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决定步行。
他住在圣米格尔街一间不起眼的公寓里，公寓地处臭名昭著的阿尔法马区，而伯父的豪宅坐落在绿树掩映的拉帕区，中间隔着大半个里斯本，步行过去差不多要一个小时。不过天刚破晓，阳光明媚，步行有助于放松心情。伯父的仆人法比奥昨天已经取走了托马斯的手提箱和装有此次山区之行所需文件的木箱，所以现在他可以空着手过去。
他摸了摸胸前的上衣口袋，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还在，仍然完好无损地包在软布里。如此重要的东西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揣着，自己还真是冒失。万一弄丢了，那可真不知该如何收场。但凡稍微动动脑子，都应把它装进行李箱里。不过，他今天需要额外的精神支柱，每次去伯父家都是如此。
虽然难以抑制出发前的激动，他还是没忘了把手杖换成伯父送的那一支。那支手杖是非洲桃花心木的，配了象牙手柄，其特别之处在于手柄下方外嵌了一面小圆镜。镜面微微凸起，取景很宽。设计虽然精巧，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使用中的手杖时刻处于运动状态，镜中的映像飘忽不定，对人毫无帮助。但这支高档手杖是伯父特意为托马斯定制的礼物，每次去伯父家他都得带上。
他出了门，沿圣米格尔街进入圣米格尔大道，随后到圣若昂广场街，再穿过耶稣门。这是一条漫步里斯本城区的理想路线。他在这座城市出生、长大，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它美丽而喧闹，贸易发达却也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挑战却也不吝于回报。在耶稣门下，记忆中多拉的身影不期而至。她微笑着向他张开双臂。在这种时候，手杖正好派上用场，有关她的记忆总让他头晕目眩。
“看样子我遇上了一个有钱人。”有一次，在他公寓的床上她对他说。
“恐怕并非如此，”他回答，“有钱的是我伯父。我只是他穷兄弟的穷儿子。我伯父马蒂姆在生意上有多成功，我父亲就有多失败。”
他从未向别人说过这种话，从未直言不讳地谈到父亲多舛的职业生涯，谈到他一个接一个化为泡影的商业计划。每当泥足深陷，他只能仰仗兄弟出手相助。但在多拉面前，托马斯可以畅所欲言。
“嗐，你只是这么一说，有钱人都喜欢把大笔的钱藏在秘密的地方。”
他笑了笑。“是吗？我可不觉得伯父是个低调的人。话说回来，假如我真是个阔佬，你为什么不嫁给我呢？”
路上的行人都盯着他。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等着看笑话，但更多人善意地提醒他。“当心点儿，别摔着了！”一个妇人面带关切地喊道。他已经习惯了旁人的目光，除了朝那些好心人点头微笑外，他对其他的指指点点一概视而不见。
他稳健地迈步，向拉帕走去。他步伐轻盈，每迈一步都把脚高高抬起，再平稳地落下。他的步态几近优雅。
他踩上一块橘子皮，不过没有滑倒。
他没注意到一条打盹儿的狗，它的尾巴堪堪躲过他的鞋跟。
他在下旋转阶梯时漏踩了一级，他握住扶手，轻松恢复了平衡。
类似的小意外接二连三，却也无伤大雅。
一提到结婚，多拉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她向来如此，一眨眼的工夫心情就由晴转阴。
“不行，你的家人不会同意的。家人就是一切。你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你就是我的家人。”他看着她的眼睛回答。她摇了摇头。“不，我不是。”
此刻，他的双眼从看路的重任中解放出来，悠闲地待在眼窝里，像是坐在轮船船尾躺椅上的两名乘客。它们不必随时巡视地面，可以悠然地四下张望。它们欣赏流云和树影，追逐空中掠过的飞鸟，注视一匹拉车的马经过时鼻孔喷出的热气，捕捉建筑墙面上不易察觉的精巧纹饰，观察桑塔伦码头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总之，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底这个晴朗的日子，这段晨间漫步理应让人心旷神怡。
多拉，美丽的多拉。她是伯父家的用人。她被雇用后托马斯首次到访的那天，他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她，再也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满脑子都是她的倩影。他彬彬有礼地待她，一次又一次寻找微不足道的借口接近她，只为和她多说一句话，只为有机会欣赏她精巧的鼻子、明亮乌黑的双眸、精致洁白的牙齿和婀娜的身姿。于是，他成了伯父家的常客。他清楚记得多拉与他心意相通的那一刻——当时她忽然意识到，在他眼中她不仅是一个用人，还是一个女人。她飞快地瞥了他一眼，两人目光短暂相交，她旋即转身而去，离去之前，嘴角浮上一丝心照不宣的微笑。
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从他心底涌起。那一刻，阶级、地位、世人的偏见、家人的阻挠——这些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壁垒全部消失不见。下一次登门时，他把自己的大衣递给她，他们的手碰在一起，触感绕在指间久久不去。从此两人的感情一发而不可收。他之前只和几个妓女发生过关系，每次激情过后心情便跌落谷底。事后他总是匆匆逃离，羞愧不已，发誓不再重蹈覆辙。但和多拉在一起时，激情退去又会燃起新的激情。她把头靠在他胸口，手指纠缠着他浓密的胸毛。他不想逃跑，他哪儿也不想去。
“嫁给我，嫁给我，嫁给我吧。”他央求道，“我们会成为彼此的珍宝。”
“不行，我们只会变得贫穷，孤立无援。你没尝过那种滋味，但我清楚。我不想把你也拖下水。”
两人在婚姻的门槛前踌躇，他们的儿子加斯帕尔却降生了。当她被发现怀孕时，若不是托马斯苦苦哀求，她早就被他伯父赶出家门。父亲是他唯一的支持者，他告诉托马斯大胆去爱；而伯父正好相反，他不闻不问，态度冷漠。多拉被派到厨房打下手，不再在家里露面。加斯帕尔和他母亲一样，活在洛博家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的父亲只能默默地爱他，也同样默默地爱着他的母亲。
只要不至于惹恼伯父，托马斯尽可能常来探望母子俩。到了多拉的休息日，她便带着加斯帕尔去阿尔法马找他。两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加斯帕尔玩耍。那些日子里，他们就像一对普通的小夫妻。他沐浴在幸福的爱河里。
他经过一座有轨电车车站，一辆电车正沿着轨道隆隆驶来，黄色车厢闪闪发亮——这种新鲜的交通方式兴起还不到三年。一拨乘客推搡着挤上去，另一拨乘客挣扎着挤下来。他在人群中闪躲，仍不免撞上其中一人。两人忙不迭地相互致歉，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人行道上有几块凸起的鹅卵石，他抬脚轻松避过。
他一脚踢在咖啡馆一把座椅的腿上。椅子蹦了一下，没什么大碍。
死神的魔爪伸向多拉和加斯帕尔。它一步一步、不由分说地将他们拖进死亡的阴影，伯父召来的医生用尽全力也回天乏术。最初是嗓子疼、乏力，进而恶化到发烧、寒战、浑身疼痛、吞咽受阻、呼吸困难、抽搐，最后瞳孔放大、在挣扎中丧失理智，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死者的躯体苍白、扭曲、沉默，凝固在陪他们做垂死挣扎的白色床单下。两人逝去时托马斯都守在病榻旁。加斯帕尔死时五岁，多拉二十四岁。
他没能目睹几天后父亲的死。当时他在伯父豪宅的音乐室里，一位堂兄陪他默默坐着。他陷入悲伤，茫然若失，这时伯父面色凝重地走进来。“托马斯，”他说，“我有一个坏消息。西尔韦斯特雷……你的父亲，去世了。我失去了唯一的兄弟。”恍惚间这几句话轻轻落下来，如同巨石从天而降，将他压垮。他像受伤的动物一样哀号起来。他那温暖慈爱的父亲啊！那个生他养他、鼓励他追逐梦想的人啊！
加斯帕尔死于星期一，多拉死于星期四，父亲死于星期日。一星期之内，他的心彻底碎了，仿佛一枚开裂的茧。破茧而出的不是蝴蝶，而是灰色的飞蛾。它落在他的灵魂表面，不再飞起。
随后是两场葬礼。一场给外省女佣和她的私生子，微不足道，草草了事；另一场场面盛大，献给一位有钱人的穷兄弟，他在生意上乏善可陈，人们都避而不提。
他离开人行道时没注意到飞驰而来的马车。车夫一声大喝，他连忙闪到一旁。
他蹭到一个背对他站立的男人。他抬手说：“抱歉。”那人和善地耸了耸肩，看着他走远。
托马斯稳健地迈步，几步一回头。他倒着走向拉帕。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干吗不像正常人那样走路？真是荒唐！”伯父不止一次向他发火。为了应付伯父，托马斯编出一套说辞。人在路上走，总要迎着风雨烈日，防备扑面而来的飞虫，忍受陌生人的阴郁眼神，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既然如此，为何不转过身，用后脑勺和后背去抵挡呢？它们是我们的保护层，我们的铠甲。它们的作用原本就是抵御命运的无常。同时，当一个人倒着行走时，他相对更精致脆弱的部分——脸、胸、衣服上引人注目的饰物——都免受前方残酷世界的侵袭，只有遇上合得来的人时，才转身以真面目示人。至于运动方面的好处就更不用提了。人在下坡的时候，有什么方式比倒着走更自然吗？他反问道。先是前脚掌轻柔着地，然后跟腱肌肉校准张力，精确地放下脚跟。这样一来，向下的动作弹性十足，毫无压力。再说，就算绊倒了，有什么比一屁股坐在地上更安全呢？总比摔个狗吃屎、手腕骨折要强吧。不过他并未固执己见。他偶尔也会破例，比如在攀爬阿尔法马区一眼望不到头的蜿蜒台阶时，或是必须跑起来的时候。
伯父对这些理由嗤之以鼻。马蒂姆·奥古斯托·门德斯·洛博是个缺乏耐心的成功商人。尽管他表面上暴躁地质问，并任由侄子胡乱搪塞，但他心里深知托马斯倒着走路的原因。有一天，托马斯无意中听到他和一位访客的对话，正是伯父故意压低的嗓音让他竖起了耳朵。
“……最可笑的一幕，”伯父低声说，“想象一下，在他前面——准确地说，是在他后面——有一盏路灯。我把秘书贝内迪托叫过来。我俩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心里想着同一个问题：我的侄子会撞上路灯吗？就在这时，一个行人出现在街的另一头。那人看见托马斯倒着朝他走过去，不禁歪了歪脑袋，显然我侄子怪异的行进方式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验告诉我，他们之间会有某种交流——一两句寒暄，或开个玩笑，至少那人会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经过。果不其然，在托马斯还差几步撞上路灯时，那人快步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拦住他。托马斯转过身。我和贝内迪托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可以观察他们的手势。陌生人指了指路灯。托马斯微笑着点头，把手按在胸前表示感谢。那人也对他微笑。他们握了手，挥手告别，各自赶路。那人沿街往前走，而托马斯转过身，继续朝这边倒着走。他毫不费力地绕过了路灯。
“啊，等等！故事还没完。没走出几步，那个行人回头看了一眼托马斯，发现他还在倒着走，大吃一惊。我看得出他一脸的担忧——当心，如果你不好好看路的话，会出事的——不过尴尬的是，托马斯的脸正冲着他的方向，于是他俩正好打了个照面，而我们都知道盯着人看是不礼貌的。那人急忙转回头去，可惜太晚了，他恰好撞上下一根灯柱。那个场面，就像钟锤撞在钟上。我和贝内迪托情不自禁地倒吸一口凉气。那人撞得晕头转向，龇牙咧嘴，伸手捂住胸口和脸。托马斯急忙跑过去帮他——他是向前跑的。你以为他向前迈步的样子会很正常？并非如此。他的脚下没有一丁点儿弹性。他迈着大步向前移动，上身画出一条水平的直线，仿佛站在传送带上。
