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在1996年写出《古都》，呼唤对台北的记忆。“那时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因此夏天的积乱云堡雪砌成般地显得格外白，阳光穿过未有阻拦的干净空气特强烈，奇怪并不觉其热，起码傻傻地站在无遮荫处，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午，也从没半点中暑迹象。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那时候的人们非常单纯天真，不分党派地往往为了单一的信念或爱人，肯于舍身或赴死。”

十多年后，朱天心来到北京。有人问她该如何描述台北，她说，这是一个被问了太多问题的城市。

三

有人笑说，台湾永远在选举。路边的广告牌，公共汽车身上，不同的候选人露出同样灿烂的笑容，向市民允诺，自己预示着一个更快乐的明天。摩托车、三轮车在街市穿行，后座旗帜飘扬，喇叭里呼吁人们投票给“某某候选人”。候选人甚至会到夜市拉票，和小吃摊的老板与吃客寒暄，这叫作“扫街”。

2010年的大事，是“五都选举”。这是国民党再次执政以来，两党第一次重要交锋。可是就在选举的前夜，连战之子连胜文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站台时，突然有人冲上台开枪，子弹穿透连胜文脸部，致其重伤。另有台下一位民众死于流弹。

台湾朋友十分沮丧，六年前陈水扁竞选“总统”时发生“3·19”枪击案，至今疑窦未开，许多人怀疑这是选举操弄，对于许多冷眼相看的大陆人来说，这次枪击案或许是又一幕台湾式的“民主乱象”。

民主之后又如何？电视屏幕里，台湾议会拳脚耳光齐飞，好像在告诉我们，民主有多乱。而另一种说法是，华人世界很难实行民主体制，以家族为单位形成的差序社会网络，必然会导致裙带关系和贪腐。这是真的吗？

1987年，台湾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人民获得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第二年，在美国读书的何春蕤回到台湾，她想观察，一个原本在高压之下的社会，解除控制之后将如何转变。不仅如此，包括她在内的台湾知识分子，希望能介入社会变迁，让这个变迁去往开明的方向。

何春蕤胖胖的，戴眼镜，头发很短，讲话速度很快，思路又异常清晰。她是中央大学教授，华人世界一流的性别研究学者。但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学究，她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将理论与实践交相作用，是“有机知识分子”。

在她的观察中，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并非一声令下，民主降临，从此万事皆休，而是波澜起伏、蓬勃的社会运动时代。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新的禁忌被解除。政府借着权力的惯性，想要寻找新的方法进行控制，民众则在松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更大的空间。

工人运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方面，劳工的利益长期被压榨；另一方面，资本出走，流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工厂关门，工人一夜之间没有了工作，没有遣散费，没有后续的安排，资本家卷了钱就跑了。“工运”爆发了。

当时的台湾，人们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戒严”，还没有运动的意识，没有集会、结社、抗争的意识。何春蕤说：“他们也不像大陆人民从小就知道批、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挑战权威，但是台湾没有，全是顺民教育，大家很害怕，再加上延伸而来的高压统治，人们会担心我万一出事被抓了，会不会被枪毙，或者会消失了啊。”这样怎么会搞得出来运动？

就像当年毛泽东创办农民讲习所一样，这时候靠的是许多知识分子。比如著名的工运领导人郑村祺，他是《中国时报》的员工，于是他就在《中国时报》里面搞工会，希望能够推动一些事情，也串联其他的工会，只要是听说有工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忙。经过了一段日子，知识分子跟工人并肩打拼，说明、上课、组织，让群众开始看到，原来我不能靠政府，因为政府基本上只拿警察对付我而已。在这些过程当中，慢慢养成了一批比较有斗志的工会干部。这是台湾“工运”史上沧桑的一页。

如果说工人运动中，何春蕤还是以观察为主，那么在妇女运动中，她是亲身参与，而且成为颇受争议的人物。

妇女运动开始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共同而模糊的诉求：权利平等。当时的法律是以男权为主，比如，结婚之后，妻子的财产属于丈夫，所以妇女团体希望能修改《民法》，让财产归于自己。还有像子女监护权、财产继承权等等。而与此同时，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文化的松动，开始让很多女人发展出不同的生涯，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婚外情也越来越多，如何面对这些性/性别的变化？

这些变化像是社会中的潜流，若隐若现，却没有被清晰地表述，直到1994年。那年台湾一所大学发生了一件教授骚扰女学生的案件，女性学者得知此事，就开始组织反性骚扰游行，希望能够反击校园里的性骚扰案。

在游行和集会中，大部分人都是拿着喇叭控诉：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对某某学生怎样怎样，呼吁社会要关心在校的女学生。

可是在何春蕤听来，这样的呼喊就变成了“女生很惨，很容易被老师侵害，老师都是坏人，男人都很不好”这样一套语言。台上的演讲者已经喊得声嘶力竭了，问何春蕤要不要上来讲讲？何春蕤就上去讲了一番不一样的话，她说：“我不觉得性骚扰是少数几个坏男人做的事情，我觉得性骚扰是整体的情欲文化养成的，如果这个文化里面，大家的交往能够更自在，我的表情表意能够更自在，你对我的拒绝能够更明确，我们两个的互动能够更开阔，其实人们不需要用性骚扰这么差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接下来，何春蕤喊了一个震动台湾的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她喊一句，台下的民众跟随高呼一句。和之前的苦情诉求相比，大家的情绪都很高。从来没有人在这样的场合喊过“性高潮”这种字眼。而后面很强势地表达“你再来，我就动剪刀”，一改女性被保护的姿态，一个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出现了。

