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着我。‘我问的是行动，那种行动。’她压低声音说，尽管身边并没有别人。
“难道母亲以为我说的是睡觉吗？我们每晚早早上床，有时白天也打个盹儿？有时我们早早醒来，马上又睡个回笼觉？有时候我们连着睡两觉？她以为我们像猫一样又懒又困吗？
“‘是的，是的，妈妈，’我回答，‘我们一直在行动。如果半小时之后我能见到他，我们多半还会做。’
“母亲的眼里流露出惊讶、不安和恐惧。每天晚上？星期天？别忘了，那可是上个世纪的事。如今时过境迁，一切都那么现代化。当时我仿佛看到母亲脑海里《圣经》飞快地翻过。蜜饯做好了。我可以走了。
“‘他可是我的丈夫。’我告诉她，一边用屁股撞开门。
“她从此再没提起这个话题。至少她现在期待上帝能赐给她一群孙子孙女。她会把他们视作掌上明珠，在村里四处炫耀。另一方面，我的回答也提供了绝佳的八卦素材。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爱嚼舌根的假正经，和所有谈性色变的假正经没什么两样。从此以后，村里的男人看我的眼神似笑非笑，岁数越大的老家伙眼睛就眨得越厉害；至于女人，无论年轻姑娘还是老太太，表情里都混杂着嫉妒、鄙视和好奇。从那天起，母亲在离我家还有一百米时就会弄出惊天的动静，生怕我不知道她来了。
“在孙子孙女的数量上，她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我和她一样不擅生育。考虑到邮票多么频繁地贴在信封上，我们收到的信实在少得可怜。只有一封姗姗来迟的信，一封让人喜出望外的信，一个可爱的男孩。他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哭，而是发出一串笑声。当我把我们的小熊崽抱到母亲面前时，她已经老糊涂了。我完全可以递给她一只咕咕叫的小鸡，她脸上会露出同样空洞的笑容。”
那位老妇的脸上隐约浮现出微笑，却并不空洞。
“如今我老了，睡眠对我渐渐成谜。我记得睡着的样子，却记不起怎么入睡的。为什么睡眠离我而去了？年轻时拉斐尔和我曾那么贪睡。虽然我俩没什么钱，却拥有一张舒适的床。我们有窗帘，日落而息。我们睡得像井一样深沉。每天早晨我们精神抖擞地醒来，为昨夜的不省人事惊叹不已。如今我的夜晚充满了忧愁和伤感。我精疲力尽地躺着，睡意全无。我只是那么躺着，思绪像蛇一样缠着我。”
欧塞比奥轻声说：“衰老是件难熬的事，卡斯特罗太太。它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可怕慢性病。真挚的爱情是另一种病。它的开端很美好。它是人们最渴望的疾病。人没有它就活不下去。它就像让葡萄汁腐败的酵母。一个人爱啊，爱啊，一直沐浴在爱河里，然后死亡降临，心碎了。爱情总会遇上无法面对的结局。”
可是尸体在哪儿？这个问题如鲠在喉。另外，是谁的尸体？也许不是她丈夫的。虽然她身着黑衣，但是葡萄牙乡下每个死了亲戚的四十岁以上的女人都这么穿。丧服成了乡下女人的日常服饰。也许她是来查询某个年轻人的。那样的话，桌下他脚边的任何一份报告中都可能写着她想要的信息。她想找的那份尸检报告也可能是他的同事何塞·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何塞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去英格兰探望女儿，已经走了差不多三个星期。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积压的工作。不过何塞手里的尸检报告都已经归了档。如果玛丽亚·卡斯特罗问的是其中一份，他应该能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找到。
无论如何应该有一具尸体，毕竟他是病理医师。失眠的病人应该去别的地方——家庭医生可以开安眠药，神父可以赦免罪过。那些不甘心变老的，那些痛苦心碎的，他们同样应该去别处，比如还是去找神父，或是见个朋友，去个酒吧，甚至逛个妓院。就是别来找病理医师。
“我很乐意听你讲开心事，也为你的伤心事感到难过，”他继续说，“但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你是来查询某份尸检报告的吗？”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活着的。”
他是怎么活着的？她想问他是怎么死的吧。老年人的口误。“谁？”
“当然是拉斐尔。”
“他的全名是什么？”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来自图伊泽洛村。”
“哦，你的丈夫。请稍等。”
他弯腰把桌下的报告拖出来。清单在哪儿？他找到一页纸，在上面仔细查找。尚未归档的名单里并没有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
“我的名单里没有这个名字。你丈夫一定是我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我得去查查他的档案。那得花点儿时间。”
“什么档案？”玛丽亚问。
“当然是你丈夫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档案。”
“但你还没见过他。”
“哦。你之前没说。这样的话你得过几天再来。等他被处理完了。”
“但是他就在这里。”
“在哪儿？”
他不可能在冷藏室里。欧塞比奥对存放在里面的尸体心里有数。她是不是想说，在精神意义上，她的丈夫在这里？他忍不住从医生的角度忧虑起她的精神状况。妄想性老年痴呆？
玛丽亚·卡斯特罗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平淡地回答：“就在这里。”
她俯身解开手提箱的搭扣。盖子掀了起来，箱子里唯一的物品如同初生的婴儿一样滑出来：拉斐尔·卡斯特罗赤着脚的尸体。
欧塞比奥盯着这具尸体。人的死法有很多，但医院里的尸体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到他面前：放在轮床上，已清理干净，床边挂着病历。他们不会身着周日的礼服，从手提箱里滑出来。不过他能理解，乡下人有自己的风俗。他们依然用城里人早已摒弃的方式对待死者。比如有时在葡萄牙乡间，他们把死人葬在老树的树干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检验过几具这样的尸体，为了查明究竟是自然死亡然后被树葬，还是被谋杀抛尸。（结果每一个案例都是正常的树葬。）他还检验过一些农夫的尸体，他们的指甲里扎着钢针。这并非折磨，只是一种原始的确认死亡的方法。现在眼前又多了一种乡下人对待死亡的做法：代替救护车，自己运送尸体。这位老妇把箱子从葡萄牙高山区一路拖下来，一定历尽艰苦。
“他死了多久了？”他问。
“三天。”玛丽亚回答。
看上去没错。冬季路上的严寒把尸体保存得很好。
“他怎么死的？”他问，“我是说，他生病了吗？”
“他没跟我说过。当时他在厨房喝咖啡。我出门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晕倒在地，怎么也叫不醒了。”
“明白了。”急性心肌梗死、脑动脉瘤——诸如此类的病，他想。
“你想让我做什么，卡斯特罗太太？”
“解剖他，告诉我他是怎么活着的。”
