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璿彦，是在父亲婚礼上。那时我已经念大学。是一个法理上不再需要被照料的人。和母亲、继父的结合方式不同，父亲和我“梅娘”结婚，还大喇喇地邀请我参加，全当我是外国人一样会给他拥抱与祝福。
而我的确像外国人一样，给了父亲拥抱与祝福。然而自己所爱的人要与别人结婚，总不是一件真正令人开心的事。
父亲那天却很开心，满脸涨红，像是我的到来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喜。在大喜的日子里，他也终于不用给到场的眷属做饭，不用满手湿漉漉粘着面粉或油腻，为他人做嫁衣，从奴隶到将军，像一场白日梦。
我对父亲的爱，也从那一天起，不得不隐藏得更加幽微。
有天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一位八十岁的老先生开车带着七十岁的女朋友游山，结果落石自山而下。行车记录器顿时一片漆黑。副驾驶座的女士轰然离世。老先生被吓坏了，完全无法接受访问。倒是他的儿子出来说：“好可惜。”记者问：“那位女士和你父亲在一起很久了吧。”他说：“的确很久了，我以为他们会相伴到老。”他说这话的时候毫无悲伤，却也没有喜悦，仿佛发自内心地慨叹着人生充满意外。他也毫不尴尬，好像期待已久的被理解，终于有人希望他对父辈的这段关系说些什么。也许他也曾花费很大力气去接受一个新的家庭，好不容易接受了以后，那个新的成员却长着翅膀消失了。我兀自体会了一番，又为自己的坏念头内疚。不管怎么说，对中国人来说结婚总是一件大喜事。
充满了红色元素的盛宴，总是昭示着热火朝天的氛围，不一定是真的接近幸福，但热闹是必须的。我继母被打扮成一个娇俏的新娘子，私下里我从没见过她化妆，那是第一次。对于继母，或者继父，我总是很难以“好看”或者“英俊”这样普通的词汇来加以形容。就好像这些形容词，一旦加上“继”的枷锁，便有了去审美化的规定。很难说她在我心中美不美，总之那日，“梅娘”隆重地出现了。我很难从她的脸上看出她内心是否有过这样的期待，对于婚姻或是爱情。也许她就像这个城市里许许多多对生活没有细致要求的人一样，被推着走，不得不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他们两个人，没有自己青涩的成长恋爱经历可供司仪搬弄，有的只是扬声器里曾经沧海的互相怜惜。贵宾们个个带着起哄的色彩，调皮地祝他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有良心的人呢，就祝他们这千万是最后一次。我父亲痴痴地笑，我继母也笑。他们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结婚的人一样拘谨，拘谨又显得欢喜，推推搡搡间有令人羡慕的团结。就仿佛，在那一刻，他们过去的人生里每一笔失败都在装聋作哑间被悄然涂改了。
晚餐到了高潮以后，许多男人酒过三巡，什么都放松下来，场面混浊不堪。人人都侧着身子，抽着烟，开始鼓吹自己的少年往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还带有少年人清纯的身体和神态，有的只是疲惫的油滑、挫败里的自负。他们不忘记时不时就嘲嘲那一对可怜的新人，又幸灾乐祸地看看我，说：“欸？什么时候轮到你呀？我们原班人马也会来哦！”“这点面子一定要给叔叔哦，不然我不同意哦。”
但我并不想见到他们。永远都不想。结婚的日子要见到这些人的话真是可怕。
婚宴的菜色自不必说，从来都是勉力又徒劳的无功无过，和父亲的手艺怎么能相比。中年人的喜宴不比年轻人讲究，总之一切都是饭店做好的，一切都是经济实惠的。席间有人突然问：“为什么结婚要吃龙虾？”有人答：“就是叫侬以后要又聋又瞎！”众人于是哈哈大笑，这集体的笑声中充满懂得与理解，那是隶属过来人的幽默。我父亲在笑，“梅娘”也笑，那一对新人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是真正通情而可爱的。他们没有身世、没有挫败，没有不快乐的子女。
