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以后，除了婚丧嫁娶，我还分别随广义上的“家人”吃了很多饭。或喜或悲，年复一年。有些饭看似很有意义，有些也仅仅是为了打发年节，没有谁真的想见到谁。我们中国人吃饭过节，和外国人总太不一样。好像这件事很大很大，但要确切说大在哪里，又说不清楚。中国人要理解一个人，从不是从他内心出发，而要看他做的什么工作，有没有结过婚，过的什么日子，有没有孩子。年节里，开心不开心的问题从来都是次要的，场面上大家只看这个人有没有来，为什么不来，或为什么一直不来，突然又来了。于是在这样的集体观看之下，互相打发这样的事，一直要比过好自己的每一天重要得多。就好像我们从没有过真正的“私生活”，即使我们中的许多家庭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财产，可要由私产要建立起真正差异生活来，恐怕还需要不短的时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言及互相尊重，他人的伤痛处不要去碰，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事，仿佛从来没有什么可以商量，只能调动大量的耐心与恒心，甚至还需要一点运气，才能将一切的困顿搪塞过去，而非真真切切地克服。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这一生都看不到什么改观了，再也许私人的改观也不会意味着集体性的变革。这是中国人人之为人的大亲密，也是人之为人的大为难。

故而“去吃饭”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里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深层的意义，超过了饭菜本身。生死与年节，成为了我人生中重要的断代，揭开又阻隔了一重又一重伤痛，像好了又坏、坏了又好的血痂。以至于回望起来，我甚至只记得那些或寡淡或哀愁的饭局，而忘记了平凡日子里的伤逝，曾是如何一分一秒地流淌过我的生命，形成不可逆转的家族生活范式。我已不再去他们的集体中费力找寻自己的位置，也难以期望他们主动取消我的位置。我在与不在，贫穷或是富有，计较或是遗忘，陈词滥调都会滚滚而来。家族生活里永远没有沉思。

在此之间，父亲亲手做过的那一些菜肴，无论是为了谁而做，是否动了真心，只因为带着劳动与汗水，就多少有人情的意味，是一种奉献。那对别人是无知觉，对我则像是一种迟到的照料和关爱，有我私自附会的赎罪的意涵。我每年都会象征性地喊一声：“爸爸你好厉害，这样一桌菜，我要做一个礼拜。”象征性而已。父亲从不回答，但我知道他听见了，他笑眯眯的，我很少看到他这样轻松，他的轻松，与我的象征都站立于那个破碎之梦之外。父亲在那些集体主义的菜式里，会私心混入我最喜欢的那一些品相。譬如在给我的甲鱼汤里，特地多留一条腿，盖着火腿。这些珍贵的细节，总被我放大检视，小心翼翼地存留在心底深处，是极浪漫的。其余的那些团圆盛宴，开心是大不易，平静已是千载难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不会理解父亲与兄弟姐妹的情义。我父亲没有继父继母，他也不会懂得我的隐忍与心酸。我的继父从没当过继父，我的继母从没当过继母，他们在少年时代，理应也从未对此做过万全的准备，发誓要成为一个得体的继父继母，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好似从一开始，就是新鲜的、专横的、难以重叠的。我们只能互相观看，连理解都是奢求。

家变以后，我再也没有和父亲单独吃过饭，这真是遗憾。我甚至已经有些忘记，我最后一次和他单独吃饭是什么样子。我也不记得，我与父亲、母亲三个人最后一次吃饭是在哪一天，是为了什么，又吃了些什么。这样的情况无疑要一直持续，直到他死。除非我“梅娘”先死……对此我略有些期待，即使明知道是大不敬，心里想想而已，又有什么关系。那些年以后，事事过问死与不死、凡事都以此作为检验，越来越成为我心灵的恐怖。其实，上海话里说到“要死啊”，也不尽是“要去死”的意味。相反，上海话里的“要死”，则更像是一种深沉的事与愿违、壮志未酬，带着青山在、人未老，但是不幸福的深邃意蕴。上海话说“死人”，有时是轻微的咒骂，有时是调情。说“死腔”，是詈语，却也不怎么鄙夷。我控制不了这种语词的想象，是因为语言的抵达会像一剂镇痛的吗啡，令人上瘾。它是一种假设，也是一种矛盾的悬置。故而每次见到他们，我脑海中总是跑着好几个声部，或嬉笑，或冷嘲，我有时极其不想见到他们，有时又觉得，眼前这些人也未必真的想见到我。我们互为枷锁，是孤绝的关照，谁都活得挺不自在。