“他俩又说起话来。托马斯看上去很关心那人；那人一手捂着脸，摆手示意没事。托马斯从地上捡起他的帽子。两人又握了握手，在沉默中再次挥手道别，然后那个可怜人摇摇晃晃地走了。托马斯——还有我和贝内迪托——看着他走远。一直等到他拐过街角，托马斯才以惯常的方式继续倒行。但这个意外显然影响了他的心情，只见他一头撞上一分钟前刚巧妙绕过的灯柱。他揉着后脑勺，转身盯着它。
“尽管如此，福斯托，他仍然坚持倒着走路。无论撞多少次头，无论摔多少个跟头，他仍然倒着走。”托马斯听见伯父笑起来，他的朋友福斯托也跟着笑。然后伯父的声音渐渐变得凝重。“从他年幼的儿子加斯帕尔死于白喉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倒着走路了。那孩子是他和这里的一个女佣的私生子。那女人也得白喉死了。几天之后，命运弄人，我的弟弟西尔韦斯特雷，大白天正说着话，忽然倒在地上，死了。托马斯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就过世了，现在又轮到他的父亲。接二连三遭遇这样的悲剧！有些人会消沉一辈子。有些人会借酒浇愁。而我的侄子选择倒着走路。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他这种怪异的默哀方式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伯父不明白的是，他之所以倒着走路，之所以背对世人、背对上帝，并不是在默哀。他是在抗议。当生命中你所珍视的一切都被夺走时，除了抗议，你还能怎么办？
他决定走一条绕远的路。他离开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新街，拐进萨克拉门托街。伯父家快到了，他记得前面有一盏路灯。回头看路时，他抬头望向伯父豪宅的背面，望着它精美的飞檐、繁复的线条和高耸的窗户。他感觉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随即注意到二楼拐角的窗后有个人影。那是伯父的办公室，所以多半是马蒂姆伯父本人。于是他转回头，故意昂首阔步，同时小心地避过灯柱。他沿着伯父宅院的外墙来到大门口，转身准备按门铃，手却停在了半空，然后缩了回来。尽管知道伯父已经看见他，在等他进去，他还是陷入犹豫。他从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古老的羊皮封面日记，把它从棉布套里取出来，背靠着院墙缓缓滑下，坐在人行道上。他凝视着日记的封面。
关于生命的文字
以及礼物的说明
神父乌利塞斯·曼努埃尔·罗萨里奥·平托
上帝谦卑的仆人
他对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已经十分熟悉，能够整段地背诵。他随意翻开一页读起来。
在贩奴船靠近岛屿、准备“卸货”之前，他们需要清点人数，打扫货舱。港口近在咫尺，他们开始把奴隶一个接一个扔进海里，左舷和右舷同时作业。有些奴隶身体绵软、无力反抗，其他的奴隶则虚弱地打着手势。这些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病得很重。第一类已经毫无价值，而第二类也必须处理掉，因为他们的病可能传染给别人，影响其他人的价钱。奴隶被活生生抛下海之前竭力呼喊，海风把他们的惨叫声送到我耳边，随即是落水的声响。他们沉入安娜沙维斯湾，消失在海底那片堆满尸体的幽冥之境。
伯父家也是一个悬浮着早夭生命的幽冥之境。他闭上眼。孤独仿佛一条狗，循着气味凑上前来，绕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挥手驱赶，它却不依不饶。
短短几天内，他的生命无可挽回地枯萎了；几星期之后，他与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邂逅了。他在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当副馆长，那次发现源自工作中的一个偶然。里斯本的红衣主教若泽·塞巴斯蒂昂·德阿尔梅达·尼图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批文物，里面既有教会用品也有世俗物品，全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葡萄牙帝国的疆域内搜罗而来的。经过红衣主教尼图的许可，博物馆委派托马斯到塞尔帕平托街的主教档案馆展开研究，追溯这些精美文物的准确出处，查明每件物品——圣餐台、圣杯、十字架苦像、圣诗集，或是一幅油画、一本书——是如何辗转来到里斯本教区的。
迎接他的不是平常井井有条的档案馆。里斯本大主教的文件浩如烟海，历任秘书显然对整理文件这等俗务并不热衷。他走进一个被简单命名为“杂项”的区域。在堆放红衣主教若泽·弗朗西斯科·德门东萨·瓦尔德雷斯（一七八八年至一八〇八年任里斯本主教）文件的一个开放书架上，他注意到这本褐色封皮的手缝羊皮卷。封皮虽已斑驳褪色，手写的书名依然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一件怎样的礼物？他不禁好奇。会有怎样的说明？乌利塞斯神父又是谁？他稍微用力展开书页，书脊发出细骨头碎裂的声响。笔迹清晰地跃入眼帘，黑色笔触在象牙白的纸面上异常鲜明，仿佛刚刚写就。这些鹅毛笔书写的斜体字来自另一个时代。书页的边缘隐隐泛黄，说明写完之后就几乎没再打开过。他怀疑瓦尔德雷斯主教也不曾读过。封面和书内都找不到任何存档记录——无论是目录编号、日期，还是批注——而且档案馆索引里也没提到这本书。直觉告诉他，没人读过这本书。
他仔细查看第一页，注意到一段文字的上方标注了时间、地点：一六三一年九月十七日，罗安达。他小心地一页一页翻下去。更多的日期出现了。有记录的最后一年是一六三五年，但没有具体月份或日期。看来是一本日记。他还发现多处有关地理位置的记载：“拜伦多的群山……蓬戈安东戈的群山……本格拉古道”——全是葡属安哥拉的地名。一六三三年六月二日，一个新地名出现了：圣多美。这是位于几内亚湾的一座殖民地小岛，日记里对它的描述是“非洲头上掉落的一片头皮屑；这块大陆瘟疫肆虐，我们沿着它潮湿的海岸线往北航行数日方才到达”。他的目光落在几页之后的一句话上：estaéaminhacasa。“这就是家。”但这句话写了不止一次。重复的词语蔓延开来，同样的短句铺满了整页纸。密密麻麻的字母，每一行笔迹微微上下抖动：“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然后这种重复戛然而止，文字回归到旅途的漫记。然而翻过几页，同样的句子再次出现，写满了半页纸：“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再往后，它又一次出现，足足一又四分之一页：“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如此狂躁地重复？终于，他在其中一页上找到了可能的答案。重复的短句再次出现，延续了差不多两页，但与之前不同，结尾处多出半句话，暗示着日记的主人每写一次都会在心里补全整句话：“这就是家。这就是家。这就是家——上帝指引我至此，我将终老于此，直到祂拥我入怀。”乌利塞斯神父显然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
在某一页上托马斯发现了一幅奇特的素描，那是一张脸。脸上各处细节只是大致勾勒，唯有一双充满哀伤的眼睛下笔极为用心细致。他对着那双眼睛注视良久。他陷入了它们的哀伤。他刚夭折的孩子的模样在脑海里盘旋。那天离开档案馆时，他把日记塞进公文包，把它夹在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之间。他毫不掩饰此举的动机。这不是非正式的借阅，这就是偷窃。既然里斯本主教档案馆在过去两百五十年里对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视而不见，现在更不会在乎它的去向。他想要从容研读。
他一有时间就阅读并抄写这本日记。他的进度很慢。原文的笔迹时而轻快明晰，时而笔走龙蛇。他常常需要揣摩这一笔代表哪个音节，那一画又代表哪个音节。最让人惊讶的是，早期的笔迹透着镇定自若，可是越到后期越是潦草。最后几页的笔迹几乎无法辨认。有不少词，即使他绞尽脑汁也没能猜透。
在乌利塞斯神父身处安哥拉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日记只是事务性的记述，很少涉及个人情感。他不过是罗安达主教座下卑微的随从。当主教大人“安坐在大理石宝座上，享受荫凉”的时候，他四处奔波，为一批又一批奴隶洗礼，忙得浑浑噩噩。但到了圣多美，一种令人绝望的力量抓住了他。他开始制作一件物品，也就是日记封面上提到的“礼物”。这项工作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和精力。他提到自己在寻找“最完美的木材”和“适合的工具”，还回想起小时候在叔叔的作坊里接受的训练。他提到自己为这件礼物上了几遍漆，以便长久保存。“我的双手闪闪发光，俨然是虔诚忘我的工匠。”在日记末尾，托马斯读到一段奇怪的文字，那是神父对那件作品的不凡气质的赞美：
它闪耀，它尖叫，它怒吼，它咆哮。当圣殿的帷幕自上而下一分为二，真正的上帝之子一声大喝，吐出他最后的气息。终于大功告成。
乌利塞斯神父受过什么训练？他叔叔的作坊又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用手工上漆？什么东西会闪耀、尖叫、怒吼、咆哮？托马斯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只得到几点暗示。上帝之子何时一声大喝，吐出他最后的气息？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件作品是十字架苦像吗？托马斯想。它显然是某种雕刻品。但它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按照乌利塞斯神父的记述，它是一件最为与众不同的作品。托马斯灵魂中的那只飞蛾扑扇了一下翅膀。他想起多拉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自从她卧床不起，她就用双手紧握着一尊十字架苦像。无论如何翻来覆去，如何痛不欲生、声嘶力竭，她都不松手。那是一件廉价的黄铜制品，光泽暗淡，尺寸偏小，是那种勉强可以挂在墙上的样式。她死时将它紧紧抱在胸口。狭小的房间空空荡荡，托马斯靠床而坐，此外再无一人。当她刺耳的呼吸声戛然而止，他明白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与此相反，儿子的离去是那么安静，仿佛一片花瓣悄然坠落），他感觉自己像一片薄冰翻入急流。
此后的几小时里，他不断因为恐惧而逃离多拉的房间，然后又身不由己地折返。这样反反复复，长夜终于到了尽头，新的一天开始了。他苦苦等待，收尸人却迟迟不到。“没有了你，还让我怎么活？”有一刻他向她诉说。他的目光落到那尊十字架苦像上。在此之前，他与宗教的关系若即若离，表面上严守教规，内心却无动于衷。此刻他意识到：在信仰面前，只存在极端的态度，要么深信不疑，要么嗤之以鼻。他盯着十字架苦像，在绝对的信仰与绝对的怀疑间徘徊。在最终做出选择之前，他想留下这尊苦像作为纪念。但是多拉，或者说多拉的身体，仍不松手。他试着把它从她手里抽出来，但她的双手和双臂牢牢扣住它，毫不退让，哪怕他已经把她的身体从床上拽了起来。（相比之下，加斯帕尔的尸身是那么轻柔，仿佛一只大号的毛绒娃娃。）在恼怒的抽泣声中，他放弃了。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这种决心毋宁说是一种挑衅。他瞪着十字架苦像，咬紧牙关厉声说：“你！你！我会收拾你的，你等着！”
