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出生在1941年的11月。那时候，她家附近的不少地名仍暗示着这里曾经是一片森林，虽然原先如盖的浓荫如今只剩下了公墓边的一排树木。自然的秩序被颠倒了过来：活人在沥青、墙板和砖石之间喘息，死人却得以坐拥一片草坪。

她的父亲来自一个生育了12个孩子的家庭，她的母亲家里也有13个孩子，可艾琳却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在纽约高架地铁7号线穿过的一排紧凑的河畔四层小楼里，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和军队营房差不了多少的房间里，分睡在两张并排放置的床铺上。房子的另一间卧室里住着房客亨利·基欧先生。由于帮助他们分担了一部分房租，他在这里睡得就像个国王一样。基欧先生会在别的地方吃饭，回家后便会关上房门，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轻声吹着单簧管，声音小到艾琳必须要把耳朵贴在门上才能听得到。她只有在他出入房门或是上厕所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他。尽管他神出鬼没的行踪不免让她感到有些奇怪，但是知道他就在那扇门背后倒是让她感到十分安心，尤其是在她的父亲喝完威士忌回家的那些个晚上。

其实她的父亲不常喝酒，就算是在酒吧工作的那些夜晚也滴酒不沾，只有到了每年的大斋节期间才敞开肚皮喝得酩酊大醉，就为了证明自己还是有些酒量的——当然，除了圣帕特里克节前后的那几天。

若是父亲晚上要去酒吧里上班，艾琳和母亲便会早早地爬上床，沉沉睡去。若是他不用去上班，母亲便会准许她熬得晚一些，和她一起仔细清理家里细小的贵重物品——上好的银饰、小雕像、支架吊灯上的水晶和相框。不管她的父亲回来时家里有多乱，母女俩总是会显得格外兴奋，仿佛是在为某位客人准备一场派对似的。等到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拿来擦洗和抛光时，母亲便会送她上床，自己则坐在沙发上等待。这个时候，艾琳总是会把卧室的门留一道缝。

她的父亲喝完啤酒后的酒品还可以。他会摘下帽子，小心翼翼地将大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然后像只被人拴着绳子的大狗熊一样猛地跌进沙发里，嘴里轻声嘟囔着些什么，牙缝间还紧紧地咬着自己的烟斗。她能够听到母亲在悄声和他谈论着什么家务事；而他则会随着点点头，张开双手，用手指搭成一座尖塔，然后又放开。

有些晚上，他还会跳着舞走进家门。尽管母亲刻意不想去搭理他，却还是会被他逗得咯咯笑起来。他喜欢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拽着她一起在房间里缓慢地挪着方步。他是个魅力超凡的男人，而她对此毫无免疫力。

然而，在他往肚子里灌下几杯威士忌之后——尤其是在发工资的日子里——拴在他脖子上的那根绳子仿佛就断开了。他会把外衣甩到门廊的桌子上，昂首阔步地在家里寻找可以拿起来乱丢的东西，似乎是要把自己在酒吧里累积的压力全都通过肢体动作发泄出来似的。大家都知道她父亲很能喝威士忌，喝多少都不会失态——她曾经听多尔蒂酒吧里的男人们夸耀过这件事情——一天晚上，面对她母亲坦诚而又令人挫败的提问，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会喝这么多是因为在面对敬酒的挑战时不想让别人失望，尽管他事后总是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集中注意力、挺直腰板、捋顺舌头。看来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寻找某些信仰。

好在他不会朝艾琳的母亲扔东西，而且只会扔一些不易碎的东西：沙发垫、书本之类的。面对这种情形，她的母亲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直到他发泄完毕。如果他发现艾琳正从卧室的门缝里偷偷地看着自己，便会猛地停下手里的动作，像个忘了台词的演员一样径直走进浴室。这个时候，她的母亲便会进屋钻回床上。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他总是会怒目圆睁地盯着一杯茶，像只蜥蜴一样缓缓地眨着眼睛。

有时候，艾琳也会听到格雷迪或是隆斯家传来争吵的声音。那愤怒的噪声总是能够为她带来一丝慰藉：这意味着她的家庭并不是楼里唯一存在问题的。每当这样的声音响起时，她的父母也会心照不宣地坐在餐桌旁对着彼此扬起眉毛或是交换一个惨淡的微笑。

一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她的父亲伸手指了指基欧先生的房间。“我们不可能永远让他住在这里。”他对她的母亲说道。正当艾琳悲切地想象着没有基欧先生的日子时，她的父亲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无论她如何尽力透过墙面去偷听基欧先生房里的声音，听到的都只有床垫弹簧发出的吱嘎声，他坐在小书桌旁时笔尖的摩擦声和轻柔而又粗糙的单簧管声音。

一家人坐在桌边吃晚餐的时候，她的母亲站起身来，急匆匆地离开了房间。父亲紧随其后，一把关上了身后的卧室大门。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但艾琳还是从中听出了压抑已久的怒气。她缓缓地向前凑了凑。