同样的口误。也许她在故意避免那个字眼。不过仔细想一想，她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尸检能够揭示死因，死因可以用来推断生活习惯。不过听上去还是很奇怪。或许是带着迷信色彩的宗教用语。
“你想让我为你丈夫尸检？”
“是的。这不就是你干的事吗？”
“没错。但你不能像在餐馆点餐一样点一份尸检。”
“有什么问题吗？”
“需要遵照流程。”
“他已经死了。你还需要什么？”她说得没错。无论是否遵照规程，尸体都是一样的。如果让她提着箱子走人，明天玛丽亚和拉斐尔·卡斯特罗还会再回来。与此同时，布拉干萨的某间旅馆会不悦地发现他们有位客人竟然是死人。在温暖的房间过夜时，尸体或许会达到分解的临界点，那样一来，不仅他的后续工作会变得麻烦，旅馆主人也跟着遭殃。再说，什么时候乡下人开始有钱住旅店了？多半她会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更糟——在露天的公园里，坐在她的手提箱上。老拉斐尔·卡斯特罗不会在乎寒冷，他忠诚的妻子也不会在乎，这些老派的庄稼人就像传说中的伊比利亚犀牛一样结实。会在意的人是他，欧塞比奥。为了一张纸不值得让她遭那么大的罪，尤其是在痛失亲人之后。况且这具新鲜的尸体比他原本要处理的那具强多了。那个被扔到桥下的女人。
玛丽亚·卡斯特罗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她的耐心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他是个懂得变通的人。她刚才怎么说的来着？她“抱着‘有何不可’的态度”结了婚。好吧，有何不可？这是他想对何塞说的。
“好吧，我会为你丈夫尸检。你得在这里等着。”
“为什么？”
“尸检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当然这并非事实。医学史上尸检向来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不过并不对普通公众开放，只会面向更专业的人群。否则医生怎么学得到手艺？
“我不是普通人。我是他相处六十年的妻子。我要陪着他。”
她的最后一句话斩钉截铁，不容辩驳。这个女人几乎已经无欲无求，但是仅存的每个愿望中都透出满满的执念。
在深夜里争论实在有失体面，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悲伤的寡妇。善于变通的他再次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会让她站在一把椅子旁。第一刀下去，死者的胸口被剖开，她会感到眩晕。那时他会扶她坐下来，等她缓过来，再把她送回办公室。他会让她待在那里，直到他完成工作。
“好吧。如你所愿，卡斯特罗太太。但我得提醒你，尸检对外行人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这辈子杀过不少猪和鸡。尸体就是尸体。”
但不会有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情绪，欧塞比奥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不爱猪和鸡。我们不会为猪和鸡的死感到悲伤。我们甚至记不起那些猪和鸡。但是让她亲眼观看尸检——那恰好是“尸检”一词在希腊文里的原意：亲眼见证。她会受不了的。最强悍的老农在如此贴近死亡时也会望而却步。只盼她不要跌倒，伤到自己。
“或许你可以帮我抬一下遗体。”他说。
几分钟后，拉斐尔·米格尔·托斯·卡斯特罗已经平躺在病理部两张解剖台中的一张上。
玛丽亚·卡斯特罗一声不响地帮他除去丈夫身上的衣物。她抚平他凌乱的头发，摆正他的阴茎，把它放在阴囊的正上方。接着她从上到下检视他的身体，就像查看自家的菜园，为一切井井有条而欣喜。
欧塞比奥有些不安。这是他还是医学生时观察尸体的眼神：兴致勃勃，充满好奇，并不当真。死亡是一种无关个人情感的游戏。但这里躺着的是她的丈夫。他后悔同意玛丽亚·卡斯特罗参与丈夫的尸检。他刚才在想什么？自己一定是累了。医院或者医学同行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因为关于谁能参与尸检并无明文规定。他是这艘航船的船长。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至亲之人应该观看的。这个男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冰冷无菌的环境里，他甚至还没用医学手段触碰他的遗体。这个男人的妻子会作何反应？
他系上围裙，打好结。他考虑是否也应该给玛丽亚·卡斯特罗一条，但随即改变了主意。有了围裙，她只会靠得更近。
他看了看手术盘里的工具。它们简单而实用：几把锋利的解剖刀和小手术刀，镊子和夹钳，一把钝头弯剪，一只凿子，一柄木槌，一把称手的锯子，一台称量内脏的秤，一把标了厘米和毫米刻度、用来测量内脏的尺，一把制作内脏切片的扁平长刀，各式海绵，以及尸检完成后缝合尸体的针线，还有解剖台的桌脚边用来装体液的桶。当然，他首要的工具是显微镜，用来检查活检标本、切下的组织标本以及体液样本。组织学检测是他工作的关键一环。在病理医师的显微镜下，生命和死亡在灯火通明的圆圈里搏斗，类似细胞世界里的斗牛。病理医师的工作就是要在斗牛士细胞中间找出那头公牛。
他本该把尸体推走，几分钟后拿回几个切片，就说是从她丈夫身上取下的标本。反正她也分不清楚。他会透过何塞的双镜头显微镜扫视这些五彩缤纷的景观，一边用医学术语搪塞她。啊，是的，一切显而易见，卡斯特罗太太。你看这里和这里的纹理。这是典型的病灶。毫无疑问，你丈夫死于肝癌。或者，既然她竭力避免那个词，他应该说她丈夫曾带着肝癌活着。然后她就可以走了。虽然悲痛难当，但心愿已了。她可以继续生活，也免了目睹丈夫开膛破肚的一幕。
但已经太迟了。她就站在那里，紧挨着解剖台，对他为她准备的椅子视而不见。
也许他可以请她坐在梅洛太太的小隔间里。要是没了任劳任怨的梅洛太太，他和何塞该怎么办？她的办公室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她的打字机，打字机对着的墙那边是两间相邻的解剖室。墙上一人高处开了两个小窗，各与一间解剖室相通，窗内嵌着稻草编成的帘子。她可以透过帘子上细密的小孔听见声音，却看不到解剖的场面。否则一旦她看见湿淋淋的器官和开膛破肚的尸体，一定会尖叫着晕过去。她来这里是做记录的，不是接受测试的。她打字既快又准，拉丁文拼写水平一流。有了梅洛太太的协助，他和何塞可以一边观察一边口述，不必停下来书写。他们有那么多的尸检要做。平常，当一位大夫解剖、口述时，另一位大夫就在另一台收尾、休息，再准备下一台尸检。他们如此轮换，马不停蹄地解剖了一具又一具尸体。
有时，在他去塞西利奥神父那里忏悔之后，他会忽然想到：梅洛太太也很适合聆听忏悔。传到她耳朵里的血淋淋的真相远比塞西利奥神父要多。
他日常解剖时会戴上胶皮手套，这是近些年广受欢迎的一项技术革新。他对自己的手套爱护有加，每天用肥皂和水刷洗，并用二碘化汞酒精保持湿润。不过现在他有点儿犹豫。如果戴上手套，玛丽亚·卡斯特罗或许会认为他厌恶她丈夫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回归古老的裸手解剖。