听说，“梅娘”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了，嫁衣是她自己去定做的。她唯一来参加婚礼的亲人，就是她的儿子。而我父亲这边，倒是来了很多朋友。我只要想一遍这样的过程，就觉得凄酸。我父亲忙于在海上工作，婚礼流程也全是继母亲自来跑。她既要省钱又要邀请双方宾客，大事小事包揽身上，够辛苦。我也没有帮上忙，甚至没有送一份体面的礼金。我想，新郎官是甩手掌柜，难免让人觉得这婚是女方非结不可。这不禁又令我想到自己。到底是冒着风险为未来筹谋，不管多大年纪都会颇令人感慨。晚一些时候，当“梅娘”勾着我的手臂和我拍照时，我虽然不知道这照片的意义何在，却也努力说服自己一定要祝福她。我勉力地笑笑，她也笑，我父亲也笑。后来，我再没有见过那张我第一次和他们夫妇的合照。不知我们三人当时真实的表情与情态。
那一日，我吃尽了一桌的凉菜，咸鸡、咸鸭、咸毛豆、咸鳗鲞、咸墨鱼大烤。没有一样比得过父亲亲手打造。也没有人再会为我多藏一块鸡一片鸭一条腿。父亲始终没有看出来，我离开喜宴时多少有些感伤。他终于像他描述自己少年时学习做菜那会儿一样满场飞旋，发烟、敬酒，与各种中老年宾客寒暄致谢。那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都看不起他，当他作笑话。但父亲却满脸通红地迎接着所谓甜美的第二春，且把他们的热嘲当作补药。我看着父亲，有点心疼，又有点陌生。有点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又有点觉得我才是最应该祝福他的亲人。然而，我总不能将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总不能成为一个更宽容的人，这令我十分自责。我该在父亲母亲的新生活中泅水，抑或是在他们的苦楚边溜号，我把握不了。我似乎该维系某种神秘的稳定，将悲喜置之度外，却总遗憾地失衡。
其实，在爷爷的丧礼之后，我就已经当他们是一家人了，我的“继父”“继母”，在我的生活中再难以抹去。这种“命定”的接受仿佛势如破竹，不可商量。我也没有真正做过选择，只有接受的份。然而接受这样的事却不只是说说的，我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为他们的人生选择在众人眼前郑重烙印。父亲终于潇潇洒洒挥别我的母亲，我母亲则显得举重若轻。唯有我一个人还在伤逝那个逝去的旧梦，那个梦里的他们两人也曾貌合神离地坐在我身旁，为我过生日，为我举办盛宴。他们曾给予我殊途同归的祝福，无论多少恩怨淤积于胸膛，他们都曾一致地希望我能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我想念那个逝去。
那场婚礼，璿彦当然也来了。但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合照。我听到他拍手，又听到他落座。听到他举杯，又听到他离席。他的兀自沉静，也烛照了我相似的孤独。偶尔，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但我们只有看一看对方，没有更深层次的互相懂得。那种尴尬和无言无疑十分“中国”，我们要怎么携手祝福再婚的父母。
璿彦是我“梅娘”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听说从一所军医大学毕业以后，在一间外企公司做事。十年来，我当然知道他，他也知道我，但距离我真正认识他，还是相隔了好几年。后来几次我和“梅娘”吃饭，父亲都在旁说起“我儿子混得还不错，比你强”，带着匪夷所思的炫耀之情。即便是我，都不得不在脑海中历经一道翻译，才晓得他说的那个人是谁。我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特殊年代的政策造成了这一世代的家庭格局。我们互相烛照，因为很快历史便会不再关照我们，不再体恤我们童年与少年时的孤独。很快，就连我们的后代都会像外国人一样，需要很费力，才能将将理解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所背负的沉重的生命伦理。
爷爷奶奶过世以后，父亲再婚，袁家就不再有昔年那么齐整的阵容。天涯海角，也不过是一餐红白事才能团聚的哀戚。每当热腾腾的炊烟散尽，袁家的男人们互相轻视，女人们各怀鬼胎。若不是老人留下的老宅，还揪着许多人的心，恐怕就连眼下的历历往事，都快成为幻觉了。我甚至很难想象祁连山路那间屋子里长长短短的孩子们后来的年岁，以及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里，对旧时光里的许多面目都深深隔膜着，又追缅着。各自一个星球，看似孤寂，却也将人的孤寂还原成最澄澈的状态。或许这也是一种想念，一种相处。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一种兔死狐悲的侥幸。如这个城市每一年初冬莅临，带着惊艳整个秋季的冰冷气焰，是一场盛大的试炼。