收尸人终于到了，带走了多拉和她那尊被诅咒的苦像。
假如托马斯猜得没错，假如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真如他潦草的文字所形容的那样，它一定是一件非比寻常的文物，会让世人为之惊叹。它足以把基督教搅得天翻地覆。它甚至可能有助于他的挑衅。但是，它被保存下来了吗？自从他在公寓里读完这本从主教档案馆偷来的日记，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他。这件物品可能已经毁于大火或被劈成了碎片。然而，在一个前工业化时代，每一件物品都是单独制作、缓慢流转的，人们对它们的珍爱与现代工业社会不能同日而语。甚至衣物也不会被丢弃。当年耶稣在罗马士兵眼中不过是一个煽动暴乱的卑贱犹太人，但他仅能蔽体的衣物仍被他们瓜分。如果普通衣物尚能幸存，一件大型雕刻品必然也能被保存下来，更别说它还兼具宗教的用途。
如何判断它的去向？有两种可能：它要么留在了圣多美，要么离开了圣多美。考虑到这座小岛的贫穷和贸易港的性质，他猜想这件物品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岛。他希望它被带回了葡萄牙——圣多美的宗主国，但它也可能流落到非洲海岸上众多的贸易港和城市之中。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海运离岛的。
亲人死后，托马斯花了数月时间寻找有关乌利塞斯神父的那件作品的证据。他到国立东波塔档案馆查阅乌利塞斯神父死后几年间在非洲西海岸航行过的葡萄牙船只的航海日志。他假定某条葡萄牙船把那件雕刻品带离了圣多美。如果是一艘外国船，那么只有上帝知道它最终流落何方了。
他终于找到一本航海日志，船长名叫鲁道夫·佩雷拉·帕谢科，他的大帆船于一六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圣多美。船上装载的众多货物中，有一件物品“再现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幕，怪诞却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心跳加快了。对于这块世人眼中低贱的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关于宗教物品的记载。
日志在每一件货物的条目旁都标注了它下船的地点。大批货物在奴隶海岸和黄金海岸上的若干停靠点被卸下船，要么被卖掉，要么被交换。他在帕谢科船长日志中关于十字架苦像的记载旁看到一个词：里斯本。它真的回到了祖国！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身处国立档案馆的研究室。
为了找出乌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归国后的下落，他把东波塔档案馆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他发现答案并不在这里，而在主教档案馆，也就是他探索的起点。更为讽刺，也让人恼火的是，答案就藏在瓦尔德雷斯主教书架上的两封信里，而它们就紧挨着那本日记。如果当初有一根线把信和日记绑在一起，他也不必白费那么多力气。
第一封信来自布拉干萨主教安东尼奥·路易斯·卡布拉尔-卡马拉，日期是一八〇四年四月九日。他在信中写道，葡萄牙高山区某教区的教堂最近失火，圣坛被烧毁，他想知道好心的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是否有礼物相赠。那是“一座精致的古老教堂”，他说，但并没有提及教堂的名字或位置。卡马拉主教的信后面是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的回信副本。他答复说：“很荣幸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将送上一件象征虔诚的礼物——一尊描绘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场景的奇特雕像。它来自非洲殖民地，已由里斯本教区收藏数年。”既然这封信紧挨着那本来自非洲殖民地的日记，除了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信中提到的雕像还可能另有他指吗？令人惊讶的是，那件作品就在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面前，他竟没能慧眼识珠。不过，主教并不知晓前因后果，才会与它失之交臂。
卡马拉主教在任的那些年间，往来于布拉干萨教区的信函中从未提到接收或送出过某件非洲物品。托马斯感到困惑。同一件作品，在其诞生地被视作“怪诞却令人叹为观止的”，到了里斯本变为“奇特”，落到外省人手里就变得默默无闻。或许，它的价值被刻意隐瞒了。托马斯必须另辟蹊径。这尊十字架苦像应该是被送到了某座失过火的教堂。档案显示，从一七九三年（卡马拉被奉为布拉干萨主教）到一八〇四年（他致信给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葡萄牙高山区有多个教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火灾。所有使用蜡烛和火炬以及在节庆假日焚香的教堂都面临失火的危险。卡马拉说这尊苦像会被送到“一座精致的古老教堂”。什么样的教堂能够赢得主教的如此赞誉呢？托马斯猜测那会是一座哥特式或罗马式教堂。这意味着教堂在十五世纪或更早的年代建成。布拉干萨的教区秘书并不是一位敏锐的教会历史学家。在托马斯的敦促引导下，他才勉强给出了五座教堂的名字——它们都失过火，也大致配得上卡马拉主教的赞誉。这五座教堂彼此相距甚远，分别位于圣儒里奥-德帕拉索斯、桑塔利亚、莫弗雷塔、瓜德拉米尔和埃斯皮尼奥塞拉。
托马斯给每座教堂的神父分别写了信。所有的回信都闪烁其词。每一位神父都盛赞自己的教堂，夸耀它久远的历史和壮丽的外观。那些溢美之辞让人误以为葡萄牙高山区遍布着可与圣彼得大教堂比肩的圣殿。但是一旦说到教堂里的十字架苦像，神父们的话无一例外变得乏味。每个人都宣称那是一件能够唤醒信仰的作品，却无人知晓它的来历和年代。最终托马斯决定亲身探访。想要弄清楚乌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是否如他想象中那样神奇，除了亲眼一睹之外别无他法。高山区位于葡萄牙偏僻的东北角，与世隔绝，但对他来说不是问题。用不了多久，那件作品就会呈现在他眼前。
他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
“您好，托马斯先生。您是来拜访我们的，对吗？”
是年迈的看门人阿丰索。他已经开了门，低头看着托马斯。他开门怎么这般悄无声息？
“是的，阿丰索。”
“您身体不舒服吗？”
“我很好。”
他略显慌乱地起身，一面把书塞回口袋。看门人拉响门铃。铃声一响，他的神经也瞬间绷紧。他必须进去，别无选择。不仅是这个家——这个多拉和加斯帕尔死去的地方——每一个家都带给他同样的紧张感。爱是一座有许多房间的房子，一个房间供爱就餐，一个房间供爱娱乐，一个房间供爱沐浴，一个房间供爱更衣，一个房间供爱休息；每一个房间同时也可以用作欢笑的房间、聆听的房间、倾诉秘密的房间、生闷气的房间、道歉的房间，或者亲密相处的房间，当然，也可以是迎接家庭新成员的房间。爱是这样一座房子：每天清晨水管里汩汩涌出崭新的情感，下水道冲走昨日的争吵；推开明亮的窗户，清风扑面而来，满是友善的味道。爱是这样一座房子：它的根基不可撼动，它的屋顶坚不可摧。他曾经拥有一座这样的房子，直到它被摧毁。现在他已经没有家了，他在阿尔法马的公寓空空荡荡，像个僧侣的房间。每次走进别人的家，他只会想起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他明白自己最初为什么会对乌利塞斯神父感兴趣，只因为他们共同的对家的思念。托马斯联想到神父获悉圣多美总督夫人死讯时写下的文字。她是岛上唯一的欧洲女性。除她以外的欧洲女人住得最近的也在拉各斯，两地隔海相望，相距近八百公里。乌利塞斯神父其实从未与总督夫人谋面，只是远远见过她几次。
一个白人男子的死亡，倘若发生在这座瘟疫肆虐的岛上，远比死在里斯本更让人扼腕叹息。当死去的是个女人，我的上帝啊！她的离去是让人最难以承受的重负。恐怕从今往后，再无女性同胞的身影给我慰藉。美丽、高贵、优雅，都随之而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托马斯和阿丰索穿过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阿丰索恭敬地在他前面领路，他依旧习惯性地倒行，于是两人背对着背，步调一致。到了大门口，阿丰索侧身让到一旁，鞠躬示意。门前只剩几级台阶，托马斯仍然倒着走。没等来到门前，门已经开了，于是他倒着走进屋。他回过头，看见达米昂正等着他。他是伯父多年的管家，看着托马斯长大。他面带微笑，张开双臂。托马斯转过身。
“你好，达米昂。”
“托马斯，我的孩子，见到你真高兴。你还好吗？”
“我很好，谢谢。加布里埃拉伯母还好吗？”
“好极了。她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们。”
说到太阳，它正透过高大的窗户照耀着门厅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伯父靠买卖非洲货物发了大财，尤其是象牙和木材。一面墙上装饰着两支巨大的象牙。它们之间挂着一幅色彩艳丽、熠熠生辉的卡洛一世国王画像。国王陛下曾驾临伯父的府邸，当时他的眼前也是现在这番景象。其他几面墙上装饰着斑马皮和狮皮，上方挂着各种野生动物的头颅：狮子、斑马，还有非洲旋角大羚羊、河马、牛羚、长颈鹿。椅子和沙发也都以兽皮做饰面。壁龛和架子上陈列着非洲手工艺品：项链、原始的木质半身雕像、护身符、砍刀和长矛、五颜六色的纺织品、鼓，等等。此外，还有各式油画：风景画、葡萄牙领主和当地侍从的肖像画，还有一幅大尺寸的非洲地图，上面标明了葡萄牙殖民地。油画为大厅提供了背景，也多少透露出主人家的心性。右手边是精心布置的深草丛，有狮子标本潜伏其间。
在博物馆管理员的眼中，这个门厅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或者说是文化的大杂烩，每件物品都从赋予它意义的环境中被强行拽了出来。但这个门厅曾点亮多拉的眼睛。她惊叹于殖民地的地大物博，这让她为葡萄牙帝国备感自豪。她触摸每一件自己够得到的物品，除了那头狮子。
“伯母身体好，我就放心了。伯父在办公室吗？”托马斯问。
“他正在院子里等你。请跟我来。”
托马斯背转身子，跟着达米昂穿过门厅，沿一条铺着地毯的走廊往里走，两侧都是油画与陈列柜。他们转弯步入另一条走廊。走在前面的达米昂打开两扇法式落地窗，侧身让到一旁。托马斯出了门，走上一个半圆形平台。他听见伯父热情洪亮的声音：“托马斯，看看这头‘伊比利亚犀牛’！”
托马斯转头，越过右肩向后看。他快步走下三级台阶，进入宽阔的庭院，到了伯父跟前才转过身来。他们握了握手。
“马蒂姆伯父，见到您真高兴。您还好吗？”
“怎么可能不好呢？见到我唯一的侄子，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托马斯本想再问候一下伯母，但伯父摆了摆手，叫他不必拘礼。“行了，行了。来，你觉得我的‘伊比利亚犀牛’怎么样？”他指着前方问，“它是我最骄傲的藏品。”
那头巨兽站在院子中央，不远处是它的管理员——瘦高个儿的萨比奥。托马斯注视着它。光线柔和、朦胧，轻纱一般落在它的身上，为它倍添光彩，但在托马斯眼里，它只是一头可笑的怪物。“它……太壮观了。”他回答。