但他首先得更换粘蝇纸。由于葡萄牙的宜人气候，苍蝇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它们兴盛地繁衍，四处传播病菌。他要求自己定期更换垂在解剖室里的黄色螺旋形胶带。
“请见谅，”他对玛丽亚·卡斯特罗说，“卫生、秩序、流程——这些都非常重要。”他端起为她准备的椅子，放在用过的胶带下方。他爬上椅子，取下粘满肥硕死蝇的胶带，换上一条崭新、明亮、黏性十足的胶带。
玛丽亚·卡斯特罗安静地看着他。
他站在椅子上俯视解剖台。那些尸体躺在台上从来不会显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解剖台是照着最魁梧的身材打造的，而且尸体是全裸的。但还有别的原因。那个名叫“灵魂”的包裹占据了惊人的空间，仿佛一个嘹亮的声音。根据美国的邓肯·麦克杜格尔医生的实验，它的重量是二十一克。它消失以后，肉体似乎缩小了。当然，那发生在尸体腐烂浮肿之前。
拉斐尔·卡斯特罗似乎还没有腐烂浮肿的迹象，大概可以归功于严寒，也多亏了他在手提箱里一路所受的颠簸。欧塞比奥已经习惯了在工作时间邂逅莫提斯三姐妹。老大艾尔戈把死者冷却到室温；老二利沃尔会利落地涂上她最爱的色调——身体朝上的一半变为黄褐色，朝下的一半内血液沉积，呈现紫红色；最小的瑞戈尔让尸体变得僵硬，硬得一碰手脚骨头就会折断。她们是快乐的三姐妹，是蹂躏了无数尸身的老处女。
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耳朵泛出深紫色，那是利沃尔·莫提斯唯一触摸过的地方。他的嘴张着。在濒死的痛苦瞬间，身体最后一次撞在永恒之门上，那道门随之敞开。身体抽搐着，胸腔里的气息咯咯作响，然后嘴一张，一切就结束了。也许张开嘴是为了释放那二十一克，也可能只是下颌肌肉放松了。无论出于什么死因，来到这里的死者的嘴通常紧闭着，因为尸体被送来之前已清洗妥当，一条纱布绕过下颌，在头顶系一个结，双手绑在一起放在身前，直肠和子宫（如果有的话）用棉花填满。要翻开人体这本书，第一步就要剪断这些线，并取出填充物。
牙齿看上去状况不错，这有些出人意料，因为饲养牲口的农夫一般都骨骼健壮却满口烂牙。
大脚趾上没有挂着注明死者身份的标签。欧塞比奥只能相信死者确实是来自图伊泽洛村的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不过他没有理由怀疑玛丽亚·卡斯特罗。
死者身边也找不到临床报告。那份报告好比一本书的封皮，上面有内容梗概。不过就像有时封皮会歪曲书的真实内容，临床报告也是如此。虽然目前对这个案例一无所知，他最终会发现到底是什么曾经折磨拉斐尔·卡斯特罗，是什么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他从椅子上下来。他扫了一眼解剖台旁边墙架上的瓶子，从中挑出酚油。因为他决定不戴胶皮手套，所以需要在手上抹油作为保护。然后他找出一块马赛皂，在上面抠了几下，让指缝里塞满肥皂屑。有了这种预防措施，再加上勤洗手、涂精油，晚上他向妻子伸出手时才不会碰一鼻子灰。
他准备先做些说明。语言是一针麻醉剂，能让玛丽亚·卡斯特罗为他随后的操作做好心理准备。
“卡斯特罗太太，我稍微解释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现在会为你丈夫做尸检。目的是找出生理异常——换句话说，是导致他死亡的病变或者伤口。一般情况下，如果临床报告写得够清楚，死因是比较容易判定的，只需要检查一个器官，像是心脏或者肝脏。健康的身体依赖上千个零件之间的平衡，仅仅是单个器官的严重失衡就能让生命从钢丝上跌落下来。但是在其他缺乏临床资料的案例里，比如眼下的情况，死者的身体就是一起神秘的谋杀案。不要误解，我这是打了个比方。我不是说这是一起真正的谋杀。我是说尸体变成了一栋住着若干角色的房子，每个人都否认与凶案有关，但我们穿过几个房间就能找到线索。病理医师就是那个心明眼亮的侦探，他调动自己的‘灰色细胞’，运用推理和逻辑，直到某个器官的面具被揭下，露出真面目，阴暗的罪行无处藏身。”
他微微一笑。玛丽亚，他的玛丽亚，如果她听到他的谋杀案比喻，肯定会会心一笑。玛丽亚·卡斯特罗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继续解释。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从身体的表面。下刀之前，先要检查体表。身体是否有营养不良的症状；是否偏瘦甚至消瘦，或者相反，过于肥胖；是否存在桶状胸——那是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特征；或者是鸡胸——意味着小时候得过佝偻病；皮肤是否过于苍白，或是相反，颜色过深或有黄疸迹象。皮疹、伤疤、病变、新伤——这些都必须记录下来，包括它们的范围和严重程度。
“身体的各处开口——嘴、鼻子、耳朵、肛门——必须仔细检查，看是否有液体溢出或者畸变。外生殖器也一样。最后是牙齿。
“你丈夫看上去一切正常。我看了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对于这个岁数的人，他看上去很正常很健康，应该是死于内部原因。我注意到，这里有一处旧伤。”
“他在石头上摔了一跤。”玛丽亚·卡斯特罗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只是注意到了。外部检查一般是很粗略的，因为一般不会有太多新发现。疾病通常是从内向外发展的。比如说肝病，没等皮肤变黄，肝脏就已经衰竭了。当然也有显而易见的例外：皮肤癌、皮肤病变以及类似的问题，还有意外受伤。凶杀导致的伤口往往从外至内，但你丈夫的情况不属于这一类。我在他的皮肤上找不出任何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嗯，我们必须进入他的身体，开始做内部检查。可以肯定的是，没必要从四肢开始尸检，比如死者的脚。病理学上与国际象棋里的王和后相对应的是胸腔和头部。可以说，两者对于棋局都至关重要，你可以选择任一处开始尸检。病理医师的经典开局是胸腔。”
欧塞比奥暗骂自己。为什么要提到国际象棋？废话太多了！
“我会用这把解剖刀在你丈夫的胸部切开一个y形的口，从两侧肩膀开始，在胸骨处汇合，然后往下划过腹部，直到阴阜。你会发现皮下脂肪很黄，而肌肉看上去像生牛肉一样，很红。那都正常。我已经开始寻找病征了。比如说，肌肉的外观能够揭示某种消耗性疾病或者中毒性疾病，比如伤寒。
“接下来我会切除胸骨和前部肋骨。我会用这些弯剪来剪断肋骨。”——他的妻子用一把一模一样的弯剪修剪花园，也曾举着它起誓。——“要避免损伤下面的器官。这样内脏就露出来了，五颜六色的一团。我会看看它们彼此间相处得怎么样。器官是同一间家族企业里的兄弟姐妹。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导致这个家族陷入混乱？有没有肿胀？有没有异常的颜色？正常情况下，脏器的表面应该是光洁发亮的。
“整体观察过后，我要对各个器官逐一排查。因为我们不清楚你丈夫的死因，我倾向于把他胸腔里的器官整体取出来，依次检查一遍，然后再把每个器官分割下来仔细检查。
