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长了。咳嗽在他体内盘踞了六个多月，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摆脱的机会了。缓慢，残酷，毫无好转的迹象。从2月3日开始的肺部有气无力、充满黏液的咔嗒声响，发展到盛夏时呼哧呼哧的大量痰液和接连不断的剧烈痉挛，这东西就跟活了似的。这已经够糟糕了，但在过去的两周中，一种新的曲调又悄悄混入了这首支气管乐曲——紧绷的、决绝的、敲击式的——并且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几乎持续不断。每次发作，骨头先生都觉得威利的身体要被他胸腔内燃爆的高压火箭炸掉了。他猜下一步就是咳血了。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这个致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好像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张开了嘴巴开始放声歌唱。骨头先生亲眼目睹了全程，他站在那条连接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马路沿上，看到威利把一些可悲的血块咳到了手帕上，他当即意识到，连一丁点希望都没了。死亡的气息已经降临到了威利·g.圣诞身上，就像太阳是云中的一盏灯，每天都会熄灭再燃起那样确定无疑，大限将至了。

一条可怜的狗又能做什么呢？从他还是一条小狗时起，骨头先生就和威利在一起。现在，他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主人的世界。威利的存在渗透在每一个思绪、每一个回忆、空气与土壤中的每一个微粒里。习惯很难改变。没错，那个“老狗难学新把戏”的谚语确实有些道理。但让骨头先生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深感恐惧的并不只是爱或者忠诚。那纯粹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恐惧。把威利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很可能这个世界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这就是骨头先生在那个8月的早上所面临的窘境，当时他正跟着病恹恹的主人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曳足而行。一条孤单的狗不比一条死狗好到哪里去，一旦威利呼出最后一口气，骨头先生除了等死，也没有别的指望了。威利已经就这个问题对他说教了好多天，骨头先生对整个操练过程已经谙熟于心：怎么躲开捕狗队和治安官，有标记或没标记的警车，还有那些所谓的动物保护协会的伪君子们。不管他们对你说什么甜言蜜语，收容所这个词都意味着麻烦。一开始是网和麻醉枪，接下来就是笼子和日光灯构成的噩梦，最后用注射或者毒气结束这一切。如果骨头先生是什么名贵品种也就罢了，也许还能指望在赢得未来主人的日常选美中得到一线生机。但是威利的这个老伙计却是好多品种生出的杂种狗——牧羊犬、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猎狗，还有些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更糟糕的是，他那参差不齐的毛皮上布满结块，嘴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眼睛里永远隐伏着忧伤的血丝。不会有人想救他的。正如这个无家可归的吟游诗人喜欢说的那样，结局早已注定。除非骨头先生能非常迅速地找到一个新主人，否则，他将成为一条注定被遗忘的杂种狗。