也许最深的根源，是来自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伦理上恩赐的爱是不可消逝的。甚至不可以飞驰，更不能遗失。而非伦理的那一些，又是不可靠的，难以通融、浸透，是天赋的隔绝。我超越不了这样的局限，是因为我根本不想超越。我对父亲的埋怨并不指向弃绝。这里没有更为复杂的意味，也不存在巍峨的困境。我假借优柔寡断与重情重义的外观，来掩饰自己软弱的病态、表达的障碍，是因为沉溺病态无疑也生产稀少的快乐。当吃苦也能成为专权，苦就不尽为苦本身，它自然不会变成甜，却会令人麻醉。它生产的快乐不会比跑步过后分泌的多巴胺更多，但它无疑是安慰的、温存的，令人上瘾的。可想要维持这种温馨，就只能继续跑，继续消耗、疲累，继续假借健康的名义，去供养内心深处对快乐的贪欲。

我拒绝父亲的关心，父亲也十分默契地冷淡我。我突然需要他的关心了，他人也找不见，这令我难过。我会突然意识到什么，冲去商场给他买羽绒服，又怕被嫌弃，给“梅娘”也买了一件。父亲收到我的礼物后，仅仅回复我——“谢谢”。我心里当然希望他谢我，更希望他也会突然想起了我。可他真的这样说，我又觉得不够，觉得生分，觉得隔膜，这就有了新的苦痛。我这样难相处的人，自有难相处的原委。我没有回复“不用谢”，实际上面，我没有回复他任何字。

我每天独自在回忆的路途上走来走去，都有无穷无尽的掉队感。它美若秋叶，行走产生绚丽的、金色的迷惘，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这样熟悉的感觉很久以前也是有过的，所有的丧失一夜之间又团聚成圆满。我与父亲母亲手牵手的画面，不只出现于童年的蜡笔画中、也出现在美梦和噩梦中。总之它有典有故，带着明确的胆怯与仓皇。我当然知道这些旧梦已经彻底死亡，幻肢之痛，也不能不往舒坦里去想。人间情感，但凡想着要求全就是自毁。然而爱本身就指向求全，它力图占有，也力图永恒，故而自毁毫无意外，因为我们无法把握的事情太多。时光荏苒，迟缓的九〇末端的气味、千禧之惧，如今想来居然都从容而过。席卷着我年轻的父母、年幼的我、他们不幸的婚姻一同碾为枯叶。平静成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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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母亲方才携手她爱的那个人，跨过了他们心灵上的那道坎，他们十分节制、平静、理性地度过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婚外恋，两人才纷纷然从各自的婚姻中走出来，也把我送上大学。他们从此便觉得，自己不再愧对任何人。而后，就和电视里演的那样，他们决心要过一下自己的人生。书上叫作觍颜惜命，也叫相濡以沫。我当然支持他们，其实他们不用那么考虑我的感受，我不介意。我上不上大学，和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我来说，他们的事已然发生了好久好久。久到难以去置喙是非对错，久到他们都早就像是我的亲人，我难以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之间，有亲人间的亲昵，也有亲人间的龃龉。是自在的。

他们没有办婚礼，也没有办酒席。不知是不是为了顾及我。也不知是不是难以面对双方的朋友。毕竟，他们曾是干姐弟，其实后来也是。年龄的沟壑无法逾越。他们曾是朋友，然而很久以来已不尽是，男女友情太脆弱，一不留神就想要携手一生。这些事我都知道，他们的事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他俩领证那日，我正在学校里念书，黄昏时刚好下起雪来，冷得刺骨。我在寝室里冻得快要哭了，想下楼吃个饭，鞋却坏了，开着小口，似无法抵御初雪的凛冽，故意与我作对。我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出门去了。深冬时节，校园里的蜡梅开了，黄色的花朵儿美得火焰清凉。却不经细看，凝视里的花骨朵就有些孱弱、衰败，远不如白梅坚忍高洁，富有气象。但春天尚没有来，白梅尚没有开。我还要等上一小会儿，才能等到真正的理解与尊严。那时，昏黄的路灯将飞雪照得摄人心魄，纷纷扬扬地宛若晶莹的骨灰，是死亡的纯净，又是彻骨的平安。我美丽的母亲，是老去的雪中新娘，带着羞涩而喜悦的温度，带着冉冉的暖意。我祝福他们。我理应以最平静的方式回馈他们长期以来对我静美的包容，他们养育我，从而无可评论。像是我从小就知道会变成这样的，像是我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去祝福这场漫长的婚姻质变。我母亲还赶回家给我做饭，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吃了一餐饭，母亲亲自忙前忙后，显然不像是新婚的样子。我说：“妈妈，应该我来做饭的。”她说：“那我们怎么好意思，还是我来吧，你吃我们就很开心了。”就仿佛我成了客人。突然间的。

