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说：“乔乔你要多当心眼睛。你爸爸眼睛就跟瞎了一样。”

我父亲说：“你自己眼睛才瞎了好么。”

我父亲没有瞎，他只是个色盲，天生的缺陷，无关后世的教养。

我“梅娘”瞎了眼，才会嫁给父亲这样的男人。她似乎知道这件事，又似乎不知道。似乎已经开始了追悔，又似乎突然放弃了省思这种不可逆的自毁。他们的这场对话，促发了我疯狂的联想，直接导致捧在手中的书，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想，在璿彦家人看来，我这样的表现也很可笑吧。也许我也成了一个装腔作势的女人，每当我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就只是为了故意表现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而辛苦地格格不入着。

或许因为是在别人家的关系，他们两人并没有就我的眼睛继续争执下去。我佯装看书，却知道父亲在看我，我“梅娘”也在看我。他们还彼此对视一眼。最终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或许就是我父亲所需要的某种场面上的东西，他需要我的出现，不管我愿不愿意、开不开心。我既不愿意配合，也没有胆量翻脸。这是我性格中最软弱的一面。我忽然想起爷爷病榻前的那桌惮赫的麻将，那些年我常常连洗牌的声音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我们都是牌桌下的人，如今依然。但旧年里的凉意，仍不及“梅娘”娘家人牌桌上的新鲜的欢声笑语来得刺耳。这里的空气是那么温暖、陌生、沉重。让我想到袁家。

有时还不及袁家。

“你晓得他不去看老太太的原因是什么？”牌桌上一个中年女声说。

“阳痿吗？”男声说。

哈哈哈哈。

“是啊，老太太说他身体不好嘛！”

“实事求是说，我活那么大年纪倒也是第一次听到说因为阳痿不去老人家拜年……上海滩少有的。”

“现在很多啦，一年不如一年，生小孩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看璿彦也跟着痴痴地笑。

虽然我不太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展示性的和睦。除去对于父亲文火炖心般的伤害一如既往地心碎，我对璿彦本人的印象并不差。事实上那天要不是璿彦的出现，我的处境简直糟透了。他是那个严冬的暖屋中唯一的惊喜，分散了我愁闷的注意力。让我不必在长辈们小心翼翼又心怀鬼胎的发问中耽溺太深。我有太多猜测，与其说是关于他，不如说是关于自己。我们年龄相仿，遭遇相似。我从未和家族中其他单亲子女认真相处过，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他们。但璿彦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自己和那些自以为熟悉的家庭环境其实非常陌生。我对同龄人也很陌生。既不了解普通家庭的同龄人，也不了解单亲家庭的同龄人。这种感受，和我后来与恋人的相处太不一样了。爱情，因为太害怕受到破坏、伤害而产生的兢剔，必然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我与璿彦，本就是相处不好才会显得更加正常。却因为并没有真正的恶意而变得有一些意外的真实。我挺珍惜这种恶劣环境之下的相逢。

但我始终相信在璿彦心底隐藏着和我一样的进退两难，只是在那样的时地中被巧妙地遮蔽了。在一场神秘的较量中，有时他是过来人，有时我是过来人，我们之间的默契足以看破盛宴背后的谜语。在破碎家庭的人情世故里，我们都有着超越彼此年龄的生命经验。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分享彼此的获得与丧失，以免遭受更大的创伤。但我们又都替不了对方受苦。他为了母亲而迁就，我为了父亲而忍耐。他的背后还有他的父亲和继母，我的背后还有母亲和继父。我们甫一相遇，就背负着难以逃脱的历史，心照不宣地损失着惺惺相惜的些微可能。总之，我只要看见他就禁不住自己追索他的精神世界，不看见他又速速忘却了他。他在我心里是一个象征。关涉婚姻、子女或者与之相关种种坚硬的情绪团。这是种难以下咽的淤积物，也难以溶解。我们身陷自己的迷宫，偶尔迷路时打了个照面。

据说“梅娘”的前夫很早就出轨，在璿彦童年时就与“梅娘”离婚，早有了另一个儿子。我“梅娘”要独自养大儿子实属不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拒绝再嫁。他们母子俩蜗居在花园路一户老式民宅，才一室半的面积，象征着工人新村时代的遗风。然而如今璿彦也逐渐到了婚配的年纪。因而“梅娘”嫁给我父亲，多少还要涉及一些复杂的考量。那是隶属于上海式的单身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旁人不会了解她们在残酷的岁月里所做出的最不平静的抉择是出于怎样的糊涂与冷静。像时代愧对她，又像命运捉弄她。我父亲肯定不是她最好的选择。但她选择了他，出于仔细的权衡，也出于精致的妥协。她打量过我，像我打量她，用同一双眼睛，她也曾轻抚过自己真正的孩子。这是命运向她的要求，简单的，她给了。她自然希望自己的妥协能够为孩子创造稍微安适一些的未来。