“即使电击枪没有干掉你，”在那个雾蒙蒙的巴尔的摩的早上，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威利斜倚在一根路灯杆上接着说，“还有成千上万的东西能干掉你。我警告你啊，老伙计，你得长点新本事，不然你没几天可活了。看看这个阴沉沉的小城吧，每条大街上都有中餐馆，你别以为你在他们门口晃荡的时候没人垂涎，那是你太不了解东方烹饪了。他们把狗肉当成美味，伙计。那些大厨围捕流浪狗，然后就在厨房后面的小巷里把狗宰掉——每星期杀上十只、二十只、三十只。他们会在菜单里把狗肉写成鸭肉猪肉什么的，但圈里人知道什么是什么，那些美食家可一点都不傻。所以当你在哪个中餐馆门口摇尾巴之前可要想清楚，除非你想变成一大盘蘑菇鸡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骨头先生？要搞清楚你的敌人是谁——然后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骨头先生明白。他一直都明白威利对他说的话。从他记事起他就能听懂，到现在，他对“英古利希”的掌握程度，已经和其他任何在美国大陆上生活了七年的移民不相上下了。当然，这是他的第二语言，和他的母语完全不同。尽管在发音方面还得多加练习，但他已经彻底掌握了句法和语法的每一个细节。对于一个有骨头先生这样智商的动物来说，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许多狗都能掌握人类语言的实用知识，而骨头先生的优势就在于他有幸遇上了一个不会低看他一等的主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好伙计，再加上骨头先生不仅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更何况，威利是那种沉迷于自己声音的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多言癖，从早上一睁眼，一直到晚上醉醺醺地睡去，他几乎都在不停地说话，所以骨头先生对这种“方言”这样应对自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总的来说，唯一令人惊讶的反而是他自己没学会怎么说得好点。这并不是他不努力的缘故，而是造化弄人，用命运强加给他的那副嘴巴、牙齿和舌头的构造，骨头先生最多只能发出一些狂吠、哈欠和嚎叫，一些口齿不清意义不明的言论。骨头先生痛苦地意识到这些噪音是多么地磕磕巴巴，但威利总让他发表意见，而且到了最后，“发言”本身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骨头先生可以自由地发表他那浅薄的意见，他说的时候，主人总会洗耳恭听，看着他的伙计努力成为人类的一员，如果你看着威利的脸，你就会明白，威利一字不漏都听懂了。

但是，在那个阴沉的巴尔的摩的星期天，骨头先生却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们正在度过在一起的最后几天，或许是最后几个小时，已经没工夫去长篇大论和拐弯抹角了，没时间去玩往日的那些把戏了。有些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在目前的这种困境里，他最好还是管好自己的舌头，表现得像一条忠诚的好狗那样。威利猛地拉紧他的项圈时他没有反抗，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有抱怨，没有到处去闻母狗的味道，没有停下来在每一个路灯杆和消防栓上撒尿。他只是跟在威利身边缓步走着，跟着主人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寻找卡尔弗特街316号。

骨头先生并不讨厌巴尔的摩本身。这个城市不比他们这些年流浪过的其他地方难闻，但即使他明白这次旅行的目的，想到一个人会选择在一个他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了却残生，他仍然会很感伤。狗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会跟这个世界和解，确保自己死在熟悉的地方。但在死前，威利还有两件事要办，而他固执的天性让他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他。那个人的名字是贝亚·斯旺森，她最后为人所知的住处是巴尔的摩，所以他们就到巴尔的摩来找她了。好倒是好，可万一威利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骨头先生就要被困在这个充满蟹肉饼和大理石台阶的城市里了，到那时候他该怎么办呢？其实打一个电话，半分钟就能解决问题。但威利的哲学里有一种偏见：非常重要的问题绝不能靠打电话解决。和拿起那种玩意儿跟一个他看不见的人讲话相比，他宁肯不停地走上几天。所以他们现在才跑了二百多英里来到这儿，手里连个地图也没有，只能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逛来逛去，寻找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地址。

威利希望死前能完成的这两件事情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极其重要，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分别解决，威利只能采用被他称为“切萨皮克策略”的方法——一种最后时刻一石二鸟的策略。第一件事如前所述：为他那毛茸茸的朋友找到一个新的着落。第二件是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把手稿交给可靠的人。刚才，他把一生的作品都塞进了费耶特大街上灰狗巴士终点站的一个储存柜里，在他和骨头先生现在站着的地方的北边两条半街区。钥匙就装在他的口袋里。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值得完全信任的人来托付这把钥匙，否则，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销毁个精光，就像那些无人认领的行李一样。