“我会把它要回来的。”

“你这个该死的笨蛋。”

“我会让事情回到正轨上来的。”

“你打算怎么办？‘大块头麦克不会向任何人借一分钱？’”她冷笑了一声。

“总会有办法的。”

“你怎么会让事情变得如此失控？”

“你觉得我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生活在这种地方吗？”

“哦，你这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这又变成我们的错误了，是不是？”

“我可没有那么说。”

一阵风顺着卧室的门缝吹进客厅，滑过艾琳的双手，让她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了。

“你喜欢赌马。”她的母亲说道，“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我有过这种想法。”她的父亲说道，“我知道你不想待在这里。”

“我还曾经相信你终有一天能当上纽约市长呢。”她的母亲反驳道，“可你却觉得自己能做上多尔蒂的市长就足够了。你连多尔蒂的老板都不是。多尔蒂市长。”她停顿了一下，“我永远都不该把那个该死的东西从我的手指头上拿下来。”

“我会把它要回来的，我发誓。”

“你不会的。你心里清楚。”艾琳的母亲一直在压抑想要喊叫的冲动，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带着嘶嘶的声音。紧接着，她的话音里又多了几分难过的腔调。“家里的东西被你一点一点地败光了，总有一天会什么都不剩的。”

“好了，够了。”他的父亲喝道。两人随即陷入了沉默。艾琳想象着此刻的他们正互相传递着某种神秘的信息，就像永远也无法被她看穿内心的石雕。

后来，她趁自己独自在家的时候打开了抽屉，翻看了一下母亲收藏自己订婚戒指的保险盒。自从一次洗碗时差一点让戒指掉进下水道里之后，她便一直都把戒指放在保险盒里。每次看到她打开那只盒子，艾琳都以为她是想要在灯光下端详一下宝石的刻面。然而，此时此刻，望着盒子留下的那个空荡荡的位置，艾琳这才明白母亲那么做是在检查自己的戒指到底还在不在。

艾琳10岁生日之前的那个星期，她和父亲回家时发现母亲并没有出现在厨房里，也不在卧室和厕所里。她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字条。

她的父亲热了一罐豆子，煎了几片培根，然后又拿出了几片面包。

父女俩吃饭的时候，母亲回来了。“恭喜我吧。”她边说边把自己的外套挂了起来。

直到嚼完嘴里的食物，父亲才开口问道：“恭喜你什么？”

母亲把几张纸拍在了桌子上，用自己偶尔想要故意惹怒他的那种眼神看着他。他又咬了一口培根，一边扭动着下巴嚼着肉片，一边拿起了那几张纸。读着读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于是又把它们放了下来。

“你怎么能这么做？”他小声地问道，“你怎么不带上我？”

若是艾琳对此毫不知情，可能会以为父亲受到了什么伤害。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她的父亲的。

母亲似乎对于没有人对自己大喊大叫感到有些失望。她拾起了桌上的纸张，走进了卧室。几分钟之后，父亲从挂衣钩上摘下了自己的帽子，离开了。

艾琳走进卧室，坐在了自己的床上，看到母亲正坐在窗口抽烟。

“出什么事了？我不明白。”

“那些是入籍文件。”她的母亲指了指梳妆台，“去看看吧。”艾琳走过去拿起了文件。“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美国公民了。恭喜我吧。”

“恭喜。”艾琳回答。

趁着抽烟的空当，母亲露出了一丝暗淡的微笑。“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她说，“我没有告诉你父亲。我本打算给他个惊喜，带他一起去的。若是他能在我宣誓的时候到场做见证人，应该会很有意义吧。可后来我决定要刺激他一下，所以带上了我的表兄丹尼·葛雷辛。”

艾琳点了点头。丹尼的名字的确在上面。入籍文件用的是那种看上去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纸张，仿佛只要人类文明还在，它就不会消亡。

“现在我倒是希望自己没有这么做。”母亲悔恨地笑了笑，“你爸爸最喜欢这种大场面了。”

艾琳不太确定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她判断这肯定与父亲无论对待多小的事情都力图完美有关。她自己就曾亲眼见到过不少类似的场景：他会假装若无其事地扶住醉汉的手肘，好让醉汉靠在吧台边站稳，不至于出丑；他从不会打翻啤酒杯，也从没有洒出过一滴威士忌；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容不得一丝毛糙。她还在很多葬礼的扛棺队伍中看到过他的身影。伴着风笛手吹奏的音乐，他直视前方、昂首挺胸、步伐稳健，仿佛抬着逝者的棺木走下教堂的台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任务一样。这也许就是大家总是感觉他很强硬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想必她的母亲也是这么想的。

“永远也不要爱上任何一个人。”母亲边说边拿起那份文件，将它们塞进了自己保存戒指的书桌抽屉里，“这么做只会伤了你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