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路过餐厅，又折回来，在桌子那头对我说：你看看月亮，看看天空，别看手机！又从胸腔发出“咳”的一声，似乎恨铁不成钢。

雪莉也未免太喜欢做老师了，我想。有天中午休息时，我嫌房间里太热，躺在吊床上看书。雪莉从小河的方向走来，我跟她打招呼，她挤挤眼睛：我就提醒你一下，小河在召唤你。

但我也习惯于做个好学生——我摁灭手机，为自己仍留恋互联网的破碎信息而不好意思，情急之中说：我在跟家里人说话！

哦？雪莉停止了责怪的语气，坐在了桌边。你家人在哪里？

我爸妈在甘肃，我弟弟在北京。

你有弟弟？

对，我有一个弟弟。

可是，你们不是一胎化政策吗？

是。不过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政策才刚刚开始。我暗暗想，终于有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了。尽管这里的白人都很好，但是很少人对中国有兴趣。有一次，艾斯特拉问小燕，上海是中国的吗？是大城市吗？

刚刚开始……会怎么样？你妈受惩罚了吗？

有啊，我妈没有产假，休息了一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雪莉的表情很凝重，真惨，你妈妈会不会常常讲起这件事？

这件事？

对啊。过去的故事，回忆……这件事对她一定伤害很大……

我吁了一口气，放下了手机。当然了，她常常讲过去的事情，常常回忆，不过不是这件。我用英文磕磕巴巴地讲起母亲的故事，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土改中被抄家，变成孤儿，在福利院长大，饥荒时代差点饿死，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中国刚刚开始发展金融的时候，又做了银行的信贷员。用英文讲述，挖空心思寻找词汇，让我免于像往常一样，为母亲的故事而痛苦，但我仍感受到，我为她顽强的生命力、聪明与勤奋而骄傲。雪莉听得很专注，当我讲到历史事件，又找不到英文时，她总能立刻补充。看起来，她真的很想了解。

所以你看，她的往事这么悲惨，没有休产假都不算什么。我总结说。

雪莉说，没错，这些故事真的是……她说话时，也总是抿着嘴唇，发音在很小的开合之间，此时声音更是消沉。

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了手机惊人的光亮和它开启的众多扇门，想必树林间都是月光。

似乎是觉得这沉默太尴尬，又太伤感，我突然开口说：我想写一本书，关于我妈家族的。说完，自己也微微吃惊。我还很少告诉别人这个想法，何况是跟一个陌生的美国老太太。

真的吗？

对，就写我妈和她的姐妹们。

你已经有书名了！雪莉仍然抿着嘴唇，笑意在眼睛里闪烁。

六

吃饭时，我们会自动分到两个餐桌。欧美人一桌，亚洲人一桌。

尽管在亚洲桌上，我们也说英文，以便和马来西亚、泰国的朋友聊天。但是，能够随时切换到中文，总让人觉得放松。有时，听到另一桌的笑声，我想，她们使用英语时如此自信、默契，好像这个世界就是她们的——即使这已经是世界上的边缘角落。也许正是这种自信和默契，让我闻之却步，也让泰国本地人不敢报名。

在一个国际场合，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区隔。为了抗议英语霸权，我从没有取过英文名，也拒绝转变名字的发音——我明知“玉洁”对外国人来说很难发音，但是，既然我们能读出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既然我们曾经花了一年时间，练习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像蛇吐信子咝咝作响，发出那两个中文里没有的辅音——辛西娅的名字中就有这个音，那么，让西方人念几个中文名字，也不算过分。

工作坊里，我照样用中文音调，介绍自己的名字，并解释了它的意思“像玉一样纯洁”，然后听各种发音，心里暗暗发笑。有人念，雨耶。有人念，雨鸡。有人念，酉鸡。更多人直接说，你。那个，你能不能帮忙抬一下柱子。你的铅笔借我一下。

我常常意识不到别人在叫我，但是没关系，这种小小的不便和误解，在国际交流中是正常的。直到又一次，我正蹲在地上凿木头，听到台湾人sephen字正腔圆地大叫我的名字。一抬头，一队人站在一根柱子旁，等着我去帮忙抬木头——几天的逞能下来，我已经成了工作坊的壮劳力之一。我应声正要过去，sephen皱着眉头说，你要不要叫jade，这样她们比较好记。我愣了一下，像战火中匆忙接过发报机一样，接过了我的英文名，jade。