在改姓圣诞之后的二十三年里，威利写满了七十四个笔记本。这些作品包括诗、故事、散文、日记、诙谐短句、自传体冥思，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史诗《流浪的日子》的前一千八百行。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妈妈那间布鲁克林公寓的厨房餐桌上完成的，但自从四年前妈妈去世之后，他不得不露天写作，经常是一边拼命把思绪记录到纸上，一边跟公园和暗巷里的恶劣环境作斗争。在最隐秘的内心深处，威利对自己并没有妄想。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安的灵魂，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同时他也知道许多好的作品就埋藏在这堆笔记本当中，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可以抬起头来。但凡他嗑药的时候更小心一点，或者身体稍微强壮一点，或者对威士忌、烈酒和酒吧里的吵闹声不那么迷恋，他也许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这完全是可能的，但现在已经追悔莫及了。威利已经写下了他所能写的最后一个句子，写到了分秒不剩。他这辈子就只剩下储存柜里的这些文字了。如果这些文字消失了，他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贝亚·斯旺森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威利知道这只是大海捞针，但他确信只要能找到她，她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很久以前，威利还很年轻时，斯旺森夫人是他的高中英文老师，如果不是她，他很可能根本没有勇气想要成为一个作家。那时他还叫威廉·古雷维奇，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六岁男孩，喜欢看书，迷恋比波普爵士乐。她曾把他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对他早期的作品不吝溢美之词，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真实价值，以至于他真以为自己是美国文坛的明日之星了。她这样做是对是错都不是问题，因为在那个阶段，希望比结果重要，斯旺森夫人发现了他的才能，在他稚嫩的灵魂中看到了灵性，而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米德伍德高中其他低年级学生的眼里，斯旺森夫人是一个矮墩墩的四十多岁妇女，在黑板上写字时，胳膊上的肥肉会来回弹跳颤抖，但威利却认为她很美，她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只不过披着人类的外衣。

然而，当秋季再开学的时候，斯旺森夫人已经离开了。她丈夫在巴尔的摩找了个新工作，而她不光是个老师，也是个妻子，她除了跟随斯旺森先生离开布鲁克林以外，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这对威利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也不是太糟，因为尽管他的导师远在天边，却并没有忘记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旺森夫人和她年轻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阅读和评论他寄来的手稿，在他生日的时候不忘寄来查利·帕克的老唱片作为礼物，还给他介绍一些小杂志让他开始投稿。在威利毕业那年，她的一封夸大其词、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让威利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斯旺森夫人就是他的缪斯，他的保护者和幸运符的合体，威利那时候真是前途无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1968年的精神分裂，是真理的疯狂之舞，或者说是高压电线的关系。被关进医院，接受了六个月的休克疗法和精神药理学疗法之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威利了。他加入了能行走的伤员之列，尽管无论生病还是健康，他都在持续苦作诗歌和故事，却很少抽出时间给斯旺森夫人回信了。理由并不重要。也许再和她联系，威利会感到尴尬。也许他有点心烦意乱，脑子里装满了其他的事。也许他对美国邮政服务失去信心了，不再相信邮递员从不偷看他们的信。无论如何，他和斯旺森夫人曾经长篇大论的书信来往渐渐停止了。接下来的一两年里，联系主要靠几张零星的、漫不经心的明信片维系，再变成商店买来的圣诞卡，一直到1976年，他们彻底停止了通信。从那时起，两人之间再无只言片语的交流。

骨头先生知道这一切，这些正是他所担心的事情。十七年过去了。那时候的总统还是杰拉尔德·福特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自己出生也快十年了。威利想骗谁呢？想想在这些时间里能发生多少事情吧。想想在十七个小时或者十七分钟里能发生的变化——更不要说十七年了。至少，斯旺森夫人可能搬到了别的地方。这个老女孩现在应该快七十岁了，如果不是老态龙钟，或者住在佛罗里达州哪个拖车公园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她已经死了。那天早上在巴尔的摩的大街上游逛的时候，威利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妈的，他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既然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威利这个人啊。他曾经讲过那么多故事，以那么多种声音说话，忽东忽西随口胡诌，骨头先生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句。面对威利·g.圣诞这种复杂又古怪的人，很难分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骨头先生能肯定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但他和威利只在一起待了七年的时间，这之前三十八年的事情他只知道个大概。如果骨头先生小时候没有和威利的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可就两眼一抹黑了。但通过听古雷维奇太太讲，再把她和威利的说辞两相权衡，骨头先生已经能够为他来之前的威利的世界拼凑出一幅合理、连贯的画面。有许多细节都丢失了，也有许多细节模糊不清，但是骨头先生心里有数，他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样、不是什么样。