上海太大了。大到严寒酷暑间，我无数次地在路上行走、打探，却从未在盛宴以外邂逅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上海也太小了，小到我的心中早已深深将他们每一个人的魂灵铭刻于过往岁月的齿轨，风刀霜剑也难以更改的印记。细民生活中，大家族簇拥一起，无非是相互比较，又憋气，很难有教会般的集体温存，也没有佛堂里的个人安宁。一年一年，人生常态。作恶的，多少会有倒霉的日子。本分的，难得狡猾一回，也会令人措手不及。而我们这些家族的边缘人物，毫不起眼，却有不起眼的福祉，不起眼的冷静。人丁兴旺，会有人丁兴旺自带的粉饰与搪塞。就算打个架，也有相帮拉架的队伍。一言不合，换一桌吃饭、说说麻将以一挡三的当年勇，就敷衍着过去了。突然间热络起来，总需要一个荫头，或者互相游说投资，掺杂着难得的体己话。他们总是那么拆不散，又合不来，像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看不懂的事、看不懂的人。
关于这些，璿彦有时会加入我们，有时也不来。我有时百般无奈而来，有时也不来。我总是想起早年的母亲，她宁愿在家听听戏，看看西洋电影都不愿意去大自鸣钟与这些人相处的日子，稍微有些遥远的灵犀。我也不再是那个愿意在咸菜生姜摊头上和路人打招呼的“招财猫”了，我长成了自己，长成了一个有偏见、有脾气的人。且终于，我好像也有了自己的“不愿意”，有了自己的文明戏，与《茜茜公主》。我有了懒得掩饰的煎熬的表情，也建立起了人到年关总要为虚度、搪塞腾出空间来的一点点惯习。
※ ※ ※
大四那一年我去看父亲时，又是一个年关。我还是保留着早年的习惯，刻意坐公交车替代地铁，想要让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等我到父亲家楼下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下楼。他正戴着一顶绒线帽，帽顶还有一个毛绒球，站在远处，滑稽地向我招手。我心下意识到不妙，腿冷得迈不开步，心也冷得难以呼吸。
我问他：“你怎么下来了？”
他说：“我们出去吃。”
我知道他又在骗我。
“有人死了吗？”我问。
他不声响。
“是有人结婚？”我又问。
父亲对我的话不予置评，这无疑又增添了我内心的焦灼与惶惑。他却矫健地反手打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自己坐上副驾驶座。十分明显地，他又迫使我面对他的背影，看不到他的任何表情。这种不由分说，点燃了少年时代折磨我甚深的屈辱之感。就仿佛他毫不在意我的感受，一如既往毫不在意我的拒斥。
我想，父亲应当料想到我是绝不愿意参加这种场合的，所以对我的疑问置之不理。这令我很害怕，怕的倒不是之后会发生些什么，而是我好不容易找回的对他的信任，从热腾腾的食物中、从温暖的手艺里积攒的温馨，又要一点一点凋零。
我们一路无话。
这种感觉，就像青春期中每一年见他一次，与他告别后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里静荡荡的局面。过度的紧张与烦躁令我忽然感觉到身体的异样，我摸了一下嘴角，发现鼓鼓的凝着两个水疱，正在静谧中肆虐滋长着病毒的力量。想是怪不得我会如此厌倦、如此抑郁。我似乎又在身体最为脆弱的时候被疱疹病毒攻陷，我父亲则在一旁为我雪上加霜。他的沉默显得那么无情，在对待我的情绪方面，他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暴君。
总是有万千言语积压在心，却因为寒冷与疲累，我忽然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了。即便感觉万分委屈，我终于勉力使自己平心静气开始等待上天的安排。随着车程越来越驶向未明，我的厌倦也一点点累积成沉沉的哀伤。