“对于每个器官，我会问些常规的问题。外观怎么样？是否有萎缩或肿胀的迹象？器官表面是否有渗出物，也就是说，有没有东西流出来？渗出物是否一捏就碎，还是呈纤维状、难以移除？是否有什么地方变成珍珠一样的白色？那是慢性炎症的迹象。有没有瘢痕？也就是疤。或者皱褶？也可以叫皱纹，那是纤维化的标志。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是内部检查。我会用小刀切开每个器官，评估它的内部状况。心脏是多种病理学病变的中心，我会花更多工夫检查。”
他顿了一下。女人一言不发。也许她有些不知所措。看样子他应当言简意赅，尽快作结。
“接下来是腹部的脏器：小肠和大肠、胃、十二指肠、胰腺、脾、肾——我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器官。”他伸手在躯干上方挥了一下，“这样‘王’就解决了。现在轮到‘后’，也就是头部。为了检查你丈夫的大脑和脑干，我需要用刀割下头皮，锯开头盖骨。不过你不必担心，这只是细节，细节而已。最后，如果必要的话，我可能会检查外周神经、骨骼、关节、血管等。整个过程中，我会切下一些样本，也就是器官的一小部分。我会把它们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外面包上石蜡，然后切片、染色，再放在显微镜下检查。这些实验室工作会在稍后进行。
“到那时，你丈夫的尸检的主要部分就结束了，卡斯特罗太太。我会把他的器官放回体内，并用报纸填充空腔。我会把胸骨放回原处，缝合皮肤，头骨也按相同方式还原。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只要穿上衣服，你丈夫的外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但是科学会知晓一切。我们会确认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或者，用你的话说，他是怎么活着的。你有什么问题吗？”
老妇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她好像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那好吧。他很不情愿地拿起解剖刀。“这是解剖刀。”他解释道。
锋利的刀刃悬在拉斐尔·卡斯特罗胸前。欧塞比奥的脑子飞速转着。他别无选择，必须打开胸腔。不过他会很快聚焦到一个器官上——心脏。哦，就是这里。答案显然就在这里。不必继续了。
“好，我们开始了……”
“从脚开始。”玛丽亚·卡斯特罗说。
他抬起头。她刚说什么来着？她说的是pé还是fé，“脚”还是“信仰”？她是不是想说：从信仰开始？她是想让他先祷告再动手吗？虽然他之前从没在解剖室里祷告过，但他愿意遵从她的意愿。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躺在这里的不过是一具男人的身体。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他问。
玛丽亚重复道：“从脚开始。”
这次她伸手指了一下。他看着拉斐尔·卡斯特罗发黄的脚。在生理学上，它们和他准备宣称的急性心肌梗死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卡斯特罗太太，正如我刚向你解释过的，没有理由从死者的脚开始尸检。脚是外围器官，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病理学上都是如此。具体到你丈夫的脚，我看不出任何骨折或者受伤的痕迹——没有，一点儿没有——也没有皮肤瘤或者其他病变的迹象，连影响健康的小问题也没有，像囊肿、趾甲内生什么的。稍微有点儿外周水肿，也就是浮肿，但是对于一个死了三天的人来说，这很正常。脚后跟有一点儿尸斑。这同样正常。”
玛丽亚·卡斯特罗再次重复道：“从脚开始。”
他沉默了。真是个噩梦一样的夜晚。他真应该待在家里。现在他不仅一点儿工作也完不成，还得在解剖室里面对一个疯狂的农妇。他选择病理学的初衷恰恰是想避免这种情况。他可以处理尸体内的阻塞和液化，却无法处理情绪的阻塞和液化。他能怎么办？拒绝她，如果她坚持的话，就让她回家在厨房案板上切她丈夫的脚去？那意味着要把这个老头儿重新塞回手提箱，而且这次他一丝不挂。再说，这个年老的悍妇会轻易放过他吗？那可说不好。
他屈服了。她想怎样就怎样吧。他感觉自己像个市场上的小贩，正在兜售货物。尸检，尸检，谁想要尸检？别犹豫，来看看啊！今日特价：解剖眼球，买一送一。您，先生，解剖个睾丸怎么样，解剖个睾丸体验一下？来啊，挑一个属于你的尸检！为什么不能从脚开始？她希望丈夫的尸检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吧。顾客就是上帝。他叹了口气，手握解剖刀，挪到尸体脚边。玛丽亚·卡斯特罗也跟了过去。
“你是说，他的脚？”
“是的。”她回答。
“你介意我从哪只脚开始吗？”
她摇了摇头。他离拉斐尔·卡斯特罗的右脚更近。他盯着它。他隐约记得，他还是个学生时曾解剖过一只脚，但在成为职业病理医师之后，除了偶尔的表面切除，他从没解剖过脚。脚上有多少根骨头来着？每只脚有二十六根骨头，和三十三个关节？它们通过一组肌肉、韧带和神经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方式十分有效，既适合支撑，又适合移动。
他该从哪里下刀？最好是脚底，而非脚背，他想。那里骨头要少一些。他握住前脚掌，推了一下。脚毫无阻碍地翘了起来。他看了看足底。长着老茧的皮肤会分开，皮下脂肪会露出来，可能会渗出胶状的血——不过是一只被划破的脚而已。这无损遗体的尊严，只是有损执刀医师的尊严。
他把刀刃按进内侧跖骨的根部。他下刀很深，刀刃切到什么都无所谓。他把刀往下压，一直到脚跟。解剖刀轻而易举地划开前脚掌，顺着狭长的足底韧带下行。刀至脚跟脂肪垫时，他把它抽出来。
一股黏稠的物体从切口里涌出来，一团一团地滴在解剖台上。它颜色发白，呈块状，表面闪闪发亮，里面有丝丝缕缕的黄色。气味刺鼻。
“和我猜的一样。”玛丽亚·卡斯特罗说。
他惊讶地睁大双眼。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虽然他并没有大声说出来，玛丽亚·卡斯特罗却回答了他的问题。
“那是呕吐物。”她说。
他仔细观察那团缓慢渗出的东西。他闻了闻。胶状的外形、胆汁的气味——是的，真的是呕吐物，新鲜的呕吐物。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只脚。他见过任何形式的坏死和腐烂，却没有这样的，从来没有。
“要不它还能去哪儿？”她说，“重量让它下沉。”看他一脸困惑，她又补充道，“那个孩子死了，你看。”她顿了一下，然后把聚集在体内的沉默都化成了语言。“我跟你说说图伊泽洛村的葬礼是什么样子的。首先，你必须有个举办葬礼的理由。一定是因为失去了一个生命。如果你想有一场真正的葬礼，那一定得是一个珍贵的生命，而不是一个远房表叔或者朋友的朋友。比如说死的是你自己的儿子，那你就可以开始准备葬礼了——一道闪电已经重重砸在你的心窝，把你劈成碎片。你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说不出，脑子里一团乱麻，这时你可以着手准备葬礼的细节了。有人会告诉你一套现成的仪式，它古老而陈旧。你一切照办，因为你别无选择。葬礼上会有一辆灵车，那只是把谁家的马车装扮了一下。你先去教堂参加一场生硬的仪式，感觉像在做梦，然后在阴沉的天底下举行公墓葬礼。每个人都穿着星期天的礼服，表情都局促不安。这些都让你难以承受。然后一切结束了。