比如说，那段日子并不富裕，也不令人欢欣鼓舞。更多的时候，这所房子里弥漫着酸楚和绝望的气息。想想这个家庭来美国之前的经历，大卫·古雷维奇和艾达·珀尔马特当初能生个儿子就已经是奇迹了。从1910年到1921年，在华沙和罗兹，威利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生养了七个子女，但只有威利的父母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只有他们两个的前臂上没有被文上数字，也只有他们两个有幸脱逃。但那绝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骨头先生曾经听过许多让他毛骨悚然的故事：他们在华沙一个狭小的阁楼里藏了整整十天；从巴黎到南方自由区，他们走了一个月，睡在稻草棚里，靠偷鸡蛋吃才勉强活了下来；还有在芒德的难民拘留营里，为了拿到安全通行证而行贿；以及在马赛等西班牙过境签证时所经历的四个月的官僚主义噩梦；接着就是在里斯本那段动弹不得的日子，艾达在1944年生下一个死婴，在大西洋岸边提心吊胆的那两年里，战火绵延不绝，钱却渐渐花光了。当威利的父母在1946年抵达布鲁克林时，即将开启的与其说是新生活，不如说是死后的生活，是两场死亡之间的短暂间隔。威利的爸爸曾经是波兰一名年轻有为的律师，现在却不得不从一个远房堂兄那里讨来一份工作，从此就在地铁第七大道站和西28街的一个纽扣工厂之间来回奔波了十三年。第一年，威利的妈妈靠在家里给一些犹太小孩上钢琴课来补贴家用，直到1947年11月的一个早上才停止，威利从她的两腿间伸出小脑袋来，并且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

他成长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白天在街上玩曲棍球、晚上躲在被窝里看《疯狂》杂志、喜欢听巴迪·霍利和大爵士人的布鲁克林小孩。他父母完全不懂这些玩意，但这正合威利的心意，因为在那个阶段，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向自己证明他们根本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发现他们完全是种外来的、极其尴尬的生物，波兰口音和矫揉造作的外国做派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威利不假思索地认为，自己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处处与他们作对。当他的父亲在四十九岁死于心脏病时，威利的悲伤被一种隐秘的解脱感消融了。早在他才十二岁，刚刚跨入青春期的门槛时，他就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拥抱每一种遇到的困难。生活越不幸，就越接近真理，越能触及存在的坚实核心。还能有什么比在十二岁生日的六个星期后失去老爸更糟糕的呢？你一下子就被定义为一个悲剧人物，被剥夺了白日做梦和无病呻吟的资格，取而代之的是受难者的光环。而事实上，威利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痛苦。父亲对他来说一直像个谜，经常在整整一星期的沉默之后突然大发雷霆。他不止一次地因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小错误对威利拳脚相加。不，离开那包炸药的生活一点都不难适应。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这些都是骨头博士的猜测。你乐意的话，当然也可以忽略他的意见，但你又能跟谁打听这些事呢？过去七年他一直在听这些故事，难道还没有资格成为这个话题上的世界最高权威吗？