一天晚上，往常的秩序被打破了。大部分白人都去参加朋友聚会，民宿里只剩下雪莉和辛西娅。似乎不好再以位置不够为由，分两桌坐，同时，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沟通的责任。亚洲人加入了白人的餐桌——第一次吃饭时，辛西娅曾摸着这张桌子说，这是一整块木头。

吃完饭之后，身体开始忙碌地运作，精神却安逸了。轮值帮厨的人去收拾碗盘，有人泡了茶，有人盛了一盘木瓜，放在桌上。没有人说话。

当白人成为少数，我突然觉得语言的压力塌了半截。我开口问：辛西娅，你在密苏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正托着脑袋发呆的辛西娅乐了，她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说，我妈也经常这么问我。

我意识到，我把密苏里（missouri）念成了悲惨的（misery）。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巧妙的双关。

没事，辛西娅说，我在密苏里，住在一个公社……

同样来自上海、曾经在美国读书的gloria惊叫：公社？美国也有公社？

当然了！辛西娅和雪莉报以同样的惊讶。

gloria说，我从来没把美国和公社联想在一起过。

美国有很多公社啊，到处都是。辛西娅仍然很惊讶。我想，当小燕被问到“上海是个大城市吗”，大概有同样的心情。

教授雪莉此时又出场了：实际上，这是美国的传统，从美国建国时，就有这种乌托邦的渴望，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美国精神。

我说，我以为公社是六十年代的产物。

雪莉说，这也是一个原因。

辛西娅说，没错，我在的公社就是七十年代开始的。

辛西娅中学时参加了一个去南美洲的实践项目，回来之后，觉得上学没意思，就辍学了。她喜欢木工，幸运的是，在美国，木匠赚得不少。三四年前，辛西娅在芝加哥的一家公司，教人做木工，用二手木材，做桌子、钟等等——我和雪莉原本想象的东西。她在手机上找到那时的宣传视频：辛西娅坐在镜头前，卷舌极重、语速极快，像嘴里团着一个球。视频里的她，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也许是比较正常，比较中产。

辛西娅说，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有人发传单，接过来一看，是招人去驾马车。她想，神经病吧。但是她又好奇，跟去一看，是一个公社。

辛西娅辞了职，住进了公社。这个公社种菜，制作有机产品，生活自给自足。不仅如此，他们拒绝现代设施，包括电。没有电，因此也没有热水。晚上没有灯，点蜡烛。他们当然也没有电脑、手机，全公社只有一个座机。

她每说一句，我们都惊叹一声。

辛西娅说，但我给朋友们写信，用手写，他们好像都挺喜欢的，对不对？

我们点头如捣蒜。

冬天，公社没有暖气，辛西娅就背着包去城市。美国中部的城市，有很多建好又没有使用的房子，于是被很多人占领了。她就在那里度过冬天，等春天到了，再回到公社。

我说，中国也有很多房子，建好了没有人住。

真的？那有人去占领吗？辛西娅问。

……倒没有。

让辛西娅心动、决意加入公社的，是创办人的理念。他主张巴西思想家弗雷勒的解放式教育：受压迫者应该自我教育，互相学习，培养批判意识，而不是期待教育体制。但是住了两年，辛西娅发现，公社内部并不平等，创办者一人决定所有事务，一人诠释解放式教育。去年10月，辛西娅“不干了”，她“跳”到另一家名为“沙丘”的公社。这家……好一些。辛西娅说。他们人少，只有九个人。

我们都替她松了一口气。人少比较好，很难想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人多的地方实现。

她又说，这家有电，也有热水，挺好的。

像所有人一样，从工地回来，辛西娅先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t恤，此时细细卷曲的长发仍是湿的，贴在脸颊两侧。小燕提醒我，她的眉毛是修过的。也许这是女木匠的特点之一？到了工地之后，所有人的第一件事，都是在脸上、脖子上涂防晒霜。尽管如此，现在的辛西娅和视频里那个修过刘海、语速极快的女木匠不同，也和工地上那个高高举起锤子、猛地击下，又总是保持笑容、解释工序达十五遍之多的木匠老师不同，讲到这里，辛西娅的笑容渐渐隐入迷惘，若有所思。

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美国了。沉默了一小会儿，辛西娅又说，我总觉得，就算对这个地方失望，但还是不应该离开，应该留下来，改变它，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对吗？