父亲带我去的，是“梅娘”弟弟家。“梅娘”在上海除了我父亲，有两个胞弟有来往。她弟弟的孩子们都送去了国外。我早就听说过这些事，但全没放在心上。我觉得我这一生都不会和这些人发生关系。但我父亲显然有了另外的打算。我们总是想不到一起去。这真令人遗憾。
我们进屋时，一阵暖气扑面。我打量了四周，除了我父亲和我“梅娘”，那一屋的老老少少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猜到那个年轻人恐怕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们好像见过，又等于没有见过。他正和另外三个人围坐在餐桌上打牌。他见到我和父亲，只是点了点头，又继续呼啦哈啦地聊着牌事。我脱了鞋，垂头丧气地走进屋，迎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团圆。
新年快乐。
牌桌上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我在心里回答：谢谢，你也是。
那时背着父亲，我也去继父家族吃过饭，但我没有见过他的孩子。
母亲和继父很配合地错开了我和那个陌生人可能会撞见的机会，也阻绝我的好奇心。我听说那小孩恨他，像袁晓洁恨我爷叔、三伯家的恨我三伯、二姑恨我奶奶一样寻常。但在外人看来，别人的家族里存在一点儿恨意太不起眼了，没有人的所作所为能让所有人满意。即使继父对我而言是个很好的人，他的原生家庭一定不那么认为。他在我和母亲最困难的日子里，每个月悄然给我们的钱，在他家人眼里显然过于刺眼。继父保护我，不让我接触到那些我不想接触的人，其实是不想让我和他一样承担汹涌的恶意。这或许是他向我展示向阳面的一种方式，也能够安慰到我的母亲。我母亲显然也要比我父亲会做人，自然多了温情慰藉的空间给我喘息的机会。我相信她会成为一个挺好的继母，与我“梅娘”的做作与亲善不相上下。但那个可怜的孩子显然没有机会和我的母亲真正相处，我也没有。他们的缘分那么浅，比我和“梅娘”的还要浅。他又怎么会知道，在漫长的严酷的岁月里，有时我们和继父继母照面，未必是最差的一种相遇。
于是那一天，我和父亲、“梅娘”像一家人一样，乖乖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个场景又让我想到爷爷死时，我和“梅娘”坐立难安的那个下午，指顾倏忽。而此时“梅娘”挤着我，已全然没有了当年丧礼时的哀脸。她甚至看起来像真的很兴奋，要期待我的到来。我没见过她那么热情，也不懂得她的意图。
她笑盈盈地对我说：“你冷吧？”看起来差点要帮我搓手。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宛若服务生一样问我：“要喝奶茶还是咖啡？”
父亲说：“她欢喜咖啡的。”
于是我得到了一杯滚烫的、宛若咳嗽药水一样的速溶咖啡。
牌桌上的事我从来不太懂，虽然父亲很喜欢打牌，却也破天荒没有融入那一桌长城。这是我们第一次同病相怜着，哀哀地平坐一起，略微有些尴尬。
璿彦比我大几岁。比我想象的要白净。显然“梅娘”很年轻时就有了他，熬过四十就将他拉拔成人。虽然辛苦，却不失为一种大福气，我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当我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命运的时间节点，甚至还有一点羡慕千辛万苦熬出头的单身母亲们。她们至少苦尽甘来，是有目标的受苦，好过轮转重复中的徒劳受罪。“宁跟讨饭的娘。”我想起母亲对我说。
男生继承母亲脸型的硬朗轮廓，不知为什么总是胜过母亲的相貌，还显得越发柔和。我几次看他，又看看我“梅娘”，都觉得有一种奇异的繁衍灵韵。换句话说，他的面相，因为脱去了“继母”这一层天赋的恶意，骤然显得和善多了。我猜想他们也是这样审视我和父亲的亲缘，“梅娘”曾经仿佛夸奖我一样说过：“袁家只有你脸上没有很大颗的肉痣。”
璿彦玩胜一局牌后，起身跟我说：“我们好像见过的对吗，我也听我妈妈说过你，新年快乐呀。”
他看起来很开心，又像例行公事。但他很快又回到牌桌上，与他的舅舅们谈笑风生。我有些羡慕他。因为即使同为单亲子女，我却真的没有任何亲戚可以谈笑风生。