我们这个诡异的四口之家，于是与“梅娘”两个弟弟、弟媳，一起去龙之梦吃了一顿西北菜。那一顿饭，有老、有中、有青，看起来真是一场理所应当的团圆饭。一旁的服务生也不会知道，这看似平静的家族聚会内潜藏着多少汹涌的浅滩暗礁。出于常情，这些人本来不会坐在一起吃饭的。也不应该坐在一起吃饭。真的要坐在一起，别别扭扭，也不是不可以。

而那两家人对我的态度，说不上冷，也决不是热。是一种十分诚恳的尴尬，渗透至处处具体。就像我的到来，他们事先毫不知情似的。更因我不吃羊肉的缘故，大家都夸我“苗条、吃得少、好可怜”，其实这样的话是带有讥诮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到底难养”之类的寻常偏见。他们只有在说起自己远在异国他乡的子女时，才能显出一种像样的、不设心防的倾诉欲。话语中有想念、有心酸，也有传统中国父母那种望子成龙的守望。这种表情，这些年来我见过不少，但遗憾的是，我从未在我父母眼中见到过。他们对我十分放心，正是这种放心令我委屈。

“梅娘”弟弟似乎是公务员，受过中正的教育。他的太太也显示出了一种公务员家庭的自矜。许多上海女人脸上都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慢神情，就好像什么地方都看不惯、唯有上海最好，她就是这样。我熟悉那张脸，因为就和我后来遭遇的那个面孔相类似。于是这一场对峙，宛若暗示与训练，只可惜当时的我太过年轻，并没有意识到命运给予我的种种点拨。

因我临大学毕业时实在面试过太多单位，所以“梅娘”弟弟问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显得像是面试。那时，我已经找到一份文学编辑的工作，但仍舍不得放弃在另一间报社当夜间校对的兼职。

“有男朋友吗？”他突然问。

我心头一凛。

“没有。”我回答。像革命英雄一样凛然。

我父亲看看我，“梅娘”也看看我。他们都保持了适度的沉默，与我的私生活保持距离。在所有与我幸福有关的领域里，他们两人都置身事外。这种默契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尊重，毋宁说是一种放弃。我有时希望父亲忽然开窍为我说上一句话，或是别的什么，而不是像个外人一样好奇地看着我、打量我，又假意懂得了什么似的保持沉默。我有时只希望能单独和父亲吃上一餐饭。或者我可以跟他谈谈什么，关于爱，或者爱情。然而总没有这样的机会，兴许也永远不会有。

在那一阵漫长的问话中，我答得有一点气喘吁吁。这种辛苦的应对令我很不好受，却不是因为问题本身的关系。其间服务员陆陆续续上了好多热菜。

烤羊棒、烤羊排、大拌菜、炝拌羊肚、炒羊颈肉、吊锅羊蹄、功夫鱼……

他说：“我女儿和你一样大，从来没挣过一分钱。你还是挺不容易的。”

他太太说：“你一分钱不给她试试看，她明天大概就饿死了。我们这个女儿啊全都被你宠坏了，以后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他说：“我女儿今年在韩国转机，好不容易到了美国却发现无法入境，签证出了问题。她在机场用wifi上微信给我发了一个哭脸，我还好没睡，她妈妈看到真是急坏了。她还感着冒呢。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大使馆，确认她的位置。这才放心。找了一个亲戚去看她，发现她居然面瘫了。小姑娘天天都在哭，我心疼啊，真是舍不得。马上叫她买机票回来，签证到上海再弄嘛……人要紧。当父母也不容易。小姑娘，你以后感冒，千万不要上飞机，要记得哦！”

我点点头。其实我应该没机会上飞机去美国，还路过韩国，还感冒，还面瘫。

“我也没有什么不容易。我爸也很早就从家里出来赚钱了。”我说道。

我父亲想了一会，忽然说：“你还是不要再说了。你说那么多，是在丢我的脸吧。你就是想要我丢脸吧。”

“你的帽子才丢人吧。怎么还会有一个毛球。”我反驳。

“梅娘”赶紧对我说：“快吃吧。也有不是羊的菜……”

璿彦则是在一旁目瞪口呆地舀了一勺酸奶。

“我妈织的，你觉得很难看吗？”他忽然问。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认真地说话。

“我也有一顶。”他又补充说。

“梅娘”说：“啊呀是不好看的，我也不大会弄，主要是为了暖和，呵呵。”

这下我父亲听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我说他的帽子不好看，触怒了他的神经。他忽然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伊不懂的，伊是十三点。”

我是十三点。

我忽然想到童年时曾经听父亲说过一个关于船上工作的笑话，他洗完锅碗到饭厅看到船长正在黑板上写：“今天下午十三点开船。”父亲说：“你就不能写十二点五十九分吗？”

在那样的时候脑袋里滚过一个古老的烂笑话，顿时也就不觉得父亲是在骂我了。不觉得有什么额外的委屈。在记忆中的父亲，极少对我描述他的职业。我不知道他几点起床、几点开工，不知道海上的天气与航海路线。许多时候，我甚至连他要去哪个国家都不知道。在我还有父亲母亲一起吃饭的遥远的年纪，父亲出海前我都会问他要去几个月。每去一个月，他就抱我转上一圈。七八圈下来，年幼的我总是头晕目眩，哇哇大哭。他就乐呵呵地傻笑，说爸爸还没有转完呢。再后来，因为他去的时间太长太长，我始终都在没有他的地方转圈。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我身边。我多少也知道，永远都没有那么一天了吧。他永远都不会再拥抱我，像我还是一个孩子一样。