伊比利亚犀牛曾漫步于葡萄牙的乡间。尽管它外形丑陋，他却总为它的命运感伤。这种动物最后的堡垒不正是葡萄牙高山区吗？这种动物以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存在于葡萄牙大众的想象中。人类的进步注定了这个物种的消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现代文明碾过的。它被追捕、猎杀，直到灭绝、消失，仿佛一种可笑的陈旧观念，直到消失的那一刻才激起人们的遗憾与怀恋。如今它成了忧伤的葡萄牙民谣“法多”中的固定角色，演绎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怀旧情绪——saudade。一想到这个消逝多年的物种，托马斯就难以抑制心里的saudade。他的心情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的：“犀牛般的甜蜜感伤”。
伯父对他的回答很满意。托马斯略带不安地望着他。他父亲的兄弟骨架结实，身上裹着财富的光环，大腹便便中透出一分略带滑稽的傲慢。他家住拉帕，锦衣玉食，把数额惊人的钱花在每一种新奇玩意儿上。几年前，他被自行车所吸引。那是一种以骑车人的双腿为动力的两轮交通工具。在里斯本高低起伏的鹅卵石街道上，自行车不仅不实用，而且十分危险。只有在公园的小径上骑行才安全，它也因此沦为周末的娱乐项目。骑车人沿着环形小径绕了一圈又一圈，行人不堪其扰，孩子们和狗也屡受惊吓。他的伯父收集了一屋子的法国标致牌自行车。之后他开始购置机动自行车。它的速度甚至比脚踏车还快，噪声也更大。此刻在他眼前的就是伯父昂贵藏品中的新宠。“不过，伯父，”他小心翼翼地说，“这只是一辆汽车。”
“只是，你说只是？”伯父应道，“这可是科技史上的奇迹，是我们的国家不朽灵魂的重生。”他抬起一只脚，踩在汽车侧面车轮之间的狭长踏板上。“我原本拿不定主意应该借给你哪辆车，我的达拉克，我的德·迪昂·布通，我的尤尼克，我的标致，我的戴姆勒，还是我那辆美国产的奥兹莫比尔？实在很难选择。最后，考虑到你是我亲爱的侄儿，也念在我朝思暮想的兄弟的情分上，我选定了藏品中的佼佼者。这是一辆全新的四缸雷诺，工程设计上的杰作。看看它！这件作品不仅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还散发着诗歌的魅力。让我们摆脱那些把城市搞得污秽不堪的动物吧！汽车不需要睡觉——马能做到这一点吗？它们的输出功率也无法相提并论。测试结果显示，这辆雷诺的引擎有十四匹马力，这还只是严谨的保守估计。它的动力很可能达到二十匹马力。而且机械马力比牲口的力量更强劲，所以，想象一辆套了三十匹马的四轮马车吧。你看见了吗？三十匹马排成两列，迫不及待地踏着地面、咬紧衔铁。好吧，你不必想象，它就在你的眼前。那三十匹马已经被装进了前轮之间的金属箱里。多么惊人的性能！同时又多么经济！真没想到古老的火能以这种方式焕发新生。还有，汽车肚子里像马粪那样的肮脏玩意儿呢？根本不存在。只有一股烟雾飘散在空气里。汽车就像香烟一样无害。记住我的话，托马斯，这个世纪将因为这股烟雾的诞生而被铭记！”
伯父志得意满地看着他的高卢玩具。托马斯仍旧一言不发。他不像伯父对汽车那么痴迷。最近里斯本的街上已经出现了几辆这种新式机器。城市日常的牛马交通虽然热闹繁忙，却也不算太过嘈杂。如今这些机器如同巨大的昆虫嗡嗡掠过，声音震耳欲聋，模样古怪碍眼，气味刺鼻难忍。在它们身上他看不到一点儿美。伯父这辆酒红色的座驾也不例外。它算不上优雅，也不匀称。在他看来，和车厢下面那个挤了三十匹马的微型马厩相比，驾驶室实在是大得离谱。这玩意儿处处是金属，闪着刺眼、冰冷的光——用他的话说，简直毫无生气。
他情愿坐老式的马拉车前往目的地，不过他总共只有十天时间。他将在圣诞节前出发，这十天已经算上了他积攒的假期和从博物馆馆长那里苦苦求得的几天——他几乎要给他跪下了。路途遥远，时间宝贵。牲口是赶不及的。他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伯父慷慨相借的丑陋发明。
伴着咔嗒一声门响，达米昂托着盛有咖啡和无花果点心的餐盘走进院子。仆人搬来餐盘支架，随后是两把椅子。托马斯和伯父坐下来。仆人倒上热牛奶，搭配适量的糖。这种时候很适合闲聊，但托马斯直奔主题。“那么，汽车是怎么开的，伯父？”
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不愿让自己的视线越过车顶，沿着伯父的院墙，顺着通往仆人住处的小径，落在那一排橘子树上。曾经，儿子常在那里等他。加斯帕尔会躲在一棵不够粗的树后面。一旦被爸爸发现，他就尖叫着跑开。托马斯追赶这个小鬼，佯装不知自己的伯母、伯父或是他们的众多眼线正看着他走上那条小径，就像仆人们佯装不知他踏入了他们的领地。是的，他宁可谈论汽车，也不愿看见那些橘子树。
“哈，问得好！我让你见识一下其中的奥妙。”伯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托马斯跟着他来到车前。伯父松开车头的挂钩，把固定在铰链上的圆形小金属罩向前掀起。展现在他眼前的是纠缠的管道和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球状凸起。
“赞叹吧！”伯父敦促道，“3.054升排量的直列式四缸发动机。多么精美，多么伟大。注意到它们的排列顺序了吗：发动机、散热器、摩擦式离合器、滑动齿轮变速箱、后轮轴驱动器。未来就在这样的队列中产生。不过，还是让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内燃引擎的奇妙之处。”
他伸出一根手指比画着，仿佛要把发动机不透光的外壳里发生的魔术凭空画出来。“在这里，化油器把汽油蒸汽喷进燃烧室。磁铁激活火花塞。蒸汽被点燃，然后急速膨胀。活塞——就在这儿——被往下一推，然后……”
托马斯听得云里雾里，木然看着眼前的一切。伯父得意扬扬地演讲完，探身从驾驶室的座椅上捡起一本厚厚的手册，递到托马斯手里。“这是汽车使用手册。那些你还没听懂的部分，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托马斯扫了一眼手册：“这是法语的，伯父。”
“没错。雷诺兄弟是一家法国公司。”
“但是——”
“我已经在你的行李里面配了一本法葡字典。你必须尽心尽力保养这辆车，好好给它上机油。”
“机油？”这个词也令他一头雾水。
洛博先生没有理会他困惑的表情。“这些挡泥板很漂亮吧？猜猜是用什么做的？”他拍拍挡泥板，自问自答道，“大象耳朵！我的私人定制，从安哥拉带回来的纪念品。车厢外壁也一样，最精致的大象皮革。”
“这是什么？”托马斯问。
“喇叭。用来警告、提醒、催促、抱怨。”伯父捏了一下方向盘左边贴着车身的那只大橡皮球。与它相连的喇叭发出类似大号的响声，还略带颤音，声音洪亮，引人侧目。托马斯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马背上的骑手，胳膊下面夹了一只鹅，像是抱了只风笛，每当危险临近就挤它一下，发出嘎嘎的叫声。他忍不住偷笑了一声。
“我可以试试吗？”
他握住那只橡皮球，连捏了几下。喇叭每响一次他都笑出声来。不过他很快就住了手，因为他发现伯父并没有被逗乐。伯父的全副心思仍然在车上，嘴里滔滔不绝地蹦出陌生的工业术语。与其说是在解说，不如说是在致敬。假如这位长辈的难闻的金属玩具也有感情的话，它一定会尴尬地泛出粉红色。
他们谈到了方向盘。这是一个完美的圆，尺寸与大号餐盘相仿。洛博先生再一次探进驾驶室，把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想让车往左转，你就把方向盘往左转。想让车往右转，你就把方向盘往右转。想要直行，你就把方向盘把正了。完全合乎逻辑。”
托马斯凑上前仔细查看。“方向盘不是固定的吗，怎么往左转或者往右转？”他问。
伯父诧异地盯着他。“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难懂的。你看见方向盘的上沿了吗，就在我的手旁边？看清楚了，对吧？好，想象这里有一个点，一个小白点。现在，如果我把方向盘往这边转——”他转动方向盘，“你看见小白点移到左边了，对吧？这样，车就会往左转。然后，如果我把方向盘往那边转——”他转动方向盘，“你看见小白点移到右边了吗？这样，车就会往右转。现在你明白了？”
托马斯的表情严肃起来。“但是，您看——”他伸出一根手指，“假如在方向盘的下沿有一个小白点，它就会往反方向转。如您所说，对上沿来讲，您可能在把轮子往右转，但是对下沿来讲，您在把轮子往左转。那么对于侧沿来讲呢？当您把方向盘往左或往右转的时候，您也在把一侧往上转，把另一侧往下转。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无论您怎么转方向盘，您都在同时往左、往右、往上、往下。您说把方向盘转往某个特定方向，但在我看来，这就像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的某个悖论。”
洛博先生眉头紧锁地盯着方向盘，看看上沿，看看下沿，再看看两侧。他深吸一口气。“就算你说得没错，托马斯，你也必须按照汽车的设计原理来驾驶。把注意力放在方向盘的上沿，别去理会其他部分。我们能继续了吗？还有其他细节我们必须讲清楚，比如怎么操作离合器和变速杆……”他一边解说，一边手脚并用地演示，不过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没能让托马斯开窍。比如说，“扭矩”是什么意思？难道大审判官托尔克马达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的“扭曲”还不够多吗？还有，哪个正常人搞得懂“双离合”是什么意思？
“我为你准备了几件用得上的东西。”
伯父走到后车厢前，拉开车门。托马斯俯身往里看。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留心观察着车厢的细节。它拥有一个家的基本元素：一只黑色的上等皮沙发，四面墙壁，以及抛光的雪松木拼就的天花板。前窗和侧窗与一栋精致住宅的窗户无异，镶着明净的高档玻璃和闪闪发亮的金属边框。后窗开在沙发上方，精美的窗框让它看上去仿佛一幅壁上装饰画。但是再看看车厢的尺寸！天花板那么低。沙发最多供两人安坐。每面侧窗的大小只允许一个人往外看。至于后窗，假如它是一幅画，那也只是一幅迷你画。想要进入这个封闭的空间，必须弯腰钻过这道门。马车宽敞通透的车厢到底有什么不好？他直起身子，注意力转到汽车的一面后视镜上。它完全可以装在洗手间里。对了，伯父不是还提到发动机里会点火吗？他的心直往下沉。这间装在车轮上的小屋，配上几件从起居室、洗手间和壁炉搬来的零碎家具——这无疑是在可悲地承认，人类的生活已经沦为这样一种状态：一面争先恐后地奔向虚无，一面却试图留住家的温暖。
他也注意到了车厢里堆放的各种物品。他的手提箱，里面装着不多的几件个人必需品。还有更重要的文件箱，里面装着必不可少的各类文件：他与布拉干萨主教之间以及与葡萄牙高山区的几位神父之间的通信，乌利塞斯神父日记的手抄本，有关高山区乡村教堂火灾的剪报汇总，十七世纪中期葡萄牙船只返航里斯本的航海日志摘抄，还有涉及葡萄牙北方建筑史的各种专著。此外，乌利塞斯神父那本无比珍贵的日记平常也会收藏在这只箱子里，除非他随身携带——这种做法很愚蠢，他提醒自己。然而，手提箱和文件箱陷入一堆铁桶、箱子、铁罐和袋子的包围。整个车厢俨然是一个装满宝物的山洞，即使四十大盗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阿里巴巴，马蒂姆伯父！这么多东西啊！我不是要穿越非洲。我只是去葡萄牙高山区，也就几天的路。”
“路比你想象的要远，”伯父回答，“你要到从未见过汽车的土地去冒险。你需要自给自足，所以，我为你预备了一顶上好的帆布雨篷和几张毯子，不过你最好还是睡在车厢里。那个箱子里装着你用得上的汽车工具。旁边是机油罐。这个五加仑的铁桶里装的是水，给散热器用的；这个桶里装的是汽油，它是汽车的生命之源，一有机会就把它加满，有时候你只能靠存货。一路上，你可以找药店、自行车店、铁匠铺和五金店。他们都卖汽油，不过他们可能叫它别的名字，比如石油精、矿物油精之类的。买之前闻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食物。司机吃得好，车才开得好。来，试试这个合不合适。”