屋子里的人，很快就自然分成两部分。父亲、“梅娘”、我三人就静静坐在沙发上，很快就过了一个小时。对父亲来说，我的出现或许能给“梅娘”家人一个展示交代，譬如我真的是他的女儿，且和他仍有和平的交往。我也不是流氓阿飞，没有染发文身吸毒是个拉三。这种检阅的方式，不知为什么，总是在我身上一再发生，让我觉得在面对这些陌生人时，我是裸体的，还残缺着。我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似的看了一个非常无聊的电视小品。电视里的那几个滑稽演员如今都已经过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父亲不知出于怎样的闲心，甚至能为那些掉牙的老梗笑出声来。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在乎我们这种虚假别扭的团圆外观，没有人在意我们假扮的和睦。他们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牌局的欢乐中，全当我们是茶几杯盏似的摆设。
我父亲也是到了“梅娘”家族里，才终于不用为别人做饭。他可以如此安安静静地盘手坐着，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形象。但我们太少这样坐在一起了，太少这样看起来是一家人，于是这种团聚的尴尬，就连围坐这样简单的事都做起来十分生涩。我替他高兴，一点点高兴而已，我继母好像给了他一个久违的家，给了他新的伦理关系。我不知道父亲对参与这种盛宴有无排斥，总之他十分巍然地陷入了别人家昂贵的沙发里，就像陷入海洋以外的陆地命运一样扑朔迷离。年过半百后，竟然还带上一点令我感到陌生的表情，和我童年时在脑海中为他存档的神色不尽相同。这些年来，父亲也在点点滴滴地变迁着。他一点一点变成了这个陆地世界的外人。或者说我的外人。他曾经也是我最亲的人，熟悉我的眉眉角角，熟悉我的小脾气与喜好。我观察他，像熟悉一只家养的宠物一样，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刮胡子，什么时候要抽烟。但如今，这一切都隔膜了。
“梅娘”忽然问我，你有没有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说没有。
她说你连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没看过啊。
说得我猛然抬不起头来。
我紧张地用诺基亚手机缓慢地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我们每个初中生，都背诵过那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背诵的时候，我正在不尽愉快的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中辛苦地煎熬。我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解放，我连自己的解放都实现不了。那样的年纪、那样的校园、那样励志又澎湃的话语，却能淡化人之为人最初的惆怅。但我还是对没有在“梅娘”和他家人面前回答出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感到羞赧。像在一个重要的场合里没有表现好自己，像排球比赛没有接到球。“梅娘”抱歉地笑笑，像是表示“很遗憾，可是，没关系”。我讨厌她这种姿态。
那之后我就很怕和“梅娘”聊文学。她时不时地问我，我就尽量躲开。我当然知道她不是为了让我出丑，而只是想跟我聊聊天。我当然也知道我们在处理彼此的关系上都有些笨拙。多年以来，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比点头之交更为熟悉的陌生关系。外人不会懂得，哪怕是这种漏洞百出的和谐，其实也需要两个人沉静的、漫长的努力。我“梅娘”擅长一种非常不令人讨厌的做作，而我父亲则是熟稔于一种令人厌倦的痴骀，很难说他们中的哪一个更令我喜欢。直到我实在忍受不住，终于从包里拿出一本小书来读。或许正是这个动作，打破了我们三人之间的某种来之不易的平衡，我听见，当我活动的那一刻，我们三人就连身体关节都纷纷发出了咯咯松动的声响。集体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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