就连萝卜能够传递的感情都比这家伙丰富。

“是这样的，我这里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哈里发医生说，“好消息就是，体检结果显示你壮得像匹马，是个不错的样本。”

她感觉有些兴奋，随即却又担忧起来。“那坏消息呢？”

他转向了她：“坏消息就是，你的丈夫可能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她猛吸了一口气，埃德的手也攥成了一个拳头。

“我并不想这么说，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最好把每一天都当作你余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来度过。如果我是你，就会试着充分利用每一天。”

埃德死死地攥住了她的手，力道大得让她忍不住抽搐起来。

“我不明白。”

“如果他没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也许能活到95岁，心脏、肺部、双肾、血液循环……情况都极佳，但他已经患病了。”

“你确定吗？”她追问。

“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医生斩钉截铁地回答，那种超脱而又决绝的语气就像老电影中那些会通过穿孔卡片吐出答案的巨型电脑一样。

“我就知道。”埃德冷冷地说。她一下子意识到，他有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件事情，甚至有可能早在几年前就意识了些许征兆。

“这怎么可能呢？他还不到51岁啊。”

“这种年纪患病确实很早，但也不是没有先例。”哈里发医生说，“我很抱歉。”他看上去的确满怀歉意，但并不是针对她的事情，而是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宣布这个坏消息的责任而感到难过。“我也希望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她把目光转向了埃德，期待他能够给自己一个比医生的诊断更好的解释。“我还是让你们两个单独待一会儿吧。”医生“啪”的一声合上了大腿上放着的病历，站起身来，“我相信你们有很多话要说。我10分钟后再回来。到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们再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医生走后，他们两人呆坐在那里，斟酌着刚才的消息。事实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可如果这是真的，一切又都没有意义了。显然他的确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但不知为何，这个消息听上去并不新鲜。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再找个医生看看。”她回答。

“我们不需要再找医生了，他已经是我看过的第二个医生了。”

“他可能错了。”她争辩道。

“他没错。”埃德充满权威意味的话语让她的心在胸膛里扑通扑通直跳。她感觉自己对他的爱就要溢出来了，于是不得不转开了视线。

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埃德紧握她的那只手一直到医生宣布这个噩耗时都没有松开过，可现在却逐渐放开了手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念叨着，“管它呢。”她突然意识到，这话既像是一种悲叹又像是一种承诺——承诺要尽力做好一切。“我们该怎么办？”他又问了一遍。

“我们要带着尊严优雅地面对这件事情。”她回答，“这就是我们的应对方法。”看到他衣领的一角翘了起来，她伸手将它翻了下来，然后帮他系上了纽扣。

他们开车驶向位于中央大道的内森餐厅。埃德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经常坐地铁到科尼岛上去，因此她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些许安慰。这间被陆地所包围的偏僻餐厅位于一条平凡的当地道路旁边，是建在海浪大道上的老店的翻版，却被年轻的主顾们营造出了一种充满了可能性的氛围。一群身上飘散着很重古龙水味道、留着刺头的阿尔巴尼亚人穿着带领的衬衫和高帮的运动鞋站在她所在的队伍前面，和柜台小姐们搭讪，时而叫嚣，时而拍手，时而满怀期待地谈论着即将到来的热闹夜晚。她透过窗户看到一辆装饰花哨的科迈罗车冲进了一个停车位，后面还尾随着一辆泛美牌汽车。

她领着埃德走到了宽敞的座位区。他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把热狗举到了嘴边，朝着堆放着香肠、洋葱、小菜、黄芥末和番茄酱的那一头咬了一口。一股酱汁喷射了出来，溅到了他的衬衫上，他默默地把它擦掉了。曾几何时，但凡有一丁点番茄酱溅落在他的白衬衫上，他都会感觉痛不欲生，可如今的他却好似已然看破了平凡生活的挫折。

他们在车库里停好了车子。走进地下室，她让他脱掉了衬衫和里面的汗衫，然后让他回到楼上，自己则走进了洗衣房。经过楼梯墙壁上悬挂的架子时，她意识到有人偷走了他的电动工具。

工人干活的时候，埃德都会待在书房里工作或是生闷气——对此她已经不去关心了。他们肯定以为他是个好欺负的人。住在杰克逊高地时，只要家里有工人在干活，他都会警惕地看着自己的工具，以至于她总是冤枉他得了妄想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