伯父从车厢地板上的袋子里掏出一双浅色皮手套。托马斯不明就里地把它们戴上。手套的大小刚刚好。富有弹性的皮革上手很舒适，握拳时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谢谢。”他有点儿茫然地说。
“戴的时候小心点儿。这也是法国货。”
接着伯父递给他一副又大又丑的护目镜。没等托马斯把它戴好，伯父又拎出一件毛皮衬里的驼色大衣，长得可以遮住他的膝盖。
“油蜡棉加貂皮，最好的料子。”他说。
托马斯披上大衣，只觉得笨重又臃肿。最后，洛博先生在他头上扣了一顶可以系在下巴上的帽子。如此全副武装，他觉得自己成了一朵巨型蘑菇。“伯父，这套行头是用来干什么的？”
“当然是开车时穿啦。可以防风防尘，防雨防冻。现在可是十二月。你难道没看清驾驶室的样子？”
他看了一眼。伯父说得没错。位于车身后半部的乘客车厢是全封闭的；在它前面的驾驶室却只配备了挡风玻璃和顶棚，除此之外是全开放的。两侧无门无窗，风雨尘土可以随意进入。他暗暗抱怨，若不是伯父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他完全可以窝在里面，让萨比奥开车。
伯父还在絮叨着：“我还准备了目前最好的地图。到了地图也不管用的时候，就用指南针。你要去的方向是东北偏北。葡萄牙的路况糟透了，幸好这辆车配备了先进的悬架系统——钢板弹簧。它们能对付任何车辙。如果颠得太厉害，你就多喝点儿葡萄酒。车厢里装了两皮袋酒。尽量避开路边的旅店和驿马车，他们可不会对你太友善。这倒可以理解，汽车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计，他们发发火也在情理之中。好了，其他你自己会弄明白的。我们该出发了。萨比奥，准备好了吗？”
“是的，先生。”萨比奥的回答像士兵一样干脆。
“等我拿件外套。托马斯，我开车送你到里斯本郊外。”
趁伯父回屋的工夫，托马斯脱下那一身可笑的行头，把它们放回车里。伯父大踏步地走回院子。他披着外套，戴着手套，脸涨得通红，洋溢出一种几乎令人生畏的激动。
“对了，托马斯，”他大声说，“我还没问呢，你那么着急去葡萄牙高山区，到底是为什么？”
“我在找一件东西。”托马斯回答。
“什么东西？”
托马斯犹豫片刻。“教堂里的一件东西，”他最后说，“只是我还不确定它是什么，在哪个村子里。”
伯父站在他身旁盯着他。托马斯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多透露一些信息。伯父每次参观古代艺术博物馆时都会用这种直勾勾的眼神盯着展品。
“您听说过查尔斯·达尔文吗，伯父？”托马斯问。
“是的，我听说过达尔文，”洛博先生说，“怎么，他被埋在葡萄牙高山区的某座教堂里吗？”又笑道，“你是想把他的遗体带回来，当作古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喽？”
“不是。我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本来自几内亚湾圣多美岛的日记。那座岛从十五世纪以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很可怜的一块殖民地。我去安哥拉的途中曾在那里停留过。我还考虑过在岛上投资几个可可种植园。”
“那曾是奴隶交易的重镇。”
“现在它只是个劣等的可可豆产地。不过种植园倒蛮漂亮的。”
“没错。我找到了三条相互独立的线索：刚才提到的日记、一艘返回里斯本的帆船的航海日志和葡萄牙高山区一座乡村教堂的火灾记录。根据这些线索，我推断出一件鲜为人知的珍宝的存在，并且判断出了它的大致方位。一个伟大的发现已经触手可及。”
“是吗？这件珍宝到底是什么？”伯父问道，两眼紧盯着托马斯。
托马斯心痒难耐。几个月以来，无论是他的发现，还是他的研究内容，他都从未在人前提及，尤其是在同事面前。所有的工作都是私下里独自完成的。但秘密总是渴望被人知晓。况且再过几天那件东西就会被找到。何不告诉伯父呢？
“那是……一件宗教雕像，一尊十字架苦像，我认为。”他回答。
“恰好是这个天主教国家所需要的。”
“不，您不了解。这是一尊不同寻常的苦像。一尊令人惊叹的苦像。”
“是吗？那它跟达尔文有什么关系？”
“您会看到的，”托马斯满脸兴奋地回答，“这尊苦像里隐藏着某种重大的启示。这一点我能肯定。”
伯父等着他的解释，他却没了下文。“好吧，我希望它能让你发大财。我们出发吧。”伯父说。他爬上驾驶座，“我让你看看怎么发动引擎。”他击掌喊道，“萨比奥！”
萨比奥来到车前，屏气凝神，蓄势待发。
“发动引擎前，先要打开汽油阀——干得不错，萨比奥——油门手柄在方向盘下面，转到半开放位置——像这样——然后把变速杆调到空挡，就像这样。接着你找到电磁开关——在仪表板的这个位置——把它拨到‘开’。然后你揭开引擎罩的盖子——没必要把整个罩子都打开，你看见前面的这个小盖子了吗？——你把化油器的浮子往下按一次或两次，让汽油进入化油器。看见萨比奥是怎么做的了吗？你关上盖子，剩下的就只是启动摇柄了。然后你坐上驾驶座，放松手刹，调到一挡，就可以上路了。就像小孩的把戏。萨比奥，准备好了吗？”
萨比奥面对引擎，两脚叉开，如树根一样牢牢站定。他弯腰握住启动摇柄，那是汽车前端伸出的一根细杆。他的手臂绷得笔直，腰也挺得笔直。他猛地把摇柄往上一扳，上半身也随之腾起，等摇柄转完半圈，他借助全身的重量往下压，摇柄触底后再重复上摇。他以惊人的力量驱动这一圆周运动，整辆车跟着晃起来，摇柄也随着惯性转了两圈、三圈。托马斯正想赞叹萨比奥的强壮，摇柄产生的效果却令他无暇他顾：汽车咆哮起来，成了活物。先是从它的腹腔深处涌出隆隆的声响，接着是一连串刺耳的炸裂声。然后它开始浑身颤抖，这时伯父高喊道：“快上车！我让你见识一下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到底能干什么！”
尽管不情不愿，托马斯还是赶紧爬上车，挨着伯父坐在驾驶室的软垫长椅上。伯父手脚并用地操作，拉一下这根杆，再按一下那个钮。托马斯看见萨比奥跨上墙边的一辆摩托车，一脚踩燃引擎。在路上，他会是个得力的帮手。
伴着突如其来的一个前冲，这台机器动起来了。
眨眼间它加快速度，三绕两拐出了院子，径直冲出洛博家敞开的大门，往右一个急转弯，上了旗杆街。托马斯在座椅光滑的皮面上一滑，和伯父撞了个满怀。
他不敢相信汽车的震动会如此剧烈，足以震散人的骨架，让人发狂。这种震动只可能源自那震耳欲聋的噪声。这台机器一定会把自己也震散架的。他意识到自己误解了伯父关于悬架系统弹簧的话。显然它们的作用不是保护汽车免受车辙的伤害，而是保护车辙免受汽车的摧残。
更让他感到烦乱的是，这台机器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能向前飞驰。他探头回望，心想——也期待着——能看见洛博全家人，包括每一个家人和用人，在后面一边推车一边笑话他上当了。（要是多拉也在其中该多好！）然而并没有人推车。一辆不需要牲口推或者拉的车，这在他看来很不真实。这是没有原因的结果。它违反自然规律，令人不安。
啊，拉帕的群山！汽车一路咳着、响着、颤着、晃着、颠着、蹦着、冒着烟、嘟囔着、咆哮着——朝着旗杆街的尽头冲去，车轮下的鹅卵石碎裂的砰砰声不绝于耳。然后它猛地往左一倾，顺着悬崖般陡峭的多普里奥尔街一头扎下去。托马斯感觉自己的内脏仿佛被塞进了一只漏斗。汽车冲下坡，来到街面最低处的平路，他收势不及，滑到驾驶室的地板上。他坐回座位，惊魂未定。可还没等这台机器平稳下来，它又蹦上多普里奥尔街尽头的一段上坡，之后是再次陡降的达圣特林达德街。汽车在达圣特林达德街上闪着金属光泽的电车轨道间欢快地起舞，把座位上的他甩得东倒西歪。他要么撞上伯父——他看上去无动于衷——要么几乎从座位另一端滚下车。街边住户的阳台在他眼前闪过，所有人都对他们怒目而视。
伯父势不可当地右拐上了德圣若昂达马塔街。他们沿街飞驰。阳光晃得托马斯睁不开眼，伯父却毫不在意。汽车闯过与德桑托斯-欧-韦略街交叉的路口，直接冲入卡尔萨达-德桑托斯的弧形街道。到达德桑托斯大街时，他伤感地瞟了一眼那条街上的美丽公园，公园里的行人沉浸在各自的悠闲当中。伯父绕着公园行驶，然后向左一个急转，一个漂移上了宽阔的七月二十四日大街。拉帕区悠然拍岸的河水——那迷人的塔霍河——闪着粼粼波光出现在右侧，不过托马斯无暇欣赏。他们被噪声裹挟着，一阵风似的从里斯本人头攒动的市区疾驰而过。他们高速驶入达特塞拉公爵广场繁忙的环岛，然后像被投石器甩出一样冲进兵工厂街。贸易广场的熙攘人群只是小菜一碟，最多算是充满乐趣的挑战。托马斯看见广场中心的若泽一世国王雕像。啊！如果当时的国务大臣庞巴尔侯爵能预见到这些街道今日的惨状，他一定不愿重建它们。他们在轰鸣声中一路狂飙，眼前的一切都成了一闪而过的模糊色块。汽车所到之处，路上的马匹、手推车、四轮马车、运货板车、人群和狗都乱作一团。托马斯做好了随时与某种动物或是人相撞的准备，但伯父总能在最后关头通过一个急转或急停化险为夷。好几次，托马斯忍不住想尖叫，但他的脸已经吓僵了。他只能用尽全力蹬紧地板。如果伯父不介意被当作救生圈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抱紧他。
一路上，除了冲着路人骂脏话的时候，伯父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喜悦。他满面红光，嘴角带笑，两眼烁烁放光。他旁若无人地开怀大笑，不时像演说家那样发出欢呼与赞叹：“太神奇了！……太伟大了！……就像做梦一样！……我早告诉你了吧……现在，这样你就可以左转了！……太棒了，实在是太棒了！……看，快看，我们的时速得有五十公里了！”
与此同时，塔霍河静静地流淌着，不疾不徐，泰然自若。在它庞大而柔和的身躯之上，一只疯狂的跳蚤沿着河岸蹦跳不止。
在郊外一条没有铺设鹅卵石的田边土路上，伯父终于停了车。他们身后的远处，里斯本的天际线一览无余，仿佛婴儿新发的乳牙。
“看看我们走了多远，而且那么快！”伯父的声音在这片久违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洪亮。他激动得像一个过生日的男孩。
托马斯怔怔地盯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下车时他险些跌坐在地上。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路旁的一棵树，扶着树干站稳。他弓下腰，呕吐物从口中喷涌而出。
伯父表示理解。“晕车，”他摘下驾驶手套，若无其事地诊断道，“这真是蹊跷。有些乘客会晕车，但司机从来不会。一定是和操控汽车有关，也许是因为能预见到前方的起伏和拐弯。要么是这个原因，要么是因为开车分了心，注意不到肚子的不适。等你自己开车就好了。”
托马斯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他无法想象自己拉着这匹铁马的缰绳。“萨比奥会跟着我，对吧？”他用手帕擦净嘴角，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我是不会把萨比奥借给你的。他走了谁来照管我其他的车？再说，他已经把这辆雷诺调试到最佳状态了。你用不着他。”
“但是萨比奥会开车啊，伯父。”
“开车？你为什么想让他开车？这么伟大的发明，驾驶它是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谁会叫仆人去做？萨比奥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玩的。”
话音未落，萨比奥骑着突突作响的摩托车来到路边，熟练地停在汽车后面。托马斯回头看着他的伯父，这位坐拥多辆豪车又嗜好飙车的有钱伯父。摊上这么一个亲戚，托马斯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顶。
“萨比奥不是经常为您开车吗，亲爱的伯父？”
“只是在正式场合。他主要是为加布里埃拉开车。那个傻乎乎的小老鼠从不敢自己试一下。你年轻又聪明，没问题的。你说呢，萨比奥？”
萨比奥一直默默站在一旁。他点了点头，不过他的目光在托马斯脸上略作停留，让托马斯感觉他并不完全赞同主人的乐观判断。他心里一阵发慌。
“马蒂姆伯父，求求您，我没有经验——”