母亲做饭的手艺与父亲完全不同。她的厨艺是与父亲离婚后才慢慢习得的。简陋却充满心意和努力，是一种顽强的宣誓，代表着“我不怕”“我可以”，或者别的什么。好在只要能炖一炖的东西，她都可以做得很好，很到位。而需要腌制和油炸的，她便露怯，她不熟悉过于复杂的做菜步骤。于是，在那个不希望出差池的重要日子里，我吃到了出自母亲之手的美味的香菇蒸鸡、腌笃鲜、蒸螃蟹，就连螃蟹的酱料也是母亲特为制作的，醋与姜末是最好的伴侣，那样的气味本身就象征着美满、丰盈，象征着平凡日子里的小幸福……我的继父还特地开了一瓶红酒，他看起来很高兴，又像是为我而高兴，为我的出席而高兴。虽然我们都没有说为什么要吃这样一餐饭，但我们心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一起迎来新生活了，也许很久以前不是。或者更确切说是他们两人，迎来了真正明亮堂正的新生活。我还是我，他们却成了更从容的他们。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

我们搬家了。我终于没能写成一手好字，也没有在要搬去继父家的问题上产生过抗争。他们自己装修了房子，给我买了好多新的橱柜，甚至帮我码好了书架上的书。但他们自己用的东西，却都是从我们原来的家中搬去的旧家具。这样的细节令我十分难过，他们在拮据的喜事里为我辟出了最大限度的爱护，这种深沉的情感是我在道德天平的两端常年游移的真正缘故。当我父亲知道我母亲嫁人时，什么都没有问，倒是破天荒安慰起我来，说：“你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呀。”又补充：“我以为你要到结婚，才能有自己的房间呢。”我以为他是真的不在意，但他的确是在知道我母亲结婚之后，速速和我“梅娘”领了证，仿佛带着火急火燎的使命，对我母亲做最后的挑战。那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从来没有说要领证。父亲突然对“梅娘”说，结了婚就可以把户口迁到大自鸣钟的老宅等拆迁。又和我说，结了婚就终于有人在他生病的时候给他倒一杯水。听得人心酸。

我问他：“你真的想好了吗？那么大的事。”

他说：“那怎么办啦，睡都睡在一起咧。有什么区别吗？”

我问他：“你不怕结婚了吗？”

他笑了，没有再多说什么，有点尴尬。像在宽恕我的鲁莽，又像是不屑与我说道。毕竟对于结婚这样的事，我这样的人才是门外汉。那年我刚上大学，许多事似懂非懂，可就连自己似懂非懂这件事，当时我也不会承认。我只是想，也许人结错了婚也没什么可怕的，再结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犹豫。

“花开花谢年年有，就怕美景勿长在。池中的鸳鸯同嬉水，就怕风吹浪打要两分开。”小时候，母亲常常在黄昏里这样唱道。

我和我父母的家，在上个世纪兴建的工人新村筒子楼里，是一间小小的一室户。我父亲搬走以后，我和母亲一起生活也不觉得壅塞。继父来时，我和母亲睡床，继父睡沙发，自然而然。在这件事上，母亲从不会故意对我热络一点，也不会像父亲在时那样容忍我犯的小错误，只是为了“借”我睡一觉。这些平凡又重要的变化，一点点累积成颠覆的强力，仿佛我也置身其中，是一个贡献者。我的不作为，像是一种明确的默许，奉献着自己对原生家庭的一部分忠诚，也日益成为我心底深处再难以洗脱的原罪。许多事我不明白，譬如母亲再婚后，我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搬去继父家。毕竟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能获得更广泛的自由。可在我母亲看来，嫁人就该是如此，再简陋也不该随随便便，需要一个搬场的仪式。她笑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候，我想到我那位不知是鸡还是狗的孤零零的父亲。我母亲言传身教给我的，恰似一种没有温度的、对于婚姻的憧憬，那也是朴素的憧憬。很难说我没有畏惧，但更多的是一种静默的观看。我也慢慢开始观看我自己，观看我所不愿面对的痛苦，诉苦的惯习，或者对失衡的容忍与依恋。