“人们会再多待一会儿，然后渐渐散去。你有一段时间用来伤心，之后大家就期待你回归现实，回到你从前的生活里。可是有谁愿意这么做？经过一场葬礼，一场真正的葬礼，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你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你已经两手空空。你甚至说不出话来，至少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死亡已经吞噬了你的话。晚些时候，你的话会再冒出来，要不你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怀念他？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了。
“拉斐尔在葬礼上只说了一句话。他大哭着说：‘棺材太小了，太小了！’他说得对，那个棺材真的不大。
“那天拉斐尔回到图伊泽洛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用对我说。他想说也说不出。痛苦让他的脸麻木，让他的嘴紧闭。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这副模样不会有别的原因。我一看到他，就知道我们的宝贝死了。村里的人已经聚集在我家门前，默默地来回踱步。他把孩子放在餐桌上。我晕了过去。我真希望我永远不用醒，那样我就能紧跟在他身后，保护他，做一个母亲分内的事。但我却苏醒过来，身边围着一群臭气熏天的老寡妇。拉斐尔独自站在一旁。他就在旁边，但他孤身一人。他悔恨交加。在他看护孩子的时候，孩子死了。他是那天的牧羊人。他让羊群走失了。
“我们就像大海爱着一座岛屿一样爱着我们的儿子，总是拥他在怀里，用我们的悉心关爱抚摸他，拍打他的海滩。他走了以后，大海只剩下深不见底的自己。我们的手臂间空无一物，只能触碰彼此。我们总在哭泣。如果一天结束时有哪件事没做完——鸡笼没有修好，一垄菜地没有除草——我们就知道两人当中肯定有谁曾坐下来哭泣。那就是悲伤的真面目：它是一种长了很多只手却只有几条腿的怪物，它跌跌撞撞，拼命想扶住什么。破损的鸡笼和疯长的杂草里浸满了我们的悲伤。如今我一看见鸡笼上的铁丝，就会想起我们失去的孩子。那纵横交错的铁丝网里似乎隐藏着什么，它那么细弱却又那么强壮，铁网那么多孔却又那么坚实，这让我想起当初我们是多么爱他。后来，由于我们的疏忽，狐狸钻进了鸡笼，把鸡全咬死了；菜地的收成也大不如前。生活就是这样：儿子死了，土地也变得贫瘠。
“曾经，当他生病或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爬上我们的床，钻到我们中间。他走之后，床上的那片空间变得无法逾越。拉斐尔和我，我们在深夜的交流总会绕过那片空间：在它的下方，我们用脚趾戳着对方，像抽屉里散乱的刀；在它的上方，我们相视无言。拉斐尔从没想过要放弃那片空间，因为那么做等于承认我们的小熊崽再也回不来了。有的晚上，我看见他向那片空间伸出手，抚摸那个空荡荡的存在。然后那只手会缩回去，就像一只海龟的爪子深深地缩进壳里。每天清晨拉斐尔醒来时，他的眼周布满皱纹，疲惫不堪，像一只活得太久的海龟。他的眼睛缓缓地眨着，和我一样。
“悲伤是一种病。它在我们身上留下千疮百孔，它用高烧折磨我们，用重拳将我们击垮。它像蛆一样咬噬我们，像虱子一样攻击我们，而我们拼命地挠，濒临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蟋蟀一样日渐憔悴，像老狗一样疲态尽显。
“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不如意。抽屉再也关不严了，桌子椅子晃个不停，盘子缺了口，勺子上粘着食物碎屑，衣服上开始出现污渍，动不动就被撕破；外面的世界和我们同样格格不入。
“他的死对于外界毫无影响。所有孩子的死不都是这样吗？当一个孩子死去，没有土地需要继承，几乎没什么财产需要分割，没有工作或者职位需要顶替，也没有债要还。孩子是在父母的影子里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当那个太阳熄灭时，黑暗只属于父母。
“没了孩子，你做母亲还有什么意义？就像一朵无头的花。孩子死去的那一天，我就成了一根光秃秃的花茎。
“要说有一件事让我记恨了拉斐尔很久，那就是他过了一天才回家。当时他六神无主。但一个母亲有权在第一时间知道她的孩子死了。对她来说，如果孩子已经死了，却让她误以为他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对母爱的犯罪。
“一个念头渐渐在你脑海里扎根：现在，我还敢爱什么？
“当你在某个瞬间忘了他，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痛。拉斐尔会大喊：‘我可爱的儿子！’然后瘫倒在地。但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地做一些疯狂的事。那是人之常情。拉斐尔开始倒着走路。前几次我看见他在路上或是地里倒着走，并没有想太多。我以为他只是偶然为之，大概在盯着什么看。一天早晨，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他又是倒着走的。没人议论他。他们不愿打扰他。那天晚上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倒着走路。他说，在他回到图伊泽洛的那天，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一个陌生人，正要离开村子。拉斐尔坐在马车的后沿，怀里抱着我们的小熊崽，他的尸身裹在一张床单里。那个陌生人在步行，他脚步飞快，几乎要跑起来了，而且他是倒着走的。他有一张无比悲伤的脸，拉斐尔说，一张满是痛苦和悲戚的脸。他几乎忘了他，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想做同样的事。那符合他的心情，他说。所以走出家门之后，他开始倒着走路，倒着走向世界。从此以后，向前走和倒着走对他来说不再有区别，他常常转过身来，倒着走路。
“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停下车去了教堂。一个奇怪的城里人，浑身污秽，令人作呕。亚伯拉罕神父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就跑了。他来时开了一辆车，那是一辆汽车，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种车。他丢下它就走了。他回家的路一定很艰辛，无论他选择哪条路。汽车在广场上停了好几个星期，我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然后有一天，另一个男人走进村子，一个瘦高个儿，一句解释的话也没说就把车开走了。人们翻来覆去地谈论那辆车和它的司机。他是一个访客，还是一位死亡天使？他是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已经习惯回忆过去。而从前记忆对于我们来说可有可无。如果他就在你眼前，有什么必要记住他？从前，回忆仅仅是偶尔的娱乐。忽然之间，它成了你的仅剩之物。你竭尽所能，活在有他的记忆里。你努力把回忆变为现实。你拉着木偶的细线，对自己说：‘在那儿，在那儿，你看——他还活着！’