来泰国之前，我就知道，将会见到各地的女性主义者——很多愤怒的、受到挫折的女人，我也约略知道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公社传统，但是亲眼见到、听到、体验到，却是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喜欢她们，我喜欢佩吉，高高的个子，穿着湖绿色工装裤，大手拿起生菜，一边吃一边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她的表情、语气，就是句子、标点，以至于文字无法转述；我也喜欢幽默的拉提莎和奥勒莉，这对法国姐妹，干了最多的力气活，而且，无论吃得多饱，总是不放过甜点；我喜欢ginger，英俊而腼腆，不动声色，又让整个工作坊有序进行；当然，还有好为人师，又充满好奇的雪莉。尽管我有时会嘲笑她们，抱怨她们没有自觉到白人的优越地位，但是，我仍然喜欢她们，喜欢她们在各个地方努力改变世界，喜欢这个工作坊的热情和力量，也喜欢建设乌托邦时的自由和迷惘，就像此刻的辛西娅一样。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女木匠。我说。

辛西娅又吃惊了，真的吗？怎么可能？为什么没有？

我为她的吃惊而吃惊了，不知道……这本来就是性别分工很明确的工作吧？

现在连男木匠都不多了。一直沉默的meichern冷不丁插嘴。

辛西娅说，jade，如果你们要盖房子，就告诉我，我会去中国帮你们。

真的吗？我又吃惊了。

当然是真的。辛西娅脸上不再有迷惘了，性别和社区，是我离开美国的唯一原因。

七

12根柱子立了起来，此后进程就很快了。

从长短、宽窄不一的旧木材里，我和小燕负责挑出合适的顶梁、底梁和侧梁。（我们暗地认为，这是对我们数学能力的肯定。）分别有人挑出龙骨、地板、墙。我们拔掉木材里的钉子，锯到合适的长度——这都是使用旧木材必须付出的劳动，然后，就像搭积木一样，嵌在合适的位置，用钉子固定住。辛西娅四处查看，确保一切是平的。

搭好底梁，铺一层龙骨，工作坊的最后一天，要铺地板了。人们分成三组，一组锯木头，另外两组——说中文的一组、说英文的一组——铺地板。没有了语言的磕碰，我们很快形成有效分工，有人传递木头，有人负责铺，把厚度、宽度一样的木板拼在一起。是合作，却又是专注的。“这根怎么样？”“缺一根宽的！”“窄的都放这边！”突然有人叫：“她们在偷我们的木头！”

下午四点，地板铺完了。辛西娅半蹲着，眯起眼睛看地板的平面。她站直了说，太令人惊讶了，都是平的！大家欢呼起来，纷纷拿出手机，进行工作坊的最后一个程序：拍照。

这座房子已经有了形状，它长6.5米，宽6米，墙高2.5米。接下来，辛西娅和ginger、艾斯特拉，会一起搭起人字形的屋檐。木屋的南墙，有一根柱子，写着“c”和“face”，而所有的梁上，都有彩色的数字，和中文“横梁”“底梁”“侧梁”。

房子的对面，在芒果林的尽头，是高高的清道山。太阳已落到山顶，霞光冲遍了半边天空。ginger说，之所以木屋选在这里，就是希望能看到山。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在报名表上，对“为什么要参加木工工作坊”这一问题，我写道，因为脑力劳动做多了，想做点体力劳动。这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却也是一个敷衍的原因。更深层的，是我对生活的厌倦。

每天早上醒来，我拿起手机，刷朋友圈、刷微博，读同事的工作留言。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对着电脑、手机，刷最新的信息。从一个链接，到下一个链接，留下很多看了开头的文章，和一事无成的沮丧心情。我加了很多人，“成为朋友”，世界四通八达，却很少抵达某个真实的人。

我的颈椎变形，脂肪在腹部安居繁衍。于是我花钱办了健身卡，又花钱请了一个教练，让他陪着我，折磨我。在这种扭曲、分裂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互相消解了，正负相加，等于零。不知道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卷入同样、也许更深的旋涡之中，买了大房子，给小孩报了私立学校，从此像游乐园里的飞车，做着高速的无用功，左右摆荡。必须赚钱，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大的成功。年轻的人们一早认命：此生已矣，希望全在子孙。这是怎样绝望而高效的生活啊。

所以我来了，我想从机器上松动，脱落。在这里，我看到了从飞车上主动掉落的女人们，她们正在搭建自己的乐园。当我回去，该如何描述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雪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她说，jade，中国南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山？

的确，暮色中，清道山层层叠叠，有不同深浅的青色。我说，是啊，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只是在图片里看到过。

我们静静地看着清道山，如果是中国南方，山会更加连绵、起伏，小河绕山而行，雾气飘在山间。

真美啊。雪莉说。

是啊。我说，不过，我们还没有在山前面盖过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