继父家二室一厅，不到五十平方米的面积，我占据了八平方。那是他们两人对我的宠爱、谅解和感激。我不太去住，因为上了大学的缘故，自己的空间显得格外重要了起来。我母亲于是将我们原来住的屋子出租，补贴家用。至此，对我母亲来说，一个时代彻底翻篇儿了。她不必再面对前半生婚姻生活中的垃圾，仿佛只需要留有一个躯壳，得些有限的补偿便足以疗慰过往。那一带老社区，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有时路过，也决意不去想起曾经遥远的亲缘，决意不要与它发生记忆的联结。我们三人曾是以怎样并不算和乐的方式团圆着，又是以怎样并不激烈的方式瓦解了相系一体的命运，我统统不想记得。我们各自生生不息着，越来越像无挂碍。但告别显然不是一种负气。它过于漫长，拖拖拉拉。人与人的组合游戏业已散场，我停在原地，即使什么都没有多想，也看起来有些迷惘。

我是在睡在继父家里的第一夜，忽然有了一种再也回不去的伤感。好像真正的结束是从那一刻才发生的，我、我父亲、我母亲，在我们三人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而当我们死时，也将分崩离析地属于三个墓冢，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亲密过、埋怨过。这一场薄薄的在世缘分，终于尘埃落定。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偷偷地哭了，耳畔还插着庸俗的流行歌曲当作伤心伴奏，看窗外冷冷的路灯白光，直直地照落在床前。那距离我父母分手，居然也过去了快要十年。我在记忆中熟稔地来回穿梭，总不愿面对许多往事早已冷却。我对过往的他们呼呼吹着热气。也对自己，仿佛从来没有放弃。

搬到继父家以后，新生活果然有新气象。我有时在晚上看到母亲和继父两人在客厅里手拉手看电视，会油然而生奇异的知觉。我没有坐在他们身旁，是因为无法破坏这中间弥散的温情的强力。其实在我的童年里，他们就常常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看过的电视，追随着一代电视人辛苦卓绝的技术开拓，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从十四寸，到二十寸……终于静静地把手拉上了。他们依然没有当着我的面，做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我小时候证明不了的东西，如今依然，哪怕他们已经喜结连理，可以合法生儿育女。但他们依然维持着原来的方式相处，像我母亲喜欢的文明戏里描述的夫妻，不是“相爱”，而是“相敬爱”。

我有天斗胆对母亲说：“你们真的没考虑再要一个孩子吗？”

我母亲的表情我永远不能忘怀，那是一种交织着害羞、惊讶，又遗憾的尴尬。

她说：“来不及了。但是谢谢你。”

但是谢谢你。

我心里很温暖。这种温暖背叛了一直以来在我身体中活跃的、对父亲的内疚。如果说我心里还相信所谓的爱情，那便是属于我母亲说过的两句话，一是“妈妈没有用，但妈妈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妈妈要结婚了”，另一句是“宁跟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男人虽不可靠，但还是女人的一种需要。我母亲在情感上是一个勇敢而成功的女人，她值得那种丰盈缤纷的情感生活，也值得拥有我的尊敬。然而，有些日子不知为何，还是显得有些难熬。

与父亲相比，母亲对我而言的精神依赖显得过于隐秘，像水消失在水中。我有时用父亲的眼睛看她，有时用继父的眼睛。独独不愿意用女儿的视角。我总是当不成一个像样的女儿，对父母的旧日时光有着太过浓厚的兴趣。我对自己的由来产生过深切的怀疑，我害怕自己不曾是爱的产物。可即使真的不是，那又怎样。一切都如火车呼啸而过，我所谓的伤感只是青春期里浮光掠影的尘埃，再怎样放大它，也不可能大过一颗皮球，更不用说是一颗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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