“他死后，是拉斐尔先把他叫作‘我们的小熊崽’。拉斐尔说他在冬眠。‘总有一天他会醒过来，他会饿得要命。’他说着，脸上挂着笑容。他幻想着他的归来，并在这种幻想上添了一分真实——我们的儿子睡醒之后胃口总是很好。我会顺着他说，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他真是人见人爱。每个人都这么说。他的到来在计划之外，完全出乎意料——我以为自己早过了生育的年龄，和其他老女人一样——忽然之间他就来了。我们总是看着他，一边问自己：‘这是谁的孩子？他从哪儿来的？’我俩都长着深色眼睛和深色头发——所有葡萄牙人不都是这样吗？他的头发却是麦田一般的金黄色，而他那双眼睛是明亮的蓝色。他怎么会有那样的眼睛？难道是一阵大西洋的海风在我受孕那天吹进图伊泽洛，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的解释是：我家族的骨血里沉睡着许多宝藏，它们极少被唤醒，但是一旦受到召唤，涌上来的都是最好的材料。他是欢笑的源泉。他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他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全村的人都爱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的关注和爱，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那么多的关爱倾注在那双蓝眼睛里。他接受了那份爱，同时报之以他的爱，就像一朵云一样快乐而慷慨。
“拉斐尔去科瓦-达卢阿附近帮一个朋友的忙。一个礼拜的活儿，报酬不多。他带上了我们五岁的儿子。对孩子来说那是一次大冒险。而且他能帮上忙。事情发生时拉斐尔正在磨镰刀。他停下来听了听。太安静了。他大声呼唤。他在农场附近找了一圈，又去更远处寻找。他沿着公路呼喊孩子的名字。他终于在马路上找到了他。另一只脚呢？”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欧塞比奥看着尸体的左脚。他划开脚跟。同样的呕吐物涌了出来。
“上半截呢？”玛丽亚·卡斯特罗问。
此时他不再犹豫。他把解剖刀贴着胫骨中部切入右腿，然后在髌骨与股骨内髁之间切入左膝，再从股四头肌处切入双侧大腿。每道切口大概五到六厘米长，每处都有呕吐物涌出，不过他注意到大腿处的压力要小一些。他顺着阴阜上沿切开骨盆带，留下一道很长的刀口。他把皮肤拉开，一团呕吐物露出来。在它的上缘，解剖刀触到一块松动的硬物。他用刀尖挑了挑，有光闪过。他把它拨出来，用刀尖翻动。一枚硬币——一枚五埃斯库多银币。旁边还有其他硬币，有几枚是埃斯库多，其余的都是分币，全平躺在呕吐物表面。一个农夫的微薄积蓄。
他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把硬币留在那儿，还是取出来。
玛丽亚·卡斯特罗打断了他的思路。“阴茎。”她说。
他抓起拉斐尔·卡斯特罗健硕的阴茎。从外观上看，阴茎体和龟头一切正常。没有佩罗尼式病，没有湿疣，没有鲍恩样丘疹病。他决定切开两条海绵体中的一条。海绵体是海绵状的狭长腔体，它们充血膨胀，曾经带给这对夫妇无上的快乐。他把阴茎纵向划开，刀尖穿透包皮，刺入龟头。解剖刀再次意外地触到硬物。他放下刀，用拇指把切口掰开，其余手指从阴茎背面往前推，里面的硬物顺势而出。那东西分两段：木质、光滑、圆柱形，侧面有孔。
“啊！”玛丽亚·卡斯特罗说，“他那支美妙的笛子。”
农夫的笛子的另外两段藏在另一条海绵体里。欧塞比奥是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他把笛子拼回原样，递还给老妇。她把它凑到唇边，清脆的笛声飘荡在空气里。
“他笛子吹得特别好，就像家里养了一只金丝雀。”她说。
她把笛子放在解剖台上，紧贴丈夫的尸身。
玛丽亚·卡斯特罗指挥着欧塞比奥的解剖刀。她在这里提示一句，在那里摇一下头，对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身体结构了如指掌。这是他最轻松的一次解剖，只用到了一把刀，甚至对头部也不例外。她看上去更关心身体边缘的手臂和头颈，而把胸腹留到了最后。
左手无名指里松松地塞着羽绒，右手中指也一样，而双手食指里都是血，鲜红的血——这是他在这具尸体里见到的唯一血迹。其他手指里都填满泥土。右手的手掌里有一只牡蛎壳，左掌里是小本日历上撕下的几页纸。手臂里的物品琳琅满目。他从中取出了一把榔头、一把钳子、一支长刀、一个苹果、一团泥土、一把麦穗、三个鸡蛋、一只腌鳕鱼、一副刀叉。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脑袋里空间更大。他在里面找到一方红布；一件手工木制小玩具——一匹马和一架马车，车轮可以转动；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更多羽绒；一个染成赭黄色的木制小玩意儿，玛丽亚·卡斯特罗也说不清是什么；一支蜡烛；一绺深色长发；还有三张扑克牌。他在两只眼睛里各发现一枚骰子，在视网膜的位置有一片干枯的花瓣。脖子里有三只鸡爪，还有干树叶和树枝——看起来像是引火用的。舌头里全是灰，只有舌尖里填着蜂蜜。
最终回到胸部和腹部。年迈的妻子点了点头，但此刻的她显得格外忐忑。尸检已经接近尾声，欧塞比奥终于切下他原计划的第一刀：从双肩到胸骨再到腹腔的y形切口。他小心翼翼地切开皮肤，几乎没有划破皮下脂肪。由于此前他已在骨盆带上划了一刀，现在胸腔和腹腔一览无余。
他听见她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他可以断定那是一只黑猩猩，一种非洲灵长类动物。他花了更长时间来辨认第二只生物，它体形更小，半掩半露。
拉斐尔·卡斯特罗的胸腹之内蜷着一只黑猩猩，它拢起的臂弯里抱着一只棕色的小熊崽。它们神色安详，如在梦中。
玛丽亚·卡斯特罗俯下身子，把脸贴在小熊身上。所以，她的丈夫曾经这样活着？欧塞比奥静默无言，唯有凝视。他注意到黑猩猩明亮洁净的脸庞和厚实发亮的皮毛。它很年轻，他想。
她平静地说：“心有两种选择：关闭或者开启。我告诉你的故事并不全是真话。我才是那个受不了棺材大小的人。我才是那个哭喊着‘我可爱的儿子！’，然后瘫倒在地的人。我才是那个不愿意放弃床上那片空间的人。从这只黑色动物身上割一簇毛给我，好吗？请把手提箱也拿过来。”
他一一照办。他用解剖刀在黑猩猩的身侧割下一簇毛。她在指间搓揉那簇毛，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贴在唇边。“拉斐尔总是比我虔诚，”她说，“他总会重复亚伯拉罕神父的一句话。他说信仰永远年轻，信仰和我们不同，它不会老去。”
欧塞比奥从办公室取来手提箱。玛丽亚·卡斯特罗打开箱子，把它放在解剖台上，然后把拉斐尔·卡斯特罗身体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往箱子里放。
随后她开始脱衣服。