其实那天对于我和父亲来说都十分难忘。我并没有觉得我真的给父亲丢了脸。我父亲也没觉得我真给他丢脸，他只是觉得我说我“梅娘”织的帽子不好看，伤害了她，令他没有面子。这是难免，我理解他。

父亲说：“她妈不好，让她读太多乱七八糟的书。把脑子读坏了。”

他又提到我妈。他在脆弱口拙时总是如此。

其实我也觉得挺难过的，里外不是人。既没让父亲开心，还当着“梅娘”家人的面伤害了“梅娘”，这样的收场，愧对我这些年来所受的苦，及在苦中淬炼的忍耐。就好像，这一路以来，我都是任性而过。就好像我没有尝试过包容、喜爱，没有对命运的恩赐感到领情。

而“梅娘”以这种文明傲慢的家庭环境嫁给我爸，也真是挺倒霉。她应该也不希望向亲人展现我和父亲心底的暗礁。她那位弟媳，显然就几次三番向她射去同情的目光，仿佛在说：“哎呀真惨，摊上这家人，还不如不嫁人呢。”

然而除了忍耐，她也别无选择。或者说，她已经选择了。再婚这种事，大多数人都选不好。选错了，其实也没什么。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不够好，不够懂得爱，更不知道该在我们之间如何做到两全。他连一全都顾及不了，从来都是如此。他以为结婚就能弥合一切，以为生了我就能掩盖日常矛盾的点点滴滴。他错了，也认错了。于是我的存在，就是那个错误所留下的痕迹。我毫无作用，却又很难磨灭。璿彦也是那个错误本身。

我不知道璿彦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沉重的事，所有铺展在台面上的尖锐与痛苦，唯一令人动容的就是我“梅娘”飞蛾扑火般的抉择。我比璿彦幸运的是，我至少没有一个那么粗拙的继父会让我难堪。父亲没得选，继父是母亲后来所选。各种苦衷，难为外人道。

那之后，父亲果真再没有要我去“梅娘”家吃过饭。可见那天的不愉快，给他造成的影响并不比我少。倒是璿彦常常来我父亲家吃饭。有时和袁晓华一家、有时和我二姑一家……看起来很轻易，没有历经什么挣扎。他处理这种烂关系的能力要高过我许多，而且他至少不会给我“梅娘”丢脸，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教养。我敬佩他。时日久了，璿彦和我家眷的关系，反倒比我还要熟络。我父亲说他，“乖是蛮乖，一点没脾气。倒也不像男人。”又说：“他们母子，一个恋母一个恋子。”我埋怨他讲话没分寸，我父亲则轻轻反驳：“做啥啦，他又不是我亲儿子。”

我“梅娘”倒是想得开，从不为我父亲口不择言而翻脸。我父亲提到我母亲她不在乎，我父亲讥讽她儿子她也没表情。我不知道她到底在乎什么。又到底为什么要和我父亲结婚。父亲总是信誓旦旦对我保证，“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傻，再怎样我也不会再主动提离婚了。这样的错我不会犯第二次。”然而这样的话，总不能令人真正放心。它只向我昭示障忧。我不作为，就像是姑息。

说闲话时，“梅娘”会聊起在生璿彦那会儿，她年纪还很轻，什么也不懂。她和璿彦爸爸都是知青，璿彦出生前，大队里有乡民帮她算过命，说她命里是生女儿的。然而生下来却是个儿子。怎么说来，儿子都要好过女儿，这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他们夫妻大喜过望，倒也没有和算命的计较。“梅娘”说，她现在想想，算命的也没说错。璿彦一出生就像女孩子，现在个子高了，略微好一点。但个性还是柔弱，一点没有男人的样子，但孝顺、贴心，蛮好的。她说到这里就笑了。

“我女儿倒是像个儿子，整天脾气大得不得了，心里就知道钱钱钱。”我父亲补充说。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当着别人的面给我评价。虽然这真是一个挺糟糕的评价，但我竟然也不至于不喜欢。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以给我评价，更何况是我的父亲。我甚至快要把他这种稀少的评论理解为奉承，亲密的人之间才会产生如此消极的责备。在这样微末的快乐中，我仿佛又找到了慰藉。父亲对我还是有判断的，他只是不认同我，而不是彻底地要与我陌生。我自视没有对父亲发过几次火，他却说我脾气大。我还以为自己一直都在忍耐和苦劳，为了最基础的生存而奋斗，父亲却将问题归结为我喜欢钱。我不知道他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的确一看到他就想到钱。想到那些既没有钱，也没有他的日子。好难熬。

父亲曾是我幽微的惘然，有时让我毁誉、疯狂，有时又让我更隐忍坚强。如是消极而绵长的刺激，是毒药还是疫苗，连我自己都分辨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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