只剩下威利和他的妈妈相依为命了。和她在一起谈不上开心，不过至少她不会动拳头，而且给了威利极大的爱意和足够的温情，正好抵消了她唠叨他、数落他、让他心烦意乱的时候。基本上，威利努力去做一个好儿子。在那些少有的他能够不考虑自己的时刻，他甚至会有意识地对她好一些。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是更多地出于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而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从过往的苦难中，古雷维奇夫人明白这个世界总会折磨她，因而她逆来顺受，尽她所能去避免受到伤害。威利同样知道世界会蹂躏他，但和他妈妈不同，他毫不迟疑地反击到底。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悲观而另一个乐观，而在于一个人的悲观导致了忧心忡忡、另一个人的悲观却使之粗暴地蔑视一切“不过如此”的东西；一个退缩，另一个反抗；一个循规蹈矩，另一个桀骜不驯。大部分时间他们俩都在吵架，威利发现很容易就可以激怒他的妈妈，所以轻易不肯放过任何挑衅的机会。如果她能有少说几句的智慧，威利也许就不会如此固执己见了。她的对抗性刺激了他，把他推向更加极端的位置。当他准备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他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早已选好的角色：一个愤世嫉俗者，一个离经叛道者，一个在崩溃世界的阴沟中徘徊的流亡诗人。

天知道这个男孩待在晨边高地的那两年半到底嗑了多少药。只要是违禁药物，威利要么抽，要么吸，要么直接注射到血管中。假装自己是弗朗索瓦·维庸再世，到处晃来荡去是一回事，但把足以填满一个新泽西草原填埋场的甜蜜毒液全喂给这还不定性的年轻人，他的化学体质不变化才怪。当然，威利的身体迟早会彻底垮掉，但是谁又能说他学生时代那种随心所欲醉生梦死的生活没有加速这个过程呢？他大三那年年中，室友推开房门，发现威利一丝不挂地躺在地板上——一边吟诵着曼哈顿电话簿上的名字，一边吃着一碗自己的排泄物——骨头先生未来主人的学业生涯就在此突然而永久地结束了。

接着是精神病院的那段时光，然后威利回到了他妈妈在格林伍德大街的公寓里。也许对于他来说，那不是一个理想的住处，但一个像威利这样筋疲力尽的可怜人又能去哪里呢？最初的六个月，生活没有什么改观，除了威利由吸毒变为酗酒，其他事情都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同样的紧张，同样的矛盾，同样的隔阂。在1969年12月底，一个幻觉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一切，这个幸福的奇遇彻底颠覆了他，把他的人生拉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上。

那是凌晨两点半。几个小时前他妈妈就上床睡觉去了。威利待在客厅的沙发上，喝着波旁威士忌，抽着幸运牌香烟，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看电视是他的新习惯，是他最近住院生活的副产品。他对屏幕上的图像并不太感兴趣，他只是喜欢显像管的噪声和弱光营造的那种背景，喜欢待在电视投到墙上的蓝灰色阴影里。那时候《深夜秀》刚刚开始（是一个关于巨型蝗虫吞吃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市民的故事）。大部分时间电视里都在播出一些创造奇迹的产品的廉价广告：永远不会钝的刀，永远不会坏的灯泡，治疗秃发的祖传秘方。嗯嗯嗯，威利自言自语着，总是这套愚蠢的废话。正当他要站起身关掉电视的时候，另一个广告开始了。圣诞老人从壁炉里跳出来，看上去像是长岛马萨皮夸郊区的一户人家。圣诞节就要到了，威利早就看惯了广告里那些打扮成圣诞老人的角色。但这一个比他见过的大多数都要好——一个有着玫瑰红色脸蛋的矮胖子，长着地道的白色大胡子。威利停下来看这个广告的开头，满以为会听到关于地毯清洁剂或者防盗警报器的广告词，结果，突然间，他听到圣诞老人说出了那句将会改变他命运的话。

“威廉·古雷维奇，”圣诞老人说，“对，纽约布鲁克林的威廉·古雷维奇，我在跟你说话。”

威利那天晚上只喝了半瓶，而他上一次陷入彻底的幻觉已经是八个月前的事儿了。没人会故意用这种垃圾把戏耍他。他知道真实和虚假的区别。如果圣诞老人真的从他妈妈的电视机里和他讲话了，那一定是他醉得比料想的要厉害。