一个年迈的女人令人触目惊心的裸体。血肉因其自身的重负而活力尽失，肌肤饱受岁月的摧残，体态任由时光凌辱——她却俨然是一卷遍覆字迹的羊皮纸，闪耀着漫长生命的光辉。这样的女人他见过很多，不过她们都死了，千人一面，解剖之后更显抽象。除非发生病变，体内的器官总是宛若新生。
玛丽亚·卡斯特罗脱得一丝不挂。她褪下婚戒，摘下束发带。她把这些东西放进手提箱，合上盖子。
她踩着为她准备的椅子爬上解剖台。她在拉斐尔·卡斯特罗的尸身前俯下身子，这里推一下，那里挪一挪，在他已经挤进了两个生命的身体里腾出空间。然后，她小心翼翼地躺进丈夫体内。她口中不断地念着：“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她把猩猩和熊崽揽入怀中，胸口贴着猩猩的背，双手搭在熊崽身上。
“请动手吧。”她说。
他明白该怎么做，这件事他已是轻车熟路。他拿起针，把线穿过针孔。然后他开始缝合尸体。这是一道快速的工序，皮肤很软，只需要来回进行之字缝合。不过这一次他下针很密，缝合比往常更细致。他先缝好了拉斐尔·卡斯特罗的骨盆带，然后缝合腹部和胸部的皮肤，直到双肩。他小心翼翼，生怕针尖碰到玛丽亚·卡斯特罗或是那两只动物。在他即将完成躯干的缝合时，他听见她微弱的声音：“谢谢你，大夫先生。”
他经手的尸体从没有过这么多刀口，遍布在头部、手臂、脖子、双手、双腿、阴茎和舌头。他的职业素养促使他一处不落地缝好。手指的缝合尤其烦琐。眼睛的复原差强人意，他又花了不少时间让死者合上眼睑，遮住他拙劣的作品。最后一步是缝合脚底。
最终解剖台上只剩下一具遗体。地板上一只孤零零的手提箱，里面装着零散的物品。
他怔怔地注视着这一切。转身时，他发现旁边的小桌上有件东西：那簇黑猩猩毛。玛丽亚·卡斯特罗是忘了它，还是故意留下的？他捡起那簇毛，做了和玛丽亚同样的事：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贴在唇边。
他已经精疲力尽。他回到办公室，一只手攥着黑猩猩的毛，另一只手提着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办公桌上，如释重负地倒在椅子上。他打开手提箱的盖子，注视着里面的物品。他拉开抽屉，找出一个信封，把黑猩猩毛装进去，然后把信封放进箱子。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顺手捡了起来。
梅洛太太一如往常，早早到了办公室。她惊讶地发现洛佐拉大夫瘫倒在椅子上。她心如擂鼓。他是不是死了？一个死掉的病理医师——这个概念似乎和他的职业很不相称。她走进门。他只是睡着了。她听得见他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肩膀轻微地起伏。他的面色红润，口水已经淌到了桌上。挂在他嘴角的发亮的小溪，桌上的小水洼——她不会把这些难堪的细节告诉任何人。她也不会提到那只空的红酒瓶。她把它拎起来，轻轻放在桌后隐蔽的地板上。桌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手提箱。是大夫的吗？他准备去哪儿吗？他怎么会有这么破的箱子？
他伏在一份报告上。报告上的内容几乎全被他的手遮住了，不过她还是可以看到第一行字：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八十三岁，葡萄牙高山区图伊泽洛村
真奇怪——她对这个名字或是这个地方完全没印象。她是名字的管理员，负责准确无误地把每个名字与宿命相连。这行字是医生草草书写的，而非她用打字机敲下的永恒判决。难道是她昨晚下班后送来的紧急案例？那种情况极少发生。她还留意到死者的年龄。八十三岁，已算喜丧。这让她感到安慰。尽管生命中充满了悲剧，世界依然是个美好的地方。
她注意到手提箱的搭扣是开着的。尽管她知道不该偷看，还是忍不住轻轻掀开箱盖，想确认是不是大夫的箱子。里面的东西还真是奇怪——一支笛子、一副刀叉、一支蜡烛、一条普通的黑裙、一本书、一方红布、一个信封，周围还有一堆零散的小东西——看样子不像洛佐拉大夫的。她合上箱子。
她慢慢走出办公室，免得大夫醒来看到她会尴尬。她走进自己的工作间。她喜欢在工作开始前把一切准备就绪。打字机的色带需要检查，复写纸需要补充，水壶需要加满。解剖室的门是开着的，这不应该啊。她往里瞧了一眼，登时屏住了呼吸。解剖台上躺着一具尸体！她不禁浑身战栗。它怎么会在那儿？它从冷藏室里推出来多长时间了？这是最忌讳的事。正常情况下，在尸检开始前大夫会花一个多小时口述最终报告。正常情况下，尸体来去都蒙着白布，除了大夫谁也看不见。
她走进解剖室。看起来跟活人一样，她想，只是死了。
但那跟活人一点儿也不一样。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一个老人。皮肤蜡黄松弛，瘦骨嶙峋。多毛的阴部和暴露在外的阴茎有一种说不出的淫秽感。但是更不堪入目的是爬满他全身的新缝合的刀口，那些红色、灰色、黄色的参差缝线让他看上去像个布娃娃。手指的模样酷似海星的触脚。甚至阴茎上也贯穿着可怕的缝线。梅洛太太喘着粗气，觉得自己快晕倒了。她稳住身子，壮着胆子看了看那人的脸。那张脸上除了岁月的痕迹，什么也看不出。她震惊地发现一具失去生命的身体竟是这样——她寻找着合适的词——这样一座废墟。她踮着脚尖走出解剖室，仿佛这座废墟会因为她的存在而受到惊扰。她有点儿纳闷儿：轮床在哪儿？他是怎么来的？
她关上解剖室的门，做了几次深呼吸。显然大夫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最近状态不好。有时他会迟到，有时完全不露面，有时通宵工作。可怜的人。妻子的死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他婉拒了其他大夫的关心，也包括院长本人。他能行，他说，他能行。但那是需要多大勇气的一件事啊！洛佐拉大夫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正在休假，但是即使他在，他也会以认识她为由拒绝为她尸检。这是标准规程。正常情况下，她的遗体应该送到雷阿尔城的医院。但是洛佐拉大夫一想到让别人动手就受不了。而且她正在腐烂，需要尽快处理。因此他为自己的妻子做了尸检。
梅洛太太在震惊中参与了尸检的全过程。她坐在小间里，视线被稻草窗帘遮挡。她尽她所能记下解剖室里断续传出的口述报告。每一段沉默过后是一阵啜泣，接着是毅然决然的叹息，然后洛佐拉大夫会继续口述。但是，你如何才能记录痛苦，如何才能记录心碎？在她忠实地敲打他口中文字的同时，痛苦和心碎在她心里留下印记。
她知道在很多人眼里玛丽亚·洛佐拉是个怪女人。比如说，前些日子她常提着一大口袋书在城里转悠。她有时说话很刻薄。一旦她不说话了，准没有好事。塞西利奥神父对她怕得要死。对于她那些关于宗教的奇谈怪论，他从不敢有半句反驳。有一次，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断他的讲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大声朗读起来，他也不敢吭一声。但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无论白天黑夜总是乐于助人。她好像从来不用睡觉。有许多个夜晚，当朋友的孩子生了病，她会端着一锅汤和好心的医生丈夫一同出现在门口。他们的到访给人们带来安慰，有时甚至拯救了生命。他俩是如胶似漆的一对。这可不常见。她从没见过那么喜欢腻在一起的夫妇。