“看这儿！你先放到空挡，半开油门。起步时，你放到一挡，然后一边踩油门，一边慢慢松开离合器。提速的时候，你调高到二挡，然后是三挡。很简单。记得在平路上起步。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
伯父后退几步，深情凝视着这辆车。托马斯暗暗期待，在这个瞬间，善良和关切能够软化他的心。现实却恰恰相反，伯父开始激情澎湃地总结陈词。
“托马斯，我希望你能明白，在你眼前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乐队，它在演奏最美妙的交响乐。乐章的音高富于变化、令人惬意，它的音色低沉却精彩纷呈，它的旋律简洁却欢畅淋漓，它的节奏介于快板和急板之间，但也能胜任精致的慢板。当我担任乐队指挥的时候，我听见的是辉煌的乐章：那是未来的乐章。现在轮到你登上指挥台，让我把指挥棒交给你。你必须挺身而出。”他拍了拍汽车的驾驶座。“你坐这儿。”他说。
托马斯蓦地感到一阵胸闷气短。伯父挥手让萨比奥发动引擎。内燃机的咆哮再次充斥了空旷的乡野。他别无选择。他耽搁了太久，明白得太晚。他必须坐在这头怪兽的方向盘后。
他爬上车。伯父又一次为他指点，耐心讲解，频频点头，嘴角挂着微笑。
“你不会有问题的，”他断言，“一切都会很顺利。等你回来时再见，托马斯。祝你好运。萨比奥，你留下来帮帮他。”
伯父转身消失在车后，决绝得如同摔上一扇门。托马斯向车外伸长了脖子才看见他。“马蒂姆伯父！”他大喊。伴着轰然一声巨响，摩托车发动了，加速时划出一道刺耳的摩擦声。伯父肥大的腰身坠在狭窄的车座两侧，在一串闷雷般的排气声中远去，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托马斯把目光转向萨比奥。他这才意识到，伯父已经把摩托车骑走了，而把汽车留给了他。那么萨比奥要如何从里斯本东北的郊外回到城西的拉帕呢？
萨比奥平静地说：“开车并不难，先生。只需要一点儿练习。”
“可我一点儿经验也没有！”托马斯大声抗议，“我从没开过车，也没有相关知识。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天赋。救救我吧，让我再看看这该死的玩意儿该怎么开。”
萨比奥把这头人造牲口的烦琐操作流程从头到尾演示了一遍。他不厌其烦地示范，花很长时间讲解了踩下或松开踏板以及推拉操纵杆的正确顺序。他让托马斯回忆该如何把方向盘往左转和往右转。他教他油门手柄的用法——不仅启动时要用到，停车时也同样需要。然后他说到马蒂姆伯父只字未提的注意事项：重踩油门和轻踩油门的区别，刹车的用法，手刹的重要性——每次停车时他都应该拉上，后视镜的用法。萨比奥向他演示了如何转动摇柄。当托马斯亲自上手时，他感觉汽车体内有个沉重的东西在转动，就像一头穿在烤肉叉上的野猪翻滚在一缸浓稠的酱汁里。当他转到第三圈的时候，野猪爆炸了。
引擎在托马斯手里屡屡熄火。每次熄火，萨比奥都毫不气馁地回到车前，让那头野猪重燃生机。然后他建议把车调到一挡。托马斯顺势闪到副驾的位置。萨比奥轻车熟路地操作；齿轮箱发出顺从的叹息，车缓缓前行。萨比奥指点他手应该放在哪里，脚又该踩在哪里。托马斯慢慢挪进驾驶座。萨比奥一步步让出位置，退到车侧面的踏板上。他郑重地向托马斯点了点头，然后跳下了车。
托马斯觉得自己被放逐，被抛弃，被遗忘了。
前方是一段直路，这台机器挂在一挡上，吵吵嚷嚷着前进。方向盘是个难以驾驭的硬家伙，在他手中不住抖动。他试着把它往一边转。这是左，还是右？他分不清。而方向盘几乎纹丝未动。为什么伯父操作起来那么轻松？另一方面，持续踩着油门是件极其累人的事，他的腿已经开始抽筋了。在第一个转弯处，道路逐渐向右偏离，汽车开始横穿马路，冲向路边的水沟。他惊慌失措，抬脚冲着每个踏板一通乱踩。这机器咳嗽了几声，摇晃着停了下来。谢天谢地，这场锣鼓喧天的混乱终于告一段落。
托马斯四处张望。伯父不见了，萨比奥也不见了，眼前一个人影也没有，连他挚爱的里斯本也消失了，如同盘中的残羹被一扫而光。整个世界笼罩在寂静中，在他眼前化为一片虚空，儿子的身影从中浮现。加斯帕尔经常偷偷溜进伯父的院子里玩耍，用人发现了会把他赶出来，就像赶一只野猫。他也常常在车库附近出没，那里停放着成排的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在爱车这件事上，伯父会在堂孙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盯着汽车的眼神仿佛一张饥饿的嘴在咀嚼食物。然后他死了，在院子里留下一个无言的空洞。伯父宅院的其他地方——这扇门、那把椅子、这扇窗——同样让托马斯触景伤情，让他想起多拉和父亲的离去。当失去了挚爱之人，我们还剩下什么？他能够走出痛失亲人的阴影吗？每次刮胡子时，当他望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只看见空荡荡的房间。他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成了寄居在自己身体里的鬼魂。
哭泣对于他并不陌生。自从死神给他连续三次重击以来，他已经哭过很多很多次了。每当想起多拉，想起加斯帕尔，或是想起父亲，他都深陷悲伤难以自拔，但有时他也会无缘无故落泪，伤感就像喷嚏一样不期而至。可他此刻所面对的情形显然有本质的区别。这台机器虽然噪声不断且不听使唤，但它对人的影响怎么能和三具棺材相提并论呢？奇怪的是，他感到一种同样的不安，心里充满了同样强烈的恐惧，以及针刺般的孤独和无助。他哭了起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悲伤与难以遏制的恐慌此消彼长。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日记，贴在脸上。他呼吸着它久远的年代气息。他闭上双眼，逃往非洲，越过它在赤道西海岸外的水域，登上葡萄牙的殖民岛屿圣多美。他的悲伤呼唤着那个指引他前往葡萄牙高山区的男人。
他曾多方搜寻乌利塞斯·曼努埃尔·罗萨里奥·平托神父的信息，但历史似乎已将他彻底遗忘。他残缺不全的生平只留下两个日期可循：一六〇三年七月十四日——他的生日，记录在科英布拉区圣地亚哥教区的登记表上，以及一六二九年五月一日——他的神父授职礼，在同城的圣十字大教堂。除此之外，再无关于他的记载，包括他的死期。乌利塞斯神父在时间的河流里留存完好、顺流漂来的，唯有这本日记。
他把日记从脸上移开。泪水已经浸湿了封皮。他不由得心生不悦——这是在博物馆养成的职业病。他用衬衫下摆轻轻擦干封皮。这种哭泣的习惯，说来也怪。动物也会哭泣吗？它们显然会感到悲伤，但它们会用眼泪来表达吗？他不太相信。他从没听说过一只哭泣的猫或狗，或是一头哭泣的野兽。似乎这是人类独有的特性。他不明白它有什么用处。他号啕大哭，甚至捶胸顿足，但是哭到最后又能怎样？只余下空虚的疲惫，浸透了泪水和鼻涕的手帕，引人注目的红眼圈。况且哭泣是一件丢脸的事。它落在社交礼仪的范畴之外，属于个人特质，表达方式也因人而异。面部的扭曲、眼泪的多寡、抽泣声的起伏、音调的高低、阵仗的大小、脸色的变化、双手的配合、身体的姿态：人只有在哭泣时才能认识哭泣，才能发现自己脆弱的一面。这是一个奇特的发现，不仅对于他人，也对于他自己。
他暗下决心。葡萄牙高山区正有一座教堂等着他。他必须到那里去。这个装在轮子上的金属盒子能帮助他，因此，他必须坐在它的控制台上。estaéaminhacasa。“这就是家。”他低头看了看踏板，又看了看眼前的操纵杆。
他足足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让车动起来。发动引擎不是问题。在萨比奥的多次示范之后，他已经可以应付。手臂绷直，腰挺直，脚撑地——他用力转动摇柄。升温的引擎似乎已经蓄势待发。但问题在于如何让这台机器动起来。他试尽了各种踏板和操纵杆的组合方式，结果如出一辙：一阵刺耳的尖叫或者愤怒的号叫，动静挺大，车却纹丝不动。他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他一会儿坐在驾驶室里，一会儿倚车而立，一会儿在附近散步。他坐在车侧面的脚踏板上，吃面包、火腿、奶酪、无花果干，喝葡萄酒。这顿午餐吃得索然无味。他的心思一直在车上。它趴在路边，看上去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马车和牛车从路上经过，赶车人注意到这辆汽车，也注意到他。好在这里距里斯本近在咫尺，无论是出城的还是进城的都扬鞭疾行，只是匆匆打个招呼或挥挥手。他不用做任何解释。
他终于成功了。经过数次无果的尝试之后，他踩下油门，车动了。他毅然把方向盘转向一侧，希望那是正确的方向。他猜对了。
汽车回到路中间，继续前进。为了避免翻进左右的水沟，他必须把他的小船保持在唯一的航道，在这条狭窄的、笔直通往天边的路正中，朝着那个遥不可及的点笔直前行。这令人疲惫不堪。机器总是偏离航向，而且马路坑坑洼洼，起伏不平。
路上的行人也对他干扰不断。离里斯本越远，行人盯着他的眼睛就瞪得越大。更让他头疼的是那些满载货物的宽大板车和运货马车。它们远远地出现在视野里，仿佛挤在地平线上的黑点。当它们越来越近，它们占据的路面也越来越宽。当他赶上它们的时候，它们依然嗒嗒地迈着碎步，散发出自以为是的骄傲。他必须精准地计算行车路线，确保与它们擦身而过，而不是迎头撞上。他的眼睛累得发涩，紧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开始酸痛。
忽然间，他觉得自己受够了。他踩下某个踏板。车猛咳几声，一个急停，他扑倒在方向盘上。他下了车，虽然精疲力尽，却终于长舒一口气。这一刻，他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刹车的动作开启了风景的卷轴，自然在他眼前如波浪般展开：左侧的树林、山丘、葡萄园，右侧沟壑纵横的田野和塔霍河。开车时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面前只有那条吞噬一切杂念的路。能够生活在这片美不胜收的土地上真是幸运。难怪这里出产葡萄酒。路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人茕茕孑立。在朦胧温润的薄暮中，乡间傍晚的宁静让他心旷神怡。他记起乌利塞斯神父日记中的一段话，轻声背诵起来：
我来到此处，不是为了引导那些自由的人，而是为了那些被奴役的人。前者拥有自己的教堂。而我的羊群的教堂没有四壁，唯有一个可以触及上帝的穹顶。
托马斯深吸一口气，任目光游走，徜徉在这座无边的教堂里，葡萄牙大地的温柔和富饶令它熠熠生辉。他不知自己开了多远，但肯定比走路远得多。对于旅途的第一天来说已经足够。明天他再更进一步。
用防雨布搭一个帐篷，想来是件麻烦事。他决定听从伯父的建议，把车厢布置成卧室。他打开车门，清点伯父为他准备的行装：轻质的煮锅和煎锅；一个小酒精炉和白色的块状固体酒精；一只碗、一只盘子、一个杯子、烹饪用品，全是金属制品；汤料粉；面包卷和长条面包；肉干和鱼干；香肠；新鲜蔬菜；鲜果和果干；橄榄；奶酪；奶粉；可可粉；咖啡；蜂蜜；曲奇饼干和松饼；一瓶烹调用油；香料和调味品；一大罐水；驾驶服及全套配件——手套、帽子，还有那副丑陋的护目镜；六只备胎；绳子；一柄斧头；一把锋利的刀；火柴和蜡烛；一个指南针；一本全新的笔记本；铅笔；一套地图；一本法葡字典；雷诺的驾驶手册；羊毛毯；工具箱和其他汽车用品；一桶汽油；帆布防雨篷，加上系索和帐篷钉；等等。
这么多东西！伯父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在车厢里无处容身。他把沙发清理干净，试着躺下来。沙发长度有限，他不得不蜷起腿。他透过车厢宽大的前窗望向驾驶室。驾驶座虽然硬了些，但像条凳一样平整。而且两端没有门的隔挡，他的腿可以充分伸展。
他取出面包、鳕鱼干、橄榄、一皮袋葡萄酒、伯父送的外套，再带上驾驶手册和字典，回到驾驶室。他仰卧在沙发上，两脚伸出车外，遵照伯父的建议潜心研究起驾驶。他双手举着手册，字典摊在胸口。
