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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下班后总是会聚集在多尔蒂酒吧里和艾琳·图穆蒂的父亲聊天，而不会去找神父告解。尽管艾琳才刚上小学四年级，却经常大摇大摆地出入酒吧。下午4点半左右，父亲在完成了配送工作之后便会把她从踢踏舞教室里接出来，然后带着她到酒吧里去。踢踏舞课程6点钟才会结束，不过她并不介意早点离开那间地下室。赫尔利先生总是会对她大喊大叫，提醒她把握好节奏或是将两臂平举在体侧。赫尔利先生说，艾琳的身材实在是太瘦长了，无法完成如此紧凑的舞蹈动作，看起来好似警察经过时为了掩饰什么而试图假装站好似的。她想要学的其实是吉巴特舞或林迪舞之类能够任她恣意甩动好动的四肢的舞步，但母亲还是给她报了这种爱尔兰舞蹈班。

她的母亲还是没有彻底忘怀爱尔兰。她还不是美国公民，而父亲最喜欢吹嘘自己在获得公民申请资格后的第一天便提交了申请表格。那张落款日期为1938年5月3日的公民证书被装在相框里挂在了客厅，正对着一幅描绘圣帕特里克驱赶毒蛇的水彩画——如果不算上厨房里挂着的那只木雕凯尔特十字架的话，这应该是公寓里唯一的一件艺术品了。小小的证书上盖着一个钢印，还留有一个清晰的签名，印着一张严肃冷酷的脸庞。艾琳仔细端详着这张脸庞，想要寻求某种答案，但照片里年轻的父亲绷着嘴唇的样子似乎什么也不想对她透露。

看到艾琳的父亲胸前托着牛仔毡帽、一脸不苟言笑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赫尔利先生停止了吼叫，或者应该说是停止了对艾琳的吼叫。她父亲的到来总是会让周围的人主动安静下来。录音机里还在播放着音乐。姑娘们刚刚跳完滑步捷格舞的舞步。当艾琳不必强迫自己僵硬的身体跟上步点时，那小提琴的声音听上去还是挺悦耳的。音乐声结束时，赫尔利先生并没有浪费口舌准许艾琳离开，而是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望着地板。她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那里，踏上一段沉默的路途，以至于来不及换下鞋子就奔上了马路。

当他们走到酒吧所在的街区时，酒吧已经开门了。艾琳一路小跑地赶在前面，想要看看有没有人坐在她父亲的高脚凳上。她还从没有在那只高脚凳上看到过别人的身影。不过，她赶到的时候发现酒吧里的人已经在凳子旁边围成了一个半圆，仿佛是在期待他的出现。

酒吧里一片乌烟瘴气。她是那里唯一的小孩子，但这并没有影响她观察自己的父亲主持大局。5点之前，酒吧里的主顾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人。他们恣意喝着啤酒，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四周如薄雾般环绕着的倦怠而又幸福的气息。5点钟一过，白领们便纷至沓来，一边等待着自己点的东西，一边在拥挤的吧台上敲打着手中的硬币。他们会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立马伸手示意再来一杯，紧接着用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扶手，俯下身子急匆匆地再咽下一杯，眼睛像盯着酒保一样盯着她的父亲。

她穿着起褶的短裙和带领子的衬衫，挑了最前面的一张破烂的桌子坐了下来，一边做作业一边训练自己用一只耳朵偷听父亲的对话。她无须用力便可以听到他们对话的内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压低自己的嗓门——即便她就坐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她父亲的权威性起到了一定的澄清作用，使得其他几个人也不用为自己感到尴尬。

“我要被逼疯了。”他的朋友汤姆支支吾吾地说道，“我睡不着。”

“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

“我背叛了希拉。”

她的父亲俯下身靠了过去，用眼神将汤姆牢牢地按在了高脚凳上。

“几次？”

“就只有一次。”

“别对我撒谎。”

“第二次的时候我太紧张了，所以什么也没做成。”

“那就是两次了。”

“是的。”

酒保晃了过来，扫了一眼他们杯子里的酒，然后把擦玻璃杯的毛巾甩到肩上，走开了。看到父亲斜眼瞥了瞥她，她赶紧用力捏着铅笔在作业本上写了起来，结果摁断了笔尖。

“那个荡妇是谁？”

“是银行里的一个姑娘。”

“那你告诉她，这段愚蠢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我会的，麦克。”

“你以后还会不会做这种该死的傻事了？现在就告诉我。”

“不会了。”

一个男人走进了酒吧的大门。她的父亲和汤姆都对着他点了点头。一股冷气紧跟在他的身后吹了进来，冻得她赤裸的双腿一阵哆嗦。空气里飘荡着溅洒出来的啤酒和地板清洁剂的味道。

“摸摸你的衣服兜。”她的父亲说道，“把你私藏的每一分钱都拿出来。给希拉买点好东西。”

“对，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要花得一分不剩。”

“我不会有所保留的。”