然后她竟然遭此厄运！一天傍晚，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洛佐拉大夫下班回家后，发现她还没有回来。他越来越担心，在深夜里报了警。他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她自己很有主意，他说，可能她决定去见某个人但是不想告诉他。没错，他那天工作到很晚。
几天以后，一本书在桥下的岸边被发现。一本小说，《悬崖山庄奇案》，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还有一张泡烂的藏书票。洛佐拉大夫确认那本书属于他和他的妻子。人们沿河搜寻，找遍了布满石块的河滩。其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在下游陆续被发现。最终玛丽亚·洛佐拉的遗体也被找到了。她很不幸地卡在一处隐蔽的石缝里。
除了玛丽亚·洛佐拉，还有谁会在那么糟糕的天气里外出闲逛？她到底是怎么从桥上掉下去的？
这件事完全无法解释。所有可能的解释一个比一个牵强。自杀？她是个快乐知足的女人，身边围绕着家人朋友，没有任何精神压力或者道德压力。而且一个那么爱说话的女人怎么可能不留下遗书呢？再说，她是一名严肃而虔诚的基督徒，这样的人是没有理由自杀的。没有一个人——她的丈夫、子女、神父、警察——相信她会自杀。那么，是不是意外？她跌落的那座桥上有坚实厚重的石头护栏。护栏很高，谁都不可能滑出桥面或者从护栏上翻落。人可以爬到护栏上面，但是哪个正常人会这么做？除非是自己想跳下去。既然自杀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她就不会主动爬上护栏。如果自杀和意外都被排除了，还剩下什么？谋杀。但这个解释听上去最匪夷所思。有谁会谋杀玛丽亚·洛佐拉？她没有敌人。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甚至都爱她。而且这里是布拉干萨，不是芝加哥。在这个地方，谋杀案闻所未闻。在这个城市，无辜的女人不会莫名其妙地被举起来扔下桥。这个想法实在荒唐。所以还是自杀或者意外。这样就又绕进了死胡同。警方敦促目击者露面，但是没有人看见什么。法医专家特意从里斯本赶来，同样一无所获。人们各自接受了自己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洛佐拉大夫坚持谋杀的判断，却想不出谁有杀害妻子的动机。
不同于玛丽亚·洛佐拉和大夫所钟爱的侦探小说，玛丽亚的死永远成谜，没人能够给出精妙的解释。梅洛太太有些难过。
梅洛太太听见一声喘息。洛佐拉大夫醒了。她听见他开始哭泣。他不知道她已经到了，不知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哭声越来越大，他哭得撕心裂肺。可怜人，可怜的人啊。她该做些什么？如果他意识到她在这里，会很尴尬的。她可不想这样。或许她可以弄出点儿动静，让他知道她来了。他还在痛哭不已。她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梅洛太太开始责怪自己。说不定这个男人只是需要帮助呢？她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她转身向洛佐拉大夫的办公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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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中，“基督圣体”一词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着面包说“这是我的身体”，二是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中用该词指代基督教会。有时也指耶稣复活后在天堂的身体。
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被誉为“医药之父”。
此处的话引自《圣经·诗篇》（22：1-15），用词稍有变化。
在《圣经》中，约伯原本拥有幸福的家庭，却被灾难夺走了亲人、健康和财富。他在痛苦中试图寻找命运的答案。
见《路加福音》（18：17）。
legion一词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对于耶稣治好附魔之人的神迹的统称。玛丽亚的姓氏是legion，有双关的意味。
又称为“同观福音”或“符类福音”，指《新约》中的前三本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它们在结构、内容、词语表达上都大致相近，而与第四福音书《约翰福音》有很大不同。
《但以理书》（4：3）中说：“他的国是永远的！”
引自《马可福音》（4：34）。
拿撒勒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城市，据称耶稣在此地长大。拿撒勒人耶稣意味着耶稣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编注
指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thegreat）。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承认在罗马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原文“ettu，brute？”是一句拉丁语名言。罗马执政官恺撒被元老院议员行刺时，他发现行刺者中包括自己最信任的助手及养子布鲁图（brute），于是在绝望中说出这句遗言。这句话在关于背叛的描写中被广泛引用。
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按照惯例，巡抚在逾越节期间会按民众的意愿释放一名囚犯。巡抚彼拉多将强盗巴拉巴和耶稣一同带到犹太群众前，询问两者中应释放哪一个。群众在大祭司的挑唆下要求处死耶稣。彼拉多迫于压力，释放了巴拉巴，判处耶稣死刑。
“熏鲱鱼”（redherring）是一句英文俚语。欧洲人在训练猎犬追踪狐狸时，会故意放置气味独特的红色熏鲱鱼作为干扰。因此“熏鲱鱼”指分散注意力的线索。
《旧约》中先知们预言的救世主。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英文姓氏是christie，恰好含有christ（基督）一词。
译文摘自新星出版社2015年简体中文版《死亡约会》，朱琳译。
后面提到三种先后发生的尸体变化：尸冷、尸斑、尸僵。三个词的英文名称中都含有“mortis”一词，因此被欧塞比奥戏称为“莫提斯三姐妹”。
“尸冷”的音译，英文为algormortis。
“尸斑”的音译，英文为livormortis。
“尸僵”的音译，英文为rigormortis。
原文为葡萄牙语。这两个词的读音很接近，所以欧塞比奥怀疑自己听错了。
葡萄牙货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