没想到上机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传动装置、离合器、离合器外盘、后轴、传动轴的前后接头、所有车轮的轴承、前轴接头、主轴轴承、连接轴、驱动杆的接头、磁电机轴、车门铰链……基本上这台机器里所有会动的零件都需要坚持不懈的润滑。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不由得心生恐惧。很多零件在每天早晨引擎启动之前就需要几滴机油，有些零件每两天或每三天需要上一次机油，其他的每周一次；当开到一定里程，还需要额外的保养。汽车在他眼中有了新的形象：它由上百只疯狂啁啾的小鸡组成，它们伸长脖子、张大嘴，全身上下不住颤抖，尖叫着乞求它们渴望的那几滴油。他怎么才能照顾好这么多张饥饿的嘴？相比之下，乌利塞斯神父的礼物的说明多么简明扼要！他仅仅是恳求家乡那些有幸使用上等油漆的好心工匠，希望他们为他的杰作重新上漆。在制作过程中，他只能凑合使用殖民地当地的劣质替代品。
夜间寒气渐盛，托马斯不由得对伯父的大衣心生感激。貂皮温暖、柔软，他把它幻想成多拉，渐入梦乡。她同样温暖、柔软，而且她和善、优雅、美丽、体贴。但她的身影被他的忧虑吞没——想想那些嗷嗷待哺的嘴！——他辗转难眠。
第二天早餐过后，他找出机油罐，翻开驾驶手册，逐行、逐图、逐段、逐页进行操作，给整辆车上油。他不仅掀起前车盖，把头伸进机器里面，还卸下驾驶室的地板，润滑内部的零件，他甚至还趴在地上，钻到了车底下。这是一份累人的脏活儿，要求事无巨细。接着他给水箱加了水。然后他遇到一个急迫的问题。虽然伯父把这台机器誉为科技的巅峰之作，它却无法提供一项更为基本的设施——下水道。他不得不钻进附近的灌木丛里解手。
启动冰冷的引擎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要是他的手脚再强壮些就好了。等到汽车终于喷出尾气、咔嗒咔嗒响起来，如何让轮子转起来又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从他醒来的那一刻算起，直到这台机器鬼使神差地往前一冲，四个小时过去了。他紧握方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前方是与里斯本邻近的小镇波沃阿-德圣伊里亚。从首都出发一路往东北开，这是沿途第一个村镇。在此之前，这个小镇对他来说只是个无关痛痒的地名。车进城时，他的心里打起了鼓。
几个男人出现在街边，衬衫上别着餐巾，手里握着鸡腿或其他食物，直勾勾地盯着他。理发师们举着沾满泡沫的刷子跑到店外，身后跟着满脸泡沫的男人，他们也盯着他。一群老妇一边在胸口画着十字，一边盯着他。男人们停止了交谈，转头盯着他。女人们停止购物，转头盯着他。一位老人冲他行了个军礼，也盯着他。两个女人惊恐地笑着，一边盯着他。并排坐在长椅上的几个老人用没牙的嘴咀嚼着，一边盯着他。小孩们尖叫着四散躲藏，一边盯着他。一匹马一声嘶鸣，腾起前腿，吓坏了车夫，它也盯着他。主路旁羊圈里的一群羊无助地咩咩叫着，盯着他。牛群哞哞地低声叫着，盯着他。一头驴嘶叫起来，盯着他。狗狂吠不止，也盯着他。
在这些酷似尸检的犀利目光下，托马斯一不留神踩松了油门。车咔咔响了一声、两声，熄火了。他猛踩油门，毫无反应，不由得沮丧地闭上双眼。片刻后，他睁开眼，环顾四周。在他的前面、侧面、后面，有上千只眼睛正盯着他，其中既有人也有动物。整个场面鸦雀无声。
这些眼睛眨着眨着，沉默渐渐崩塌。不知不觉间，波沃阿-德圣伊里亚小镇腼腆的居民们拥上前来，从各个方向围住汽车，直到围了十层、十五层。
有些人满面笑容，向他抛来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你是谁？”
“你怎么停下来了？”
“这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它值多少钱？”
“你很有钱吧？”
“你结婚了吗？”
几个人瞪着他，抱怨道。
“你就不怕把我们震聋吗？”
“你干吗往我们脸上撒那么多灰？”
孩子们大声问着天真的问题。
“它叫什么名字？”
“它吃什么？”
“车厢里有马吗？”
“它的是什么样子？”
许多人挤上前来触摸这台机器。更多人只是温和地默默观望。至于那个行军礼的男人，只要托马斯朝他的方向多看一眼，他就多敬一个礼。在人群之外，羊、马、驴、狗重新各就各位，叫声此起彼伏。
和小镇居民闲聊了一小时之后，托马斯清楚地意识到：在他离开小镇之前，他们是不会走开的。他有地方要去，而他们没有。
在这种时候，他必须克服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他局促不安地从心底掘出一丝勇气，爬出驾驶室，站到脚踏板上，恳求人们让出车前的空间。他们似乎没听见或是没听懂。他再次劝说，但他们反而越发往前挤，而且人数越聚越多。汽车周围已经接踵摩肩，他不得不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才挪到启动摇柄的位置。然后他必须把他们往后推，以腾出活动的空间。几个看热闹的人站上了脚踏板。另有几个甚至想爬进驾驶室，但托马斯冰冷的目光让他们知难而退。孩子们脸上挂着傻笑，不断地捏喇叭上的橡皮球，每捏一次就爆发出一阵狂笑。
像是命中注定一般，他先是数次尝试转动摇柄，然后对踏板和操纵杆一番折腾，车猛地往前一动，又瞬间熄了火。车前的人尖叫着，惊恐地捂住胸口，周围的人也跟着大叫起来。女人们尖叫不已，孩子们号啕大哭，男人们喃喃低语。那个军人不再敬礼。
托马斯连忙大声道歉，同时猛捶了几下方向盘，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他的车。他跳下车帮助被冲撞的人。他使劲踢车的轮胎，猛拍大象耳朵制成的挡泥板，大骂丑陋的车前盖。他狂躁地转动摇柄，试图让这台机器重新启动。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人们的不满。波沃阿-德圣伊里亚居民的友善已经在葡萄牙冬日的阳光下消融殆尽。
他匆忙回到驾驶室。汽车奇迹般地呻吟着抖动起来，开始缓步向前。波沃阿-德圣伊里亚的居民面带惧色地让出一条路。他驱车前行。
到达下一座小镇阿尔韦卡-多里巴特茹的时候，他坚定地紧踩油门，穿城而过。对于所有人和他们的目光，他都视而不见。经过阿良德拉镇时也是如此。离开阿良德拉之后，他看见一个写着“波尔图阿尔托”的路标，它指向主路的右侧，通往塔霍河。河上架了三座桥，连接两座小岛。他望着河东岸那片平坦、荒凉的乡村，停了车。
他关上引擎，从车厢里取出葡萄牙地图。车上的地图还真不少，全部整齐叠好并归了类。一幅全国地图，一套区域地图：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里巴特茹、上阿连特如省、下贝拉省、上贝拉省、滨海杜罗以及上杜罗。甚至还有附近的西班牙省份地图：卡塞雷斯、萨拉曼卡和萨莫拉。看来对于所有通往葡萄牙高山区的可能路径，伯父都为他做足了准备，其中也包括走冤枉路和迷路。
他研究了一会儿全国地图。正如他的判断，塔霍河的西面和北面是葡萄牙的沿海地区，城镇星罗棋布；相比之下，塔霍河东岸与西班牙边境之间的偏远地带则人烟稀少，只有布朗库堡、科维良和瓜达几座城镇在图上闪烁着刺眼的危险信号。或许他能想办法绕过它们。除此之外，都是诸如罗斯马尼尼亚尔、梅莫阿或扎瓦的村庄。怎么会有司机害怕这种地方？他从没听说过这些鸟不拉屎的村子。
他发动汽车，踩了一通脚踏板，然后把变速杆推到一挡。还算顺利。他向右掉转车头，朝着桥开过去。快要上第一座桥时，他犹豫了。这是一座木桥。他想起三十匹马的比喻。引擎的重量不可能也跟三十匹马一样吧？乌利塞斯神父在海上的经历给托马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神父从安哥拉出发，乘船前往他的新教区——圣多美：
乘船出海如同行走于地狱，更糟的是乘坐一艘恶臭熏天的小型贩奴船出海。船上挤着五百五十二个奴隶和三十六个欧洲看守。海面时而如死般寂静，时而惊涛骇浪，我们在其间备受煎熬。奴隶没日没夜地呻吟哭号。他们的船舱里热烘烘的恶臭渗入了船的每个角落。
托马斯踩下油门。只有鬼魂才让他心神不宁，奴隶不会。他的船必须连跳三下才能过河。在桥上他心惊肉跳，唯恐把车开进河里。等到终于下了第三座桥，到达河的东岸时，他已经紧张到无以复加。他想，既然自己已经开车上了路，或许应该认真学学如何开车。他停下车，从车厢里取出需要的材料。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手捧驾驶手册和字典，用心琢磨变速杆、离合器和油门的正确操作方法。手册让他受益匪浅，不过学到的毕竟只是理论，难的是付诸实践。他发现，顺畅地从空挡（尽管伯父称之为“空挡”，他却没发现它“空”在哪里）换到一挡是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跌跌撞撞地一次次尝试，结果只往前移动了大概五百米。整段路上，车不断地发出轰鸣，其中夹杂着咔咔的响声，车身抖个不停，不时熄火。他一边开一边骂，直到夜幕降临。
傍晚寒气逼人，他借助微弱的暮色，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寻找内心的宁静。
如果把葡萄牙帝国比作一个人，那么举着金块的那只手就是安哥拉，而另一只揣在口袋里拨弄硬币的手则是圣多美。
在这里，神父引用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商人的话。托马斯研究过乌利塞斯神父注定要经历的那段历史：神父踏上圣多美岛的时期处在“砂糖时代”和“可可时代”之间。十六世纪晚期，圣多美在蔗糖出口上独占鳌头，而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今天，它又成为可可豆首屈一指的产地。两度的繁盛之间绵延着长达三百年的低谷，仿佛一潭死水，充斥着贫穷、绝望与衰败。神父短暂的生命正遇上没落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圣多美岛是一个几近废弃的种植园，它被争斗不休的统治阶级占据。他们为了自己的卑贱生计，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也就是说，通过奴隶贸易。岛上的白人为贩奴船提供补给——水、木材、番薯、玉米面、水果，同时也为了自身利益蓄奴，以种植产量微薄的甘蔗、棉花、米、姜和油棕榈。不过他们更多时候还是充当着奴隶贩子的角色。他们不敢奢望与安哥拉源源不断的农产品供给相抗衡，但他们跨过面前的几内亚湾就能到达盛产黑奴的贝宁湾。圣多美岛因此成为船只横跨大西洋之前的理想中转站，这条堪比地狱的航线后来被称为“中间通道”，这个名字让托马斯联想到肠道。它同时也是进入葡属巴西的完美后门，刚好可以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无限渴求。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奴隶来到圣多美。“那只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全是失落的非洲魂灵。”乌利塞斯神父评论道。
他搭乘贩奴船前往圣多美并非偶然。他主动要求成为奴隶的神父，负责拯救他们的灵魂。“我希望献身于卑微者中的最卑微者，那些被人类视为草芥却未被上帝遗忘的灵魂。”来到圣多美时，他这样解释自己刻不容缓的新使命：
一个半世纪以前，一批年龄在两岁到八岁之间的希伯来幼童被带上岛。这些有毒的种子发芽、生长，毒性蔓延到每一寸土壤，腐蚀那些掉以轻心的人。我的使命是双重的——既要把这些非洲的灵魂再次带回上帝身边，还要扯掉犹太人缠在他们身上的肮脏触须。我作为主的使者终日守候在码头，等待满载而归的贩奴船。船靠岸时，我登上甲板，为那些非洲人洗礼，向他们诵读《圣经》。你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不知疲倦地向他们重复。我也在偶然间画下了那幅素描。
他虔诚而勤勉地履行职责，引导陌生人聆听一种陌生的语言，步入一种陌生的信仰。在日记的这个部分，乌利塞斯神父的口吻与那个时代典型的神父没有分别——对主笃信不疑，同时无知、自以为是。托马斯清楚，这一切终将改变。