“在上帝面前发誓，一切就此结束。”

“我发誓，麦克。我郑重地发誓。”

“别再让我听说你到处拈花惹草。”

“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也别傻乎乎地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那个可怜的女人。就算她什么也不知道，和你这种家伙过日子对她来说已经够糟糕的了。”

“好的。”汤姆回答，“好的。”

“你真是个该死的傻瓜。”

“没错。”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论这件事情了。给我们再倒几杯酒来。”

无论他说什么，他们都会开怀大笑。但只要他一严肃起来，他们便会跟着板起脸来。他们还会对他歌功颂德，仿佛他根本就不在场似的。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是刚从国外过来的，工作也都是他给介绍的——胜斐尔、梅西百货、酒吧的临时工或杂务工。

所有人都称他为“大块头麦克”。他最出名的特质就是不怕痛。他的肩膀是那样宽阔，以至于衬衫穿在他身上都像是西装外套。他的拳头和婴儿的脑袋一般大小，身躯和那些他用手肘就能钩起来的啤酒桶差不多大。除了工作之外，他从不会费尽心力去健身，因而身上也没有什么硬邦邦的肌肉，只不过是身强力壮而已。如果你偶然看到他休息时的样子，便会发现他的身体在他睡着时似乎会缩成正常的比例。可一旦你对他有所隐瞒，他就会在你的眼前一点一点膨胀起来。

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知道为数不多的那几个能讨父亲欢心的人对他的谬见也并非是全盘接受，偶尔对他的善举也颇有微词，满腹狐疑地耸一耸鼻子。

虽说那时的她只有9岁，但已经明白不少事理了。她知道父亲为什么不在回家吃饭的路上顺便来踢踏舞教室接她，因为那会剥夺那些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西装革履地从曼哈顿赶回来的男人与他相处的仅有一点时光。他们会围坐在一起，松开领带、脱下外套，挤作一团，开始大聊特聊。下午5点半一过，他就会起身离开酒吧，绝不会赖到6点差一刻的时候，因为多出来的那几分钟关系重大。她知道这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乐趣，更让他在受人拥戴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还能发挥几分余热。不过在他看来，自己身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也是同等重要的。

他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吃饭。她的母亲每晚6点钟会准时把晚饭端上桌，白天则在宝路华工厂里清洁厕所和办公室。她从没有心情听别人找借口。艾琳的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一直都在看表，快到家门口时还加快了脚步。若是艾琳偶尔有些跟不上，他便会在最后几步路时伸手把她抱起来。有时候，艾琳会故意放慢脚步，只为了能够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那是6月一个温和的晚上——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她在小学里的第四个学年就要结束了——艾琳和父亲到家时发现碗盘已经摆好，但卧室的门却是关着的。父亲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遭人背叛的表情，敲了敲手表，又拧了拧发条，然后抬头和水池上方的挂钟对了对时间。挂钟上的指针已经走过了6点20分。艾琳从没有看过他露出如此难过的表情。她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顿迟到的晚餐的问题，父母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的事情。她为母亲如此墨守成规感到有些愤怒，可父亲看上去却并不生气。他沉默地慢慢咀嚼着，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顺手也为她满上了一杯，还从炉台上的锅子里舀了一大勺胡萝卜给她。不一会儿，他披上外套出去了。艾琳走过去推了推卧室的门，发现门是锁着的。于是她又静心听了听，可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又走到了基欧先生的门口，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响。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袭上了她的心头。她害怕自己就这样被人抛弃了，于是想要重重地拍打那两扇门呼唤他们出来。但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在那个时候打扰母亲。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把炉台和桌面擦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丁点的面包渣和污渍，以至于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的母亲曾在这里做过饭。她试图想象自己若是从小就孤身一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一开始就是个孤儿可比成为一个弃儿要好过多了。这世上应该没有什么比被人抛弃更糟糕的了。

她之所以喜欢在酒吧里偷听父亲的谈话是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很少说话，只会在切着盘子里的肉时偶尔念叨几句大道理。“一个人不该因为不想努力就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副业。”“钱就是用来花的。”（他十分坚持这最后一点，他可没有耐心应付那些钱包里没钱请大家喝上一轮酒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他的副业就是在多尔蒂酒吧、哈特尼特酒吧和利特里姆城堡酒吧里调酒——每个星期在一家店里工作一晚。每到大块头麦克·图穆蒂前来调酒、倒酒的日子，酒吧里总是人满为患，赚得盆满钵盈，好像他是什么限时演出的巡演艺人似的。胜斐尔也没有吃亏，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胜斐尔公司的人。他至今仍操着满嘴的爱尔兰口音，可这恰巧是艾琳的母亲一直在努力矫正自己的；要知道，这种口音在他的工作中可是很有用处的。

每当艾琳鼓起勇气追问自己的祖籍时，他总是会挥一挥手示意她安静。“我是个美国人。”他回答道，仿佛这就足以解答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