从这一点出发，何春蕤说，什么是社会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带领一群盲目的群众，而是如何让群众变得更有力量，成为运动的主体，“人的转化就是社会的转化。”她说。在这一波一波的运动——民主化运动、工人运动、住宅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性工作者运动等等——当中，人民成长了，懂得运用选票和选票之外的方法，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权利不是赐予的，不是蒋经国一声令下，民主从天而降，权利是一点一点斗争出来的。而群众的聚集，也可以不是暴民，而是有组织有理性的自我治理。

这也就是社会学家夏铸九所说，台北已经成为一个“市民社会浮现的城市”，人民成长为合格的“市民”，他们很清楚，我不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而投票，我选你是因为你能解决我的问题。

什么是市民社会？夏铸九做了一个比喻，在传统的父权文化里，政府是社会的父亲，父亲会照顾你，但是你要听话，不听话要打你。在市民社会，政府和社会关系是平等的，你不是我爸爸，你是我选出来的。市民社会力量壮大之后，不可能凭借裙带关系、贿选、买选票那一套。“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台北不能买票，买票一定会被抓，因为他钱照拿，然后去告你。”比起来选举制度，这是更了不起的变化。

2010年，民进党在新任主席蔡英文的带领下，卷土重来。枪击事件发生后，一位当时在台湾的大陆记者写下了自己的观察：“与六年前的‘两颗子弹’截然不同的是，舆论关注度集中在了‘真相’而非‘选举’。并不似‘两颗子弹’那般真相隐晦，百般推搪；连胜文枪击案，警政部门和台大医院尽最大的透明度实时公开案情进展，以及连胜文伤情状况，所有的主流电视台都在二十四小时直播案情，枪击案作为一个单独的治安事件，在信息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被尽可能还原事实，与选举分离。

“第二天一早，枪击案发生后的永和国小投票点，并没出现比以往热烈很多的投票场面。许多选民说，他们早已学会了把这类事件与他们的选票选择分开。台北的街头，一直都很平静。选举前，选举后，枪击前，枪击后。造势活动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发生和结束，枪击案也结束在治安案件的边界之中。

“那种乘客与出租车司机蓝绿不同，就会被赶下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即使在枪击凶案发生之后，民众的理性态度，更让你相信，政治，已经从民间的日常生活褪色，而孕育了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力量，才是守护着台湾向前走的根本。”

这位记者的台湾朋友告诉他：“我想通了。我们选择、拥护这套制度，从来不是因为它不会发生这种乌七八糟的事，而是即便发生了，它也有自我反省、修复的能力。”

四

“若有音乐，哼我爱听的那曲/若有醇酒，斟我嗜饮的一杯/也许为我出薄薄的诗集/但不必写长长的序/追求的我已空无所有/这秩序缤纷的世界/就留给你整理。”

这是台湾诗人罗叶的诗，罗叶曾经是野百合学运的一分子，2010年去世。他的同代人取他的诗句，加以修改，编成《秩序缤纷的年代》一书，反思1980年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台湾社会运动，同时希望看清楚未来的方向。

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台湾社会运动处于低潮。即使如此，在2010年秋天，台北每周末都有游行。10月30日的同性恋大游行之后，11月7日，台湾数十个社会团体聚集在内政部门口，参加“秋斗”。“秋斗”由工人运动传统而来，在每个秋天进行。这一年的“秋斗”集结了工人、环保、原住民、同性恋等各种社会团体，队伍里旗帜林立，上面写着各种标语。游行从内政部出发，轮流到各个相关部委门前抗议。年轻人站在宣传车上慷慨激昂地喊着口号，让人想起我们的某个年代。一辆宣传车上赫然写着“消灭政商垄断，实现社会主义”，后来才知道组织者原本想写“实现社会正义”，结果写错了字。

不久前，台湾国光石化预订在浊水溪河口北岸4000公顷的湿地上，进行填海造陆。假如这项开发进行，将会截断白海豚的洄游路径，危机白海豚的生存。所以环保团体发起抗议，并号召民众集资买下湿地，抵制国光石化的开发案。对此，阁揆吴敦义为开发商辩护说，“白海豚有它生存、游水的路径，它会转弯的。”这句话引发众怒。游行的组织者把他的头像做成黄色贴纸，旁边号为“白贼”，发放给游行的参与者。

在抗议者看来，政府在为大财团、大企业护航，政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可是，经济发展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在当时举办的台北花博会，也成为他们讽刺的对象，“台湾花光光，人民博生存”，听起来非常合理：一个劳师动众的面子工程，比百姓民生更重要吗？

游行队伍中很多都是大学生，或者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从1990年抗议选举体制、提倡宪政的“野百合学运”，到2008年反对警权过度使用的“野草莓学运”，学生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传统。

当年参加野百合学运的大学生，现在已是中年。他们有人进入政府体制，成为权力的拥护者，背叛了当年的理想；有人离开了政治，过着平静的生活；也有很多人仍然身怀对这个岛屿的梦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耕耘。

在《秩序缤纷的年代》中，“野百合学运”的昔日领袖提出，时空不会冻结，面对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如何处理两岸关系，可能是未来台湾最重要的命题。而台湾内部政治依然摆荡着拥抱大陆和排拒大陆的两头，如何超越二者，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游行的人们散去，年轻的人们在不同的街巷继续自己的生活。台湾毕竟已经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殖民时代、威权时代已经过去，贪腐的总统已被送入监牢，在一轮一轮的提问中，人们回答得似乎都不赖。

只是，历史的残酷之处，同样也是幸运之处就在于，提问不会停止，它总在呼唤创造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