“去你的吧，先生。”威利不假思索地关了电视。

糟糕的是，他没法就这么抽身。出于好奇，或者出于他想确定自己不是又精神错乱了的想法，威利觉得再把电视打开看看也没什么——就瞄一眼，最后轻轻瞥上那么一眼。又不会伤害谁，对吧？与其让这坨圣诞节的狗屎在以后的四十年里一直耿耿于怀，倒不如现在就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瞧，他又来了。那个该死的圣诞老人就站在那里，冲威利晃着手指、摇着脑袋，眼睛里充满悲伤和失望。当他张开嘴巴开始讲话的时候（准确地接着他十秒钟以前的话头继续讲），威利不知道他是该大笑还是该从窗户跳出去。那真的发生了，朋友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威利当场就明白了，一切都大不一样了。

“这样可不好，威利，”圣诞老人说，“我是来帮助你的，可如果你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我们可什么都做不了。你在听我说话吗，孩子？”

这个问题听起来需要回答，但威利犹豫了一会儿。听这个小丑讲话已经够傻了。难道真的要傻到跟他讲话吗？

“威廉！”圣诞老人叫道。他的声音听起来严肃而充满责备，带着某种不容轻忽的人格力量。如果想要摆脱这个噩梦，乖乖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是啊，老板，”他咕哝着，“我听得很清楚。”

那个胖子笑了。然后，非常缓慢地，镜头给了圣诞老人一个特写。在接下来的几秒钟，他站在那里捻着他的大胡子，仿佛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我知道你看起来是谁，”威利回答道，“但那并不表示我知道你是谁。开始我以为你是那种混蛋演员，后来我想你可能是那种被关在瓶子里的妖怪。现在我毫无头绪。”

“我看起来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当然，伙计，我是海尔·塞拉西的小舅子。”

“圣诞老人。威廉。人们口中的圣尼古拉斯。圣诞老人本人。世界上仅存的美好力量。”

“啊？圣诞？你不会碰巧说的就是圣—诞吧？”

“是，我说的就是这个圣诞。”

“我猜也是。要是稍微变一下拼写顺序是什么呢？撒旦，就是这个。你这个该死的恶魔，老爷爷，你只存在于我的脑袋里。”

看得出威利是多么努力地想挣脱这离奇的幻觉，又是多么坚决地想抵抗它的魔力。他不是那种没脑子的精神病，会被臆造的幻影或者妖魔鬼怪耍得团团转。他总是不想提及这段往事，然而正是他每次回想起最初那几秒钟时所表现出的反感和直白的敌意，让骨头先生确信这件事是真的，威利的确经历了那个真实的幻觉，绝不是在胡编乱造。听威利讲的时候，那情形让人愤慨，简直是在侮辱他的智商，光是看看那些愚蠢的陈年烂招都令他怒火中烧。让别的什么人去和那个吼吼大笑的家伙待着吧。圣诞节是个大骗局，是一个日进斗金的节日，收银机叮当响个不停，而作为这一节日的象征，作为整个消费主义的核心，圣诞老人是其中最大的冒牌货。

但这个圣诞老人却如假包换。他不是化了装的恶魔。他是真正的圣诞老人，是世间所有精灵绝无仅有的主。他前来布道，宣讲善良、慷慨和自我牺牲。这种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情节，这种威利所代表的一切矛盾对立，这种穿着红夹克和皮边靴子的荒谬表演，满口讲着废话——是的，圣诞老人带着整个麦迪逊大街的光荣——从电视机乐园的深处冒出来，一把撕破威利对怀疑论的确信，使他的灵魂恢复如初。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有什么人是骗子的话，圣诞老人说，那就是威利。接下来，他花了大半个小时，义正词严地给这个惊慌失措的小伙子上了一课，使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叫他骗子、装腔作势的家伙，说他是个毫无才华的商业写手。然后再接再厉，说他是废物、混球、笨蛋。一点点地，他就这样突破了威利的防线，让他看到了光明。这时威利已经伏倒在地，痛哭流涕地乞求宽恕，并保证会痛改前非。他认识到，圣诞节是真实的。除非他开始真正接受这种精神，否则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幸福。从现在起，他毕生的使命就是日复一日地传达圣诞的讯息，不求回报地将爱给予这个世界。