他心绪难平，几番辗转才勉强入睡。他跟这辆车实在是不合，无论开车还是睡在车上，他都难以安宁。
早起他准备洗漱，却发现车厢里没有肥皂，也没有毛巾。和过去几天一样，他下了好一番功夫才把车启动。他驾车穿过一片平原，路两侧是单调的耕地，前方通往波尔图阿尔托。镇子比他想象中要大。虽然他的驾驶技术已经有了进步，但由此带来的镇定却被四面八方涌出的人潮吓跑了一大半。人们一边挥手，一边呼喊，纷纷靠近。一个年轻人在汽车一侧跟跑。“嗨！”他大喊。
“嗨！”托马斯大声回答。
“这台机器太神奇了！”
“谢谢！”
“你不停下来吗？”
“不停。”
“为什么？”
“我还要赶很远的路！”托马斯喊道。
这个年轻人走开了。另一个年轻人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与托马斯对话。等到他放弃了，又有人顶上来。在穿过波尔图阿尔托的整段路上，托马斯一直在高声喊话，满足着在车旁跟跑的陌生人的好奇心。最终到达市郊时，他只想振臂高呼，庆祝自己终于能熟练操控这台机器，不过他的嗓子已经哑了。
车渐渐驶入开阔的乡间，他看了一眼变速杆。过去三天的路程不算短，这台机器的耐力也毋庸置疑——但蜗牛也很有耐力。驾驶的优势只有在高挡位才能体现出来，手册上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明确，伯父在里斯本也已亲身示范过。他在脑海里不断演练。要么放手一试，要么继续爬行。按照换挡流程，踩离合、松油门、将操纵杆拉到二挡。在这一系列操作中，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路面，也没有紧张到忘记呼吸。离合器踏板不住地抖动，仿佛在告诉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可以放心地松开脚。他照做了。与此同时，他脚下的油门踏板似乎在微微前倾，显得迫不及待。他重重踩下去。
这头巨兽跃至二挡，一路飞奔。路面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逝在车轮下，他感觉不再是车在前行，而是大地从脚下被拽走，仿佛那种把桌布从摆满物品的桌上猛然抽走的危险戏法。大地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似乎它也清楚，这种戏法只有以电光石火的速度才能奏效。之前他害怕开得太快，现在却害怕开得太慢，因为一旦二挡失灵，后果不仅仅是他撞上某根电线杆一命呜呼，整块脆弱如瓷器的大地也会与他同归于尽。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状态下，他俨然是一只在茶托上叮咣乱颤的茶杯，眼中闪烁着骨瓷般的光芒。
他坐在座椅上纹丝不动，实际却风驰电掣。他亢奋地瞪着前方，内心却憧憬着静谧祥和的风景，像是他前一天见过的宁静葡萄园，或是乌利塞斯神父时常漫步的海滩——在那里，细小的浪花在他脚边纷然落下，仿佛抵达终点的朝圣者五体投地的拜伏。但神父的心里也有自己的苦恼，不是吗？正如托马斯今天在这台地狱般的机器里颤抖不止，乌利塞斯神父在日记里写下那些痛苦的感悟时，手也颤抖不已吧。
神父对于圣多美的美好幻想很快破灭了。对他来说，岛上的自然环境比安哥拉好不了多少。同样的连绵阵雨和持续高温滋养了蔓生的植被。这里的雨季暴雨如注，雨水的间歇是令人窒息的潮湿暑热，两者都让他不胜其苦；到了旱季，滚烫的热浪挟着地面上挤得出水的雾气，同样让他叫苦不迭。他对这种桑拿房一样的天气厌恶至极：“它让绿叶歌唱，让人类死亡。”除此之外，岛上生活充斥着种种不快：制糖厂的恶臭、糟糕的食物、肆虐的蚂蚁、大如樱桃核的虱子，还有他的左手拇指上感染的伤口。
他谈到一种“混血的沉默”，一种小岛的湿热与岛上不幸居民之间的结合。这种混血的沉默无处不在。奴隶们精神萎靡，做什么都需要有人逼迫，就算干起活来也一言不发。至于那些注定在圣多美度过余生的欧洲监工，他们的命令往往简短而缺乏耐心，奴隶即使听清了也多半不会立刻执行，话音落下又是深深的沉默。奴隶在种植园里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没有歌唱，甚至没有对话，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沉默变得更加难以回避。一天的劳作结束后是无言的晚餐、独处，然后是辗转难眠。圣多美的夜晚比白天更喧闹，那是昆虫的狂欢。日出之后一切周而复始，沉默依旧。
滋养这种沉默的是两种情绪：绝望与愤怒。或者，借用乌利塞斯神父的话，是“黑色的深渊与红色的烈焰”。（托马斯对这两者是多么熟悉！）他和岛上神父的关系日趋紧张。他从未透露自己的不满源自何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果都很明确：他和所有人都越来越疏远。在日记里，有关他和欧洲同胞之间往来的记述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他还能和谁交流？社会地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得白人与奴隶之间的友好往来困难重重，哪怕这个白人是位神父。奴隶来了又走，与欧洲人的沟通仅限于他们瞪大的眼睛。至于本地土著，他们都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或者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有求于白人时总是战战兢兢。和白人交易，为他们工作，然后从他们视野里消失——这是最佳的策略。乌利塞斯神父伤感地写道：
土著的小屋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空虚如涟漪一般在白人身边漾开，将他们孤立。我也不例外。我是一个在非洲的孤独的白人。
托马斯停下车，仰头望了望天。下午的天气已经转凉，层云蔽日，不再适宜驾驶。他决定今天到此为止，应当适时钻进貂皮大衣。
第二天沿途人烟稀少，直到科索。那里有一座横跨索拉亚河的小桥，狭窄的桥身下一群白鹭和苍鹭静静地伫立水中，汽车靠近时才惊觉飞起。他欣喜地望见一片橘子树林，那是晦暗天空下仅有的一抹亮色。他盼望太阳能探出头来，因为只有阳光才能造就风景，只有阳光才能让色彩浮现，让轮廓凸显，让生机勃发。
他在一座名为蓬蒂-德索尔的小镇外停了车，走路进城。步行让他身心舒畅。他大步流星地倒着走，几乎已经连蹦带跳。不过，他身上怎么这么痒？他忍不住挠着头皮、脸和胸口。原来是身体急需洗澡了。他的腋下已经散发出异味，下体也一样。
他进了城。人们盯着他，惊讶于他走路的方式。他找到一间药店，希望能买到汽油——伯父叮嘱过他，要尽可能多地补给。他询问柜台前的男人有没有汽油。他接连换了几种名称，那个不苟言笑的人才点了点头，从货架上取下一只小玻璃瓶，看样子还不足半升。
“还有吗？”托马斯问。
药剂师转过身，又取下两瓶。
“我还想多买些，谢谢。”
“没有了。这是我全部的存货。”
托马斯心里一凉。按照这种补给量，他需要扫荡蓬蒂-德索尔和葡萄牙高山区之间所有的药店。
“好吧，那我就买三瓶。”他说。
药剂师把汽油瓶拿到收银台前。付款的手续一切如常，那人的举止却有点儿古怪。他用一张报纸将那三个瓶子裹好，然后，当另外两个人进店时，他匆忙把包裹塞给托马斯。托马斯注意到那人正死死盯着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禁挠了挠头。“有问题吗？”他问。
“没，没问题。”药剂师回答。
托马斯一头雾水，却也没再说什么。他出了药店，在城里转了一圈，记住之后的行车路线。
一小时后他驱车回到蓬蒂-德索尔，一切都不对劲了。他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在城里兜的圈子越多，就越引人注目。每个拐弯处都有一大群人围观。在一个急转弯处，当他手忙脚乱地转动方向盘时，车再次熄火。
人们潮水般涌来，将他团团围住。有人好奇，有人恼怒。
众目睽睽之下，他仍然镇定地启动了引擎。他甚至感觉可以调到一挡。不过，当他面对方向盘时，却不知道该往哪边打。熄火之前，为了迎合前方急转弯的刁钻角度，他接连打了好几次方向盘。他努力用逻辑分析——这边，还是那边？——但他怎么也无法确定。他注意到紧挨着汽车头灯的人行道上站着个胖男人，约莫五十岁。他穿得比其他人都好。托马斯探出身子，压过引擎的轰鸣朝他大喊：“劳驾，先生，求您帮个忙！我的机器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想麻烦您。不过您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轮子，就是您面前的那个，在转吗？”
那人后退一步，低头看看车轮。托马斯握紧方向盘向一侧转动。在车静止时，这个动作十分费力。
“现在，”托马斯高喊道，“它转了吗？”
那人一脸困惑。“转？没有。如果轮子转起来的话，你的车就动了。”
“我的意思是，它向反方向转了吗？”
那人望向车的尾部。“反方向？不，没有，车也没有往反方向移动。它根本没有动。”
围观的人纷纷点头。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我不是在问轮子本身有没有像马车轮子那样转，我想问的是，它有没有——”他努力搜寻合适的词，“它有没有踮着脚尖旋转，像芭蕾舞演员那样？”
那人迟疑地盯着车轮，然后看了看左右的人，但他们都不愿擅下结论。
托马斯再次猛打方向盘。“轮子动了吗？难道一点儿也没动吗？”他喊道。
那人高声回应，人群中也响起不少附和声：“动了！动了！我看见了。轮子动了！”
一个声音喊道：“你的问题解决了！”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和掌声。托马斯希望他们全都消失。他的帮手——那个胖子，得意地重复道：“动了，比上一次动得多。”
托马斯招手让他靠近。那人只是侧身挪了一小步。
“太好了，太好了，”托马斯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那人矜持地眨了一下眼，然后点点头，动作轻微得难以察觉。假如在他的光头上打一个生鸡蛋，此时蛋黄也只会微微晃动。
“还请您告诉我，”托马斯身体前倾，一字一顿地继续问，“轮子往哪边转了？”
“哪边？”那人重复道。
“是的。轮子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的？”
那人低下头，很明显地咽了咽口水。人们都在等待他的回答，一种凝重的沉默在人群中蔓延。
“往左还是往右？”托马斯再次问道。他朝那人又靠近了一些，试图和对方拉近关系。
蛋黄晃了晃。这个瞬间，整个小镇都屏住呼吸。
“我不知道！”最终那个胖子尖声哭了起来，蛋黄洒落一地。他拨开人群，撒腿就跑。望着这位小镇名人迈着罗圈腿，笨拙地沿街跑远，托马斯不禁目瞪口呆。他就这样失去了唯一的盟友。
一个人开口说：“有可能是往左，也有可能是往右。说不清楚。”
旁人纷纷低声附和。现在，人们看样子冷静下来了，最初的好奇心渐渐变为焦躁不安。他的脚已经松开了油门，引擎也熄了火。他跳下车，把启动摇柄转起来。他恳求聚在车前的人们：“请听我说！这台机器会动，它会跳起来的！为了你们的孩子，也为了你们自己，请大家让开！求求你们。这是最危险的机器。请后退！”
旁边一个人低声提醒他：“啊，德梅特里奥和他妈来了。她可不是好惹的。”
“德梅特里奥是谁？”托马斯问。
“他是镇上的傻子。不过他妈把他打扮得可漂亮了。”
托马斯沿街望去，那位小镇名人又回来了。他还在哭，脸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泪珠。在他前面连拉带拽的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女人，身着一袭黑衣。她手里握着一支木棒，两眼死死地盯着托马斯。她把儿子的手臂拽得笔直，就像一条小狗迫不及待地扯着不紧不慢的主人。托马斯回到驾驶座，慌乱地开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