换句话说，威利决心让自己成为圣徒。

结果，威廉·古雷维奇结束了他在世上的一切，从他的肉体上，一个名叫威利·g.圣诞的全新的人诞生了。为了庆祝这个重大事件，威利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曼哈顿，在右臂上文了一个圣诞老人的图案。那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威利在忍受针尖折磨的同时却感到快活，他欢欣鼓舞地意识到，他的重大转变正在化为一个可见的符号，而这个印记将跟随他终身。

唉，可当他回到布鲁克林，得意洋洋地把这个新装饰秀给妈妈看的时候，古雷维奇太太简直疯了，她痛哭流涕、大发雷霆，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激怒她的并不只是文身这件事情（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文身为犹太教律法所禁止——更不要提犹太人身上的文身在她的生命里是一个多么大的阴影），而是这个特殊的文身所代表的东西。鉴于古雷维奇太太把威利手臂上的三色圣诞老人看作背叛和不可治愈的疯狂的象征，所以她当时的突然爆发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之前，她还试图欺骗自己也许儿子会完全恢复正常。她把他的状况归咎于毒品，一旦那些毒液的残渣被排出体外，他的血球指数恢复正常，她想，威利会关掉电视重返校园的，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但一切都完了。只看了一眼那文身，她所有徒劳的希望和虚幻的期待都像玻璃一样顷刻在脚下摔成碎片。圣诞老人来自另一方，他属于长老会和罗马天主教，属于耶稣的崇拜者和犹太人的仇视者，属于希特勒和其他不怀好意的一切。异教徒已经占据了威利的脑袋，要知道他们一旦爬进来，就绝不会善罢甘休。圣诞节只是第一步。复活节也只是几个月的事情，到时候他们就会拖出他们的那种十字架，开始谈论着谋杀，很快，纳粹突击队就会来砸开大门。她看着儿子手臂上文的圣诞老人标记，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个纳粹的“卍”字符。

威利坦率地表示困惑。他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尤其是现在，他得到了天赐之福，悔过自新，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他的母亲。但不管他怎么说、怎么解释，她都不听。她朝他尖叫，喊他纳粹。当他坚持要向她说明圣诞老人是一种佛的化身，一个带给世界慈爱和怜悯的圣洁之体时，她甚至威胁说当天下午就要把他送回医院去。这让他想起在圣卢克医院时一个病友的话——“我宁肯喝一瓶酒，也不想做额叶白质切断术”——突然间，他意识到如果任他妈妈为所欲为会是什么下场。与其在这里白费口舌，不如一走了之。他套上外衣，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所房子，天知道他要去哪儿。

这只是个开始。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威利一直这样生活。他喜欢和妈妈一起生活上几个月，之后离开几个月，然后再回来。第一次出走大概是最具戏剧性的，只不过因为那时的威利对于流浪生活还一无所知，他只离开了很短一段时间。尽管骨头先生一直不太确定威利所说的短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他主人在离开的那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都证明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不要告诉我二加二等于四，”回到布鲁克林的时候，他对他的妈妈说，“我们怎么知道二就是二呢？这可真是个问题。”

第二天，他坐下来重新开始写作了。这是他被送进医院以后第一次拿起笔，他文思泉涌。和威廉·古雷维奇比起来，威廉·g.圣诞是个更具才华与灵感的诗人，而他早年所缺乏的创意，如今也完全被不顾一切的热情弥补了。《三十三条谋生法则》是个很好的例子。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把自己投进世界的怀抱，

空气会接住你。稍作踌躇，

世界就会从背后袭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